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时代之所以在人类历史的叙事中占有主要地位，部分是因为农耕文明是最早的人类共同体，创制了现代大多数历史研究都以之作为研究基础的文字。因此，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许多细节。然而从大历史的时间尺度看，详细描述这个时代的种种细节是不合时宜的。此外，许多优秀的史学著作早已问世。本章只是考察形成农耕文明的某些大的结构和潮流。传统的研究因主要集中在特定的文明或者文化的研究，比较容易忽视这些大潮流。正如罗伯特·赖特所言，世界古代史就像一片文明和民族在兴废更替的模糊景象。但是“如果我们放松自己的眼力，让这些细节变得模糊，那么一幅巨大的图景就落入了我们的视野：世纪转瞬即逝，文明兴衰更替，但是文明达到了鼎盛，其范围和复杂性都有所增加。”[1]

本章考察这段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农耕文明是地球上最为强大的共同体。首先，主要集中考察大范围的结构；其次，我们将讨论这个时期某些比较重要的长期趋势，尤其关注控制自然环境的集体能力的变迁。这些变迁表现在人口增长以及更具生产能力的技术上。本章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哪些过程构成农耕文明长期集体知识和创新范型，它们又如何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发生作用。

大型结构

这个时代有两个结构性特征脱颖而出。第一，随着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人类社会与以往相比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而多样化本身乃是推动集体知识发展的强大动力，因为不同共同体在生态的、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可能性，推进了将这些技术通过新的方法加以联合起来的潜在协同作用。但是国家也增加了人类相互作用的范围。因为他们比以前所有人类共同体庞大许多。他们的引力场从遥远的地方吸收资源、人民和观念。通过这个过程，农耕文明创造了大型的交换网络。这些可以视为这一时代第二个主要结构特征。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更大范围的、更加变化多端的，以及更具活力的交换网络促进了交换的规模和多样性，也促进了集体知识的潜在协同作用。

各种新型的多样化

尽管似乎要冒过分强调范式的危险，但我们还是要思考这个时代的四种主要社会类型：前三种——食物采集者、单干农民以及游牧民族——没有国家，最后一种——农耕文明——则拥有了国家形式。

食物采集者生存于整个农耕文明时代，居住在小型的、经常流动的共同体里，主要依靠非金属技术。虽然有一些集约化农业，但是澳大利亚直到200年之前一直还是只有食物采集者居住。直到几个世纪以前，在北美和南美、西伯利亚的大多数地区，以及非洲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着类似的共同体。

在许多地区，自早期农耕时代起，就生活着大量农业人口或者园艺社会，不存在大型权力结构。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多数人直到最近数十年仍是由这样的社团构成的，他们经常与相邻的农耕者或者食物采集者开展贸易、发动战争，有时也和印度尼西亚商人交易。无国家的农耕共同体，在非洲大部地区、在北美和南美地区也可以发现。在从中国的东北直到德国北部的主要贡赋帝国的边界上也可以发现这些共同体。

凡是生产能力和人口有所增加的地方，农业共同体和农业技术就向人烟稀少的地方传播，为新的农耕文明地区奠定了基础。例如在东欧，从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期开始，大量讲古斯拉夫语的农民定居在今俄罗斯境内，为最早的俄罗斯国家奠定了人口基础。这些变迁被过于简单地解释为掌握高产技术的人们迁移所导致的。例如，印欧语言从黑海北部的某个地区传播到了地中海、伊朗、中亚和北印度，与农业或者游牧文明传播联系在一起了。同样，班图语从喀麦隆地区传播到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也被解释为民族的迁移所致，这些移民因为拥有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并且炼铁，因而取代了土生土长的共同体。现在对整个语言群体迁移的解释更为复杂，将它们看成不同过程的产物，语言可以通过贸易或者政治和文化的占领而融入本地人口，同样人口膨胀、技术变迁或者移民也会造成相似的结果。虽然如此，整个语言群体的膨胀显然并不表明各种高产技术——从改良作物，如东欧的黑麦到铁锄和铁犁等先进工具——的缓慢传播。[2]

在这些最惊人的扩张运动中，太平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区”，显然清楚地反映了民族的迁移。但是包括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诸岛在内的远离大陆的“遥远大洋洲”，在大约3500年前拥有造船和航海技术的专业化的海洋文化还没有出现以前，并没有人类在那里定居。这些民族也许来自华南或台湾，华南或台湾可能是所有这些群体所共有的南太平洋语系的家乡。在太平洋，我可以通过名为拉皮塔（Lapita）器皿这种特有的陶器的传播，追寻他们的迁移踪迹。这些迁移过程最远可达复活节岛（拉帕努伊岛），公元300年，那里最早就有人定居了；夏威夷岛和（最西面的）马达加斯加岛，最早有人定居均在大约公元500年，而新西兰［奥提雅鲁阿（Aotearoa）］，最早有人定居大约在公元800年或公元1000—1200年间。[3]贾雷德·戴蒙德证明，太平洋岛屿人类社会的进化如何能够证明生态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一两千年里，在太平洋出现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社会，从技术简单的食物采集社会到夏威夷和汤加具有严格的阶级体系、人口多达30 000—40 000的原始国家。[4]

第三种类型的共同体仅限于非洲—欧亚地区，因它主要依赖使用家畜。在非洲—欧亚的许多比较贫瘠的地区，以及西伯利亚北方部分地区，存在着游牧的和半游牧的畜牧民族，他们放牧牛、羊、马或者驯鹿。与大多数单干农民一样，畜牧民族一般通过战争、贸易以及宗教和技术思想的交流与周边农耕文明建立联系。尤其在欧亚大陆，骑马的畜牧民族给相邻民族造成了严重军事威胁，因为他们拥有在战争中使用马和骆驼的精湛技巧以及流动性。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开始，某些畜牧共同体从他们更加富有的定居邻居那里夺取资源，在欧亚大草原上缔造了强大的帝国。这些帝国中，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成吉思汗于13世纪所创立的：它是最早一个从太平洋延伸到地中海的政治帝国。

无国家共同体在农耕文明时代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它们并未留下什么文字记载并且经常为历史学家所忽视。由于处在大型农耕文明之间，它们经常能够将强大的邻居连接成为巨大的交换网络，在非洲—欧亚地区尤其如此。丝绸之路最清晰地诠释了这种机制，[5]形成中的中美洲和秘鲁文明也是由无国家社团连接起来的。农耕文明倾向于地方化，但是不在它们掌控之下的无国家共同体则拥有更加模糊的边界；这些不同类型社会形成了前现代世界的所有交换网络。

有国家的共同体是这个阶段社会变迁的真正动力。农耕文明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规模、居住期间的人口密度以及社会复杂性。以前的共同体在规模和复杂性上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早期农耕时代最大的共同体不超过500人，多数不足50人。与此相对照，甚至最早的城市乌鲁克，最高曾达到5000人。众多人口依靠附近乡村社群提供大部分食品和劳力，与美索不达米亚南方大约13个城邦建立联系并穿越波斯湾和地中海，甚至远抵北印度和中亚开展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南方相互联系的城邦地区人口达几十万。这种密集的人口以及自上而下的交换网络的连接，覆盖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并且超出了政治实体的范围，这是农耕文明时代最重要的结构特点。

农耕文明总是包含若干（至少三个）负责管理和开发的社会阶层。最底层是初级生产者，大多为居住在乡村的小农或者从事园艺农业者。这些人居住在类似于早期农耕文明的共同体里面，只是现在有了一个统治者和收取贡赋者组成的等级制度在严密地监视着他们。农村共同体生产食品、织物，以及例如木柴等燃料。它们还为大型工程如灌溉项目、重大建筑项目以及发动战争提供人力和畜力。但是村庄主要出于家庭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形成的，因此，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男人和女人在这里都是合作伙伴。在这个范围之上，职业角色变得更为重要，男人扮演着不同的、通常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角色，而且变得更加制度化了。

在村庄之上矗立着地方精英和权力中介——酋长、贵族、官员或者教士。地方权力中介从主要的生产者那里获取资源，但是他们通常不直接干涉下层人民的生活。因此，在农耕文明这里，大量初级生产者和贡赋收取者在社会等级、财富、生活方式以及思维习惯方面形成判然有别的鸿沟。[6]在地方权力中介之上通常还有至少一个或者更多层次的城市和统治者，他们通过地方权力中介传递给他们的资源养活自己。有时，甚至在这些统治者之上还存在一个统治者——用波斯皇家名号所言，就是“万王之王”（Shah of Shahs）.

因此，甚至在最简单的农耕文明里，许多不同类型的共同体被连接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之网之中，在这个网络里，精英阶层分配各自所需的资源。资源分配的方式决定着精英和初级生产者的生活方式。这些方法甚至延伸到了作为社会生产基础的家庭组织内部。在这里，虽然在农民家庭生产内部大体是平等的，但是男性经常（多少有些成功地）主张，他有权模仿在家庭生产和村庄的基本单元以外的男性的突出权威。宗教的、文化的和法律的结构经常支撑着这些等级制度的权力主张。

将生产资源从家庭转移到精英的最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宗教、法律的和武力威胁而共同提出的要求。因为这个原因，埃里克·沃尔夫把农耕文明描述为“收取贡赋”的社会。[7]礼品赠送是亲族制社会的特点（类似于生物世界的互惠共生现象），而收取贡赋则有所不同，根据定义，乃是一种不平衡的交换。它更加接近于寄生现象，一方所得比另外一方更多并且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外一方。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即使在贡赋社会里还是存在一种对等或共生现象。基于强制的权力和基于认同的权力，在所有贡赋社会中能够而且确实共存着。初级生产者经常得到贡赋收取者提供的保护和其他服务。在战争期间，村民躲藏在城堡或者城墙后面。在和平时期，城市的市场提供外来商品和各种形式的工作，而城市的圣殿则提供了更加崇高更加强有力的接近诸神的方式。除此之外，贡赋精英的利益之所在就是确保他们的农民拥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生产剩余产品。在此一般意义上，收取贡赋的统治者和最高领主应当确保大多数农民必须拥有土地的权利。实际上（虽然并非总是在理论上），与现代社会相比，农耕文明的生产资料更能够得到均衡的分配。农耕文明体现了一种复杂的共生现象，并未表现出赤裸裸的剥削——在某种情形下有点儿类似于饲养家畜。我们在第9章引用了威廉·麦克尼尔的寄生现象的比喻，它很好地抓住了这种不平衡的微妙之处，对于寄生者而言，如果他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保护他们的宿主，就像人类必须保护他们的家畜、养活他们的奴隶一样。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麦克尼尔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这种关系处在一切农耕文明的核心——描述为“文明的妥协”。[8]

收取贡赋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一国之内，而且存在于相邻的国与国之间，这种关系有的还相当重要。可以将农业帝国想象为一种强国从弱国收取贡赋的贡赋制度。毕竟在生物界寄生现象大到旅鸫，小到细菌，随处可见。就像可怕的慈鲷科突然攻击其他鱼类，撕碎它们的肉，小国家有时组织起危险的军队骚扰庞大的邻国，令后者被迫缴纳贡赋或保护费。以欧亚国家中的游牧民族和中国、波斯以及地中海东部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为例，人们对此已经做了相当细致的分析。[9]

总之，某些结构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所有农耕文明之中。其中包括：

·农耕共同体，提供大多数资源。它们大多与精英团体有别，但是它们占人口大多数，生产社会所需大多数的食品、能量以及原材料。

·性别等级制度，支持男性在大多数社会等级制度层次上占据主导地位。

·复杂分工，见于城市和乡镇之间，在城市和社会的等级制度之间。

·城市和乡镇。

·等级制度，存在于国王领导下的官吏、法官和统治者。

·军队，由统治者控制，保护国家不受其他贡赋收取者的侵犯，并使统治者通过强制手段从他们的臣民或者邻国收取贡赋。

·有文化的官僚体制，统计并管理资源。

·交换网络，国家和城市借以获取那些无法强取豪夺的资源。

·宗教和意识形态体系，经常由国家管理，使得国家结构合法化，经常建造纪念性建筑以及高水准的艺术作品。

·广袤的边远地带，虽不直接在掌控之下，然而这些地方的资源对于农耕文明成功地发挥作用却是如同生命一般宝贵。这些边远地带可以处在农耕文明内部，也可以是单干农民，或游牧民族或食物采集者居住的地方。

交换网络

与过去相比，在农耕文明时代，交换将更为广袤的地区不同类型的共同体更为有效地联系起来。这些复杂的交换网络乃是农耕文明时代的第二大结构创新。

世界史学家已经日益感受到庞大体系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并用世界体系对它们加以分析。这些理论的首倡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uel Wallerstein）论证到，尤其在现代，不仅必须分析特定的国家和文明，而且必须分析将其联结起来的更大的权力和商业网络，因为这些网络解释了那些仅仅从特定地区的内部历史根本无法解释的特征。沃勒斯坦称这些网络为“世界——体系”，即使它们并不是真正覆盖整个世界，从许多方面看它们只是在部分地区发挥作用。世界——体系是将不同类型共同体联结起来的多层次、多区域的结构，在这些体系里，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影响。

沃勒斯坦注重研究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早期近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他论证到，实际上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真正的世界——体系。为了理解欧洲在早期近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势力，他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必须理解欧洲是如何介入并且从这个几乎涵盖了世界各大区域的交流和权力的网络中获益的。继沃勒斯坦引入这个概念之后，其他作者考察了世界史上早期阶段的相似体系。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主张，早在13世纪就存在一个涵盖欧亚的世界——体系，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以及其他学者论证道，区域性的“世界体系”（从一种宽泛的角度看，不加连字符）早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就存在了。[10]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Christopher Chase-Dunn）和托马斯·D. 霍尔（Thomas D. Hall）则更进一步，认为在所有世界地区，甚至在没有国家的地区，也存在着交换体系，它们具备至少某些世界体系的特点。[11]

这些庞大的网络画出了一道外部边界，在边界以内的共同体能够分享信息、技术和适应性。它们因而分享了大范围的集体知识，并且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决定了创新的速度和范围。这些经过修正的世界体系学说的一个重要洞见就是：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网络，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迈克尔·曼论证道，甚至那些似乎边界十分明确的国家，实际上也能够产生若干种通过不同方式发生作用的不同类型的权力，颇似不同的力场一样。他发现了四种不同的权力和影响力的“网络”：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政治的网络。政治的权力通常局限在公认的国界之内。相反，军事的权力则根据当时具有的后勤和军事技术而超越国界。例如，对于能够派遣一支多大规模的军队深入蒙古草原，它在战场上能够支撑多久而不耗费巨大等问题，中国汉朝的将军们心中都是了如指掌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更加具有渗透性，因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地区，其文化边界是很难划定的，而经济权力甚至更难定于一隅了。因此经济和信息的网络与那些强力控制的网络相比更庞大、更加具有渗透作用。

以这个洞见为基础，蔡斯——邓恩和霍尔提出，存在若干种不同类型的交换网络，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范围和特征。他们发现的主要类型有大宗商品的网络、贵重商品的网络、政治／军事网络以及信息网络。[12]这些网络不同的便利程度决定了它们的不同规模。直到最近，大宗商品，例如谷物，其运输一直相当困难而且花费昂贵，因此一般只作短途运输。军队通常能够走得更远，但因携带辎重而行动缓慢。然而贵重商品如丝绸等因其轻便而能长途贩运，而信息就更加容易流传了。因而信息和贵重商品的交换能够形成最大、最古老的网络。（实际上，贵重商品经常能够比信息走得更远。试想，装饰品多次转手之后，其最初的含义都已经丧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我集中关注信息网络，这个涵盖若干个世界区的最大的交换网络的原因。

大型交换网络具有与众不同的地域性“构造”。也许回到社会引力定律的比喻更加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在这个想象的定律之下，人类的共同体对于其他共同体，以及其中的商品、观念和民族总是产生一种吸引力。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这个规律开始更加强有力地发生作用。大致而言（与牛顿的定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共同体之间巨大的引力与共同体的规模以及共同体之间的距离成正比。

在旧石器时代，交换受到局限，范围很小，因为没有一个群体大到足以对其他群体产生巨大吸引力。但随着更大的共同体出现，有些共同体交换商品和信息比其他共同体更为活跃、地域更广，因为大型的共同体能够大范围地吸引资源和民众。凡是有许多大型共同体的地方，信息、商品和人员的交换都是最活跃的。在这些地区，比任何其他地方聚集着更多的观念和产品，因而我们称之为引力中心。它们吸收着来自边远地区的人员、思想和产品。但是它们也对周边密度比较低的地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理解这种影响力是如何发挥的，我们需要想象一个现代的爱因斯坦的引力形式，更大的物体弯曲了周边较小物体的时空，在它的引力场范围捶打并扭曲较小物体的特性和运动。大型城市和国家改变周围地区的社会构造（Topology），有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我们所称的枢纽地区。枢纽地区位于各引力场之间。在这些处于若干交叉的不同引力场之间的“引力走廊”或者地区里，枢纽地区感受到来自若干不同中心的引力。枢纽地区密度不论高低，总是一个交通极其繁忙的地区。（参见图10.1）

图10.1 不同类型交换网络的模型

就我们所知，旧石器时代的一切交换网络是“平面的”或者“非层级化的”。亦即地区与地区之间很少存在密度上的差异，在速度和强度上很少，也没有变化。随着集约型农业定居形式的发展，交换网络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层级化，并且出现信息密集交换以至于“集体知识”开始加速增长的地区。因此，全新世的创新的速度比旧石器时代要快得多

只要看一眼世界地图就能立刻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和连接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走廊很有可能成为枢纽地区，因为它们将庞大的各不相同的地区连接起来了。某些地区，如19世纪的欧洲或者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能够被视为既是枢纽同时也是引力中心。它们由于所处的位置，由于包含密集的大量的人口而吸引了信息和商品。其他地区，如19世纪晚期的中国，虽是引力中心，但不是枢纽；相反，公元前13世纪的雅典、4000年前的中亚和13世纪的蒙古，可以算作枢纽，但因人口不足，不能成为引力中心。引力中心和枢纽都能够创造众多变迁，因为流经这些地区的巨大交换量，使之成为各地信息积累的储藏室。尽管如此，这两种类型的中心的差别也是相当重要的。引力中心规定了大型交换网络的结构和形式，而枢纽地区则因迅速传播的交换活动而比较无足轻重、比较容易转型。因此，在枢纽地区，重大创新经常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这里它们才能发挥最重要的影响，而引力中心的密度和重力则令引力中心的变化比较缓慢。

交换网络的规模、多样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强，为集体知识在庞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提供了动力，它们乃是农耕文明的特定的技术、政治和文化的动力之源。

长期趋势

农耕文明日渐增长的范围和力量

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以及沿尼罗河出现的农耕文明是绝无仅有的；虽然人口众多，但是仅占当时整个人类的极小一部分。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没有国家的共同体里。4000年以后，公元1000年，农耕文明所能控制的地域，仍只不足地球表面的1/5，但是从其他方面看，它们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共同体。在非洲—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和美洲部分地区都能够找到它们的身影。在太平洋地区甚至还存在小型的原始国家。（参见表10.1）

这些农耕文明为什么又如何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呢？在那些没有足以维持其存在下去的密集人口的地方，农耕文明是不会出现的。因此，农耕文明的传播与农业的传播密切相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农业的传播有赖于农民能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耕耘的农业技术创新。本章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创新趋势，对于我们认识前半部分所描绘的变迁是十分关键的。这一部分将考察4000年间农耕文明传播的主要阶段。

表10.1 早期农耕文明年表

公元前3000年，农耕文明仅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到公元前2000年，埃及南面的苏丹出现了城邦［强大的城邦亚穆（Yam）或者科尔马（Kerma）］，甚至远远传播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在阿卡德的萨尔贡（自大约公元前2350起，他在位50年左右）统治期间，我们有初步的证据表明，国家形式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个控制着若干个不同的城邦及其周围偏远地带的国家。[13]萨尔贡声称每天要养活5400人，这个数字似乎是指他的随从。[14]他运用我们所知最早的地面部队击溃了敌对的城邦。然后，他不是仅仅从它们那里收取贡赋，而是拆毁它们的城墙，任命他的儿子为总督（ensis），将它们并入自己的帝国。他还支持贯穿美索不达米亚，远抵中亚和印度河谷，以及贯穿埃及进入撒哈拉非洲的贸易网络。美索不达米亚充当了这些网络的重要枢纽，但是在阿卡德人统治下的人口密度和政权规模也可能使之首次成为区域性交换网络的引力中心。

位于这些传播广泛的交换网络中心，大量财富和信息聚集于此，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下文关于公元前2000年的阿卡德首都阿加德（Agade）描述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在那些日子里，阿加德的住所装满了黄金，

闪亮的房屋装满了白银，

仓廪中远方带来铜、锡、整块的天青石

连地窖的四周也堆满了……

城墙高耸入云，如同高山，

城门——如同底格里斯河奔腾不息流向大海，

是神圣的因娜娜开启的城门。[15]

到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和安纳托利亚的赫梯文明也进入农耕文明。在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沿印度河一带，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农耕文明。与苏美尔文明一样，哈拉帕文明建立在一些城市的财富和权力之上，在干涸冲积平原上的灌溉农业供养着这些城市。哈拉帕文明与中亚和苏美尔有贸易和文化联系，但是其书写体系和艺术风格，和埃及一样是非常有特色的。因此，可以合理地将哈拉帕文明视为包括东地中海农耕文明在内的世界体系中若干个区域性枢纽之一。[16]哈拉帕文明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前半期就中落了。它的倾圮可能是由于来自北方的入侵，也有可能与过度灌溉造成的生态问题，或者在它所建造其上的水系变化有关。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引力中心逐渐北移，先为巴比伦，后为亚述。巴比伦的引力使之成为所有早期城市中最大的一座，人口可能超过20万。[17]大约在公元前1792年，汉谟拉比在此建立了一个新帝国。《汉谟拉比法典》的282条法律条文镌刻在49根玄武岩柱子上，提供了最早的法律和科层结构的详细文字证据（参见图10.2）。与此同时，地中海日益膨胀的贸易网络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技术和风格传播到地中海沿岸。这个不断扩张的地区囊括了荷马史诗所提到的爱琴海世界。埃及的贸易网络还向南延伸到了苏丹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由此出现了一个涵盖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沿岸大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亚和部分印度次大陆的独一无二的交换区域。

这个交换体系的引力中心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但是与埃及、苏丹、中亚和北印度等枢纽地区有所联系，那是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若干网络中最大的一个，而这个世界区也是地球上最大的一个相互关联的地区。因此，原则上看，我们可以期望非洲—欧亚地区乃为集体知识最集中、创新最迅速的世界区。美索不达米亚处在非洲—欧亚大陆交换网络的枢纽位置，这就可以解释该地区从国家形成的最初时期一直到过去500年的重大变迁取代其中心位置为止，如何能在非洲—欧亚历史，乃至于世界历史上起到核心作用。

图10.2 《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8世纪）

汉谟拉比于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年统治巴比伦。他是第一个有详尽的法律流传至今的统治者。玄武岩柱高达两米，镌刻着他的法律，由1901年法国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今存巴黎卢浮宫。这部分石柱表现了太阳神赐予汉谟拉比象征职权的权杖和指环

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并非仅有的引力中心，甚至在非洲—欧亚世界区之内也不是引力中心。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农耕文明还出现在了华北黄河流域。考古学和文献证据表明，到公元前1600年，一系列互相争战不休的城邦覆盖了中国的北方和西方，南及长江流域。许多城邦有着富有而强大的统治者，有的还形成了文化的科层制度。在公元前14世纪，安阳成为半传奇性的商朝的主要仪式中心，声称对许多附属城邦拥有权威。现代研究表明，史学家可能夸大了商朝统治者对其他地区的权威，因为只有他们的文献是唯一流传至今的。尽管如此，历代商王统率的军队最高达到13 000人，使用集体生产的武器和国家工场供应的布料。他们还建造了巨大而精致的坟墓，经常实行人祭。从大约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221年的周朝最初维持着松散的统一，在此后的许多世纪里，数百个大小不一的王国控制着华北地区；主导这些王国的则是靠近黄河流域的七个“中心国家”，亦即中国所组成的核心集团。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之际，华北乃是非洲—欧亚地区内部第二个主要的引力中心。为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西汉（公元前207——公元前8年）两朝奠定了人口、技术和行政的基础，传统中华文明的技术、艺术以及学术也建立起来了。

中国这个世界体系与北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世界体系是完全隔绝的吗？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出现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它们介入了延伸到内陆欧亚草原的交换体系，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农业时代在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至少存在着间接的联系。[18]我们知道语言、技术（例如轮和马车）、生活方式（包括游牧文化的基本技术本身），也许还有制作青铜器的方法、农作物如小麦和大麦（东传）、鸡和黍（西传），在公元前第三个、第二个千年，穿过大草原而得以传播。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乌浒河文明——这是中亚一系列从事贸易的城邦，它们将苏美尔和中国以及北印度联系起来——出现了新的枢纽地区，表明这些交换在4000年前就已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了，因为中亚是外欧亚地区交换的一个天然枢纽。跨欧亚大陆的交换是否足以证明在公元前2000年已经存在一个完整的非洲—欧亚大陆体系，目前还有争议。[19]不过我们能够确定，那个时候欧亚大陆任何地区的农耕文明并没有完全相互隔绝。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非洲—欧亚地区农业帝国的力量和范围有了巨大发展。亚述帝国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为基地，在公元前10至公元前7世纪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居鲁士大帝在公元前6世纪缔造的阿黑门尼德帝国比任何早期农耕帝国都大。它的位置处在波斯——自非洲经美索不达米亚，东至印度、中亚和中国的交换网络的中心，这便足以解释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在非洲—欧亚历史上的重要性了。但是波斯大部干旱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一地区扮演的角色经常是枢纽中心而不是引力中心。

在这些大帝国的阴影之下，农耕文明传播到了地中海地区，经过埃及进入现在的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这些新的农耕文明地区为希腊、迦太基、罗马和苏丹帝国奠定了基础。首先，新出现的农耕文明地区包含了小型的、相互竞争的国家，其中不少既从事贸易也从事征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地方性的枢纽地区也变成了引力中心。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4——前323年的惊人征服之举，缔造了一个庞大的但却短命的帝国，囊括了希腊、整个波斯帝国、中亚大部以及北印度大部。亚历山大帝国包含了整个非洲—欧亚地区广泛的交换网络中所有的枢纽地区。随着它的倾圮，浸淫了希腊文化的区域性王朝在波斯、埃及和中亚，以及最西部的意大利、北非纷纷涌现。地中海地区农耕文明的传播为一个在罗马统治下的新的帝国体系奠定了基础。罗马于公元前241年征服西西里，并且在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264——前146年）与迦太基这个第二等枢纽的对决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从此开始了在意大利以外的扩张。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分裂之前，其鼎盛时期钳制着地中海大部地区以及欧洲农业地区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殖民地。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上半期，部分是在同地中海世界新接触的刺激下，印度次大陆北部，尤其是沿恒河两岸种植稻米的地区农耕文明再一次出现了。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区域性枢纽，最终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引力中心。印度最伟大的帝国孔雀帝国（约公元前320——公元前185年）控制了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此后数世纪，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像阿育王（公元前268——前233年在位）那样控制相当于欧洲那样大小的国土。尽管如此，印度人口密集的文明的出现创造了一个新的引力中心，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刺激产生了一个贯穿南海的交换网络。正如琳达·谢弗（Lynda Shaffer）所指出的，印度之出口棉花和砂糖、印度之控制印度尼西亚的黄金和马六甲的香料贸易，以及印度之发达的宗教（尤其是佛教）和数学影响到了从东非到华南这一片广阔的拱形地区。谢弗将这种过程描述为“南亚化”，有点儿类似于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化。[20]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在欧亚大陆的东方、南方以及西方的农耕文明之间的联系比以前更加紧密了。有两大进步将欧亚大陆若干引力中心更加紧密地连接成为一个欧亚范围的交换体系。第一个进步是，波斯阿黑门尼德统治者在公元前6世纪对中亚施加影响，以及中国政府在公元1世纪初征服新疆地区并积极推动与印度、波斯和地中海的贸易以后，丝绸之路的交通迅速繁忙起来。第二个进步是，随着航海者学会如何利用季风，西南亚、印度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有所扩展。这些变迁导致了贸易商品、宗教和技术的思想，甚至疾病在非洲—欧亚大地的交换都大为增加。在埃及南方的库施（Kush，今苏丹）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国家，很快强大起来，竟征服了埃及（公元前712——公元前664年），标志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被纳入了这些庞大的网络里。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里，非洲—欧亚网络由地中海（其首都先在罗马后在拜占庭）、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波斯（帕提亚帝国、萨珊帝国以及阿拔斯帝国）、印度，以及中国（汉、唐和宋）的农耕文明占据主导。对于这些文明而言，也许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枢纽的网络——特别是在伊斯兰教时代，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再度成为从大三角帆到造纸的商品，从数字零到新作物的技术思想的集散地，并且吸收了非洲—欧亚具有不同地方因素的新宗教观。但是印度次大陆在这些交换中也起到了比通常认识到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从东非到地中海、经东南亚到中国的重要的海上贸易中起到了中转作用。正如谢弗所认为的那样，伊斯兰世界吸收了地中海世界和印度次大陆的学术和技术传统，而唐、宋历史上许多宗教、商业和技术方面的重大发展，从佛教到数学上使用零的概念到引进占婆稻谷，都可以反映出来自印度的影响。[21]在此期间，农耕文明传播到了欧亚大陆的四个新地区：华南、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欧洲。在这些地区，密集的农业人口为新兴的城市和国家、为已有文明的殖民帝国的建立奠定了人口基础。

埃及南部、苏丹人的库施在公元3世纪为红海沿岸的埃塞俄比亚人的阿克苏姆所取代，后者控制着连接阿拉伯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印度和地中海的贸易道路。[22]在6世纪，阿克苏姆皈依了基督教。在西非，撒哈拉干旱的土地开始将地中海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联系起来，就像欧亚草原将地中海世界和中国联系起来一样。早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初期，骆驼就出现在撒哈拉了，从3世纪以来，骑骆驼的游牧民族和商人如图阿雷格（Tuareg）人的祖先就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地中海的贸易网络联为一体，而将西非的黄金和黄铜（有时是奴隶）转运到了北方。这些贸易网络的财富在主要依靠高粱、小米，以及有时稻谷的农民居住地区，引发了大量城市和国家的产生。公元9世纪，在一个叫加纳的统治者领导下，在现在的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交界处的瓦加杜（Wagadu）帝国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枢纽地区。9世纪中叶，在乍得湖北面形成了贸易帝国卡纳姆（Kanem）。其占据统治地位的王朝萨伊夫（Sayf）存在了100年。

通常，凡是在新的农耕文明地区出现之处，很容易看出来自周边引力中心的影响——华北对华南和越南的影响、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地中海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教时代晚期）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以及罗马和拜占庭对西欧和东欧的影响等。这些影响在华南最为明显，在那里被来自华北的若干王朝长期控制的地区人口有所膨胀。而华北在公元1世纪时占全部人口的3/4，到1300年已经不到1/4。在欧亚大陆的西面也发生了相似的转变，只不过是向北进入欧洲而已。

许多地区继续抵制农耕文明的传播。凡是技术和生态条件不适合于密集居住的地方，传统的共同体就维持得比较长久一些，这在那些农耕文明因为缺少密集的农业人口而未能传播进去的地方表现得尤为明显。[23]在以后并入莫斯科公国的罗斯，从早期农耕文明以来，仅有包括现在的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实行农耕。该地区苛刻气候条件以及好战游牧民族的存在，妨碍了农业人口达到能够养活城市和国家的密集程度。相反，这里的农业共同体依旧是相互分离的、脆弱的，极易成为希罗多德曾经详细描述的斯基泰人攫取贡赋的对象。后来，从第一个千年中期以来，新的农作物（包括黑麦）和金属犁的使用，同时东欧的人口过剩，导致大量移民涌入欧洲和乌拉尔山之间的地区。如同在西非一样，密集的居住区吸引着外来商人。这些人来自欧亚大草原或者波罗的海沿岸，与中亚和拜占庭开展贸易。他们创造了一些区域国家，最早的有哈扎尔帝国，其首都位于黑海北部。公元10世纪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王朝，将从波罗的海到拜占庭的商路沿线的一些小型城市联系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基辅罗斯。由于其早期与中亚和巴格达的贸易联系，基辅罗斯很容易就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在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我们在第9章已经有所提及）改信东正教，从此以后，罗斯及其后继国家至少在文化上都属于基督教了。

除了公元1000年左右维京人企图在纽芬兰定居却功亏一篑外，欧亚大陆和美洲之间在16世纪以前没有任何重大联系，因此将美洲视为一个不同的世界区还是有道理的。[24]尽管如此，在美洲，农耕文明也在传播着，相互之间也在发生着联系，最终创造了不成熟的世界体系。在中美洲，正如我们所见，最早的农耕文明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叶的奥尔梅克人中出现，虽然某些学者论证说，奥尔梅克人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尽管如此，他们为以后所有的中美洲文明留下了一笔文化传统的遗产。真正的国家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叶时出现了，但是直到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叶才在北方的墨西哥地区出现了帝国。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的历史表明，一旦奠定了合适的基础，大型帝国结构就能够迅速地构建起来。它还提醒我们，早期国家是多么不堪一击。特奥蒂瓦坎大约在进墨西哥城以北50千米，由若干个公元前500年的小村庄组成。自公元前150年起，它迅速成长。三个世纪以后，它有人口大约6万——8万。其成长——就像在6000年前就已经达到了鼎盛的小亚细亚的恰塔尔·休于一样——也许依靠它的黑曜岩贸易，相当于金属时代以前的钢铁。大约到公元500年的时候，特奥蒂瓦坎达到了顶峰，拥有人口10万——20万左右，其纪念性建筑与非洲欧亚大陆的一样高大（参见图10.3）。[25]特奥蒂瓦坎得到周围村镇网络的供养，这些村镇利用灌溉农业和契纳姆帕（chinampa，下文详述）种植农作物。但也依赖涵盖中美洲世界体系的大规模贸易网络进口食品。因此，显然它可以视为一个区域性的枢纽，而与之争锋的乡镇也会切断提供供应的贸易网络，甚至入侵抢掠该城。在它倾圮的50年里，只有几个小村庄保留了下来。殖民时期的一份资料描述了该城的领袖如何携带着“著作、书籍和图画，他们带走了所有的艺术品、金属器皿”落荒而逃的[26]。

图10.3 特诺奇蒂特兰

特奥蒂瓦坎的大城邦，墨西哥城以外40千米，大约在公元200—650年繁荣一时。在其顶峰时期，人口可能达到20万，系世界最大城市。理所当然也是美洲最大、最强的城市。与中美洲其他许多地方都有联系，其政治传统影响到以后中美洲各国，其中也包括阿兹特克。采自布里安·M. 法甘，《地球上的人类：世界史前史导论》，第7版，（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2年），第574页；转引自《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的城市化》，热内·米隆（René Millon）主编，第1部分，第一卷（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3年），热内·米隆版权所有

在与玛雅同期的文化中，在尤卡坦半岛到南方的低地出现了若干个区域中心，与特奥蒂瓦坎整个交换网络联系起来。也许是由于人口过多，也许是气候变化破坏了该地农田的肥力，它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倾圮。自第一个千年后期开始，城市化和国家建设在中墨西哥得到了强化。这些过程最终到15世纪阿兹特克帝国创立时达到顶峰。在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有大约20万——30万人口，在墨西哥河谷有若干座几乎同样规模的城市。下文是科尔特斯（Cortés）的副官贝尔纳斯·迪亚兹·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于1519年第一眼看到特诺兹奇蒂特兰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我们踏上了一条通衢大道，继续向伊兹塔帕拉帕（Iztapalapa）进发。当我们看见各色建造在水面上的城市和村庄，其他建造在干地上的大城，以及通往墨西哥（即特诺奇蒂特兰）的笔直的平坦的通衢，我们简直惊呆了。这些大城和库伊（cues）以及水面上的建筑，皆以石块筑就，就像阿马迪斯（Amadis）故事[27]里的幻境。实际上，我们的一些士兵问，这是不是一场梦啊。这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如何描述眼前从未听说、从未梦见的这一切。[28]

1500年，大约有200万人住在特诺奇蒂特兰及其附近地区。他们得到高地农业的供养，此种农业方式又名契纳姆帕体系。早期居民住在特诺奇蒂特兰周围沼泽地里，而特诺奇蒂特兰则建筑在水生植物和淤泥堆集而成的土丘上面，周围有柳树“篱笆”环绕。他们疏浚土丘之间的运河，用运河淤泥以及人工肥料肥沃土丘；如果仔细耕耘，一年可以收获7次。这些早期居民还用鱼类和水禽作为补充食物。[29]

在南美洲，最早的农耕文明出现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当时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那里出现的第一个大帝国是公元15世纪建立的印加王国。南美洲的农耕文明与中美洲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这些联系是否足以创造出一个世界体系还有争议。在北美洲，由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广泛种植玉米，人口急剧增加；在所谓密西西比文化中开始出现孕育各种新的农耕文明的迹象。在这些文化的中心有巨大的乡镇，高筑的仪式中心有时高达30米。卡霍基（Chaokia），在公元1200年左右那里有3万——4万人，与埃利都时期的苏美尔人口相当。密西西比共同体可能是大型酋长社会，但是，因为其民众大多居住在小型共同体里，不能算作充分发达的农耕文明。玉米支撑着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因而将该地区视为一个更广泛的美洲交换网络的区域枢纽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交换网络的引力中心就是中美洲和南美洲。

如果将其视为一个区域枢纽，我们就可以说，到公元第二个千年的时候，世界上的农耕文明，通过不断扩张的交换网络相互连接成为了两个主要的世界体系：非洲—欧亚大陆和美洲。就此而言，非洲—欧亚大陆体系历史更为悠久，人口更为密集，力量更为强大。其势力范围在16世纪就变得极为清晰了，当时这两个地区最终发生了联系。另外两个世界区都没有产生农耕文明，即使在某些农业地区，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和夏威夷等岛屿，出现了强大的酋长统治，有的已经接近于国家了。

我们大体上可以对于过去4000年间农耕文明的扩张进行量化分析。莱因·塔加帕拉（Rein Taagepera）试图测量非洲—欧亚大陆不同时期的“帝国体系”所统治地区的范围。他所指的帝国体系就是包括若干个农业国家的大型政治实体。虽然他的定义会排除某些农耕文明，但是仍然提供了为非洲—欧亚大陆农耕文明扩张的一份大致名录。塔加帕拉测算了每个时期国家体系所控制的全部面积，并借这些数据与当今国家体系所控制的面积进行比较。表10.2概括了他收集的材料。

表10.2 非洲—欧亚大陆上的农耕文明

资料来源：威廉·埃克哈特，《文明、帝国和战争的辩证进化》，载于《文明和世界体系：研究世界历史变迁》，斯蒂芬·K. 桑德森（Stephen K. Sanderson）主编（沃尔努特·克里克：埃尔塔米拉出版社：1995年），第79—82页，主要取材于莱因·塔加帕拉，《帝国的规模和延续性：规模的系统化》，载于《社会科学研究》，第7卷（1978年）：第108—127页

有三个时代特别突出。第一个时代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叶。在这一时期，农耕文明仅存于非洲—欧亚地区，而它们直接控制了当今国家体系所统治地区的2%。第二个时代始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叶，当时出现了阿黑门尼德帝国，一直延续到公元1000年。到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农耕文明控制了现代国家控制地区的6%——13%。在这个时期，农耕文明在美洲也有所传播，但是它们所控制的地区比非洲—欧亚大陆农耕文明所控制的面积要小得多。随着蒙古帝国以及过去500年欧洲帝国的兴起，在公元1000年以后，大帝国的统治面积陡然增长。美洲帝国在公元1000年后也有所扩张，但是它们对这种增长的贡献极小。在1500年，印加帝国统治了大约20万平方千米的疆域，而阿兹特克仅有2.2万平方千米。即使将夏威夷和汤加还在襁褓中的国家形式的地区包括进来，对于这些数据也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差异。[30]

虽然有着漫长的扩张史，但是仍然应当记住，即使在17世纪，也就是300年前，国家体系控制的地域还不到20世纪国家吞并土地的1/3。即使它们开始控制了全球交换网络，囊括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它们仍然没有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控制世界。

积累、创新和集体知识

农耕文明之所以可能广为传播，是由肇始于全新世的连续性的集约化过程造成的。创新的速度因而是这一时期变迁的节奏和性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创新的速度呢？哪些领域的创新最剧烈，在农耕文明时期的创新速度究竟有多快呢？

规模本身就是创新的一个源泉，因为逐渐扩大的交换网络的规模产生了新的学术和商业的互相促进。但是更为特殊的是，另外三个因素决定了这一时期创新的节奏和性质：人口增长、国家行为的扩张以及逐渐增长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我将分别描述创这三个创新的源泉，即使实际上这三个因素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虽然每个因素都对长期的创新和增长有所贡献，但是从中短期看，其中某些因素也会削弱创新。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这些循环的范型在短时期内通常是最明显的，因此前现代的历史学家就根据循环而不是长期趋势进行思考。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三个创新之源是含糊的、不确定的，这些特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创新在农耕时代比现代要缓慢得多。

作为创新资源的规模 在最一般的层次上，信息网络的规模和多样性，正如这个网络的交换强度，从长远看决定着创新的平均速度。信息交换的数量越多、越具有多样性，那么这样的交换就越有可能产生大大小小的创新。在我们考察的阶段，显然在非洲—欧亚世界区，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美洲，信息网络在规模和多样性方面均有所扩张。它们将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联系在一起，因而北欧蛮族农民的创新能够迅速传播到地中海，最早在欧亚大草原发展起来的骑马技术传播到了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而金属制造技术和农作物传播到了整个非洲—欧亚大陆的农耕地区以及边界地区。

在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交流也使得创新能够更为迅速和广泛地传播（参见表10.3和10.4）。次级产品的革命对于非洲—欧亚大陆区的交换速度和密度的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它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促使诞生了新形式的运输工具一样。牛、驴和马的轭也刺激了轮式运输的革命。在海上，当欧洲在获得了波利尼西亚航海家的技术后，他们航海的速度、安全性以及准确性无疑大为改进。通衢大道的修建也刺激了从中国到罗马的交通。交通方式的进步与文字和书写方法的改进也有关联。但是某些帝国，包括阿黑门尼德和汉朝组织了长途捷运系统（印加和以后的秘鲁也是如此）。许多社会还构建了基于烽火台的早期预警系统，以便信息有时能够长距离快速传递。

表10.3 人类历史上的运输革命

表10.4 人类历史上的信息革命

非洲—欧亚大陆的范围和多样性及其相对先进的交换体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全新世创新速度比其他世界区更快。在这里，交换信息的聚集效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大，因此新技术的交换和积累比从前更具有推动作用。但是在美洲，大型农耕文明区域以及广泛的贸易网络也使相似的过程得以发生。信息网络很大，人们得以交换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农作物、技术以及生态；相应地，生态创新加速了交换的密度和速度。文字在这里也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建造的公路引人注目一样，但是完全缺乏非洲—欧亚大陆区那样与刺激产品相关的复杂的创新体系。

人口增长 在农业时代早期，人口增长和技术变迁是相互促进的。在农耕文明时代，这种关系仍是创新和积累的一大源泉——尤其是在孤立的畜牧民族或农业地区，他们的共同体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创新，尤其是在农业以及牲畜的利用方面。

自公元前3000年到大约公元1世纪，世界人口从大约5000万增加到2.5亿（参见表6.2和6.3）。这种增长标志着早期农业时代温和的人口增长速度，表明农耕文明对于人口增长具有重要的但是并非革命性的影响。长期的人口增长趋势制造了平稳增长的假象。但是从几代人或是从若干世纪的范围看，表现为一个循环的范型——也就是有升有降。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扩张和衰落的巨大循环，但是对循环的周期性及其原因等问题却颇多争议。在首次发表于1966年的研究成果《朗格多克的农民》中，法国历史学家伊曼努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追踪了朗格多克地区长达数世纪的繁荣和衰落，以及整个近代早期阶段的法国经济的循环。这些循环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将它们描述为一种“阴晴圆缺似的交替”，不仅可以在“经济领域里看到，而且在几乎每一个生活领域也都可以看到：文学艺术、哲学思想、政治法律无不受其影响，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31]勒华拉杜里将这些循环描述为“社会结构灵感突发”，此语真是令人过目不忘。[32]此种循环影响深远，因为它们对农业部门至关重要。凡是在大多数生产方法依靠有机材料和能源的地方，农业产量不仅规定了食品生产，而且规定了服装、住房、能源、生产工具，甚至羊皮卷和纸张。[33]由于在农业时代，农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农业方面的创新速度决定着中期经济、政治甚至文化的循环。随着人口增加，生产增加了，需求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也增加了。逐渐增加的人口使维持了贸易、更大型的国家、修筑纪念性建筑，以及保护文学艺术的需求持续上升，这些又刺激了文化交流。在这些时期，农耕文明在政治、经济和艺术上都达到了顶峰。因此，经济扩张和集中、城市化、贸易以及其政治力量都以同样的节奏运动。长期的积累在这些循环之下悄然发生，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并感觉到。只有从世界历史的长期角度看，每一个循环通常比前一个循环更加上升。

图10.4 公元前400——公元1900年中国、印度和欧洲的马尔萨斯循环该图表明，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模型，不时为突然下降所打断，这是农耕文明特有的历史。转引自J. R. 比拉本，《人口数量的进化》，载于《人口》第34号（1997年），第16页

对于一般农耕文明而言，近代早期法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为了对勒华·拉杜里所描述的循环有些感性认识，我们考察一下不同地区农耕文明人口增长的情况也许不无裨益。图10.4将J. R. 比拉本研究的公元前400——公元1900年中国、印度次大陆以及欧洲人口的大致数据用图表加以表示。[34]很明显，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周期，人口增长了之后就会衰落——有时甚至是剧烈的衰落。我们如何解释这些似乎决定了农耕文明的各地区中期历史的节律呢？虽然它们将人口发展的若干种趋势混合在了一起，如收成波动、战争以及商业和国家政治等，但是有一些因素是决定性的：与创新（尤其是农业创新）、人口增长、生态退化、健康衰退以及冲突增加等否定的反馈循环，导致了人口的衰落（参见图10.5）。

图10.5 消极反馈的循环：人口、农业和环境

英国人口研究的先驱托马斯·马尔萨斯最早分析了人口增长与现有资源之间的关系。早在18世纪末，他就明确指出，从精确的数学上分析，任何物种都是以几何级数增长，就像复利的上升曲线的趋势一样。不过养活每一物种的现有资源一般仅以算术级数增长，表现为一种直线上升的趋势。正如我们在第5章最后部分所看到的，这就意味着现有资源限制了人口增长。在自然界，现有资源取决于每一物种的生态龛。但是人类与之不同，因为他们能够不断创新：他们探索、修正、改善，甚至创造出新的生态龛。因此，人口增长仅仅受到一定时期内人类的创新所形成的生态龛的数量和生产能力的限制。每有一次重大的创新，人口增长的上限就会提升一次。每当重大的创新出现，人口就会爬升，直到打破新的上限。然后，将出现一次暴跌。土地荒芜、饥荒夺去饥民的生命，疾病杀死营养不良者，政府则为争夺稀缺资源发动战争，夺命无数——士兵以及士兵途经的城市乡村里的平民。最后人口在一个新水平上获得稳定。一般而言，创新能够确保每一个循环的水平超过前一个循环，但是创新速度太慢，以至于通常难以确保在每一个循环内，当人口超过现有资源水平时避免最终发生崩溃。

这些节律有一种重要的生态因素，因为人口的崩溃经常是对脆弱的环境过度开发所致，尤其是在人口增长特别依赖灌溉干旱土地的地方。我们在致命的寄生生物过度进化中所看到的是一样的节律。在农耕文明时代，正是这个问题导致整个文明崩溃。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逐渐干旱，加上因为过分的灌溉造成盐碱化，削弱了苏美尔的经济基础。有一个考古学证据，表明盐碱化逐渐加深，那就是居民越来越多地食用大麦，因为大麦比小麦更加耐盐碱。即便如此，最终人口还是崩溃了，从大约公元前1900年的63万，跌落到公元前1600年的27万，直到1000年以后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下方才再度回升。[35]令人悲哀的是，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晚期历史（参见图10.6），同样的情形再度发生了。相似的命运可能也解释了玛雅文明在18世纪晚期崩溃的原因（参见地图10.1）。迈克尔·D. 科伊评论道：

南方低地上的古典玛雅的人口增长可能超过了当地土地所能承受的能力，不论当时使用了怎样的农业技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整个中央地区森林大量砍伐和水土流失，只是由于一些地方有干旱的梯田而得到缓解。总之，人口过度增长以及环境退化的程度，只有如今最贫困的热带地区才能与之媲美。玛雅末日来临必然有其生态根源。[36]

图10.6 人口和技术变迁：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地区的马尔萨斯循环和灌溉技术

选自尼尔·罗伯茨：《全新世环境史》第2版（牛津：布莱克韦尔，1998年）第175页，根据M.J.L.威格里（Wigley）/M. J.英格拉姆（Ingram）和G·法默尔（Farmer）主编：《气候和历史：过去其后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9—513页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新技术或者机遇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但是技术和管理的知识都不足以支撑无限的增长。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创新足以推动增长，但是不能维持或者避免过度开发和生态崩溃。这种特有的缓慢创新模式（用埃里克·琼斯的话说就是“技术偏差”），在人口增长可达到的速度背后起到一种延滞作用，解释了整个农业社会时代的梯度循环。[37]我称之为马尔萨斯循环。

和环境退化一样，疾病也构成这些循环的一部分。人与疾病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从欧亚大陆最清晰地看出来——也许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所论证的那样，因为只有在这里人类和家畜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双方交换着致病病原体。[38]图6.3的数据表明，世界人口在公元前1000——公元前1年期间增长极为迅速（这些数据主要以欧亚大陆为主，因而结论仅适用于欧亚地区。）。在公元前3000——前1000年之间，世界人口翻番的时间从农业时代早期的大约1630年，减少到了大约1580年，但是从公元前1000年——前1年之间，则减少到了945年。这些统计数字强化了其他许多趋势所揭示的印象：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至少在非洲—欧亚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增长迅速。为什么？

威廉·麦克尼尔对欧亚大陆人口增长加快做出了最为精辟的解释。它与人类和各种病原体。“大型病原体”（收取贡赋的国家）学会了以不甚暴力的、比较可预见的方式收取贡赋，而人口增长以及流行病学的交流，使得这一地区与地方病建立了稳定的关系：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三个重要的人口中心地区（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大型的病原体和小型病原体进行自我调节，使得开化社会的人口持续增长和地域扩张保持平稳。因此，在基督纪元初年，中国、印度和地中海的文明达到了与更为古老的开化的中东文明一样的规模和人数。[39]

各种政治体系在确定收取贡赋的合适比例方面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而人民（的免疫系统）也越来越能够应付疾病感染。

可悲的是这一论证也解释了事物的另外一面。当以前相互隔绝的地区发生经常性接触的时候，它们便开始传播疾病。这种交换在某些缺乏必要的免疫力的地方造成了破坏性后果。瘟疫和流行病曾经改变或减慢古老的流行病分界线两边的人口增长速度。从现代世界的公元第一个千年，截止到公元1000年，世界人口根本没有增长。这种人口的下降趋势是极为重要的，然而被历史学家极大忽视了。以前或许也有过类似的缓慢增长，但是根据现有证据很难判断。在地中海世界体系里，我们找到了一些证据，表明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以及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有人口崩溃的迹象。麦克尼尔认为，不管这些早期的衰落原因如何，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停滞是由于沿着欧亚大陆主要交换网络与日俱增的交通所造成的，例如丝绸之路以及连接地中海和东亚、南亚的海路。致病细菌与货物、人员一起在这些道路上通行无阻，造成大量瘟疫反复发作，因为每个地区都会面对一些本地人口缺乏生物或文化抗体的新型疾病。麦克尼尔称此过程为“欧亚大陆四墺既宅的谢幕。”[40]

地图10.1 哥伦布之前的美洲世界区

新型疾病对欧亚大陆世界体系的两极中国和地中海的影响为最大，在这两个地区，早期接触极为有限。它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影响较小，这两个地区靠近欧亚交换网络的枢纽，因此比较抗病。麦克尼尔论证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在每一个人口密集的居住区都与地方性致病细菌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关系，这也许解释了为何在那个一千年内人口有比较快的增长；欧亚大陆上两个主要文明地区的致病细菌的交流可以解释为什么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人口增长缓慢。

枢纽地区的相对免疫性也许从背后支持了公元第一个千年萨珊王朝以及后来的伊斯兰帝国的崛起——这两个王朝分别位于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支持了北印度的笈多王朝（公元320—535年）。但是远东和西方的人民却惨遭不幸。正如麦克尼尔所言，“在公元后的数世纪里……欧洲和中国，欧亚大陆最经受不了疾病攻击的这两个文明，其人口实力就像以后美洲印第安人一样：在新的传染性疾病的肆虐之下不堪一击。”[41]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瘟疫还是一再发作。

这些极具破坏性的细菌交换对于以后的人口模型影响甚大。它们还影响到了国家的结构，甚至宗教的和学术的历史。例如人口下降肯定影响到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在中国，这样的情形并不十分清晰，但是有证据表明，在公元2世纪初爆发过包括天花和麻疹的传染病，在汉朝衰落（公元220年）和唐朝兴起（公元618年）之间，帝国及其意识形态的结构都衰落了。[42]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也许还有北印度的人口则较好地保持坚挺，因此这些地区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期间繁荣昌盛。14世纪的黑死病标志着致病媒介的交换进入一个新阶段，那时最重要的流行病是腺鼠疫。

还有其他各种阻滞农业时代人口积累的杀手。其中又以饥荒、战争以及城市化最为重要。我们将在以后部分加以考察。

作为积累的源泉的国家 在所控制的地区内，国家和城市是财富强大的集中者，也是积累和创新的巨大源泉，因为统治者的强大在于他们能够掠夺人口和经济资源。此外，城市本身就是思想观念和货物交换的重要枢纽。不过城市和国家也会抑制创新。

国家固有兴亡更替，但是从长期的趋势看，最大、最强的国家的范围和力量都有所增长。与此相应的乃是小型的、比较初步的国家体系的增加，它们有着一定的科层体制以及初步的统治范围，这种政治体系经常被称为封建制，或即早期国家。[43]农耕文明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现代国家那样规定他们臣民的日常生活。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中介环节实行统治，对于被统治人民的生活知之甚少，也毫无兴趣。然而，国家无疑慢慢明确了其自身的职责，随着收取贡赋不再采取竭泽而渔而是有所收敛的方式，国家能够熟练而有效地运用其权力。

对于国家日益增长的权力有一种间接的衡量方法，那就是那些最大的国家所统治的面积。这个趋势莱因·塔加帕拉曾经做了大致的统计。[44]表10.5表明存在三个与众不同的时代。

表10.5 部分国家和帝国的统治面积

资料来源：转引自莱因·塔加帕拉：《帝国的规模和延续性：规模的系统化》，载《社会科学研究》第7期（1978年），第108—127页

第一，从大约公元前3000——前600年甚至最大的国家体系控制的疆域还不到1平方兆米（1平方兆米＝100万平方千米）。最早的帝国体系为阿卡德的萨尔贡所缔造，其面积约为0.6平方兆米，而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埃及王朝，萨尔贡最近的竞争对手，在其顶峰时期所控制的面积为0.4平方兆米。萨尔贡帝国所达到的界限，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才被打破，当时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东部缔造了一个短命的帝国，其面积几乎达到了1平方兆米。在公元前13和公元前12世纪，中国的商朝统治的疆域也一样辽阔。

第二，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的第六个世纪，阿黑门尼德帝国又创造了一个记录。在其鼎盛时期，统治着大约5.5平方兆米的疆域。在以后的200年里，在阿黑门尼德王朝、塞琉古王朝、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以及阿拔斯王朝统治下，波斯一直是控制着面积相仿的诸大帝国的中心。它们在这段时期为帝国的疆域面积确立了一个新的标准。在印度，公元前3世纪，孔雀帝国短暂地统治了大约3平方兆米的疆土。此后的印度帝国，直到公元16世纪莫卧儿帝国创立，一直都没有达到这个面积。到公元前1世纪，中国汉朝开始统治的疆域甚至比波斯还要大（超过了6平方兆米）。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比波斯人的帝国更为辽阔，但是也比它更为短命。到公元1世纪，罗马共和国控制的帝国超过4平方兆米。在公元7、8世纪，伊斯兰征服者以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为基地，创造了一系列帝国，在其解体之前控制着大约10平方兆米的非洲—欧亚大陆主要枢纽地区。

第三，13世纪蒙古帝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其在顶峰时期，控制了25平方兆米的疆土，以后的近代早期的欧洲帝国在17世纪也控制着大约25平方兆米的疆土，除了这两个明显的例外，大多数传统帝国的疆域在5—10平方兆米之间。直到现代先进的交通运输技术，加上现代军事技术和官僚体制，才有可能缔造甚至更大的帝国。

在美洲，国家体系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只是在时间上相差了大约2000年。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苏美尔或埃及规模相似的农耕文明出现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或者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阿黑门尼德王朝首次打破的政治界限，直到欧洲人到来的时候才刚刚在美洲达到。在公元1500年，印加统治着大约2平方兆米的疆土，而阿兹特克帝国更小，仅有大约0.22平方兆米。[45]

宗教思想的变迁反映着国家组织的势力和范围在逐渐增加，因为宗教能够通过推动对国家的忠诚并调节贡赋的交换而巩固国家权力，在那些建立了制度化教会的地方尤其如此。农耕文明早期的宗教，就像旧石器时代的宗教一样，其主张和影响力倾向于地方性和区域性。[46]人们期望他们的神，就像家庭成员一样，能够保护某个部落或者城市，消灭他们的敌人。随着首个帝国的建立，地区性的神灵被整合进了更大的、更具有帝国特点的万神殿，但是宗教仍然是地区性事务，与某个地区性的王朝、城市和帝国关系密切。这种关系可以在纳拉姆——辛（Naram-Sin）（大约公元前2250——前2220年），阿卡德萨尔贡之孙的宗教艺术中清楚地看到，他被描绘成为一个统治其他诸神的神。

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方才出现了最早的普世宗教。这些宗教虽然实际上总是与某个特定的王朝或者帝国有关联，但是都宣称拥有普遍真理，崇拜一切强大的神灵。当帝国和交换网络均达到已知世界的边缘并统治着不同信仰体系以及生活方式的人们，普世宗教应运而生，这绝非偶然。最早的普世宗教祆教出现于公元前第一千年中期最大的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亦即将非洲—欧亚大陆联结为一个世界体系的贸易路线枢纽，同样也是绝非偶然。实际上，大多数普世宗教均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之间的交换枢纽。包括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儒教以及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的出现说服了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他在1949年出版的一部历史著作中将这一时期命名为“轴心时代”。[47]非洲—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联系增加，其中一个重要的迹象就是这些宗教沿着贸易路线传播，佛教、摩尼教和景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伊斯兰教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枢纽而获益匪浅，因而传播得更远：西抵西班牙，南至东非，东及中亚和华北，最终深入印度的北部和南部，以及东南亚大部地区。面对伊斯兰教，一度在地中海地区大获成功的基督教，在许多世纪里不得不步步后退。直到公元第二个千年后期方才时来运转。

收取贡赋的国家，就像人口增长一样，对于积累具有重大的但是矛盾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它们极大地促进了创新和积累，增加了它们的权力和效率。就像病毒一样，它们能够或多或少有效地，或多或少野蛮地榨取它们的俘虏。最稳定的国家和最明智的统治者通过轻徭薄赋、维护基础设施、坚持法律和秩序以及鼓励农村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生产而保护其社会的生产基地。适度的税收以及稳定的统治能够提高农业与工匠的生产。但是通过维护诸如道路和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来刺激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一切欧亚大陆农耕文明的治国方略中反复强调了这些手段的重要性。许多古代作家非常注重渲染并鼓励不要掠夺成性，采取比较可持续性的税收方式。例如，17世纪的大不里士的穆斯林王公在一部给儿子的书中写道，“你要不断努力改善耕作，治理有道；因为你要懂得这个真理：王国要有军队支持，军队要有黄金支持，而要得到黄金只有发展农业，发展农业要靠公正、平等。因此，你要公正和平等。”[48]中国宋朝政府以同样的精神，命令其官员在南方推广高产稻谷，改进道路设施，方便稻谷和其他商品输往其他城市。凡是其人口依靠大型灌溉工程的政府都不得不考虑维持这些系统。

国家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刺激积累。大多数收取贡赋的国家最重视战争，因为征服相邻社会是获取新资源最快捷的途径。因此收取贡赋的国家对于军事创新总是深感兴趣。苏美尔政府开展黄铜和锡的贸易，因为他们需要青铜武器。建造大桥、水渠和防御工事；使用混凝土；利用棘轮、滑轮齿轮等成熟体系，建造弩炮和攻城器械等战争机器，在这些领域里，罗马技术可谓独树一帜。而在修造防御工事（如中国的长城）、大批量生产武器、战争资源的运输以及建造运输食品的运河等领域，汉朝的技术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统治者常常赞助大型建筑项目，以增强其威望。用于维护并美化罗马都城的技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认为，“公元100年的罗马，铺设美观的街道，处理污水，供应清水以及防火设施，比1800年开化的欧洲首都还要完善。”[49]就像大型军队的缔造一样，这些项目刺激了贸易，产生了需求，从而增加了积累。强大的国家在炫耀其威严的大型项目上花费无度，包括建造阿黑门尼德首都波斯波利斯那样的城市。这些是用来恐吓臣民和竞争对手的，但是它们也提供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客商和工匠。在追求管理效率方面，国家还推行提高书写能力，虽然仅仅局限于官员内部。可能提高科层体制效率的变迁包括大约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各城引入字母文字，增加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从而使国家能够更好地控制历法和计算。大型的更为有效的科层制度，对于应付自亚述时代投入使用的大型雇佣军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后，稳定的政府以及适度的岁入鼓励农民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也刺激了商人更广泛地从事贸易。

但是，收取贡赋的国家虽然经常鼓励积累，但是也会破坏积累，有时破坏的程度还十分严重。实际上，农耕文明的基本结构令这种现象必然发生。如果初级生产者不能获得土地，那么收取贡赋的精英们便不能存在，因为土地是大多数剩余产品的来源。因此，在大多数农耕文明里，大多数人都能够获得某种形式的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广泛分配限制了财富梯度的加剧，抑制了资源被集中到精英集团手中。这就意味着虽然剩余的财富能够集中到政府和精英的手中，但是土地，农耕文明的基本生产资料却不能。不管精英们如何象征性地主张对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必须将大多数土地交给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这一要求限制了他们管理并且监督农业生产的能力。这还解释了为什么贡赋国家在如此初级的科层体制下还能够生存下来：他们将大多数基本生产任务几乎全部交给了乡村家庭组织的技巧和劳动力了。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关系解释了为什么收取贡赋的精英们不得不经常通过抑制创新、抑制生产能力的方式来榨取资源。[50]如果农民拥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就不会屈从于精英们经常需要的大量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精英们通常不得不使用武力威胁取得剩余产品。在短期或者中期阶段中，这些威胁，不管适用于收取日常税收还是通过征服而收取新的财富流，都是极为有效的获取资源的方式，因为生产的实际增长发生得太慢，无法引起统治者的兴趣。因而摩西·芬利（Moses Finley）不无夸张地论证道：“古时候所谓的经济增长，总是通过对外扩张而取得的。”[51]在这样的环境下，通常只有那些具有远见卓识或者自信心十足的统治者才会投巨资于那些需要花费数十年才能提高生产能力的项目。面临当前的危机，甚至最胜任的统治者也会变成野蛮的、贪得无厌的掠夺者。那些无能的或者绝望的统治者当然就会使用破坏性的榨取国家收入的手段，甚至当他们或者他们的顾问明知正在竭泽而渔，破坏他们权力基础的时候也不能幸免。俄国历史上的伊凡雷帝就是这种过度榨取而招致危险的一个可怕事例。在他死后，苦心经营了数世纪的强盛的俄罗斯帝国在内战、饥荒、入侵以及人口下降中分崩离析，史称“混乱时期”。伊凡雷帝横征暴敛的政策是导致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它们把作为一切农耕文明的生产基础的农民逼得家破人亡。

这些农耕文明的基本结构性特点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后果。首先，收取贡赋社会精英阶层不得不专注于强制和管理而不是生产。大体上看，精英阶层蔑视生产工作，蔑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这个态度使得他们大多数人对构成其财富基础的生产技术一无所知。官员和武士（管理者和胁迫者）规定了精英的而不是工匠、农民或者商人的生活方式。

收取贡赋的精英们大多满足于捞取所需要的一切，关注使他们能够持续捞取所需要的一切必不可少的军事和税赋的技巧。一般而言，他们必须成为财富的榨取者而不是财富的生产者，因此治国之道优先于经济考量。[52]马基雅维利关于这个世界战略战术的描述是极为宝贵的，虽然不无一些讽刺的意味：

因此，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兵法是统治者应有的唯一的专业，它是极为有用的，那些继承王位的君主能够凭此维持他们的统治，而且经常能使普通市民变为统治者……丧失一个国家的第一种办法就是无视兵法；赢得一个国家的第一种办法就是精通兵法。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男性精英们深知自己主要应当学会训练胁迫的技巧，而不是学术或者商业行为。因此，在狩猎和比武上花费时间比在账房里花费时间要有用得多。

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偏离军事训练，在和平年代比在战争时期更要关注这个问题。这些训练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灵的。就前者而言，除了把他的人妥善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之外，他还应该经常外出狩猎，强身健骨，学会一些实用的地理知识：山脉怎样起伏的、峡谷怎样凹陷的、平原怎样展开的。[53]

这种态度使得那些收取贡赋的精英们以一种在今天工业化社会中少见的不知羞耻的精力从事暴力。尼扎姆·穆尔克（Nizam al-Mulk），一位塞尔柱苏丹的维齐尔，他引用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马蒙的话，“我有两个侍卫长，他们的职责就是从早到晚砍掉众人的脑袋，绞死众人，斩断他们的手脚，执掌鞭刑，将他们投入大牢。”一位12世纪的法国作家描述了战争的快乐：“我告诉你吧，再也没有比听到双方高叫‘杀了他们！’，听到灌木丛中无主战马嘶鸣、听到人们呼喊‘救命！救命！’，再也没有比看到有人倒下去……死人的两胁插着耀眼的三角旗修饰的长矛，更能够让我吃得好、睡得香、喝得爽的了。”[54]

在某些环境下，精英们也会稍稍远离暴力的训练，而专注于强制管理的手段。在中华帝国——自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创立第一个统一国家开始，一个庞大的科层体制监管着军队和税吏——强制的行政和法律形式就经常比肉体的强制更能赢得威望，野心勃勃的人花费更多时间在学习而不是狩猎上面。但是他们所学习的乃是统治术而不是农耕或者经商。

与此同时，农民（初级生产者）只要能够生活下去，通常对于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毫无兴趣，因为提高产量就更容易被他们的领主榨取。诸如中国这样的长期稳定的政治实体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其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足够富有，足够长期维持可预见的、相对轻的税赋水平，这给农民以更大的支持，让他们进行提高生产能力的创新。[55]但是，即使在那些不甚横征暴敛的国家里的农民，其创新意识也是不强的。一般而言，他们缺少开展新技术实验的金融资源、冒险能力，以及相关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