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第 6 章可知，到 5000 年前（也即大约公元前 3000 年），农耕文明已经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不过还未曾在世界其他地区显现。当时的农耕文明是一种新的、非常罕见的人类共同体，它们纳入庞大的、稠密的定居人口，也覆盖了大片地区，因此，即使在公元前 3000 年，苏美尔和埃及文明也包含好几百万人口，据 J. R.比拉本（J. R. Biraben）的估计，当时世界总人口大约为 5000 万。③ 

到公元前 2000 年，农耕文明也出现在中亚、印度次大陆北部以及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在非洲东北部，农耕文明沿着尼罗河向南扩展到苏丹，在美索不达米亚，农耕文明沿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向北扩张，直达地中海沿岸。

到公元前 1000 年，文明进一步扩张，将地中海盆地许多地区、中亚、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纳入其中。新兴农耕文明也出现在中美洲、南美洲以及西欧和西非的部分地区。

到公元前 1000 年，农耕文明已经覆盖中美洲大块地区、地中海沿岸诸多地方、欧洲大部分地区和西非大片区域。古老地区的农耕文明——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或印度和中国的农耕文明——也扩张到许多新的地区。我们也要注意一些收缩时期，比如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苏美尔人口大幅减少，尽管如此，长期的趋势显然是扩张。

爱沙尼亚裔美国学者雷恩·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尝试以统计学方法来测量这种进程（参见表 7.2）。他的估算只不过是近似值而已，不过，我们打算掌握的，毕竟只是总体趋势，而不是详尽的细节。④ 

 时代

 日期

 控制的面积（平方兆米）

 在国家组织所控制的现代面积中的百分比

农耕文明时代 I 

公元前三千纪早期

公元前二千纪到

公元前一千纪中期 

0.15（全部位于西南亚）

0.36~1.61 

0.2

0.75~2.0 

农耕文明时代 II 

公元前一年

公元 1000 年 

8

16 

6.0

13.0 

向现代过渡 

13 世纪

17 世纪 

33（主要是蒙古帝国）

44（现在也包括美洲） 

25.0

33.0 

现代 

20 世纪 

130（近似值） 

100.0 

塔格佩拉尝试以平方兆米来估算农耕文明所涵盖的土地面积。1 平方兆米相当于 100 万平方千米，或者与现代埃及的领土面积相当。在现代之前，正式的边界并不存在，因此，塔格佩拉的估算包含了大量猜测。不过，他的数据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进程的规模。

5000 年前，埃及和苏美尔地区的国家（记住，农耕文明是由国家组织起来的）控制着非洲-欧亚大陆大约 0.2 平方兆米的土地，大致相当于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 0.2%。这些土地当然很微小。即使在非洲-欧亚大陆，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村庄，过一种早期农业生活，农耕文明显得罕见、引人注目和新奇。2000 年之后，也就是大约公元前 1000 年，农耕文明控制的土地扩大到原来 10 倍，或者说大约为 1.6 平方兆米，差不多相当于地球总面积的 2%。这是在农耕文明内部的重大扩张，但是，非洲-欧亚大陆还有 98% 的土地（以及世界其余地区）停留在世界农耕文明之外。不过，从农耕文明地区非同一般的人口密度来看，到公元前 1000 年，它的人口数量在世界人口总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或许是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2000 年前，农耕文明的面积为 8 平方兆米，即大约为地球陆地面积的 6%，差不多是 5000 年前的 40 倍。那时，农耕文明也开始出现在美洲。到 1000 年前，农耕文明的面积再次翻了一番，大约为 16 平方兆米，大致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13%。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假定：到 1000 年前，或许早在 2000 年前，农耕文明的人口已经占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尽管他们的生活区域只占地球表面非常小的比例。

如果这些估算不是很离谱的话，那么，它们象征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们意味着，在几千年时间内，农耕文明从一种新奇陌生的人类共同体扩张成为囊括地球大多数人口的共同体。5000 前，独立的农业村庄可能是多数人的生活共同体，3000 年之后，大多数人生活在农耕文明之中。确实，许多人依旧生活在村庄中，但是，他们的村庄属于农耕文明范畴，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被来自遥远帝国和城市的力量塑造，尤其由共同体及其地方代理人对劳力和贡赋的需求所塑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庞大人口（可能占农耕文明人口 1/10）居住在城市。换言之，仅仅在大约 3000 年时间里，多数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在 5000 年前到 2000 年前这段时间，农耕文明从一种新奇罕见的共同体，转变为多数人生活在其中的标准共同体。考虑到旧石器时代在 20 万年间极其缓慢的变化，农耕文明时代的发展表明，历史变化的速度显著加快了。

同时，人类人口总数从大约 5000 万（5000 年前）增长到约 1.2 亿（3000 年前），再到 2.5 亿（2000 年前）。如果我们假定，到 2000 年前，至少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农耕文明中，这意味着，生活在这种共同体中的人口数量（1.25 亿）是 5000 年前世界人口总数（大约 5000 万）的 2 倍多。这些变化象征着一种历史活力，它与旧石器时代或农业时代早期的活力完全不一样。

在纵览了农耕文明的扩张性趋势之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更详细地考察，这种历史发展是如何在非洲-欧亚大陆的地区间和地方性层面展开的。在第 6 章，我们追溯了大约公元前 36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大约公元前 3100 年到公元前 2020 年间埃及文明的历史；公元前 3200 年到公元前 1700 年间印度河文明；农业时代早期到大约公元前 1045 年商朝灭亡期间中国文明；以及直到大约公元 1000 年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现在，我们接着上一章继续讨论这些地区（以及一些新地区）的历史，考察它们在接下来 1000 年的三次扩张周期（也是周期性的收缩）中的持续演进。

第一个扩张和收缩周期：约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

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

我们从美索不达米亚即所谓文明的摇篮开始讨论，到公元前 2150 年，阿卡德的萨尔贡建立的帝国崩溃，美索不达米亚陷入一个混乱时期。来自巴比伦尼亚的征服者汉谟拉比（公元前 1792—前 1770 年在位）重新控制了这个地区，他在国都巴比伦实施统治。汉谟拉比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⑤ ，宣称自己是“世界四方之王”，以此证明自己的权力。但是，“世界”的财富不断诱使外人进行扩张，其中就包括赫梯人，他们以新式的军事战车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庞大帝国。到公元前 14 世纪，赫梯帝国包括安纳托利亚（现代土耳其）大片土地、叙利亚以及两河流域上游。

赫梯帝国衰落后，新入侵者亚述人利用他们精良的军队（也是建立在具有摧枯拉朽功效的马拉战车之上）侵入这片土地，并且创建了到当时为止人类历史上地域最庞大的农耕文明。因此，西南亚首先引人注目地证明了军事和帝国扩张趋势是农耕文明时代大部分时间的特征。此前 2000 多年在苏美尔三角洲出现的第一批城市和国家，此时发现它们只不过是一个庞大帝国结构的渺小组成部分，这个帝国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在公元前 1300 年到公元前 612 年之间，亚述是非洲-欧亚大陆西部两大权力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埃及）。亚述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阿淑尔巴尼帕（Assurbanipal，公元前 668—前 627 年）引申了汉谟拉比的主张，他也注意到自己统治着更庞大的疆土，因此自封“宇宙之王”！

埃及在公元前二千纪也呈现出相似的进程。公元前 2040 年，埃及恢复了集权化统治和稳定性，在接下来四个世纪，强大的法老们专注于以获取资源为动力的国家扩张，他们向南用兵，侵占努比亚矿产丰富的土地。公元前 1640 年到公元前 1550 年间，形势发生逆转，埃及受到外族统治，埃及人称之为希克索斯人或“外国统治者”。努比亚人趁机沿河北上大肆劫掠，埃及国家的核心区缩减为一块被包围的土地，夹在虎视眈眈的北部希克索斯人和南部努比亚人之间。到大约公元前 1540 年，法老雅赫摩斯一世（Ahmose I，大约公元前 1550 年—前 1525 年在位）将希克索斯人赶出埃及，在随后 500 年，重振权威的埃及法老统治着一个富庶的、独立自主的文明。当法老们寻求通过战争手段增加资源时，埃及进入到一个帝国扩张时代。埃及再次进军努比亚；在图特摩斯三世（Tuthmosis III，公元前 1479 年—前 1425 年在位）统治时期，埃及 17 次派兵侵入地中海东部沿岸。在经过一系列代价昂贵、毫无建树的战争之后，埃及法老最终与赫梯人签订和约。这些军事活动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英阶层所推行的“零和”扩张政策。由于无法或不愿意通过国内创新增加国家可以获得的资源，赫梯人和埃及人都以军事扩张方式来获取土地和财富，并且互相征战直至陷入僵局。

东地中海地区

当埃及人与赫梯人激烈交战之际，新的国家在地中海沿岸出现。地中海这个称呼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地球的中央”。地中海东经达达尼尔海峡连接黑海，西经直布罗陀海峡直通大西洋。地中海海岸线几乎长达 46400 千米，正是在这片绵长的海滨地区（水陆相接的海岸地区），许多人类共同体最终被纳入新的农耕文明之中。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都影响了这些共同体，它们包括希伯来人、腓尼基人、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

我们关于古代希伯来人的知识，都来自源于《希伯来圣经》的《旧约全书》，尽管经文中的许多内容还有待考古学家证实。根据《旧约》的说法，许多希伯来人迁居苏美尔城市；其中一支在大约公元前 1800 年迁徙到埃及；400 年后，他们的后代在摩西带领下离开埃及迁到巴勒斯坦北部地中海沿岸。这群希伯来人（现在的以色列人）是由十几个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最后在政治上发展成一个君主国。公元前 722 年，以色列王国亡于亚述人之手，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遭到流放，他们在亚述王国各处重新定居下来，由此开始了犹太人的离散生活（Diaspora，希腊语的“四处分散”）。此后 2000 多年，这块地区及其离散的人民一直受到外族国家的统治。尽管希伯来人在古代非洲-欧亚大陆历史上扮演的政治角色微不足道，不过，他们对宗教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世界上三大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深受早期希伯来信仰的影响。

以色列北部有另一个移民群体，即腓尼基人，他们大约于公元前 3000 年在地中海沿岸定居下来。腓尼基人是远洋贸易能手，他们在那里建立的一系列城邦也由此兴盛起来。大约公元前 1200 年到公元前 800 年间，腓尼基人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在地中海海岸和一些岛屿上建立了许多商业殖民地。这只是我们多次看到的以下现象的早期实例：一个军事弱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随着腓尼基人的船只穿越地中海抵达大西洋沿岸的法国、西班牙、非洲乃至英伦三岛等大西洋沿海地区，他们加快了地中海周围地区商业活动的步伐，推动了这一地区所有伟大文明和较小国家之间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

腓尼基的例子预示着一种重要的历史发展，即小型商业国家的活力，这种发展源自农耕文明时代并且延续到现代早期。腓尼基人建立了一系列纯粹的商业性城市国家，根本上，它们非常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poleis）、印度洋地区伟大的贸易城市，甚至现代早期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商业城邦主要关注贸易，因此，它们在创新方面远远超过庞大的贡赋帝国。因为国内资源有限，再加上高度城市化的商业人口，这些使得它们也倾向于更积极地加入跨地区的交换网络。最终，正如我们在第 10 章将会看到的，这些通常疆域很小的国家变成政治和军事强国，足以挑战甚至打败庞大老朽的贡赋文明。

在以色列人活跃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腓尼基人在今天黎巴嫩沿海建造他们的商业城邦之际，一个复杂的新社会出现在东地中海克里特岛。与腓尼基人一样，米诺斯人（公元前 2700—前 1450 年，以其传奇开国君主米诺斯命名）也是活跃的海上商人，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中央，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当地贸易网络重要的商业中心。米诺斯人借鉴了腓尼基人的造船技术和设计，他们的船只遍及东地中海。通过成功商业创造的财富，米诺斯人修建了宏伟气派的宫殿，比如克诺索斯宫。东地中海地区频繁发生地震和火山喷发，这意味着，在公元前 1700 年之后，板块运动和其他地理进程摧毁了米诺斯文明的许多中心。米诺斯人也进行了重建，不过，他们的财富吸引了很多入侵者，到公元前 1400 年，克里特岛受到迈锡尼人的控制（参见地图 7.1）。

地图 7.1　东地中海地区，大约公元前 1500 年。

与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地区和地点

迈锡尼社会（约公元前 1600—前 1100 年）是由讲印欧语的移民在希腊半岛上建立起来的。他们建造了以大量石砌堡垒为特征的农业共同体，模仿了米诺斯人的文字和建筑技术。米诺斯人的文字（线形文字 A）至今尚未被解读出来，不过，迈锡尼人写有线形文字 B 的泥板，已经得到成功释读，对史学家而言，它们是很有价值的资料，记载了约公元前 1500 年到公元前 1100 年间发生在该地区的事件。迈锡尼人攻打了邻邦特洛伊，这场军事活动后来因希腊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而名垂千古。特洛伊战争之后，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遭到所谓海上民族的残暴入侵（入侵者至今依然神秘）。这些入侵极具破坏性，迈锡尼、东地中海地区和埃及的青铜文明全部瓦解，陷入一些史学家所说的恐怖的黑暗时代。为何如此多的人突然开始迁移？为何出现如此广泛的崩溃？地中海地区存在某种马尔萨斯灾难吗？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正因为这些事件，这个地区出现的新文化和新文明与它们的前任完全不同。

南亚

当萨尔贡在苏美尔打造他的阿卡德帝国、米诺斯人在克里特岛建构他们的商业国家之际，在今天巴基斯坦地区，印度河文明沿着印度河流域建造了一种庞大的、井然有序的以及精妙复杂的城市文化。印度河文明在公元前 25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间繁荣兴旺，在鼎盛时期，覆盖大约 130 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这意味着，它在面积上大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之和。但是，正如我们在第 6 章所见，到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它的城市开始衰落，到大约公元前 1700 年，城市都被废弃了。到公元前 1500 年，整个文明基本上已经瓦解。

最初认为应当为印度文明瓦解负责的是讲印欧语的游牧入侵者，他们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开始向这一地区移民（也就是说，在印度城市瓦解之后）。这些人自称雅利安人（Aryans，“高贵的民族”），他们是游牧部落对古代欧亚大陆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多例子之一。这次入侵无论如何都算不上目的明确，它只不过是一场向印度河流域和印度北部农耕地区进行的零星移民活动。雅利安人基本上以游牧民族的身份抵达印度，不过，他们也很熟悉农业，这些移民经常因土地所有权与当地民族爆发冲突。与世界历史上好战的游牧部落一样，雅利安人也把马匹作为他们策略的有效组成部分，尤其以毁灭性的战争机器即马拉战车来攻击定居的农业社会，公元前 150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间，也即史学家所说的吠陀时代（Vedic age），农业共同体逐渐失去了对印度河流域的控制。

吠陀时代的名称来自一本由雅利安祭司创作的重要诗歌集（收录 1000 多首诗），即《梨俱吠陀》（Rig-Veda），这本诗集记载了吠陀时代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信息。雅利安人经常相互争执，从来没有统一起来，而是形成数百酋邦，受到被称为罗阇（raja，即酋长之意）的强有力统治者的领导。在整个公元前一千纪，雅利安人一直往印度次大陆渗透，直到印度大部分地区被他们占领。印度并没有提供帝国稳步扩张的证据，相反，到公元一千纪中期，它依旧是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地区，当地群雄四起，硝烟弥漫。

中国

中国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在这一时期，那里出现了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本国王朝，它们成功地扩大了国家的权力和规模。在第 5 章和第 6 章，我们考察了古代中国的历史，即从旧石器时代到强大商朝的建立，大约公元前 1600 年到公元前 1045 年，商朝统治中国中部和东部相当大一片地区。商朝统治者以武力镇压其他地方政权，要求它们纳贡和提供奴隶。周国是商朝的劲敌之一，到公元前 12 世纪⑥ ，周人攻取商的都城。周人指控商纣王沉溺酒色、为政不仁，他们将他的头颅砍下⑦ ，同时也宣告周朝正式开始，当时为公元前 1045 年。

中国的经历相当引人注目，它证明了农耕文明时代行政组织的连续发展和政府权力的日益强大，这些又有助于国家规模出现相应的快速增长。为了证明其夺取权力的合法性，周人宣称，尘世事务与天界事务一一对应，上天有能力将权力赋予尘世政权。周人以天命（Mandate of Heaven）称之；因此，只要统治者依照良知和道德实施统治，并且奉行维持秩序所需的一切礼仪，那么，他们始终会得到天意的支持。无能的领导者只会扰乱尘世王国和天界，在这种情形下，上天会收回他们的支持。最早由周人阐述的天命观，在随后 3000 年时间影响着中华帝国的政治，一直到最后一位皇帝于 1911 年退位。

周朝的疆域远远超过商朝，它实行分权的行政结构，允许地方诸侯统治各自王国，只要他们向周天子纳贡和提供军队即可。这种制度在最初几个世纪运作良好，但是，地方诸侯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建立自己的官僚体制和军队。公元前 9 世纪，冶铁在中国发展起来，地方军事力量得到更好的装备，他们更不愿意支持周天子。到公元前 5 世纪，任何意义上的统一都不复存在，地方王国之间混战不已。我们后面会看到，公元前 221 年，这些国家中最强大的秦国终于征服所有竞争对手，建立秦朝，由此终结了血腥残酷的战国时代（公元前 480—前 256 年）。

第二个扩张和收缩周期：约公元前 500 年到约公元 500 年

东地中海地区与波斯

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动乱之后，东地中海地区恢复了秩序，新的、坚固的居住区建立起来，它们最终发展成为成熟的城市国家（city-states）。到公元前 800 年，城邦（polis，城市国家）成为新兴的希腊文化的核心，商业活动和政治结构也在这种文化中复兴。这些城邦是兴旺繁荣的城市中心，由不同类型的政府统治，其中包括君主制、贵族制和寡头制；许多城邦也受到野心勃勃的僭主的控制。每一个城邦的历史（尤其雅典和斯巴达），都以贵族、平民以及新兴商人和工匠阶层之间权力关系的发展为特征。两大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差异巨大，这凸显了一个事实，即希腊人从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农耕文明，他们只是生活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小邦国，这些城邦不但与外部文明（比如波斯人）交战，相互之间也冲突不断。事实上，这种分裂最终导致希腊文化在残酷内战中自我毁灭。

在民选将军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 461—前 429 年）领导下，雅典成为非洲-欧亚大陆西部最有活力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在公元前 5 世纪早期，雅典领导希腊城邦击败了波斯皇帝大流士（Darius）的入侵。这次成功以及雅典受到构建帝国的指责，致使它遭到希腊其他城邦的怨恨。最终，雅典同盟与斯巴达同盟之间爆发惨烈的、引起分裂的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 431—前 404 年）。在经过近 30 年的冲突、阴谋诡计和瘟疫之后，斯巴达人成为名义上的“胜利者”，但是，希腊已经十分虚弱，并且四分五裂，它成为北部邻居马其顿人的猎物。

尽管希腊人从未建立过一个统一的帝国文明，不过，他们确实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商业扩张，一定程度上，这种扩张通过殖民活动实现。大约公元前 750 年到公元前 250 年之间，许多希腊城邦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依靠腓尼基人和米诺斯人建立的贸易网络，进一步统一了整个地区。移居殖民地的希腊移民也促进了文化和知识生活，爱奥尼亚殖民地（位于现代土耳其的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学者尤其如此，他们开始系统地探究自然和超自然世界。爱奥尼亚殖民地导致希腊人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发生直接冲突，该王朝当时正在欧亚大陆西部大肆扩张。事实上，本章前面所讨论的各地区的历史——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东地中海地区以及南亚部分地区——是由波斯人联结起来的，公元前 6 世纪，波斯人创建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庞大、最富庶和最令人难忘的农耕文明。

伊朗高原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它是连接欧亚大陆中部和西部的天然通道，许多移民都途经此地，包括走出非洲的人亚科原人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那里曾经出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早期商业国家，即今天所说的阿克瑟斯文明（Oxus civilization），到了大约公元前 2000 年，该文明在这块地区的绿洲繁荣起来。在青铜时代，两个迁徙民族，即米底人（the Medes）和波斯人，在该地区居住下来，并且组织起松散的部落联盟。米底人和波斯人都是高度军事化的民族，当巴比伦和亚述帝国衰落之际，（尤其是）波斯人利用它们军事上的虚弱，建立了自己的帝国。

在居鲁士（Cyrus，公元前 558—前 530 年在位）统治时期，波斯人击溃了米底人。此后，居鲁士把军队开出伊朗，向东西两个方向开疆拓土。到公元前 539 年，欧亚大陆西部许多地区被征服，阿契美尼德帝国（以公元前 9 世纪居鲁士王朝的半传奇式创建者阿契美尼德命名）的领土从阿富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Cambyses，公元前 530—前 522 年在位）又征服埃及，冈比西斯的继任者大流士一世（公元前 521—前 486 年在位）从四面八方扩大帝国版图，最终，波斯帝国东达印度，西抵东南欧。它控制的地域面积大约为 780 万平方千米，或者说超过地球陆地面积的 10%，是当时世界上出现过的最庞大的农耕文明。

通过在中央和地方行政之间维持精妙的平衡，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统治着他们庞大、文化多元的帝国。统治者宣扬绝对权力，在一群官僚、外交官和书记官的建议和帮助下，他们从国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和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发号施令。由于向地方委派总督（satraps），帝国的行政机构进一步被削弱，这些总督管辖不同的、半自治的省份（satrapies，即总督辖地）。统治者没有试着制定一部帝国法典，地方法律存在于各地区甚至村庄层面。为了促进帝国统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们修建了总长度将近 12800 千米的道路网，其中包括设施齐全、令人印象深刻的皇家 “御道”，它长达 2560 千米，将帝国东西部地区联结在一起。如此大规模的道路建设花费巨大，不过，波斯的精英们能够以武力胁迫帝国境内各个被征服地区缴纳大量贡税。通过他们使用的用于处理国家生存关键问题的措施，阿契美尼德王朝学会了管理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同时也为此后非洲-欧亚大陆的帝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模板。

最终，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精英们非分妄为，试图吞并爱奥尼亚沿海成熟的希腊殖民地，从而招致这些殖民地于公元前 500 年奋起反抗。波斯人很快做出反应，他们向希腊半岛发动攻击，但是，在公元前 490 年，大流士派出的波斯大军在马拉松平原被希腊人击溃。10 年之后，大流士的继任者薛西斯（Xerxes）再次入侵希腊，当时征调的军队规模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过，斯巴达人在温泉关（Thermopylae）对波斯人进行了著名的阻击，雅典人则在萨拉米斯海峡摧毁了波斯舰队。

尽管希腊人同心协力击退了波斯入侵，但是，此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粉碎了希腊进一步统一的所有希望，在一个世纪时间，意志消沉的希腊人被北部邻居马其顿人——其统治者为腓力二世（公元前 359 年—前 336 年在位）——征服。腓力二世被刺杀之后，马其顿的领导权，事实上整个希腊世界的领导权，落入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手中，亚历山大当时年方 20，他立刻开始了大胆的军事活动：入侵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继承了父亲富有魅力的领导技巧和高超的战略思维，尽管寡不敌众，马其顿-希腊联军还是通过三次战争击溃了波斯人。亚历山大成为波斯的新“皇帝”，随后继续向中亚甚至印度河进军。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返回巴比伦，同年去世，享年 33 岁。

亚历山大的帝国被他的将军瓜分，公元前 275 年以后，希腊文化在所谓的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era）广泛传播到欧亚大陆西部许多地区，这种传播基本上采取商业扩张而不是征服的方式。希腊人的商业和殖民活动，也促进了地中海和黑海盆地的文化融合，希腊商人、外交官和行政人员推动了从印度到欧洲的交流和一体化。希腊最终受到马其顿安提柯王朝（Antigonids）的控制，尽管希腊人怨恨外来的统治，不过，希腊的商业蓬勃发展。埃及变成富庶的托勒密帝国（Ptolemaic Empire），亚历山大（由亚历山大大帝所建）成为当地大都会，以商业活动、文化多元主义和知识融合（以国家资助的图书馆为中心）闻名于世。

波斯、中亚和印度

塞琉古王朝（Seleucids）费力地统治着中亚，他们是亚历山大的将军塞琉古（Seleucus）的后代。希腊殖民者和商人大量涌入中亚，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重新创建了移植的希腊化社会。希腊语广为传播，以至于印度的统治者阿育王（Ashoka）觉得有必要竖立多语言碑文，其中包括东地中海地区的主要语言，即希腊语和阿拉姆语。塞琉古王国的核心是巴克特里亚（Bactria，阿富汗），从公元前 250 年到一个世纪之后军事化游牧部落到来之前，一些希腊化国王在此统治着独立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印度-希腊王国。通过这些不同的地方性政权，庞大的波斯帝国——现在已经被改造为一种松散的、希腊化的商业和文化“文明”——从空间上把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也从时间上把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创造与罗马人的来临结合在一起（参见地图 7.2）。

地图 7.2　欧亚大陆中部和西部，大约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

注意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以及取而代之的塞琉古帝国令人印象深刻的辽阔版图

亚历山大摧毁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他的继任者紧接着肢解了波斯帝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伊朗雄心抱负的终结。在罗马人于公元 83 年到来之前，塞琉古王朝还能够守住它们日益缩小的领土，不过，公元前 3 世纪，一个新政权在伊朗出现，它决定创造属于自己的帝国。帕提亚人（Parthians）也是大草原游牧部落的后代，他们居住在伊朗东部，公元前 238 年，他们起来反抗塞琉古王朝。在米特拉达梯一世（Mithridates I，公元前 170—前 138 年在位?）统治时期，帕提亚人利用他们重要的军事技术建立了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国家，其疆域从伊朗高原东部边缘一直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帕提亚人在行政机构上仿效阿契美尼德王朝，尽管常年征战，不过，他们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着帝国的稳定。帕提亚人不仅是当地令罗马人敬畏的对手，他们也促进了第一次丝绸之路时代横跨非洲-欧亚大陆的高水平文化交流（第 8 章对此会有更多讨论）。

公元 3 世纪，萨珊人（Sasanians，另一个波斯人群体）取代了帕提亚人，公元 224 年到公元 651 年间，萨珊人在 400 多年时间里统治着他们自己的重要帝国。在鼎盛时期，萨珊帝国的领土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源头一直延伸到阿富汗。就像阿契美尼德王朝是欧洲和中亚之间的桥梁一样，萨珊波斯人鼓励跨欧亚大陆的贸易和交往，他们是连接中国和西方的地理纽带，也是把古代文明与新伊斯兰帝国（它将控制这片辽阔的干旱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时序桥。尽管萨珊人在公元 7 世纪被扩张的伊斯兰世界征服，不过，波斯的遗产持续影响这片地区，因为穆斯林采纳了波斯的政府和行政模式。在属于农耕文明时代的 1000 多年时间，经由三次明显的扩张和收缩周期，波斯人通过他们对资源、权力和有效行政模式的追求，创造了一些令人敬畏的帝国结构。

印度

波斯人和希腊人争夺中亚控制权的斗争，对印度的农耕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前 520 年之后不久，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大流士征服了印度西北部分地区，将它们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两个世纪之后，亚历山大大帝跨越兴都库什山脉远征印度河流域，他击败了许多当地统治者，由此造成的政治真空为一个新王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这个王朝首次把印度大部分地区并入一个帝国。

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 325 年从印度撤军，当地雄心勃勃的君主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抓住时机，利用一支规模小但训练有素的军队征服了印度北部几个地方政权。旃陀罗笈多很幸运，因为他有政治顾问考提亚拉（Kautyala）为他出谋划策；随着他所创建的孔雀帝国（公元前 321—前 185 年）的扩张，有效的行政机构也建立起来。孔雀王朝的精英们证明，通过把贡赋征集、中央官僚体制、地方总督以及强大而灵活的军队结合起来维持秩序和权力，领导者将变得更善于管理庞大的农耕文明：在鼎盛时期，孔雀帝国的疆域面积将近 500 万平方千米。

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公元前 268—前 232 年在位）是印度历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阿育王保持着孔雀王朝的扩张动力，不过，在经历了一场极为血腥的战争之后，他厌倦了暴力冲突，转而信奉佛教。在一套高效的行政机构的帮助下，阿育王在新都华氏城统治着帝国。与波斯人一样，阿育王也修建了广泛的道路网，由此促进帝国内部以及印度与巴克特里亚和波斯等邻邦的贸易。阿育王死后，孔雀帝国的经济开始衰落，到公元前 185 年，帝国瓦解。

此后五个世纪，印度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一系列游牧民族各自在北部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国家，包括印度-斯泰基王国（Indo-Scythian Kingdoms）和贵霜帝国。贵霜帝国（约公元 45—225 年）是当时欧亚四大强国之一，与罗马、帕提亚和中国汉朝并列，它覆盖中亚大约 380 万平方千米土地，囊括整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大片地区。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贵霜帝国的统治者通过控制和有效管理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促进了第一次丝绸之路时代高水平的跨非洲-欧亚大陆的贸易。

随着笈多帝国（约公元 320—414 年）的建立，印度恢复了帝国统治和统一。帝国开创者旃陀罗·笈多（Chandra Gupta，与孔雀帝国的皇帝旃陀罗笈多毫无关系）在恒河流域建立了一个富有生机的王国，他那些才能出众的后继者不断开疆拓土，最终，笈多帝国版图接近孔雀帝国。孔雀帝国的城市华氏城再次焕发活力，重新被定为国都，德干高原以北大部分地区恢复了稳定。孔雀王朝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被笈多诸王（他们统治着印度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所控制的松散的地方政府形式取代。5 世纪，印度再次遭到游牧部落尤其白匈奴人的入侵，笈多帝国疆域逐渐缩小，直至消亡。戒日王（Prince Harsha，606—648 年在位）一度想重新统一印度次大陆，但是，地方诸侯权力很大，不愿意归附于统一的中央权威。戒日王被刺杀之后，印度再次陷入分裂，9 世纪到来的穆斯林开创了商业活力的新时代，同时宣告印度进入政治和宗教紧张的新阶段。

罗马

当居鲁士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忙着在中亚建立波斯第一帝国之际，意大利中部一个城邦正在驱赶它的外来国王，并且以一个由贵族精英治理的共和国取代了君主政体。那时，即公元前 6 世纪晚期，与遍布意大利半岛的其他拉丁人、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的城市相比，罗马并没有显得更突出。公元前 2000 年之后不久，一批说印欧语的移民在那里居住下来，他们在台伯河畔拉丁姆平原的七座山丘旁建立村庄。这些居民从事农耕和贸易，到公元前 1800 年，他们已经使用青铜工具，到公元前 900 年，已经使用铁器。罗马北部居住着伊特鲁里亚人，他们在托斯卡纳修建了坚固的城市，并且控制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大片土地。南面的希腊殖民地在沿海和西西里岛繁荣昌盛。伊特鲁里亚人一直想掌控罗马，因为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过，他们对罗马的统治于公元前 509 年终结，罗马人在当年驱逐了最后一位伊特鲁里亚人国王。在接下来 1000 年时间里，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事实上非洲-欧亚大陆西部大片地区，都牢牢掌握在罗马公民手中。

罗马人在公元前 509 年采纳的体制，将行政权赋予两位执政官，他们由罗马公民（根据财产和军事阶级加以区分）组成的一个团体选举产生。执政官的决定由元老院批准，元老院是罗马共和国权力的真正来源。在此后两个世纪，争取更平等权力分配的斗争，在平民、骑士和精英贵族之间爆发。贵族被迫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到公元前 3 世纪，平民已经有权力选举他们自己的长官（即保民官），保民官可以否决（veto，意为“我禁止”）执政官做出的不公平决议。最终，平民大会获得一项重要权力，即批准对所有罗马人有约束力的法律。通过这些妥协，权力基础得到扩大，也暂时避免了全面的社会战争，尽管贵族比以往更加死死地抓住他们残留的特权不放。

在对外事务方面，罗马共和国采取了精明而务实的方式来处理一系列外在威胁，它也因此迅速或许出乎意料地控制了地中海盆地。罗马到底是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贡赋帝国（至少就其早期历史而言）呢，还是它的扩张只不过是对安全威胁做出反应的结果？史学家对此争论不休。公元前 309 年，一群烧杀掳掠的高卢人（Gauls，来自今日法国境内的凯尔特民族）羞辱了罗马，他们占领罗马，在勒索了大量钱财之后扬长而去。此后，罗马建立了一支令人畏惧的军事力量，在与其他拉丁城市和希腊殖民地的战争中大获全胜。罗马人并没有苛刻对待被打败的民族，而是允许被征服国家保留自治权，只要它们为罗马提供军队以及支持罗马的对外政策。当罗马共和国在与迦太基（Carthage）的重大冲突中遭受最严峻挑战之际，它那开明的霸权形式带来了丰厚回报。

到公元前 270 年，罗马在地中海中部还有一个竞争对手，即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就当时来说，迦太基可能比罗马更富裕，海军无疑也更具优势。我们又一次看到两大地方政权——一个农业国和一个商业国——都希望通过征服对手来增加自己的资源。地中海过于狭小，不足以同时容纳两个强权。罗马人通过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公元前 264—前 146 年）摧毁了迦太基人，不过，这是一场艰辛的胜利。究其原因，是罗马人的务实性（比如决定快速建造一支更强大的海军）、外交政策（意大利的同盟城邦几乎都忠于罗马，即便在罗马共和国看上去要失败时，也是如此）以及韧性（汉尼拔对意大利进行了长达 16 年的征服战争，罗马人始终坚持抵抗，并且最终获胜）使他们取得了成功。此后，罗马人又发动了许多小规模战争，到公元前 133 年，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控制了一个庞大的贡赋帝国（参见地图 7.3）。

地图 7.3　罗马。

这两幅地图展示了罗马国家在大约公元前 146 年到大约公元 117 年之间的扩张

为了管理庞大的国家，罗马人采取了类似于波斯总督制度的行省制度，以从元老阶级选出来的总督驻守各省。总督是一个精英群体——他们信奉的哲学为他们提供了无可争议的“权力”来榨取贡赋——的代表，他们借机中饱私囊，腐败由此盛行。元老院成员也夺取布匿战争期间荒芜的意大利农田，种植橄榄和葡萄等有利可图的作物，而不是谷物等生活必需的粮食作物。没有工作的农民涌入城市，居住在肮脏的环境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民怨四起的背景下，公元前 1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强权人物的私家军队在罗马混战不已。当他们中的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担任“终生独裁官”之际，罗马共和国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公元前 44 年，恺撒被刺杀，此后，他的养子屋大维（Octavian）主导了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元老院十分感谢屋大维结束内战、恢复和平，因此授予他奥古斯都（Augustus，“神圣者”）称号。

奥古斯都的后继者都以皇帝身份实施统治，到公元 4 世纪末期，罗马皇帝总计大约 140 人，其中既有才华横溢者，也有愚昧无知者。在帝国最初两个世纪，罗马扩张的速度有所减缓，不过并没有停下来。公元 2 世纪，罗马国家版图达到极致，罗马政府或许管理着 1.3 亿人的事务，控制的土地面积大约 650 万平方千米。罗马城人口多达 100 万，贫富差距悬殊。

与大多数农耕文明一样，罗马行政官员也大力投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以便加快军队的运输和促进通讯交流。罗马大道总长度超过 80000 千米。就像同时期中国王朝那样，通过将帝国各部分有效连接起来、通过废除国内关税和通行费以及确立习惯法，罗马人将非洲-欧亚大陆辽阔的地区纳入一个相对同质的文化实体之中。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公元 1 世纪和 2 世纪，沿丝绸之路展开的密集贸易，也在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的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相似效果，因为同时期的农耕文明都融入一张起作用的、半整体性的交换网络（它把地球上最大世界区联结起来）之中。

然而，到 3 世纪开始之际，罗马帝国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扩张趋势也渐缓。当精英们努力寻找解决之道时，罗马在三世纪危机（235—284 年）期间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几近无政府状态。这一时期出现了 20 多位皇帝，他们大多数死于非命。通过有效的政府和纯粹的意志力，才华出众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 年在位）一度终结了这场危机，为了便于管理，他尝试把帝国一分为二，帝国东西两部分分别由两位皇帝治理，但是，他的努力最终失败。君士坦丁（Constantin，306—337 年在位）决定将帝国首都迁到拜占庭（Byzantium，后更名为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并且从那里实施对整个国家的治理。

除了这些内部经济和政治问题之外，罗马人还面临严重的外来威胁。从 4 世纪早期开始，桀骜不驯的日耳曼部落向西迁徙，造成罗马帝国北部边境的紧张状态。5 世纪中期，随着中亚半游牧的匈奴人的到来，压力空前增大，许多日耳曼部落越过边境，在罗马帝国西半部广大地区居住下来。现代欧洲的许多地区就反映了这些日耳曼人的定居模式，其中包括法兰西（法兰克人）和英格兰（盎格鲁人）。公元 476 年，日耳曼将军奥多亚塞（Odovocar，公元 435—493 年）被拥立为西部帝国皇帝。在 18 世纪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影响下，许多古典史学家认为，那一年标志着罗马帝国的“解体”。现代史学家不太可能使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类表述。当他们关注人类历史上扩张和收缩周期时，“衰亡”或“黑暗时代”这种完全松散的措辞，被“古典时代晚期”之类的强调历史连续性的表达所取代。

中国

就中国而言，到公元前 5 世纪，即东周时期，任何意义上的统一都消失了，地方王国之间连年混战。随之而来的，乃是血腥暴力的战国时期（公元前 480—前 256 年），公元前 221 年，最强大的秦国打败所有竞争对手，建立秦朝，战国时代结束。

在混乱的东周时期，三种重要的哲学出现了，即儒家学说（认为教育是创造道德领袖和出色统治的关键）、道家学说（一种专注于与自然及宇宙和谐相处的精神态度）和法家学说（以法律和严厉甚至残忍的惩罚来建立有序社会），从那时到 20 世纪，它们一直指导着中国人的思维。孔子出生于鲁国小贵族家庭，为了创造一个道德更高尚的统治阶级，他对社会地位的标准做了新的界定。他宣称，一个优秀的人并非必然出生高贵，而是通过追求更高层次的知识和道德修养，从而跻身君子之列。成为君子的人，应当具备以身作则以及为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与和谐的知识和道德能力。

儒家、道家和法家在周朝后期的出现，让我们想到，公元前一千纪中期是整个非洲-欧亚大陆哲学思想极其丰富的时代。孔子生活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551 年到公元前 479 年，差不多与其他几位伟大思想家处于同一时代。现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将这一思想丰饶的时期称为“轴心时代”。正如雅斯贝斯指出的，中亚先知琐罗亚斯德（伊斯兰教之前重要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建者）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620 年到公元前 551 年间；在印度，人们一般认为，成为佛陀的悉达多·乔达摩的生卒年代为公元前 563 年到公元前 483 年；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出生时间大约在孔子去世 10 年之后，生活年代为公元前 469 年到公元前 399 年。

正如雅思贝斯描述的，在轴心时代，“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以及希腊等地，同时而又独立地奠定了人类的精神基础。这些基础今天依然滋养着人类。⑧ ”雅思贝斯指出了轴心时代的几大特征：探究人类意义的知识分子相对突然地出现；新的宗教和哲学精英几乎同时出现；以教师和宗教人物身份在不同城市来回穿梭的巡回式（四处游历的）学者出现。不过，这种对普遍道德和哲学原则的探究，在方法上并不完全一样；一些人将之与神灵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一些人认为它与理性思维有关。

后来的史学家认为，这些普遍性思想观念差不多同时出现的事实，显然反映了这一时期农耕文明和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日益增强。雅思贝斯指出，这些思想是在社会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比如中国东周时期）被阐述出来的。与悉达多和希腊哲学家一样，孔子最关心的，乃是在社会和政治动乱时代界定正确生活的根本责任和义务，而不是提供任何精神的或宗教的回答。孔子对地球起源之类的精神学说毫无兴趣，也无意为他的同时代人设计某种新的宗教信仰。儒家学说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从未打算成为一种宗教。

不过，最终成功地把中国重新统一起来的，并不是儒家学说。来自中国西北部的强大秦国是“战国”群雄之一，它采纳了法家威权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意识主张通过严刑苛法和连坐制度来实现社会团结。法家认为，国家力量的基础在于军事和农业部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更多的人从事这些职业，同时远离教育、哲学和商业等对社会“毫无用处的”职业。通过不断使用法家的残酷策略，秦国统一中国，并且为此后国运长久的汉朝奠定了基础。

尽管秦朝（公元前 221—前 207 年）是短命王朝，不过，它极其成功。秦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有计划地扫除了所有对手，为中国大部分地区带来了统一和秩序。秦始皇（公元前 221—前 210 年在位）采取了与波斯人和罗马人相似的行政政策（这是趋同性政治演进的一个例子），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以地方行政官员取代地方贵族。与阿契美尼德人和罗马人一样，他也修建了全国道路网，以便于调遣军队；他还将北方许多原有的防御城墙连接起来，从而建造了中国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决定粉碎所有反抗力量，他解除地方武装，以严厉的惩罚来打击反对他的儒家知识分子。他决心统一中国诸多民族，统一度量衡、法律、货币，或许最重要的，乃是统一文字。最后，他在今西安附近修建自己豪华的陵寝，陵墓里面部署了真人大小的兵马俑来守卫这位死去的皇帝（参见图 7.3）。

图 7.3　兵马俑。

秦始皇陵出土的陶俑塑像，公元前 3 世纪晚期

在秦始皇于公元前 210 年去死之后，秦朝很快被汉朝（公元前 210 年—公元 220 年）取代，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王朝之一。秦朝疆域面积约 260 万平方千米，鼎盛时期汉帝国的领土面积大约为 650 万平方千米。汉武帝（公元前 141—前 87 年在位）是西汉最伟大的皇帝，他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统治大汉帝国。为了确保受过教育的官吏的供应，汉武帝于公元前 124 年在长安设太学，以儒家学说为核心课程，旨在不断培养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scholar-bureaucrats）来管理国家事务。汉武帝也将中国的利益扩及中亚、越南和朝鲜。汉武帝甚至能够牵制一个庞大的游牧部落，即匈奴，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大部分时间，匈奴人的先辈就一直从北方大草原威胁中国的定居政权。

在公元 1 世纪和 2 世纪，汉朝继续统治中国。通过控制中亚，汉朝确保了有利可图的丝绸之路的畅通。但是，土地不平等的分配导致农民心怀不满不断反抗；再加上派系斗争，汉朝在公元 220 年终结。此后，中国陷入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收缩、混乱以及地方政权你争我夺的局面，其中北方地区完全遭到游牧民族的侵占和蹂躏，情形与同一时期罗马的遭遇非常相似。

在整个非洲-欧亚大陆，农耕文明的规模、力量和效率在第二个扩张和收缩周期的扩张，一直持续到公元一千纪，此后，收缩期在长达几个世纪时间延缓了这种发展趋势。

第三个扩张和收缩周期：约公元 500 年到公元 1000 年

罗马和拜占庭

公元 5 世纪和 6 世纪，西罗马帝国分裂成许多相互竞争的地方王国，不过，同一时期的东罗马帝国维持相对的稳定和强盛。东部拜占庭帝国又延续了 1000 年，在公元一千纪后期的新一轮扩张浪潮中，它与中国唐朝以及伊斯兰世界（Dar al-Lslam）成为非洲-欧亚大陆的三大经济和文化支柱。拜占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东罗马帝国早期皇帝查士丁尼（527—565 在位）。查士丁尼与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粉碎了一次国内叛乱，加强了君士坦丁堡的防御，颁布一套完整的罗马法典，甚至打算重新征服西罗马帝国部分地区（最终没有成功）。7 世纪和 8 世纪，君士坦丁堡经受住了四处扩张的伊斯兰军队的多次围攻，尽管帝国大片领土已经落入穆斯林之手。帝国核心部分还在，在 11 世纪和 12 世纪，它打败对手之后，然后利用自己的战略位置，通过贸易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制造业来扩大领土和增加财富。这样，直到农耕文明时代晚期，拜占庭一直是东地中海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农耕文明。

中国

公元 220 年，汉朝灭亡，此后直到隋朝重新统一之前，中国陷入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收缩和混乱期。短命的隋朝（598—618）恢复了秩序，为唐朝的强盛铺平了道路，而唐朝是所有农耕文明中最成功者之一。隋朝进行了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建大运河，即当时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浩大水利工程。

唐朝（618—907）统治下的中国或许是世界上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624—649 在位）继续改善中国的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优良的道路、官方控制的旅馆和驿站、高效的邮递系统，将中国前所未有地统一起来。依照土地肥沃程度和家庭需求，统治者也真心实意地将土地更加平等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与汉朝前期一样，唐朝也支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考试制度（科举制），以确保能够稳定地获得有教养、有道德的政府官员。唐朝随之利用它的军队和行政官员进行帝国扩张，在鼎盛时期，唐朝控制东亚和中亚的土地面积几乎达 1170 万平方千米（参见地图 7.4）。

地图 7.4　中国。

在经历 350 年的混乱之后，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在继之而起的唐朝时期，中国的国家疆域变得非常辽阔

与大多数帝国的管理相反，唐朝政府积极支持农业创新，在南部地区尤其如此，中国南部变成国家的经济中心。结果，中国人口也增长起来，快速的城市化随之而来。到 10 世纪为止，唐朝中国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首都长安人口达 200 万，是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城市。在大城市的作坊里，工艺创新层出不穷，进一步推动了兴旺发达的市场经济。丝绸之路贸易再次兴起，外国商人在中国许多城市大量涌现。事实上，非洲-欧亚大陆所有宗教都在帝国的某处得到传播和信奉。这个最庞大、最国际化、繁荣昌盛的文明，主导着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的东半部，而西半部则处于正在扩张的伊斯兰王国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之下。唐朝后期的统治者虚骄自满，导致帝国崩溃，农耕文明历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就此画上句号。不过，我们在第 10 章会看到，唐朝之后，宋朝中国走到了一场工业革命的边缘，那场革命如果进行下去的话，很可能会彻底改变现代世界的历史。

伊斯兰文明

公元一千纪后期，本章所讨论的许多地区的历史，因伊斯兰文明的扩张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类似于公元前一千纪中期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人取得的成就。穆斯林战士和行政官员创造的辽阔的伊斯兰世界（Dar al-Islam, 又称为“Abode of Islam”，即“伊斯兰之域”），乃是公元一千纪后期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和文化体制之一；它统治着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的西部，就像中国唐朝统治东部那样。

伊斯兰信仰及其早期的文化活动，是阿拉伯半岛环境和贝都因人各种传统的产物。大约公元 570 年，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Muhammad ibn Abdullah）出生在这块商人和游牧部落出没的干旱之地。在将近 40 岁时，穆罕默德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精神体验，不再相信贝都因同胞信奉的各种神灵，他坚信，世上只有一位全能的神，即安拉。穆罕默德的精神信仰很快呈现出政治和社会色彩。他向朋友和家人描述自己的新信仰，吸引了一批信众。他的布道越来越受欢迎，也因此冒犯了麦加当权者的多神论信仰，穆罕默德及其信徒被迫逃亡麦耶斯里卜（Yathrib），并且将其更名为麦地那，即“先知之城”。公元 622 年的这次迁徙，或者说海吉拉（hijira，“出走麦加”之意），标志着伊斯兰历的正式开始，它同时表明，穆罕默德经历的神启，开始转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社会和政治运动。

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在麦地那组织了伊斯兰公社或乌玛（umma），使其成为社会中的小社会，有自己的法典（伊斯兰教法）、福利制度、教育体制和收入来源。当乌玛规模扩大、信心十足之际，穆斯林积极寻求皈依者，也发动圣战（jihad）或“战争”来扩大他们的信众和领土。这为农耕文明时代的扩张提供了新的动力——一种精神上的诫命。630 年，穆罕默德率领已经很强大的乌玛返回麦加，推翻当地政府，以他们自己的神权政治取而代之。穆罕默德死于 632 年，到那时为止，阿拉伯半岛大片领土都处于穆斯林控制之下。穆罕默德能干的继任者艾布·伯克尔（Abu Bakr）当选哈里发（caliph，或“代理人”）。哈里发是国家首脑、军事指挥官、大法官和主要的宗教领袖，这个头衔或许典型地体现了农耕文明时代世俗、精神和法律权力的演化和合并。在艾布·伯克尔及其后继者统治时期，圣战在继续，在征服阿拉伯半岛剩余的非穆斯林部落之后，穆斯林军队挥师北上，攻击当时处于志得意满和某种停滞不前状态的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

伊斯兰世界闪电般的扩张速度前所未有，尽管在同一时期，也有许多大帝国在寻求贡赋、土地和帝国荣耀的过程中快速扩大了版图。到 637 年，也就是穆罕默德去世 5 年之后，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成为伊斯兰教势力范围。在 640 年到 649 年之间，北非大块地区也被纳入伊斯兰王国。651 年，萨珊波斯帝国的中心地带落入穆斯林之手，当时，伊斯兰世界一直从地中海延伸到阿富汗。8 世纪早期，伊斯兰军队重启圣战。711 年，印度北部几个印度教王国也陷落；穆斯林在北非的霸权伸展到大西洋海岸的摩洛哥，然后于 718 年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直抵西班牙。在一个以物质文明为特征的时代，面积 1300 万平方千米的伊斯兰王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参见地图 7.5）。

地图 7.5　非洲-欧亚大陆中部和西部。

这幅图所展示的，乃是伊斯兰王国在 7 世纪和 8 世纪的惊人扩张

与此前的阿卡德、亚述、波斯、孔雀王朝、罗马和汉朝统治者一样，伊斯兰领袖现在也面临相同的挑战：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庞大的、多元文化的帝国。争夺伊斯兰王国领导权的斗争，导致强烈对立的政治派系出现。最终，哈里发辖地统一在两个稳定的王朝之下，它们是倭马亚王朝（661—750）和阿拔斯王朝（750—1258）。倭马亚王朝采取一种非常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以阿拉伯精英担任新征服地区的总督。尽管阿拉伯人允许各族人民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向非穆斯林征收一种特别宗教税，想以这种方式迫使这些人信奉伊斯兰教。国内怨声载道，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众叛亲离，最终无法获得王国任何地区的支持，所有倭马亚家族成员惨遭屠杀。

在接下来 500 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统治着伊斯兰世界，1258 年，阿拔斯王朝被蒙古人摧毁。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建立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政府形式，阿拉伯人、波斯人、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可以更平等地分享权力和行政职务。在思考以更有效的方式统治自己的王国时，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受到波斯帝国管理经验的影响。巴格达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新都，总督受命管理遥远的省份。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铸造货币、控制赋税、管理邮政、维持一种职业化的常备军。随着赋税从伊斯兰世界各地稳定地流入，巴格达修建了恢宏的建筑、清真寺以及广场，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商业、金融、工业和思想文化都市之一。著名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786—809 在位）——他非常慷慨地资助艺术——与欧洲主要统治者建立外交关系，管理着一个稳定而富足的国家。9 世纪穆斯林史学家穆罕默德·塔巴里（Muhammd al Tabari）声称，当哈伦·拉希德死去之际，巴格达国库堆积了 9 亿迪拉姆（dirhams，货币单位），这是一笔巨额财富。

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世界的领土扩张还在继续，不过，这种扩张更多来自穆斯林地方自治力量的对外征战，而不是阿拔斯王朝的正式政策。751 年，阿拔斯王朝与中国唐朝在中亚腹地进行了一场重要战争。在持续多日的怛罗斯会战（Battle of the Talas River）期间，一支庞大的穆斯林军队争取战胜一支规模小很多的唐朝军队及其联军，以便控制锡尔河河谷。中国军队最终被打败，这次冲突标志着唐朝向西扩张的终结，中亚大片土地为穆斯林的渗透打开了大门，便利了伊斯兰教信仰在当地说突厥语的民族中的持续扩张。

哈伦·拉希德统治时期，阿拔斯王朝达到了鼎盛。阿拔斯王朝受到争夺继承权和内战的困扰，最终，伊斯兰世界的地方总督开始截留赋税，并且构建他们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10 世纪，阿拔斯王朝的“王权”被波斯贵族接管，到 11 世纪中期，真正权力转移到了塞尔柱人（Saljuqs）手中，他们是军事化的突厥游牧部落，早就皈依了伊斯兰教，现在又占据哈里发的大片土地。随着蒙古人在 13 世纪的到来，这些突厥人退到他们的安纳托利亚新家园，伊斯兰世界变成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我们在第 10 章会看到，这个帝国领土面积达 2700 万平方千米，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领土连成一片的最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