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革命包括食物经济的重新调整，从基于渔猎和食物采集的游牧生活转变为基于农耕和土地的定居生活。尽管农业最初只是对渔猎——采集生存方式的一种补充，但是它最终几乎完全替代了后者。农业革命为了获取可耕地，砍伐和毁损了全球陆地上1/10的树木和草地。渔猎——食物采集文明对地球的影响微乎其微，而这种新的农耕文化则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地球的表面。[1]

从地质学的时间尺度看，在第四纪冰川晚期，也就是在约11500年前，更新世结束，全新世开始。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历史步入了一个新天地。农业技术由粗放变为集约，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跨越了一道关键的门槛。在旧石器时代，在向世界各地迁移的过程中，我们人类驾驭新的自然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从全新世早期开始，它采取了集约化的形式：新的技术和生活方式使人类能够从单位面积土地上获取更多的资源。所以，虽然（从编年史角度看）人类历史滥觞于旧石器时代，但是大多数人却生活在最近的1万年内（参见图8.1）。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全新世早期的新技术称之为农业。这些技术刺激了人口增长，支持人类在大规模、较集中的我们称之为村庄和城镇的共同体中生活。人类的居住区更加稠密，既促进了更多的思想交流，也促进了集体知识的积累，由此加快了技术交流的步伐。不过，更稠密、更庞大的居住区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和组织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和更庞大、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在数千年里，这些变化以不同的速度遍及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这是现代人类进化史上最根本性的变化。

图8.1 人类三个不同时代的比较

旧石器时代、农耕时代和新现代的比较，按照（a）延续时间（分别为24000、10000和200年）。（b）每个时代生活的人口数量［据利维——巴奇：《简明世界人口史》（牛津：布莱克韦尔，1992年），第31、33页，自人类出现以来，其人口总数大约为800亿］。（c）生活在每个时代的人类数量（据利维——巴奇：《简明世界人口史》，第31、33页）

全新世的活力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在人口增长上（图8.2，表6.2和6.3）。我们发现，在欧洲史前史中，在同一个地区，即使最早的农耕方式，其所能养活的人口也要比原先增加大约50—100倍。[2]就是为什么世界人口增长的曲线图中，在人类由流动的生活方式转向农耕方式的时期清楚地展现出了一种向上攀升的趋势。当然，我们关于这个时期世界人口的数字是近似的。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居住遗址有所增加，这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确实要比更新世快得多。表6.2和6.3的测算表明，世界人口从1万年前的大约600万上升到了5000年前的5000万，就是说在5000年里增长了6—12倍。[3]世界人口平均每1600年翻一番，而在更新世后期人口平均每6000年才能翻一番。这些变化标志着一个人口发展新时代的开始，其特征就是在现代人口增长突飞猛进之前大约1万年，世界人口曾长期保持相当高的增长率。

图8.2 人类的数量，距今1万年——当代（根据表6.2绘制）

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提出，这一系列的变化可以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革命”。考古学家第一次以新石器时代来形容其与此前1万年就出现的打磨石器时代的差别。不过，柴尔德坚持认为，这个时代的真正标志是农业的出现，这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事件。农业为以后人类历史上所有最为重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许多史前史学家反对柴尔德的观点，因为他们经过进一步考察，发现这些变化是渐进式的。那个时代的人几乎看不出他们曾经历过一场革命。然而，柴尔德的新石器时代或农业革命这些概念还是值得保留。因为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这些变化是迅速的、革命性的（参见表8.1），仅仅在11500年到4000年前这段长达7500年的时间里，以家庭种植业和养殖业为特征的农业共同体至少在世界上三个或许七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出现。由于农业人口迁徙到新的地区或者因为其他共同体将新技术纳入他们半农业化的生活方式，最早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原始”的农业区得以广泛传播。通过人口的流动、当地的创造和再创造，以及许多本地的变化，农耕生活方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有的或新生的交换网络中迅速扩散。

表8.1 人类历史的时间段

本章集中讨论我所提出的早期农耕时代这一概念。在人类的这段历史时期，农业共同体业已存在，但是还没有出现城市和国家。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各地均有所不同。在有些地区，它在10 000年到11 000年前开始，大约在5000年到6000年前结束，而在另一些地区，这一时期出现得非常晚，甚至到20世纪还继续存在。

全新世的人类历史

最后的冰川期的结束

最后的冰川期最寒冷的阶段是在25 000年到18 000年前。从18 000年前开始，气候逐渐变得温暖湿润，尽管有时气候会相当突然地回到冰川期的状态，但为时极短（如在大约13 000—11 500年前这段时间）。大约11 500年前以来，气候保持了一个温暖的时期，称为典型的间冰期，不过间或会有更温暖或更寒冷的天气。全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就发生在全新世的间冰期。

由于气候变暖，覆盖在北美大部分地区以及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和西伯利亚东部的冰层变薄并且北移。冰层融化，海面上升，海水淹没了世界大部分沿海地区。这一变化在北纬地区最为瞩目，那里的土地从冰层的重压下获得自由，真实地呈现出自己的本来面貌。

气候变化改变了地貌和植被。[4]森林面积不断扩大，沙漠和冰原地区逐渐缩小。在欧亚大陆和北美冰川时期的寒冷草原地带出现了森林，形成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林区。桦木和松树覆盖的速度和范围最快、最远，紧随其后的就是榛木、榆树和橡树等落叶树种。在非洲和南美等更为温暖的地区，一度消失的森林重新出现，形成了面积不亚于北部温带树林的热带雨林。森林所到之处，消灭了草原物种，如冰川时期欧亚和北美草原上的猛犸象、野牛、马等动物群。取代这些动物的有野猪、鹿和兔子，还有一系列可食用的新植物，如坚果、浆果、种子、水果和菌类等。对于人类而言，开发利用这些物种比在冰川期北部地区捕猎大型食草动物要艰难得多。但在有些地区，随着气候变暖，这些小型可捕食的物种大量繁殖，因其绝对数量之大而颇具诱惑。在距今10 000年到5500年前的这段时间里，湿度的增加使现在的撒哈拉大沙漠成为草木繁茂的湖泊山林地区，那里的居民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岩画，岩画所反映的生活方式，在如今干燥的撒哈拉大沙漠中是难以想象的。

动植物不得不适应气候的变化，人类也是如此。但是，它们的适应方式各有千秋，因而全新世的人类社会就变得更加千姿百态了。

三个世界

在全新世早期，随着海平面升高，联结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日本和中国、英国和欧洲，以及大洋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塔斯马尼亚的大陆桥全部被淹没了。印度尼西亚由原先冰川期亚洲南部的半岛变成了群岛，与大洋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沟壑变得更宽了。随着人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栖居，上述地理变化就割断了古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将人类分割成为具有不同历史的不同人群。正如罗伯特·赖特所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对于文化的进化而言，如今的东半球和西半球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皮氏培养皿。”[5]

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隔绝。可能在4000年前抵达澳大利亚的野犬，或在最近几个世纪抵达澳大利亚的印度尼西亚海参捕捞者都能证明，澳大利亚从来没有完全与印度尼西亚和亚洲隔绝。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没有完全与公元前1600年前以来陆续移民到印度尼西亚的南太平洋岛人断绝关系。[6]维京殖民者曾经横跨白令海峡狭窄的沟壑，在纽芬兰岛建立了一个短期的居民点，说明美洲也从未与欧亚大陆完全隔绝。此外，南美的甘薯出现在了波利尼西亚，证明在过去的3000年里，美洲与太平洋地区各共同体之间必定有一些联系。然而这些联系极为有限，以至于将过去4000年全新世期间人类历史设想为在三个不同的世界区——有时还可以加上第四个世界区即太平洋地区——中各自独立发生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7]全新世的世界区主要有：非洲—欧亚世界区，包括非洲和整个欧亚大陆，以及离岸岛屿如不列颠和日本等；美洲世界区，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加勒比海等离岸岛屿；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世界区；以及大约4000年前以后的太平洋岛屿的人类社会。（参见地图8.1和8.2）

至少原则上说，在每一个世界区里，观念、影响力、技术、语言，甚至某些商品都有可能从这一头传播到另外一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经过托雷斯海峡的岛屿链，常常发生间接的联系。在澳大利亚，产自西北的名产如珍珠贝等，接力似的穿越了整个大陆，而来自东北最远端约克角的“大包贝壳”被加工制作成用于宗教仪式和巫术的装饰品，远销澳大利亚南部和西部沙漠。[8]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定居着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移民共同体，他们在语言上以及在所谓拉皮塔文化考古遗存上，都表现出了显而易见的相似性。[9]在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撒哈拉沙漠在大约4000年前曾是一片无树的大草原，因此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并非像以后那样是一个孤悬的地区。畜牧技术起源于欧亚内陆地区和撒哈拉非洲地区，从欧亚内陆地区穿过欧亚大草原，传播到了西伯利亚东部，也从撒哈拉地区传播到了中东和东非。印欧语系的诸语言传播到了新疆、印度和西欧；亚非语系的诸语言传遍了非洲大部分地区，也传入了中东地区；突厥语传遍了蒙古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正如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所言，在美洲，一代又一代的早期移民从阿拉斯加向火地岛迁移，创造出了一个涵盖整个南美和北美大部的语言区。[10]

地图8.1 全新世的世界区

地图8.2 非洲—欧亚世界区

将上述全新世大部分时期的每个地区视为独立的世界区进行思考是颇为有益的，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将普遍特征和地区特征区别开来。这些地区的历史存在着惊人的一致，但是也存在着惊人的差异。所有世界区都发生了某些方面的集约化，世界各地更新世的人类显而易见的持续提升的适应能力都继续得到增强。不过，由于变化的速度不尽相同，每个地区表现出来的适应性也就大相径庭。以下三章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解释这些不同的历史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11]

什么是农业？

在全新世早期的各种集约化过程中，农业最为重要。可是，什么是农业呢？与前面一章所讨论的刀耕火种的“农民”一样，农民系统地修整环境，使之有利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用的动植物。但是农业却极大地改造了环境，通过早期人工淘汰方式最终改变了他们所喜欢的物种，由此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农业所依靠的正是被称为驯化的最早的基因工程。

动植物的驯化

驯化是一个共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物种不是仅仅捕获另一种物种，而是保护这个物种并促使其再生产，以便创造一种更加可靠的食物来源。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从捕食到共生的进化类型在进化史上是司空见惯的，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也十分适用于这种现象。因为过度捕猎会杀光所有被捕食的物种，而最有效的捕食者（无论其体型大小）总是有选择地杀死捕食的对象，甚至还要确保被捕食的对象作为一个物种继续存在下去。这两个物种都从这样一种关系中得到好处。捕食动物更有效地掌握了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而被捕食者则找到了一个乐意确保其生存和繁衍的保护者——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不是人类驯化了绵羊和玉米，这两个物种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驯化在许多不同的物种里都有发生。例如，蚂蚁多少有点儿像人对待家养的牛一样对待蚜虫，以便获得蜜液。它们用触角敲打被俘获的蚜虫，刺激它生产蜜液。为了得到蜜液，蚂蚁保护蚜虫，确保它们能够繁殖。[12]

在捕食和驯化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分界。但是在紧密的共生关系中，两个物种在行为和遗传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直到一方或者双方没有另外一方就再也不能生存。在人类历史上，遗传变化主要发生在被驯化的物种上。人类固然在遗传上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有些人获得了消化家畜生奶的能力。但是最重要的人类适应性表现在行为和文化上。文化变迁的速度更快，说明为什么人类与人类的共生要比与非人类之间的共生关系的形成迅速得多。

驯化是指在这个共生阶段，至少共生的一方不能靠自己而单独生存下去。就农业而言，这就意味着驯化的动植物没有人类的支持就不能生存或繁殖，而许多人类共同体没有他们所喜欢的驯化的动植物也不能生存下去。驯化的绵羊行走缓慢而且蠢笨，在野生环境下根本无法存活。而现代的玉米，或者印第安玉米，没有人类的帮助也无法繁殖，因为它的种子不能随意抛洒。[13]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在其论述农业起源的一部新著中，将驯化定义为“人类创造的新型动植物”。[14]动物新物种的创造，肇始于人类控制动物的繁殖，切断它们与野生环境的联系。至于驯化植物，则始于收获、种植和除草，因为这些做法可以去除这些驯化的植物与周围相邻植物的遗传联系，使之具有比起“野生”的表亲更好的起点。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的干预在野生环境和驯化物种之间设置了一道障碍。这就促使遗传变化迅速发生，就像不同地区的物种的形成一样，但是在这里促成遗传变化的不是迁移或者地理变化，乃是在同一物种的不同种群之间设置了障碍的人类。

一旦人类开始将某一个种群同其相近的种群区分开来，它就能够迅速进化。考古学家熟悉所发生的变化。某些结子的植物，其种子紧紧地集成一簇，比野生的物种更加牢固地附着于茎上，便于人类采集（因而也便于重新栽植）密集的种子；此外，相互疏离的或者松散地附着于茎上的种子，在收获的时候会掉落在地上，因而不大可能重新栽植。由于同样的原因，人工种植的植物，其种子倾向于发展为子大、皮薄。凡是植物在密集种植，争相获取阳光的地方，最先发芽的秧苗才能够存活下来，而这些秧苗很可能皮薄，有着大型内部储藏空间，因而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肥大、最能结果的、最先发芽的植物才有可能得到人类的选择加以种植。因此，在寻找驯化证据的时候，古生物学家就去寻找那些比野生植物种类种子更大、皮更薄、密集成簇、更强壮的花序轴（即联结轴）牢牢固着在茎上的种子。驯化的动物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不过比较难以寻找到相关的考古学记录。体型减小是一个共同标志，这可能由于有意选择比较容易驯养和控制的野兽所致，也可能由于在人工繁殖条件下营养较差所致。不同家畜的组成是另外一个标志。驯化的母畜在数量上超过公畜，因为公畜被淘汰得早。驯化的老家畜也可能被淘汰掉。

农业并不是动植物驯化的同义词。许多社会都采取过有限的驯化形式，或者是植物或者是动物，只是没有靠这些驯化的动植物为生，也没有采取定居的方式而已。虽然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一样依靠家畜为生，但是他们主要依靠驯化的动物而不是植物。而且，游牧民族像食物采集民族一样，通常是在不同地区流动的。与之相对照，农业民族通常利用驯化的植物，也利用驯化的动物，而且它们大多数是定居的。虽然农业民族仍然捕鱼狩猎，但是其共同体维持生命的主要基础来自驯化的动植物。最后，在农业社会里，驯化的植物通常比驯化的动物更为重要。这是由于一条基本的生物学规则所决定的，这条规则就是，处于食物链最底层的生物体能够最有效地转换阳光的能量。在食物链的每一阶段，大约90%的能量消失掉了，因此，主要依靠植物食品的生活方式的人类一般比主要依靠动物食品的生活方式的人类（例如游牧民族）能够养活更大的密集生活的群体。因此，驯化的植物对于农业革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表8.2所示，不同动物、植物物种的驯化在整个全新世都一直持续不断，而且显然分别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发生着。尽管如此，这些数字只是反映了最早的驯化证据。从驯化到主要依靠农业的生活方式，在某些地区发展很快（如西南亚、中亚和中国），但是在其他地方则发展缓慢——美洲尤其如此，那里最早的动物、植物驯化与最早的主要基于农业的证据之间相差数千年之久。

早期动植物驯化的年代和地理

此外，有一些研究可能将表8.2所记载的时间上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研究者还会考证出现在被人们遗忘的其他动植物驯化中心。很可能在热带地区还有某些中心存在，尤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在亚马孙雨林（那里主要的农作物是木薯、土豆和花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部分地区，芋头也许早在9000年前就已经种植了；在5000年到6000年前之间，真正的农业社会在该地区砍伐森林，建造永久性村庄，人们完全靠农业为生，以当地（或许是进口）芋头、薯蓣科块茎等物种作为主食。[15]

表8.2 最早的动植物驯化证据

资料来源：尼尔·罗伯茨：《全新世环境史》第2版（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一百多年前，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写到，驯化动植物的最初几步包含有某种生物学的“面试”。人类可能“面试”了无数的捕食物种，但是因为缺少使之成为可靠的驯化植物所必需的主要品质而归于失败。驯化失败的有鹿（过于好动），以及橡实和榛子（营养不高，比谷类和豆类更难储存，但是这两种植物在饥荒的时候仍可食用）。最早被人类成功驯化的物种也许就是狼。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狼就被驯化了，现代所有家养的狗都是这些最早驯化的狼的后代。[16]但是驯化的狼并没有对以后驯化的物种产生重大影响，那是因为它们没有改变食物采集的生活方式，而是用来帮助猎人。

“新石器时代革命”实际上滥觞于极少量种子植物的驯化。这一变迁的最早证据来自西南亚，亦即将非洲和欧亚大陆连接成为前现代地球上最大的交换网络的那一条走廊地带。农业出现在最大、最古老的世界区，亦即非洲—欧亚世界区，可能并非偶然。它处在将两个非常不同的地区连接起来的地带也非偶然，因为这类枢纽地区（参见第10章更为充分的讨论）乃是大范围生态信息的交换场所。另一个枢纽地区则是将北美和南美连接起来的中美洲地区，在这里，农业也很早就出现了。

非洲—欧亚大陆最早的农业遗址集中在考古学家所称的新月沃地。它主要是一块拱形高原地带，北起现在的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然后沿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东移至扎格罗斯山，再沿伊拉克和伊朗边界南行。在距今11000年到9000年之间，这一地区至少有8种植物被驯化。包括绿豆、豌豆、鹰嘴豆、苦巢菜、亚麻和谷类植物——二粒小麦、单粒小麦和大麦。这三种谷类农作物似乎都是在距今11500年到10700年间的杰里科附近被驯化的，也许那里的共同体曾一度收获到了其野生品种。[17]在数世纪不到的时间里，这三种谷类植物都发生了与驯化过程有关的各种变化。它们的种子变得更大，它们的轴更加坚固、更能支撑主茎。

绵羊和山羊也许是新月沃地北部那些以前围捕这些动物的共同体成员所驯化的。尽管如此，大体而言，动物似乎比植物的驯化要略微晚一些。实际上，可用作动物饲料的农作物的出现，也许是动物驯化必不可少的前提。猪是在新月沃地北部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地区驯化的。[18]与绵羊和山羊不同，猪与人类争食，因此它们驯化的时间更晚。牛也比绵羊和山羊驯化的时间更晚。牛被驯化的最早的确切证据是距今大约9300年。[19]之所以驯化得晚是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古代欧洲野牛是一种危险性很大的野兽。（我们知道这点，是因为野生环境下的古代欧洲野牛一直活到了三个世纪前：17世纪初的波兰还能发现最后的欧洲野牛的踪迹。）不仅如此，就像绵羊和山羊一样，古代欧洲野牛也是群居的。这就意味着只要驯化或者代替它们的头领，就能够控制整个牛群。[20]对于牛而言，就像绵羊和山羊一样，驯化很快就导致动物的遗传变化，因为不被人类喜欢的性格如易受惊吓和攻击性强的（甚至聪明的！）都被淘汰了。

中国是第二个早期驯化动植物的地区。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个过程的发生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还要早一些。也许在大约9500年到8800年前，那些收获野生水稻的食物采集民族就开始在华南的长江一带栽培水稻了。华北黄河流域在8000年前开始栽培小米。猪也许是在北方得到驯化的。到距今8000年的时候，华北以小米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华南以水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都已经确立起来了。

驯化的第三次浪潮发生在距今6000年到4000年间。非洲类型的小米和高粱至少在4000年前的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得到栽培，也许还要早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与新月沃地大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以及大不相同的动植物驯化，表明那里很少受到西南亚的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美洲动植物驯化的发生比曾经想象的要晚。没有任何地方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在距今5500年之前，有过任何充分的动植物驯化。这个年代，是迄今为止在中美洲今墨西哥城西南的特华坎（Tehuacán）河谷所发现的最早栽培玉米样本的年代。玉米是从野生墨西哥蜀黍遗传下来的，它与豆子和各种南瓜一起成为全美洲最重要的栽培作物。南美是美洲唯一驯化动物起到重要作用的地区。在这里，豚鼠、伊拉玛和羊驼至少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就被驯化了，大约同时被驯化的还有藜谷和土豆。美洲的驯化动物所起作用不大，因为最具潜能的驯化动物马和骆驼早在冰川时代末期可能由于人类的乱捕滥杀而灭绝了。实际上，人类第一次移民到美洲的浪潮到来之际仅有少量驯化动物存活可以部分地说明，美洲早期动植物驯化之前的史前史，与定居农业文化之间存在一道漫长的鸿沟。[21]

在第三个世界区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有动植物的驯化。在这里，虽然发生较早，但是其影响却比其他世界区为小。

农业虽然初露端倪，但是并没有吞噬之前的一切。实际上，从现代人的观点看，令人吃惊的倒是在本章所述的这一时期里农业竟何以发展得如此缓慢。虽然某些共同体开始主要依赖驯化的动植物为生，成为真正的农业文化民族，但是其他共同体则固守传统的食物采集的生活方式，只是以一两种驯化的动植物作为补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人口与相邻的食物采集民族一直并存到现代。在美洲，动植物的驯化传播缓慢，在驯化了葵花和葫芦的北美东部共同体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缺乏有潜力的可驯化的动植物可以解释农业为何进展缓慢。虽然农业生活方式到大约4000年前的时候已经比南方发达许多，但是狩猎和采集食物仍然持续了大约3000年，因为当地驯化的动植物不能提供所需的全部营养。当墨西哥玉米大约在1800年以前传播到那个地方时并不能获得高产。直到大约1100年以前新的玉米种子以及墨西哥豆子和南瓜能够抵御北方的冬季，那里的农业方才起步。[22]

在非洲东北部沿尼罗河一带，一批新月沃地特有的驯化动植物在距今9000年前出现（只有大麦是埃及本地原产）了，但是农业村庄的广为传播却花了将近数千年。在欧洲，动植物的驯化在大约9000年以前开始从新月沃地传播到巴尔干地区和意大利的地中海沿岸和法国。再从那里向北传播到气候和环境都有所不同的温带地区，在那里必须改变驯化的方法才能获得成功。曾经有一段时间，似乎可能追溯到在6000年到8000年前之间农业在整个欧洲传播的清晰的“推进浪潮”。然而，更多的细节研究表明，虽然整个欧洲确实发生过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但是比最初看上去的要缓慢，也不甚成功。农业共同体在易于耕作的黄土地区定居下来了。但是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次大陆的西北部和东北部，数千年来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当地食物采集的共同体只是采纳了某些农业技术，并且保持与农业共同体的贸易联系，自己并没有真正成为农民。与农业有关的动植物的驯化和农业生活方式仍然只是一种备选的生活方式，或者作为食物采集的补充；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地区，食物采集民族和农业民族通过区域的交换网络而联系起来。

同样的范型在其他地方也能够看到，农耕时代早期的农业产生了影响，但是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从乌拉尔山以西的俄罗斯到中亚和墨西哥北部都是如此。

农业的起源

我们如何解释农业的传播呢？[23]

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集体知识的传播确保人类共同体能够不断探索从环境榨取资源的方式，最终他们必然会遭遇到农业。此外，农业比大多数采集的生活方式更加高产，因此可以假设，农业一旦被“发明”，就必然迅速传播。最早尝试解释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学者确实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他们将农业视为一种发明，由于其内在的优越性而从一个中心向所有人类传播，并且为他们所采纳。

然而，20世纪的研究对这种解释提出了两个重大疑问。第一，诚如我们所见，农业事实上并不是从一个中心传播出来的。相反，显然它是在三个世界区的许多不同地方分别出现的。我们如何解释世界上似乎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地区何以几乎是自发地出现了这些变化呢？正如马克·科恩强调的：“早期农业最令人吃惊的事实就是，……它居然是一个遍地开花的事件。”[24]

第二，我们再也不能假定食物采集共同体一旦学会了农业技术，就必然会采纳它。实际上，我们也不能明确将农业的出现自动视为进步的标志。诚然，农业比食物采集的生活方式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从长远观点看，当农业共同体与食物采集共同体发生冲突的时候，必定能够战胜它。但是许多食物采集共同体甚至在懂得了农业技术之后仍然拒绝采纳农业活动。卡拉哈里沙漠的一个食物采集者告诉现代学者，既然有那么多的蒙刚果（Mongongo）[25]仁可以吃，为什么还要像农民那样辛勤劳动呢？在澳大利亚最北部地区，尤其在约克角，那里的原住民懂得如何种地，因为北部的岛民就是种地的。但是他们故意不采取农业的生活方式。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也是如此，也许在大约6000年到7000年以前，食物采集民族和农民进入该地区之后他们就共同存在了长达数千年。[26]食物采集民族认为，农业只是一个备选的而不是必选的项目。

他们的保守也许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从流传至今的遗骸看，早期农业产生了新的疾病类型以及新的紧张关系。[27]在温暖的气候里，农民的食物选择比食物采集民族更少，因此他们必然会发生周期性的短缺；食物采集民族转向另外一种食物资源是相当容易的。饥荒是农业革命的一个乖谬的副产品。农业共同体更容易受到在比较大型的定居共同体中流行的老鼠、灰鼠、细菌以及病毒所携带的疾病的影响。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对现代致病细菌的遗传学比较表明，在有家畜驯养的非洲—欧亚大陆，致病细菌很容易从牛、鸡和猪等畜群传播到人类身上。疾病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一旦人类在村庄共同体中定居下来务农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就变成了畜群。[28]最成功的、长期存活而成为流行病的菌株正是那些使人受到感染却不杀死他们的菌株——如天花和流感等。早期农业共同体中健康衰退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与石器时代的采集社会相比——新石器时代人类骨骼的平均长度似乎更短一些；此外，在早期农业方式出现之后，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期望寿命增加了，儿童死亡率降低了。[29]在这两种类型的社会里，能够成年的儿童不足50%，所谓预期寿命一般不过在25—30岁上下，当然个别也有50—60岁。[30]总之，农业的出现似乎降低而不是提高了人类福祉的标准。约翰·格斯沃思写道：“凡是在人类骨骼保存至今而有可能就这场变化发生前后进行比较的地方，生物考古学家都能够看到，农业转型与营养状况下降，与疾病、夭折、过劳和暴力的增加之间存在联系。”[31]

任何关于农业起源的叙述都必须解释早期农业的编年史，必须解释为什么食物采集共同体一定会采取农业这种明显落后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在当时食物采集、捕猎的品种更丰富、体型更大、储藏更方便的动物都比较轻而易举的情况下，人类心甘情愿地采取一种基于辛苦地耕耘、储藏并加工种类极其有限的草种的生活方式呢？

关于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原动力”的解释

现代关于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解释始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遗传学家N. I. 瓦维洛夫（Vavilov）曾对驯化植物的现代近缘野生种开展研究，他坚信，凡是这些栽培植物最具有遗传多样性的地方，就是它们的起源地，也许还是最早的栽培地。他考证出了早期农业的八大“种源中心”。瓦维洛夫种源中心的清单与现代类似的清单大同小异，而现代植物研究的原则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早期驯化的历史，更加充实了现代古植物学的基础。戈登·柴尔德论证到：气候变化也许为人类的密集居住创造了若干个“绿洲”，在这些地方，人类为了生存就被迫采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大体而言，这一立场尚有其独到之处，不过他最初论证的细节已经不能成立。罗伯特·布莱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对伊拉克的早期农业首次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他研究了两座村庄——卡里姆·萨希尔（Karim Shahir）和雅尔末（Jarmo）：前者是食物采集民族的村庄，而后者则是务农的村庄。理查德·麦克内什（Richard MacNeish）是研究美洲早期农业的先驱，他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了一系列探险，潜心研究玉米的早期历史。[32]

继这些先驱性研究之后，大量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便开始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弄清楚了其主要因素，至于这些因素是如何交互作用，我们还不能非常清楚地了解。主要因素有：气候变化；食物采集民族各种形式的集约化；人口增长，在某些地区迫使食物采集民族开发较小的地域，集约化地利用这些地域；共同体之间交换的增长；以及最后一点，动植物的驯化。任何解释都必须包含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杂糅了若干种密切相关的模型的观点，以及来自不同地区的材料，尽管这种说明比较适合于我们所称的美索不达米亚和新月沃地的情况。我们将论证，农业的进化是由若干各不相同的阶段构成的，在不同地区的动植物驯化历史上，每一个阶段只是略有一些差别而已。[33]

读者将会看到，与20世纪初那种人定胜天的宏论相比，这里的概述有所不同。相反地，就像《创世记》的故事一样，它描述了诱惑、堕落和驱逐。

文化的预适应和生态学知识

大多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共同体已经懂得许多农民需要懂得的事情。从技术上讲，他们预适应了农业。我们之所以假定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现代食物采集共同体对于他们环境中的动植物都有所认识。他们知道在哪些条件下他们喜欢的物种能够生长茂盛，知道如何培养他们喜欢的物种，并且促使他们喜欢的物种成长——比如除掉杂草或者其他竞争植物。大多数小型社会懂得种子可以长成植物，或者植物扦插也能成活，人类行为能够刺激或者抑制植物的成长。[34]唐纳德·O亨利把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态学技术描述为农业出现的“必要”条件。[35]

还可以确定的是，集约化的重要形式似乎出现在与农业几乎或者根本无关的食物采集民族中间。人类学家常常把这些共同体称为“丰裕的食物采集民族”。前一章已经描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乌克兰令人震惊的猛犸象捕猎者，提到了法国南部密集的人口，他们依靠欧洲冰原南部大量渔猎收获物为生。凡是看到食物采集共同体变得比较具有定居的特征，我们就知道他们正在利用集约化的技术，因为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长段时间，他们必须集约化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但是这种集约化早在最后的冰川期结束之后不到1000年，就已经变得日益明显了。在所有三大世界区里都出现了某种形式的集约化，在这三大地区里，集约化都导致了某种形式的定居文化（例如，建立固定的或者半固定的居住区）。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人们经常认为，在若干得天独厚的地区产生农业之后，世界的某些地方就停滞不前了。

在澳大利亚，尤其是在过去5000年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存在着集约化的过程。集约化使得人口增长，导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定居文化。石器工具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多样化了。新的、小型的、精工制作的石器在澳大利亚许多地方出现，包括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小矛头（澳大利亚没有证据表明有弓箭），有的矛头制作还极为精美，以至于被当作仪式用品使用，甚至长途贩运到数百公里之外。在其他地方，打制出加固的刀刃，可能安装成数排，制作成诸如“必杀之矛”的兵器，锯齿状的刀锋，确保被刺伤的人几乎丧命。[36]澳洲野狗，一种半驯化的狗，出现在大约4000年以前，非常接近于现在的印度狗，也许是横渡印度洋而来，而不是从印度尼西亚输入的。[37]

新技术意味着新的榨取资源的方法。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建造了精致的捕捉鳝鱼的围栏，有的还与长达300米的水渠相连（参见图8.3）。约瑟芬·弗鲁德写道：

围栏横跨石垒的水道或水渠。捕捉鳝鱼的网或篓子挂在通常建构成V形石墙的缝隙上面。鳝鱼篓子用树皮条子或辫状的灯芯草编织而成，口子上有柳条圆环。圆锥形的鳝鱼篓子使得人们可以站在围栏的尾部，等鳝鱼游到狭长的篓子尾部时就能够把它们抓住。渔民咬住鳝鱼头的背部，杀死它们。[38]

他们能收获并储藏如此之多的鳝鱼，因而向往过上真正的、相对永久的定居生活（参见图8.4）。低矮的石头小屋子群落保存至今（有一处群落遗址数量达到了146座），证明早期欧洲旅行者称当地有原住民村庄的报告所言不虚。[39]这些共同体的生活，全靠捕猎从鸸鹋到大袋鼠的许多当地物种，和采集例如薯蓣科雏菊的块茎、蕨类植物以及旋花科植物等蔬菜。

图8.3 澳大利亚的集约化：捕捉鳝鱼的围栏

1814年，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所绘西维多利亚的一种捕捉鳝鱼的篓子和围栏，显示（上图）“围栏或者耶罗克（yeroec）的正面”，以及安置在围栏的孔洞上的“鳝鱼篓子或者阿拉比纳”（arrabine）；（中图）“林吉尔（lingeer）或者挂鳝鱼的棍棒”；以及（下图）“用灯芯草编织的辫状的阿拉比纳或者鳝鱼篓子”。采自约瑟芬·弗鲁德：《梦幻时代的考古学》（悉尼：柯林斯出版社，1983年），第206页；转引自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George Augustus Robinson）1814年的日记，悉尼米歇尔（Mitchell）图书馆惠允使用

在澳大利亚沿海地区，贝壳鱼钩是一种新发明，使得人们能够获得新的食物资源，促进人口增长。有些共同体收获薯蓣科块茎、水果和谷物的方式表明已经出现了初步的农业。用于收获薯蓣科块茎在当时（现在又何尝不是）刺激了人口再增长，水果种子特意撒在垃圾堆里，以形成果树林。在澳大利亚中部某些比较贫瘠的地区，欧洲旅行者观察到用石刀收获野生小米并将其储藏在大型谷仓里。某些地方还发现了15 000年以前用于轧谷子的石磨，证明这些农活是极其古老的。[40]

图8.4 澳大利亚的集约化：石头房子

在维多利亚的孔达赫（Condah）湖畔发现140多座石头房子。采自约瑟芬·弗鲁德，《梦幻时代的考古学》（悉尼：柯林斯，1983年），第207页；艺术家的印象，戴维·怀特（David White）作，《年代》，29.1.81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及全新世早期，类似的变化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都有发生。在中美洲，有迹象表明，早在9 000—10 000年以前，就已经广泛种植若干种以后成为主食的物种，包括早期类型的玉米、豆类以及南瓜。有些中美洲的沿海地区享有极为丰富的海岸资源，以至于也许早在5000年以前它们就变成了大型的定居地区。[41]在欧亚大陆西北的波罗的海地区，集约化的迹象也在最后的冰河期晚期出现了。布里安·法甘写道：

中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在刚刚形成的波罗的海沿岸，他们开发出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捕鱼技术，用投枪、网、叉和栅栏，许多都保存在被水浸没的遗址里面。投枪和弓箭绑有小的石、骨或者其他东西制成的倒钩。打磨锋利的工具用于木器制作和加工森林植物。大型的独木舟，有的是挖空整根树干制成，便证明了这点。[42]

这些都是由丰裕的食物采集民族组成的稳定的、大型的定居共同体。他们依靠狩猎、钓鱼和采集植物食品为生。有些波罗的海的定居点十分庞大。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常年居住的遗址，生活在那里的人数多达100人。有些遗址从大约公元前3000到前1500年就一直有人居住。[43]

在埃及南部和苏丹的尼罗河谷也发现了早期丰裕的食物采集者的证据。阿斯旺附近的共同体早在18 000年以前就开展了大型围捕活动、打鱼（很可能意味着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定居生活），搭建一层楼的草棚；在附近的一个可溯至大约15 000年之前的遗址里，有一些石刀闪闪发光，表明它们是用来收获野生谷物的。[44]但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丰裕的食物采集者乃是今天以色列、约旦和叙利亚部分地中海东部沿岸的纳图夫共同体，它们大约距今14 000年以前就出现并且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沉积物显示，大约3000年以前在上约旦河谷曾经繁荣一时的艾因·马拉哈（Ain Malaha）的纳图夫共同体已经有野生的谷物和橡实，还有鱼、乌龟、贝类以及湖鸟等湖上资源，使用渔网或鱼钩捕鱼。[45]纳图夫共同体还捕猎麋鹿。有着周围如此丰富的资源，纳图夫共同体开始居住的村庄，比当地从前的定居点大六七倍，每个村庄有150人。

在所有这些地区，食物采集共同体是新技术的先驱，有的技术还包括了对动植物资源的仔细呵护。有时这些新技术也促使整个共同体变得更加具有定居的性质。这些变化标志着走向农业的重要步骤。

随着人类技术的变化，他们开始对周围的物种产生影响，尤其是那些被集约化开发的物种。例如，食物采集者将那些他们喜欢的植物带回驻地，它们的种子就会形成植物群，为采集者后代消费。这些行为会产生重要的选择性压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那些滋味甜美的果实就会在人类居住的驻地附近栽培，而野生的种群也许吃上去就不那么“可口”了。[46]物换星移，这些某种植物种群集约化的人为操纵就导致了重大的遗传变化。

遗传预适应和有潜力的动植物驯化 某些物种比其他物种更加能够响应选择性操纵。实际上，某些有潜力的驯化的动植物似乎就已经预适应了驯化过程。这个事实构成了亨利提出的农业出现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此外，正如瓦维洛夫所论证的那样，这些有潜力的驯化动植物的分布有助于我们解释不同地区的驯化的地理和“风格”。在人类“面试”的有驯化潜力的无数野生物种中，只有很小一部分通过了测试，在有的地区根本就没有一个物种通过测试。实际上，动植物是否能够摄取营养、是否容易驯化乃是早期农业地理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也是以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47]对于数千万种植物而言，只有数百种成功驯化，而且与为当今世界提供食品的十几种主要农作物相比，它们都是无足轻重的。

人类所寻求的有驯化潜力的植物必须具备耐旱、营养丰富、适应性强，在不同条件下都生长旺盛的品格。动物必须是群居型的、能够大群地、集中地饲养，并且形成社会等级，服从人或者动物首领。现有的驯化动植物特点也许有助于解释早期驯化过程的发展历史。贾雷德·戴蒙德令人信服地论证道，新月沃地有潜力成为驯化的动植物通常种类繁多、有吸引力、容易驯化，这些特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农业首先出现在这个地区。此地的主要谷物非常容易驯化，它们与野生状态下的谷物几无变化，这一点足以证明之；野生大麦和小麦丰产、营养丰富，容易收获和种植。相反，玉米的驯化则比较困难；墨西哥蜀黍不得不培养数千年才能够养活大量人口。[48]中美洲在全新世早期大型哺乳动物灭绝以后，由于缺少有驯化潜力的动物使得该地区采纳农业生活方式的时间大为滞后。在那里，只有狗和火鸡被驯化，这两种动物都不像新月沃地的主要驯化动物那样有价值。动物驯化的停滞不前剥夺了美洲农民利用畜力、粪肥以及丰富的蛋白质。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是如此，由于当地驯化植物的营养有限，如芋头的蛋白质很少，农业人口的增长受到影响并且限制了它的传播。

有潜力的动植物以及相关的生态学的知识，构成了农业的举足轻重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些因素不能解释向充分发展的农业转型的时机和动力。

气候变化、人口压力，以及交换 既然农业是在数千年的范围里，在世界上若干个互不相关的地区出现的，这便激发我们去寻找引发世界不同地区变化的全球性机制。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气候变化；一为人口压力。

最后的冰川期的气候变化是突如其来、无法预计的。尽管如此，其最大的普遍影响是平均气温提高了。不论这些变化最直接的方向和性质如何，必定刺激了整个世界在文化和遗传方面的变化。随着气候和环境的转化，人类社会不得不尝试新的食品和新技术。这在欧亚草原尤为如此，由于过度捕猎和全球变暖的综合作用，传统的被捕食动物，如曾经在这些地方居住的猛犸象灭绝了。

气候变化还改变了环境。在某些地区，温暖气候增加了动植物食品。亨利论证到，有潜力的驯化植物在最后的冰川期末期之前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在比较寒冷的环境下，水稻、燕麦和玉米被局限在低地地区。然而，随着更为温暖和更为潮湿的气候的扩散，它们变得更为高产并传播到了高地地区。在那些地区，更为温和的环境刺激了它们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结种子，因此对人类而言就更为宝贵了。这一论断在新月沃地获得了最有力的证明，在那里，可以通过授粉研究而追溯燕麦的传播轨迹。但是全新世早期更为温暖、潮湿的环境在世界许多地方似乎都增加了如谷物等喜温植物的种植范围和数量。在那些江河、湖泊以及沼泽地等有丰富水资源的地区尤其长势喜人，而不同的生态则形成了动植物食品的多样性。在土耳其东南部，正如杰克·哈尔兰（Jack Harlan）在20世纪70年代所进行的一项实验表明，在现代条件下，甚至在三个星期之内就能收割谷子，足够养活一家人整整一年时间。营养丰富的植物食品的逐渐增加转而吸引了食草动物。最后，此种“伊甸园”也吸引了人类。在资源尤其丰富的地方，食物采集共同体也开始定居下来，这也许是迈向农业的决定性一步。

第二个全球性因素在考古学记录中比较难以考证，但是在讨论农业起源的时候同样难以将其排除出去：那就是人口压力。人口增长非但不会受到当时技术的局限，反而可以迫使农业的技术变迁，埃斯特·波色鲁普（Ester Poserup）在其著作中对这个（典型的马尔萨斯式的）观点加以发挥，但马克·科恩则竭尽全力去探索其中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以此解释农业的起源。他的论证大致如此：人口压力刺激了个人与团体向人口不大密集的地区移居。最终的结果便是到全新世早期，人口压力就变得非常分散了，以至于“世界上各个族群被迫在数千年内相继采纳了农业生产方式”。[49]还有若干个理由使得我们认为，人口压力在最后的冰川期，尤其是非洲—欧亚区有所增加。在例如到冻原地区等严酷环境居住、捕获的大型动物越来越少，以及少量食物的增加，如贝类和种子，这些无不表明人口压力的递增。人类居住遗址的增加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50]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在全新世之初，人类已经占据了地球上可以居住的大陆，因此已经消除了扩张化的机遇。凭着旧石器时代食物采集技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人类已经接近了地球所能够容纳的极限。保罗·拜洛赫（Paul Bairoch）看到，“根据哈桑的估计，在食物的采集和狩猎状况下地球最适宜承载的人口大约在860万（560万居住在热带草原，只有50万居住在温带草原）。[51]”

在某些特定地区，气候变化可能加剧了这些压力，因为随着全球气温升高，海平面也抬高了。例如在波斯湾等地，这种变化无疑迫使海岸边上的食物采集者蚕食其相邻的地界。（要检验这一假设，有一个困难，即大多数相关遗址如今都淹没在水下。）旧石器时代迁移的路线也凸显了一些瓶颈地带，那里的人口密度极高。有许多民族不得不经过这些地区而迁移到其他地方。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之间的地区当然就是如此。按照旧石器时代的标准，早在8万或9万年前，这里的人口密度就相当之高了。中美洲可能构成了另外一个类似瓶颈，而且一条可以居住的狭长的土地可以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这一论点是否适用于中国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还很难说，但是即是在这些地方，本地丰富的出产也造成了一些瓶颈，迫使食物采集共同体一直在比较小的范围内生活。

第三个因素，与人口增长有密切关联，也许同样刺激了人类定居文化的产生：那就是逐渐增加的地区间的交流。在食物采集共同体里，临时采集用于商品交换、仪式交流的食物，而通婚也有广泛的记载。食物采集者到那些能够提高食物生产的地方集中，至少要花费一个星期。下文就描绘了这些集会的场景，转引自19世纪一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的英国牧民的回忆：

每一次赶场都要进行大量买卖，全国各地的特产都拿到这里来交易。在特耳朗（Terang）附近一座叫作诺拉特（Noorat）的小山上，就有这样一个人们喜欢的赶场地点，可以进行物物交换。在那个地方，森林大袋鼠很多，那里产的年幼大袋鼠皮用来制作毯子，人们公认比其他地方的都好。基朗（Geelong）来的土著带来了制作斧头的上好的石头，以及黏性甚好的金合欢胶。基朗胶的用途就是修补石斧柄，以及碎裂的矛头，或者涂抹枝条编的篮子，整个西部地区都用这种篮子搬运大型物品。古德伍德（Goodwood）附近的斯普林河（Spring Creek）畔有一座采石场，那里可以开采用于制作石斧的绿岩，而波洛克（Boloke）湖附近的咸水河里可以开采砂岩，制作碾子。在附近的敦克尔特（Dunkeld）有打磨和抛光兵器的黑曜岩或者火山玻璃……海贝……和淡水贝也是交换的物品。[52]

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认为，食物采集共同体之间的贵重物品交换也许增加了区域性交换网络枢纽的人口密度，甚至人们在那些地方长期定居。尤其是在全新世早期位于安纳托利亚和红海之间的黎凡特走廊，这些交换大为增加；它们也许还刺激了那些在水源充沛的高地地区开发天然谷物的共同体，到那些繁荣的“贸易”路线沿线的低地地区去种植谷物。实际上，他指出，早在20世纪60年代，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就论证到，在交换最为频繁的地区很有可能出现像杰里科那样的大型居住区，而简单的农业可能会出现在那些已经形成定居点，然后再形成小型村庄。[53]当然，同样的交换也会刺激早期农业的生态学技术的传播。

因此，在某些地区，地方化繁荣、温和的人口压力，以及逐渐增长的交换都会刺激定居文化的形成。定居的共同体甚至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但是由于尚未出现动植物的驯化，这些尝试并没有导致永久性定居，也没有导致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然而，到最后的冰川期晚期，更为丰富的有潜力的动植物驯化，或许还有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确保了那些实验变得更为普遍，更具有重要性，并且更为持久。中东纳图夫文化就为这些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口增长、集约化和专业化 定居文化虽与农业不同，却很可能是走向农业的一个重要的、并非预先计划的步骤。在中东，纳图夫的人口迅速增长，纳图夫的村庄迅速增加，并且自距今14 000年以来传遍了整个黎凡特东部地区。人口增长几乎肯定是由于定居文化所造成的，甚至在其他地区也是定居文化的原因之一。正如前章所述，多种因素限制了流动的食物采集共同体的人口增长。但是，一旦他们定居下来了，这些对人口的限制因素就会解除。婴儿不需带在身边；谷物食品（特别是煮熟食用的话）可以让孩子更早断奶；产期缩短；女性发育期提前。所有这些因素都将造成那些流动性较少的共同体人口增长。

定居文化还有助于改变定居的食物采集者的技术，以及他们所饲养、种植的动植物的遗传特征。越来越依赖于少数丰富的、易于收获的食物资源，降低了人们对其他大量物种以及在居无定所时期所运用技术的熟悉程度。这是新石器时代“非技术化”的表现。但是同样的过程也增加对于某些特别偏爱的物种的专业知识。定居共同体将学会更多关于生命周期、疾病以及少数与其定居生活密切相关的物种的知识。这些知识极大地增加了食物采集者关于他们所采集物种的生态学基本知识，以及如何保护并有效传播这些知识。对这些物种的呵护还会刺激这些驯化植物的遗传变化，因为较差的物种会被淘汰掉。最后，开垦土地，建造永久性住房，将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环境，那些强壮的植物物种生长茂盛，如果人类定期使用这些物种以便它们的种籽在人类的定居区域附近逐渐集聚，则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斗转星移，定居的食物采集共同体将会发现他们自己的数量增加了，他们对于特殊物种的知识也增加了，而且同样地，这些物种由于更加有益于人类而发生了变化。

定居文化的困境 随着定居共同体人口的增加，随着他们变得更为依赖范围有限特别偏爱的物种，以及更为熟练地提高这些物种的产量，回到游牧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和欲望就消失了。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定居文化的困境。只是经过了几代人，定居的食物采集共同体发现，由于丧失了古老的技艺，由于人口增长降低了每一个共同体的活动范围，于是只好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正如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马尔萨斯将会断言的那样，人口增长最终令曾经刺激人类一开始采取定居文化的自然资源变得枯竭。相应地，地方气候的周期性恶化可能会降低天然食品的供应数量。在这两种情况下，经过几代人的定居，人类共同体就会感受到各地生态条件的限制，而原先他们开始定居下来的时候还以为当地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这个关节点上，选择回到更为游牧的生活方式已不大可能（因为相邻地区也面临着人口过剩），似乎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定居的生活方式似乎也是正常的），共同体很少有别的选择，只好更加进一步集约化，更加努力地提高很少几样物种的产量。

这种决定构成了最后决定性的一步，发展出了充分的农业。这些过程在美索不达米亚表现得最为明显。纳图夫共同体在距今13 000年和11 500年间遭受到一次气候恶化。有迹象表明，当时营养状况恶化了，女性不孕现象加剧，等级差别拉大，所有这些都是对资源危机的回应。[54]新月沃地的一些共同体，尤其是那些处在比较贫瘠地区的共同体，他们的回应就是回到更为游牧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有充沛的水资源、有野生谷物生长的地区，有些共同体就开始更加集约化地生产某些特定食物，如谷物。重要的一步就是在清除其他植物的土壤里种植谷物。与现代采集社会和园艺社会一样，妇女似乎从事大多数农业生产，这表明似乎当时妇女掌握着领先的农业技术，而男子则集中精力远离村庄，从事狩猎和其他活动。[55]首先，精耕细作可能纯粹是自卫性的步骤，目的是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因为在距今13 000年以后，纳图夫人口似乎急剧减少了。尽管如此，这种做法产生了效果，因为很快出现了越来越依靠先后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物种为生的共同体。许多共同体继续将驯化动植物当作传统食物采集的有限补充——但是有些共同体却不是这样的。对于这些共同体而言，驯化动植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最早真正务农的村庄出现在大约距今10 500年前的西南亚洲。位于今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的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村庄表明这种变迁的发生是何等迅速。[56]在距今大约10 500年的时候，当地建造了一座村庄；其窖屋有芦苇屋顶，木头墙壁。居住在窖屋里的人食用谷物，但是也捕猎鹿。每年春天，鹿都会定期到来，大量被杀，鹿肉被储存起来。因此这些共同体既储存肉类也储存谷物。他们精心种植某些谷物，也许还圈养一些野鹿。农业和牲畜在大约距今10 500年以后迅速得到发展。这个村庄的人口增长到了大约300—400人。大约在9700年前，出现了一座新村庄，占地面积更大；居民还是依靠猎鹿为生。但是到大约9000年前，在一次可能长达一个世纪的迅速转型过程中，他们变成了农民，以重要的牲畜如绵羊和山羊以及谷类和豆类植物为生。他们用泥砖建造了小型的四方形房屋，有狭窄的弄堂和场院。[57]到这个时候，类似的村庄出现在了新月沃地的其他许多地方。（参见地图8.3）

这是对农业起源的普遍解释吗？

这种序列——预适应；然后由于气候变化、人口压力，以及交换的增长刺激了定居文化的产生，接着集约化和进一步的人口增长，最终导致充分的农业——非常适用于新月沃地的情形。但是，它是否适用于其他早期农业地区呢？

人们通常认为，动植物的驯化在美洲要先于定居文化。这也许完全正确，因为游牧的或者半游牧的共同体也可能在驯化玉米等植物的早期阶段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最近对美洲动植物驯化时间表的修正表明，在这里，定居文化对导致更为重大转型的各种形式农业的出现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材料很少能够提供确定的结论，但是同样的结果似乎在那里也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而撒哈拉以南的早期农业也是同样的情况。[58]布鲁斯·史密斯在对最近这个问题进行绝妙的考察中提出：

在世界许多地区，导致种子植物的驯化的实验，最终令农业终于在一些共同的条件下出现了。这些实验便是，食物的狩猎——采集（采集者）社会，在湖畔、沼泽或者河边定居下来——这些地方有着丰富的野生资源，以至于这些社会能够建立永久的定居点。因此，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水岸边的丰富的资源支持，似乎在早期的对植物驯化的实验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59]

地图8.3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早期农业生活方式

人们如何在最初的农业共同体中生活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本章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论证的办法，因为早期农业时代的社会并不局限于距今11 500和4000年之间。在某些地区，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原地区，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存在到20世纪；在许多地区，包括美洲大部，半定居的共同体一直存在到一两个世纪之前。[60]但是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独立的农民共同体广为传播，而且经过了很长一段时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历史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然而被人类历史所忽略的篇章。

技术：园艺而非农业

早期农业时代的技术与我们今日所说的农业是两码事。因此，一般我们称之为园艺。大体上说，这些技术与其后的技术相比，并不能提高生产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农业共同体的健康从某些方面与食物采集共同体相比非常之差。所谓园艺，人类学家是指人类不采用犁铧和畜力的植物种植技术。在这些社会里，主要的农业工具无非就是锄头或者挖掘的棍棒，用来种植植物种子、清除杂草，避免它们争夺土壤里的营养。

园艺社会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存留至今。有些地区的有些庄稼也许更能够适应这些技术，而不是现代形式的耕作农业，但是园艺农业一般而言产量较低。挖掘棒无法翻动坚硬的上层土壤，因此只能在那些肥沃的、容易耕作的土地，比如黄土地上实施园艺农业。除此之外，园艺农业通常不使用家畜的农家肥。这些局限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早期的农业形式未能传播到许多后来在农业时代广泛耕作的地区。在现代乌克兰，早期的园艺农业在河堤的黄土上种植庄稼，而将河流之间的高地留给了游牧的食物采集者。大多数早期园艺农业者继续狩猎和采集。实际上，直到今天，渔猎和采集仍为园艺农业和耕作农业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村庄共同体

最早的农业时代共同体包括独立的农耕村庄。它们大多各自构成自给自足的社会。在它们之外，没有更高的权威，没有国家或者地区性的酋长，不过交换网络（有时甚为广泛）确实对大多数共同体产生了客观的影响。

就像20世纪初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早期农业时代的村庄在规模上相差较大，从数十人到数千人不等。有些村庄在我们看来简直就像是一个小镇。永久的居住点似乎特别钟爱与流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临时的居住点有所不同的建筑。而游牧的共同体倾向于圆形的“小棚屋”或挡风篱笆，而村庄的建筑则需要持久存在，这通常意味着它们是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然而在中国北方，建筑精良的圆形房屋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至今在西安郊外的半坡遗址上仍可看到这些建筑）。比较永久性的住房要求对家庭成员有所安排，因为它们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谁和谁住在一起。例如，房屋规模和设计表明核心家庭在村庄里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清晰的“财产”的概念，个人的财产和村庄的集体财产（参见图8.5）。在早期农业时代结束的时候，某些地区出现了真正的墙壁，我们就能够确定，这些村庄开始拥有了强烈的家族和村庄财产的意识。

那些生活在早期农业时代的族群要比旧石器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家庭和群体规模更大。在大型酋长制度和国家出现之前，亲族关系肯定仍旧是组成这些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亲族思想的本质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以适应这些农业村庄更大的、组织更为紧密的、更为永久的共同体。核心家庭不得不明确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个村庄的关系，这便意味着创造了更为精致的某种类似于从事现代村庄社会研究的学者所熟悉的那种亲属关系。因此我们合理地假设，早期农业时代的主要社会结构类似于艾尔曼·瑟维斯（Elman Service）所描述的“部落”，而不是简单的“群体”，后者很少有超过50人以上的，通常还少于50人。[61]因为部落可以包含有数百人，所以它们需要用更为精细的方式将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加以分类。由于每一个人都是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因此相互之间维系着某种统一性。

图8.5 乌克兰的早期农业村庄

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克罗米契纳（Kolomiyshchina）村庄复原图。转引自玛丽亚·吉布塔斯（Marija Gimbutas），《女神的文明：古代欧洲世界》，琼·马尔勒（Joan Marler）主编（旧金山：哈珀与罗，1991年），第106页

等级制度还是平等社会？

虽然在大多数居无定所的食物采集共同体里，个体可以清晰地根据性别和年龄加以区分，完全可能存在着某种个体的等级制度，但是在食物采集社会的大多数其他各个方面必须是平等的。只要它们居无定所，就不能储藏剩余产品，从而也不能在财富上产生明显差别。农业则要求经常性地储存剩余产品，并且维持更大规模的共同体。由此为财富的集中以及不平等创造了前提条件。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当食物采集者开始定居，各种新形式的不平等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纳图夫共同体也许就是由少数相互关联的家庭组成的。尽管如此，随着纳图夫共同体的规模逐渐增加，更为复杂的关系就出现了，因为对于村民行为的管理以及控制村庄的冲突日趋复杂化。定居的共同体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个人再也不能随意远走他乡或加入另外一些团体来处置各种冲突。农业将个体和整个族群，同某一块土地更加牢固地联结在了一起，有时迫使它们采取集体行动。因为种种原因，大型共同体发现，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有必要选择一些领袖人物。而选择领袖就必然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等级制度。考古学家发现，甚至在某些纳图夫人的墓葬里，一小部分人有饰物作为陪葬，他们可能地位较高，而大多数人的陪葬品朴实无华。甚至儿童有时候也实行厚葬，这个事实表明高位可以世袭，因此也许存在着等级制的家族体系。

在早期的农业村庄里也存在类似压力。不过在早期农业时代，存在某些限制，阻止这种不平等发展过快。尤其是在某些地区，农业是新兴的，几乎没有资源竞争，因此共同体依旧是平等的。例如在乌克兰的特里波叶（Tripoplye）文化的早期阶段，房屋的大小相差无几，屋内遗留的物体表明并无财产差别。正是这一类的证据导致了生于立陶宛的美国人类学家玛丽亚·吉布塔斯论证到，整个早期农业社会也许存在一个在男子和女子之间、在不同家庭之间相对平等的时期。[62]可能存在一种根据性别而进行的明确的劳动分工。在大多数农业共同体里，生儿育女对维系家庭单位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儿童死亡率甚高但没有避孕措施、实施人工喂养的世界里，这就意味着妇女的生命受到生育和哺育儿童的制约。但是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性别上的差异意味着系统化的性别不平等。

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关系

正如我们将会看见，早期农业时代的共同体与食物采集共同体是共存的。他们还与其他农业共同体进行贸易。由此将早期新石器时代不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联结成为一个庞大的交换网络。一个庞大的交换体系在中东可以找到最为明显的证据——尤其是在安纳托利亚，那里的早期城镇恰塔尔·休于就进行着黑曜岩——一种用于制作锋利刀片的火山玻璃——的贸易。

毫无疑问，这些联系也包含有冲突，早期农业社会之间也会因一些偶然原因发生各种半仪式性的斗争（就像我们现在称之为“体育运动”的半仪式性冲突）。但是这些冲突不大可能是高度组织化或者经常发生，因此不能称之为战争。大多数早期农业时代的共同体并不储藏大量的兵器。当然也没有什么堡垒之类的建筑。甚至在杰里科，最古老的农业村庄，人们一度相信为堡垒的高墙，现在也被认为只是防洪设施而已。

农业的影响

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就影响到了其他有机体。但是当人类首次从事农业之后，他们就开始改造无生命的环境——土壤、河流以及风景——以便创造新的环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63]农业意味着改变自然的进程以满足人类的利益，因此也意味着干预自然的生态循环。通过排除不需要的物种（野草），农民精心创造了人为的景观，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可以恢复土地原貌的生物演替过程被阻止了。土地排除了许多物种，因而被维持在其天然的生产能力之下。反过来，人类偏爱的物种则大为增长，因为它们获得了额外的营养、水分和阳光。但是降低植物覆盖也就增加了土壤的侵蚀度，因为植物的根系能够保持土壤不至于流失，在雨点落到大地上的时候，削弱其大小和动能。[64]而水土流失，加上少量植物的集约化耕作，增加了营养的循环，迫使人类精心保持土地的肥力，或者用农家肥或者草木灰，或者实行轮作，或者休耕期间让土地恢复地力。人类不仅通过驯化的动植物的遗传工程，而且通过猎捕威胁他们或者他们的家畜的动物（如狼），继续改造着周边的有机体。

随着人类开始重新安排他们的环境以便使他们自己生活得更加舒适，他们愈来愈强烈地体验到“自然”与“人类”世界的分离。人类及其环境是一个共同体的观念，在当代食物采集共同体中显然也是存在的，可能在农业社会就已经消失了。而为另外一种异化的观念所取代，这种观念认为，自然世界再好也是对人类漠不关心，再坏也不过是充满敌意而已。

尽管如此，在全新世之初，这些变化仅仅影响到世界的一小部分，而早期的农业技术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是有限的。[65]只有当农业技术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之后，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影响才开始变得更大了。

本章小结

最后的冰川期的结束，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点。随着农业的到来，人类社会开始获得了人口和技术上的动力，从而推动了最近数千年来的历史变迁。最后的冰川期结束以后的数千年内，农业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了。要解释为什么食物采集共同体会从事农业，并非易事，但是各主要的发展阶段，看来还是比较清晰的。大多数所需要的技术已经在食物采集社会中存在了。一些动植物已经预适应了驯化。气候变化促使人们尝试新的技术，形成了一些新的出产丰富的地区，导致了定居文化的产生，而定居文化本身又刺激了当地的人口增长。最后，随着人口增长，定居的共同体不得不或者保持比较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或者实行更为集约化的生活方式。那些选择第二条道路的共同体创造了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社会。

尽管如此，早期农业技术的优势并不显著，因而未能迅速而广泛传播。相反，随着迁移到那些适宜于开展园艺农业的地区居住，早期农业时代的共同体发展极为缓慢。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农业共同体与相邻的食物采集共同体一直共同存在。因此，大多数早期农业时代具有人口增长缓慢（当然是根据现代标准）、有限冲突、有限生态影响等特点。早期农业时代是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由小型的农村共同体组成，周围则是那些继续过着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相类似的食物采集族群的生活方式的共同体。历史学家大多忽视了人类历史上的这个阶段，因此更要记住，这个阶段所延续的时间与以后的时代几乎同样漫长，而以后这个时代，城市、国家和帝国具有重要作用。

延伸阅读

布鲁斯·史密斯，《农业的出现》（1995年），约翰·米尔斯（John Mears），《农业起源的全球观》（2001年）是最近考察农业起源的重要文献。马克·科恩，《史前时代的食物危机》论证了人口压力对于解释农业起源的重要意义；戴维·林多斯，《农业的起源》（1984年）描绘了农业作为一种大规模、无意识的共生过程的发展。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1998年）一书中强调有潜力的可驯化的动植物驯化的分布，是解释早期农业的时间和地理的关键因素。唐纳德·亨利，《从食物采集到农业》（1989年）详细说明了纳图夫文化及其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农业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理查德·麦克内什（Richard MacNeish）《农业的起源和定居生活》（1992年）则详细考察了美洲的农业起源。戈兰·布伦哈特（Göran Burenhult）主编的《图解人类史》（5卷本，1993—1994年），以及罗伯特·温克的《史前史的范型》（第3版，1990年）对这一阶段的生活方式进行普遍考察；玛丽亚·吉布塔斯的《女神时代的文明》（1991年）对于早期农业社会和性别关系提出了颇有争议的观点，部分观点在玛格丽特·埃亨贝格（Margaret Ehrenberg）的《史前时代的妇女》（1989年）中做了引述。尼尔·罗伯茨《全新世环境史》（1998年）、克莱夫·庞廷（Clive Poting）《世界的绿色历史》，以及I. G. 西蒙斯的《地球外貌的变化》（1996年），讨论了早期农业对于生态的影响。安德鲁·谢拉特的《激活大叙事：考古学和长远变化》，（1995年）论证了在早期农业起源以及人类历史上交换网络的重要性。约翰·马尔瓦尼和约翰·坎明加（Johan Kamminga）的《澳大利亚史前史》（1983年）和约瑟芬·弗鲁德《梦幻时代的考古学》（1983年），乃是关于全新世早期澳大利亚历史权威的导论性著作。

[1] 章首语：引自莱斯特·R. 布朗：《生态经济：为地球建构的经济学》（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2] 关于较低的统计数据，参见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考古学和语言：印欧语言起源之谜》（哈蒙斯沃思：企鹅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关于较高的统计数据，则可参见马西莫·利维——巴奇：《简明世界人口史》第26—27页。

[3] J. R. 比拉本（Biraben）：《论人口数量的发展》，载《人口》第4卷（1979年）：第23页。

[4] 本段文字基于尼尔·罗伯茨的《全新世环境史》第2版（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8年），第4章。

[5] 罗伯特·赖特：《非零：人类命运的逻辑》（纽约：兰登书屋，2000年），第29页；赖特还相当正确地提出（第52页），可以把塔斯马尼亚当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来对待。

[6] 关于东南亚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参见约瑟芬·弗鲁德（Josephine Flood）：《梦幻时代的考古学》（悉尼：柯林斯，1983年），第222—293页。

[7] 关于美洲，约翰·基札（John Kicza）评论道：“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哥伦布1492年航海之前美洲与外部社会有过任何偶然接触以外的其他联系。”《在接触之前的美洲民族和文明》，载米歇尔·阿达斯主编：《古代和古典历史上的农业和游牧社会》（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0、813页。

[8] 弗鲁德：《梦幻时代的考古学》，第236—237页。

[9] 参见本·芬尼（Ben Finney）：《全球的另外三分之一》，载《世界史杂志》第5卷，第2期（1994年秋）：第273—298页；以及约翰·R. 麦克尼尔：《论鼠和人：太平洋岛屿环境概史》，载《世界史杂志》第5卷，第2期（1994年秋）：第299—349页；蒂姆·弗兰纳里：《未来食客》（新南威尔士，查茨伍德：里德出版社，1995年）。

[10] 罗伯特·J. 温克：《史前史的范型：人类的前3000年》第3版（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8页；并参见约瑟夫·格林伯格和莫利特·鲁伦（Merritt Ruhlen）：《美洲原住民语言的起源》，载《科学的美洲人》，1992年11月，第94页。

[11]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伦敦：葡萄园出版社，1998年）对于这些世界的比较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探讨；本节许多观点都得益于戴蒙德的问题和答案。

[12]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第165页。

[13] “某些驯化动物的物种与其野生祖先相比，大脑较小，感觉器官不够发达，因为它们不再需要更大的大脑，更发达的感觉器官，以便像它们的祖先一样逃避捕猎者。”（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第159页）

[14] 布鲁斯·D. 史密斯：《农业的出现》（纽约：美国科学文库，1995年），第18页。

[15] 弗鲁德：《梦幻时代考古学》，第219页。

[16] 最早的狗——亦即驯化的狼——的遗存是在伊拉克发现的，时间在大约公元前12000——前10000年；参见查尔斯·B. 海瑟尔（Charles B. Heiser）：《文明的种子：食物史》，新版（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页。

[17] 史密斯：《农业的出现》，第67、72、85—86页。

[18] 史密斯：《农业的出现》，第57、61、64—65页。

[19] 关于猪的资料，参见克莱夫·庞廷（Clive Poting）：《世界的绿色历史》（哈蒙斯沃思：企鹅出版社，1992年），第44页；关于牛的资料，参见海瑟尔：《文明的种子》，第43页；温克：《史前史的范型》，第248页。

[20] 布里安·M. 法甘：《地球上的人类：世界史前史导论》第10版（新泽西，上萨德勒河：普林蒂斯·霍尔出版社，2001年），第248页。

[21] 贾雷德·戴蒙德也令人信服地论证说，这种鸿沟同样反映了真正难得的、有潜力的驯化植物的数量何以稀少；参见《枪炮、病菌与钢铁》，第8章和第9章。

[22] 史密斯：《农业的出现》，第59、181、197页；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第150—151页。

[23] 马克·科恩（Mark Cohen）在《史前时代的食物危机》（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章里，对于解释农业的传播问题进行了出色的讨论，尽管略微有些过时。

[24] 科恩：《史前时代的食物危机》，第5页。

[25] 一种大戟科果树，学名Schinziophyton rautanenii，多生长于南部非洲的沙丘，果仁为卵形，今多用于化妆品和柔润剂。——译者注

[26] 马雷克·兹维列比尔（Marek Zvelebil）：《中石器时代的序幕和新石器时代的革命》，载马雷克·兹维列比尔主编：《转型时期的狩猎者：温带地区的欧亚大陆中石器时代社会及其向农业的转型》（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