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00年里，特别是在过去300年里，人类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更迅速、更实质的转型。人类跨越了一道全新的门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安东尼·吉登斯写道：“在最多不超过300年的时间范围内，其变迁之神速、剧烈、范围之广是任何之前的历史变迁都难以与之相比的。因现代化的降临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不仅加速了以前的发展趋势。从某些特定的、重要的方面看，那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世界。”[1]变迁不全在人类本身，由于人类对生物圈产生了全新的影响，这种变迁对于整个地球而言也是意义非凡的。[2]

由于我们置身于此种转型之中，很难清楚而客观地看到其特点。因此，在描述这种转型时我有意贴上了一个含糊的标签——“现代革命”。

置身于现代性前夜的世界

为了把握现代革命的规模和意义，我们想象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世界之旅，回到第二个千年开头的几百年，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年）中，埃里克·沃尔夫带领他的读者做了一次公元1400年的世界之旅。[3]这种概述使我们想起，甚至到了那么晚的时候，世界上有多少地区尚未被整合进农耕文明。虽然农耕文明坚定不移地蚕食着孤立的农民、游牧民族，甚至食物采集民族，公元1000年的农耕文明所控制的土地仍然不及现代国家的15%。因此我们必不可把现代国家对过去500年间无国家人类共同体的破坏归罪于农耕时代。实际上，无国家共同体，包括北欧或者中国东北地区的农民或者蒙古和斯基泰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于强大的农业帝国仍然构成强大的军事挑战。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更多是通过交换而不是冲突建立起来的。游牧民族用马匹和皮革交换城市生产的丝绸或酒类；西伯利亚骑兵用海象皮和其他皮草换取金属制品；中美洲和热带非洲丛林里的园艺社会贩卖黄金、皮革、豹皮和奴隶，以换取城市制造的各种物品。相反，从中国到罗马的国家则需要草原上的马匹和雇佣军；他们的商人或者穿越大草原或者穿越森林地带从事贸易。在美洲也是如此，各城市不得不与沿着连接城市和遥远的丛林共同体的商路，与无国家结构的共同体所控制的地区或者穿行于这些地区从事贸易。

分析性的范畴促使我们把每一种生活方式都看作自成一体的世界，但是正如沃尔夫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情况绝非如此，“在公元1400年的世界，每个地方的人口都存在着相互联系。将自身定义为具有独特文化的人群相互之间总是通过血缘或者仪式关系而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对外扩张将其他民族融合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精英集团的此消彼长攫取了控制农业人口的权力，建立新的政治的和象征的秩序。”[4]

农耕文明的精英们一般将那些生活在其边界之外的人们（许多人也生活在边界之内）视为“蛮族”。蛮族共同体包括食物采集民族、游牧民族、园艺社会以及孤立的农民，他们常刀耕火种，狩猎并采集其副食品。在这些将世界连接起来的网络中穿梭往返的就是各种类型的商人——有的野蛮粗俗，有的损人利己，也有的公平买卖。大多数人生活在很小的共同体里面。在这里，血缘比国家权力还强大。对于那些构成农耕文明的大多数人口和资源的村民其实也是如此。当然，对于地主和税吏的压榨、往来军队经常带来的死亡、疾病或者奴役，村民不会视而不见。但是在大多数家庭的大多数时间里，家庭、亲属和邻居组成的地方性共同体才是有价值的。

在远离农耕文明地区的广袤的边疆地区生活着由村落组织起来的农民共同体，通常接受有亲属关系的领导人。这些共同体有的已经处在了国家的边缘。亚马孙盆地的大多数地区就居住着一些小型园艺共同体，他们也从事狩猎和采集。在北美，沿着密西西比河一带，农民生活在人口众多的共同体内，其构成颇类似于国家。有些地方的密西西比文化遗址，比如靠近圣路易斯的卡霍基（Cahokia），人口达到30 000以上。卡霍基是一个庞大的政治和仪式中心，由大约100多个土丘组成。密西西比文化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不过像卡霍基这样的遗址大多早已衰落，而欧洲人带来的欧亚大陆的疾病则消灭了剩下的共同体。但是我们有一个见证人留下了记载，这个人叫普拉兹的勒帕耶（Le Page du Pratz），他在密西西比河谷的纳谢（Natchez）部落有过一段短期生活。正如布里安·法甘所概括的那样，“他生活在一个严格分层的社会里——有贵族和贫民之分，有一个被称为伟大太阳的首领——其成员住在由九座房屋、一座神庙组成的村子里，该村位于一座土丘顶上。普拉兹见证了伟大太阳的葬礼，他的妻子、亲戚以及仆人吃下迷幻药，然后抱成一团要为他殉葬”。[5]

在西非和中非也可以发现一些较大规模的共同体。如现在的津巴布韦境内某些地区或现在的加纳北部地区，自公元1000年，也许甚至更早，高密度的人口和广泛的贸易网络就支撑起了国家系统。西非国家主要依靠对专营黄金的贸易网络的控制，这个贸易网络穿过撒哈拉沙漠，北抵地中海沿岸现在的摩洛哥地区，或者埃及和伊斯兰世界。中非和东非的国家与沿海城市有贸易往来，穆斯林将他们在那里的货物（主要是黄金和奴隶）运输到伊斯兰世界、南亚和东南亚。14世纪的中国船队在太监郑和率领下到达非洲东海岸。但是，即使这些远征可以称之为新，也只不过是因它们取代了古代贸易网络的中间商。中国早在公元7世纪就有非洲奴隶了，正如沃尔夫所论，“到1119年，据说广州的大多数有钱人都蓄有黑奴。”[6]

北欧也为周边农耕文明提供奴隶，直到第一个千年的后期，欧洲大部居住的仍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农民。这些地区虽然缺乏农业帝国的大规模常备军，但是对于他们“开化”的邻居而言却是危机四伏的。特别是周围的农耕文明的财富总是令人竞相垂涎。哥特入侵者于5、6世纪在罗马帝国的遗址上建立了一系列王国，而早在公元4世纪满族的祖先就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若干个国家并建立了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1644—1911）。这些冲突导致国家结构传播到了现有的农耕文明边界之外。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期，国家开始在整个北欧出现。在东欧，农业人口迅速扩张并向今天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移民；因此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末，国家开始遍及整个东欧。

在新世界也是如此，农耕文明经常遭受周围“野蛮人”的威胁。在中美洲，许多大型城市，包括特奥蒂瓦坎和图拉（Tula）都曾遭到已经有文化和贸易联系的北方共同体的毁灭性入侵。阿兹特克人的功名堪与哥特人相媲美。阿兹特克人的祖先最早称作墨西卡（Mexica），来自园艺农业者或者食物采集共同体，在今墨西哥谷地以北，他们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受到中墨西哥文化传统影响。阿兹特克人迁移进墨西哥谷地，在那里各城邦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之地。在14世纪，他们开始充当雇佣军；到1428年，他们打败了他们的主人，创立了自己的王朝。[7]在东南亚和大部地区以及中国不断扩张的边界，大范围的无国家农业共同体也是盛极一时。在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诸岛上还能够找到这类共同体中最与世隔绝的类型。

在非洲—欧亚大陆，存在着另外一种重要类型的边民：他们居住在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地区之间。畜牧民生活在极其干燥的地带，完全不适宜于养活高密度的农业人口。这些地区从蒙古一直延伸到中亚大草原和伊朗，经美索不达米亚和撒哈拉，自南面进入东非。[8]主要基于马、山羊、绵羊和骆驼的畜牧文化是整个干涸的欧亚草原和沙漠上传播最为广泛的一种生活方式。骆驼畜牧文化在阿拉伯和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地带尤为重要。中部和东部非洲大多地区主要居住着牧牛的大型畜牧民族共同体。畜牧共同体一般由亲族群体构成氏族（clan）、部落，以及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在和平时期，畜牧民族以数百个家庭结成小群体，沿着固定线路行进。他们或者在每一个新的宿营地支搭帐篷，或者在流动的住房里面远行。有个希腊作家叫伪希波克拉底的，描述了2000多年前黑海以北的斯基泰人使用的这种牛车：“轻型牛车有四个轮子，不过也有六轮的，它们覆以毛毡。打造得就像房子一样，有的分成两间，有的分成三间，防雨、防雪、防风。牛车由两到三头无角公牛拖拽，因为寒冷，所以牛无角。妇女就住在这些牛车里面，而男子则骑在马背上，他们身后跟着畜群，公牛或者马。”[9]

畜牧民族所到之处都会对周边的共同体发生影响，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有限而流动性极强，迫使他们与相邻的农业或者园艺民族开展贸易，而他们尚武的品格又意味着抢掠经常比贸易更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们的抢掠导致了相似的反入侵策略，导致了防卫墙的构筑，从华北一直延伸到中亚和巴尔干地区。[10]内陆中亚草原上骑马的游牧民族可能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就构成了强大的军事同盟。由于草原能够养活的人口极少，这些同盟唯有设法从相邻的农耕文明那里攫取大量财富才能够比较长期地维持其结构，因而最强大的畜牧民族的军队会出没在商路附近或者紧邻农业民族的边境线上。这类同盟的组成有的可以冠之以国家的名称，虽然与农业世界的国家有所不同。他们不是畜牧、农业或者贸易的产物，而是这些不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的混合物。[11]成吉思汗缔造的游牧帝国最为著名。蒙古帝国创立于13世纪，经过一系列比亚历山大大帝还要辉煌、漫长的远征，控制了所有内陆欧亚草原、伊朗大部和整个中国。这是第一个延伸到所有欧亚主要地区的政治体系。

农耕文明与畜牧民族的交界处也许是一切边境中最为活跃、最为复杂的。在这些交界处，不同技术、不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经常交流观念、货物和民族，这时我们就能够看到也许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为强有力的智力作用。频繁的交流使得这些交界处成为整个非洲—欧亚世界创新的强大动力源。包括骑马、冶金和战争在内的新技术，以及从萨满教到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思想，通过这些交流而传播。也使得疾病、基因和语言得以流传。印欧语言也许是从现在的俄罗斯某地，由畜牧的移民带到了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各农耕文明的军队里也经常含有大草原来的骑兵分队。有时游牧民族，从帕提亚人到塞尔柱人到蒙古人，他们的领袖在边境成功地建立了王朝，然后推进到城市的中心地带。

在西伯利亚大部、北冰洋沿岸、部分非洲地区、北美大部、南美南部和亚马孙盆地，以及整个澳大利亚都可以找到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小型的、不甚强大的共同体。它们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别甚大，不可能进行任何合适的概括。在这里必须就其中一个群体做一些文字描述。

汉蒂—曼西人（Khanty and Mansi）住在乌拉尔山以东的西西伯利亚。他们所操的语言与今芬兰语和匈牙利语有一种疏远的联系。当17世纪俄罗斯商人和士兵进入他们境内的时候，他们的人口约为16 000人。（当时的俄罗斯人口大约为1000万，令人联想到在食物采集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别）。根据俄罗斯旅行家的叙述，汉蒂——曼西人主要以渔猎为生。但是他们也从相邻的民族借鉴各种技艺。某些南方氏族种植大麦，放牧牛马，而某些北方氏族则饲养驯鹿，与他们周围的萨莫耶德人（Samoyed）一样。他们的外袍是用驯鹿和麋鹿的皮革制成，不过有的氏族也用羽毛和鱼皮制衣。在南方，甚至有用植物纤维纺布制衣。大多数汉蒂——曼西人住在半永久性的帐篷里过冬；夏天到来的时候，他们迁移到猎场和渔场，住在桦树皮帐篷里。他们天热的时候乘着桦树皮制作的小划子顺流而下，而在冬天则改用鱼皮的小划子。俄罗斯人发现，他们虽然人数很少，却是强大的军事对手，因为他们使用金属盔甲、长弓和铁矛。

下面的叙述来自1675年一个俄罗斯公使关于他们生活方式的记载。正如我们从所有农耕文明的使用文字的旅行家的叙述中所知道的那样，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本人的态度，以及所描绘的对象，两者是一样的多：

各种奥斯亚克人（Ostyaks，即汉蒂人）捕鱼甚多。有些人吃生鱼，其他人则晒鱼干或者煮食，但是他们不知道盐也不知道面包，只吃鱼和一种夏天采集的白色根茎苏萨克（susak）。他们不能吃面包，如果面包吃了个饱，就会死掉。他们的住地是毡包，他们捕鱼，不只是为了采集食品，也为了用鱼皮制衣，还有靴子和帽子，他们用鱼的肌肉缝制这些用品。他们使用木制轻舟，可以载五六人，甚至更多。他们总是携带弓箭，随时准备战斗。他们有许多妻子——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所以就有许多妻子。[12]

就像汉蒂——曼西人一样，许多食物采集共同体与更大的共同体联系密切，与他们交换各种技艺和货物。有的交换体系延续了数千年。例如北极产品海象皮和珍贵皮毛的贸易将西伯利亚的食物采集共同体与西面和南面的农业共同体或游牧共同体，甚至间接地与更加南面城市建立起了联系。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西坡的大量农业居民与东坡的无国家共同体开展贸易，或者经过转手贸易体系，获得羽毛、古柯叶和美洲虎皮。甚至南美洲西部某些农作物，如甘薯和花生也是从亚马孙盆地的热带雨林运输来的。[13]这些贸易使当地首领能够建立前所未有的政治体系。18世纪在北美和加拿大南部形成的军事联盟就是建立在从欧洲进口武器和酒类而换取当地皮毛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虽然起初这些交换可能是平等的，但是长此以往对本地的共同体则是危险的。对皮毛的贪欲令俄国深入西伯利亚，也令法国和英国的商人深入北美和加拿大，给无数他们与之贸易的食物采集和园艺农业的共同体带来悲惨的后果。

甚至最偏远的共同体也经常与农业共同体发生某种联系，或者进行小规模的动物养殖和植物培育。沿着澳大利亚西北海岸，在最近几个世纪里，苏拉威西的商人成群结队地定期探访那里的共同体，带去玻璃、陶器、烟草和金属用品，换回昂贵的海参。再把它们当作美食和壮阳药转卖到东南亚和中国。

通过这种或者其他多种方式，在农耕文明内部或者边界线上的农民的、畜牧的以及食物采集植物的共同体有助于形成各自的历史。但是对于农业时代的大多数时期而言，农耕文明和其他共同体之间力量342的均衡不像现代那样稳定。在公元1000年，整个人类居住的世界上所能够发现的生态和文化上的差异乃是现代革命的一个主要牺牲品。

现代革命

前文所描绘的世界有许多特征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不过其中大多数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已经消失。20世纪初的世界与七八百年前的世界是全然不同的。实际上，现代革命造成的转型无远弗届，以至于难以想象出哪里还有有生命的地区没有被改变了的。下文我们罗列了某些比较重要的变化的细目。

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的速度极快，从图11.1就可领略一番。1960年，有人曾试图对过去2000年全球人口的数学趋势进行统计，结论是人口数量将在2026年11月1日达到无限。[14]这个（以“末日等式”著称的）统计令人想到，这种增长率不可能是永远如此保持下去的。公元1000年，世界人口稳定在2.5亿。20世纪末，人口增长了24倍，达到60亿。大多数的增长发生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1500年，世界人口大约在4.6亿；1800年，9.5亿，或者10亿；到1900年，刚刚到16亿。1800年以前的800年，人口增加了大约4倍，而1800年以后的200年，人口增加了6倍。因此，世界人口翻番的时间急剧缩短，尤其是在过去两个世纪（参见表6.3）。正如表11.1所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人口都在增长。

图11.1 公元1000年至今的人口（根据表6.2制）

人类繁荣昌盛，如图11.1所示，将可能在21世纪达到顶峰。即使如此，这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现象，因为它影响到了整个生物圈。正如林恩·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所言，人类已经变得像“哺乳类的杂草到处蔓延”。[15]卡罗·奇波拉（Carlo Cipolla）评论道，“一个生物学家，从长远的实践观察最近人类增长的图表，会说他的印象就好像看到人体受到某种感染性疾病的突袭而出现一条增长的曲线一样。”[16]我们人类作为大型物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而使地球资源为己所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类目前消耗掉了通过阳光与光合作用进入生物圈的能量的1/4（参见本书边码第140页）。无怪乎伴随着人口增长是其他物种的衰亡。

精通技术

人口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是能够维持人类穿衣吃饭的资源同步增长。但是如此迅速的增长需要的不仅仅是土地的增长，还需要更高的生产力，这便意味着生态的、技术的创新也要与日俱增。因此，人口的快速增长必然伴随着技术令人眼花缭乱的翻新（实际上，唯有如此有可能使人口增长）。在过去200年里，创新再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创新的大爆发何时终结。相反，在20世纪后期，创新的速度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快。

新技术实质性地增进了医护知识，由此使孩子和成人都活得更长，直接影响了人口的发展趋势。但是其间接的影响更大，因为它们极大地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力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就是一小批人生活在土地上就能够养活一大批人（参见图9.3）。而在工业生产方面变化甚至更大。正如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一部影响深远的论述工业革命史的著作中所写的那样：

生产力的进步在某些部门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牵引和纺纱（请比较一下马匹和巨大的蒸汽机）。在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只是因为相比较而言才不那么引人注目：纺织、铸铁或者制鞋业。而在有的领域，相对而言确实变化较小：男子花在剃须上的时间与18世纪几乎相同。[17]

纺织业或许是前现代世界里第二重要的消费品生产部门，传统印度手工纺纱工每纺100磅棉花需用50 000小时；18世纪英国发明的机器将这个数字降低到了18世纪90年代的300小时，19世纪30年代的135小时。[18]新技术还改变了交通和信息的交换方式，使现代交换网络的工作速度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快、更有效率、覆盖面更广。在18世纪信息的传输速度最快不过是马拉邮车或者船舶的速度，而今电话和网络可以使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进行即时交流（参见图10.3和表10.4）。

表11.1 世界各地的人口（公元前400—公元2000年）

也许最重要的是，新技术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能够跨越生态领域去获得以前从未能够获得的，远比植物、动物和其他人类所提供的更多能源。人类社会再也不需要主要依靠人类的和动物的肌肉或者木柴、风力和水力满足其能量的需要。人类不是使用这些最近才从太阳中取得的能源，而是开始挖掘远古时代太阳储藏在煤、石油和天然气中的能源，因此也可以说，我们这是在谈论“矿物燃料革命”。学会如何使用煤和石油产生蒸汽动力或者电力相当于发现了好几个新大陆为人类所利用。正如安东尼·里格利（Anthony Wrigley）所论证的那样，英国1820年仅从煤得到的能源就相当于从比整个英国牧场和耕地加在一起还要大的土地上用传统的技术所获得的能源。[19]大体而言，人类社会能源的使用量在19世纪就增加了5倍，20世纪再度增加了16倍。甚至就个人而言，能源的使用量在20世纪也增加了5倍。[20]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认为，“我们自1900年以来开发的能量也许比1900年以前人类开发的总能量还要多。”[21]（参见表6.1）总之，矿物燃料革命带来了滚滚财源，人类的能源也许增加了100倍，能够将谷物运输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方——这种计划原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缺少必要的技术，能耗也不允许这样做。曾几何时，至少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能源似乎多少是随心所欲的。在这层意义上，现代革命就像人类历史上其他时期得到一种新资源，其丰富程度令人一时觉得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似的。就像人们刚刚进入美洲、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时候会觉得土地、猎场和其他资源一样似乎绝对是无穷的，就像刚刚大规模使用水灌溉农田的时候会觉得水是无穷的，或者欧洲人16世纪以后重新进入美洲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的时候会觉得土地和其他资源一样是无穷的，同样，在蒸汽、煤和石油时代，也会觉得矿物燃料是取之不尽的，实际上也是免费的。新资源的大量发现经常会刺激人们短视的利用方式，这在今古大抵相同。

与日俱增的政治、军事力量

与这些人口和技术变化相关联的乃是社会、政治和军事组织的深刻变化。现代经济生产了巨大的资源，并且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意味着现代国家比前现代国家所处置的能源要多得多，而且它们必须防止财富的大起大落，迎接更为复杂的有组织的挑战。就像水库一样，国家的规模、强盛与复杂必须与背后支撑国家的资源总量相当。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全世界的国家都获得了规范其国民日常生活的能力，其方法在从前较早时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实上，现代国家将其国民网罗在一个法律和行政统治的牢固圈套里面的能力之强，足以解释为什么它们不像农耕文明那样经常诉诸恐怖主义的统治手段。但是除了它们具有的这些新力量之外，现代国家还能够在前所未有范围内滥用暴力，因为武器生产极为迅速——其速度之快，如果人类有意为之，就能够在数小时内摧毁自己以及大部分生物圈。

生活方式的转型

个人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在农业时代后期，大多数家庭住在乡村，从事小型农业。如今，许多地方的小农场已经不复存在，就算依稀尚存，也是日薄西山了。在国家带来的痛苦中幸存下来的少数食物采集民族，如今通常生活在边缘地区；他们迟早会被整合进现代经济和法律体系，而丧失其传统的文化和经济结构。畜牧民族也已经变得边缘化了。仅仅在数百年内，现代革命就摧毁掉了已经繁荣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

典型的现代家庭，不是如同大部分历史上的大多数人那样做工，也就是靠土地生活，生产自己需要的食品，而是生活在都市的环境里，通过某种形式的有偿工作取得收入，购买他人生产的食品。1980年，在比较工业化的经济体中约65%、全球约38%人口住在城镇；也许在21世纪初，全球城市化的水平或许将会超过象征性的50%的临界点。[22]在城镇里，家庭仍然是消费单位，但不再是生产的基本单位以及开展社交活动的基本组织。亲属网络被国家控制的网络所取代。此外，新的避孕方法、新的儿童抚养手段以及新的教育和公共福利，导致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

生活的意义和本质都改变了。在富裕地区，更好的医疗条件延长了人类的寿命。20世纪末，富裕社会的平均期望寿命也许比典型的繁荣昌盛的农业社会高出一倍，比石器时代社会高出三倍。2000年，在布基纳法索出生的孩子可以期望活到44—45岁，在印度出生的孩子可以期望活到62—63岁，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可以期望活到70—80岁（参见表14.4）。富裕社会里的现代人可以达到从前一切早期社会中所无法想象的水平。而另一方面，按照许多标准，现代人工作比早期社会的农民和食物采集民族更辛苦。随着现代意义的钟表计时的出现，他们的工作节奏不再属于他们自己了。[23]此外，他们并不清楚究竟在为谁而工作。在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以及食物采集的共同体里，人们清楚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何在，因为工作与生活直接相关，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对于高度专业化的现代工商业的工作者而言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了。无论如何，亲属网络和传统社会角色的衰亡，把人们在许多传统社会里赋予他们目标和地位的明确规定的自我认同感给剥夺掉了。人口的巨大流动性，不管是奴隶贸易、大规模移民还是被迫的流离失所，把父辈、祖父辈对共同体的情感全部从这些人那里剥夺掉了。

就整体而言，在最工业化的国家里，个人关系在今天已经不那么具有暴力性了。例如在英国，现代谋杀率仅为800年前的1/10，300年前的1/2。谋杀率之所以发生递减是因为大多数现代国家解除了国民的武装，垄断了暴力的使用权。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写道：“市民循序渐进地被解除了武装：在叛乱结束时候大规模收缴武器、禁止决斗、控制武器制造、实行私人武器许可证制度、约束当众炫耀武力。”[24]但是，尽管在整体上已不那么崇尚暴力，现代都市共同体的个人关系仍然缺乏传统社会所具有的那种亲密性和持续性。个人关系日益变得随意、匿名和转瞬即逝。这些变化也许有助于解释现代生活为什么没有对价值和意义的明确感受，这正是现代生活的品质所发生的微妙、无序的变化，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埃弥儿·涂尔干称其为“失范”。

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论证说，随着为市场所强化的现代工作形式和时间训练，这些变化已经深入我们的心智，构成了在人际关系、饮食习惯以及性观念等方面的行为方式。他证明现代世界的“情感经济”是怎样在闲散的外部限制与紧张的内部限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直接起因于武器和身体力量之威胁所导致的强制逐渐消失……而那些导致对自我约束的情感（感受或情绪）的依赖性逐渐增长”。[25]新的行为约束的内在化似乎与新的时间概念有密切联系。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城镇居住人口比例的更大增长，日常活动的时间表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他人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身体、四季的更替和昼夜轮换的天然节律。现代日历和钟表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以及诸如国际时间变更线和以格林尼治时间（建立于1884年）为基准的各地时区的出现，是这些变化的最佳证明，因为日历和钟表所测度的不是生物或心理时间而是社会时间。因此它们所测度的乃是人类的行为和态度所必须适应的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生态学领域——这种生态学的主要因素是他人创造出来的。现代革命还令消费者获得更多改变人类心智的物品，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称之为“心理行为的革命”。[26]这些物品有鸦片、咖啡、茶和糖，它们有时能够帮助人们缓解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约束。

新的思维模式

现代社会特有的科学思维模式既产生了信心，也产生了广为传播的异化。现代科学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统治自然的力量。但是自然科学的世界是一个被各种毫无生机的力量所统治的宇宙，与大多数生活在前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其中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大相径庭。古代神祇被驱逐出去，而科学的世界为非人格的科学规律所控制。重力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如今统治着神鬼统治的地域。科学知识没有大多数前现代知识体系的特殊性和地域感，因为它要建立各种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时代的普遍原则。[27]这样的知识体系不能提供传统宗教的情感慰藉和伦理指导，即使能够帮助我们制约物质的环境。一个制约物质世界的知识体系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没有这样的体系，我们就不可能养活60亿人口。

加速度

这些转型的速度本身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因为变化速度在逐渐加快。实际上，这种变化是决定性的，它迫使我们不能像对待其他革命那样对待现代革命。与农业的转型不同，现代革命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持续的时间不超过两三个世纪。而且发生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面，创新的传播速度甚快，以至没有为各地自身的现代化留下任何空间。在这样的速度之下，决定性的飞跃只能发生一次。这种单一性给那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以极大优势，使得大多数其他共同体只会觉得现代性是一种外部强加给自己的新范式，是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粗暴的社会大爆发。变化的快速传播解释了为什么现代革命所发生的形式受到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欧洲文化的强烈影响。不过，这种决定性飞跃如果不是最早发生在欧洲，那么它肯定很快也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

关于现代性的诸种理论

我们如何能够解释这些令人吃惊的转型呢？关于现代革命的性质或者它的动因，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一个世纪的细致研究产生了大量关于尤其是欧洲和美洲现代历史的信息，但是关于现代性的产生还没有一种理论被普遍接受。除了缺乏一致的意见以及汗牛充栋的信息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以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革命之中。我们不知道它的整个范围何在，也许在未来几个世纪之后才会弄清楚，从公元2000年转型才刚刚开始。甚至我们对现代革命下一个最宽泛的定义，这定义也许仍然会造成极大的误导。

像目前这样一本书不能“解决”现代化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试图从大历史的范围，从21世纪初期的观点，来看一看这场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以下的论证有任何与众不同，那就是我们将现代革命置于人类甚至地球历史的大范围内加以考察，而不是仅仅将它当作最近几个世纪尤其是在世界某个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它的视野因而是全球性的——这个特点将使我们的论证与其他大量叙事有所不同。关于现代革命的叙事经常是从一个（通常欲语还休）的假设开始的，这个假设就是现代化是由欧洲社会创造出来的，因此，这便意味着解释现代化就是要考察欧洲的历史。不幸的是，当我们为检验这些论证是否真正有效而进行比较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所谓欧洲“例外论”的假设是令人沮丧的。[28]正如我所论证的，如果现代化是一个全球现象，那么欧洲中心论的研究就必然会误导我们。最近，对于世界历史感兴趣的历史学家试图把现代化看作一个全球性问题，要求进行全球性的解释。[29]下文所述并不忽视欧洲以及大西洋世界在现代革命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但是我们要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加以论述，并且聚焦在问题的全球性方面。

人口增长和创新速度

为了澄清试图解释现代革命所面临的某些问题，我将做一次方法论的冒险，从人口增长入手。我将论证，如果能够解释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惊人的人口爆炸，我们就能够解释现代革命的其他许多方面了。但是对人口增长的解释很快导致我们提出创新的问题。人口快速持续增长必然意味着创新速度的递增。因此创新速度的变化必然是解释现代革命的一个关键。正如乔尔·莫吉尔所论，“技术的变化……说明了持续的增长。不是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而是造成了经济增长。”[30]

于是问题就要解释何以会有如此急剧的全球创新。我们已经看到，迅速增长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在集体知识的概念上，所以现代革命实际上表现为过去200年集体知识形成速度的急剧变化。正如丹尼尔·赫德里克（Daniel Hedrick）写到的：“知识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因，也是经济增长的后果，在过去200年里，信息工业是技术变化速度增加的主要动因。[31]”我们已经看到，从前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某种手段促进或者延缓了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交换网络的规模和方式以及在这个网络中交换的力度。这些手段还包括人口增长本身，人口增长不仅扩大了交换网络的规模，而且多少温和地推动了人口密度较大地区生产力的提高。在农耕文明时代，国家和商业交流乃是创新的新源泉。但是它们也会妨碍增长，因为人口增加社会压力，导致疾病传播。最终这些压力即使综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也根本不能产生足够迅速的创新速度来适应潜在的人口增长速度。因而周期性的灾荒和马尔萨斯式的循环决定了在农耕文明时代的历史的基本节奏。

过去200年中创新的最惊人特点就是，至少在某些时间里，生产力水平迅速而持续增长，以至于能够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有时甚至还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事实上，正如我们以后还会看到的，现代历史的巨大节奏，不是受到由于生产力不足而造成的马尔萨斯循环的制约，而是受到由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商业循环的制约。当然，确有许多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灾荒发生，但是在全球范围内，食品生产与人口增长基本保持了同步，这正是人口增长何以如此迅速的原因所在。食品生产如此，其他领域产品的生产也是如此，从衣物和住房到消费品到能源和武器，莫不如此。因此我们就要解释，集体知识、创新速度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全球性同步增长是如何可能的。

某些可能的原动力

我们可以把已有对现代革命进行解释中提出的一些有关原动力的选项逐一加以梳理。关于现代革命的学术争论的丰富传统，给我们提供了若干个颇有说服力的选项。[32]通常这些原动力将欧洲推入现代世界，但是原则上，它们也同样适用于全球范围。

人口论 人口理论［经常与伊斯特·波斯鲁普（Ester Boserup）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主要是用人口压力来解释创新的增长。[33]我们看到，人口增长产生的压力改变了整个农业时代。诚然，当人口增长与逐渐增长的商业化过程共同发生作用时，它有时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增加需求，从而成为一种刺激力量。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木材用作燃料、住房和制造业的需求增加，造成乱砍滥伐，反过来形成压力，要去寻找更好的方法使用其他替代燃料。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一些重大发明，包括燃煤蒸汽机和使用煤炭而非木材冶铁的方法，可以说正是对这种压力的回应。

尽管如此，对于现代世界创新增长的突然加速，人口压力只能解释其中一部分原因。问题是人口压力经常未能产生必要的创新，因此人们不是挨饿就是将就着过。毕竟英国不是唯一缺少木材的国家——在其他地方，例如中国，[34]这个问题可能糟糕。需求并非总是发明之母。

地理论 地理论则主要利用特殊的地理因素来解释创新速度的增加。例如，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之所以用煤替代木材是因为那种燃料蕴藏丰富，开采方便。在E. A. 里格利笔下，这些观察被用于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强调以“偶然”的地理因素来解释欧洲在现代革命中所起的作用。[35]这些理论家指出，世界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生产力和商业化水平高；所以或许偶然的地理位置，诸如煤的蕴藏地点或者美洲相对较近，最能够解释欧洲与例如19和20世纪的中国不同的发展轨迹。

这类地理因素无疑是重要的，而且它们在下文的说明中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它们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是因为它们早就存在那里了。变化的机会并不确保变化一定会发生。实际上，英国的冶铁工在亚伯拉罕·达尔比（Abraham Darby）于18世纪向他们示范如何炼焦之前几乎两个世纪就试图开始使用煤了。正如莫吉尔所论证的那样，这类地理因素可以形成变化，但是它们根本上不能成为变化的原因。[36]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诸如煤的开采这类地理因素会突然开始被有效地利用，这种想法促使我们在现代工业社会学术的、经济的或者社会的历史中寻找与众不同的因素。

观念论 第三类理论可以称之为观念论。它们论证到，创新的速度受到不同思维方式影响。此类理论中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把现代革命解释为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新发明浪潮。T. S. 阿什顿（Ashton）在概括这个问题的典型的学院式研究时，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做了漫画式的描写，“大约在1760年有一波小机械横扫了欧洲”。[37]当然，在简单的意义上，这些理论是正确的。创新的数量增长着，每一种发明创造都有助于普遍提高生产力。但是这类研究即使包括阿什顿本人的论述[38]在内的非常成熟的成果也会引起争论，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创新速度居然会如此之高、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创造发明、为什么对于更多的生产或者提高效益的技术和物质技能那么兴趣盎然，以及为什么总是在彼时彼地。

精致的观念论者假设，思维方式和思维态度发生的深刻变化，刺激了新的商业和技术方法的产生。这种研究思路（其始作俑者后来至少部分撤回了他的观点）中最著名的例证就是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思想与资本主义之间联系的论著，该书发表于1904—1905年。他论证到，与天主教有所不同，新教形成了一种努力工作、储蓄和理性思考的新伦理，促使实业家以一种新的方式勤俭节约和努力创新。[39]但是这些理论是很难站住脚的。宗教不是铁板一块：就像一切思想体系一样，它们是复合型的、多元化的、可塑的，足以适应许多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佛教、伊斯兰教、儒教甚至天主教都至少部分鼓励某些韦伯生拉硬扯到新教和资本主义里面去的道德品质。（部分对于实业家而言的）“自由”经常被认为是创新的一个重要动因，也是“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对于这些论证而言，问题是要解释这些特殊的因素为什么以及怎样突然变得如此突出呢。[40]即使最精致的观念论者也难以解释在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立场变化。如果是新教导致了科学或者理性思考或者现代化，那么又是什么导致新教产生的呢？立场的变化当然是对创新速度的提高作了部分解释，但是它们只不过是某种更为深刻原因的表现而已，而不是造成这种变化的唯一动力。

商业论 第四类理论着重强调商业交换的作用。经济史家研究了追溯到至少亚当·斯密著作的传统，突出了逐渐扩张的商业交换的作用。斯密论证到，创新的速度与商业化水平直接相关。他在《国富论》第一章写道：“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生产中技能、熟巧和判断力的进一步完善看来都是分工的结果。”换言之，逐渐增加的分工提高了生产力。但是斯密解释逐渐增加的分工本身是由于市场兴起造成的。他在第二章开篇写道，“给人类带来许许多多好处的劳动分工并不是源于一个能预见到分工将能带来普遍富裕的人类智能的产物，它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倾向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而渐进的。当然人类天性中的这种倾向并没有预见到会有如此之大的实用性。这种倾向就是要求物物交换，以物易物，相互交易。”[41]随着交换网络的扩大，廉价的外来商品将会降低本地商品生产者比较昂贵的价格，迫使他们或者做更加细致的分工，以便组织更加有效的生产，或者着重其他他们能够更加有效生产的产品。正是通过这种办法，庞大的交换网络确保了最有生产效率的方法很快地被投入实际运用。除此之外，凡是在市场规模庞大的地方，人们能够进行更为细致的分工，因为他们有足够消费者购买他们专门的产品（参见图11.2）。《国富论》第三章解释了市场与劳动分工，用了一个标题：“劳动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换句话说，逐渐增加的交换网络刺激了分工，而分工又刺激了生产技术的创新——这种增长的类型我们称之为斯密式的。[42]

图11.2 18世纪的大头针工厂

亚当·斯密曾用这种大头针工厂作为例子，说明劳工分工的优势。选自乔尔·莫吉尔的《财富的杠杆：技术创造和经济发展》（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8页：原图载热内——安托万·菲尔肖·德·雷姆尔（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大头针制作法》（1762年）

正如前一章所论，在贸易网络的扩张、日益细化的分工以及日益增长的创新速度之间显而易见存在深刻的联系。大致而言，商业行为（亦即通过相对两相情愿而非强买强卖的方式的交换形成的岁入）所激发出来的创新要比收取贡赋（亦即以威胁手段为主形成的岁入）为多，因为所产生的商业收入是在高效率状态中形成的，而武力威胁是无法产生这种效率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条规律也有许多例外；收取贡赋者有时会对高效率的创新深感兴趣，而商人也未必心甘情愿地放弃武力。此外，大多数前现代国家表明，作为一条普遍规律，在农耕文明里，收取贡赋所形成的财富比商业交换更多，所形成的权力更大。这种差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乍一看好像是一团迷雾的东西：虽然商业网络与农耕文明同样历史悠久，但是它们对创新的作用在过去两三百年之前是极为有限的。那么，为什么到了现代贸易会突然变得如此重要呢？是否贸易达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了呢？如果是，我们能否对此加以描述呢？或者说，在这种重要性中，还有没有其他因素突然加入进来了呢？为了解释现代化，我们必须解释市场在最近数百年里如何以及为什么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有一种众所周知的研究理路（经常与现代化的商业论有关）论证到，欧洲通常是商业化的，欧洲市场通常也是充满活力的。这一类论证的困难在于最近的研究也表明，早在18世纪末，商业化，甚至整个生产力，在中国、日本、北印度以及欧洲都大致相当，不过只有大西洋地区的创新速度在19世纪开始迅速增长。最近，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研究指出，亚洲经济拥有庞大人口，直到1750年甚至1800年都是最大、最有生产效率的经济。实际上，他主张中国人均收入到1800年一直高于欧洲。[43]

社会结构论 尽管如此，贬低欧洲例外论的做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难以解释19世纪以来这些地区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自卡尔·马克思时代以来就有一个起到很大作用的答案，那就是，即使从斯密的观点看西欧并没有自1800年起就脱颖而出；从制度和社会的观点看，欧洲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这个观点就是典型的第五种研究理路，解释了创新速度何以突飞猛进。社会结构论认为，不同的社会结构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创新速度。大体而言，他们试图解释商业促进生产的能力是如何随着强大的社会团体依赖于商业而不是其他不同类型的贡物交换而发生变化的。在前几章里，我引用过这一类论证来证明为什么在亲族社会里创新速度十分低下，为什么纳贡国家的结构固然刺激了创新，但不是野心太大就是犹豫不决。以社会结构解释现代化必须证明，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会给创新带来强有力的刺激。这些理论应主要归功于马克思，他诉诸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极其正式的论证方法论证，资本主义特有的普遍交换极大地促进了一种全新的、特别强大的技术发明，他对这种增长做了极为详尽的分析。后来埃里克·沃尔夫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框架加以修正而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44]

马克思的思想如今已不再时髦，事实上有些人宣称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驳倒”了，而且其中许多内容今天理所当然已经过时。然而，就像安东尼·吉登斯一样，我相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仍然是试图处理18世纪以来横扫世界的大量转型的必不可少的核心思想”。[45]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形成一种社会，其中一定的生活方式和技术与一定的社会结构相互关联。我们已经运用了埃里克·沃尔夫的亲族社会和收取贡赋的生产模式。在这里，我们必须更加近距离地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一理想类型，它有三种主要因素：（1）一个由实业家或“资本家”所组成的统治阶级，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即资本），并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商业利润以维持他们的精英生活方式；（2）一个由人民所组成的阶级，与农民不同，他们没有从事生产的财产，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因此成为工资收入者或者“无产阶级”；以及（3）一个竞争市场通过市场力量而不是法律或人身强迫制约的商业交换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世界里，精英集团主要是由资本家构成的，其余的人则主要构成无产阶级，大多数的交换都是通过市场实现的。

确切地说，在这个世界里的财富分配比收取贡赋的世界还要不平衡，因为大多数无产阶级不直接拥有像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一般而言，财富的这种巨大落差正好说明了资本主义引人注目的动力，正如太阳和围绕它的空间之间巨大的温差促使了地球产生的复杂过程。资本主义极大的不平等，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资源主要不再是像收取贡赋的社会那样通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肉体暴力而转移的。相反，国家动用武力主要是为了维持法律和所有权的结构，以保护财产集中在某些人手里。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推动了财富有效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也矛盾地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国家必须比收取贡赋的世界要大得多、复杂得多。

为什么这样的结构能够刺激创新呢？主要的论点在于，社会的主要阶级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迫使他们要不断地、无休止地有所创新的环境里。就像生态变化促使物种在环境剧烈变化例如在冰川时期迅速进化一样，资本主义新的持续不断的社会生态变迁，迫使人类的一切阶级不断寻找更多的有生产效率的工作方式。通过这种途径，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导致了人类行为的新进化，推动了人类以革命的方式开发自身的创造力。

至此，马克思的论证与正统的经济学家开始有所不同。在实业家、竞争的市场以及雇佣劳动者构成的世界里，实业家和雇佣劳动者都必须从市场购买创新产品以维持生计。实业家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最成功的长远策略就是不断降低产品价格和销售价格，而要实施这样的战略就要在生产、运输和管理中引入各种降低价格的创新。就像人类诞生以前的进化一样，这个过程是无休止的，因为竞争者会迅速成功地复制这些创新，使得实业家的创新变得普遍化、经常化和高速化。

雇佣劳动者也不得不主动寻求改进生产的办法。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要与其他雇佣劳动者竞争。为了找到购买他们劳动力的买主，雇佣劳动者必须提供比他们潜在的竞争者更加具有生产效率而价格低廉的劳动。在这里，竞争的棘轮效应确保了劳动的生产效能逐步推进。这些规则解释了一个奇特的悖论，也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鞭子”——失业的威胁——远比奴隶和苦役鞭子还要有效得多。奴隶主不能让他们的奴隶和苦役饿死，不过也无意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这样的制度不能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性。然而资本主义的雇主并不占有他们的工人，不需要保护他们免于饥寒交迫。事实上，他们普遍将失业或者贫困看作对工人勤奋工作的一种有益鞭策。所以工人就有义务确保他们的劳动有足够的生产效率，足以让雇主来购买。通过这样的方法，经济的鞭子能够刺激真正的甚至创造性的自我节制，而管家的鞭笞只会产生不情愿的服从。资本主义产生了一条纪律，以一种从前收取贡赋的社会特有的直截了当的、野蛮的方法所无法具备的力量触及了雇佣劳动者的理智、心灵以及身体。仿佛是资本主义的结构迫使人们在大脑里面安装新的软件。或者，用一个不大严格的比喻，仿佛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把全新的动力和意义［或者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话说，“文化基因”］注入了人们的头脑里去了。[46]

这是一种创新永不止息的社会的模型，因为社会的两大主要阶级发现自己都被绑在了提高生产效能这个无情的踏车上面。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理论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解释现代社会如何以及为什么开始符合这样一种理想的模型，我们就能够着手解释现代革命了。

但是，在这里，还是存在困难。最近的研究表明，似乎难以将资本主义的欧洲和非资本主义的中国和印度区分开来。在东亚大部分地区，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十分普遍。实际上，彭慕兰和王国斌的充分研究已经证明，中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十分接近，以至于不可能简单地用欧洲的资本主义水平更高来解释工业革命。[47]事实上，两者的相似性之大以至于两位作者留给我们的印象表明，就现代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加速增长这个问题而言，其动力似乎只有一些偶然的差别，诸如煤的分布等。

在下面两章里，我将试图继续对现代的创新速度做出解释，这种解释产生了上述许多理论，不过还可以再加上一个。

交换网络的规模和协同作用我在第7章曾经论证，在普遍范围内，创新速度是信息网络的规模和差异所造成的。换言之，相互作用的规模和种类可能是改变创新速度的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在第12、13章里，我将论证，在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信息交换的规模，甚至更重要的是信息交换的种类突然增加，可能极大地刺激了集体知识的增加，尤其是在这些交换最集中、差异最大的枢纽地区。但是我将把这种假设综合进过去学术著作中用于论证现代化之原动力的各种论证中去。首先，我将总体上描述某些导致创新速度加快的因素。其次，我将解释为什么创新速度的提高会首先明显出现在欧洲。预先概括性考察一下这个论证也许不无裨益。

对于创新速度提高的全球性解释

积累 尤其是在非洲—欧亚地区，过去数千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好几个地区，在这些地区发生的创新在农耕文明时代收取贡赋的社会结构里已经尽可能地传播得很远了。到18世纪，这些地区有中国、日本、部分印度和部分西欧地区。[48]

交换网络的扩大 16世纪以来创造的全球性交换体系突然地并且是决定性地引爆了集体知识和商业化的全球化过程。扩大了的信息交换网络开启了新的创新可能性，有助于冲击世界人口高度集中地区技术的上限。由于这样的变化，所交换的信息的数量和种类剧增，传播的速度剧增，导致全世界各社会所能汲取的知识库产生惊人的增长。增长的商业交换提升了商业行为，由此也加速了从斯密和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论述所常见的创新过程。

关于欧洲在现代化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种关于交换的新地志学 少数社会在地理上得益于集体知识的全球性突然增加。信息交换的全球体系的出现，改变了大规模交换网络的地志学。一度处在亚非交换网络边缘的欧亚板块的大西洋沿岸，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全新的全球化交换体系的中心。欧洲，接着是北美大西洋沿岸成为第一个新世界体系的中心，即使这个体系的重心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印度和中国。交换的数量仍以东亚为最多，直到19世纪，但是大量的思想、货品、财富以及技术开始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流动。[49]这种地志学的重组令西欧在商业上和学术上都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与此同时，在数千年来一直作为欧亚交流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在这个新的全球交流体系的中心了。在全球交换网络中的这些急剧变化给欧洲带来了巨大优势。[50]由是观之，现代化不是某种开始于欧洲而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相反，它是全球化过程的产物，这一全球化过程使得以大西洋为界的国家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欧洲的预适应 但是为什么欧洲能够如此完美地利用这些预想不到的优势呢？因为欧洲本身处在这个新出现的世界体系和高度商业化的中心。欧洲的优势不仅是一种地理学上的幸运问题。相反，西欧社会在十分重要的意义上预适应了利用新的全球化交换体系所创造的机遇。西欧许多地区社会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结构帮助欧洲利用了与全球交换网络一同出现的新交换体系，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将回到大家比较熟悉的关于欧洲历史某些重要特征的论证上来。正如王国斌在对中国和西欧的早期现代化阶段进行重要的比较研究时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创造工业化，欧洲政治经济学也没有故意设计一套方案去推行工业化。相反，欧洲政治经济学创造了一套制度，一旦工业化出现就能推动它发展。”[51]

本章小结

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里，世界已经发生了转型。运用本章所描述的策略来解释这种转变将是下面两章的任务。我将集中精力于人口增长，希望通过成功地解释现代社会令人震惊的人口增长，帮助我们澄清现代化的许多方面。这样的论述将会解释人类为什么以及如何学会从自然环境攫取巨大的资源以养活数以亿计的人口。这就意味着要解释现代世界所特有的创新和生产能力的惊人增长。

关于创新的革命性增长这个对现代革命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每种解释都着重于说明某个不同的原动力——人口压力、地理因素、变化的观念、市场和交换网络的扩张、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在以下数章对于现代化的解释中将用到这些因素，但是主要关注的是关于交换网络的地志学变迁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将论证，一个全球交换网络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全世界的商业活动和生态学创新。全球信息网络中的信息交换范围的扩大，极大地提高了生态创新的速度，而增长的商业交换则加快了斯密和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化创新。在全球化体系中，欧洲迅速成为一个新的枢纽地区，因而得天独厚地利用了这个新全球体系所创造的巨大商业机遇。但是我还将论证，欧洲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有助于它利用在新全球化交换网络中所处的有利位置。

延伸阅读

J. L.安德森（Anderson）《关于长时段经济变迁的解释》（1991年）是一部有用著作，介绍了各种理论文献。最近的重要作品有，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比较批判》（第2版，1995年）；乔尔·莫吉尔，《财富的杠杆》（1990年）以及E. A.里格利，《连续性、机遇和变化》（1988年）和《民族、城市和财富》（1987年）。E. L.琼斯（Jones）的《欧洲奇迹》（1987年）和《增长再现》（1988年）堪称经典，引发了大量关于现代世界的讨论。安德烈·贡德·法兰克的《白银资本》（1998年）、彭慕兰的《大分流》（2000）以及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1997年）有力地提醒我们，1800年以前欧洲的落后和衰落，因而将现代化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各种流行一时的理论都贬值了。这些著作证明，现代革命乃是全球进程的产物。玛格丽特·雅各布的《科学革命的文化意义》（1998）对于强调科学革命在解释欧洲现代化兴起的重要性，具有很大影响力；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1992年修订本）对欧洲国际体系做了最为充分概述。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年）让我们想到那些没有国家结构的民族在现代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除了这些著作之外，还有大量文献涉及到“现代世界的兴起”的各个方面，我们在最后两章列出了其中一部分。

[1]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评》的第2卷（剑桥：政治群体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2] 此种转型对地球的影响，约翰·R. 麦克尼尔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参见所著《太阳底下的新鲜事》。

[3]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24—72页。公元1000年的类似的世界之旅，参加约翰·曼（John Mann）所著《1000年的世界地图》（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

[4] 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71页。

[5] 布里安·M. 法甘：《地球上的人类：世界史前史导论》，第10版（上桑德河，新泽西：普伦蒂斯——霍尔2001），第362页。

[6] 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42页。

[7] 迈克尔·D. 科伊：《墨西哥：从奥尔梅克人到阿兹特克人》，第4版，（伦敦：泰晤士和赫德孙，1944年），第158页。

[8] 关于游牧文化，托马斯·J. 巴尔费尔德的《另类的游牧民族》（恩格乌德·克利夫斯，新泽西：普林蒂斯——霍尔，1993年）以及安纳托利·M. 哈扎诺夫（Anatoly M. Khazanov）的《游牧民族和外部世界》，朱利娅·克鲁肯登（Julia Crookenden）翻译，第2版（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4年），都做了极好的论述。

[9] 伪希波克拉底，《空气、水、土地》，转引自G. E. R. 劳埃德（Lloyd）、J. 查德威克（Chadwick）和W. N. 曼（Mann）翻译并作序的《希波克拉底作品集》（哈蒙斯沃思：企鹅出版社，1978），第163页。

[10] 参见大卫·克里斯蒂安：《俄罗斯、中亚和蒙古史》，第1卷，《从史前时期到蒙古帝国的内陆欧亚》（牛津：布莱克威尔，1998年）

[11] 克里斯蒂安：《俄罗斯、中亚和蒙古史》，第1卷，第85—94页，第149—157页；尼古拉·迪·科斯莫（Nicola di Cosmmo），《中亚史上国家的形成和消长》，载于《世界史杂志》，第10卷，（1999年）第1号，第1—40页。

[12] 这位公使的文字转引自特伦斯·阿姆斯特朗（Terence Armstrong）：《俄罗斯的北方居民》（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第36页；参见詹姆斯·福赛斯（James Forsyth）出色的西伯利亚史著作，《西伯利亚各民族史：俄罗斯北方的亚洲殖民地（1581—199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尤其是第10—16页。

[13] 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65页。

[14] 艾伦·W. 约翰逊和蒂莫西·厄尔：《人类社会的进化》第2版（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第9页。

[15] 林恩·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微观世界：微生物进化40亿年》，第228页。

[16] 卡罗·M. 奇波拉：《世界人口的进化史》，第6版（哈蒙斯沃思：企鹅出版社，1974年），第114—115页。

[17] 戴维·兰德斯：《被解缚的普罗米修斯：西欧1750年至今的技术变迁和工业发展》（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6页。

[18] 乔尔·莫吉尔：《财富的杠杆：技术创造和经济发展》（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9页。

[19] E. A. 里格利（E. A. Wrigley）：《连续性、偶然性和变化：英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4—55页。

[20] 约翰·R. 麦克尼尔：《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第14—15页；参见第6章。

[21] 约翰·R. 麦克尼尔：《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第15页。

[22] 保罗·拜洛赫：《城市和经济发展：从历史的黎明时分到当代》（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13页。

[23] 关于钟表计时的兴起，在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著、埃德蒙·约福克特（Edmund Jephcott）翻译的《时间论》（牛津：布莱克韦尔，1992年）中做了极好的分析；埃利亚斯论证到，为了协调相互依赖的日益复杂的网络是现代时间计划的直接和普遍使用的最基本的动因。

[24]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修订版（剑桥，麻省：布莱克韦尔，1992年），第69页；正如蒂利所指出的，对于现代国家垄断暴力工具而言，美国至今仍是部分例外（第68页）。

[25] 诺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1卷，《言谈举止的历史》，埃德蒙·约福克特翻译（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78年），第186页。

[26] 戴维·考特莱特：《习惯的力量：毒品和现代世界的形成》（坎布里奇，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年）。

[27] 关于地域感，参见托尼·斯旺（Tony Swain）在《陌生人的地域：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有丰富的令人浮想联翩的叙述。

[28] 最近有一些历史学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比较研究：参见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7年）、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以及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出色研究。亦可参见罗伯特·B. 马克斯（Robert B. Marks）在《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兰哈姆，MD：罗曼和里特费尔德，2002年）对于这些论战所做的概述。

[29] 这些关于现代化的论战在克雷格·洛克哈德（Craig Lockard）的《全球历史学家和巨大的分歧》，载于《世界史学报》，第17卷，第1号（2000秋）：第17页，第32—34页做了一个扼要的概括。

[30] 乔尔·莫吉尔：《财富的杠杆》，第148页。

[31] 丹尼尔·赫德里克，《技术变化》，载于《人类行为造成的地球变化：过去300年生物圈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变化》，B. L. 特纳二世等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9页。

[32] 在J.L. 安德森（Anderson）所著《关于长时段经济变迁的解释》（巴辛斯托克：麦克米伦，1991年）中对于各种增长理论有一个很精彩的概述；亦可参见莫吉尔《财富的杠杆》，第7章（“理解技术进步”）的概述。

[33] 例如参见，伊斯特·波斯鲁普：《人口与技术》（牛津：布莱克韦尔，1981年）。

[34] 可是中国木材短缺不像英国那样严重；参见彭慕兰：《大分流》，第220—236页。

[35] 在里格利的《连续性、偶然性和变化》，以及彭慕兰的《大分流》中都特别强调煤的重要性；地理因素参见E. L. 琼斯（Jones）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欧洲奇迹：欧亚历史上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第2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反复发生的增长：世界史上的经济变化》（牛津：克来雷顿，1988年）。

[36] 莫吉尔：《财富的杠杆》，第162页。

[37] 参见加里·霍克（Gary Hawke）《工业革命再解释》，载于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和罗兰·基诺（Roland Quinault）主编《工业革命和英国社会（1760—183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5页。所引T. S. 阿什顿的原话。

[38] 参见阿什顿：《工业革命，1763—1830》（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

[39]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塔尔科特·帕森斯译，（1930年；纽约：斯科利纳斯重印，1958年）。

[40] 最近玛格丽特·雅各布就观念是现代革命的重要推动力的论证，重新加以细致的研究，参见所著《科学文化与工业化西方的形成》（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我在第12章援用了雅各布的论证。

[41]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5版，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编（纽约：现代书屋，1937年），第1页，第3页。

[42] 参见莫吉尔：《财富的杠杆》，第5页：“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可以称之为斯密式的增长。”

[43] 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73页，第166页。关于中国生产力水平，亦可参见彭慕兰《大分流》，以及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关于论证欧洲经济从15世纪以来的优越性的不同观点，参见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观》（巴黎：OECD, 2001年）。

[44] 参见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3章。

[45] 安东尼·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2版（巴辛斯托克：麦克米伦，1995年），第1页。我引用的这段文字不仅与吉登斯对马克思的批判相符节，而且与他想拯救他认为马克思仍然有价值的地方相符节。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也论证说，如果加以解冻并且更加变通的细致的方式加以研究，马克思关于社会的模型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仍然是有价值的；参见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载于《论历史》，沙拉·马修翻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51页。

[46] 丹尼尔·C. 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意识详解》（伦敦：企鹅出版社，1993年），第204页，提到文化基因是一种实体，入侵人的大脑，很像寄生虫。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版，套用了这个术语，指任何理智的或文化的信息可以通过模仿从一个人转移到另外一个人那里。“文化基因”的思想被广泛运用以至于在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文化基因的机器》（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看出它的局限性。

[47] 彭慕兰：《大分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48] 关于这个积累过程的论证，参见彭慕兰：《大分流》。

[49] 这个新中心的经济史的最佳论述仍为拉尔夫·戴维（Ralph David）的《大西洋经济的兴起》（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3年）。

[50] 与马克思一样，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强调全球交换的地志学变化的经济学意义：“资本集中在这样一个巨大汇聚点上，其节点链接通往各大陆的道路，可以在机械、劳动力培训以及大片的居住区进行投资，形成新的附加值的制造业”［谢拉特，《激活大叙事：考古学和长远变化》，载于《欧洲考古学杂志》，第3卷，第1号（1995年）：第21页］。这些论证是重要的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新的信息网络在帮助解释变化的创新速度方面也许同样重要。

[51]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