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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各方鼎力相助,这本书可能要在进入21世纪之后许久才能完成,内容的分量与深度也会不如现在的水平。我在乔治敦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同事,1998年夏天花了大半时间评论我的原稿(多数人都有看完):托马索·阿斯塔里塔(Tommaso Astarita)、卡罗尔·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埃梅特·柯伦(Emmett Curran)、凯瑟琳·叶夫图霍夫(Catherine Evtuhov)、艾利森·盖姆斯(Alison Games)、戴维·戈德弗兰克(David Goldfrank)、安杰伊·卡明斯基(Andrzej Kaminski)、戴维·佩因特(David Painter)、阿维尔·罗施瓦尔德(Aviel Roshwald)、杰克·鲁迪(Jack Ruedy)、乔丹·桑德(Jordan Sand)、吉姆·谢德尔(Jim Shedel)、朱迪丝·塔克(Judith Tucker)、约翰·图蒂诺(John Tutino)。他们的专业让我免于频频出错的窘境。乔治敦大学其他几位阅读了部分手稿的同事,也给予了同样的协助:化学系的贾尼丝·希克斯(Janice Hicks);生物系的马莎·魏斯(Martha Weiss);国际事务学院的蒂姆·比奇(Tim Beach)、默里·费什巴赫(Murray Feshbach)与理查德·马修(Richard Matthew),以及政府学系的史蒂夫·金恩(Steve King)。任教大学部的同事都愿意慷慨分担我所交付的重担,令我感到十分幸运。

有几位在1998年到1999年由我授业的学生,也欣然阅读了部分原稿,并针对如何改善内容提出意见:丹·布兰德托(Dan Brendtro)、埃里克·克里斯汀森(Eric Christenson)、朱莉·克里维(Julie Creevy)、布雷特·爱德华兹(Brett Edwards)、凯蒂·芬利(Katie Finley)、贾斯廷·奥斯特(Justin Oster)及吉尔·沃尔(Jill Wohrle)。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班顶尖优秀学生的热情参与,让我接触到全球环境史:肖恩·卡普顿(Sean Captain)、布拉德·克拉布特里(Brad Crabtree)、南希·戈卢比斯基(Nancy Golubiewski)、埃琳娜·加曼迪亚(Elena Garmendia)与泰里·威拉德(Terri Willard)。这几年他们不断询问、关心本书的写作进度,因而鞭策了我。其他读过全文或部分内容并协助修正的亲友与(各领域的)同事包括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bell)、比尔·克洛南(Bill Cronon)、丽贝卡·戴维斯(Rebekah Davis)、唐·休斯(Don Hughes)、约翰·凯尔麦里斯(John Kelmelis)、格雷格·马吉欧(Greg Maggio)、鲍勃·马克斯(Bob Marks)、伊丽莎白·麦克尼尔(Elizabeth McNeill)、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与肯特·雷德福(Kent Redford)。同时还感谢艾利森·凡·基奥奈特(Alison Van Koughnett)与乔治·弗尔提斯(George Vrtis)的协助,为我送上许多相当有用的研究资料。

我能够花上两年全职撰写此书,要感谢几家机构的鼎力支持。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让我能到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历史系宜人的环境中工作六个月。我要感谢罗布·拉贝尔(Rob Rabel)与埃里克·奥尔森(Erik Olsen)的安排,让我在这亚南极地区滨海度假胜地停留期间一切顺利,而我也在这一期间开始认真思考写作本书。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在1996年到1997年提供我研究学人奖学金,那里的知识环境也提供了极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午餐时段。那一年有许多研究员对我的作品帮助良多,尤其是泰玛·卡普兰(Temma Kaplan)与沃尔夫·费舍尔(Wolf Fischer)。威尔逊中心的研究助理也让我的工作进度更快:克里斯琴·坎维舍尔(Christian Kannwischer)、彼得·考克西斯(Peter Kocsis)、安格利吉·帕潘托尼欧(Angeliki Papantoniou)及白新田(Toshuko Shironitta)。1997年到1998年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提供研究学人奖学金,让我能够窝在自家阁楼中完成本书第一份初稿。还有乔治敦大学准我请假两年,并在这几年间额外提供研究方面的支持。

我在针对本书议题发表看法时,多次得到耐心听众提出相当有用的提问或评语,包括新西兰的奥塔哥大学、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与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的听众;威斯康星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听众;以及美国环境保护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未来小组(Futures Group)。

我受诺顿出版社全球世纪系列(Norton’s Global Century series)主编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托撰写此书。我要感谢他从一开始就对我深具信心,并在其后保持耐心。我还要感谢诺顿出版社的史蒂夫·福尔曼(Steve Forman),他让本书字数不至于膨胀至最终版本的两倍,而他针对文字所做的修改常令我无地自容,同时也不忘持续为我打气。我还要感谢苏珊·米德尔顿(Susan Middleton),以无私不懈的态度让本书文字更加一致且精准。

在茱莉·比林斯利(Julie Billingsley)长期努力的奉献下,我才得以完成这本书。这么多年来,她对我的支持实在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