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概要

秦统一中国 \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东汉（公元25—220年）及其后时期（220—589年）

汉代思想与宗教 \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最早的帝国

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其文化、语言和地域的连续性。商、周的中心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或其支流渭河流域，中国最早帝国（秦、汉）的都城也位于同一地区。北方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在日后一以贯之，延续至今。假如西方文明经历了同样的延续，其演进过程就会是从尼罗河谷的底比斯到尼罗河畔的雅典，尼罗河畔的罗马，及后来陆续形成的尼罗河上的巴黎、伦敦和柏林，这些文明中心都使用埃及语，书写埃及象形文字。

然而，历史上众多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中国是静止不变的。公元前3世纪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即类似于西方封建制的旧式西周诸侯国分封制被中央集权官僚政府所取代。新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起了北接草原、南至越南的庞大帝国。

中国最早的帝国的历史由三个部分组成：秦、西汉和东汉。英语中的“China”一词，就来自“秦”的音译。秦在公元前256年推翻了东周天子的统治，并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在重塑中国的过程中，秦王朝用力过猛，以至于过度扩张，在统一后仅仅延续了一代就分崩离析。继之而起的西汉和东汉则各自延续了约两百年。西汉由刘邦建立，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8年；东汉由西汉皇族后裔刘秀建立，从公元25年到220年。尽管两汉几乎前后相连，并且在制度和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但历史学家通常将它们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时期。两汉对中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中国的主要民族仍自称为“汉族”，以与蒙古族、满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区别，其文字则被称为“汉字”。

秦统一中国

东周晚期（战国）诸侯中，秦国的势力最强。秦国位于中国西北的渭河流域，这一位置具有战略意义，一千年前周朝正是从这一地区开始了扩张。此地以山脉为屏障，有道路通向黄河平原，易守难攻，并有利于起兵攻伐他国。秦国的农业经济繁荣，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足以灌溉成都平原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以此养活全国500万人口。公元前4世纪晚期，秦国攻占了今天四川的一部分地区，乃当时中国土地最为肥沃的地区之一。有来访者称秦国人淳朴、顺从。秦国尊崇法家政治，通过法家实行的新政来富国强兵。尽管秦国法律严峻，其他各地的很多农民因其社会稳定、秩序井然，纷纷迁居秦国。秦国半数疆土为诸游牧民族所环绕，常常遭受其侵扰。秦军在与游牧民族的连年战争中得到锻炼，日益壮大，并学到了一些游牧民族的作战技巧，比如在公元前4世纪时，秦军中出现了骑兵。其他诸国认为秦国文化粗俗，但对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则望而生畏。

公元前246年，秦国年仅13岁的新君嬴政继位，他在日后一统中国。史料中关于这位秦王的记载大相径庭：一方面，他精力充沛，聪敏智慧，行事果决；另一方面，则是难以捉摸、疑神疑鬼，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酷残忍。有一次，秦始皇看到丞相李斯出行的随从车马众多，很不高兴。有人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李斯，李斯赶紧减少了车马数量。皇帝发现后，知道身边有人向李斯通风报信，勃然大怒。经讯问，当时身边的随从无人认罪，于是他就把当天身边的随从全部下狱处死了。1

秦王的独裁专断人尽皆知，但朝臣们也称赞他善于听取意见。公元前232年秦王27岁时，秦国开始了灭六国的征伐。公元前221年，在完成统一大业后，秦王为了彰显自己高于此前所有诸侯国君的功业，令群臣商议尊号，取传说中代表神的“皇”字和上古帝王的“帝”字，组合成“皇帝”一词（英语译为emperor），自称为“始皇帝”。随后，在群臣辅佐下，秦始皇将在秦国卓有成效的变法推广至全国。此后直至他去世（公元前210年）的11年间，秦始皇治下的帝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征服了中国北方诸国和长江流域的“华夏之地”后，秦始皇的军队继续开疆拓土。秦军向南进发到了红河盆地北部边界、今属越南的地区，也到达了中国东南沿海、今天广州一带。秦军在北部和西北边界与游牧民族匈奴作战，匈奴人讲阿尔泰语，以部落联盟为组织形式。此前，中国北部边界的诸侯国修建了长城来防御这些游牧民族的骑兵入侵，秦始皇下令将既有的多段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东起太平洋、西至中亚，绵延2 000多公里的长城。（与此相较，罗马人在英格兰修建的同样用于防御的哈德良长城，长度是120公里。）秦为修建长城征用了大量劳力，死于劳役的人不计其数——有记载是10万人，也有说法是多达100万人。在修建长城的劳力中，包括“治狱吏不直者”，即一些办理案件时枉法的官吏。

秦朝最重要的改革是建立了管辖全国的中央集权政府。秦始皇的心腹、时任廷尉的李斯把秦国的官僚体系推广到了新收服的地区。他将全国分为四十个郡，每郡又分为若干县，县向郡负责，郡向中央政府负责。政府选贤任能。在治理上采取法治而非人治，庶民和贵族都需要遵守国家法律，所有人都必须缴纳赋税。这套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颠覆了周朝诸侯分管各地的分封制。同时，为了使地方政府顺利运行，秦朝迫使被征服各国的贵族离开故土，迁徙到都城咸阳，在今西安附近。他们住在渭河岸边，对岸就能望见秦始皇宏伟的宫殿。

秦始皇还实行了其他改革措施以巩固国家的统一：修建以都城咸阳为中心通向各地的驰道，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以取代之前流行的多种文字，统一车轨。思想也不可避免被统一，受到钳制。秦始皇及其朝臣尊崇法家，开展了一场思想清理运动，这使他们遭到后人的口诛笔伐。秦始皇下令搜集并焚毁儒家和其他学派的典籍，处决（活埋）了数百名反对法家思想的儒生。只有秦国的史书、农林种植、卜筮、医药之书等这些实用类书籍不在焚毁之列。丞相李斯认为，那些“以古非今者”应当处死。他特别指出《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会惑乱百姓，私藏者当论罪处置。

现代历史学家质疑儒家史学家给予秦始皇的传统负面评价，他们指出秦始皇提倡道德，其中包含人道、正直、孝道等儒家价值观。秦朝法律虽严，但在运用时多考虑具体情形。他们还强调秦始皇对统一中国的贡献。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宫廷中阴谋四起，心怀嫉恨的宦官赵高（一说并非宦官）唆使昏聩的秦二世杀掉了李斯（李斯被施以“五刑”后，腰斩于市）。此后，朝中再无才智能与李斯相匹敌者。各地纷纷爆发起义，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秦朝在过短的时间内采取了过多变革措施，人民不堪重负。由于大兴土木，修建驰道、运河、长城，赋税十分沉重。人民痛恨征兵和徭役，贵族恼恨其地位丧失，商人地位低下并遭到盘剥，法家之外的各派学者遭到镇压。后世一位史学家写道：“被判刑者不计其数，因受刑被砍断手足的人在街上排成长列。上至王官显宦下至庶民，人人自危。”2最终，秦朝因其严刑峻法自食其果。为了避免回朝后遭到重罚，前往镇压起义的将领如果战败，干脆加入起义军。公元前206年，秦帝国土崩瓦解。

秦量

秦朝为统一全国量制而颁发的标准量器。外壁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阴文书刻，字体为小篆。

1974年，西安附近一位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兵马俑。随后，考古人员在发掘过程中先后发现了8 000多个兵马俑。目前，秦始皇陵尚未发掘，据史料记载，陵墓中绘制了天象、秦国地理，用铜铸成墙壁，灌入水银作为江河，还安装了由机关操纵的复合弓箭，如果有人闯入就会自动发射。陵墓周围是殉葬坑，大量马匹、贵族和囚犯为秦始皇陪葬。始皇帝原以为自己建立的王朝能延续万世。

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8年）

王朝兴替

中国的儒家史学家从统治时间较长的王朝中总结出一个规律，称之为“王朝兴替”。他们将王朝的兴替阐释为“天命”。这种兴替往往从内战开始，逐渐发展为军事上对中国的统一。实现统一是天赋王权的证明。开国之君通常精明强干，在巩固自身统治的过程中重建国家的和平与秩序，政治和谐，经济随之增长。王朝达到顶峰的标志是公共工程的兴盛、大刀阔斧的改革和积极的军事扩张。在这一阶段，中国看似十分强大，无可匹敌。然而，盛极则衰，扩张战争的巨大耗费和宫廷生活的日益奢靡，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王朝江河日下。皇帝的权力被削弱，朝中充斥着各种阴谋，中央控制力废弛，地方官员和军阀割据一方。最终，运河等公共工程年久失修，洪灾肆虐，瘟疫横行，叛乱爆发，王朝分崩离析。在儒家史学家眼中，亡国之君不仅在政治上羸弱无力，在道义上也罪有应得。

西汉早期

西汉王朝的前六十年是其王朝的早期阶段。秦朝灭亡后，众多起义首领中的一人控制了渭河盆地并逐步统一了中国。他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史称汉高祖。汉高祖出身布衣，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汉高祖建都长安，距周、秦都城不远。汉高祖和继任者有意避免劳民伤财的举措，以免使百姓联想起秦的专制暴政，重蹈秦朝覆辙，因此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巩固权力。他们废除了秦代的严酷刑罚，轻徭薄赋，国家政治安定，经济恢复，仓廪充实，积累了大量财富。后世史学家称赞汉初统治者是圣王典范。

汉武帝

西汉王朝的第二阶段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41年，16岁的武帝即位，开始了长达54年的统治时期。武帝为人果敢、孔武有力、聪颖，同时也迷信、多疑、报复心强，将个人专制推至登峰造极。

经过汉初几位帝王的恢复经济、休养生息，武帝即位时，国家经济已较为繁荣，武帝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经济新政。他下令修建了从黄河通达中国西北部的运河，连接中国北方的两大经济区。他在全国建立了“常平仓”，丰年收购盈余的粮食，在荒年低价卖出。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他向商人征税，降低钱币的币值，并开始出卖部分官职。武帝像秦朝一样实施国家垄断，将铜钱铸造及盐、铁、酒的生产经营等收归官有，那些通过经营这些商品且不纳税而积累起大量财富的商人因此受到打压。由于畏惧武帝，当时无人对国家垄断经营提出异议，但在武帝去世的几年后，朝中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

这一辩论史称“盐铁之议”，在后世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历史上常被称引。争论的一方是立场近似于法家的官员，认为国家应该占有盐铁经营的利益；另一方是儒家学者，认为这些物资应交由私营，因为参与经商会败坏官员的道德。编撰史书的儒生将儒家写成这场辩论中的胜者，但国家垄断经营成为后世中国财政中的常态。

汉武帝同时也开疆拓土，这是每个强大王朝的特征。汉朝的军队向南直抵今越南北部一带，中国在该地区的统治延续了千余年；向东北，在朝鲜北部驻扎，设立郡县进行统治，直到公元313年。

匈奴

汉王朝受到的主要威胁来自游牧民族匈奴，他们在北方建立起一个部落联盟或帝国。匈奴常常派骑射兵偷袭中国，并在汉朝军队出动前就逃之夭夭。为打击匈奴，汉武帝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在后世得到沿用。武帝推行“以夷制夷”，与靠近边境的游牧民族部落结盟，对抗更远的部落。结盟的部落可以与中国通商，接受授予的封号，并与汉朝和亲，即其首领迎娶汉朝公主。许多诗歌记载了这些远嫁草原的女子的悲苦。当商贸和封号都行不通时，汉武帝就采取武力手段。公元前129年到前119年，武帝几次派出十万余人的大军进入草原，击败位于蒙古南部的戈壁以南的匈奴势力。他随后派出七十余万人前往荒芜的河西走廊（大致位置是兰州到玉门）驻扎，将长城延伸修建到了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的玉门哨所，构建起以匈奴领地为中心、向西延伸的战略防线。从这里出发，中国的影响力扩散到了中亚绿洲，开启了丝绸之路，连接起长安和更为遥远的西方。

远嫁游牧民族的中国女性

这里选的第一首诗是刘细君《悲秋歌》。细君是西汉武帝时的一位公主，在公元前105年被汉武帝送往中亚游牧民族国家乌孙，嫁给乌孙国王。细君到达乌孙后，见到了年老体衰的丈夫。乌孙国王每年与细君相见一两次，一同饮酒。因语言不通，二人无法交流。第二首诗创作于几个世纪后，是唐代诗人杜甫《咏怀古迹》组诗的其中一首，这首诗是他在造访同样远嫁和亲的昭君的故乡村庄后写下的。

这两首诗中的女性命运表现了古代中国统治者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1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2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班昭《女诫》

班昭（公元45—116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班固的妹妹。《女诫》是她教导女性遵从道德的著作，在汉代广为流传。《卑弱》是其中一章，其他六章为《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

在中国社会的多种女性品格中，哪些可能是对这类道德说教的反应？班昭列出的女性品德更多地与性格弱点还是优点相关？

卑弱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

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

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女性地位

在孔子的教化中，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子是新的一家之主。家族血脉依男性的世系传递。女性结婚时，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和祖先，成为丈夫家族的一员。在缠足习俗流行的近一千年前，男性诗人傅玄（217—278年）写下了以下这首悲歌，名为“豫章行苦相篇”。

“离家”指结婚。这首诗中描绘的意象与西方诗歌中的有什么不同？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

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

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

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

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

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

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

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

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

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

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

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

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

莫高窟第323窟初唐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局部）

画面中甘泉宫内立二铜像，汉武帝正在对其焚香礼拜，榜题曰：“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凶奴，并获得二金（人），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以）为大神，常行拜褐时。”

明妃出塞图

选自明人仇英《人物故事图册》。此图描绘汉代王昭君远离故国，出塞和亲的故事。画中右边身着红袍者为匈奴使者，明妃坐驼车，装束误为唐式。远处平沙连绵，三五行人，一片前途渺茫的情景，烘托出了昭君的离愁别绪。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

1976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漆屏出土时有较完整的五块，图中所示为第一、二块，分四层，所画故事多出自东汉刘向所著《列女传》，第四层为班婕妤辞汉成帝同乘辇的故事。汉成帝在后宫游玩，想让班婕妤一同与他乘辇，但被班婕妤以明君身边应坐贤臣之语辞谢。后世便以“辞辇”作为称赞后妃之德的典故。

西汉的政治

汉朝建立后，起初实行分封制和郡县制共存的“郡国并行制”。西部地区划分为郡县，由中央直接管辖，东部地区分为十个半自治的诸侯国，分封给汉高祖起事过程中的亲信。汉朝实行这种类似于周代的“封建制”，既是时局所迫，也是为了昭示不同于暴虐的秦朝所实行的中央集权统治。但在汉王朝政权逐步稳固后，各诸侯国的异姓王均被皇室子弟所取代。中央将各诸侯国进一步划分成更小的单位，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到汉朝立国百年时，仅剩几个很小的诸侯国。尽管表面上与秦及其制度划清了界限，但汉朝实质上重建了秦的中央集权官僚统治。

汉代官员有等级之分，俸禄包括粮食、钱和丝帛。官位可通过捐纳或举荐获得，举荐称职人选是地方官吏的职责。据记载，东汉时期都城长安的太学有学生3万人。官吏队伍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时，已超过13万人——相对于当时已达6 000万的人口数来说，这一数字可能并不庞大。

汉代政府的法律体系开始部分儒家化，其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完成。汉高祖蔑视儒生，认为他们是迂腐的书呆子，有一次甚至向一顶儒生的帽子里撒尿。然而儒家学说证明了自己的用处，“天命说”为王朝兴替提供了道德基础。对古史记载的尊崇正符合国家需要。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官学的教学标准。到公元前135年，实际上几乎所有官员都已经接受了儒家的学说。人们认为儒家能塑造君子，使他们成为不依靠外界约束依然能保持正直的官吏，因为儒家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完成“修己”的过程，并且描绘了一幅由德才兼备的君子施行仁政的理想图景。诚然，人们并不打算用礼仪替代法律，但法律的阐释和运用日益被接受儒家教育的人所掌握。

汉代政治的一些特点在后世朝代中仍有体现。皇帝被称为“天子”，集权力于一身。一个强有力的成年皇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但如果皇帝自身软弱无力或在幼年即位，朝中就会有人争相以皇帝之名来篡取实际的统治权。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这种擅权摄政者分为四类：朝臣、太后、宦官和军事将领。

朝臣根据治理能力选任，构成官僚体系，并直接向皇帝提出治国理政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朝臣往往是除皇帝本人之外最有权势的群体，但他们的地位并不稳固，有时甚至岌岌可危。在为官生涯中，从未遭到罢黜或放逐的官员少之又少。汉武帝在位期间的七位丞相中，有五位都被他下令处决。

在皇帝的众多后妃中，未来皇位继承者的母亲被称为“太后”。太后的影响力有时在小皇帝成年后依然存在，但主要是在皇帝幼年时最为强大。例如，公元前195年，汉高祖驾崩，吕后成为她的儿子、新皇帝汉惠帝刘盈的摄政者。吕后在外戚的支持下，牢牢掌握了朝廷大权，除掉了一位对手（戚夫人及其子如意），而当汉惠帝即将成年时，吕后又杀掉了他，扶植他的幼子刘恭即位，以便继续摄政。吕后于公元前180年去世，反对吕后统治的皇族拥护者将吕氏外戚大肆屠戮。

西汉墓室壁画《迎宾拜谒图》

20世纪20年代前后，这幅壁画被从洛阳八里台汉墓中盗出，辗转流落国外，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壁画描绘了一幅极为生动传神的生活化场景：最左边的主人拱手而立，正与第一位客人寒暄，第二位客人默随其后，第三位客人则回头与第四位客人交谈。

宦官一般出身社会底层，在幼童时期被送入皇宫，净身后被派给后宫妃嫔作为侍从。因此，宦官有机会自未来的皇帝出生时起就陪伴其左右，成为其少年时期的亲信，并在他们即位后继续辅佐。皇帝常常依靠宦官来制衡朝臣，但在中国的史学家看来，宦官是贪婪的阉人，总是心怀鬼胎。

无论武将还是叛军，军事领袖经常成为开国的功勋。王朝发展到后期，地方军事将领往往割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脱离中央管辖，个别的甚至篡位夺权。然而，相较罗马等其他国家，武将在中国朝廷中的地位比较低。原因之一可能是武将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在声誉上不及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大费周章来防止武将割据一方。汉代的军事将领都是每逢战事临时任命，并且是两位将领一同任命，以便互相监督。

汉代和后世王朝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府职能有限。政府征收赋税，维持军队实力，执行法律，供养皇室，以及修建超出地方政府管辖权的公共设施。但在很多秩序井然、税收正常的地区，政府权力都掌握在地方贵族和大地主手中。这一模式并非中国独有，大多数前现代时期的政府，即使是官僚制的，也都浮于表面，难以深入地方社会实际事务，只能偶尔触及和干预地方社会的日常事务。

丝绸之路

在罗马，一种由中国丝绸制成的长袍深受广大女性的喜爱，但遭到道德说教者的痛斥。中国富人则觊觎罗马的玻璃和黄金制品。不过，当时还没有一支驼队能一路从长安远赴罗马。贵重的货物运送起来比人更容易，像接力一般在各国之间转运，从一个商业网络向下一个传递。

汉代及后世的丝绸之路路线，源自中国或中亚商人的贸易网络，从中国的都城伸展到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随后穿过环境恶劣的塔里木盆地，在中国驻军断断续续的保护下，穿过多个绿洲，到达喀什。从喀什开始，路线分为两条：北线途经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南线途经德黑兰、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最终都到达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提尔、安提俄克和君士坦丁堡，这些城市都与罗马有贸易往来。来自长安的货物只有一小部分到达罗马——这与罗马在西方贸易市场中的中心地位并不相称。而罗马商人委托运往东方的货物，也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能到达中国。

丝绸之路和另一条更远但也同样艰险的海上交通线路，表明当时的中国与其他各文明中心相距甚远。丝绸之路“旅程”要花费半年多时间才能完成，行程数千公里，而驼队常常一天只能行进约24公里。旅途艰险，气候极端，旅行者一路上要穿越沙漠和山路，历经寒冷、饥饿、沙暴的考验，还要防备不时出没的盗匪。

西汉马王堆帛画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是出殡时张举的一种铭旌，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汉初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成就，而且以神话与现实、想象与写实交织而成的诡异绚烂场景为构图，极具文化内涵。

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和近邻展开，出口商品主要包括丝绸、漆器、金属制品，以及稍晚出现的珠宝、麝香和大黄（游牧民族用作帮助消化的药品），进口货物则有供给军队的马匹、牛、羊、驴、玉（和田玉）、羊毛、药品、靛蓝和稀有动物。只有最珍贵的货物才能到达最远的国家，价值不菲、轻巧、便于携带的丝绸是最为理想的商品。罗马人和中国人对对方所在何处仅有极其模糊的概念，对彼此的文明更是一无所知。罗马人认为，丝绸是从植物上采摘下来的。

来自遥远市集的异国奇货给丝绸之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其真正的意义是作为交流的纽带。在更早的时代，中国可能从西亚引进了双轮马车、复合弓、小麦、驯化的马匹、马镫，甚至用模具铸造青铜的技艺也可能来自外国。中国的造纸、制铁、水车、耕牛用的牛轭和后来的指南针、火药等技术，则缓慢地传播到了西方，有时长达几个世纪。植物和农作物的种子和胚芽在东西方之间相互传播。东汉时期（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发生瘟疫，损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据说中国在四十年后也发生了瘟疫，造成了同样可怕的后果。公元14世纪时，腺鼠疫从中国西南部经蒙古帝国传到中亚、中东，最终到达欧洲，即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宗教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往东方：佛教在东汉晚期传入中国，伊斯兰教的传入则晚了几个世纪。

衰落与篡权

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在位的最后十年，国家在军事扩张上的花费远远超出了财政收入。他的继任者削减军费，放宽经济管制，减轻赋税。但在之后的几代，地方豪强地主开始运用他们在地方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来逃避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小地主和自由农民身上的税负日益沉重。公元前22年，国内多地相继爆发叛乱。朝廷的统治力也衰落了，接连几位皇帝都羸弱无力，各种阴谋诡计、派系斗争甚嚣尘上。即使朝臣也开始意识到，汉王朝已经丧失天祚，气数将尽。

当时朝中许多人拥护前朝皇后的侄子、辅政大臣王莽改朝换代，自立为皇帝。王莽为示对帝位并不渴求，先是三番五次拒绝，后于公元8年接受建议，即位为帝，改国号为“新”。王莽信奉儒家思想，根据古代经典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更多依赖新制度的建设而非道德革新。王莽恢复了上古封号，扩大了国家垄断经营的范围，废除私人家奴（当时人口中约有百分之一为私人家奴），向贫穷的农民发放贷款，抄没地主豪强的私有田产。

四神瓦当

出土于新莽时期长安宗庙建筑遗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守卫四方之神，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在汉代的壁画、瓦当和画像石中经常出现。

王莽的改制导致了多方人心疏离，商人憎恨国家垄断经营，大地主抵制国家强行没收田产。连老天都和王莽作对：黄河泛滥改道，摧毁了中国北方的灌溉系统。连年歉收造成饥荒。匈奴越过边境侵扰。公元18年，农民组织“赤眉军”发动起义。公元23年，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尸体被分而食之。王莽试图不依赖独立的军事力量，从一个腐朽王朝内部建立新王朝，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王莽死后，混战局面持续了两年多，直到公元25年，大地主出身的起义军首领刘秀在乱局中取胜。由于他是西汉皇族后裔，所以他建立的东汉王朝被后人看作是汉朝的“光复”。

东汉（公元25—220年） 及其后时期（220—589年）

公元1世纪

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将都城东迁至洛阳。在当朝和其后两朝，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实权，经济自由发展，农业和人口从战乱凋敝中渐渐恢复。到公元1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恢复了西汉鼎盛时期的繁荣。与西汉相比，东汉在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实现社会安定后，更早地开始了军事扩张。刘秀在位期间，东汉就收复了今中国南方和越南地区。匈奴内部的分裂给了东汉可乘之机，东汉在公元50年巩固了与南匈奴的同盟关系，公元89年，东汉将领窦宪率军队穿越戈壁滩，击败北匈奴。有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导致了北匈奴的迁徙，他们先是迁徙到了今俄罗斯南部的干草原地区，随后在公元5世纪进一步西迁到达欧洲，后被称为“阿提拉匈人”。公元97年，东汉将军甘英向西到达里海沿岸。中国在亚洲内陆的扩张和对通商政策的放宽，促进了驼队经塔里木盆地将中国丝绸送往伊朗、巴勒斯坦和罗马。

公元2世纪的衰落

公元88年以前，东汉的皇帝多精力充沛，此后则多无能而短命，外戚趁机大肆攫取财富。皇帝转而依靠宦官，宦官的权力常常压过朝臣。公元159年，皇帝利用宦官的计策，将太后灭族，出力的几位宦官权倾朝野。当朝臣和太学生对宦官专政提出抗议时，百余人被杀，另有千余人下狱。公元189—190年，军阀董卓废掉了当朝皇帝，另立新君，杀掉太后，并大肆屠杀宦官两千余人。宦官势力的剿灭打破了之前的平衡局面，本就在地方政治中势力强大、野心勃勃的武将，在朝廷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在乡村地区，自东汉建立时起就大权在握的大地主势力更为壮大。他们组建私人军队，把雇佣的农民变成农奴，凭借自身势力逃避赋税。大量自由农民为了避免沉重的税赋逃往南方，留下的自由农民的赋税和徭役更加沉重。很多农民加入了新道家宗教活动——东部的“黄巾军”和四川的“五斗米教”。这些宗教组织描绘的理想世界为农民提供了精神慰藉，并使农民有机会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行动。公元184年，宗教组织成员张角带领黄巾军发动起义。地方军阀将起义镇压，继续各自割据。公元220年，他们废掉了东汉的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

帝国瓦解后的时期

在汉王朝灭亡后的三个半世纪里，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局面中。有一段时期，三国鼎立，其间很多英雄和谋士的故事为说书人所津津乐道，妇孺皆知。日后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刻画了这段时期众多英雄人物的形象。

东汉铅绿釉陶楼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陶楼作为明器，主要流行于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按功能可分为望楼、仓楼和住宅楼三类。图中陶楼为望楼，仿木结构建筑，显示出汉代建筑技术已十分高超，可以建造多层超高建筑。望楼尤其流行于汉代的黄河流域，是豪强地主和军事实力的象征。

汉代之后的中国历史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大地主贵族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拥有大量田产、众多仆从、具备防御能力的庄园和私人军队，几乎不受地方政府管控。因为他们代理了地方政府的很多职权，所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后汉已经恢复了周代的分封制。二是在这几个世纪中，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发展大相径庭。

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几个羸弱的王朝，都城均位于南京。尽管这六个南方小国被称为王朝——中国历史上从220年到589年的这一时期因此被称为六朝——但它们其实是充斥着阴谋、篡位和政变的短命国家。六朝与北方诸国间战争不断，并始终提防军阀叛变。这一时期，南方的发展主要包括：经济持续增长，都城南京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吸收南方各少数民族，促进了社会和文化融合；北方人大量南迁；佛教传入并逐渐渗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

在北方，国家的形成与中国人和游牧民族的关系紧密相连。两汉时期，中国对草原地区的征伐最终促成了匈奴的半汉化及其与中国的合作，匈奴成为中国最北边的一道屏障——正如日耳曼诸部落扮演了罗马帝国爪牙的角色。但当中国诸国力量衰弱时，摇摆不定的游牧部落就打破盟约，与其他部落结盟，侵扰中国。北方众多的短命国家通常被称为“十六国”，其中之一由氐族入侵者建立。建立北方众国的民族中，多数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如鲜卑（蒙古人的前身）、拓跋（突厥人的前身）和柔然（后来前往东欧，被称为阿瓦尔人）。尽管在语言和族裔上有别，但这些民族国家间大同小异，有更多相似点。

桃花源记

公元380年，诗人陶潜描写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这里没有赋税，也没有受到蛮夷入侵和汉代以后纷乱战争的打扰。陶潜所幻想的这种简单和自然，或许与新道家思想相关。世外桃源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后来又影响到朝鲜人和日本人，激发了大量绘画、诗歌和散文的创作。

理想国常常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在此处则不然。这种理想体现了中国人怎样的人性观？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之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1. 起初都是草原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上不同于汉人的农业社会。

2. 建立政权之后，或多或少实行汉化，辅政大臣多为来自大家族的汉人，保留着众多汉代传统。

3. 均卷入战争——北方诸国之间、北方与南方王朝或与抵制汉化的草原部落之间纷争不断。

4. 佛教在中国南北方一样盛行。作为具有普世意义的宗教，佛教扮演了沟通“蛮夷”与中国人之间的桥梁角色，正如基督教在后罗马帝国时代的欧洲成为一股统一力量。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往往被佛教中的神秘色彩所吸引，佛教常被尊为国教。在北方各国中，存续最久的是北魏（386—534年），其佛教造像艺术声名卓著。

文姬归汉图

金代张瑀作。蔡琰，字文姬，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蔡邕之女。东汉兴平年间，军阀混战，文姬为乱兵所掳，辗转流落南匈奴，居留十二年，嫁匈奴人为妻，生二子。后曹操当权，叹惜旧友蔡邕无子嗣，遂以金璧赎回文姬，将其改嫁给同郡董祀。

九原岗北朝墓葬壁画（局部）

位于今山西忻州九原岗，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北朝时期长卷式狩猎图，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关系、服饰外貌、民族融合等十分有意义。壁画色彩鲜艳，展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围猎练兵的生动场景，人物、动物形象十分活泼传神。

汉代思想与宗教

诗歌描绘了长安和洛阳的盛景：街道宽阔，城门由砖砌成，庭院开阔，城中设有瞭望塔，城墙雄伟。最为壮观的是皇宫，拥有宏伟的朝堂、众多宫室、后宫和花园，花园中设有人工湖，豢养珍禽异兽。但大汉盛景如今已灰飞烟灭，与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丰富的罗马帝国遗迹相比，中国的汉王朝几乎没有在地面上留下任何遗迹，我们只能从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青铜器、乐器、金银珠宝、漆器和陶俑上，想象汉朝丰富的物质文化景象。我们也仅能从墓葬壁画上了解汉代的美术。不过，丰富的史料记载了汉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最重要两个领域或许可以说是哲学和史学。

汉代儒学

西汉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整理了在秦朝焚书坑儒中散佚的古籍。有些是从藏书的墙壁中发现的，更多的是由儒生根据记忆重新写出。关于古文经和今文经可靠性的争论随之而起，延续至今。众儒生先后在公元前51年和公元79年两次讨论儒家经典，探求真义。公元175年，官方确认的版本被雕刻在石碑上，作为官学的教材。

约公元100年，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问世，收录约9 000个汉字，对统一书写体系大有裨益。和今天一样，汉代中国北方人和东南沿海人语言不通，但统一的文字能消除字音不同导致的沟通障碍，对中国的统一贡献巨大。

汉儒开始注经，注经自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儒生的主要活动之一。儒生背诵经典，并在写文章时引经据典。

汉代思想家扩展了周代儒家思想的范畴，加入了宇宙自然观方面的内容。周代的儒家学者认为圣王的道德力量不仅能使社会井然有序，也能使天地和谐。汉儒解释了其原因。例如，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认为，自然万物是一个单一、互通的体系，颜色、品德、行星、物质、数字和宫廷中的官吏等事物都有等级次序，就像季节更替，均体现出阴阳五行的运行之道。因此，正像人要根据季节更替增减衣物，帝王根据自然规律施行政策就非常重要。如果帝王有德，遵从天命治理国家，一切就井井有条；如果帝王违背天意，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作为警告——苍狗、咬尾巴的田鼠、日食、彗星等。如果这些征兆没能引起重视，更多怪事和不幸就会接踵而至。当然，声称通晓天意并劝谏帝王的都是儒生。

汉代武氏祠画像石

位于山东嘉祥。从上至下，第一层：中间西王母，两侧侍女；右侧鸟，蟾蜍，玉兔捣药；左侧龙，二羽人，人首鸟身。第二层：刻远古帝王十人，各有榜题。第三层：皆为孝子故事。第四层：自左而右，分别为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曹子劫桓的故事。第五层：车马出行图。

人们很容易批评汉代哲学的自然观是伪科学和机械化的，但它体现了中国人在了解和领悟自然世界方面的新尝试。这种努力促成了如地动仪的发明和天文学、音乐、医药方面的进步。汉代中国人还发明了纸张、独轮车、船尾舵和罗盘。

史学

中国人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记录的历史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并且往往更为准确。除了《春秋》和孔子的著述，中国的修史传统始于汉代。关于中国人为何如此重视修撰史书有多种解释：因为重视现实世界是中国的传统；因为儒生重视学问，用著述表示对经典的尊奉；因为历史能为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使他们引以为鉴，对要治国理政的读书人十分有用。

第一位运用实际文献和第一手史料进行记载的人是司马迁（卒于公元前85年）。他撰写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时代到汉武帝在位时期的历史。这部史书共有130卷（70余万字），分为“本纪”、“表”、“书”（关于礼、乐、天文、历法等）、“世家”和70卷“列传”等五大部分，其中有对外国人的记载。第二部伟大的史书是《汉书》，作者班固（卒于公元92年）。与司马迁的通史不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并确立了中国历朝历代编修前朝历史的范例。

新道家

随着汉王朝的衰落，实现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希望愈加渺茫。一些文人学士干脆抛弃了儒家学说，转而寻找新的信条和社会组织。

民间出现了一些道教派别，但这些教派与早期的道家哲学其实并无关联。他们的领袖博通经典，创立了整套仪式和等级制的教会组织，尊奉老子，尊其著述《老子》为天启录，并研究其他道家论著以作为乱世中的行动指导。其中一个教派是在中国东部活动的“黄巾军”，其信徒头缠黄巾。据五德终始说，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所以信徒头戴黄巾意味着推翻东汉王朝。公元184年，黄巾军发动了农民起义，目标是实现“太平”，但很快被镇压。另一个教派在中国西部（四川东部）活动，称为“天师道”或“五斗米教”，因入教者需缴纳五斗米而得名。天师道也有自己的教会组织，尊奉神权，自诩为救世主，提倡忠、孝，宣扬通过宗教实践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到了唐朝，道教的各派别及其教义、各级领袖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这一时期，另一个在中国长盛不衰的问题得到了新发展，即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有人试图通过严格控制饮食和类似于瑜伽的冥想来获得长生不老，也有人通过禁欲或纵欲，还有人试图通过服食丹药来延长生命，沉湎于炼金术。尽管没能炼成仙丹，但炼金术的发展促成了医药、染料、釉料和火药的发现。文人学士间盛行的另一活动是“谈玄”，参与者关注对社会环境的适当应对。玄学尊崇老庄，同时把孔子置于更高地位，讲授《论语》，批评汉代人对五经的偏重。

司马迁论富人

司马迁的《史记》（公元前1世纪早期）中，过半篇章是杰出人物传记。他为儒生、游侠、卜筮者、酷吏、循吏、滑稽、医生和善于生财者作传。以下片段选自《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对汉代城市中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活的描写，以及他对一些富人的评论。

从引文中你能总结出什么经济“原则”？在今天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中，能否发现对司马迁观点的呼应？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曲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濁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司马迁遭受宫刑

司马迁为何能忍受宫刑？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替被匈奴击败的将军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判蒙受这一奇耻大辱，他为何不选择自尽以捍卫名节？请读他在《报任安书》中的解释。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这一时期最有风度的思想家都参与“清谈”。他们从魏晋宫廷中退隐，认为自然使人愉悦（寄情山水），喜好诙谐机敏的辩论，谈论诗歌、哲学，吹箫饮酒。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竹林七贤”。其中一人刘伶嗜酒，经常怀抱酒壶，命仆人拿着锄头跟在身后，随时饮酒作乐，并称如果醉死了就由仆人就地埋葬。他在家中不穿衣服，有客人来访，见此情形批评他。他说天地是他的栋宇，屋室是他的衣裤，反问客人：“为何在我裤中？”王徽之雪夜乘船拜访朋友，到了门口，没有进去就掉头返回，别人问他原因，回答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这些轶事揭示了当时名士对礼教的蔑视和对自然心性的追求，但难免荒诞之嫌。

这些活动之间并非总是泾渭分明，有些玄学家赞赏竹林七贤，但也有人批评他们放荡轻浮、不务正业。新道家和玄学家研究相同的经典，但所做的阐释却不同。此外，除了上述几种活动外，其他民间宗教纷纷兴起，教义中包含信仰、修行和迷信成分，组织成员包括祭司、道士、预言者和女巫，有供奉神的庙宇祠堂。我们对这些宗教的了解主要来源于撰写史书的儒生对它们的激烈抨击。类似的迷信崇拜直到当代依然存在，并吸收了很多佛教元素。这些人有时也被称为“道士”，但这一称谓的使用几乎毫无意义。

佛教

公元1世纪时，来自中亚的传教者沿着商队开拓的路线，将佛教向东传入了中国。起初，佛教被看作是道教的一个新分支——早期翻译家用道教的很多概念去翻译佛经，因此这一点不足为奇。比如，“Nirvana”被译成“无为”。公元2世纪，对两者的混淆导致了一种非常中国式的观点，即老子曾经到达印度，佛陀成了其弟子，佛教是道教在印度的分支。

东山丝竹图

元佚名作。东晋政治家谢安又名谢东山，因年轻时曾在会稽东山隐居而得名。图中崇山峻岭，连绵不绝，山岭间云雾缭绕；下部则绘有一座雅致庄院，坐落于幽静山谷之间。院内侍女们已奏响丝竹，院外谢安则携仆恭候来客。

公元3世纪，随着汉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崩塌，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其情形可以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末期的传播相比较。尽管佛教在中国是外来宗教，但比之道教却有以下几个优势。

1. 佛教教义讲个人救赎，并提供了几种途径。

2. 对个人品行要求很高。

3. 佛教教义思想体系完备，在传入中国的前几个世纪，仍然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

4. 引入了世界上最为复杂深刻的印度传统冥想修行和心理学。

公元5世纪时，佛教已传遍中国全境。佛教偶尔会遭到信奉道教的皇帝的清洗。公元446年至452年和公元574年到578年，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开展过灭佛运动。不过，大多数统治者对佛教持支持态度。被称为“菩萨皇帝”的南朝梁武帝曾三次“舍身”出家，都被无奈的朝臣用重金向寺院赎回。南北朝都兴建了许多寺院，僧尼人数众多。中国艺术家创作了很多精美的佛教绘画和雕像，数以千计的僧人专职从事佛教经论典籍的翻译。中国僧人前往印度礼佛。公元399年到413年，僧人法宪经由陆路前往印度，海路返回，他对印度的记载成为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材料。唐代僧人玄奘在公元629年到645年西行访问印度。几百年后，他的经历被写成小说《西游记》（后来由亚瑟·韦利译为英文删减本《猴王》），包含了虔诚的信仰、魔幻和冒险元素。

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比较研究昭示了佛教传播中的几个显著特征。佛教最初在印度是作为一种改革运动出现的，它摒弃了复杂玄密的哲学思考，传授佛理，关注一些简单的真理：人生是苦难的，苦难的根源是欲望，死亡并不能终结生死轮回，只有实现涅槃才能使人脱离因果报应的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最超脱的宗教中，普度众生的宇宙万象都集中在了坐在菩提树下冥想的佛陀这一形象上。然而，随后的几世纪中，印度佛教在发展中出现了教义的分歧和教派的对立，逐渐与印度教混淆，难以分辨，在公元1000年之后又被印度教重新吸收。

在中国，佛教也出现了不同宗派，对佛教经典的排序也不同。但天才的中国人善于融会贯通。中国佛教吸收了早期佛教的经典和冥想修行方式，也吸收了大乘佛教思想，描绘了一系列佛陀的形象，宇宙的和历史的，过去的和未来的，都体现了唯一的终极存在。中国佛教还吸收了佛教苦修派的经典和修行方式。最后，在天台宗里，中国人把以上多方面结合起来，视作唯一真理的不同层面。因此，一个天台宗僧人的日常活动包括诵经、静坐冥想和虔诚修行。

佛教在社会层面上也适应了中国现实。祖先崇拜要求后人供奉牺牲，如果没有后代，先人就会变成“饿鬼”。因此，家中长子必须成家生子，而次子如果愿意，就可以成为僧人。为逝去的先辈秉持佛教行为也成为习惯。此外，中国和印度佛教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在中国，佛教受到国家的更多管理。就像佛教不能破坏家庭的完整性，佛教也不能减少国家的土地税收。因此，国家对僧尼和寺庙土地的数量都进行了限制，并且僧尼出家前要获得国家的许可。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常常得不到执行。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最早的帝国

在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各大帝国的形成中，是否有一股世界性、历史性的力量？显而易见，这些帝国具有一些相似的特点：三者都在思想革命后崛起，汉王朝建立在周代思想的基础上（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法家和儒家，汉代的官僚体系会是怎样），正如罗马帝国利用了古希腊思想，孔雀王朝利用了佛教思想。在这三个例子中，维系王朝君权神授权威的观念都源于更早时期的哲学思想。三者都处于铁器时代，利用各自的科技和新的组织技巧建立了强大的军队。

三个帝国之间的差别也具有指导意义。对比中国和罗马：在中国，汉人的文化是该地区唯一较为发达的文化，具有普遍性，在数百年间缓慢传播，在一些地方超越了政治的范围。即使是生活在长江流域、被中国北方人看作“蛮夷”的楚国人，他们的文化也只是共有文化的一种变形。因此，文化上的统一为中国的政治统一铺平了道路。相反，罗马帝国民众由多民族构成，使用多种语言，还包含一些更古老的文明。罗马人以其智慧建立了一套能包容文化多元性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

在地理上，罗马帝国的位置更具优势，地中海使全国大多数地区之间交通便利，也为商贸活动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反观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内陆，分为几大经济区，每个经济区都位于河谷地带，相互独立，中间隔着天然屏障，各自关注其内部。中国人的智慧在于克服了自然和空间障碍，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使国家在政治层面上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个不同点是中国汉代的政府组织比罗马帝国的更有序、更复杂、更称职。例如，政府几乎始终掌控着军队，而在罗马帝国晚期，接二连三的皇帝都是由军队或执政官任命的。罗马帝国并非中国式的“家天下”体系。

第三个不同点在于两大帝国军事形势的变化。罗马帝国是历经几个世纪缓慢建立的，经历了由一个国家慢慢发展壮大，把自身意志强加于周围其他国家，一点点合并成为一个帝国的历史进程。整个罗马帝国直到公元4世纪早期才形成。相反，中国直到公元前232年，都还是诸侯国并立的局面，随后突然被一个国家即秦国在短短11年内统一。中国这种更为剧烈的局面变化可能是由于在北方边境面临军事威胁：巨大的匈奴帝国比罗马帝国周边的诸部落要团结得多。相比罗马所面临的来自任何欧洲野蛮人的威胁，中国所受到的军事威胁都更为严重，因而应对的规模也更大。

思考

1.法家如何帮助秦国统一了中国？还有其他哪些因素促成了秦的统一？秦代政治制度有哪些主要特征？秦王朝为何会灭亡？

2.何谓“王朝兴替”？它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了儒家的道德合法性？政治统治和军事实力衰落的循环是否为中国所特有，在其他文明中是否有相同的规律？

3.在朝廷上追逐权力的有哪些角色？他们使用的手段是否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地位？

4.佛教在中国是否取得了与基督教之于罗马帝国的同等意义的胜利？比较中国和罗马帝国，两者面临着哪些同样的问题，并怎样尝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