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极限

这个计划没能成功。阿古利可拉再也没有回到喀里多尼亚，而是在意大利的阳光之下度过了他的退休生活。他的部队中最精锐的部分被派遣到巴尔干地区，其余的退回到英格兰北部一连串的堡垒中。他们的征服结束了。

从1973年起，考古学家们开始在罗马人留下的堡垒之一——文德兰达的有毒的垃圾填埋场里进行艰苦的挖掘工作。在一个浸满了排泄物，连氧气都无法渗入的坑中，他们发现了几百封士兵的信件。这些信用墨水写在木板上。最早的一封写于90年，也就是阿古利可拉的战役结束后不久。其中一些信的内容很有趣，包括一个生日派对的邀请函，但大多数都很无聊。1世纪，在不列颠服役的罗马士兵脑子里想的事情跟21世纪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国大兵们差不多：家里的消息、糟糕的天气，以及对啤酒、暖和的袜子和美味的食物的无尽渴望。守备军的生活在过去的2 000年中没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阿古利可拉的余部在这些堡垒里继续留守了近40年。他们给家里写信，冒死与喀里多尼亚人进行小规模战斗（文德兰达另一封被小便浸过的记录中写道，“他们有好多骑兵”），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们在等待。他们一直等到2世纪20年代才离开这里。不过，他们并没有去取得新的胜利，而是被哈德良（Hadrian）皇帝派去修建那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横断不列颠的长城。罗马放弃了征服北方的计划。

在塔西陀看来，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图密善皇帝嫉妒阿古利可拉的战功。也许他是对的。但是对统治者来说，他应当看到大局，而在80年，局势突然变得不妙了。甚至在格劳庇乌山战役之前，图密善就已经开始从阿古利可拉的军团中抽调部队，返回欧洲大陆加强莱茵河防线。85年，皇帝又把最精锐的部队撤出不列颠，为的是重固摇摇欲坠的多瑙河前线。这一战略重心的转变奏效了，罗马守住了多瑙河边境。但图密善从中得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从建设性的战争之中，罗马已经不能再得到多少好处了。

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正逐渐滑向这种观点。在公元前11~公元9年，奥古斯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一场战争。如果他能够取得成功，那么这场战争将是罗马有史以来进行得最具建设性的战争——奥古斯都将可以把罗马的东北边界推进到易北河，将今荷兰、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及几乎整个德国纳入罗马的版图之中。但这场战争收获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在通往黑森林的蜿蜒的小路上，罗马人的队伍前后绵延了10英里之长，士兵的弓弦和铠甲都浸泡在瓢泼大雨之中。就在这时，罗马人的向导背叛了他们。罗马人遭遇了伏击。在持续了3天之久的战斗中，约有20 000名罗马人被杀；更让罗马的战士阶层感到惶恐的是，居然有3面军团旗帜落入敌手。在接下来的10年，罗马军队烧杀劫掠，进行报复。但这场灾难最终让罗马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帝国的大战略。征服看起来得不偿失。当奥古斯都于14年驾崩时，他的遗嘱中只有一条战略建议：“帝国应当维持其现有的疆界。”

他的继任者们大多遵循了他的遗愿。只有克劳狄乌斯（Claudius）破坏了这一规矩，他于43年入侵不列颠；而随后，图密善就在1世纪80年代结束了不列颠战役。在101年之后，图拉真（Trajan）进一步违背了奥古斯都的遗愿，他发兵占领了今罗马尼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当哈德良在117年继承他的帝位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很多新占领的地盘。

罗马的皇帝们逐渐达成了一种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17个世纪后被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之一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视为战争的基本准则之一：“胜利也有其顶点，超过这一顶点，就会发生剧变，遭到反击，这种反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要大得多。”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认识可能是他亲身观察到的（他目睹了拿破仑在1812年超过顶点后的灾难性的经历。当时，克劳塞维茨在为俄国效力，因为当时他的祖国普鲁士已经退出了战争），也可能来自他对罗马的战争的深入研究。无独有偶，现代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也对顶点那充满矛盾的本性有着深刻的研究，并且写出了迄今为止关于罗马大战略的最好的一本书。“在战略的领域中，”鲁特瓦克写道，“一个行动不可能永久地进行下去，它很可能会变成自身的反面。”

几个世纪以来，征服战争在长期来看都是具有建设性的，它创造出使人们生活得更安全、更富足的、更大的帝国。但当古代的帝国主义接近其顶点时，充满矛盾的战争逻辑就把所有事情都转向了反面。战争非但不再具有建设性，反而变得具有反建设性。战争开始让大的社会崩解，让人们变得贫穷，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危险。

征服带来的回报开始减少，这是古代帝国接近其顶点的第一个征兆。只要罗马人还留在地中海附近，国土面积的扩张就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水运相对便宜，也更快捷。然而，在这个军队的行军速度跟牛车相近的世界里，把疆域扩张到德国、罗马尼亚和伊拉克这样的内陆地区就会导致成本上升。通过陆运将1吨谷物运送10英里所产生的成本，与通过水运将1吨谷物从埃及运送到意大利的成本相当。即便罗马拥有举世闻名的道路网，但是到了1世纪，无论是以金钱还是以荣誉衡量，罗马从战争中得到的利益几乎远不及损失。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中国的统治者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公元前130~前100年，汉朝的军队狂飙猛进，把今甘肃、福建、浙江、云南、广东，以及中亚的一大片土地，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和越南的一部分都纳入了帝国的版图（更不要说深入蒙古的惩罚性打击了）。但在公元前100年之后，长安的朝廷开始觉得，在战争中投入那么多人力、财力实在是得不偿失。军队离黄河和长江越远，其耗费就会越高，而带来的利益反而越少。在公元前1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汉朝军队再度向中亚和缅甸推进，随后又进入了一个间歇期。在23~25年的内战之后，汉朝的扩张基本上停止了。

在1世纪，罗马帝国和汉朝已经征服了面积相近的领土（分别约200万平方英里），统治着数量相近的人口（分别为5 000万~6 000万人口）。它们的皇帝们面临的问题也是相似的，也几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召回了雄心勃勃的将领们，在越来越固定的边界上修建城墙，并且把数以十万计的士兵们安置在类似文德兰达这样的要塞中。事实上，在中国荒芜的西北边疆中发现的一些遗迹甚至超过了文德兰达的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悬泉置这个汉代的军事驿站中，发掘者们发现了23 000封没有寄出的信件。这些写在竹简上的信大约写于公元前111~公元107年（其中很多信都在抱怨驿站太不靠谱）。

1世纪的皇帝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争不再像以往那样有收获了，但他们看不到，正是建设性的战争的巨大成功改变了整个大环境。公允地说，人们总是很难看清楚应当在何时收手。克劳塞维茨曾说：“如果我们能意识到究竟有多少因素在影响着力量的平衡，我们就会理解，在有些情况下，要判断哪一方正占据着上风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谁占据着上风就变成一件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帝国跨上战马

古代帝国达到了它们的顶点，并且超过了它们的顶点，因为到1世纪，建设性的战争使它们与大草原上的骑手们发生了联系。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缓慢的过程，使得皇帝们更难看清楚究竟在发生什么。在第二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与骑手的联系最早开始于公元前850年，当时亚述帝国开始购买草原上的牧者成功培育出的高头大马，这些马匹强壮到可以供人骑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帝国持续扩张。帝国的农民开垦草原边缘的土地，用来种植粮食；帝国的商人们进一步深入中亚，购买牲畜。与此同时，生活在荒芜的草原和经过开垦的农业区之间的过渡地带的游牧民族发现，他们有了新的选择。他们通常会意识到，与其奔波在绿洲之间，为了几口猪食不惜与其他骑手们开战，还不如把马匹卖给帝国的中间商们。他们还发现，如果帝国无力应付他们的要价，他们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弓马直入帝国，从那些手无寸铁的农民手中夺取他们想要的一切。这看起来是种更好的选择。

最早有关草原游牧民族侵扰帝国的资料，来自公元前700年之前的亚述帝国。亚述人一直扩张到了高加索山脉，那里是大草原的边缘。当斯基泰劫掠者开始给边境地区带来恐慌时，亚述的国王们选择雇用另外的一些游牧民族对付他们。但他们很快发现，斯基泰人的机动性和凶猛的秉性不仅使他们成为合适的雇佣兵，也让他们变得难以驾驭。灾祸的种子就此种下。

在公元前7世纪，成群的斯基泰人开始自行其是，抢劫他们所遇到的任何人，实际控制了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和土耳其东部地区。“他们的野心和暴力把一切都化作混乱，”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写道，“因为他们四处奔突，抢走了所有的东西。”在公元前7世纪最初的10年里，反对亚述的叛军也雇用了斯基泰人，而在公元前610年之前，整个帝国就化为了废墟。这样一来，如何对付斯基泰人就成了那些获胜的叛军的问题。在公元前6世纪90年代，他们最终解决了这个麻烦（据希罗多德记载，他们将斯基泰人的首领们在宴会上灌醉，然后杀掉了他们）。

亚欧大陆上的帝国成长得越大，就越要面对一个特别具有现代性的问题：如何在中亚的边缘地带进行不对称的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正在进行他最早的一系列恐怖活动时，美国人发现，如果他们想要把拉登消灭在他阿富汗的老巢里，他们就不得不把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巡航导弹用在打击恐怖分子价值10美元的帐篷上。古代帝国的步兵部队庞大而笨重，要想在荒野中追击那些骑手，其难度一样很大。

这并非西方的战争方式对抗非西方的战争方式，而是农业文明对抗游牧文明。从欧洲到中国，富裕的帝国的统治者们差不多面对着相同的挑战，即对付来自草原的骑手。到了阿古利可拉的时代，他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进行非对称性战争。就像今天一样，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先发制人。波斯国王们曾派遣一系列部队进入草原，想要消灭斯基泰人。但波斯人发现，进入游牧民族的藏身之所追击他们，往往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只要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想交战，步兵就没法迫使他们交战。有的时候，先发制人的战争能迅速取得战果，就像波斯人在公元前519年击败了他们所称的“戴尖帽的”斯基泰人的联盟。但通常这种战争没有什么好结果。公元前530年，游牧民族杀死了波斯帝国的创始人——居鲁士国王，并且歼灭了他的军队。公元前514年，波斯的大流士国王绕着草原追击了斯基泰人几个月，不但未能得手，还险些遭遇了与居鲁士国王相同的命运，仅仅因为趁着夜色渡过了多瑙河才得以幸免。

亚述和波斯是各个帝国之中最先与大草原产生联系的，而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为了将游牧的匈奴人赶出国境，他还吞并了一大片草原。但这没能为中原王朝带来太多好处。公元前200年，匈奴人把一支秦朝军队引入草原深处，并将其全歼。

从公元前134年开始，汉武帝再次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战争，并且在15年中发兵6次，派遣了数十万大军进入草原。他的军队损失惨重，军费开支将前几代皇帝积攒的财富消耗殆尽，汉朝债台高筑。尽管耗资巨大，汉武帝却像大流士一样，并没有与游牧民族进行决定性的大战。

从雅典到长安，知识阶层都认为先发制人的战争是灾难性的。但根据今天的经验，从长期来看，很难说清楚究竟谁赢得了先发制人的战争，甚至难以确定这些战事究竟在何时结束。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和物资损失，斯基泰人在公元前513年之后就再未威胁过波斯，匈奴人的侵扰从公元前100年之后也急剧减少了。

皇帝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要想更好地发挥耗资巨大的草原远征的效果，应该在同时配合以更柔性，但同样花费不菲的措施。最流行的方式就是将游牧民族隔绝开来，这通常意味着修建城墙，把他们拦在外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的长城，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年左右。本章前面提及过的哈德良长城修建于2世纪20年代，算是长城的远亲。城墙并不能完全隔绝游牧民族，但是至少可以限制骑手们往来的路径。

最成功（也可能是最不成功）的策略就是贿赂。游牧民族的劫掠会造成大量死亡，这意味着帝国税收的减少。那么，为什么不花点儿钱让游牧民族不再来侵扰呢？只要贿赂的成本低于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那么这种交保护费的方式就能带来多方共赢的结果：皇帝省下了一些钱，边境地区的农民可以保住性命，游牧民族免去了很多麻烦。2 000年之后，贿赂仍然在非对称战争中存在：200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了阿富汗的军阀们7 000万美元的现金，此举也节约了不少金钱，挽救了不少性命，省去了不少麻烦。

在芝加哥有这么一种说法：诚实的政客就是，你在他身上花钱，他就给你办事。但在非对称战争中，你的期望值要更低一些。阿富汗的指挥官在2001年12月收了10 000美元，负责守卫托拉博拉山区的退路。结果，当“基地”组织的人给他更多的钱时，他就放那些人过去了。像他这样的人，也适合生活在古代的草原地带。斯基泰人和匈奴人都经常收受帝国的贿赂，但还是会回来继续劫掠。事实证明，贿赂是对付游牧民族最糟糕的方式，但其他方式还要更糟糕。波斯和中国的战略家们发现，贿赂作为“胡萝卜加大棒”战略的一部分时，是最有效的。不停地给一些好处，再偶尔发动大规模的、十分暴力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样的组合可以或多或少地维持和平。

靠着这一系列技巧，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的统治者们设法保住了他们的疆土。他们把帝国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变得像糟糕的婚姻关系一样：双方有没有对方都能活下去。当帝国强盛时，就会在草原的部分地区设置定居点，把暴力限制在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当帝国衰弱时，就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苦。

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这1 000年之中，各大帝国逐渐意识到，要想保持主动，就要在游牧民族擅长的游戏中击败他们。这就意味着，皇帝们要在他们庞大的步兵之中加入更多骑兵。那些认为存在一种植根于希腊文化的西方式的战争方式的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在马背上作战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人躲避肉搏的方式，而步兵作战是西方价值的标志。但实际上，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真正促成了向骑兵作战的重大转型的并不是文化因素，而是地理因素。那些与草原接壤的帝国在公元前500年之后较早地过渡到了骑兵，而那些有着山丘森林作为屏障的帝国则过渡得较晚，其兵种转型也更不彻底。但无论情愿与否，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帝国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了。

很自然地，这一转型最先在饱受游牧民族侵扰之苦的波斯开始了。当大流士在公元前514年于今乌克兰一带追逐斯基泰人时，他的部众几乎都是步兵。而到了公元前479年，当波斯人与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交锋时，他们对骑兵的倚重程度几乎与步兵一样。在公元前334年，当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波斯时，波斯帝国则几乎完全仰仗其骑兵了。中国仅次于波斯，也是第二个开始向骑兵转型的帝国。汉武帝在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之前，征募了大量的骑兵部队。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拥有18万名骑兵，占其军队总数的1/3，而骑兵每年消耗的财物是帝国每年税收的两倍。印度躲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背后，在公元前5~前2世纪，印度的国王们都仍在因循旧制。印度人依然可以依靠身披铠甲的大象的冲锋赢得战斗的胜利，骑兵的作用仅限于掩护大象的侧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另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改变了一切为止。

1954年，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面对着大量要求美国干预东南亚共产主义传播的呼吁请求时，警告美国人要当心“多米诺骨牌效应”。他解释道：“（假如）你立起来一列多米诺骨牌，当推倒第一块骨牌的时候，你就知道最后一块骨牌也会很快倒掉。因此，最初的一点儿崩溃也可以导致最显著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这一对20世纪50年代中南半岛地区形势的分析，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但用它来形容公元前1世纪的草原再合适不过了。随着汉朝强大的骑兵部队胜过了匈奴的骑兵，很多游牧民族就开始向西迁移到月氏人一直以来放牧的地方。惊慌失措的月氏人也向西方迁徙，进入了斯基泰人的地盘。随着下一块骨牌的倒下，斯基泰人（在印度被称作塞人）向南经过今天的阿富汗，越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河流域。到公元前50年，塞人已经占据了印度西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一个世纪之后，在经历了草原上更多次几乎被人们遗忘的骑兵大战之后，月氏人跟在塞人的后面翻越了兴都库什山脉。月氏人迫使塞人进一步深入印度腹地，而他们自己则征服了从今土库曼斯坦到恒河中部的广阔地域，建成了历史学家们所说的贵霜帝国。贵霜帝国繁荣强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之一。到2世纪，贵霜帝国恐怖的骑射手们控制了连接罗马和中国的丝绸之路。关于他们的雕塑可以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找到。贵霜帝国也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战争，甚至还与远征到今天的阿富汗的汉朝军队打了一仗。

印度的经历表明了一个严肃的事实：军事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当多米诺骨牌倒下，农业帝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时，这些帝国要么像波斯和中国一样让自己拥有强大的骑兵力量，要么就像印度一样被拥有强大骑兵的游牧民族打垮。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入侵者也会让被征服的地区最终拥有骑兵。统治者所做的决定可能会加速或者延缓这一进程，但是最终战争那充满矛盾的逻辑总会取胜。

与此同时，中国的汉朝（正是汉朝在草原的另一侧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改变了印度的命运）发现了一个更严酷的事实：各个帝国与草原的联系此时也达到了其顶点。从公元前200年开始，中国就一直在北部边境抗击匈奴部落的侵袭，而其西面的边境，由于受到足有100英里宽的山地和森林的保护，一直很安静。但当匈奴人开始在公元前50年前后进行迁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匈奴人的一部向西，导致月氏人和塞人涌入印度；而匈奴人的另一部则向南迁徙，劫掠汉朝西部边疆的羌人农民。

几十年来，羌人一直作为中国的屏障，使中国人免于与打了就跑的游牧民族进行艰苦的边界战争。然而，在1世纪，被囚笼效应困在游牧民族和汉朝之间的羌人开始组建他们自己的政权。规模更大、组织更良好的羌人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奴役，进入了汉朝的疆土。他们又不时与匈奴贵族通谋，联合反对汉朝。羌人的角色从屏障变成了利剑，刺向了帝国的要害。

汉朝边境的官员们看清了事情的走向。有人在公元前33年写道：“最近，西羌守卫着我们的边境，与汉人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但他接着写道，随着越来越多的羌人进入汉朝的疆界，“小吏和刁民开始抢夺羌人的牛、女人和小孩。这引起了羌人的愤怒，他们开始起兵造反”。

在1世纪，汉朝对其西部边境的控制受到了挑战。在94年、108年和110年[1]，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叛和入侵（这两者很难区分），边疆地区陷于战乱之中。“就连女人也持戟舞枪，手里拿着弓，背后背着箭。”一名官员悲叹道。

在亚欧大陆遥远的西端，类似的情形即将终结阿古利可拉的有建设性的战争，将罗马也带到相同的顶点。长久以来，在罗马帝国与大草原之间，一直隔着日耳曼农牧民居住的区域，这一区域比中国西部边疆羌族人居住的区域还要广阔。但在这里，草原移民同样把帝国的屏障变成了插入帝国心脏的利剑。

迁徙的驱动者可能是沿着顿河居住的游牧民族——萨尔马提亚人。他们于1世纪开始向西迁移。萨尔马提亚人是非常凶猛的：据希罗多德记载，萨尔马提亚人是亚马逊人的后裔，他们中的女性除非曾在战场上杀过一个男人，否则不准结婚。在萨尔马提亚人的部队中，轻重骑兵相结合。战斗时，先用骑射手扰乱敌人的阵线，再派持有长矛、披着铠甲的骑兵冲击敌军。这样的战斗方式极具毁灭性。1世纪80年代早期，萨尔马提亚的支族埃阿热格人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正是他们的出现促使图密善把阿古利可拉的部队从不列颠召回。而出现在东欧各地的其他部落则给他们所到之处都带来了混乱。

在1~2世纪，温暖的气候导致了欧洲人口增长，加剧了日耳曼农民之间的囚笼效应。结果，那些试图躲避萨尔马提亚人的部落立刻就与决心保卫自己的领地的邻居们大打出手。那些最靠近大草原的日耳曼人从给他们带来灾祸的人身上学会了骑马作战，而就连那些住的离大草原最远的日耳曼人也采用了更好的武器和战术。在战争的压力下，酋长摇身一变成为集权的国王，他们开始征税，并且组建真正的军队。

大约在150年，一支被称为哥特人的日耳曼人离开了他们靠近波罗的海的田园，一路向南朝黑海而去。在他们的征程上，他们一路驱赶着出现在面前的其他部落。到了2世纪60年代，一个被罗马人称作马克曼尼人（字面意思是“边界上的人”）的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渡过多瑙河。日耳曼人已经在罗马的边境上来来回回达几个世纪之久。情况通常都是一小群年轻人跑来找些事情做，或是想偷盗点儿什么东西，然后再跑回家乡去。但这次不同。这一次，他们是几千户人一起出动，而且打算在这里长期待下去。

面对他们的，是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见图3–1）。他是161~180年的罗马皇帝。在吉本将2世纪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的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位博学、有文化素养又仁爱的奥勒留——他可能是终极的“坐寇”。如果可以有其他选择的话，奥勒留可能会更愿意与留着胡子的希腊教授们探讨斯多葛主义哲学问题。但草原上的风暴迫使他一路征伐到多瑙河另一边的森林之中。即便如此，在战争的间隙，他还是废寝忘食地写作了斯多葛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沉思录》（如果有任何一位古代帝王可以称得上是“伟人”，那么非奥勒留莫属）。

图3–1 工作日战士：马可·奥勒留（罗马皇帝，161~180年在位）的骑马雕像

资料来源：华盖图像。

像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继任者们一样，为了不让多米诺骨牌继续倒下，奥勒留被拖入了一场他并不想打的战争，并且用一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打了这场战争。美国陆军上校哈里·萨默斯（Harry Summers）在1975年作为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到了河内。当时，就像艾森豪威尔预言的一样，南越（越南共和国）这块多米诺骨牌刚刚倒下。一名会讲英语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上校在机场迎接他。他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向了两国之间刚刚发生的不快。

“你看，”萨默斯告诉北越军官，“你们从未在战场上击败过我们。”

北越军官想了想。“可能是这样吧，”他最后说道，“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像美国人在越南一样，2世纪60年代的罗马军队也总能在战斗中直截了当地击败他们的敌人[2]。而就像北越人一样，日耳曼人因此尽量避免这样的战斗。结果，骄傲的罗马军团不得不采取了那些在越南再熟悉不过的战术。在马可·奥勒留去世后，他的坟墓上用来装饰的柱子十分忠实地表现了这些场面：罗马人烧毁村庄、盗取牲畜、屠杀俘虏（见图3–2）。

图3–2 为了拯救村庄而毁灭它[3]： 2世纪80年代，纪念马可·奥勒留的雕塑——罗马士兵烧毁茅屋，拖走妇孺

资料来源：阿里纳利档案馆–安德森档案馆，佛罗伦萨。

更糟糕的是，当罗马人真的遇到两军对垒的战斗时，战斗进行的方式也往往出乎他们的意料。比如，当罗马军队第一次遭遇埃阿热格骑兵时，他们就吃了一惊。埃阿热格人采用了游牧民族常用的策略：先是假装逃跑，把一个罗马军团吸引出来，一直到冰冻的多瑙河之上；当罗马人在冰面上站不住脚之时，游牧民族的骑兵们又返身回来，包围了罗马人，意欲将他们歼灭。但罗马人的纪律性拯救了他们。“罗马人冷静依旧。”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写道：

他们组成了一个方阵，面对着进攻者。大多数人把盾牌放在冰面上，一只脚踩在盾牌上，使自己不至于滑倒。当敌人进攻时，他们会抓住骑兵的缰绳、盾牌或是长矛，再猛地向后一拉，把敌人连人带马都拽倒。如果罗马士兵向后跌倒，他就会把敌人拉到他身上来，再像摔跤手一样用腿夹住对方，翻滚一下，使自己转而压在敌人身上。如果罗马士兵向前摔倒，他就会去咬萨尔马提亚人……这些穿着轻铠甲的蛮族没领教过这样的作战方式，丧失了斗志，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逃脱了。

罗马步兵在那一天击败了骑兵。但在接下来的100年中，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跨上了马背，越来越多的萨尔马提亚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开始侵扰边境。更糟糕的是，在224年夺取了波斯政权的萨珊王朝开始把成千上万的铁甲骑兵投入战场。这些重装骑兵连人带马都由铠甲和钢板包裹起来。4世纪的一个亲眼见过铁甲骑兵的罗马人写道：“他们全都由金属覆盖起来，铁甲非常合身，其关节与骑手的关节完全匹配。面罩也精巧地嵌在头盔之中，使得整个人完全覆盖在铠甲之下。仅有的可能被箭矢射穿的位置是留给眼睛和鼻孔的小洞，只有通过这些小洞，骑手们才能得到一点儿光线和空气。”

罗马人究竟在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也需要更多的骑兵，对这个问题史学家尚有争议。不过，在200~400年，罗马走上了与波斯、中国和印度相同的道路。罗马军队中骑兵的比例从1/10上升到1/3甚至1/2。到了500年，这次军事变革彻底完成了。从地中海到黄海，战马占据了绝对优势。

不过，每个帝国运用骑兵的方式因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各异：汉朝和贵霜帝国仰仗轻骑兵，他们可以在开阔的草原上快速进击；波斯的萨珊王朝依靠配备长矛铠甲的骑士的正面攻击；罗马人则采用多兵种联合作战战术，驰骋深入蛮族藏身的森林，焚毁村庄，伏击敌人。虽然各有不同，但每个帝国采用的方式都能很好地对付他们当下的敌人。因此，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古代帝国并没有露出已经越过建设性的战争的顶点的明显迹象。

揭露这一事实的，是一个完全未曾预料过的敌人。

建设性与反建设性的血腥循环

古代帝国的贵族们十分厌恶游牧民族。在希罗多德看来，斯基泰人的剥皮习俗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一个斯基泰人第一次杀人之后，他会喝掉死者的一些血，之后再把人头带回去给国王看，然后，他会绕着人头的两耳割一圈，再捏住割出来的口，把皮甩松。之后，他会用牛的肋骨把皮剥下来，再用手把皮弄柔软，最后把人皮当作餐巾使用。”1 000年之后，罗马作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对匈人[4]（古代游牧民族中最可怕的一支）的描写更直白。“他们身材矮胖，四肢强壮，脖子很粗，”他坚称，“相貌丑陋畸形，简直就是两条腿的野兽。”但是，这些绅士们真正应当感到惊恐的，并非这些骑在马背上而来的肮脏的游牧民族，而是那些“坐在”游牧民族身上而来的更加肮脏的微生物。

一直到20世纪，战争中造成最多死亡的一直都是疾病。军队需要召集成千上万的人，让他们挤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给他们吃比较差劲的食物，任由他们待在他们的排泄物附近。如此一来，军队有如微生物培养皿一般，使得微生物疯狂滋生。在拥挤而不卫生的军营里，外来的病毒即便在杀死它们的人类宿主之后仍然可以存活，因为总会有其他宿主可供它们迁移。痢疾、腹泻、伤寒和肺结核，这些都是军营中常见的疾病。

但就在161年，也就是马可·奥勒留在罗马登基为皇帝的那一年，更可怕的东西开始酝酿。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是在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在那里，一支大军正一如既往地与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作战。人们的报告描述了一种奇怪的新疾病，这种病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夺去了军营里1/3的人的性命。4年后，同样可怕的传染病发生在罗马在叙利亚的各个军事基地。这种疾病在167年传染到了罗马城，导致众多罗马人丧生，以至于奥勒留推迟了前往多瑙河的行程，而留下来举行保护这座城市的仪式。当他的军队终于开拔往前线时，他们也把这种疾病一同带去了。

按照目击者的说法，这场瘟疫听起来像是天花。遗传学者迄今还未能从古代遗留下来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上证实这一点，但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导致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同时爆发疫病的源头也是来自草原的多米诺骨牌。几千年来，亚欧大陆上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演化出了其特有的一系列疾病种类。致命的病原体和起保护作用的抗体也表现出了红桃皇后效应，它们你追我赶，越跑越快，但仍然维持着一种不健康的均势。大约有1/4 ~1/3的婴儿在出生后一年以内会死掉；能活过50岁的成年人也不多；即便是那些被误认为处于最佳健康状态的人，他们的身上也滋生着病菌。

距离曾经将这些疾病彼此隔绝，但建设性的战争的成功改变了这一切。随着帝国的壮大，人们开始在帝国之间迁徙，经常会经过草原。伴随着这样的交流，原本相互隔绝开的疾病之间产生了联系，酝酿出一种可怕的流行病混合体，这样的疾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新的。只有很少的人能幸运地天生具有抵抗这种疾病的抗体。在这些幸存者的抗体基因遍布人类社会之前（这一过程可能长达几个世纪），瘟疫就会经常发生。

埃及的数据最为完整。在165~200年，埃及的人口减少了1/4。而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们就只能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进行猜测了。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埃及的情况并非特例。由于人口减少，帝国募集士兵、征收赋税的难度就更大了。这样一来，帝国要想在草原边缘阻止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就变得越发艰难。罗马帝国和汉朝的统治者们惊恐地看到，他们的疆界土崩瓦解[5]，而大量的移民导致疾病传播得更加迅速。雪上加霜的是，在这些年中，气候变化变得更为迅速。从南极洲的冰芯到波兰的泥炭沼泽，气候学家都发现了世界正在变得更寒冷、更干燥的证据。全球变冷导致农作物的生长时间变短，进而引起粮食减产，并在整个亚欧大陆造就了更多的气候移民。

在游牧民族迁徙、疾病和粮食减产的连续打击下，通过几个世纪的建设性的战争建立起来的复杂的税收和贸易体系开始瓦解。在中国，鉴于税收的减少和边防开支的增长，2世纪的一些官员建议道，最明智的方案就是停止为军队发放军饷。他们认为，既然西部边疆已经在羌人叛乱和入侵之下被破坏得千疮百孔，那么再让军队在那里自筹粮饷又能让情况坏到哪里去呢？反正那些地方距离都城洛阳还远得很。

答案是：情况可以变得很糟糕。士兵们摇身一变成为匪徒，开始抢劫那些他们本应该保护的农民；将领们变成了军阀，只接受合乎他们心意的命令。有官员记载道：“平民百姓惧怕国家里最强大、最勇敢的人。”168年，瘟疫横行，军队四分五裂，宫里的宦官们发动了一场政变，反对年仅12岁的皇帝和掌管朝政的外戚。这场政变酿成了一场灾难。数以千计的官员在相互倾轧和清洗中被杀，政权崩溃。法律和秩序也开始瓦解，在2世纪70~80年代的起义造成了无数人丧生。189年，西部边境地区军阀中最可怕的一个挥师进入洛阳，烧毁了这座城市，并劫持了又一个小皇帝[6]（仅8岁）。

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一个接一个强人横行无忌，宣称要让天下重归一统，一直到220年，汉朝最终分裂为三个相互征伐的国家[7]。边界消融了，数以十万计的羌人和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迁徙到了中国北方，数百万汉朝人则从北方逃到了南方。官员们甚至不再尝试去统计死亡人数。

罗马的情况同样糟糕。人口、农业和贸易都像自由落体一样下降，手头拮据的皇帝们只得减少士兵们的军饷，或是降低铸币品质，以使得有限的白银储量能撑得更久一点儿。可以预料到的结果自然是不值钱的货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愤怒的士兵们决定自己解决问题。193年和218年，罗马禁卫军先后两次把皇帝宝座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而在218~222年，“疯狂的少年”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统治着（如果那也能算是统治的话）罗马帝国。即便在罗马皇帝之中，埃拉伽巴路斯的腐朽、残暴和无能也是登峰造极的。在235~284年，根据判断标准不同，我们可认为罗马有过最多43位皇帝。这些皇帝大多数是军人出身；除了一人死于瘟疫，全部死于非命。在被杀掉的42位皇帝中，其中一人被哥特入侵者在战场上杀掉；萨珊王朝的波斯人抓住了一个，并且把他丢进一个笼子里，嘲笑他，折磨他，一直到波斯人玩够了才把他杀掉；其余的40位皇帝都是被他们的罗马同胞杀死的。

被迫面对多重军事威胁的罗马皇帝不得不把大军交给他手下的将军们，尽管这些将军们经常用政变报答统治者的信任（政变后“黄袍加身”登基成为皇帝的人往往活不过几个月，但他们还是乐此不疲）。每当有将军反叛，他麾下的部队通常就会抛弃他们在前线的驻防地，赶回去参加内战，使得帝国的边界门户大开。

哥特人建造了船只，驶过黑海，劫掠了希腊。法兰克人（他们当时的根据地在今德国）在高卢横行，并且杀进了西班牙。其他的日耳曼人袭击了意大利，摩尔人占领了北非，萨珊王朝的波斯人则焚毁了叙利亚繁荣的城市。东西方的各个行省意识到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或是没有意愿保护它们，只得自行成立政府。在260年，罗马帝国就像汉朝一样，分裂成了三个小国家。

大帝国的血腥分裂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印度的贵霜帝国被波斯的萨珊王朝大军和斯基泰劫掠者击败，在3世纪30年代一分为二。248年，在最后一次战败后，西部的那个王国被波斯吞并；而在3世纪70年代，东部的那个王国失去了对恒河流域城市的控制，只能苟延残喘。再往南，2世纪时强盛的贸易王国百乘王朝也不堪斯基泰人的袭扰，最终于236年土崩瓦解。

我曾在本书第一章中引用过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发明的“坐寇”一词。他将那些相对良性的盗贼与彻头彻尾恶性的流寇明确区分开来。坐寇们会说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我管理；而流寇们则只会说我来了，我见了，我偷了，我又走了。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中的帝国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是因为那里的坐寇通常有足够的实力拒流寇于国门之外。可是，这种情形在3世纪发生了变化。在亚欧大陆的几乎每个地方，战争开始变得具有反建设性，把巨大的、和平的、繁荣的古代帝国撕成碎片。

这发生在几乎每个地方，但并非是每个地方。在3世纪，帝国崩溃潮流中的一个重要例外是波斯。波斯新兴的萨珊王朝在224年推翻了帕提亚帝国，随后变得越来越强盛。萨珊王朝击败了贵霜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军队，赶走了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并且加强了中央集权。到伟大的征服者沙普尔一世（Shapur I）于270年驾崩之时，萨珊王朝的首都泰西封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列。

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萨珊王朝根本就不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一时代的主题并非仅仅是帝国的崩溃。实际上，在大约200~1400年的这1 200年间，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在进行着循环。如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200年之前的1 000年是利维坦扩张、繁荣程度提高、暴力死亡率下降的时代；而我们即将在第四至七章看到，从1400年开始，这样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但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漫长的中古时代里，却满是复杂、混乱、暴力的插曲。

这是一个曲折混乱的时代。在3世纪晚期，萨珊王朝的复兴看起来似乎要引领一个帝国复苏的新时代。在半个世纪的无秩序之后，罗马在274年再度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280年，中国的西晋王朝再度把中国建设为大一统的帝国。4世纪20年代，印度的笈多王朝也开始完成相同的功业。但与此同时，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复苏已经开始进入了尾声。匈奴人焚毁了中国古老的城市，杀死了西晋的皇帝，屠杀了数百万的难民。随后是60年的战乱。到383年，似乎即将有一个新的王朝再度统一中国。然而，这个王朝的军队却在遭遇了一场不重要的败仗[8]之后，莫名其妙地在惶恐之中土崩瓦解。新的一轮战乱又席卷了东亚。

罗马也在4世纪晚期重新陷入混乱。哥特人在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摧毁了罗马帝国的野战部队，帝国的疆界开始崩解。匈人向西迁徙，推倒了更多多米诺骨牌。在406年的新年前夜，数以千计的日耳曼人如潮水般涌过了结冰的莱茵河。西欧陷入了暴力和混乱之中。476年，也就是莱茵河边界被突破70年之后，一位日耳曼国王宣布了西罗马帝国的覆灭。

484年，另一支匈人消灭了萨珊王朝的军队，杀死了国王。看上去，萨珊王朝即将重蹈西罗马的覆辙。但萨珊王朝坚持住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重归一统。5世纪，一个新的王朝再度统一了黄河流域；589年，隋朝终于统一了中国。

在经历了令人目眩的一段时间的混战之后，地中海地区看起来也要重归一统。6世纪20年代，拜占庭帝国（古罗马帝国残存的东半部）皇帝查士丁尼夺回了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和北非的部分地区。但在550年，扩张停止了。在6世纪后期，新兴的入侵者让拜占庭帝国再度衰落。印度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467年之后，笈多王朝开始在另外一支匈人的打击下面临崩溃。尽管这个帝国在528年曾经大败游牧民族，但是到550年，这个帝国就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在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上，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的混乱，周而复始。

我知道，以上的叙述看起来很混乱，我想图3–3可以很好地表现出这一片混乱。这张图将幸运纬度带分为4个区域（欧洲、中东、中国和印度），并且描绘出公元最初的14个世纪里每个区域中最大的帝国的疆域面积。我承认，用面积来表现利维坦集权政府的实力并不严谨。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650~850年，中东的曲线出现了飙升，那是因为阿拉伯人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这两个伊斯兰王朝。理论上讲，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进行统治的哈里发控制着430万平方英里土地，使得这一帝国成为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之一。但实际上，哈里发的势力仅仅局限于叙利亚和伊拉克。贵霜帝国使得印度的曲线在15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高峰，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贵霜帝国当时统治着23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大部分地区都渺无人烟。

图3–3 事情一个接着一个？1~1400年，亚欧大陆幸运纬度上利维坦的兴与衰（再兴、再衰），用每个地区最大国家的面积作为衡量标准

尽管有上述这些问题，这张杂乱的图还是表现出一个要点。在2~14世纪，幸运纬度带上的所有区域很少有什么时候展现出相同的趋势。当有的帝国崛起时，别的帝国就在衰落。一个社会的黄金时代就是另一个社会的黑暗时代。

这意味着什么？博学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20世纪50年代做出的解读最显而易见，也最受历史学家的欢迎。他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无法用（科学）规律解释的一片混乱；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地毫无意义地发生着。这种情形，用一位20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的话说，就是Odtaa，即‘事情一个接着一个’（one damned thing after another）”。从表面上看，图3–3简直就是Odtaa现象的典型。帝国时兴时衰，战争或胜或败，但这一切都没带来太多变化。事情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

但汤因比提出Odtaa现象，只是为了驳倒它。在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几十载的研究之后，汤因比很清楚，在Odtaa的表象之外，还有更大的图景。我想，他会从这张图中看出来好几个图景。首先，就像我在图3–4中画出来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在这14个世纪的喧嚣之下，帝国的面积在稳步下降，幸运纬度带成了帝国的坟墓。

其次，汤因比肯定能看出来，国家面积的剧烈变化绝不仅仅是Odtaa。国家的面积一直进行着膨胀——破裂的循环。反建设性的战争导致帝国面积减少，之后会发生建设性的战争，又使得帝国面积重新增加，随后反建设性的战争又将利维坦瓦解掉，周而复始。与其说是遇到了Odtaa现象，不如说，幸运纬度带更像是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循环。

图3–4 混乱中的秩序：黑线表示1~1400年，亚欧大陆幸运纬度上帝国平均面积的衰减（使用图凯检验法； = 3.83－0.047x）

要解释这一现象并不难。由于建设性的战争已经越过其顶点，草原和农业帝国被联结在了一次。从此之后，每一个活动都会带来力度相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某个时候，瘟疫、叛乱、外敌入侵会导致帝国在反建设性的战争中瓦解，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会在这一过程中丧生；而接下来，当地的军阀或是外来的入侵者会发动新的建设性战争，利用此前产生的空间缔造又一个利维坦。隆重登场的新国王会竭力恢复法制，从臣民身上榨取税收。而这个新国家的财富又会吸引更多掠夺者，带来更多叛乱，从而引发新一轮反建设性的战争。如是反复。

幸运纬度带上的每个地区都在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之间反复，但时间点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当一个王国成功地赶走了劫掠者时，往往就使其邻国面对的压力变得更大。有些来自草原的部族太过强大，看起来似乎同时在四处出击。例如，在5世纪，从印度到意大利，都能见到匈人劫掠的身影；而到了13世纪，蒙古人在从日本到德国的各地发动进攻。即便如此，战场上意外的胜败让事情的结果不尽相同，造成了我们在图3–3中看到的那种混乱。在此之前，也曾有过反建设性的战争，但即便是那些最糟糕的反建设性的战争，也只是建设性的战争大潮中的插曲而已。有时候，这样的崩溃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但尽管阿卡德帝国和埃及的古王国在公元前2200年覆灭，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公元前1900年衰败，东地中海的王国在公元前1200年崩溃，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一直在朝着通往罗马、长安和巴连弗邑的方向前进。他们每后退一步，总会又前进两三步。

可是，在200~1400年，情况变了。来自草原的骑手们太过强大。偶尔有一两个国王能反击这股混乱的力量，但没有人能永久地阻挡草原迁徙的步伐。或迟或早，流寇们总会再次回来。直到有人学会阻止草原游牧民族为止，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都无法打破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血腥循环。

帝国的坟墓

反建设性的战争使得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提到过的发展进程发生倒退。陷入重围之中的政府已经无法承担它们的基本职责：保障安全。商人躲在家里，这给要征税的国王和要购物的民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统治者无力支付军饷，军队就依靠抢劫农民弥补亏空，农民则只好向大地主们寻求保护。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对大地主卑躬屈膝，地主也将他们组织起来，靠这些农民武装赶走入侵者和征税官。地主们普遍认为，他们没有理由再为遥远的君主支付任何东西了。

公元前的5 000年中的建设性的战争造就了军事领域的一系列革命，将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了富有纪律、装备精良的军团。然而，现在反建设性战争则引发了军事领域的反革命。已经发明的东西毕竟不能被简单地遗忘，国王、将领和士兵们也没有遗忘大集群作战、纪律性和良好补给的优点。但当亚欧大陆的这些利维坦失去了它们的牙齿时，政府就不再有能力去提供这些东西了。

陆军萎缩，海军朽烂，补给线崩溃，军队的指挥能力和控制能力都瓦解了。早在公元前8世纪，亚述的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就把贵族排除在了战争之外，招募、供养效只忠于他一个人的军队。1 000年之后，国王们开始做截然相反的事情；既然没法从肆意妄为的贵族身上榨取供养军队的钱财，他们只好向贵族们妥协。

以前，国王和地主都要从农民微薄的收入中分一杯羹，国王把他们的那杯羹称作赋税，地主把他们的那杯羹叫作地租。现在，国王们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征税，只好放弃了他们的税收，而把好听的头衔和特权交给那些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的家伙们，任由贵族们像小王国一样经营自己的产业。作为回报，国王们从这些侯爵、伯爵、男爵那里得到承诺，当国王需要进行战争时，这些贵族们会从他们的封地上招募一支军队参加战争。

贵族们要想招募军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仿效国王们的做法，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和人民分给更低级的骑士。作为回报，这些骑士也将招之能来，来之能战。而这些骑士们也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更低等级的人。如是多次，就形成了一张权利与义务的大网，将上至高坐城堡之内的国王，下至实际付出辛劳的贫农在内的所有人都联结在一起。

对那些滑入了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国王来说，这样的安排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好处：他们不再需要供养作战的士兵或是征税的官吏。然而，以这种方式组织管理军队也有缺点。首先，国王对其追随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些人通常更在意他们自己的声望和荣誉，而不是什么更宏大的计划，他们经常会一时兴起杀入战场，也可能会一时胆怯而逃之夭夭。在中世纪最出名的一场战役—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正在攻击哈罗德国王（King Harold）盎格鲁–撒克逊军右翼的诺曼人突然调头就逃，哈罗德的弟弟利奥弗温和吉尔斯此时忘记了秩序、原则和常识，追着敌人冲下了山坡，他们的部下也欢呼着紧随其后。而就在山坡底部，诺曼人集合起来，转过身砍倒了那些追击的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阵线被打开一个缺口，随即崩溃，最终丢掉了他们的王国。

据传说，哈罗德国王被诺曼人射来的一支箭射穿了一只眼睛。但即便哈罗德幸免于难，他也将面临这个时代战争的第二个大问题：不能在战争中取胜的国王，也就没办法去劫掠敌人。不论有多少誓言和关于职责的说教，如果一个国王没有什么战利品可以分配给属下，那么他也就很难得到别人的忠诚。

而在另一边，诺曼人的领袖“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则用英格兰广阔的土地打赏他的追随者们。但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很快也陷入了困境，因为新的安排造成了第三个问题。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递，这张联结了国王和骑士的职责和义务的大网变得越来越混乱。聪明或是幸运的领主们通过继承、联姻、购买等手段扩张了他们的领地，而每块新的领地都带来了新的义务。很快，就有人发现自己要效忠于不只一个主人。

佛兰德斯伯爵罗伯特二世（Count Robert II of Flanders）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1101年，罗伯特伯爵向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Henry I）宣誓效忠。按照惯例，他发誓说将帮助主人“对抗任何敌人，不论他们是生是死”。但罗伯特还补充道，其中不包括亨利国王真正的心腹之患——法国国王菲利普（Philip），因为他此时已经是菲利普的封臣。罗伯特向亨利国王保证说，如果菲利普国王决定进攻英格兰，他本人（罗伯特）将努力劝说菲利普放弃这个计划。但如果会谈失败，菲利普仍然决定发动入侵的话，罗伯特承认他将在战争中站在法国一边——不过他也坚称，他只会派出一部分军队，只要不让菲利普怀疑他不忠心就可以了。

如果英格兰国王亨利要求罗伯特伯爵参加一场并非对抗法国的战争，罗伯特将愿意提供援助，除非（1）罗伯特身体抱恙；（2）法国国王要求罗伯特参加另外一场战争；或是（3）日耳曼皇帝（他是罗伯特的另外一个主人）也征召了罗伯特。好像是觉得这还不够麻烦似的，罗伯特还许诺说，如果法国入侵诺曼底——这几乎必然会导致法国和英格兰开战——他只会派出20名骑士为法国作战，而会派出另外980名骑士为英格兰而战。

长达几个世纪的衰退造成了如此混乱的效忠关系。我在前文提到过，在6世纪，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曾试图重新统一地中海沿岸。在他失败之后，利维坦开始真正瓦解。从7世纪30年代开始，带着一种来自沙漠的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击败了拜占庭帝国竭尽全力供养的孱弱的军队。7世纪50年代，阿拉伯人推翻了波斯的萨珊王朝。而在接下来的150年里，拜占庭帝国看上去也似乎随时要步萨珊王朝的后尘。

到750年，从摩洛哥到巴基斯坦，穆斯林军队四处告捷。他们深入法国，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哈里发们的利维坦却从未有过坚实的基础。从伊斯兰教发迹之初，哈里发就一直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位置，介于穆罕默德的神权继承者和普通国王之间的位置。哈里发们都仅仅能在其庞大帝国中的一小块区域里将自己的神权成功转化为世俗权力。到9世纪，很多地方上的苏丹实际上成了独立的统治者，他们相互征伐，甚至进攻哈里发，以及任何敢于挡路的敌人。

在遥远的西北方，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建成了一些新的王国。当这些王国拥有强势的国王时，它们就会进行建设性战争；而当它们没有这样的君主时，它们就进行反建设性战争。其中，最具建设性的统治者是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他在771~814年征服了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在首都亚琛，查理曼手下的官僚在木制的厅堂里威吓地方领主，从他们身上征税，倡导教人识字，并不顾一切地让国王的臣民们遵守命令。800年，彻底被他威服的教皇甚至把皇冠戴到了查理曼的头上，宣布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然而，复兴罗马帝国的梦想很快破灭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查理曼的儿子和孙子们正忙于彼此攻伐，没空去理睬那些不听话的贵族。“这导致了大战，”当时一位编年史家悲叹道，“并非由于法兰克人缺乏足够高贵、强壮、聪明得可以统治王国的王子，而是因为他们同样慷慨、同样有尊严、同样有权势，而导致他们越来越不和。没有哪个人远远胜过其他人，足以使其他人向他臣服。”

但即便在查理曼去世之前，新的劫掠者已经开始掠夺查理曼的建设性的战争造就的财富。维京人乘着他们的长船从北方而来，马扎尔人则坐在马背上从东方赶来。亚琛距离边境太远，没办法对这种打了就跑的攻击做出反应。于是，当地的领主们就站出来填补了安全问题上的空白，这个故事我们现在听来就很熟悉了。即便是查理曼大帝这样的人物也无法阻止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力量。到885年，当厄德伯爵（Count Odo）在巴黎对抗维京人的围攻时，远比查理曼差劲得多的“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却未能出现在巴黎。这标志着帝国已经形同虚设。

在这个混乱的新世界中，人们都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在我们现有的资料中，第一个效忠于多个主人的人出现在厄德保卫巴黎的战斗后仅仅10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常见。到14世纪80年代，也就是厄德之后的500年，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有一位法国的牧师提出了一个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他建议，那些效忠于多个主人的战士，应当为他最先效忠的那位领主而战，再通过雇人代替自己作战的方式来履行其对第二个（以及第三个、第四个，等等）领主的义务。

这一方案从来没有流行过，可能是因为雇人替自己作战是要花钱的。更常见的是库西勋爵昂盖朗（Enguerrand de Coucy）做出的那种选择。1369年，库西勋爵昂盖朗的主人（英格兰国王）召集他去参加对抗其另一个主人（法国国王）的战争。库西勋爵并没有在两位国王中做出选择，而是与两位国王都达成了和约。随后，他为自己找到了第三个主人：加入教皇的军队中去意大利作战。在教皇的战事在1374年告吹之后，库西勋爵又带了10 000人私自在瑞士开战。

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正在安全而开化的爱丁堡写作《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把自己身处的富有秩序的世界与库西勋爵、罗伯特伯爵、亨利国王和菲利普国王所生活的纷乱的时代进行了对比。亚当·斯密遗憾地总结说，那就是一个“封建的无政府”的时代，“大的领主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几乎永不停歇地相互征伐，甚至经常对国王开战，原野上仍然上演着暴力、劫掠和动乱”（见图3–5）。

图3–5 封建的无政府：1218年，在埃及的达米埃塔，基督徒和穆斯林最精锐的骑兵们相互砍杀（出自一本约成于1255年的书籍）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

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学者们就一直难以找出封建的无政府时代究竟有什么意义。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正是在读到了中世纪的混乱之后才确信，欧洲一定随后经历了一个文明化的进程，才降低了暴力死亡率。但这个结论只能说对了一半。由于埃利亚斯并没有从一个长期的视角审视这个问题，因此他认为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仅仅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古代帝国崩溃后长达1 000年的反建设性的战争导致的结果。

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观点说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他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和平的时候，很多历史学家开始怀疑是否应当用“封建的无政府”描述库西勋爵的世界。毕竟，每有一个砍人脑袋的“征服者”威廉，也会相应地有一个帮助他人的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而且大多数时候欧洲人都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但20世纪的亚诺玛米人大多数也是这样的，不过他们当中仍有大约1/4会死于暴力。“封建的无政府”这一说法之所以适合14世纪的欧洲，是因为那时的很多人（就像亚诺玛米人一样）会十分轻易地选择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其轻易的程度让人震惊。

在流传至今的数以千计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下面这个：

一位骑士造访一位邻居的城堡，跟他一起用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