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各方鼎力相助，这本书可能要在进入21世纪之后许久才能完成，内容的分量与深度也会不如现在的水平。我在乔治敦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同事，1998年夏天花了大半时间评论我的原稿（多数人都有看完）：托马索·阿斯塔里塔（Tommaso Astarita）、卡罗尔·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埃梅特·柯伦（Emmett Curran）、凯瑟琳·叶夫图霍夫（Catherine Evtuhov）、艾利森·盖姆斯（Alison Games）、戴维·戈德弗兰克（David Goldfrank）、安杰伊·卡明斯基（Andrzej Kaminski）、戴维·佩因特（David Painter）、阿维尔·罗施瓦尔德（Aviel Roshwald）、杰克·鲁迪（Jack Ruedy）、乔丹·桑德（Jordan Sand）、吉姆·谢德尔（Jim Shedel）、朱迪丝·塔克（Judith Tucker）、约翰·图蒂诺（John Tutino）。他们的专业让我免于频频出错的窘境。乔治敦大学其他几位阅读了部分手稿的同事，也给予了同样的协助：化学系的贾尼丝·希克斯（Janice Hicks）；生物系的马莎·魏斯（Martha Weiss）；国际事务学院的蒂姆·比奇（Tim Beach）、默里·费什巴赫（Murray Feshbach）与理查德·马修（Richard Matthew），以及政府学系的史蒂夫·金恩（Steve King）。任教大学部的同事都愿意慷慨分担我所交付的重担，令我感到十分幸运。

有几位在1998年到1999年由我授业的学生，也欣然阅读了部分原稿，并针对如何改善内容提出意见：丹·布兰德托（Dan Brendtro）、埃里克·克里斯汀森（Eric Christenson）、朱莉·克里维（Julie Creevy）、布雷特·爱德华兹（Brett Edwards）、凯蒂·芬利（Katie Finley）、贾斯廷·奥斯特（Justin Oster）及吉尔·沃尔（Jill Wohrle）。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班顶尖优秀学生的热情参与，让我接触到全球环境史：肖恩·卡普顿（Sean Captain）、布拉德·克拉布特里（Brad Crabtree）、南希·戈卢比斯基（Nancy Golubiewski）、埃琳娜·加曼迪亚（Elena Garmendia）与泰里·威拉德（Terri Willard）。这几年他们不断询问、关心本书的写作进度，因而鞭策了我。其他读过全文或部分内容并协助修正的亲友与（各领域的）同事包括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bell）、比尔·克洛南（Bill Cronon）、丽贝卡·戴维斯（Rebekah Davis）、唐·休斯（Don Hughes）、约翰·凯尔麦里斯（John Kelmelis）、格雷格·马吉欧（Greg Maggio）、鲍勃·马克斯（Bob Marks）、伊丽莎白·麦克尼尔（Elizabeth McNeill）、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与肯特·雷德福（Kent Redford）。同时还感谢艾利森·凡·基奥奈特（Alison Van Koughnett）与乔治·弗尔提斯（George Vrtis）的协助，为我送上许多相当有用的研究资料。

我能够花上两年全职撰写此书，要感谢几家机构的鼎力支持。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让我能到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历史系宜人的环境中工作六个月。我要感谢罗布·拉贝尔（Rob Rabel）与埃里克·奥尔森（Erik Olsen）的安排，让我在这亚南极地区滨海度假胜地停留期间一切顺利，而我也在这一期间开始认真思考写作本书。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在1996年到1997年提供我研究学人奖学金，那里的知识环境也提供了极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午餐时段。那一年有许多研究员对我的作品帮助良多，尤其是泰玛·卡普兰（Temma Kaplan）与沃尔夫·费舍尔（Wolf Fischer）。威尔逊中心的研究助理也让我的工作进度更快：克里斯琴·坎维舍尔（Christian Kannwischer）、彼得·考克西斯（Peter Kocsis）、安格利吉·帕潘托尼欧（Angeliki Papantoniou）及白新田（Toshuko Shironitta）。1997年到1998年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提供研究学人奖学金，让我能够窝在自家阁楼中完成本书第一份初稿。还有乔治敦大学准我请假两年，并在这几年间额外提供研究方面的支持。

我在针对本书议题发表看法时，多次得到耐心听众提出相当有用的提问或评语，包括新西兰的奥塔哥大学、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与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的听众；威斯康星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听众；以及美国环境保护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未来小组（Futures Group）。

我受诺顿出版社全球世纪系列（Norton’s Global Century series）主编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托撰写此书。我要感谢他从一开始就对我深具信心，并在其后保持耐心。我还要感谢诺顿出版社的史蒂夫·福尔曼（Steve Forman），他让本书字数不至于膨胀至最终版本的两倍，而他针对文字所做的修改常令我无地自容，同时也不忘持续为我打气。我还要感谢苏珊·米德尔顿（Susan Middleton），以无私不懈的态度让本书文字更加一致且精准。

在茱莉·比林斯利（Julie Billingsley）长期努力的奉献下，我才得以完成这本书。这么多年来，她对我的支持实在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