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复杂结构

在早期宇宙中，引力抓住了原子云，将它们塑造成恒星和银河系。在本章所描述的时代里，我们将会看到，通过某种社会引力，分散的农业共同体是如何形成城市和国家的。随着农业人口集聚在更大的、密度更高的共同体里，不同团体之间的相互交往有所增加，社会压力也随之增加，突然之间，新的结构和新的复杂性便一同出现了，这与恒星的构成过程惊人地相似。与恒星一样，城市和国家重新组合并且为其引力场内部的小型物体提供能量。

由这些变迁而形成的城市化的、国家组织的，以及经常发生战争的共同体，乃是现代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因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太容易遗忘这些共同体与旧石器时代和早期农业时代小规模的、相对非等级制的社会有多么巨大的不同。事实上，大多数人类历史（从编年史角度看）都是处在不知国家权力为何物的阶段。甚至在早期农业时代的村庄里，大多数民众，在大多数时间里，最重要的关系乃是个体的、地方的，以及十分平等主义的关系。大多数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民众是作为民众而不是某个机构的代表开展相互之间交往的。

后来，大约在5000年前，最早的国家出现了。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了小城邦（参见地图9.1）。到公元前3100年，埃及出现了国家，那里有一个地方官员［名美尼斯或者纳尔迈（Menes or Narmer）］将南北方统一起来，建立了第一个埃及人的王朝。国家还出现在其他人口密度增加的地区——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印度和中国，以及公元前1000年的中美洲（参见地图9.2）。最早的国家出现标志着个人关系向非人格权力，从对自然的权力向对人类的权力的重大转型。[1]由等级制度、权力以及国家构成的世界我们如今都已耳熟能详。在这个世界里，因其所属的出身、性别和种族集团的不同，个人和共同体之间的财富和权力存在天壤之别。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描述了平等终结之后的变化。

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国王、独裁者、大祭司、皇帝、大臣、总统、总督、市长、将军、元帅、警察总监、法官、律师，以及囚犯、地牢、监狱、刑罚和集中营。在国家的监管之下，人类第一次学会了如何鞠躬、奴颜婢膝、下跪叩头。从许多方面看，国家的兴起便是世界从自由向奴役的堕落。[2]

一般而言，国家一般纳入包括其他国家及其偏远地区的大片区域地区里面。我将这些地区描绘为农耕文明。文明常被当作进步的同义词，但我们在这里用这个词并非表达这层含义。虽然在农耕文明和其他类型的人类共同体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别，但是我不评判任何特定社会的内在价值。我将农耕文明帝国定义为基于农业的大型社会，具备国家的形式以及其他一切必然包含在内的事物（如文字、战争等）。农耕文明这个术语似乎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我们将文明（这个术语起源于civis，这个拉丁词的意思是“公民”）与国家和特定的城邦联系起来了。但是农业这个形容词使我们想到所有前现代的城市都依赖城市边缘的农村地区或者更加偏远的村庄。

地图9.1 古代苏美尔

地图9.2 古代中美洲

将城市和国家的出现想象为将曾经独立的实体联合成为更大的实体，就像多细胞有机体的进化过程一样，也许不无裨益。表9.1大致提供了这一过程的主要阶段（参见图9.1）[3]本章探讨的转型可以视为是由第4层级向第5层级转变，农耕文明一般而言是在第5层级和第6层级上组织起来的。

表9.1 社会组织的规模

图9.1 社会组织的规模

图示不同规模的人类社会组织的重要区别

我们如何解释这一重要的转型呢？农业地区人口密度逐渐增加，为最早的城市和国家提供了人口的和物质的原材料，而逐渐增长的拥挤程度（congestion）则提供创造国家的巨大动力。[4]但是地方共同体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吗，抑或被迫结合在一起的吗？答案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自上而下”论突出了强制因素，将国家视为少数有权有势的人强加在大多数人头上的组织。这种研究常见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主要将国家视为剥削机器。某些个人（主要是农民）不断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正如他们的祖先从前所做的那样，这时又有一个统治阶层出现了；他们开始通过操纵影响力、财富和权力的网络而从同类那里索取资源。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精英们从中索取所需资源的“生态龛”。社会多层次分化，处在底层的人剥削自然，而处在上层的人则剥削那些剥削自然的人。这些变迁在人类社会内部创造了一个新的“食物链”，其中精英以及他们所剥削的人之间的利益分化无疑部分地解释了复杂社会结构的出现。

但是，就像共生现象一样，剥削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毫无疑义的。就像非人类世界的捕食行为一样，它可能多少具有野蛮的形式。正如林恩·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所观察到的那样，“从长远看，最残酷的捕食者，就像最可怕的致病微生物一样，由于杀害了它们的牺牲品而毁灭了自己。受到抑制的捕食行为——攻击而不杀死或者攻击而缓慢地杀死——乃是进化过程中一再出现的主题。”[5]在受到抑制的捕食行为的关系中，双方都有可能得到某些东西，剥削也可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减轻。在早期国家里，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中美洲，剥削可以采取极其野蛮的形式，包括大规模的人祭。但是，正如致病细菌经常进化得不甚具有毒性，从而利用捕食对象而不是杀死它，人间的统治者最终也学会保护被剥削的农民（就像农民保护他们自己的牲畜一样）。通过这种办法，初级生产者就变得依赖于统治他们的精英，就像精英依赖于初级生产者一样。威廉·麦克尼尔将这些新型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寄生关系：“疾病微生物是人类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最重要的微观寄生物。我们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宏观寄生物就是他人，通过暴力的手段，我们能够获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而不必自己生产食品和其他消费品。”[6]精英以及他们所剥削的人不得不顺应出现在人类社会里的新的多层次的“生态”，因为新的结构改变了村庄、家庭和家族的亲密的、古老的结构。

国家形成的“自下而上”论则强调，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人们发现需要像国家这样的结构才能够生存下来。这个过程与非人类世界有某些惊人的相似性。在许多物种里，都存在着向更高级的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化的历史，虽然在我们最近的近亲大猿那里并不明显。我们看到，单细胞如何首先结合成为松散的结构叠层石或者海绵，最终形成像我们人类这样的多细胞有机体，在这种多细胞有机体中，不同的细胞有着不同的分工，各自都依赖于整个团体平稳运行的功能。多细胞有机体还能够结合成更大的共同体。就像一群羚羊，形成大型的然而单一的群体；有的也能够形成极为复杂的群体。许多群居性昆虫，如蚂蚁、白蚁和蜜蜂，生活在密集的共同体里面，其成员实际上是依赖于更大的整体。它们的环境（就像在现在大城市里面一样）主要是由该物种的其他成员以及它们所创造的结构组成。在最复杂的共同体里面，如白蚁群，个体变得极其专业化，整个共同体要有效地运转，就需要某种形式的交流和协调。个体通过目光、接触以及交换某种称为信息素的化学物进行交流。发展出了某些日常规则以解决拥挤、污染和个体间的冲突。于是等级制度就出现了。

在我们看来，这些共同体与国家极为相似，有自身的种姓制度，有自身控制和训练个体的手段。因此，研究它们的人类自然而然地讨论“蜂后”“工蚁”等。正如路易斯·托马斯写道，蚂蚁“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与人类非常相似。它们种植真菌，像饲养家畜一样饲养蚜虫、组织军队打仗、使用化学喷雾，打乱敌人的阵脚，抓捕奴隶。织工蚁家族多童工，把幼虫当作梭子纺线，将树叶缝制成真菌的花园。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只是不看电视罢了。”[7]这些相提并论实际上是怪诞的，但是提高了国家形成的自下而上论的可信度。这些理论将国家视为解决人口密集而拥挤的生活问题的手段。人类还发现，由于他们生活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共同体里，他们就必须将任务和知识加以分割；这种进步要求新的交流方式，例如帮助人们制定行动时间表的历法、帮助描述个体的义务和财产的文字等。个体更加依赖于一个完整的团体，而在个体交换技巧和资源的过程中，必须以新的方式组织团体。不过，由于团体开始协调千百万个体的技巧和能力，大型的共同体就获得了一种个体所无法比拟的生态力量，不过个体能从这种生态力量中获取不同程度的利益。因而人类形成国家的逻辑颇类似于昆虫群居的形成过程。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别，正如我们在考察农业出现时所看到的那样，在于人类是文化上的适应，而昆虫则是遗传上的进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复杂的社会结构在人类中间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要充分解释国家权力，就必须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因为两者事实上是互为补充的。本章的其余部分就是要系统地解释国家权力是怎样出现的，我所指的国家权力就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实质上控制着绝大多数的人力和物质的资源。这个定义大有争论的余地（例如实质上一词），但是它有助于我们关注大型权力结构形成的两个重大前提条件：第一，人类的、物质的以及智慧的资源的巨大积累的出现；第二，对这些资源实行新管理和控制方式的出现。

集约化：向自然界索取资源的新方法

转变为新的复杂结构层，意味着开发并管理新的能源。通过更加集约化的技术而产生新能源（此为本章前半部分主题）。构筑能够管理这些巨大的源源不断的能源流的社会结构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最终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国家的协调机制（这是本章后半部分的主题）。

图9.2 农业和人口的增长：积极的回馈环

向新的复杂结构层的转型经常有赖于积极的回馈机制——一种变迁激发另外一种变迁，再激发第三种变迁，反过来又增强了第一种变迁，如此循环往复。这种因果链在转入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结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将人口、集体知识以及技术创新（参见图9.2）联结起来。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和密度逐渐增加，信息和商品交换网络的规模和多样性也随之增加，由此刺激了集体知识的发展。在这些大型网络中可能发生学术上的共同作用，激发新的更为集约化的技术，从而能够养活更大的共同体。[8]这个回馈之环加快了创新和增长的速度，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农业的出现可以视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转变。以现代标准看，变迁的速度是缓慢的，但是以旧石器时代的标准看则是迅速的——与非人类世界的遗传变化相比更是突飞猛进了。

在农业出现以后的数千年里，在非洲—欧亚大陆和美洲两个世界区发明了若干种新技术，其累积性后果提高了动物驯养的技术。在这里我将描述三种比较重要的变迁，大致按照集约化强度自小至大加以排列：林农轮作、“次级产品革命”和灌溉。表9.2提供我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程度的集约性对于每公顷土地的食物产量，以及人口密度的深层次影响。

表9.2 不同时期的能量投入和人口密度

资料来源：I. G. 西蒙斯，《简明环境史导论》（牛津：布莱克韦尔，1993年），第37页

林农轮作

林农轮作又称移耕，是一种半游牧的农业形式，至今仍然得到广泛运用（主要在森林地带）。实际上，正是林农轮作使得早期农民从初步耕作的土地迁移到如欧亚大陆北方的森林地带。林农轮作一般要放火清出一片用于耕作的地带，因此它是将旧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技术运用于农业时代的新技术。[9]它是一种利用储存在树木里的营养的方式。从事林农轮作的农民砍倒树木或者扒掉一圈树皮，开垦出一片林地，然后他们就烧掉砍倒的树木，在极其肥沃的灰烬中剩下的残枝间种上农作物。在欧洲，新时代早期的耕作者用石斧在林区开辟出空旷地带种植谷物。[10]在新开出的空地里，农作物不仅从砍倒树木的灰烬中得到营养，而且不必与其他植物竞争，因此生长繁茂。但是经过三四年后，土地的肥力就耗尽了，必须迁移。在人口较少的地方，整个共同体可以20—50年的周期迁移，这样就有足够时间使得每一块土地都能够有所产出。但是随着人口增加，整个周期不可避免会缩短，而空地也变得越来越固定了，这个过程最终形成现代世界所熟悉的无森林的农业景观。通过这种方法，林农轮作最终导致大量森林遭到砍伐。总之，自全新世早期以来，森林就减少了20%，从大约50亿公顷减少到40亿公顷。不久以前，温带地区的森林减少比热带地区更为严重，前者为32—35%，而后者为4—6%，但是今天，热带地区的森林砍伐的速度最快。[11]

“次级产品革命”

在所有的世界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林农轮作。但是集约化的第二种重要方式仅存于非洲—欧亚区，因为它主要依赖利用新的家畜饲养的方式——美洲和澳洲大型动物的消亡使得这些地区几乎不可能形成任何形式的家畜饲养。

随着农民进入东欧和中欧的温带地区，他们不得不使自己的耕作方法适应于更为寒冷和潮湿的气候。安德鲁·谢拉特论证到，在大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在耕作方法上出现了若干重大变迁，有助于解决这些难题。[12]他将这些变迁联系在一起，贴上一个标签“次级产品革命”。新技术创造了一种与家畜的共生现象，由此使得人类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他们的家畜。

在早期农业时代，驯化的动物主要当作储藏食物和兽皮来源。虽然必须养活它们，但对它们只是在宰杀的时候一次性使用。这种低效的利用方式恰好说明，在大多数早期农业时代的共同体里，家畜远不如植物重要。然而，自从大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以来，部分非洲—欧亚大陆的农业共同体学会了开发家畜的次级产品——特别是它们的乳和毛——因此在这些家畜还活着的时候就充分地利用它们。农民还学会将家畜当作一种新的能源，尤其是它们的牵引力。大型动物如马、骆驼或水牛很快成为唾手可得的最强大的机械能源。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迁，其重要性也许可以和最近矿物燃料的革命相提并论，因为它提供了自从人类有效使用火以来最有意义的一种新的力量。役畜的体力可达500—700瓦特，而人类最多只有75瓦特。[13]牛或马的牵引力可用于运载人、拖车和耕地。

马耕或牛耕十分重要，因为比挖掘用的棍棒能够更有效地翻地，它们能够翻松更加坚硬的土壤。广泛使用家畜还增加了使用粪便增肥土壤的数量。更有效地利用家畜提高了农民的生产能力，而增加使用粪肥和犁铧耕地则使耕作面积更小、产量更高。由此，新技术使得农业传播到如北欧等难以耕种的黏土地区。

这些变迁还使得人们有可能首次定居在干涸的草原地区，因为它们使得某些群体能够完全靠畜产品养活自己。这些次级产品革命将青草转变为人类可资利用的能源，而将食草动物转化为有效的机械，就像以后工业革命找到新的方法向煤炭索取能源一样。游牧民族利用这些新技术定居在非洲和欧亚草原上原本干涸、不宜耕种的广袤地区。由于最有效地利用干涸的草原地区的办法就是在大片地区放牧牲畜，牧民们就不得不采取游牧或者半游牧的生活方式。我们经常将畜牧文化想象为本质上是游牧的，不过事实上未必如此。早期的畜牧文化可能于大约公元前4000年出现在今俄罗斯南方大草原和哈萨克斯坦西部，但是以后数千年的畜牧文化直到公元前1000年发明并改进马鞍之后，方才真正形成完全逐水草而居的马背畜牧文化。游牧文化在西南亚和东非也有所发展。

次级产品革命是一种扩张方式，因为它使得人类共同体能够定居在以前根本无法定居的地方。但是也是一种集约化的形式，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更为密集地居住在一起，因为使用畜力牵引，改善了欧亚大陆的运输网络。从长远看，这个革命使得非洲—欧亚区的交通、商业以及战争发生转型，使之能够更加容易、更加迅速地长途运输商品和士兵，不管是在牛车、马车（大约自公元前2000年起）里还是在马背上。在欧亚地区，畜牧者将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农耕文明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横跨欧亚的交换体系。这也使得整个地区分享了技术、宗教，甚至疾病。总之，次级产品革命的技术确保了非洲—欧亚区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分享知识的地区。[14]

我们已经论证过次级产品革命，尤其是犁铧技术的发展在可能在更具等级制的性别关系的演化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园艺社会里，正如我们所见，妇女一般从事大多数农业劳动。不过在使用犁铧的农业社会里，农业劳动一般是由男子承担。人们还主张，男性“代替”妇女务农是迈出了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一步。玛格丽特·埃亨贝格认为，“人类学业已证明，在当今社会里……在耕作农业和父系血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就像非耕作农业与妇女的广泛参与因而其社会地位较高之间存在同样的相互关联一样。”[15]不过此说也引起了一些争论。首先，在耕作农业社会里，即使男子花费较多时间务农，妇女一如既往地在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许多共同体从未发生过次级产品革命的转型。因此我们不可将父系制度与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技术过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将在后文论证，制度化的父系关系大致与制度化的等级关系一同产生；它是随着奴隶制度、阶级、纳贡、种姓和国家而一步一步（或者跨越性）地产生的。

灌溉

就像林农轮作一样，某种类型的灌溉在各世界区都存在着，不过对非洲—欧亚区的影响最大，对美洲的影响略小。在许多温带地区，有足够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但是植物生长由于缺乏雨水而受到限制。灌溉就是利用河流或者沼泽地的水种植农作物的方法，这是最重要的农业集约化的手段之一，至今仍然不可或缺，不管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花园还是在大型的谷物工厂里都是如此。早期的灌溉方式十分简单，无非就是开挖一条小渠，将水引入农田而已。在水流充沛的地方，如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幼发拉底河三角洲，只是让诸多汇入幼发拉底河的小河绕道而已。由于运用了这些技术，农民们就能够在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形成的肥沃冲积土壤中获得收益。于是，随着农业共同体的增长以及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灌溉工程也变得更加精致了；动用数千人力建造大型的、计划周密的水渠网络。在拥有肥沃土壤的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或者中国的黄河流域，灌溉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因此灌溉是一切技术创新中最具有革命性的。

灌溉在其他许多地区也有运用。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证据表明，早在9000年之前就有灌溉技术。在华南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水稻种植者发明了许多梯田和灌溉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在中美洲也是如此，成熟的灌溉技术在农业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玛雅人利用城市垃圾吸干、填埋沼泽，以便形成高产的、易于耕作的土壤以养活迅速增长的人口。改良的玉米品种也提高了中美洲的粮食产量。尽管如此，并没有激发出次级产品革命，因为没有合适的大型家畜。这对于美洲农业影响深远，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和非洲—欧亚大陆走上了各不相同的历史轨迹。[16]

其他创新

在农业地区还出现了许多其他创新——仅以某些领域为例，如纺织品生产、制陶、建筑和冶金。最早的陶器可能出现在日本的绳纹文化，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全新世初期。在美索不达米亚，最早使用陶器的证据来自大约公元前6500年。它用于盛水、烹调以及储存食品。早在公元前3000年，中南美洲就使用陶器。在非洲—欧亚和美洲世界区，陶器制作方法是那些用泥土建造房屋，在炉膛里面或者火上烧煮食物的人们自然开发的。在早期农业时代，世界许多地区就已经冶炼软金属，如黄金、白银和黄铜等，但是主要用于装饰。最早的金属加工工艺的证据出现在大约公元前5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同样的金属加工工艺以后在美洲地区也出现了。但是可以用于兵器或者工具的硬金属的加工工艺则开发更晚，因为它们的制作工艺要求更高的温度和更有效率的冶炼炉。硬金属用合金制作，如青铜（铜锡合金，有时也是铜砷合金）或铁（如果与碳混合将是最坚硬的金属）。它们仅在非洲—欧亚大陆才有制造。令人惊奇的是此项创新竟不见于其他地方，因为硬金属制作所需工艺与烧制陶器相仿。最早的青铜制作出现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苏美尔，到公元前2000年中国也有了青铜制作。硬金属最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高加索生产，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就传遍了整个非洲—欧亚地区，因此，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经常被称为铁器时代。钢最早也许于罗马帝国生产。

人口增长

越来越多的农业技术提高了产量，刺激了人口增长。但是人口增长本身也是集约化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前矿物燃料时代人类社会的能源大多来自人类和动物的肌肉力量。凡是在社会结构足以有效地控制和协调大量人口和牲畜行为的地方，人口越多、牛越多便意味着越高的生产能力。[17]

对于在新月沃地发生的这些过程，人们研究得最为透彻，乡村共同体的长期传播可以归因为人口增长。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新月沃地的乡村沿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大河向南传播到平坦的沙漠和灌木地区。在这些干涸的平原上，农夫不得不借助简单灌溉方法更多地利用河水。他们也食用大河出产的鱼类。随着农业共同体的增加、传播、技术改良以及生产能力的提高，它们生产的资源和它们所养活的人口都有所增加。正如我们所见，世界人口在距今10000年——5000年之间，由600万增加到了5000万。

从最大范围看，积累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从数十年或者数百年的范围看，积累的过程是混沌的、不稳定的。人口密度在某个地区也许会增加，然后因为气候变化、土地过度开发或者其他原因而降低。正如罗伯特·温克（Robert J. Wenke）所言：“早期复杂结构的整个历史，事实上，似乎是一个混乱的‘繁荣或破败’循环，只能从极其长远的整体趋势上才能看出某种复杂性。”[18]

等级制度：财产和权力不平等的出现

更多的提高生产能力的技术，以及更大、更密集的共同体为国家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

不平等出现的证据

随着资源的增加，人类社会不得不首次面对处理剩余产品的任务，剩余产品的控制和分配提出了全新的问题。而且其分配很快就变得不平衡了，由此出现了权力和财富的梯度。剩余产品开始供应享有特权的专业人士（主要是男性）：工匠、商人、武士、祭司、文书以及统治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梯度的等级制度是多么地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与农业革命有关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原则上提高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平均生活标准。而现实却有所不同。水在积累的时候倾向于持平，但是与水不同，在复杂社会里的物质财富却倾向于自我堆积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状。本章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就复杂社会的这一奇特然而根本性的特征做出一些解释。但是基本原理是可以直言不讳的。随着人口密集程度的增加，人类就像白蚁一样，发现自己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的方式。但是这就意味着要将权力让与组织者，而组织者就利用这个权力为自己获取与他们控制的共同体一样多（有时甚至更多）的利益。一切关于国家形成的自上而下理论都预言了这种不平等的产生。

考古学家有许多办法考证不平等的起源。甚至在最成熟的早期农业时代的共同体里——例如在小亚细亚的恰塔尔·休于，其鼎盛期在大约公元前6250——公元前5400年，黑曜岩贸易横跨许多地区，人口达到4000—6000人——在财富方面没有发现存在重大差别。然而，人们的丧葬方式有了细微差别，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差别是人口密集增加的最初反应：有等级差别的氏族的出现。随着共同体规模的增加，亲属思想和基于此种思想的社会机制达到极限。再也不可能想象由4000人组成的共同体是一个家庭。但是也可以通过假设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是来自一个共同祖先，以便维持某种松散的亲属意识（这个祖先是神话的还是真有其人并不重要）。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支配着不同世系的亲属符号逻辑就会将各世系的后代追溯到这个祖先的不同子孙那里，有的世系是长子传下来的，有的是幼子传下来的。通过这种方式，整个世系可以被设想为老大的世系和老二的世系，就像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可以根据长幼排序一样。世系的长幼自然来自亲属的意识形态，因为甚至在最平等的亲属排序的共同体里，人们也是经常根据家庭里的年齿和长幼排序。因此，亲属思想自然预先迫使人们接受年长的氏族里年长的成员的权威。

考古学家认识到，家庭的规模有大有小，拥有的物品多寡不均，这也是不平等的表现。特别物品或者不同类型的衣服暗示着主人有较高的地位。幸福与营养的状况也透露给我们关于等级制度的信息，因为精英群体总是比被他们统治的人生活的要好。因此生物考古学家经常发现，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不同社会地位成员之间存在差异。正如约翰·哥斯沃思（John Goatsworth）所写的那样：“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中，贵族统治精英以及武士控制食物，尤其是稀缺的蛋白质……在1800年的英格兰……有名号的贵族成年男性比人口平均身高足足高出12.5厘米。”[19]

同样具有启发意义的是纪念性建筑物的出现。有些巨大的建筑结构，例如巨石阵显然具有实用的功能。它们可能被用作仪式中心，也许是天文观测台。其他建筑，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或者中美洲的塔庙和金字塔，则经常举行葬礼，或者也许还是王宫或者神庙，所有这些都表明存在着社会地位较高的个体。这些建筑结构既出现在那些日后形成国家的社会里面，也出现在许多没有发展成国家结构的社会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埃及的金字塔，最早的金字塔建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这些建筑的出现表明，随着人类共同体变得更庞大、更复杂，宗教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迁。正是随着人类出现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精英神灵也开始出现，他们要求给予适当的尊敬。正如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最早提出的，这是因为我们思考宇宙运行的方式反映了我们自己社会运行的方式。对于这些令人敬畏的遥远的神灵表示尊敬的最佳办法就是为他们建造特别的住所，这些建筑比普通建筑更接近天空，人们在这些建筑里向诸神贡献祭品和赠礼，表示敬畏。凡是纪念性建筑出现的地方，我们都能够确定那里一定存在强有力的领袖和管理者，因为必须有人协调数百乃至上千劳动力的工作。通过这种办法，世俗的和宗教的权力经常结合在一起。领导者希望通过建造这些建筑增强其敬畏感——敬畏诸神的权力，也敬畏直接与强大的诸神以及监管诸神住所的建造的祭司和统治者的崇高。纪念性建筑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的工具。

在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纪念性建筑也许是埃利都（Eridu）的神庙，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晚期的塔庙建筑极其宏伟，拾级而上，动用了无数劳动力，处处透露出建筑上的精雕细琢。它们为宗教和政治仪式提供了令人敬畏的舞台。在中美洲，最早的金字塔建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奥尔梅克时代。早在公元前2000年，巨冢出现在甚至人口不那么密集的地区，包括欧亚草原，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城镇，大多数人是流动的畜牧民。在图瓦（Tuva）的阿尔赞（Arzhan），巨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表明强大的草原领袖能够动用多少财富和人力，这些资源经常都是从相邻的定居共同体那里掠夺来的。阿尔赞坟墓包含有70座墓室，就像车轮的辐辏一样排列；在边长120米的土丘下面埋葬着120匹配鞍的马。[20]正中央埋葬着一名男子或者女子，身穿裘皮，精心修饰。显然他们曾经统治着一个庞大而又强大的部落联盟，因为依附的王公贵族都埋葬在其南面、西面和北面，有的也许作为葬礼的一部分被献为祭品。规模惊人的纪念性建筑还出现在最遥远的农耕文明时代最遥远的共同体——拉帕努伊岛（复活节岛）。在那里，人口不过数千，但是当地首领却竞相建造巨大的雕像。

在人口密集居住的地区，新的共同体开始设置自己的网络，这个网络的结构与土地的自然特征的相关性，与其他居住人群的存在和分布相比更少一些。这和我们今天在居住密集的地区一样。小村庄倾向于大致均匀地分布在大型村庄周围，这些大型村庄则充当了地方交换网络的引力中心。以这种方式出现了等级制的网络，小村庄围绕大村庄，大村庄群落则围绕城镇，而城镇群围绕大城市。甚至较小的城镇经常包含有某些村庄所不具备的机构，如神庙、仓库，也许还是祭司或首领的宅第。在美索不达米亚，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埃利都出现了两个阶层的制度。大型城镇经常达到1000—3000人左右，许多城镇拥有各种类型的仪式场所，以及与众不同的仓储区，因此它们具有市场和宗教中心的作用。

甚至更为惊人的不平等的证据在于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在这里最重要的标志乃是堡垒和随葬兵器的墓地。乌克兰的特里波叶（Tripoplye）文化，最初是早期农业时代典型的人人平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村庄向外扩张，经常选址于易守难攻的地方。在欧亚草原，战争反映了定居的农业共同体与形成中的游牧的畜牧民族的冲突。自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以来，富有的畜牧文化的随葬品证明，到了这个时期，畜牧民族有时候比那些武器装备略逊一筹的农民公共体还要富裕一些。

处在等级制度最底层的乃是奴隶和其他属民。这些男男女女们被他们的主人当作能源库、活的电池和人畜。用机械学术语说，人是将食物转变为能量的高效转换器，因此奴隶经常比家畜更值钱，如果能够负担得起的话。[21]人类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强制劳工在前现代时期普遍存在，就像矿物燃料的存在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如今奴隶会大规模消失一样。强制劳工和奴隶在农耕文明有多种形式，奴隶或者属民有时也会提高地位，拥有权力和财富。但是大多数被其主人用于储备能量：劳动力就像如今石油一样是一种重要的能源，掌握能源意味着掌握人民。为了容易地控制奴隶，奴隶一生下来就与家庭分开。许多奴隶就像家畜一样，人为地使其保持在一种幼稚的依赖状态，以至于就像做了心理的割断手术一样——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孤立无援，易于控制。动物和人类只要使之在经济和心理上依赖他们的主人，就十分容易控制了。

随着等级制度的出现改变了男女的社会角色的定义，等级制度按照性别，以及阶级和职业而确立尊卑。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精英处在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制度的顶部。为什么等级制度通常就意味着父权制？最简单的假设是，那是因为在人类社会的细胞家庭里面，男性不如女性那样至关重要，这也许可以提供最好的解释。新形式的权力作为劳动分工的一部分而出现在家庭层次以上。权力的代理人乃是在权力、管理、信息收集、战争或者宗教方面的专家。但是那些在家庭（社会最基本的角色）中扮演最不重要的角色的人比较容易充当这些专家的角色。[22]在没有节育措施、实施人工喂养的社会里，扮演这些角色的当然就只有男性（或者贵族妇女，她们的某些职责可以由其他妇女完成）了。因此，在许多社会里，纺纱织布被视为妇女的工作，不论其产品是供家庭消费还是到市场销售，但是纺纱织布的专家或者全职的纺织工人却很可能是男性。随着劳动分工的越发细致，专业角色，不论在战争、宗教行为或者政府里，一般（并非总是）对男性而不是女性开放，因为男性通常发现自己更容易在地方交换网络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通过这种方式在许多大型农业共同体里就出现了经常由妇女主宰的家庭世界，以及经常由男性主宰的公共领域。

父权制是财富和权力的梯度在性别关系中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许多这些专业化的角色使得男性获得了新型的财富和权力。逐渐增长的权力反过来让男性精英对于性别角色的公共规定施加更大的影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首先出现在公共领域，主要是由男子撰写的，这些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现代历史作品所依赖的文字作品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和男性的活动。而且很有可能男性撰写的作品也使得父权制看上去比它本身要简单得多，在现代学者面前掩盖了所有家庭中进行的各种复杂的幕后协商，掩盖了男性和女性试图回避或者淡化令人压抑的社会习俗的各种方式。

权力和控制的新形势：基于准许的权力

我们如何解释在大型农业共同体里财富和权力的梯度逐渐加剧呢？人类学家已经证明，在小型游牧共同体里，人们一般都会抵制任何个体试图独自掌握凌驾于共同体之上的权力。父权制是如何不顾这种抵制而兴起的呢？

对村社共同体的现代研究以及考古学证据均提示我们，特定的全体或者个体是通过哪些步骤开始控制他人的劳动和资源的。在许多人类共同体里，权力和资源均自愿屈服于受人信任的领袖。我们可以称此为基于准许的权力，或者自下而上的权力。然而，在大型共同体里，领袖们能够使这些不断增加的资源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而创造出新的权力形式来强制至少一些被他们所统治的人。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或者自上而下的权力。[23]两者的区别对应于本章先前所描述的国家形成的自上而下的以及自下而上的理论。实际上，所有国家都依赖于这两种类型的权力，这两种权力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如此，从基于准许的权力过渡到基于强制的权力，还是有一个清晰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发展过程的。[24]

在没有国家机构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可以诉诸暴力，因此此种暴力并非控制民众或者资源的可靠方式。但是为什么农村共同体愿意将某些对他们资源和劳力的控制让与受到信任的领袖，还存在许多其他理由。而其中的逻辑与白蚁群的逻辑是一样的。随着共同体的增长，新问题出现了，必须找到集体性的解决方法。农业的、经济的以及宗教的活动必须更加认真地加以协调；内部纷争必须予以制止；与相邻共同体的冲突必须得到调停。有效地处置这些问题经常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一旦失败就意味着饥荒、疾病和战败。但是它们又不能分别通过每一个家庭而得到解决，因此在代表性的权威那里，各个家庭都有自身的利益。总之，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愿意参与构筑一道简易的公共堤坝，将剩余资源集中在部落或者宗教领袖掌管的水库里。我们可以恰当地将这些早期的权力机构设想为类似最早的灌溉渠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结构简单，由渠道和小型堤坝组成，多少是由整个共同体自愿的合作前提下修造并且得到维持的。

一旦决定寻找一个代表性权威，那就需要选出一个好的领袖。若干因素可能决定如何选择领袖，以及赋予他们何种权力。许多领袖的角色需要从事专门的工作，掌握各种技巧。这说明为什么男性比妇女更多地承担领袖的职责，因为男性在家庭未必不可或缺，而且他有更多机会从事专门的工作。凡是存在长幼尊卑的地方，大族中的长辈可能被选为代表或者管理者，除非他们明显地表现出无能。在内部冲突中，与诸神亲近的、深谙外交手段的或者智慧出众的个人很有可能当选为领袖；在与相邻共同体发生冲突时，则是那些懂得兵法的人可能当选。当危机需要诸神帮助的时候，那些公认为有权利接近神的人，如萨满和祭司，很可能成为领袖。宗教领袖运用这种权威经常得以掌控献为祭品的或者赠与诸神礼物的重要资源。

不过，有时权威获得了认可，是为了回报过去他给与人们的好处，这是对基本的互惠性规则的修正。这就解释了一种在现代人看来有一些古怪的风俗：“大人”（big man）。这一称号真可谓名副其实，因为这个角色是非常专门化的，似乎主要由男性承担。在这一时期的许多共同体中，都出现过某种形式的大人，可能早在史前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了。20世纪初生于波兰的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劳·马林诺斯基在美拉尼西亚对此做过经典性研究。在布干维尔（Bougainville），大人称为姆米（mumi）。姆米非常努力地准备食物，举办一场盛宴。他会骚扰他的亲戚，并且自己辛勤劳作，以生产那些使他获得声望的额外食物，如薯蓣科块茎和猪。一旦他积累了足够的食物，就举办一场盛宴，散尽所有的食物。马文·哈里斯对布干维尔的大人做过研究，他描绘了这场盛宴的情形：“在1939年1月10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有1100人赴宴，做东的姆米名叫苏尼，他分掉了32头猪，外加大量的西米仁布丁。然而苏尼和他最亲密的随行者一直饿着肚子。‘我们就要吃掉苏尼的名声了，’这些随行者说。”[25]从商业角度看，这些行为毫无意义。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却意义重大，因为赠礼创造了义务。在亲属社会里，赠礼相当于商业社会里的投资：出让资源，期待（然而未必如愿以偿地）将来得到更大回报。虽然主办这类盛宴可能会让姆米倾家荡产，但是也赋予他权力，命令那些使之就此承担义务的人为他服务。

人类学家在许多社会里都已经观察到了这些“盛宴”和“散财”之举。最著名的事例是美洲西北太平洋沿岸的印第安共同体，如扣夸特尔人（Kwakiutl）中的冬令筵宴。扣夸特尔人首领积攒了许多毛毯和其他物品，在筵宴聚会期间全部分掉。有时，为首领提供的服务可直接转化为更重要的权力形式，例如，如果他要求那些承担义务的人参与劫掠相邻共同体。而这次劫掠又会得到许多物品进行一次新的分配。

人类学家甚至还认识到，原始社会中存在一种更为重要的权力形式——酋长制。酋长制的定义有时未免随意，谁也没有捕捉到现实世界的细微区别，但是人类学家一般用这个术语来描述握有实权的贵族世系，他们所拥有的权威，遍及许多生活在大约数以千计的较小的村庄、群体以及氏族。他们的权威一般是基于他们在一个尊卑长幼的世系体系所处的地位，这一地位使得他们能够动用大量资源。根据马林诺斯基的研究，特罗布里恩德岛的酋长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村庄以及数以千计的臣民。他们经常掠夺其他岛屿，臣民们对酋长唯命是从。马林诺斯基曾亲眼目睹，在酋长现身的时候，整个村子的村民突然俯伏在地，就像“被台风刮倒了似的”。[26]各村庄把薯蓣科块茎送给酋长以完成其亲属义务。通过这种方式，酋长借助亲属的统治，最终控制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的资源。这些薯蓣科块茎通常会在缔结新的合约的盛宴上重新分掉，或用于支付专职人员的费用，例如武士和造独木舟的工匠。酋长制还不是国家，因为它们容易分裂为不同的部落或氏族。尽管如此，酋长手中集中的资源赋予了他们无限的权力，有时酋长能够运用这种权力强制个人或团体不情愿地接受他的权威。

这种类型的权威仍然是有限的、危险的。统治者必须达到他们置身其中的长幼尊卑的亲属制度提出的各种要求，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他们所统治的这些人的公仆。如果不能履行作为领袖的义务，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影响力，他们的追随者也会四分五裂。人类学家称这类结构为分散性的，因为它们容易分崩离析，从其原先团结一致的状态中解体。

虽然存在这些局限性，基于准许的权力可以确保领袖控制基本的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源；这个特点基于准许的权力构成了大型的、更加具有持久性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得这种权力结构有可能向更加持续性的、更加强制性的权力形式过渡的动力因素，在于出现了更大的、更加集中的人口中心——尤其是最早的城市的出现。

最早的城市

城市（在表9.1较低的第五层级上）比乡村更大。在最早的城镇和城市里，首次出现了完全的人文化环境。在这里，大量人口完全依赖于其他人才能够生存下来，新形式的复杂结构和等级制度出现了。城市存在的基本前提条件在于生产能力达到了新水平，乡村人口不仅能够养活自己，并且有少量不从事农耕的剩余人口（参见图9.3）。城市的存在是以复杂的劳动分工为前提的，此种分工既有水平的也有垂直的。

图9.3 人类历史上的生产能力的诸阶段：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口密度

数据来自马西莫·利维——巴奇在《简明世界人口史》（牛津：布莱克韦尔，1992年）第27页，卡尔·伊普森（Carl Ipsen）翻译，以及艾伦·W. 约翰逊和蒂莫西·厄尔所著《人类社会的进化：从食物采集到农业国家》（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最早的城市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家曾对这个过程详加研究，因此在这里我将描述所发生的一切，然后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过程究竟具有多大的典型意义。[27]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时候人口迅速增长。增长也许受到了气候变迁的刺激，因为气候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变得寒冷而且干燥，正是在此之后，曾经长期是草原和热带稀树草原的撒哈拉变成了干涸的沙漠。在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区，这一变化导致了农耕的退化，但是南方是一片沼泽地区，在一些岛屿上面分布着一些散居的村庄。干燥的气候形成更多适宜定居的土地，而沼泽地变成了肥沃的农田，单凭简单的灌溉技术，就可以一年多收。最重要的农作物是小麦、大麦和枣椰，还有各类蔬菜。家畜甚为重要，大河出产的鱼类也是如此。这里成了“伊甸园”的晚期版本之一，吸引着全新世的食物采集者前来定居。

另外一个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人口增加的因素是地区交换网络的结构发生变化。安德鲁·谢拉特论证道：

在早期乌拜德时期，低地美索不达米亚乃是一片死气沉沉的地方：只是一片烂泥塘。确实有人在那里居住，建造草棚，使用泥刀，但是这里绝非地球上最活跃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呢？附近有两个地方：新月沃地的北方穹拱，流通各种宝石、金属和彩陶……波斯湾沿岸地区尚不太出名是因为它许多地方还淹没在河口堆积起来的美索不达米亚烂泥底下，但是波斯湾与今天的海湾国家之间存在着活跃的海上贸易。在这两个地方之间乃是一个弹丸之地——直到这两个地方连接在一起。[28]

谢拉特认为，商人之流沿着大河川流不息，为低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提供了机会。随着交换的频繁，原先还是死气沉沉的地方突然之间变成了黑曜岩、金属、陶器以及南方亚热带商品的无远弗届的交换网络的核心地区。在新月沃地和波斯湾两个资源丰富地区之间有了一个“火花隙”。美索不达米亚南方正好处在这个火花隙上位置上。[29]其增长的人口不完全是当地环境条件，而是延伸到东南亚大部地区的交换网络发生了变化。

也许这两种解释是一回事。土地干涸迫使人口进入更为密集的居住地区，但是创造了一条狭窄的走廊，进行长途交换。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埃及，随着撒哈拉逐渐干旱，人口和交换变得更为密集，迫使越来越多的人沿着尼罗河居住。[30]不管何种理由，美索不达米亚南方吸引来了新的定居者，有些人来自那些土地干涸无法耕作的地区。在公元前3500——公元前3200年，以后成为苏美尔的地方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农业地区。新的定居点很快形成三个或者四个不同阶层的等级分划。在这些等级分划的顶部是一些大型地区中心，包括乌鲁克和尼普尔。

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最后几个世纪里，若干城镇迅速扩展，成为真正的城市——已知最早的城市。早期农业时代的村庄和城镇大多由类似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组成，而这些城市有所不同，它们内部有复杂的劳动分工，大多数食物依靠进口。早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乌鲁克就是一个地区中心，也许有1万居民，若干座神庙。到公元前3000年，它成为一座拥有5万人口的城市，修建起了牢固的城墙。用白色泥砖砌成房屋，此类房屋至今仍能看到，狭窄的街道穿行其间。大多数为平房，但是有钱人的房屋经常有两层。在市中心12米高的塔庙上面，矗立着“白色神庙”（参见图9. 4）。

到早期王朝时代（大约公元前2900——公元前8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南方已经几乎没有小型的居住区了。这个地区几乎全部人口都居住在城市里。人类如此密集的居住方式以前从未有过。显然只有财富和水土丰沛的三角洲地区才能够养活如此密集的人口。但是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村民移居城镇呢？这个地区逐渐扩张的城镇和城市之间战争频仍，村民躲入比较安全的城市避难，白天就到周边的田地里劳作。但是日益严重的干旱也迫使村民移居城镇。

图9.4 早期纪念性建筑：美索不达米亚南方乌鲁克的“白色神庙”，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晚期

采自A. 伯纳德·纳普（Bernard Knapp）所著《古代西亚和埃及的历史和文化》（芝加哥：多耳西，1988年），第44页，转引自海伦·里克洛夫特和理查德·里克洛夫特（Helen and Richard Leacroft），《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莱斯特尔：布鲁克汉普顿出版社，1974年）

城市就像恒星一样，使周围地区的时空弯曲，吸引着周围村庄和城镇里面的商品、人口和技术。因此它们自动成为交换的重要中心。地区性交换网络需要更为复杂、更为等级化的结构，更多的活动、财富和知识向这些城市汇聚。边远地区日益发现它们的未来是要在这些新的权力和财富的网络里找到一个生态龛。

城市要求产生新的社会组织。汉斯·尼森论证到，随着美索不达米亚南方的逐渐干旱，计划周密、管理认真的灌溉系统对于养活这些地区的稠密的人口而言是必不可少的。[31]考古学家已经勾画出尤其处在人口中心的这些密密麻麻的、计划周密的灌溉渠道的体系。对大型灌溉体系的依赖和对保护的需求，迫使农民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加强与城镇的合作，城镇拥有控制和维持他们所依赖的灌溉体系的资源和权力。城镇统治者能够征集劳工挖掘水渠清除淤泥。他们还能够调停在那些依靠大型灌溉体系的共同体之间在用水上不可避免的复杂纠纷。

最早的国家：基于强制的权力

要“解决”这些密集的共同体带来的许多难题，就要建立最早的国家。为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基本的权力结构就像简单堤坝，能够储存少量的剩余资源。然而城市却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社会堤坝。要管理巨大的财富储备，它们需要像苏美尔城市那样大型的灌溉系统。基于准许的政治实体再也无法处理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了。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城市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因为在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权力的集线器。[32]一方面，它将原先分散在广大地区以及不同共同体的不同权威和劳动力集中到一个地方；另一方面，这些大型的、密集的共同体的形成需要有新的权力形式，因为随着共同体规模的增长，它们所面临的组织问题更加严重。城市需要特殊的机制以解决争端、组织农民和专业人员交换、修造仓廪以备饥荒、供水排污、构筑堡垒和灌溉水渠、攻城略地和抵御入侵。所幸的是，创造这些需求的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又将更大的资源置于领袖手中。随着对中央控制的需求的增加，中央权威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两个因素共同发生作用，从而解释了为什么随着人口的真正大规模集中居住，或是居住在城市（如美索不达米亚南方）或人口密集的乡村和小城镇（埃及模式），那里就很有可能出现国家。在人们居住的大多数城市，如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国家一般为城邦，但是有国界的国家则出现像埃及那样人口不太集中的、资源大范围流通的地方。[33]

国家（表9. 1第五层级）与部落（第四层级的上半部分）有所不同，主要在于国家有能力系统地、大规模地实行强制。[34]国家，就像酋长一样，经常主张代表“高级世系”，虽然它与世系的真正关系越来越少。但是，在传统形式的忠诚不再起作用的地方，与酋长不同，国家就会运用它们所掌握的巨大的资源，不惜代价地采取各种强制的手段。

最简单地想象最早的国家形式的方式，就是酋长有足够的资源负担一支军队和一批扈从。马文·哈里斯列举了乌干达本约罗（Bunyoro）族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权力，19世纪的本约罗人受到一个名叫姆卡马（mukama）世袭统治者的统治。[35]他统治着大约10万人，这些人主要靠种植小米和香蕉为生。形式上，姆卡马只不过是一些酋长的头领。就像传统的酋长一样，他被视为一个“大施舍者”以及接受贡赋者。但实际上，他的权力不仅基于亲属的义务，因为他还运用获得的巨大贡赋，组织一支宫廷卫队以及由一批仆役、巫医、乐师等组成的扈从。他携带兵器的侍卫使他能够有权力剥夺个别酋长或者村庄拥有的土地。就像李尔王一样，他带上所有的扈从四处巡游，要求所有酋长和村庄在他们来访的时候款待他们。

这是许多还未进化成为比较科层化的纳税体系的早期国家的模式。这种模式也符合于最早的中国人建立的国家——商。[36]同样的逻辑在中世纪的罗斯编年史所载的以下文字里也是昭然若揭的。这是关于10世纪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一段文字：

有一次……在来宾们酩酊大醉后，（他的扈从）就开始向大公咕哝，抱怨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为他只准许他们用木勺子而不是银匙吃饭。当弗拉基米尔听到这样的抱怨后，他就下令要为他的扈从打造银匙吃饭，说他用金银换不来一队扈从，但是有了一队扈从就能获得赢取这些财宝的地位，甚至他的祖父和父亲也是靠他的随从寻求财富的。[37]

弗拉基米尔的话只是道出了这一赤裸裸的权力辩证法的一半，实际上，他完全明白，金银必须用来购买能够帮助他取得更多金银的士兵。在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波尔菲罗根尼图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公元913—959年在位）的作品里，我们找到了一段描写弗拉基米尔的“祖父和父亲”如何在他们的武装扈从或者勇士（’druzhiny）的帮助下获取贡赋的：

当十一月到来的时候，他们的首领和全罗斯人迅速离开基辅，开始周游（意思是“绕圈”），也就是到维尔维人（Vervians）、德鲁戈维奇人（Drugovichians）、克里维奇人（Krivichians）和塞维利安人（Sverians）等斯拉夫地区，以及其他向罗斯人纳贡的斯拉夫地区。他们在那里待上整整一个冬天，然后到了四月，第聂伯河解冻时，他们就开始动身回到基辅。[38]

虽然像本约罗的姆卡马和10世纪的基辅罗斯那样的国家是由若干个统治者实行统治，他们运用所掌握的资源支付士兵组成的扈从，这些国家显然已经超越了基于准许的权力和系统地依靠强制统治的权力的区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非常的原始，以致许多政治学家根本不愿将它们称为国家，他们更愿意用国家这个术语，称呼统治者创造的特定科层制度和组织化军队的更为精致的社会结构。到这个阶段，这些社会结构开始符合查尔斯·蒂利的国家定义，“在一定的边界范围内，与家庭和亲属团体有所不同、在某些方面对于其他组织发挥显然优势的具有强制作用的组织。这个术语因而包括了城邦、帝国、神权制度以及许许多多的治理形式，但是不包括部落、世系、商号以及教会等。”[39]

但是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即使具有大型结构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虽然它们能够动用暴力，有时还是极端恐怖和惊人的暴力，但是对大多数尤其是居住在乡村地区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它们的实际控制能力与现代国家相比还是十分微弱的。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掌握的能源十分有限，正如约翰·麦克尼尔所指出的，他们所能控制的能源主要为人力，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明朝的皇帝和埃及的法老所能得到的力量还不如现代一个推土机手和坦克手。”[40]部分原因则是前工业化国家的虚弱反映了它们科层化的范围极为有限。事实上，早期国家随时诉诸暴力，在行政事务中广泛动用军队，正好表明其虚弱而不是强大。传统国家往往动用暴力以弥补其行政权力的空虚。[41]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如果臣民不服从或者反叛，统治者就以刀剑相向，在这层意义上，统治者可以支配其臣民的生命。但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杀予夺的权力’与控制大量人口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有所不同，统治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42]传统国家甚至连正规军事组织也绝少能够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也几乎不知道他们的权威何时结束，新的统治者何时掌权。在城市以外，对于地方上处理纳税、诤讼、剿匪问题或者除暴安良的暴力，他们经常束手无策。这些权力乃是由地方精英和亲属集团来行使的。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纠正错误仍然是家庭或者亲属集团的义务，可能还会寻求地方领主或官员的支持。而暴力当然是无所不在的，哪怕在家庭内部也是如此，施暴乃是维护男性和长者的权威。[43]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虽然缺少真正的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早期国家仍然是比酋长制强大得多的社会结构。凡是出现国家的地方，它们都具有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专业化和广泛的劳动分工、科层制、会计和文字体系、军队和国家税收制度。

劳动分工 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结束之际，早期农业时代那些自给自足的、相对平等的村庄早已成遥远的往事。至少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农业一直保持很高的生产能力，足以养活非农业人口，如祭司、陶工以及其他专家。全职陶工在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开始出现印证了分工的逐渐细化。考古发掘出了包括陶轮在内的特殊工具的作坊，证明这一现象的存在。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晚期开始，保留了一份记录不同职业的列表，所谓标准职业列表。[44]其中包括祭司、官吏和许多不同种类的工匠，如银匠、宝石匠、陶工、文士，甚至还有耍蛇人。许多职业似乎还有特殊的行会组织。存在一种复杂的阶级结构，神——国王、贵族、商人、工匠、农民、文士，最后还有奴隶（大多数奴隶都是破产的农民或者游牧民或者战俘）。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在乌尔发掘出土的令人惊讶的坟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他们宣示着统治者的财富。在墓地里，统治者拥有大量随葬品，显然还有被献祭的人，他们要去服侍死后的统治者。商人乃是城市劳动分工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像乌鲁克这样的城市所需要的商品比周围农民所能够提供的还要多。他们还需要宝石、木材和奢侈品，经过航行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上的船只，这些商品得以流通——有的得到统治者的组织，有的则是出自商人所为。处在这个社会群体另一端的乃是贫困阶层的人，奴隶、流浪者、战俘和破产农民。这些团体的存在，从在乌鲁克早期出现了粗制滥造然而批量生产的斜边碗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些碗可能是被征募的劳动力吃饭用的。给这种解释提供佐证的还有早期表达吃饭的符号，似乎表现一个人用这些碗将食物倒入这些人的嘴里。[45]可能正是这些劳工构成的劳动大军修筑堡垒和城墙，保持着灌溉渠道的畅通。

到公元前3200年，苏美尔社会就已经达到了一个传统亲属社会所无法想象的规模。社会太大、太复杂，以至于无法将每一个人置于更加精心构造的亲属模式里面。取而代之的是，根据职业、根据出生的城市、根据现代社会学家所称的阶级或种姓所做的新范畴。尽管如此，亲属观念仍然支撑着社会最底层人际关系的基础，因此在早期国家的宗教思想里还保留有亲属观念。统治者经常将自己描绘成为他们臣民的“父母”，而比较重要的神灵，也经常被当成某个特定民族的父亲或者母亲。

科层制、会计和文字 要管理早期国家的巨大资源是一件复杂的行政和会计工作，例如，所有早期国家都要任命掌管所拥有物品清单的官员。需要清点国家储藏的食物和其他资源的大型仓库，这说明为什么在世界不同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北印度、中国和中美洲，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都分别出现了文字系统。文字最早是作为会计和权力而不是记录说话的方式而出现的。[46]（中国也许有一点儿例外，那里最早的文字似乎与宗教行为而不是会计有关。）[47]不论文字如何发展，它是一种信息的储存因而也是信息控制的新方式。因为文字使用的不是任意的图像符号，它有可能以口头语言所不具备的精确性储存知识。因此文字固化甚至激活了经验知识，使之避免口传知识所必然产生的那种不确定性。但是，它所需要的技巧使之在数千年里一直局限在精英团体内部，而且局限在那个团体里面的男性。精英和男性因此从这种秘藏信息的能力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将数以百万计的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文字为此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在美索不达米亚南方，早在公元前第八个千年，代表着不同类型商品的陶块就用于表示所有权。到第四个千年，盛行将它们捆绑成一只陶球，又叫布拉依（bullae）。在第四个千年晚期，随着城市的出现，所有者开始使用所谓的圆筒印章，在布拉依上面滚一下，列出商品清单。这样的做法使得布拉依成为多余，很快就用印章在平坦的泥版上面写字了。后来，官吏不再用印章而是芦苇管在泥版上写字。芦苇管用起来就像钢笔一样，在陶版上刻写楔形文字（亦即楔形文字）符号。最初是一种表现对象的简单图画，这些符号很快就变得程式化了（参见图9.5）。起初，甚至楔形文字也仅仅是罗列清单而已，但是它可以相当有效地成为一种计算方法。乌鲁克保存至今的大多数文字都是收到或者分配的物品清单。

早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记录方式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文字体系，因为用来表示事物和行为的符号慢慢具有了比较抽象的含义描述感情，甚至具有了语法功能或者不同的音节。只有到这个时候文字才超越了会计体系。这些变化的关键乃是画谜原理：就是用现存的符号代表特定的事物，来表达另外一个发音与前一个字相同的字。例如，苏美尔人表示“弓箭”的字发音为ti。弓箭是很容易画出来的。但是表示比较抽象的思想“生命”的字，发音也是ti，因此表示弓箭的符号也能够用来表示“生命”。慢慢地符号系统被简化了，在形式上更加接近于现代的中国方块字而不是现代的表音字母。

在埃及，使用象形文字至少始于大约公元前3100年前的美尼斯时代。在印度河谷，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就投入使用了。中国的文字体系至少在公元前1200年就已经存在，其所使用的符号至今仍能解读。最早的字母体系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发展起来。

图9.5 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进化

转引自A.伯纳德·纳普（Bernard Knapp）所著《古代西亚和埃及的历史和文化》（芝加哥：多耳西，1988年），第55页。美国考古研究所《考古学杂志》惠允刊登

它们假借了埃及的象形文字表示辅音。直到古典希腊时期方才使用元音字母。只有若干字母组成的字母表的创制简化了书写和阅读，第一次使得处在训练有素的、高度专业的文士这个封闭世界以外的人也能够识文断字。虽然有了这种在识文断字方面的民主化，但是它所产生的权力直到最近仍然垄断在精英团体手里。

在中美洲，最早的文字体系出现在大约公元前600年的墨西哥南部。最早的文字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保存账单，这一点得到印加王国这一反例的证明，印加王国统治着唯一一个没有文字体系的大型农耕文明，尽管如此，它却有一个庞大的科层制，使用一种基于绳结的会计体系，又称基普（quipu）。不足为奇的是，所有农耕文明都构建了精致的数学和文字体系。它们还发展了另一种主要的工具——历法，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可以利用它来协调数千甚至数百万人的行为，以确保他们及时纳税。早期历法运用了各种早期农业时代社会积累下来的丰富的天文学知识，这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偏远的不列颠建造的巨石阵那里就可以看出来。

军队和税收 国家能够实行强制是因为它们能够动员大量的雇佣军或者武装人员。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大多数定居点都构筑了堡垒，表明战争乃家常便饭。考古的、文字的证据都表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是一个战争频繁的世界。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河流持续干旱，特别是当时人为使河流改道，导致冲突加剧。大约在早期王朝末期，亦即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上半期，幼发拉底河改道从乌鲁克东部流过。乌鲁克由于缺水而迅速衰落，而邻近水渠的乌玛（Umma）和基尔苏［Girsu，拉伽什（Lagash）］却迅速崛起。这些变迁因剧烈的军事冲突所致，因此，出现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最早的文学和编年史主要就是描写这些战争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军队使得国家能够调停冲突，更有效地收取税赋。在早期国家里，税赋主要是从农民手中征集食物，用来养活贵族和官吏，或者为贵族房产或者政府工程服徭役的劳动者。[48]由于具有强制性因素，税赋与前国家的社会取得资源的方法大相径庭。事实上，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已经证明，这也许是国家和前国家社会最重要的区别。[49]

“收取贡赋”的社会

在沃尔夫所谓“亲族制”社会里，社会资源大多是在那些贡献者自愿的前提下获取的。一旦国家出现，就总有一种强制性因素，因为资源的取得采取了税赋或者沃尔夫所言的“贡赋”的形式。如此，将有国家的社会视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类型，便有了充分的理由。沃尔夫将“收取贡赋”社会的出现当成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的一种重大转型。图9. 3表明，他对主要的“生产方式”的分类是怎样与其他一些常见的社会类型相一致的。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以略微不同的用语表达了详尽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亦即沃尔夫‘收取贡赋’的社会），榨取剩余产品一般是通过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的直接方式而实现的。”[50]

表9.3 主要的技术与生活方式的类型

* 参见表9.1和图9.1关于社会组织的层级图表

本章所描述的因素经过某种程度的组合而相应地出现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早期国家里：非洲—欧亚地区、美洲，甚至汤加和夏威夷等大型太平洋岛屿。其中包括人口密集，产生复杂的劳动分工，由此提出了新的组织问题，导致解决冲突办法的需求以及战争的日渐增加，刺激人们建造纪念性的建筑以及创制文字。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些篇幅再列举一个中美洲的例子。

在中美洲，定居的农耕共同体存在的最早证据可以追溯至大约公元前2000年。在安第斯山地区，出现这类共同体的迹象可能略微早一些，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前。[51]在此之后，包括纪念性建筑、两到三层的住房等社会复杂性日渐增加的证据迅速出现，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便有了最早的国家结构。与西半球一样，集约化和人口增长可以视为其变迁的原动力。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安第斯山和中美洲，大型墓地或金字塔就与居住区并存。这些地区也许就是许多附近隶属村庄的仪式和市场的中心。它们的出现表明早期酋长制度的存在。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在今墨西哥湾的低地地区出现了奥尔梅克文明。刀耕火种的农业养活了这里的人口，但是在某些地区也有在冲积土壤上的农业活动。就像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奥尔梅克文明由分布广泛的城镇组成。如在拉文塔和圣洛伦佐（La Venta and San Lorenzo）等遗址，建造有大型的仪式中心，有些金字塔高达33米。它们原系坟墓，大多数都陪葬有精致的物品，清楚地证明当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差别，也是这些等级制度的贴切符号。建造拉文塔的大型金字塔至少需要80万个工作日，需要大约居住周围村庄里的18 000人。[52]奥尔梅克人从80千米以外的地方输入大块的汉白玉，可能动用了数以百计的劳力，制作出巨大的、在现代人看来仍然十分美丽的雕像或者头像。某些奥尔梅克遗址曾遭到野蛮的破坏，表明那里曾经发生过有组织的战争。也有迹象表明那里曾经出现过某种早期的文字形式，很可能奥尔梅克最早创制的文字体系在中美洲得到了发展，其最新的形式直到最近方才被解读出来。有一尊晚期的奥尔梅克雕刻似乎使用了一种与玛雅文化相似的计时系统，表明奥尔梅克文人也许发明了计时体系，然后传播到整个中美洲。[53]最后，还有证据表明，存在广泛的贡赋或者贸易网络，因为从中墨西哥高地进口了大量的黑曜岩。

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中美洲最早的文明是从水源充沛的沼泽地里发展起来的，但是文明逐渐转型为靠雨水灌溉的农业。在今墨西哥城以南大约500千米的瓦哈卡（Oaxaca）河谷，大约于公元前1300年，有一片分布着小村庄的地区开始出现大型居住区，有的显然是公共建筑。大约公元前1000年以后，这些建筑的规模迅速增加。人口增加了，农业生产由于建造了大型水渠系统而达到很高的集约化程度。有迹象表明，职业化程度有所增加，在制陶等工艺制造业方面尤其如此，交换和市场体系也得到扩展。还有迹象表明，可能存在早期的文字。后来，到公元前600年，似乎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国家性的政体出现了，定都于阿尔万山（Monte Alban）。到公元前400年，在瓦哈卡河谷至少出现了7座小城市，于是该地区看上去有点儿像公元前4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到公元前200年，整个河谷地区人口几乎达到12万人。在公元200年——700年之间，首都阿尔万山达到鼎盛，人口可能高达17 000人。[54]

虽然美洲的农耕文明比美索不达米亚要晚2000年，但是这两个地区历史的相似性再一次证明，国家的形成乃是社会的大爆炸，其燃料早在早期农业时代就已经被点燃了。由于农业引入人类的历史而促进了人口增长，使得人类就像白蚁一样，将要面对自身物种密集居住所带来的挑战。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世界不同地区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之处——也和白蚁以及其他群居性昆虫一样有着惊人的相似。

本章小结

全新世早期的技术能量创造了新的技术，产量得到提高，能够养活更大更为密集的居住人群。这些技术包括林农轮作、次级产品革命和灌溉。随着共同体规模增长，它们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也逐渐增多，共同体发现必须将管理的权力赋予精英阶层。起初，统治者的治理得到臣民的主动赞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需要控制大量的资源；在大型的共同体里，这些资源使得统治者能够创造更具强制性的权力。因此，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时候，最早的城市出现了，同时国家也出现了，这些都没有什么奇怪的。国家标志着新的共同体的诞生，沃尔夫称之为“收取贡赋”的社会。在这些共同体里，精英阶层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掌控剩余的资源。收取贡赋的社会是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常见的共同体。

延伸阅读

本章所述大量利用了汉斯·尼森在《古代近东早期史》（1988年）中关于苏美尔国家的兴起的研究；我们还从马文·哈里斯的经典论文《原始国家的起源》借鉴了若干个观念。其他概论性的考察可以参考戈兰·布伦哈尔特（Göran Burenhult）主编的丛书《图说人类历史》第3、4卷（1994年）；迈克尔·科伊，《墨西哥》（第4版，1994年）；罗伯特·温克，《史前史的范型》（第3版，1990年）；查尔斯·迈塞尔（Charles Maisels），《文明的出现》（1990年），以及布鲁斯·特里格尔，《早期文明》（1993年）。还有许多论述国家形成的文献。埃尔曼·瑟维斯在《原始社会的组织》（1971年，第2版）中尝试提出某些重要观念，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和埃尔曼·瑟维斯在《国家的起源》（1978年）一书中也做了同样的尝试。艾伦·约翰逊和蒂莫西·厄尔的《人类社会的进化》（2000年，第2版）是最新的概述性作品；该书采取的进化论立场，某些人类学家可能不会赞同。安德鲁·谢拉特的论文《次级产品革命》（1983年）是关于这场技术革命的最佳论述，而玛格丽特·埃亨贝格的《史前妇女》（1989年）则讨论了这些变迁对于男女两性劳动分工的某些影响。安那托利·哈扎诺夫（Anatoly Khazanov），《游牧民族和外部世界》（1994年第2版）和托马斯·巴尔费尔德所著的《游牧民族的选择》（1993年），则很好地论述了畜牧文化；彼得·戈尔登（Peter Golden）的《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2001年）是一篇优秀的导论性的短文。D. T. 波茨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1997年）是讨论生态问题的一部近著。

[1] 安东尼·吉登斯将针对自然的权力和针对人类的权力，分别成为“分配的”和“权威的”权力。（《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2卷：《民族——国家与暴力》（剑桥：政治体制出版社），第7页。

[2] 马文·哈里斯，《原始国家的起源》，载于马文·哈里斯主编的《食人和国王》（纽约：葡萄园，1978年），第102页。

[3] 最近在艾伦·W. 约翰逊和蒂莫西·厄尔所著《人类社会的进化》（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对城市与国家的出现做了一个很好的概述；他们为全部前工业化国家提出了一种类型学，在第32、36页有所概括。亦可参见布里安·M. 法甘《地球上的人类：世界史前史导论》，第10版（新泽西，上萨德勒河：普列恩台斯·豪尔，2001年），第368—385页。

[4] 人口增长是向复杂社会进化的主要动力，这是约翰逊和厄尔在《人类社会的进化》中的核心观点；例如，“虽然我们将会看到其直接的作用就是激烈的竞争，但是人口的增长对于社会文化的进化过程至关重要，这一点无可怀疑，因为人口增长显然是人类满足自身需求的后果。在任何环境下，人口增长造成了技术的、生产的社会组织以及政治规则等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将会看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如何产生我们所说的社会文化进化。”（第2页）

[5] 林恩·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微观世界：微生物进化40亿年》（伦敦：亚伦和乌温，1987年），第130页。

[6] 威廉·麦克尼尔：《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牛津：布莱克韦尔，1982年），第VII页。

[7] 路易斯·托马斯：《作为有机体的社会》（伦敦：维京出版社，1974年）；转引自C. 提克尔（C. Tickell），《人类：自杀性的成功？》，载于《人类的影响读本：阅读材料和个案》，安德鲁·古迪主编（牛津：布莱克韦尔，1997年），第450页。

[8] 约翰逊和厄尔稍微简单地给回馈之环下了一个定义：“我们将人口和技术之间的回馈过程视为进化过程的发动机”（《人类社会的进化》，第14页）。罗伯特·赖特在《非零：人类命运的逻辑》（纽约：兰登书屋，2000年），第4章，尤其是第5页，探索了类似的回馈之环。

[9] 尼尔·罗伯茨：《全新世环境史》第2版，（牛津：布莱克韦尔，1998年），第112页。

[10] 安德鲁·古迪：《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5版（牛津：布莱克韦尔，2000年），第82页；古迪指出现代在丹麦的实验中使用了一把4000年历史的燧石斧头，成功地砍倒了100棵树木。

[11] 古迪：《人类的影响》，第52页。

[12] 安德鲁·谢拉特，《犁铧和游牧：次级产品革命各个方面》，载于《过去的范型：纪念大卫·科拉克文集》，伊安·赫德尔（Ian Hedder）、格林·伊萨克（Glynn Issac）和诺尔曼·哈蒙德（Norman Hammond）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61—305页；参见他在《东半球对动物的次级开发》（1983年修订）对该问题的最新论述，载于《史前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变迁面面观》（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9—228页。

[13] I. G . 西蒙斯：《地球外貌的变化：文化、环境和——历史》，第2版（牛津：布莱克韦尔，1998年），尤其是第4章和克里斯蒂安，《丝绸之路还是草原之路？世界史上的丝绸之路》，载于《世界史杂志》第11期，第1号（2000年春）：第1—26页。

[14] 参见大卫·克里斯蒂安：《俄罗斯、中亚和蒙古史》，第一卷：《从史前到蒙古帝国的内陆欧亚史》（牛津：布莱克韦尔，1998年），尤其第4章，和克里斯蒂安，《丝绸之路还是草原之路？》，载于《世界史杂志》第11期，第1号（2000年春）：第1—26页。

[15] 玛格丽特·埃亨贝格：《史前妇女》（诺尔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9页；参见第99—107页，概括讨论了次级产品革命与父系社会之间的关联。亦可参见伊丽莎白·维兰德·巴伯：《妇女劳动：最早的20 000年——远古时代的妇女、衣物和社会》（纽约：W. W. 诺顿，1994年），第97—98页。

[16] 家畜极为丰富的非洲—欧亚大陆与家畜稀少的美洲之间的鲜明差别的重要意义，在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伦敦：葡萄园，1998年）做了充分探讨，尤其可以参见第18章。

[17] 约翰·麦克尼尔指出，甚至最晚在大约公元1700年，大约70%的能源产生于人力［约翰·R. 麦克尼尔：《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纽约：W. W. 诺顿，2000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