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过去无知的坏处在于无法看清现状。

——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933年）

环境变迁的历史和地球一样悠久，约有40亿年。人类在约400万年前出现后，便不断改变着地球环境。不过情况却从未像20世纪这般严重。

小行星和火山等天文与地质因素所产生的环境变迁，或许比我们有生之年眼见的更为严重。但人类所造成的环境变迁并非如此。我们改变生态系统的程度、规模与速度均为人类史上首见。这也是地球有史以来，少数几次历经如此大范围与快速的变迁。爱因斯坦曾说过“上帝不掷骰子”的名言。[1]但在20世纪，人类已经开始拿地球的未来掷骰子，而且对游戏规则全然无知。

原本无意造成此等祸害的人类，已对地球展开一场失控的大型实验，而我认为这终究会成为20世纪历史最重要的方面，重要性甚至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运动、识字率上升、民主运动或女性解放运动。为了解20世纪到底有多么挥霍又奇特，就必须深入回顾历史。

在环境史中，20世纪堪称环境史上相当奇特的100年，这是因为有许多足以造成生态变迁的现象，以惊人的速度出现。这些现象大多并非首次出现：长久以来人类早已开始砍伐树木、开采矿石、制造废弃物、种植作物及猎捕动物。到了现代，我们从事这些活动的频率更甚以往，1945年后情况更是严重。尽管少数几种环境变迁直到20世纪才首次出现（例如人为造成臭氧层逐渐稀薄），20世纪的生态独特性主要仍在于规模与强度。

数量上的差异，有时可能成为质量上的差异。20世纪的环境变迁亦然。变迁的规模与强度之大，让许多在过去千年仅限于地方性的问题，成了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空气污染即为一例。自50万年前人类知道使用火之后，就造成区域性的污染问题。罗马时期地中海人提炼铅，甚至造成北极地区污染。在这之后，空气污染问题扩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大气化学的根基（请见第2章）。因此，规模的改变足以导致条件的改变。

除此之外，不论是大自然体系或人类事务，都有临界点与所谓的非线性效应（nonlinear effects）。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德国占领奥地利、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其他地区，当时并未激起太多反应。1939年9月希特勒试图将波兰纳入版图，却陷入一场长达6年的战争，让希特勒本人、他所发起的运动还有德国都因此（暂时地）毁灭。虽然他知道其中的风险，却不自觉地跨越了临界点并激起非线性效应。同样地，热带地区大西洋水温越来越高，可能尚未造成任何飓风。不过水温一旦超过26℃便会启动飓风：只要逐渐递增就会越过临界点，启动开关。20世纪环境史和过往的差异，不仅因为生态变迁来得更大更快，也因为强度大增，启动了某些开关。例如，捕鱼活动的递增会造成某些海洋渔业全面崩解。强度逐渐增加，便可能启动某些重要开关，让地球产生重大的基本变化。在事情开始爆发之前，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本章将就长期观点检视人类行为改变环境的历史。主要因为信息取得的状况有所差异，长期的定义也视个案而有所不同。书中内容讨论的行为与过程，有的很容易测量，有的则并非如此。资料的正确度也有待商榷。尽管有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大略评断20世纪的情况有多奇特，还有究竟在哪些方面迥异于过去的模式。

公元150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

足以改变环境的人类行为，均可称为经济活动。经济学家习惯以市场中商品与服务的总值或正式记录来测量经济规模。加总之后得出的数字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程序极度不完美，尤其是大量生产（以及服务）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时候。经济历史学家深知这种测量方法的缺陷，且已着手尝试对应调整相关数据。

500年前全球GDP（换算为20世纪90年代美元币值）总计约为2400亿美元，略高于波兰或巴基斯坦今日GDP，并略低于土耳其。[2]直到公元1500年，全球经济一直都以缓慢速度增长，以今日标准来看生产技术的进步也相当缓慢。公元1500年后，先进科技应用在美洲及其他地区，海上货运大行其道，国际贸易活络。到了1820年，全球GDP已达6950亿美元（超过1990年加拿大或西班牙的数据，但低于巴西）。工业革命、运输方式不断进步，再加上不断开发边境，都带动了1820年后经济快速增长，以至于1900年全球GDP高达1.98万亿美元（低于1990年日本的GDP）。1870年到1913年，确实是全球经济史上增长迅猛的时期之一，不但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快，其后也少有时期能够超越。经过30年的发展压抑期（1914年至1945年），全球经济再度起飞，到1950年全球GDP达5.37万亿美元（相当于1991年美国经济规模）。随着国际贸易更加开放，接下来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经济繁荣期，科技快速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到了1992年，全球GDP约28万亿美元。这段人类经济史上堪称奇迹的时期，它的诞生、动荡、形成与压抑，都浓缩在表A.1的指数与增长率数据中。

表A.1 1500—1992年全球GDP变化

数据来源：Maddison 1995：19,227

注a：上述GDP数据均为相对于公元1500年之指数。

20世纪末的全球经济规模，大约是1500年的120倍以上。增长期主要集中在1820年后。最快速的经济增长出现在1950年到1973年，“二战”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谓人类史上前所未见。[3]

经济扩张主要由人口增长所带动，其他则归功于科技与组织（或许还要加上勤奋工作）提升了生产力。人均数据（表A.2）显示，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经济虽然增长120倍，但个人平均收入却只增加了9倍。[4]当然这只是全球平均值，看不出各地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极大差异。

表A.2 1500年以来的全球人均GDP

数据来源：摘自Maddison 1995：228

平均来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公元1500年祖先们的9倍，1900年的4倍。尽管收入增长分配极度不均，现今莫桑比克人民收入仍远不及1500年全球平均值的一半，但是过去500年，特别是20世纪，仍可算得上是人类的一大成就。这样的成就自然有其代价。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何其之大，人们遭到奴役、剥削或杀害，以“创造式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5]为经济增长铺路。环境也付出了极大代价。过去30年来历史学家已注意到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所造成的社会代价，而环境的代价其实同样需要关注。

公元前一万年之后的人口增长

人口比经济活动更容易测量，因此尽管1900年前的估计数据必须小心处理，但以下的重建数据应比前面的经济增长数字更为可靠。

人类首次发明农业（约为公元前8000年）之时，全球人口大概在200万～2000万之间。[6]人口的数量甚至比有些灵长类还少，例如狒狒。但有了农业后，人类数量首次大幅跃升。人口增长可能比过去快了10～1000倍，但每年远低于1%，仍是十分缓慢。到了公元元年，全球供养了2亿～3亿人口（约相当于今日印度尼西亚或美国人口）。到了1500年，全球人口已达4～5亿。全球人口历经大约1500年才增加一倍，年增长率远不及0.1%。公元1500年之后，全球人口持续缓慢增长，约在1730年达到7亿人。此时增长速度才开始上扬，开启了一段至今仍持续进行的人口增长高峰期。[7]到1820年人口达到10亿左右。自此人类在生物方面取得惊人优势，从表A.3的数据可见一斑。

表A.3 1820年以后的全球人口

数据来源：Cohen 1995：79 and app.2

18世纪之后，人口增长的速度与先前相比可谓极速。1950年以来，人口增加的速度大约是农业发明之前的一万倍，以及农业发明之后的50倍到100倍。如果农业发明后人口便持续以20世纪的人口增长率增加，地球会被满满的人类覆盖，直径高达数千光年，并以光速倍数的径向速度向外扩散。[8]20世纪这种增长速度明显不会维持太久。我们处于人口史上第二次大暴增的最后阶段。20世纪全球人口史的独特性不仅是对过去而言，也相应于未来。

观察现代历史上独特人口特性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计算有多少人曾经活着，以及（根据平均寿命预估值）他们曾经活过多少年。这样的预估当然需要特别小心。有些欧洲人口历史学家已大胆假设并据此估算。[9]他们认为过去400万年来约有800亿人出生，这800亿人一共活了2.16万亿年。令人吃惊的部分来了：这2.16万亿年中，有28%出现在1750年之后，20%在1900年后，13%在1950年后。虽然20世纪仅占人类历史的0.00025%（400万年中的100年），在人类活过的所有年份中却占了大约1/5。

如同长期经济增长，人口史也代表着人类物种的胜利。这当然也要付出代价。无论如何这是一项惊人的发展，完全脱离过去的模式，我们总是将现有经验视为理所当然，认为现代人口的增长率是很自然的。任何持续时间超过人类一生寿命的特殊事件，都很容易遭到误解。

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长期进程，在过去千年来紧紧相随，直到1820年左右才开始明显分流，由于经济增长大幅凌驾于人口增长，因此造成人均收入上扬。其背后原因包括新科技，还有带动人类增加能源利用的经济组织系统。

公元一万年之后的能源史

在工业革命开始前，我们利用的是自己的体力与部分驯养家畜的肌力、风力与水力（但效率不高），以及木材与其他生物量（biomass）中储存的化学能（利用其热能而非电力）。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因为它带来了能将数亿年来地表所累积的生物量储量，亦即化石燃料，转化为机械力的引擎。

物理学家同意宇宙中能量守恒的理论。地球上的能量呈现大致平衡的状态：来自太阳的辐射能，相当于消散到太空中的热能。我们可以创造能量，也能毁灭能量。但我们大多只会提到能量的产生或消耗。“能量”一词并不精确，是一种很难测量的东西。以下重建数据的目的是要准确呈现能量的意义，但它在数量上的要素，也像上述经济增长数据一样必须小心处理。

由于来自太阳的核聚变反应，所有能源终究都属于核能。[10]地球上的核能有好几种形式，对人类较重要的包括机械能（或动能）、化学能、热能与辐射能。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针对我们想做的所有事情，在适当的地点与时间取得有用的能源。我们通过转换器达到此一目的，将某种能源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使其易于储存、运送或运用在工作上。许多经济运作都得利用好几种转换工具。每一次转换都牵涉到某种实用面的损失，因为有部分事先转换的能源浪费掉或变成无用的形式，因而无法保留。因此转换器有所谓的效率评价（efficiency ratings）。举例来说，人类的效率约为18%：即每吃下100卡路里的食物（化学能），只有18卡路里会转换为机械能，剩下的都因一些实用目的（主要为热能）而消失。而马的效率更只有10%。

在工业革命前，唯一重要的转换就是生物转换。[11]人类社会最早只知道利用肌力，源于储存在植物与动物肉类中的化学能量。后来有了少数几种工具辅助，使肌力的运用更有效率。火的使用自然对取得热能大有帮助，而且在烹饪发明之后，一些原本不可食用的能量也变得可以食用。但直到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仍依赖自身的机械能［或可称之为“体内能机制”（somatic energy regime）］。

农业让人类更能控制我们称之为粮食作物的植物转换。和狩猎或采集相比，移动农业（shifting agriculture）让能源的可用性增加了可能有10倍之多，定居农业（settled agriculture）又增加了10倍，造成更高的人口密度。接下来，随着大型动物被驯化，人类需要更多的肌力、更多的机械力，且其形式更为集中。用牛来拖曳、以马或骆驼来运输，都是相当重大的进步。牛可以在难耕的土地上耕田，在粮食方面开拓新的可能性，进而将更多的人与牛导入一个能够延伸并强化体内能机制的正回馈循环（positive energy regime）。未能驯化大型动物的社会，在劳动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在随后的1000年里，新作物、轮子及马项圈改善了人类社会的能源效率，但即使在工业革命初期的欧洲（约为公元1800年），人们所使用的机械能中仍有超过七成由人类的肌力供应。[12]可耕地与种植作物所需的水源不足，仍从根本上限制了能源的发展。

农业与动物的驯养确实造成能源过剩。控制过剩能源，任意加以应用，并享受其回报，这构成了政治的精髓，也就是掌控了体内能机制。如应用得当，例如在战争或灌溉上，能源过剩可能有提高报酬率的意外收获，让人致富或大权在握，埃及法老即为一例。将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时，由于人比马更有效率，与牛相比更高，因此大型驯养动物在工业化之前可谓奢侈品。奴隶制度是最有效率的手段，有野心并大权在握的人可借此变得更为有钱有权。这也是解决能源短缺的答案。奴隶制度在体内能机制下相当普遍，尤其在缺少役用动物的社会当中。除了汇集人力，他们没有实际可用的其他选择来集中能源。

体内能机制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在于能成功地储存能源。以热或光甚至电的形式存在的能源很难储存。即使是20世纪末的新技术，仍难以储存风力和直接太阳能（direct solar energy）。植物形式的化学能也很难储存，即使在有利的条件与适当的技术下，某些作物能储存长达数年（不过仍会造成大量耗损）。

在前工业化的社会中，气候与害虫变化难以预测，使得每季、每年的食物供给量都大不相同。这造成了整体社会问题，而对于统治者而言，问题在于能源供给波动的状况随着时间越来越无法控制和预测。对于统治者来说，人口与牲口数量就等于能源储量，是社会能源体系中的一个调速轮（flywheel）。不论主要的能源来源，亦即作物，数量丰盛或稀少，都可以派上用场。时机好时可累积储量，时机不好就降低，不论什么时代，统治者都会为了经营而干预人口与牲口。

对于一般人来说，牲畜也有同样的功用。它们储存了能源，因此尽管主食供应量免不了时高时低，必要时牲畜可供人类利用，使能源流动更为平均。这也为每个家庭的能源体系提供了一个调速轮，大小则与家庭拥有的动物数量（必要时可以购买方式取得）成比例。

体内能机制有相当严格的限制。如果突然使力，人体可以使出1000瓦的力量。[13]针对挖掘壕沟、建筑水坝或打斗等任务，过去任何一个社会所能奉献的只有数十万瓦（以人力及动物为主要的机械能来源）。中国明朝皇帝及埃及法老所能支配的力量，并不比现代一名推土机驾驶员或指挥坦克的军官更高。过去人类积极追求领土扩张，因为这可能增加统治者的整体能源供给量，但通常很难为了工程或战争而聚集数千人以上的人力，因此统治者在单一任务上所能支配的能源总量还是无法提升。

工业革命起先提升了人类肌力，后来很快便超越了它。这股风潮所到之处，莫不终结了体内能机制，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更为复杂的安排。这套安排或可称为“体外能机制”（exosomatic energy regime），但最好还是称之为化石燃料时代：从1800年至今，人类使用的能源绝大多数来自化石燃料。

从古代开始，尤其是在波斯、中国与欧洲，风帆、风车和水车稍微增加了农业社会的体内能供给量。[14]接下来好几个世纪仍不断进展。但在18世纪，蒸汽机开发了数亿年光合作用的价值，借由燃烧煤炭将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人类发现煤炭用途已有数百年，主要作为热能燃料。但蒸汽机能将热转换为机械能，也因此增加了更多新的可能用途。

早期蒸汽机的效率是出了名的低下，制造出的动力中有99%会流失。不过随着技术逐渐进步，到1800年效率约为5%，一台蒸汽机能产生20千瓦动力，相当于200名人力。到了1900年，工程师们已经知道如何控制高压蒸汽，蒸汽机所能产生的动力变成1800年的30倍。除此之外，蒸汽机不像水车或风车那样受限于一地，甚至可以放置在船上或火车头。这产生了另一个正回馈循环，因为可借此运送大量煤炭，将这种燃料提供给更多的蒸汽机。19世纪工业化便是仰赖这一点。1800年全球煤炭产量约为1000万吨，到1900年则暴增100倍。[15]

到了1900年开始出现另一项重大偏离：使用精炼油的内燃机。苏格兰人詹姆斯·扬（James Young）在19世纪50年代想出如何精炼原油的方法，美国人埃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则在1859年证明，开钻进入深层岩石可开采出石油。尽管当时规模不大，但石油时代就此展开。由于德国在1880年后开发出内燃机，更进一步带动了这股转变。内燃机比烧煤炭的蒸汽机更轻，效率也远超过蒸汽机，特别是就小型机种而言。大型机种所能产生的动力也远超过蒸汽机。要供电就必须有大量电力，而汽车也需要轻型有效率的引擎。

因此自1900年以降，生物量、煤炭与石油提供了大量的能源。自19世纪90年代以降，即使世上大部分人口并未直接使用化石燃料，从有用能源的角度来看，化石燃料仍使生物量相形失色。这三种燃料的生产与使用在20世纪持续增长，不过因为石油增长速度大幅领先，按比例来看另两种其实算是增长下滑。表A.4与表A.5列出了一些全球燃料生产及其产生之有用能源的估计数据。石油燃料不只大幅取代了生物量在20世纪能源组合中的地位[16]，而且整体的能源产量也随之暴增。全球电气化始于1890年且至今仍在进行中，刺激了能源的需求及使用。电动马达更有弹性，用途简直数不清。电力还能提供光与热。列宁甚至有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此外美国小罗斯福总统任内主要政绩之一，就是乡村电气化。

表A.4 全球燃料产量（1800—1990年）

数据来源：摘自Smil 1994：187

注：这些数据无法反映这些燃料的能量产量：1吨石油的能量为1吨木柴的5倍，与煤炭相比则可能为2倍。

表A.5 全球能源用量（1800—1990年）

数据来源：摘自Smil 1994：187

在蒸汽与煤炭的影响下，19世纪的全球能源产量增加了大约5倍，但到了20世纪，因为石油、天然气（1950年以后）及核能[17]（重要性较低）又增加了16倍。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就算是以每1000年的角度来看，在能源使用的增长上超越20世纪。自1900年以来所使用的能源，总量可能超过之前人类史上所有总和。我大略计算后发现，20世纪全球所使用的能源，是1900年之前1000年间的10倍。农业出现初期直到1900年之间的100个世纪，人类使用的总能源只有20世纪用量的大约三分之二。

这种令人讶异的挥霍行为，同样也算得上是人类物种的一种胜利，从无尽的体能劳动这种苦差事中解脱，并在肌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开启许多新的可能性。即使以人均的角度来看，能源使用的增长同样可观，在20世纪中增长了4～5倍。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每人每年平均使用大约“20名能源奴隶”，意思是相当于20个人365天、24小时持续工作。在体内能机制的限制下，最近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以及人口增长，原本都是不可能发生的。[18]

这种能源使用增加的现象必须付出代价。我在此提出两种方面。其一，燃烧石油燃料会造成污染。生物量也会造成污染，且一向如此。但因为化石燃料应用的方式较多，其开发意味着燃烧总量也会远远超出许多，污染也远超出许多。第2章及第3章将会提到这一点。其二，石油燃料已在全球不同地区大幅增加财富与权力分配不均的状况。必要的科技与相关社会政治结构起于欧洲及北美，且发展得最为完备。直到1950年左右，世上其他地区仍以生物量作为热源的主要来源，机械能则仍仰赖肌力。最穷的一些国家至今仍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平均的能源用量为孟加拉国人的50～100倍，相当于75个以上的奴隶所能产出的能量，而孟加拉国人只相当于不到一人。从现代史中很明显可以看出，能够掌控化石燃料，对于在国际上扩大财富与权力来说扮演了重要（虽非唯一）的角色。如果你认为部分人生活舒适总好过所有人为贫穷所困，那么这就是好事一桩，但若你主张平等，那就不会这么认为了。不论如何，能源使用不平等的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峰。自此之后情况有所转变，全球各地都开始广为使用能源。

全球化石燃料的枯竭并非迫在眉睫。从19世纪60年代就有预测能源匮乏而失败的例子。的确，20世纪煤炭、石油与天然气已证实储量增长似乎超过产量。现有的预测数据（未来势必会有修正）显示，石油或天然气还有数十年才会用罄，煤炭则还可用上好几百年。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继续依赖这历经长时间才累积而成的地质资源，如果我们能好好管理或承受化石燃料所造成的污染。

结论

人类已打破旧有经济、人口及能源机制的限制与大致稳定的状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特别的原因。在19世纪，全球开始进入长期经济繁荣期，到20世纪更攀上高峰，全球经济增长了14倍。以人均而言增长不到4倍，因为在这个世纪全球人口增加了4倍。能源的使用开启了一段经济繁荣期，一开始就在19世纪达到5倍增长。这一增长在20世纪达到高峰（截至今日为止），经济进一步扩张了16倍之多。

这一切何以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类的创造力，另一部分则出于运气。首先是运气：在18世纪，大部分足以抑制人口及人类生产力的疾病都已遭到消灭。起初这与医药或公共卫生措施并无太大关联，而是反映出人类宿主与部分病原体及寄生虫之间逐渐调适。我们无意间驯化或边缘化部分足以致命的疾病。这个现象纯属运气。小冰河期（约略出现于1550年至1850年）结束，而这可能也是造成现代经济大扩张的原因之一。

现代的爆炸性增长多数起于人类的创造力。自18世纪60年代后，我们持续发明各种新科技，取得各种新形态能源并提升劳动生产力，同时也设计出新形态的社会与商业组织，激化经济活动的速度。机械与组织，亦即硬件与软件，都是现代各项突破背后的推手。

现代的经济大扩张，从基本面来说虽带来解放，但也造成内部崩解。人口、产量与能源使用量的暴增，对不同的地区、国家、阶级与社会团体造成了相当不平均的影响，使某些人受惠但也有人受到伤害。不平等的情况益发扩大，更令人痛苦的是财富与贫穷经常重新洗牌。无论从知识或政治等各方面来看，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与移转的地位，都是相当困难的。世界充斥着各种骚动。1950年以后偏好的政策解决方案，不过是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提升生活水平。如果我们都能消费得比以前更多，且预期未来也能消费更多，就比较容易接受眼前这种因为不断变化与不平等而产生的焦虑感。确实，我们根据持续增长的原则树立了新的政治形态、新的意识形态及新的体制。如果这样的大好局面结束，甚至只是逐渐式微，我们都将面临另一波痛苦的调适。

如果将长期以来人类使用淡水、木材、矿藏的历史或工业产出制成图表，20世纪同样相当特出。这些全都在1900年之后兴起。固态废弃物及空气、水源污染的产生亦然。数不清的指标及其背后原因也都显示，环境变迁的故事也同样特异。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探讨这些故事，但不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而是就挥霍的20世纪本身谈起。

[1]Frank,1947.

[2]根据1990年吉尔里-哈米斯元（Geary-Khamis dollar）计算。该估计值来自Maddison 1995：19。

[3]此前较为著名的经济扩张，推测与最后冰川消退、农业的发明与普及，还有古代帝国庇护下大型贸易网络的形成有关。但以1820年后的标准来看，这些经济扩张都相当缓慢且温和。

[4]如果1500年以来全球GDP增长120倍，而人均GDP增长9倍，则人口增长13倍且为1500年以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5]这是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用来形容资本主义一个相当著名的说法，但这也同样适用于出现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体。

[6]Cohen 1955：77.

[7]18世纪增长率提高的原因不明，但可能与某些致命疾病的消失，还有卫生条件、公共卫生与饮食的改善都有关系。最新的实用相关研究请见Livi-Bacci 1992。

[8]这个有趣的说法摘自Cipolla 1978：89。

[9]Biraben 1979：16；Bourgeois-Pichat 1988。同时请见Livi-Bacci 1992：32–3。Westing 1981估计总共有500亿人诞生过，Keyfitz 1996估计为690亿，而Haub 1995则估计为1050亿。部分差别源于起算点的不同，例如Westing就从30万年前开始，而Keyfitz为100万年。

[10]这种说法忽略了让地球维持轨道运行并与太阳保持适当距离的重力能（gravitational energy），以及地心那股能够带动火山活动的核能分裂。

[11]这段简史取自Cipolla 1978：35–69、Debeir et al.1986及Smil 1994。

[12]Smil 1994：226。Cipolla 1978：53估计植物、动物与人类能源加总占80%～85%，其中差异源于风力与水力发电。

[13]瓦指某段时间内能量的使用率。每秒1焦耳（能量的基本单位）等于1瓦。

[14]Sϕrensen 1995：392–404提到全球发展风力的历史。

[15]Smil 1994：186。Cipolla 1978：56推估1800年为1500万吨，1900年为7.01亿吨。

[16]1994年全球商用能源组合为40%石油、27%煤炭、23%天然气、7%核能与3%水力。地热、风力、太阳能和其他种类的能源加起来不到1%（WRI 1996：276–7）。加上生物量几乎不会对以上数据造成任何影响：20世纪90年代商用能源所产生的有用能源，约为生物量的25倍。

[17]这意味着自从1800年以来，能源使用的总量已增长80倍。Starr 1996：244曾提出类似数据，认为1850年以来增长了50倍。Levi-Bacci 1992：28的看法也与Smil一致。

[18]理论上，现代农业可谨慎通过技术获得较高产量，而不必像现有传统做法消耗大量能源。但实际上它们都相当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说，若不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人类便不可能达成这样的人口增长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