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上农业时代一再出现的模式之一，就是马尔萨斯危机（参见第 6 章和第 10 章），危机爆发期间，人口增长在速度上快于食物生产，由此导致饥荒、战争和人口减少。还有一个更大的模式，即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在这个模式中，更多的能量流经各种体系，同时也出现了数量更多的构成部件。我们在现代时期也会遭遇新的马尔萨斯危机吗？人类社会会变得更复杂并且（或许）更容易崩溃吗？

21 世纪早期，许多迹象表明，随着支撑全球文明的化石燃料逐渐耗尽，我们将面临一次重大的马尔萨斯危机。从比较宏观的视角来说，地球气候的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人类已经走到了大约 1 万年以来相对稳定的气候的终点，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更不稳定的、快速变化的时期的边缘。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到的，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非常巨大，因此，一些地质学家宣称，全新世（最后一次冰期以来的 1 万年）已经终结，人类世开始了。

为了讨论近期的未来，我们首先得描述我们在长期时刻表中的位置，然后考察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最后探究下一个 100 年要回答的一些关键问题。

现状

当前，许多人以大量证据论证道，人类以往的行事方式不会持续太久，工业化社会的整个事业——以燃烧化石燃料为基础、并且致力于无休止的发展——不再是可持续的，或者无法延续到任何长期的未来。

这种结论的原因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和相互联系的。我们在后面“不祥的趋势”部分会更详细地描述它们，不过，这些原因可以概述如下。人口不断增长，尽管速度有所减慢；食物供应变得更不稳定。石油供应将逐渐减少；一些人认为，现在的石油生产已经达到最高峰。植物、动物和其他生命灭绝的速度很快，以至于有人宣称这是第六次大灭绝。许多生态系统遭受的人为破坏已经超出了可持续性，而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正在促进快速的全球变暖过程。

我们可以用人类足迹（human footprint）这个术语来表述上面的段落，它是指人类对地球再生能力——有时候称为地球的“承载能力”——的集体需求。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 2002 年一项研究做出的推断，在大约 1980 年，人类足迹可能首次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

许多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在接下来几十年，人类面临一个选择，他们要么一如既往地前进，直到某种全球崩溃；要么寻找方法来避免崩溃，比如，更充分地控制自然，或限制人类的物质欲望，或把这两种策略结合起来。

美国生理学家贾里德·戴蒙德是关注崩溃的一个主要贡献者，他在 2005 年出版了畅销书《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在这本著作中，戴蒙德列举了几个因崩溃而陷入战争、疾病、饥荒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格陵兰岛的诺斯人、阿纳萨齐人、拉帕努伊岛〔复活节岛〕、古典时期玛雅低地），同时也讨论了避免这种灾难的社会（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印加、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一些历史学家怀疑戴蒙德对过去成败的判断无法得到证实（参见麦卡纳尼和约菲合著的《质疑崩溃》），不过，大多数史学家相信，我们确实面临许多严重危险。

至于下一个 100 年全球崩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还无从知晓。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描述指向崩溃的不详趋势，以及能够避免崩溃的积极趋势。

不详的趋势

新闻媒体为了销售它们的产品会夸大其词，非营利组织为了取悦赞助人也会夸夸其谈，在考虑过这些因素之后，我们也得承认，一些趋势确实是危险的和不祥的。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概述它们：人口增长，化石燃料的有限性，气候的不稳定性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

人口增长

人口在晚近的增长速度前所未有（参见第 12 章）。1950 年到 1990 年间，人口在短短 40 年时间就翻了一番。1990 年之后，增长速度下降，人口数量现在每 58 年翻一番（参见图 13.1）。此前的人类历史还从未出现过人口在一个人有生之年增加一倍的现象，然而，在今天，年龄超过 60 岁的人都见证了这一点。

图 13.1　1950 年到 2050 年间世界人口增长率（估计值）。

最近几十年，大多数国家的全球人口增长率（人口增长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已经下降。1965 年的增长率大约为 2%，2010 年大约为 1.2%。但是，每年的人口增长数依然与 1965 年相当！

没有人知道未来人口数会是多少，因此，联合国做了一系列预测。在它的近期预测中，世界人口的中间估计值为 2050 年的 89 亿，最高估计值为 106 亿，最低估计值为 74 亿，最低值假定世界各地的人们很快会转向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每对夫妻生育的孩子数）。

如果生育率只是下降到替代水平（或者说每对夫妻大约 2.1 个孩子），那么，人口还会继续增长 70 年。因为孩童和年轻的、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在今天的人口中占较大比例，而这又是最近人口增长的结果。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口膨胀”或“人口惯性”。

人口预测在不同国家呈现出巨大差异。在包括西班牙、日本、俄国和德国在内的一组国家（大约有 33 个国家），人口预计会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因为生育率在下降。在包括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在内的另一组国家，人口也在减少，因为死亡率在上升。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已经把生育率降低到了替代水平，不过，由于前面提到的人口膨胀，它们的人口仍然在增长。还有一些国家，尤其非洲和其他不发达地区，人口继续快速增长，尽管出生率在下降。如果下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到 2050 年，它们的人口增长会降低到替代水平。

从 2000 年到 2100 年，随着欧洲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从 12.0% 下降到 5.9%，非洲的比例从 13.1% 增长到 24.9%（几乎增加一倍），世界人口分布将发生引人注目的改变。2050 年之前，北美人口会通过接纳移民而不断增加；此后，联合国的预测排除了进一步的移民人口。到 2100 年，联合国预测的最高人口值为 140 亿，适中的数值为 90 亿，最低数值为 56 亿。

世界人口绝对数是人类足迹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个体造成的影响（这取决于他们的消费水平）。发达国家的公民消费远远超出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消费。如果中国达到 2005 年美国的消费水平，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有可能倍增。因此，在衡量我们对生物圈的影响时，消费水平与纯粹的人口数量一样重要。

化石燃料的有限供应

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可以用“廉价石油的终结”来概述这部分内容。石油生产已经达到最高点了吗？没有人知道。乐观主义者认为，至少 2020 年之前不会。悲观主义者宣称，产量已经达到最高值。石油不会完全耗尽；它的开采成本会越来越高，而供不应求的状况会促使油价飙升。

我们在第 11 章已经讨论过，在几千万年前的某个时期，当融化的冰川淹没低地时，石油逐渐形成。微小的海洋生物（颗石藻、硅藻以及有孔虫类）沉入海底，形成沉积物，在上部岩石压力和下部地热的双重作用下，这种沉积物转变成石油。

主要的石油资源只形成于地球上某些地区。世界石油储量 25% 来自沙特阿拉伯，中东占有剩余石油储量 60% 强。世界石油年产量从 100 年前约 1 亿桶增加到现在约 200 亿桶。

石油价格由市场供求力量设定。然而，石油供应由各产油国的政府决定。1960 年，为了与苏联和美国争夺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权，11 个国家成立了一个企业联合（一些竞争公司为了共同利益而组成合作性集团），即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该组织的成员国努力就石油产量达成一致；沙特阿拉伯的储量足以使它生产廉价的石油，因此，它能够通过迅速增加或减少产量来影响油价。在最近几十年，石油产量出现三次急剧下跌——1973 年到 1974 年阿拉伯石油禁运时期（对第四次中东战争做出的反应）、1979 年伊朗革命时期以及 1991 年海湾战争时期——每次下跌都引起美国和世界经济的短暂萧条。

如果我们把所有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考虑在内，那么，我们发现，到 2009 年，它们占全球生产的所有能源的 80%，可再生能源（来自阳光、风力和水力等可再生资源的各种能源）占 12%，核能占 8%。美国人口大约是世界人口的 4.5%，但是使用了世界石油的 20%，同时，美国一半以上的电力以煤炭为燃料。德国和日本不产石油，它们制定了节能政策，鼓励更经济地使用能源，尽管这些社会也会挥霍一些石油。

化石燃料不仅创造了我们的电力、驱动了我们的汽车，它们也有助于供养世界上 70 亿人口。化石燃料提供的能源被用来制造现代农业的肥料。它们抽出地下水，为那些把农作物送到厨房的拖拉机和其他车辆提供动力。它们被用来生产和配送杀虫剂与除草剂。总有一天，剩下的化石燃料将无法以合理成本加以开采。与石油相比，煤炭和天然气的那一时刻会更遥远一点。在从化石燃料向其他能源形式的转变过程中，世界上的人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和平和秩序就越少，转变必然变得更混乱和暴烈。让文明远离正在支撑它的燃料，同时又不破坏现代工业文明，这么做或许困难重重，就像当初发展这种文明那样。

不稳定的气候

碳是地球上生命的核心元素，然而，在我们时代，它已经威胁到过去 1 万年维系人类社会的相对稳定的气候。怎么会这样呢？

气候研究技术的最新发展——冰核取样、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长期测量——表明，气候变化是宏大历史的常态，过去 1 万年是相对稳定期，尽管存在一些波动。20 世纪早期，少数科学家预见到了燃烧化石燃料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会引起全球变暖。他们欢迎这种升温，因为正如前面的模式所显示的，一万年温暖期之后将出现另一个冰期。威廉·拉迪曼（William F. Ruddiman）等当代研究者现在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原因在于农耕以来的森林砍伐以及工业化以来的煤炭燃烧——很可能阻止了地球重新回到增强的冰期。

由于气候通常按照自身的方式改变，因此，人类不愿意承认他们应当对气候在当前发生的任何变化负责。不过，到 1970 年为止，1958 年以来二氧化碳年增长值得到直接的测量（参见图 13.2）。科学家开始警告说，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导致了温室效应）正逐渐对气候变化产生重大影响。1988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成立了一个由世界著名气候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旨在监视气候变化。尽管气候变暖现在已经得到政治和经济领袖广泛承认，不过，许多民众还没有接受这个现实。

图 13.2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1957 年到 2010 年。

这幅图表——著名的基林曲线（the Keeling Curve）显示的，乃是夏威夷莫纳罗亚天文台（the Mauna Loa）测量到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查尔斯·戴维·基林（Charles David Keeling，1928—2005）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工作。他是定期测量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第一人，也是让世界关注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的第一人。2013 年 5 月，二氧化碳浓度在 300 万年时间里第一次达到 400 ppm

为了理解温室效应，我们可以想一想停在阳光下的一辆汽车，它就像一间温室，因为太阳的能量进入汽车比逸出汽车更容易。地球大气中某些微量气体让地球变成了一间温室；它们保留了到达地球的太阳热量，而不是把它们反射回太空。如果我们的大气中没有这些微量的温室气体（水蒸气、二氧化碳、甲烷、臭氧、氯氟烃以及其他气体），那么，地球平均温度大约为零下 11 摄氏度，或者说远远低于冰点。其中的原因在于，地球大气的主要成分氮和氧并不吸收地球反射到太空的红外线热辐射。

在现在的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很小，仅仅为 0.04%，或者说每单位体积 380 ppm（干燥空气中二氧化碳分子数与分子总数的比例）。在地球历史中，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变化，从原初时期几乎清一色的二氧化碳到旧石器时代的 190 ppm，再到工业革命启动之际的 280 ppm。冰核样本——它们内部的气泡含有史前大气的微小样品——表明，在过去 80 万年，二氧化碳含量的自然变动范围处于 180 ppm 到 300 ppm 之间。我们由测量结果可知，2011 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将近 400 ppm，比过去 80 万年任何时期都高，有可能比过去 2000 万年任何时期都高。

通过陆地和海洋变暖，地球气候对温室气体的增加做出了反应。海洋是最可靠的升温指示器，因为海洋的气温变化幅度没有大陆那般明显。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于 2009 年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突然开始下降，海洋——通过吸收热量而延缓了气候变化——至少还需要 1000 年才能够将吸收的热量重新释放到大气中。

调节地球气候的各种因素十分复杂，人类当前还无法理解它们。其中包括冰盖和海藻，冰盖直接把太阳光线反射回太空，海藻可以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过，当气候变暖时，海藻不会大量繁殖。水蒸气让温度升高，云量则相反。当海水结冰时，盐分融入附近的海水中，这些海水重量增加，然后下沉。当它们下沉时，就会有较暖和的海水填补它们原来位置，由此形成一种循环模式，就像一条传输带在全球运行。这种循环也包括让佛罗里达和北欧变得温暖的墨西哥湾流（the Gulf Stream）。进一步的全球变暖将重新塑造洋流传输带，而现在因墨西哥湾流而变得温暖的沿海地区（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将会急剧下降（参见地图 13.1）。

地图 13.1　全球水循环。

当海水在北极结冰时，它的盐分就会融入其他海水中，由于盐水比淡水重，它就会下沉，而较轻的、温暖的海水就会从热带地区向北流动，由此形成一种全球循环模式，即通常所说的传输带，它温暖了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和英伦三岛。如果北极结冰的海水较少，这种循环可能会受到破坏

全球二氧化碳排量继续增加，过去十年，年均增长 2.7%。（2011 年，中国的排量增加了 9%，人均 6500 公斤；欧盟降低了 3%，人均 6800 公斤；美国降低了 2%，人均 15700 公斤。）到 2050 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水平预计达到 550 ppm。这种浓度在大约 3000 万年前出现过。气候科学家一开始认为，浓度稳定在 550 ppm 或 450 ppm 能够让气候维持在生命可以适应的范围。然而，自 2008 年以来，随着极地冰川的融化以及海洋酸化速度超出人们预期，最主要的气候学家现在相信，二氧化碳水平必须回落到 350 ppm，以确保我们熟知的生命有一个安全的气候环境。

1970 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 0.6 摄氏度（参见图 13.3）。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 年报告做出的预测，到 2100 年，气温会升高 6 摄氏度。然而，科学家警告说，任何超出 2 摄氏度的增长，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危险的气候变化。一些科学家认为，IPCC 为了不引起恐慌而淡化了它的预测，事实上，危机比官方承认的更糟糕。

图 13.3　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与海洋热含量。

如图所示，左边轴线显示的，是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的变化，右边是海洋热含量的变化

据估计，不断上升的气温产生的影响，将是普遍性的，不过，对一些地区的消极影响大于另一些地区。可以想见，更高的温度会造成更怪异的气候、降低农作物产量、融化冰川（冰川为河流提供了水源，而河流又提供了灌溉用水）、引起海平面上升、带来更具破坏性的暴风雨、增加洪水泛滥、加剧干旱、引发森林火灾、促进热带疾病传播、促使海洋酸化以及改变各地的生态系统。就像个人发烧一样，地球气温每增加一度，就会给目前地球上的栖息者带来更大危险。在更高的温度造成的快速变幻的环境中，要想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

被破坏的生态系统

人类在把吸收热量的气体排放到大气时，他们也在破坏支撑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在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名单上，排在最前面的是水和土壤，它们是人类文明的根基。

世界各地的地下水正在枯竭和遭受污染。例如，印度食物供应的 15% 是通过开采地下水生产出来的；在美国中部，由于灌溉的原因，地下水位的下降超过了 30 米。随着冰川融化，许多地区在不久的将来会遭受洪灾，之后就会出现水资源的极度匮乏。就世界大部分农地来说，表土层的侵蚀速度远远超出地质进程的恢复速度。典型的例子是海地、莱索托、蒙古和埃塞俄比亚。在中国和非洲部分地区，沙尘暴日益频繁。在爱荷华州，表土层的厚度只有最早的欧洲殖民者踏上北美土地时的二分之一；农民已经替换了化肥。人们知道如何以生态进程来避免土壤恶化，但是这么做的成本比使用化肥高出不少。

在被破坏的生态系统的名单上，接下来是海洋和渔业。海洋不仅吸收不断增加的热量，大气中二氧化碳也会融入地表水，让地表水更少碱性和更多酸性。这种酸性干扰了各种有机物——从浮游生物和藻类到珊瑚和螃蟹——的外部骨骼和外壳的形成，从而阻止它们经过大气-海洋系统排放大量的碳。人类正在改变海洋的化学成分，这可能是比全球变暖更重大的问题。同时，渔业因过度捕捞而逐渐崩溃，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加拿大纽芬兰海面的鳕鱼渔场就是如此（参见图 13.4）。四分之三的海洋渔场正在满负荷或超负荷捕捞，或者正处于过度开发的恢复期。1996 年以来，海鲜产品供应的增长几乎完全来自养鱼场，这些鱼必须喂养谷物和大豆食品，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和水资源承受的压力。

图 13.4　纽芬兰鳕鱼渔场的历史。

深色线表示每年的收成（单位：千吨）；浅色线表示储量大小

另外两个需要关注的领域是森林和灭绝导致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成大牧场和农场。大约一半的林地损失可以通过重新植树造林来弥补，但是，每年 700 万公顷的净损失威胁着地球上剩余的 40 亿公顷林地。在 21 世纪，地球上多达一半的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灭绝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是当前的速度几乎前所未有。在过去 6 亿年时间，出现过五次快速的灭绝（参见第 3 章）；许多专家相信，人类已经开启了地球历史上第六次主要的物种灭绝进程（参见第 12 章）。

从许多方面来说，人类的食物供应处于危险之中。正如前面所讲的，表层土和水的供应受到威胁。我们实际上在食用石油，因为我们制造化学肥料的原料来自大气的氮和天然气或石油中的氢。1985 年，人类食物大约三分之一的能量源自化石能源；如果没有这种补助，食物只能养活大约 25 亿人口而不是 48 亿人口。数量巨大的抗生素（其中一半被美国所用）被用在农场的动物身上，在欧洲许多国家，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因为它会加快细菌发生变异而抗拒抗生素的速度。1950 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已经让人均耕地减少一半，低至四分之一英亩，威胁到了勉强维生的共同体的生存。利比亚、沙特阿拉伯、韩国、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国家，现在需要向别国购买或租赁土地和水资源来种植粮食供养本国人口。从全球层面来看，我们正在耗尽新的土地资源。

生态系统的另一个威胁，来自核弹测试和使用以及核电站残留下来的放射性物质。从积极方面来看，人们可以说，人类在战争中“仅仅”使用了两颗原子弹，核电站事故也较少，其中最糟糕的，就是 1986 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然而，到 2000 年，30 个国家 400 多座核电站产生了大量放射性废料，它们暂时储存着这些废料，同时希望找到一种更安全的解决方法。2010 年，那些着力发展核弹的国家大约有 23000 枚核弹头，比此前 3 年减少了大约 4000 枚，比 1986 年的 7 万枚少了许多（参见第 12 章）。（一些国家销毁了它们的核武器，包括南非、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其他一些国家想发展核武器，但是被制止了，其中有巴西、埃及、利比亚、瑞士和瑞典。）

工业化国家的消费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比例。仅 1995 年，进入全球市场的物资总量将近 90000 亿公斤，是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 2.5 倍多。世界各地的人们每年移动的泥土达 360000 亿公斤，他们在采矿和建筑活动中搅拌泥土，在耕作和采伐树木活动中侵蚀土壤。人类用推土机翻动吨位巨大的土壤，只有河流，或许还有蚂蚁才能够在这方面与人类相比。

我们的行事方式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即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并没有包括生态系统的损失和破坏所带来的成本。自由市场并没有认可这些成本，也没有进行相应的价格分配。例如，根据能源成本计算专家的统计，开一辆汽车（在其整个使用寿命期间）的隐性成本包括：1162 美元因污染而导致的健康开支，846 美元环境破坏费，1571 美元燃油费，这笔费用总计 3579 美元。依照这种估计，一个汉堡的真实费用为 200 美元。

2009 年，地球政策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家研究机构）的莱斯特·R·布朗（Lester R. Brown）指出，人类对地球各种自然体系的索取，大致超出了它们持续生产能力的 30%。换句话说，人类正在吞噬他们自身的生命支持系统。他和其他人认为，这相当于一场庞氏骗局，一种以基础资产（asset base）本身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利润来提供回报的欺诈行为。（查尔斯·庞齐是一位意大利裔美国人，因 1920 年开始的欺诈活动而臭名昭著。）只要有足够多的新投资人向过去投资者提供所谓的回报，这项计划就可以继续下去；当没有新的投资人时，计划就破产了。人类正在以生态系统的资产回报自己，正在偷窃后人的财产（在后人那里，这些资产将不复存在）。

世界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给生态系统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就匮乏资源展开争夺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生态危机会降低政府质量，因为随着困难的增长，一些政府丧失了对部分或全部领土的控制，无法征税，也无力确保本国公民的基本安全。绝望中的人们走投无路，拒绝承认他们政府的合法性。社会陷入内战，地方领袖争夺可用的权力。为了描述这种状况，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这个术语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公共话语领域。2008 年，主要的失败国家有索马里、津巴布韦、苏丹、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和阿富汗。

失败的国家成为恐怖组织招募和训练新成员的温床、毒品的种植地和传染病之源，比如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就是脊髓灰质炎的发源地，失败的国家阻碍了消灭这种疾病的一切努力。对每一个人来说，当富有的政府没有帮助有可能失败的国家时，犯罪、动乱和疾病就会增加。正如诺丁汉大学地理学家萨拉·奥哈拉（Sarah O’Hara）在 2002 年所说的：“我们谈论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但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世界。”① 

充满希望的趋势

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所看到的，人类是一个极其足智多谋的物种，而集体学习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非凡手段。人类在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学习。近年来，人类对于待办事项的认识，已经有了巨大提升，许多开创性活动和充满希望的趋势也出现了。

如前所述，一个很有希望的趋势就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回落的速度比 10 年前的预测快很多。世界平均人口增长率从 20 世纪 60 年代每年超过 2% 下降到 2005 年 1.2%，根据现在的预计，人口最终达到的最高值介于 80 亿到 120 亿之间。这种缓慢的人口增长的可能原因包括：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尤其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父母找到了孩子以外的保障形式、避孕药物的更多使用以及一些地区较高的死亡率。计划生育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故事；否则的话，人口压力要大得多。一些人认为，地球的自然系统不会允许人口增长超过约 80 亿；日益上升的死亡率会控制人口。分析家指出，如果有方法让每个妇女只生养一个小孩，那么，2050 年的人口就会降到 55 亿，2075 年为 34.3 亿，而 2100 年为 16 亿，即 1900 年的水平。

其他有希望的趋势包括（a）稳定气候，（b）恢复生态系统，（c）减少消费和重新规划城市，（d）发展新的民主形式，以及（e）加强全球合作和交流。

稳定气候

气候的变化速度超出了十年前做出的任何预测。现在看来，气候变化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在于，未来 100 年气候变化的程度有多大。大多数科学家相信，人类只有 10 年左右的时间来迅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以便阻止严重而长期的全球变暖。快速的气候变化促使人们寻找化石燃料的替代品，比如太阳能和风能。

保护似乎是一个明显的反应。精心设计的激励机制是鼓励保护的有力手段。一些国家通过向汽油和汽车征税的方式，来劝阻使用化石燃料。欧洲的平均汽油税为 4 美元/加仑，而美国为 0.46 美元。丹麦向每辆汽车征收的税，相当于汽车价格的 180%；新加坡征收的税是汽车价格的 3 倍；中国上海平均每辆汽车的牌照费为 4500 美元。二战期间，美国禁止汽车生产几乎长达 4 年，并且定量供应汽油、轮胎和燃油，这是一个很少被人提到的可能反应。

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正在竞相开发替代性能源。由植物制成的生物燃料，可能是充满希望的替代产品，不过，当它们使用玉米或其他可食用植物为原料时，燃料生产与食物生产就会产生竞争。在巴西，通过强制措施，以甘蔗为原料制成的生物燃料已经占汽车燃料的 25%。许多正在进行的研究旨在以其他非食物原料来研发生物燃料。可再生能源的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趋势，包括用来发电的风力涡轮机、太阳能和热能（地壳 9.6 千米以内火山活动附近的热量）。

裂变产生的核能也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因为它不会像化石燃料那样促成全球变暖。核能发电过程如下：把铀燃料棒放在一起，以便创造一种原子的链式反应，这种反应产生的热量把水转变成蒸气，蒸气推动汽轮机带着发电机旋转发电。到 2012 年，核电站大约提供世界总电量的 12%，另外还有 66 座核电站在建。不过，核能也存在一些问题。开采、提炼和浓缩铀需要使用大量能量，并且会造成很高程度的土地和空气污染。人们还没有找到储存核废料的长久之计，核电站的事故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问题。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大的安全问题尚未解决：如何防止铀被盗以及在黑市销售，如何防止它被进一步提炼成制造核弹的材料。或许，我们最好把核能视为一种向可再生能源形式过渡的策略。

温室气体之一的臭氧（O3，带有三个氧原子，而不是更常见的两个氧原子的氧分子）不但促进了地球变暖，也保护人类免遭太多紫外线的伤害。我们在第 3 章讨论过，大约 6 亿年前，当臭氧层的厚度足以防止紫外线的伤害时，生命在地球上迅速繁衍。

20 世纪 80 年代，足够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冰箱和空调中使用的一类化学物质，即氯氟烃（CFCs），正在破坏臭氧层。当杜邦化学公司（Dupont Chemical Company）找到能够以大致相同成本轻易取代的其他化合物时，逐步停止使用 CFCs 的国际协定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充满希望的故事表明，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人类能够进行全球合作（参见第 12 章）。

对技术方法满怀信心的人们，正在思考许多可能的方法来解决化石燃料带来的影响。其中包括大气工程（向大气喷射二氧化硫以反射太阳辐射）、将二氧化碳注入空旷的地下蓄水层、把煤炭变成石油，以及将生物工程细菌转变成生物工程燃料。通过寻找可替代能源，或者寻找新方法来降低燃烧化石燃料带来的后果，我们或许能够减少全球变暖的影响。

恢复生态系统

人类已经对他们不断增长的生态足迹做出反应，他们开始观察和追踪它；例如，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地球生命力指数（the Living Planet Index）追踪考察了森林、淡水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莱斯特·布朗与他的地球政策研究所每年都提出一个减少人类足迹的计划。这些报告精确地概括了充满希望的趋势；这一节的内容大量使用了布朗于 2009 年提出的一份报告，即“B 计划 4.0：紧急动员拯救文明”。

恢复环境从水和土壤开始。通过使用凿孔的橡胶管进行滴灌，“每滴水更多粮食”的主张正在达成。水得到循环使用，雨水也被收集到水塘和储水池中。对水的需求量更少的转基因作物能够被研发出来。海水淡化——从海水提取淡水的方法——需要更多能量；在风能和太阳能的帮助下，大规模的海水淡化是可能的，不过，只有在靠近海岸和主要能源的地区，这种做法才可能是经济可行的。以下各种做法正在保护土壤：用播种机在原状土（undisturbed soil）上播种、种植一排排树木、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数量以及禁止砍伐森林。

通过采用一些方法，海洋和森林的修复工作正在进行中。海洋修补方法包括：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建立海洋保护区；取消渔业补助；减少化肥使用以及污水和有害化学品的排放；禁止塑料袋的使用（在海域收集的塑料袋可以覆盖整个德克萨斯州）。森林的恢复，一方面需要限制砍伐林木，另一方面需要植树造林。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1940—2011）是肯尼亚绿带运动（the Green Belt Movement）发起人，在她的启发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植树十亿”活动。到 2009 年 7 月，世界上已经种植了 41 亿颗新树，另外还有 21 亿棵树的种植得到了承诺。这项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有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墨西哥、肯尼亚、古巴和印尼。当前，每年损失掉的森林只有大约一半通过植树造林得以恢复。种植的树木只有存活下来才能够吸收碳；当死亡之后，它们就会腐朽，将碳转化为二氧化碳，除非它们被埋藏和石化或用在建筑上，这样就会延缓它们的腐朽。

要想降低物种灭绝的速度，人类就得与其他动植物分享资源。保护区已经建立起来；地球陆地面积约 3% 成了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生态廊道和保护区，或许为陆地面积的 8% 到 10%，不过，只有在人口和气候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它们才会生效。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由于水资源短缺和水土流失，一些国家的食物产量逐步下降。一些可喜的趋势包括以转基因技术研发产生杀虫剂和抗病的作物。其他一些尚未实现的生产潜力在于：双季栽培、食物补贴政策和当地花园。然而，没有投入就不可能有食物产出；作物只不过是对可用化学物质的重组。

减少消费和重新设计城市

通过保护能源和循环利用材料，许多国家在减少消费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紧凑型荧光灯（CFLs）耗电量仅仅是白炽灯的 25%。它们费用高出一倍，不过寿命是白炽灯的 10 倍。发光二极管（LEDs）使用的能量只是白炽灯的 15%，寿命是白炽灯的 50 倍。世界各地都使用 CFLs 和 LEDs 的话，用于照明的电量份额将从 19% 降低到 7%。巴西已经更换了全国半数白炽灯；到 2009 年，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已经逐步停止销售白炽灯。

许多家用电器的效率也提高了，冰箱尤其如此。绿色建筑已经实现了大规模能效，交通运输系统也电气化，并且使用智能电网来管理电力。

通过重复利用来减少原始材料之使用的做法，正在逐步取代抛弃型经济（throw-away economy）。钢铁和铝可以无限循环使用。在美国，事实上所有汽车都得到了重复利用，家用电器的重复利用率高达 90%。建筑领域存在更多循环使用的巨大潜力。人口稳定的发达工业国家，比如日本和德国，能够主要依赖现存的材料。2009 年，美国大城市公共垃圾的重复利用率各有不同，纽约市为 34%，芝加哥为 55%，洛杉矶为 60%，旧金山为 72%。在整个美国，固体垃圾的 33.4% 得到循环使用或被制成肥料，12.6% 被烧掉，54% 被填埋（1980 年为 89%）。

从 2008 年开始，世界人口超过一半居住在城市，大东京是最大的城市，人口 3600 万（比加拿大人口还要多），其次是纽约市，人口 1900 万（几乎与澳大利亚人口相当）。在人口超过 1000 万的 19 个超大城市中，大多数散发出不安全的空气。世界各地的城市需要重新规划，不是为了汽车，而是为了城市居民。巴西的库里蒂巴（Curitiba）是成功的例子，这座城市从 1974 年开始重建其交通运输体系，在 20 年时间里，城市居民增加一倍，但是交通事故却减少了 30%。另一个例子是阿姆斯特丹，城里 40% 的旅程由自行车完成。自行车——布朗声称，他从一个土豆获得的能量可以让他骑行 11 千米——正在重新成为重要交通工具，它们正在返回巴黎（作为租赁方案）、警察局和美国大学校园，美国至少有两所大学为所有大一新生提供自行车，前提是他们把汽车留在家里。看一下绿色城市排行榜，冰岛的雷克雅未克通常出现在榜单首位（参见图 13.5）。

图 13.5　世界排名第一的绿色城市。

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所有热量和电力都来自可再生的地热和水电资源。交通系统使用以氢为燃料的巴士。这座城市计划到 2050 年成为不使用化石燃料的城市

城市花园正逐渐生产出数量可观的食物。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44% 的居民为自己生产了部分食物。就上海来说，这座城市猪肉和家禽需求量的 50%、蔬菜的 60% 以及牛奶和鸡蛋的 90% 来自这座城市本身和近郊。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Caracas）有 8000 个微型花园，每个 1 平方米；如果不间断种植的话，每个花园每年可以生产 330 颗莴苣，或 18 公斤马铃薯，或 16 公斤卷心菜。

这些事例表明，人们正在提倡许多减少消费和重新规划城市的方法。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面临生态挑战之际，家用电器的效率提高了，原料比以往得到更频繁的循环使用，自行车骑行和城市花园也带来了重要影响。

发展新形式的民主体制

石炭工业革命把君主政体和帝国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政府的触角日益伸入到国民的生活之中，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政府选举或者为政府选举代表，这类政府通常被称为民主政体。从广大公民定期参与自由、公正和充满竞争的选举这个最低标准来衡量的话，在 20 世纪后半期，民主政体在世界范围有了显著增长。按照这个界定，1950 年，民主国家只有 22 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 14.3%；2002 年，在世界 192 个主权国家中，121 个属于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 64.6%。

从化石燃料向可持续发展的过渡，或许为新的政治形式提供了机会。它们可能是什么样的体制呢？

戴维·科腾（David Korten，1937—）在他的著作《大转折：从帝国到地球共同体》（2006）中提供了一个例子。科腾在国际发展机构工作了近 30 年，也是跨国公司的批评者。他构想的选择介于帝国和地球共同体之间。他以“帝国”描述那种建立在控制之上的、长达 5000 年的人类等级制秩序（我们前面所说的收取贡赋的社会），用“地球共同体”指称建立在人类伙伴关系之上的平等而民主的秩序。他声称，大转折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预言，它是世界各地人们为了更强大的民主体制、积极的公民参与以及互惠互利的合作而需要做出的一项选择。他把另一种选择称为“大崩溃”，主要包括正在瓦解的环境系统、对资源展开的激烈争夺、人类的衰败以及凶残的地方统治者。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向参与程度更高的民主转变的例子。罗格斯大学（Rugters University）政治科学荣休教授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把参与型民主称为“强势民主”，它将建立在过去 200 年“弱势”自由民主体制之上。他为强势民主设定的议程包括：全国性邻里大会、实验奠定正义以及普遍的公民服务方案（包括一种军事方案）。马特·莱林格（Matt Leighninger）是商议民主联盟（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sortium）的理事，他讨论了地方层面的共同治理。范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现在是德里一名环境活动家（以前是一位物理学家），她记录了印度的妇女、小农和小生产者的活动。他们关掉可口可乐公司以免耗尽和污染水资源，阻止种子和作物幼苗被公司垄断，抵制水资源供应的私有化。在席娃看来：

跨国公司统治的计划……有可能摧毁大量人口和其他物种的生活环境……独裁统治不再是局部性的。它吞噬着每个社会和每个国家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我们才刚刚开始开发我们的改造和解放潜力。这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另一个开端。② 

从全球层面来说，与以往相比，现在有更多的人生活在民主政府之下，他们有可能更强劲地参与到决策之中。民众的力量，再加上他们达到的以寻找解决方法为导向的集体学习，或许能够通过新的政治形式表达出来。

增进全球合作与交流

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开始于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另外一些全球框架也在 20 世纪末建立起来；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地球高峰会签署了三项环境条约，1994 年的开罗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一项《行动纲领》，2000 年签署的联合国《千禧年宣言》提出了八大具体目标。事实证明，2009 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不尽人意；与会国没有在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达成一致，尽管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目标。

除了政府之外，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NGOs）正在将大量金钱花在全球性问题上，也在探究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1927—）创建的卡特中心致力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为最贫穷地区提供医疗援助；国际特赦组织让人权成为全球议题。阿育王基金会和斯科尔基金会资助社会企业家推动地方变化。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一些具有改革能力的慈善家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比如约翰·洛克菲勒、乔治·索罗斯、戴维·帕卡德、威廉·休利特、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以及沃伦·巴菲特。2007 年，一个新的组织即世界未来委员会（World Future Council）建立，它为了后代的利益而在全球从事游说活动。世界未来委员会得到瑞典作家雅各布·冯·尤克斯许尔（Jacob von Uexhuell）的资助，在汉堡、伦敦、布鲁塞尔、华盛顿特区以及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设有办事机构。

1991 年万维网（World Wide Web）——发明者是蒂姆·伯纳斯-李，他是日内瓦一个物理研究中心即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数学家——出现之后，各种层面的全球合作得到了加强。世界各地的人们现在可以浏览网上 250 亿页信息，能够直接进行国际联系。金钱数据化；在美国有 4 万亿美元在流通，实际上只有 10% 是现款和银币。数据化和全球计算的发展会继续下去。

以上这些，是日益密切的全球合作和集体知识不断增长的力量体现出来的好兆头，不过，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也始终萦绕在我们脑海中。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商业主义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固有矛盾吗？人们是动员政治意愿来加速变化呢，还是等待危机降临？任由经济刺激通过市场产生结果呢，抑或政府需要强制实施一些措施（比如定量配给）？富人要不要帮助穷人呢，或者只顾自身利益？当下财富从西方（美国和欧洲）大规模流向东方（中国和印度）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为下一个 100 年做好准备，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持乐观倾向，并且围绕当前最有前景的活动来规划或重新规划他们的生活，这些活动包括尽可能保护能源、少生孩子、更多地使用自行车以及培育更多的花园。然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远远不够；公众还需要更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以推进广泛的变化。要想领悟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就得具备明晰性、创造性、激情和勇气。大历史视野是清晰观察这些问题的出色方法。

我们休戚与共地生活在拥挤的地球上；人类在文化和集体知识领域的实践，已经让我们掌握了自己的大部分命运。如果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存在解决之道的话，同舟共济的人类肯定可以找到。为人类未来进行的战斗才刚刚打响。不管下一个 100 年会发生什么，它都会是一个惊喜。

超越近期的未来

思考遥远的未来，完全不同于思考下一个 100 年。我们可以关心近期的未来，因为它会影响我们所认识的人的生活，其中包括我们的孩子和孙子。我们可能也会对它产生某种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好好思考如何使用那种影响。最后，它离我们不太远所以预测似乎不会太离谱（尽管没有把握）。

当把目光投向 2100 年以后的未来，事情立马变得更困难。就超出 100 年的未来而言，人们不会太在意会发生什么。关心自己的孙子甚至曾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很难急切地担心自己玄孙的玄孙（我怀疑他们是否会同样地关心我们）。主体变得不那么私人化，而是更加抽象。我们的预测在这种层面上是否重要？对此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真的可以影响接下来 500 年的世界吗（尤其考虑到当前惊人的变化速度时）？

此外，如果因为变化速度的加快而难以预测接下来 100 年的世界，那么，我们离当下世界越远，各种可能性倍增的速度就会越快，我们的预测也就越离谱。尤其很难就第二种未来（接下来几千年）做出预测，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仍然是人类社会这种极其复杂的实体。

不过，当我们转向第三种未来（离现在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亿年）时，我们就会发现，谈论人类社会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开始讨论其他事物，比如地球甚至宇宙的历史。当我们回到更简单、更缓慢的进程——比如板块构造、行星演化甚至整个宇宙的演化——时，可能性逐渐再次减少，因此，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做出现实主义预测的机会似乎再次增加。这样一来，我们认为，第二种未来在所有未来之中最难预测，而第三种未来允许我们做出更有信心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