并非西方式的战争

“希腊人有个词是这么说的”，人们常这样说道，在希腊人留给我们的词汇当中，有一个词是“混沌世界”。在希腊神话当中，混沌世界是在众神创造宇宙之前就存在的无序的虚空。而在希腊的战争当中，混沌世界是波斯将军马铎尼斯在公元前479年8月的一个早晨看到的场景。当时，太阳正在普拉提亚城的上空升起。众多全副武装的希腊步兵已经在俯瞰马铎尼斯营地的山坡上驻扎了一个星期。就在前一天夜里，希腊人开始撤退，但场面一片混乱。有些人拒绝后撤，坚称撤退是懦夫的行为；有些人听从了命令，但走错了方向；有些人则干脆消失不见了。

这是马铎尼斯的机会。一条险峻的山脊将斯巴达人与其他希腊部队分隔了开来。因此，马铎尼斯带领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直冲斯巴达人的队伍。很快，其他的波斯部队也冲散了斯巴达人，向前冲锋，淹没了与之数量悬殊的斯巴达人。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波斯人跟希腊人一样勇敢、强壮，但他们没有盔甲，没受过训练，也不像他们的对手那样有作战技巧。他们时而一个一个，时而十几个人一起冲进斯巴达人的队伍。但不管他们的数量是多是少，这些冲进去的人都被砍倒了。”

“马铎尼斯骑着白色战马，由上千人的精锐部队簇拥着。他出现在哪里，波斯人就会猛烈地进攻哪里。马铎尼斯活着的时候，波斯人奋勇作战，杀死了许多斯巴达人；而在马铎尼斯阵亡，他的护卫亲兵也被消灭了之后，剩余的波斯人很快就被击溃了。他们转过身去开始逃命。”希罗多德总结说，残酷的现实就是“波斯人……他们有很多人，但没有多少真正的士兵”（见图2–1）。

图2–1 真正的士兵：在一个大约制作于公元前470年的雅典红绘花瓶上，一名希腊重装步兵刺穿了一名没有铠甲的波斯士兵

资料来源：Scala授权/艺术资源，纽约。

军事史专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认为，这说明作战方式的不同会影响其后历史的走向。汉森认为：“在过去的2 500年里，一直有一种西方式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是西方人作战方式的共同基础，并不断地传承了下去。正是这种作战方式，使得欧洲人成了文明史中最具杀伤力的士兵。”

汉森将这称作西方式的战争。汉森说，这种方式由希腊人发明出来，他们从公元前700~前500年左右开始把穿戴全副铠甲的长矛手方阵的正面冲撞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汉森总结道：“正是西方人这种对步兵大规模交锋、自由民在战场上用开刃的武器相互搏杀的渴望，在超过2 500年的时间里让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对手感到困惑和恐惧。”

已故的约翰·基根是20世纪军事史学泰斗，他让这种观点更进一步。基根认为，自希罗多德的时代以降，就有“一条分界线，将（西方的）作战传统和大草原[1]及近东、中东地区以间接、躲避、僵持为特征的作战方式区分开来，在大草原的东侧和黑海的东南侧，战士们延续了与敌人保持距离的习惯；而在大草原的西侧和黑海的西南侧，战士们不再谨慎从事，而选择近身搏斗”，马铎尼斯来自这条分界线的另一侧。

在上一章的结尾，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罗马人缔造了罗马式的国家，而古代的许多其他民族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汉森和基根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作答：罗马人之所以能缔造罗马式的国家，或许是因为他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西方式的战争，而只有这种直接的、血腥的战斗才能缔造利维坦。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当我说到战争是有好处的时候，我的意思其实是，西方式的战争是有好处的。

要想验证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希腊人在普拉提亚的作战方式是否是独一无二的；其次，我们需要知道庞大、安全、繁荣的社会形式是否也是西方独有的。

在本章里，我将尝试说明两点：首先，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其次，这一事实反而让这些问题变得有趣。当我们把视野从地中海沿岸延伸到世界其他地方时，我们就会发现罗马人能创造出罗马式国家的真正原因，由此，我们也能发现用来解释“战争为什么是有好处的”这一问题的关键线索。

为什么一些帝国比另一些更幸运

首先，我将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庞大、安全、繁荣的社会形式是西方独有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普拉提亚之战结束后的2~3个世纪里，一些十分相似的帝国崛起于亚欧大陆，西起地中海，东抵中国。而在大洋彼岸，一些稍小但同样令人敬畏的国家也统治着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地区的一部分。

在这些帝国的极盛期，它们中的翘楚——西方的罗马帝国、中国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孔雀王朝——各自占据着150万~2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统治着3 000万~6 000万人口，并且将其（大部分）军事力量转化为了生产力量。在每一个帝国中，暴力死亡率都迅速下降，人民很好地利用了自身的生产能力，创造了相对和平富足的盛世。

总的来说，我们对汉朝和孔雀王朝的了解要少于罗马，而对美洲大陆的国家的了解就更少了。在美洲，留下的证据十分匮乏，以至于专家们甚至无法在何地最先出现利维坦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明（约公元前1200年）和秘鲁的查文德万塔尔文明率先形成了利维坦。不过，主流观点认为，直到1 000年之后，当莫切文明出现在秘鲁、阿尔班山和特奥蒂瓦坎城邦出现在墨西哥时，美洲才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有效的政府。它们统治着上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上百万的人口。它们留下了伟大的遗迹，监管着复杂的贸易网络，主导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它们仍然没有文字。

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个坏消息。就算考古学的发现再多，它能告诉我们的关于利维坦的事情也还是有限的。或许，在特奥蒂瓦坎发掘出的人祭遗迹表明，这一文明要比亚欧大陆的古代帝国更加暴力，可是，罗马人同样也会蜂拥着去观赏角斗士把对手大卸八块（有很多被肢解的角斗士遗骸被发掘出来），所以这个结论也未必成立。在位于安第斯山地区的瓦里帝国的皇家墓穴中，人们发现了60具尸体。这一墓穴大约修建于800年，而那时亚欧大陆上的帝国们早就抛弃了这种行为。因此，这或许说明美洲的暴力程度要高于亚欧大陆。但如果我们要深究的话，这样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进行系统性的比较。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中美洲的塔西陀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们目前没有找到这个人，而且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这个人。通常来说，一个利维坦越是强大，那么它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留下的证据往往就越多，因为强大的政府需要建设很多东西，并且进行大量文字记载。缺乏文字记载这一点本身，可能就意味着美洲的利维坦的统治水平还不够高，没有让文字记载变得不可或缺。这或许意味着，美洲的利维坦从未像罗马那样接近丹麦的水准。

帕提亚帝国的中心位于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其发展程度似乎处于罗马和美洲国家两者之间。帕提亚人继承了西亚绵延千年的文字传统，也拥有能读会写的统治者和官僚，但只有少量的文字流传至今。其中有一部分技术因素。帕提亚的官员们曾经在用黏土烧制的碑上写字，这种材质可以永久地保存下去。然而，他们后来开始使用羊皮纸和纸莎草纸，而这些材料不一定能保存很久。并且，在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朗的宗教领袖们的阻挠下，考古学家的发掘工作被严重延缓了。但这并非全部的原因。帕提亚的政府也比较弱小。罗马的作家们惊讶地发现，帕提亚的贵族们无法无天（埃利亚斯不会同意这一点），有时甚至掌控着独立的小王国的实权。他们经常彼此征伐，无视国王的存在。

不过，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就不同了。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朝之间的相似性令人印象深刻。在经历了公元前4~前3世纪愈演愈烈的战争之后，汉朝创造了可以媲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中国盛世”，在辽阔的国土上实现了和平。战士式的墓葬在公元前3世纪还很常见，但在公元前2世纪就消失了。旅行者们出行时不再携带武器，用土垒成的城墙逐渐荒废。律法取代了战争。

像罗马一样，汉朝政府也会镇压匪徒和海盗，官员的过激行为也会受到惩处。公元前1世纪的地方官尹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因在都城长安肃清暴力团伙而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但是在那之后，他在今天的河北[2]省某地担任地方官时，因为在保障社会安全时使用了过当的武力而遭撤职。

就像罗马一样，汉朝时的中国也并非天堂。比起今天任何一个局势稳定的现代国家，汉朝的暴力程度都更高。官员们经常抱怨百姓们经常恣意妄为，甚至雇用匪徒杀害自己的敌人。那些官员自己也并非无可指摘。在这里，你无权保持沉默：按照官方的指导办法，调查杀人案件需要找到多个证人进行反复盘问，还要寻找物证。但在这一指导办法的最后，还会不经意地加上这么一句：“如果案件没有进展……可以对那些身份适合受刑的人进行杖责。”

不过，比起更早的时期，汉朝无疑在通往丹麦的道路上。在汉朝之前，法律规定可以对使用轻微暴力的人进行割鼻、割耳、割脚和割手的刑罚；而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可以在犯罪者的头上钻洞、切除数量不等的肋骨、砍头、活埋或是腰斩。这些可不仅仅是说来吓唬人的。在墓葬中发现的庭审记录表明，这些刑罚真的会被采用。

埃利亚斯在他的经典著作《文明的进程》一书中曾经说道，和平的关键是让那些富人们头脑冷静下来。在这一点上，“中国盛世”做得要比“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更好。由于帝国们可以让其内部的地区变得更和平，因此往往将部队派往边疆地区。不过，罗马人仍然从帝国的各地招募士兵，诸如地理学家普林尼和历史学家塔西陀这样的可敬的人也会在律师、作家、指挥官等角色中进行切换。而中国则更进一步。汉朝用犯人充军，或是从帝国之外招募士兵。如此一来，汉朝的士大夫们就仅仅需要做文职工作。罗马人拥抱了斯多葛主义，这教会他们忍耐自己不喜欢的事物，而不是勃然大怒去杀人；汉朝的精英们则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儒家学说，文官的地位要高于武将的地位。在中国，教育和文化对于人生成功的意义甚至要远大于罗马。

相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南亚。不过，要想摸清印度盛世的轮廓，要比在中国和罗马困难一些。人们常说，蹩脚的工匠抱怨他们的工具，而蹩脚的历史学家经常抱怨他们的史料。但事实是，我们对印度的孔雀王朝的了解确实要少于对罗马和汉朝的了解。古代印度流传至今的文件十分罕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事论》（Arthashastra），一部800页的关于治国之道的论文[3]。但这本书消失了多个世纪，一直到1904年才重新浮出水面。当时，一位地方学者（没有一位官员记载了他的名字）把用棕榈叶写成的、幸存的最后一部手抄本夹在腋下，走进了位于印度西南部的迈索尔东方图书馆。

《政事论》记载了各种东西，包括怎样建设一座堡垒和国王应当拥有多少名理发师。除此之外，它还记载了复杂的司法体系，其中罗列了地方治安官在调查杀人案和殴打事件时必须遵从的规则；被怀疑过失造成病人死亡的医生必须提交报告；被人看到虐待动物的村里头人也要提交报告。法律为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暴力犯罪设置了处罚方式，并且有着十分细致的区别。比如，在殴打事件中，向对方吐口水和对着对方呕吐的处罚方式是不同的。不仅如此，根据吐出的液体接触到受害人的位置（腹部以下、腹部以上或是头部）的不同，相应的处罚也是不同的。

无疑，《政事论》让人们感到孔雀王朝对于镇压暴力一事是很认真的。该书的作者考底利耶（Kautilya）在书中也不是信口雌黄。公元前320年，他领导了最终缔造了孔雀王朝的起义，并且担任了孔雀王朝开国之君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的首席顾问。

考底利耶的地位使他十分适合描述孔雀王朝的制度，但是这也是问题所在。考底利耶究竟描写的是现实，还是理想中的国王应该做的事，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无法达成共识。甚至有人还质疑《政事论》一书究竟是否为考底利耶所写。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东西（比如中国的丝绸）显然是在成书多年之后才传到印度，而且通过对该书的用语的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在考底利耶死后多年由跨越几个世纪的各种资料堆叠而成的。

还有其他一些证据可以用来与《政事论》做比对，但这些材料也有它们自身的问题。希腊使节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曾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抵达孔雀王朝的首都巴连弗邑，并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他应该见过考底利耶）。麦加斯梯尼记载说，印度人极为遵守律法，以至于旃陀罗笈多的军队作战时，他的士兵不会蹂躏乡间，更不会杀戮农民。不过，麦加斯梯尼也曾记载说，印度人的脚前后长反了；还说印度的狗咬人时过于凶狠，眼珠子都会突出来。有鉴于此，对他的记载应当存疑。

除《政事论》之外，最重要的资料是后来的国王阿育王立下的39根石柱上的碑文。这些碑文是他于公元前260年左右[4]征服了羯陵伽之后刻下的。与皇家敕令中常见的歌功颂德截然不同，阿育王宣称“在征服羯陵伽的过程中，受众神爱戴者（指阿育王自己）感到自责，盖因征服之中的杀戮、死亡和人民的流离失所让受众神爱戴者感到极为悲伤”。

阿育王“在长达1 500英里的边界上赢得了全面胜利”，但现在他宣布将追随佛法。佛法究竟是一个明确的佛教概念，还是阿育王自创的理念，在这一问题上印度学家们尚有争论。但阿育王告诉我们说，佛法是“善行……是顺从……是慷慨……是弃绝杀戮。父亲、儿子、兄弟、主人、朋友、故旧、亲属和邻人都应当说，‘这是好的，我们应当这样做’”。

阿育王在城市和乡间设立了“佛法官”，他们负责施行新法。阿育王还派出视察员监督这些佛法官的工作，后来还亲自检查。就像罗马的情形一样，霍布斯所说的“以力取得的国家”和“按约建立的国家”后来显然结合成了一体。阿育王认识到，“立法的效果不如劝谕”。而他总结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自从设立了佛法，人们的恶就减弱了。在那些受苦的人中，恶消失了，整个世界满是喜悦与平和”。

我们真正需要的，仍然是古代印度暴力死亡率的准确数据，以此来与这些史料对比。但仍然没有这样的数据。甚至在印度的研究中，考古学的作用都不显著。我们几乎没找到任何类型的墓葬，因此我们也无法得知人们是否还把武器视作男性时尚的正常组成部分。在公元前6世纪，防御工事沿着恒河河谷分布，表明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在罗马帝国境内，随着最初的征服战争的结束，大多数城市的城墙就被弃之不理了，而印度的城垒在孔雀王朝的整个存续时期都维持在可以正常使用的状态。其原因仍不为人知。或许，孔雀王朝没有罗马帝国稳定；也可能是因为孔雀王朝的寿命太短（约于公元前320年建立，在公元前185年的一次政变后覆灭），因而变得无用的城墙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败。但在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之前，我们没法确定。

通过考察考底利耶、麦加斯梯尼和阿育王的记载中相吻合的部分，以及印度和中国在法律方面的相似性，我认为孔雀王朝可能就像汉朝和罗马帝国一样让它的子民生活得更加安全了。不过，尽管这个疑问暂时还没有办法得到解答，但是这三个帝国都让它们的子民过得更富庶，在这一点上没有太多值得辩论的余地。

在中国，文字记录和考古学发现证明，经济活动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而变得更频繁。运河、灌溉渠、水井、肥料和耕牛在田间随处可见。铁制工具的数量在增加。货币从一个城市流通到另一个城市，商人将小麦、水稻和奢侈品运往可以卖上好价钱的地方。政府减少了关税，投资建设道路和港口。从拥有50万人口的都城长安到最简陋的乡村，汉代的集市上挤满了富人和穷人，出售他们可以低成本生产出的产品，购买他们无法生产的东西。哲学家们对商人如此轻而易举地致富感到担忧。

中国的考古学家尚未搜集到足够的数据画出类似图1–3这样表现出生活水平提高的图表。不过，从2003年开始，在三杨庄的发掘提供了仅次于此的证据。

11年的一天，黄河决口了。倾盆暴雨下了好几天，从上游也传来了洪水泛滥的消息，但三杨庄的农民仍然在肥沃的土地上耕作着，希望不会发生坏事。在2 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知晓灾难最初的征兆是什么。或许，他们看到了堤坝崩溃，听到数十亿加仑[5]的褐色河水奔涌而过时产生的低沉的怒吼声。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大雨淋在屋瓦上的噪声淹没了这样的声音。我想，只有当泥水开始从他们的屋门下涌入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暴风雨。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农民扔下了一切东西开始逃命。他们的村庄在这里存在了长达1 000年，然而却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突然消失了。

考古真是个残忍的行当，它让11年发生的灾难变成了一场科学的胜利。这座汉代的村庄完美地保存了下来，甚至被记者称作“中国的庞贝”。发掘者精准地将洪水带来的泥土和村庄本身的泥土分离开来，发现了赤脚的村民和钉着铁马掌的马匹跑过犁好的耕地时留下的印记。

尽管这十分引人注目，但比起这戏剧化的场面，考古学家对农民留下来的平淡无奇的一些东西更感兴趣。这些汉代的农民生活在用泥土砖建造的坚固的房子里，这些房屋与向西4 000英里之外的罗马帝国的房屋惊人的相似。这两个帝国的屋瓦十分相似，两个帝国也都拥有数量庞大、种类多样的铁制工具和精致的陶器。

当然也有区别。在三杨庄，考古学家通过细致地挖掘发现了桑叶在泥土中留下的印记，而桑叶是用来喂养蚕的。罗马人一定很想拥有蚕。在70年，博学但性情乖戾的罗马地理学家普林尼抱怨说，罗马的时髦女性们正在挥霍数以百万计的塞斯特提乌斯购买轻薄的中国丝绸，借此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的风姿。但总体来看，在三杨庄发现的东西与罗马村庄，甚至庞贝城中的东西十分相似。

印度的证据依然不足，但可以显示出相同的特点。像汉朝和罗马帝国一样，孔雀王朝也统一了度量衡，大规模地铸造钱币，制定了商业法律，修建了道路，并且帮助村民开垦新的土地。帝国还鼓励创立商业公会，这些公会在商业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希腊使节麦加斯梯尼的印象中，印度是一个繁荣的地方，考古学家证实了他的这一观点。在这块次大陆上没有发现类似庞贝或三杨庄这样的地方。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孔雀王朝时期的房屋位于塔克西拉和比塔，而这些仍是英属印度时期的成就。在这两个地方的发掘工作很糟糕，即便按照当时的时代标准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在那里的发掘工作仍然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它们表明公元前3世纪的房屋比先前的更大、更舒适，里面的家具也更好。像汉朝和罗马帝国的房屋一样，这里的房屋也有砖墙和瓦顶，几间房屋围成一座院落。多数院落有水井、排水系统、带炉灶的厨房及贮藏室。

对考古学家来说，坏消息是这里没有发生惨剧，因此居民在离开时有足够的时间清空他们的房屋。好消息是，孔雀王朝的臣民是一群邋遢的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陶器的碎片、厨房用具、铁制工具，甚至一些珠宝，这足以证明他们的生活比先前的印度人过得更好。

来到印度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发现了很多令人惊异的事物（会说话的鹦鹉！眼镜王蛇！当然，还有大象），但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公元前200年之后在地中海和南亚次大陆之间蓬勃而起的大规模贸易。普林尼写道：“没有哪一年印度人从我们的帝国攫取的财富会少于5.5亿塞斯特提乌斯（足够养活100万人一年），当印度的货物在罗马出售时，价格是其成本的整整100倍！”

普林尼的计算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然的话，就会有数以千计的商人获得550亿塞斯特提乌斯的利润，而这一数字是整个罗马帝国年产出的3倍。因此，有很多古典学者怀疑此处抄写有错误，普林尼最初写的应该是5 000万塞斯特提乌斯，而不是5.5亿塞斯特提乌斯。近期的发现表明，尽管5 000万塞斯特提乌斯也会令人瞠目结舌，但它可能是准确的。1980年，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得到了一卷从埃及的罗马人居住点劫掠走的纸莎草纸，其年代大约为150年。研究表明，这卷纸莎草纸记载着一艘货船从印度的穆吉里斯[6]驶回埃及时的财务情况。船上运载的象牙、细布和香料价值800万塞斯特提乌斯（古罗马的市价），这笔钱足以养活15 000人一年。罗马对这些进口货物征收25%的关税。如果来500艘这样的货船，就足以支付整个帝国一年的军费预算。

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在印度这一方的书面记录。不过，考古学家从2007年开始在穆吉里斯进行发掘。在前4年的发掘中所发现的罗马葡萄酒酒器数量超过了罗马帝国版图之外任何一个地方的发现。显然，印度是一个繁荣的地方。

看起来，在公元前时代的后期，在罗马、中国和印度，大帝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安全和富裕了；在帕提亚，帝国很大，但是没有那么安全；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地区，国家更小，或许也更不安全。而在这些国家所在的纬度带（北纬20度~35度之间的亚欧大陆和北纬15度~20度的美洲大陆）之外，那些小型的社会或许仍然维持着10%~20%的暴力死亡率。

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呢？为什么只有在这些幸运纬度带上的人们开始走上通往丹麦的道路？为什么它们中的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前行得更快？

囚笼

下面我们解答这个新的问题。在农业文明的中心，人类于公元前10000~前5000年率先学会了种植作物。种植业的开始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三个真正的转折点之一，我曾在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详细描述过这一点。现在我又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种植业开始的地方与几千年后古代帝国兴起的地方是重合的。战争之所以在这些幸运纬度带塑造出了利维坦，而其他地区的人类却仍然生活在贫穷、艰险和野蛮之中，正是因为种植业让战争变得富有建设性。

在波斯人与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交战前约9 000年，世界结束了上一个冰河期[7]，气候开始转暖。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都开始疯狂繁殖。在冰河时期最寒冷的时候（20 000年前），地球上只有不到50万人；10 000年之后，人口总数达到了1 000万。

然后，就像今天一样，全球变暖开始影响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不过对一些地方的影响更为剧烈。让幸运纬度带变得幸运的是，这些地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更适宜那些大籽粒植物和体型大而多肉的哺乳动物的进化。在这些地区打猎和采集的收获要比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多得多。公元前8000年，在地球上的1 000万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生活在这些幸运纬度带。

在冰河时期，人类生活在人数稀少的觅食团体中。但就在冰河时期尚未彻底结束时，在幸运纬度带的一些地方，采集的收获已经非常可观（尤其是在约旦河河谷），那里的人们已经开始永久定居，一年到头都有丰富的食物来源——这可是一种新现象。与此同时，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通过栽种作物、培育动物，人类不自觉地制造了一种选择压力，从而改变了这些食物来源的基因结构。这一过程——驯化[8]——首先在幸运纬度带发生。因为到此时为止，这些地区中有被驯化的潜力的动植物集中度是最高的。

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经典的研究成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 and Steel）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戴蒙德认为，全世界大约有20万种植物，人类只能吃其中约2 000种，而又只有大约200种有被驯化的潜力。其中56种植物的可食用的种子重量在10毫克以上，它们中有50种是原本生长在幸运纬度带的野生植物，仅有6种生长在其他地区。在人类于20世纪前驯养的14种体重超过100磅[9]哺乳动物中，有9种源自幸运纬度带。

因此，驯化首先出现在幸运纬度带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同样的道理，在幸运纬度带内，驯化首先出现在西亚，因为那里潜在的可驯化物种的密度最大。驯化的标志是出现大得不自然的种子和动物，考古学家称之为培育的结果。公元前9500~前9000年，这样的迹象最先出现在侧翼丘陵[10]，彻底被驯化的证据则出现在公元前7500年。

中国也有密集的可供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但其密度仍不及侧翼丘陵。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人们自公元前7500年开始种植水稻，并在公元前5500年完成了对水稻的驯化。粟米和猪在下一个千年里被驯化。在巴基斯坦，大麦、小麦的种植，绵羊、山羊的饲养，以及被驯化的时间也大体在这一时间段里。公元前6500年，在墨西哥出现了笋瓜、花生和类蜀黍（玉米的祖先）的种植，这些作物在公元前3250年被驯化。在秘鲁，藜麦的种植，大羊驼和羊驼的饲养出现在公元前6500年，对其驯化则完成于公元前2750年（见表2–1，59页）。可驯化物种的密度和驯化开始的时间几乎是完全吻合的。

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年，都有更多的野生物种作物被栽种下去，人们逐渐扩大开垦土地面积，播种，锄草，犁地，浇水，施肥。从事种植业也是有代价的：通常来说，农民的工作强度要超过采集者，食物也更加单调，并且不那么健康。但耕种有一种巨大的魅力：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可以获取比采集多得多的食物。随着食物供给的增加，生活在幸运纬度带的人类跟动物一样，他们选择把更多的热量转变成更多的人口。如此，幸运纬度带就越发显得独特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四处游荡的狩猎采集者稀疏地分布在大地之上，每平方英里中的人口密度通常低于一人。

人口爆炸导致了一连串始料未及的结果。首先是种植业的拓展。在最初的农业中心里最好的土地都已经被作物占据了之后，农民们开始大胆地探索新的区域，寻找肥沃的土地。在4 000年的时间里，史前的拓荒者们从最西边的核心驯化带——侧翼丘陵——一直拓展到了法国的大西洋沿岸；从最东边的核心驯化带——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直拓展到了婆罗洲。

另一个不经意间产生的后果是，随着农业发展提升了人口密度，人们找到了更多打仗的理由。不过，并非是种植业本身直接导致了更多战争。从争夺海伦的特洛伊战争到詹金斯的耳朵战争[11]，人类几乎会为能想象得到的任何事情相互杀戮，不过最常引发战争的是财产、威望和女人。而把更多的人放进同一块地盘上（就像把更多的实验室小白鼠放进同一个笼子里一样），只会导致人们有更多机会发生纠纷，并将有更多的人干掉。

考虑到本书想要讨论的话题，在人口过多带来的各种影响之中，最为深远的是那些战败的参战农民的命运。经过千年的演变，这一事实逐渐变得清晰：在一个定居的、拥挤的农业世界打一场败仗与在一个流动着的、人口相对稀疏的采集者世界打一场败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喀拉哈里沙漠中一名名叫≠高[12]的桑族猎人的故事。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与一名叫作戴贝的猎人因为一些食物而发生了纠纷。鲁莽的≠高用长矛刺死了戴贝。随后，戴贝愤怒的家人袭击了≠高。但是在这场冲突中，≠高用毒箭射中了另一个人的背部，致其死亡。≠高意识到自己惹了大麻烦，于是“带着他的人离开了这个地区”（据另一个桑族人在20世纪50年代讲述这个故事时说）。一伙人开始追杀≠高，但在一场导致三人丧生的小规模冲突之后，“≠高和他的人逃走了”。在猎人和采集者的社会之中，总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还有允许其逃窜的空间，就没人能让≠高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不过，≠高最终也死于非命，他的那个团伙中的一个年轻人用长矛刺穿了他的心脏。）

而如果农民打了败仗，他们的命运将迥然不同。尤里乌斯·恺撒记载说，在公元前58年，一个叫作赫尔维蒂的农耕部落为了找到更好的土地，抛弃了他们位于今天瑞士的家园，迁徙到高卢地区。他们知道，高卢地区住满了人，所有的好田地都早已有人定居了。但赫尔维蒂人满不在乎，他们会强抢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埃杜维人的土地。

埃杜维人该怎么办呢？他们可以选择坐等“风暴”结束，祈求会有好运，不过看起来他们的运气并不好。恺撒写道，赫尔维蒂人一来，“他们就烧毁了埃杜维人的土地，把他们的孩子掳为奴隶，攻打他们的城镇”。束手就擒的结果就是死亡、毁灭和奴役。

第二个选项是反击。但（恺撒说）鉴于“赫尔维蒂人远比其他高卢人凶猛得多，因为他们时常与日耳曼人争斗”，很多埃杜维人认为反击不会有好的结果。埃杜维人认为，他们没有作战所必备的经验和组织，而这些也不会凭空出现。不过，埃杜维人中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战斗。有一个名叫杜诺列克斯的人（恺撒评价他“十分鲁莽，极有影响力……有着革命的野心”，听起来就像是高卢人中的≠高）募集了一支骑兵私人武装。他打算利用这次危机的机会，推翻无能的埃杜维贵族，并自封为王，把埃杜维变成一个地方政权。

第三种可能，也是埃杜维人最终选择的道路，是置他们自己于强大的朋友的保护之中。但做到这点并不简单。对大多数埃杜维人来说，眼前最适合的朋友就是恺撒，因为他刚刚被任命为邻近的罗马行省的总督。但杜诺列克斯另有打算。他的本意并非领导埃杜维人对抗赫尔维蒂人，而是希望置埃杜维人于赫尔维蒂人的保护伞之下。然后，赫尔维蒂人将帮助他成为埃杜维人的国王。随后两个部落将联手统治高卢，把罗马的势力驱逐出去。

不过，喀拉哈里沙漠中的≠高和他的团伙可以逃走，再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埃杜维人却没有类似的选项。≠高和他的团伙在迁徙过程中并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埃杜维人会在这一过程中损失掉一切：他们将失去农舍、田园和储藏的食物，几代人挖沟、打井、修梯田、清理灌木丛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而且，即便要走，他们能去哪儿呢？他们的周围都是其他的农耕部落——波伊人、阿维尔尼人、阿洛布罗基人。如果埃杜维人开始迁徙，他们就会变得像赫尔维蒂人一样，只能攻击其他部落，去抢夺土地。

在幸运纬度带，种植业造就的拥挤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两位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家都声称这个想法是他们最先提出的。1970年，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将这一现象称作“界限”。而在1986年，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则将其称为“囚笼”。

卡内罗和曼认为，关于界限或囚笼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些被它困在其中的人们发现自己被迫建立起更大、更有组织的社会，不论他们如何看待这一事实。由于无法逃离敌人，他们要么建立起更有效率的组织，从而能够进行反击；要么就被敌人更有效率的组织吸纳进去。

埃杜维人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他们由于无处可藏，在公元前58年就只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他们可能会被赫尔维蒂人控制；埃杜维人可能与赫尔维蒂人走到一起，组建一个可以控制高卢地区的社群；埃杜维人、赫尔维蒂人和高卢地区的所有人都被罗马人控制（这也是真实发生的结果）。从埃杜维人的角度来看，这三种结果的吸引力各异；而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它们导致的结果大致相同。有人——不论是杜诺列克斯、赫尔维蒂贵族[13]，还是恺撒——将成为高卢的坐寇。一个单一的、更大的社会将形成，由一位国王、一群战士或是一位罗马总督掌控一个比以往的部落贵族政体更为强大的政府。最后，利维坦为了能拥有一群和平顺从的征税对象，将清除高卢地区动荡不安的祸根——部落间的仇杀。

我认为，曼用“囚笼”形容这一过程是最好的。自从我们进化为人类，我们就一直在争斗中相互杀戮。从短期来看，≠高这样的人可能会从打斗中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暴力是没有建设性的，只是《蝇王》这类故事的喧闹的背景罢了。只有当气候变化造就了种植业，并使得幸运纬度带中的人们开始朝着囚笼的方向发展时，战争才开始变得具有建设性，因为胜利者可以把失败者融入更大的社会当中去。

本书中的很多措辞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而把幸运纬度带中的战争称作“建设性的战争”，又把其他地区的战争称作“反建设性的战争”，可能是其中最极端的例子。这样的标签有悖我们的道德判断。把幸运纬度带中的战争称作好的战争，把其他地区的战争称作坏的战争，从很多角度看，这都是显而易见的胡话。比如说，从战争造成的绝对的死亡人数来看，建设性的战争要远远超过反建设性的战争。历史上的一些最具建设性的战争——我使用这个说法的时候，意为最能加速利维坦的成长的战争——也是历史上最为卑劣的战争。无论我们怎么样看待亚诺玛米人，他们至少不像罗马人那样经常把人钉在十字架上。

尽管在道德层面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是事实似乎就是如此。将我们内在的怪兽装进囚笼中的这一漫长、缓慢、仍在进行中的过程，正是由在幸运纬度带发生的建设性的战争促进的。

利维坦遇到红桃皇后

1991年2月27日午夜，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在中东停火。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仅花了100个小时就消灭了占领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80万名联军官兵仅仅牺牲了240人，而伊拉克守军损失了2万人左右。这是现代战争史中最一边倒的胜利之一。

在随后纷至沓来的脱口秀和专栏文章中，政策专家们将越来越倾向于将这场胜利归结为一场军事革命。著名分析家安德鲁·克雷宾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说：“当新的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军事系统，并与足以改变战争的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新型行动理念和组织结构上的相应转变相结合时，就会造就这样的军事革命。”这样的军事革命“包括四个部分：技术上的变革、体系上的发展、行动上的革新以及组织上的改变”。它们会“对战斗潜能和武装部队的效用带来戏剧性的提高——通常是呈数量级的，甚至更加迅速的提高”。

克雷宾涅维奇指出，在过去700年中，西方出现过10次这样的革命。而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告诉我们，“岂有一件事能让人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军事革命也是如此。在那10 000年中，生活在幸运纬度带中的暴力、贫困的农民逐渐变成了罗马帝国、汉朝和孔雀王朝统治下的和平、繁荣的臣民，这基本就是一系列的军事革命。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把各种各样的革命仅仅视作一次长期的军事演进中的迅速变化的一瞬。

在生物学界，持续最久的一场辩论发生在渐进学派及其批评者之间。渐进学派认为，进化是一个稳定的、不间断的过程，其批评者则认为进化包含无事发生的漫长时期和发生较快变化的较短时期。无疑，这场辩论将持续下去，但是在我看来，后一种看法可以很好地描绘冰河时期结束以来的军事演进。一方面，在这10 000年中，微小的变化在逐渐地积累；另一方面，一些戏剧性的革命打乱了故事的节奏。不同的考古学家可能会选取不同的细节，但我选择强调防御工事的形成、青铜武器和盔甲的出现、军事纪律的产生、双轮战车的问世和令人震撼的部队（通常持有铁制武器）组成的大型编队。

如同20世纪末期发生的军事革命一样，以上这些变革的突然出现也得益于技术、组织和后勤的相互作用。但终极的原因是囚笼。所有这些革命，都是为了适应新近变得拥挤的版图；所有这些革命，在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上的大部分地区都以相同的顺序出现（我将在第三章里解释，为什么在美洲发生的情形与此不同）。这就回答了我在本章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希腊人在普拉提亚击败波斯人的方式不是西方特有的，庞大而安全的社会的出现也不是西方特有的，并没有什么西方式的战争这一说。

公元前9500年左右，在西亚的侧翼丘陵带种植大麦和小麦的人们显然是低技术含量、无组织的战士。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坟墓和居所发掘出的东西证明，他们作战的方式就跟人类学家在20世纪观察到的最简单的农业社会的作战方式一样。他们手中最致命的武器是有缺口的石刃。他们或战或逃全看心情，并且打不了几天仗就会发现没有食物了。

因此，当人类学家第一次遭遇当代的石器时代社群时，他们通常会得出跟玛格丽特·米德一样的结论：这些人不是战士。人类学家在新几内亚和亚马孙雨林中看到的仅有的那么几场战斗，参战者看起来都漫不经心。几十个人会组成散漫的战线，然后站在弓箭射程之外嘲笑对方。时不时地会有一两个人冲上前去，他们射上一两箭，再跑回来。

这样的战斗可能会持续一整天，然后暂停吃晚饭。或许第二天早上战斗还会再次进行。如果有人受伤，战斗可能会立刻结束。有时，下场大雨就能让双方停战。这一切看起来都像《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写的那样：所谓的战斗不过是展现男子气概的一些仪式，给那些年轻人机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而（按米德的说法）不需要付出太高的代价。

但由于人类学家通常不会进行太久的实地考察，因此他们很少能看到那些夹在战斗中间的真正的石器时代的厮杀。不管怎么说，战斗都是危险的。不用说那些拿着石质斧头冲向敌人的人，就是那些在敌人放箭时站在原地的人都有可能受伤。人类学家发现，20世纪的石器时代战士们喜欢做的事情是躲起来，然后在趁人不备的时候袭击别人——这样做要安全得多。一小群勇敢的人会溜进敌人的领地。如果他们能碰到一两个落单的来自敌对部落的人，他们就会杀掉这些人；如果碰到的是女人，他们就会强奸她们，再把她们拖回家；如果他们遭遇的是足以反击他们的人群，他们就躲起来。

比伏击效果更好的是拂晓突袭。这种袭击经常出现在人类学的文章之中，常读这类文章的人对这种袭击带来的恐怖都已经感到麻木了。通常，十几名袭击者在前往敌人村庄的路上都会十分小心谨慎。要完成这样的袭击是非常费神的，大多数时候，袭击者在尚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放弃行动。但如果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袭击者会趁着夜色接近他们的目标，然后在拂晓时分发动袭击。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们通常也仅能杀死一两名敌人（通常是晨起之后去小便的男人），随后就惊慌地逃走。但有时他们也会走好运，就像霍皮人所记载的一次袭击。1700年，在位于今天的亚利桑那州，一个名叫阿瓦托维的村庄遭到了袭击。

就在天空现出拂晓时分的黄色时，在密室[14]屋顶的塔帕罗站起身来，挥舞着他的毯子。于是，袭击者爬上了台地的顶部，开始了袭击……他们点燃了密室屋顶上的木柴垛，再把着火的木柴顺着窗口丢进去。随后，他们开始向下方的男人射箭……只要遇到男人，不管是老是小，一概杀掉。有时候，他们直接把人抓起来，丢到密室里面去。不管是男人还是男孩，他们一个活口都没留。

成捆的干辣椒挂在墙上……袭击者把这些干辣椒弄碎……再把粉末撒到密室中燃起的火焰之上。随后，他们就关上了密室的窗子……辣椒着火了，混在浓烟之中。密室里一片哭声、喊声和咳嗽声。过了一会儿，屋顶的梁木也起火了，随后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塌了下去。终于，喊叫声消失了，化作一片寂静。最终，屋顶坍塌在死者之上，将他们埋葬，只剩下一片寂静。

这样的突袭很适合石器时代的社会。他们较为平等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没有人能确保执行严格的纪律，而只有这样的纪律才能让斯巴达人在波斯人朝他们射箭时坚守不动。而在这样的突袭之中，没人需要把自己暴露在那样的危险之中。在行动开始之前，一旦被人发现，袭击者随时可以逃走。这样的袭击几乎没有风险。只是，除非袭击者杀掉了所有人，不然被袭击的村庄几乎肯定会用同样的袭击进行报复。

以牙还牙的突袭和反突袭是造成现代石器时代社会惊人的暴力死亡率的元凶，而史前社会的考古发现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在20世纪亚诺玛米人生活的地区和新几内亚的高原上，突袭最终导致数英里宽的地带变成了危险的缓冲带，没有人会住在那些地方。我们仍然可以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恺撒和塔西陀分别记载说，在罗马人统治前的高卢和日耳曼，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考古学家也证明，此类事情曾发生在史前的北美洲和欧洲。

缓冲带策略显然是有效的，但是很浪费。很早之前，人们肯定就知道，他们有另外一种选择：与其放弃大好的土地，不如修建一道足够高大的城墙，把袭击者隔绝在村庄之外。但这种选择本身也有问题，因为修建防御工事需要有纪律和后勤保障，而石器时代的社会最缺乏的就是这两样。更糟糕的是，如果村庄A能很好地组织起人手修建起城墙，那么此时的村庄B的纪律和后勤保障水平可能就足够发动一次认真的围攻战了。

在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一书中，有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场景：红桃皇后和爱丽丝突然开始没缘由地在乡间疯跑。她们跑啊，跑啊，“快得仿佛在滑翔”，但爱丽丝随后发现，她们仍然在出发时的那棵树下。爱丽丝不太高兴地对红桃皇后说：“在我住的地方，只要快快地跑一会儿，总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红桃皇后感到很惊讶，她对爱丽丝解释：“你瞧，在我们这儿，得拼命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生物学家将这种红桃皇后效应升华为一种进化论原理。他们发现，如果狐狸进化得可以跑得更快，从而可以捉到更多的兔子，那么就只有跑得最快的兔子才能有繁育后代的机会，从而使新一代的小兔子们跑得更快。同样地，也只有跑得最快的狐狸才能捉到足够多的兔子使自己生存，并且使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所以，这两个物种都得拼命地奔跑，才能使它们留在原地。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家们制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时，红桃皇后效应经常被用以描述战争的疯狂。军备竞赛的批评者们说道，没有哪一方有什么收获，只是大家都变得更穷了。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详细讲述。现在，我要说的是，在史前时代发现红桃皇后效应也是件很有趣的事。

尽管对于防御工事首次出现的时间还有争论，但这一发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在公元前9300年，生活在约旦河谷杰里科的人们就曾建起一座令人生畏的塔。但很多考古学家怀疑这座塔究竟是否具有军事功能。即便具有军事功能，这座塔的功效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在其后的5 000年内都没有什么防御工事发现，一直到一道在公元前4300年建立于今土耳其梅尔辛的墙的发现。

在梅尔辛的墙之后，西亚的防御工事就出现得比较频繁了。到公元前3100年，苏美尔（今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城有了一道6英里长的城墙。尽管这道墙令人叹为观止，但是修建这道城墙的居民的定居点却被摧毁了。这说明，就在人们拥有了足够的组织能力修建这样的城墙时，人们同时也拥有了足够的组织能力攻克这样的防御工事。或许，我们可以总结说，苏美尔人就像红桃皇后一样，拼命地跑着，才让自己留在了原地。

不过，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幸运纬度带核心区域的农耕社会在拼命地跑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跑到了另一个地方。在我们的军事演化史中，产生于公元前倒数第四个千年的防御工事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次革命性飞跃。当时的社群已经有能力建设这样的城墙，并且攻克敌人修建的城墙，这或许意味着战争已经开始变得富有建设性。利维坦开始展现自己的实力，创造出更大的、更有组织的，并且可能（除非我们获得更多的可供研究的骸骨，否则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更和平的社会，有能力达成那些以前力有不逮的目标。战争不再是以牙还牙式的突袭。战胜者开始融合战败者，创造出更大的社会。

但这一过程也并不美好。在公元前倒数第三个千年的苏美尔，文字已经发展到可以流传诗歌的程度。其中一首诗可以让我们隐约听到那些在野蛮的压迫下沉寂的成千上万人的声音。“呜呼！”它悲歌道，“属于我的那一天，我被毁灭的那一天！”

敌人的铁蹄踏进我的厅堂！

敌人把肮脏的双手向我伸来！

……敌人剥去了我的袍子，披在他的妻子身上，

敌人夺去我的珠宝，挂在他的孩子身上，

我只得徘徊在他居所外的步道上。

不过，这样的野蛮行径带来的结果，是更少的城市统治着更多的人民。到了公元前3100年，就在乌鲁克修建其6英里长的城墙时，它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苏美尔的大部分地区。乌鲁克进行征服或殖民的脚步，似乎一直向北延伸到了今天的叙利亚，涵盖了布拉克丘（公元前3800年在那里发生了一场大战）和哈布巴卡比拉。

规模更大的乌鲁克社会发展出了更复杂的内部结构。它拥有真正的城市，城内居民数量达到万人以上；国王宣称自己是神的后裔。最终，坐寇们制定出法律，统治着做记录、征税收的官员。用他们喜欢的措辞说，他们对待自己的子民，仿佛牧羊人对羊一样。

最初的统治多个社群的利维坦，虽然没有以前的社会平等，但更富有，也很可能更安全。由于缺乏数据支持，所以我们自然只能大体靠猜测。但在人口高度稠密的尼罗河谷地，这似乎是不容置辩的事实。尼罗河谷地中的农民被沙漠限制在狭窄的一条土地上。在几个世纪的争斗之后，公元前3300年，有三个小国家出现在了尼罗河谷地的上游。到了公元前3100年，这里就只剩下了一个国家，其国王那尔迈（Narmer）成了第一位统治整个埃及的法老。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在500英里长的国境上消除了战争，把坐寇统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当同属一个千年的国王们还热衷于称自己像神一般时，法老们干脆说自己就是神；当其他国王还在修建神庙时，法老们兴建了金字塔（吉萨的大金字塔重达100万吨，时至今日仍是地球上最重的建筑）。

在今天看来，神君的说法显得甚是狂妄自大，但是在集权方面有着良好的效果。据我们所知，埃及的贵族们开始全神贯注于赢得皇室的青睐，因而基本放弃了彼此之间的武力竞争。这样的现象就像埃利亚斯于45个世纪之后在欧洲观察到的基本一样。从那个时期流传至今的艺术和文学只能为我们塑造出一个非常笼统的印象，但是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按照古代的标准，古王国时期的埃及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地方。利维坦战胜了红桃皇后。

同一个充满矛盾的假设

在产生利维坦的道路上，西亚和埃及（考古学家通常将它们统称为“新月沃土”）领先了。不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之中，幸运纬度带的其他农耕社会也走上了大致相同的道路。就像我们可以设想的那样，农耕开始的时间与城市、利维坦、防御工事出现的时间大体吻合。一个地区在冰河时代的末期拥有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密度越大，那里的人们就会越快地学会农耕，进而使得囚笼效应让那里的战争更早地变得富有建设性。

要想说明这一切，没有比画一张图表再合适不过的了。在我看来，表2–1可以很好地展示在幸运纬度带发生的一切。在耕种出现之后，通常要花上2 000~3 000年才会出现对动植物的驯化。在驯化出现后的3 000~4 000年内，会开始出现修筑城墙的城市、神一样的君主、金字塔形的纪念物、书写和官僚政治（巴基斯坦：约公元前2800年；中国：约公元前1900年；秘鲁和墨西哥：约公元前200年）。

表2–1 公元前10000年~前1年的囚笼效应与军事演化

注：军事发展用斜体字表示，社会发展用正常字体表示。连线的存在只为了让各个阶段看起来更清晰，并不代表各个区域之间有某种联系。

从表2–1还能看出，进步通常是一起出现的。在亚欧大陆，青铜武器和盔甲的发明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青铜武器和盔甲的发明作为宏大的军事演化史中的第二个革命性的变革，通常与防御工事、城市和政府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出现。早在公元前7000年（驯化阶段后的500年），西亚的工匠们就已经开始用铜制作漂亮的装饰品了。但直到公元前3300年左右，他们才学会将铜与锡或砷混合在一起制作青铜，这种金属的强度足以制造武器和盔甲。恰在利维坦于乌鲁克出现时，青铜工艺才在新月沃土一带腾飞。这两者之间很可能是有关联的：在南亚和东亚，青铜也是与城市和国家一同出现的（不过，美洲的情况大不相同，我将在第三章里讨论这一问题）。

在战场上使用金属武器似乎直接导致了第三场革命，这场革命再一次最先发生在新月沃土。手里拿着青铜尖的长矛是一回事，而要有勇气走到一个人的面前，用长矛刺死他，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当这个人和他成百上千的战友们也准备用长矛刺死你的时候。要想真正用好金属武器，就必须有军事纪律这种让士兵们坚守阵地、服从命令的艺术。

可以说，这是古代军事革命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变革。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与一群无纪律的乌合之众之间的差距，就像“马尼拉的震颤”[15]与酒吧里两个醉鬼互殴一样大。那些在接到命令之后，敢于冲上前去杀敌或是冒着滚油、落石、箭矢的危险攻城的士兵，往往会击败那些缺乏纪律的士兵。较为可靠的指挥和控制、能够按照命令进行调整的阵型以及遵守命令的士兵，这些进步将会改变一切。

不幸的是，考古学家没办法发掘出“纪律”来。目前发现的证据，只能证明在几个世纪之后出现了有纪律的部队，但是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军队的纪律是与集权政府几乎同时出现的。也正是在此时（公元前3300年的新月沃土、公元前2800年的印度河河谷、公元前1900年的中国），两军对垒的场面开始变得和突袭与围攻战一样常见了。说服年轻人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服从命令，这是利维坦最初的伟大成就之一。不过，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史前时期的酋长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点的，仍然是考古学中最令人费解的问题之一。

最早的有形证据出自艺术。石器时代的洞窟绘画，有的有着上万年的历史。它们经常描绘成群的人相互射箭和投掷长矛的场景（见图2–2）。不过，有一块雕刻于公元前2450年的苏美尔浮雕展现了不同的内容。这块被称作“秃鹫石碑”的雕塑（见图2–3）描绘了在拉格什国王恩纳图姆（Eannatum）率领下的部队，这些步兵戴着头盔，手持长矛和大盾，排成密集而有纪律的阵列。拉格什士兵们正迈过死去的敌人。一旁的一块碑文记载说，乌玛占领了拉格什的一些田园，而恩纳图姆在与乌玛人进行的对阵之中取得了胜利。恩纳图姆随后将乌玛和苏美尔余下的大部分地方都并入了他的王国。

图2–2 屠杀的号令：史前时期的洞窟壁画上描绘的混乱的战斗。这幅壁画绘于公元前10000~前5000年的西班牙

资料来源：让·吉莱纳和让·萨米特，《战争的起源：史前暴力》，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1年，105页。

图2–3 纪律的诞生：这幅浮雕被称作“秃鹫石碑”，创作于公元前2450年的拉格什（今伊拉克），是已知的最早的描绘士兵组成阵列的作品

资料来源：吉亚尼·达利·奥尔蒂/艺术资源档案，纽约。

显然，苏美尔士兵有着足够的纪律性和团队精神，使他们可以通过决战决定战争的结局。苏美尔士兵抛弃了由来已久的打了就跑的传统，不顾危险地靠近敌人。在公元前2330年左右，阿卡德的萨尔贡大帝（King Sargon）甚至夸耀：“有5 400人每天在我面前吃饭。”他显然指的是一支常备军。他的臣民为他的军队提供食物、羊毛制品和武器，因而他的军队可以一直操练。

野蛮的战士正被转化为有纪律的士兵。现代的职业军人除去了平民生活中的自私，将忠诚、荣誉和职责上升为基本美德。虽然萨尔贡大帝的士兵们的纪律性或许不会打动恺撒的百夫长们，但在公元前倒数第三个千年的苏美尔和阿卡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宁愿战死也不愿有辱其所在部队的士兵。

结果很清楚。阿卡德征服了今伊拉克的大部分地方，击败了拉格什、乌尔和乌玛，推倒了它们的城墙。萨尔贡大帝任命了总督，在叙利亚修建了防御工事，一直打到高加索山区和地中海。他的孙子甚至来到了波斯湾的另一侧。在那里，有一块碑文写道：“有32个来自海的那一边的国家加入了这场战斗。但他还是胜利了，征服了它们的城市，杀掉了它们的王子。”

就像2 000年后的罗马一样，萨尔贡大帝的阿卡德城接下来在与印度的贸易中变得富有。印度河谷如果在公元前2300年还没有见识过富有纪律性的军队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算是见识到了。但要想找到公元前倒数第三个千年的南亚拥有这样的军队的证据，那实在是太难了。实际上，表2–1的底部表现出了一些更复杂的情况。在公元前的倒数第三个千年，印度河河谷是第二个形成城市和政府、出现防御工事和青铜武器的地方，比新月沃土地区要晚上几个世纪，但要比东亚地区早上几个世纪。然而，到了公元前最终的那个千年，南亚却掉到了第三位，远远落后于东亚。

从表面上看，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印度河河谷的文明约在公元前1900年崩溃了。城市被废弃，人民抛弃了利维坦，打破了表2–1中的进程。南亚地区下一次看到城市和政府的出现，已经要等到近1 000年以后了。而且，那时的城市和政府没有出现在印度河平原，而是出现在恒河平原。而与此同时，未曾经历过类似崩溃的中国早已走在了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