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 （589—13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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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概要
帝国的重建：隋朝（589—618年）和唐朝（618—907年）
宋朝（960—1279年）
元朝（1279—1368年）：蒙古大帝国统治下的中国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中国
如果我们把6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的中国王朝也像古埃及王朝那样编上序号的话，隋和唐就是第二帝国，宋是第三帝国，元是第四帝国。然而，数字无法传达出这些王朝的特征。唐朝（618—907年）是所有人最喜爱的朝代：开放，四海一家，开疆拓土，生气蓬勃，富于创造性。唐代中国作为榜样，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国家建构与文化繁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诗歌艺术在唐代达到巅峰，后无来者。宋朝（960—1279年）在艺术上与唐朝旗鼓相当，是中国绘画的杰出时代，也是中国哲学自周代诞生以来最为重要的时期。尽管军事实力不强，宋朝仍然出现了重要的商业革命。元朝（1279—1368年）是蒙古人治下的短命王朝，当时的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帝国的重建： 隋朝（589—618年）和唐朝（618—907年）
与欧洲中世纪早期同时，中国历史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重新统一，一个以汉朝（公元前206—220年）为范本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帝国重新建立。与以往一样，统一仍是从北方开始的。统一的先行者是北魏（386—534年），它是北方胡汉民族杂居诸政权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北魏向南迁都洛阳，使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并且改穿汉族服饰，改用汉姓。北魏还凭借游牧骑兵的力量开征一种新的田税，以调配资源为国所用。北魏之后，相继出现过几个短命的王朝，这些国家的皇帝、官吏、军事统帅都出自同一个贵族阶层，社会差异很小，并且经常出现篡位的情况。
隋朝
581年，胡汉混血的将领杨坚掌权，并于589年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史称隋文帝。他的情况也符合上述王位篡夺的规律。隋文帝雄才大略，统一北方，重整税制，重建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随后征伐南方，统一全国。隋文帝在位期间，国家太平。他在渭河边的都城中兴建了宏伟的宫殿，重修长城，开凿大运河以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运河使身处北方的统治者得以利用中原和南方的财富。隋朝与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部落之间相安无事，隋朝公主嫁给东突厥可汗（首领）和亲。
隋朝的第二位皇帝隋炀帝在位前期同样兴建了许多工程，但随后因为意欲干涉草原政权的政治，引起了敌对与战争。对高句丽和北方边境的战事艰难，人员伤亡惨重，导致不满情绪日益上升。自然灾害频发。朝廷入不敷出，人心涣散。叛乱爆发，再次出现贵族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李渊最终在群雄中胜出，建立了唐朝。他是隋朝皇后的亲戚、胡汉混血贵族，与之前的统治者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
中国历史学家常常把短命的隋朝和秦朝相比较。两者都结束长期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都在治国中用力过猛，迅速衰亡，并被一个长久的王朝取代。唐朝建立在隋朝的基础上，正如汉朝建立在秦朝的基础上。
唐朝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定都隋朝故都，改称长安。在建国后约十年的时间里，唐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全中国。政府作风节俭，税收不仅满足政府所需开支，而且足以支撑国家的军事征伐，使中国的国境拓展至前所未至的地方。儒家学士得到朝廷重用，佛教寺院兴盛，国家太平，秩序井然。624年到755年是唐朝的盛世。
政治制度：唐高祖李渊在起兵反隋之前是地方长官，他在建国后沿用了很多追随他的前隋朝官员。在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他和继任者不得不调和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方面，皇帝希望官僚政府能保证他将大权集于一身；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贵族做出一定妥协——从东汉时期开始，贵族就成为中国社会中具有统治力的集团——贵族出任皇帝的政府成员，在唐代早期他们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
中央集权的程度从官僚体系的正式组织上显而易见。最高一级是三个机构：十二卫、御史台、政事堂。十二卫遥领全国军队，皇帝本人是实际上的最高统帅。御史台是监察机关，直接向皇帝汇报弹劾官吏的违法行为，并且在认为皇帝自身行为失当时加以劝谏。政事堂是最重要的机构，每天朝见皇帝，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长官组成。其中，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颁布的诏令。尚书省下设六部，六部直到20世纪初都是中央政府的核心机构；六部之下是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机构。
唐代政府组织机构
县官处于官员等级中的最底层。其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也是朝廷权威在地方上的延伸。县官履行职责需要挑战和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威。诚然，县官本身也属于贵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更加依赖于自身职权，而非土地或亲缘关系。因业绩良好而升迁的官员，能提高其家族在中央政府官方档案中的地位。
为了保有贵族的支持，朝廷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唐代的税收体系中，所有的土地首先都是皇帝的财产，然后重新分配给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耕种，耕者以劳役和粮食的形式缴税。由于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年男性都分配有同样面积的田地（女性分到的田地少于男性），这一田制被称为“均田制”。然而，这一制度远非平等。贵族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殊政策，并且按照品级被分给田地。这实际上确认了他们的地产控制权。在职官员则分配职分田，地租作为俸禄的一部分。
贵族在官吏的选任方面也享有优势。绝大多数官员获得举荐或任命都是因为父亲官居高位，官员几乎完全从贵族阶层中选拔。最初的选拔范围是对王朝建立有功的关陇贵族，后来逐渐扩大到其他地方的贵族。长安和洛阳官学的入学资格仅限于贵族和官员子弟。然而，仍有极小比例的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选任的。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享有至高无上的声望，并更有可能仕途一片光明。不过，由于只有家境殷实的人家才能供养得起儿子多年研习儒家经典并通过严格的考试，因此即使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也是贵族中有才干的人。
莫高窟第23窟唐代壁画《雨中耕作图》
此图描绘雨中耕作的场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调。乌云密布，大雨滂沱，一名农夫喝牛耕地，孩童在雨中嬉戏，一家农户四口在田边休息进餐，画面温馨，其乐融融。
女皇武则天：后宫的女性依然在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最突出的例子是武曌（624—约705年）。她本是强干的唐太宗的嫔妃，迷倒了他软弱的继任者唐高宗。原本在皇帝死后，所有无子女的嫔妃都要进入寺院做尼姑。所以太宗死后，她就被迫进入寺院。高宗作为新皇帝即位后，把她从寺院中召回。她回宫后得到册封，用下毒或其他手段除掉了所有对手，当上了皇后。那些对她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不满的政治人物，都被她谋杀或流放。660年，唐高宗中风，武后完全把持了朝政。683年高宗去世后，她垂帘听政七年，然后废掉儿子，自己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称帝的女性。她迁都洛阳，宣布建立新王朝。她喜好佛教，对方术也颇感兴趣，自称是弥勒佛的化身，在举国上下兴建寺院。她出资供养白马寺，任命她最喜爱的僧人薛怀义为寺院住持。她风流成性，男宠众多。武则天统治中国直到705年，时年82岁，对朝廷失去了掌控，被迫退位。以上出自当时儒家史学家的记载，他们将她的执政比作牝鸡司晨。
一名小吏对其事业的看法
寒山是唐代早期一位性情古怪的僧人。关于他的生平资料稀少，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写了超过三百首诗。以下是他的两首诗。
这名小吏的哀叹中有哪些内容看起来具有现代性？
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
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
必也关天命，今冬更试看。
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
徒劳说三史，浪自看五经。
洎老检黄籍，依前注白丁。
筮遭连蹇卦，生主虚危星。
不及河边树，年年一度青。
章怀太子墓《观鸟捕蝉图》
1971年出土于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李贤是高宗与武则天的次子。画面中树下三宫女神态各异，动作自然，富于变化：树木右侧的宫女双手叉于身前，若有所思；中间一人全神贯注，右手甩袖，欲捕捉树干上的蝉；左侧一人左手托帔帛，右手簪发，仰头观鸟。
南宋梁楷《太白行吟图》
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梁楷性格狂放，嗜酒自乐，擅长画释道人物和山水，发展了水墨减笔画，用笔精炼纯熟。《太白行吟图》是他减笔画的代表作品。此图寥寥数笔，就把“诗仙”李白飘逸的风度和神韵勾画得惟妙惟肖。
近年来，传记作家开始为这位女皇正名。诚然，她在唐朝宫廷的尔虞我诈中得势，冷酷无情，“铁腕女皇”之称名副其实。但与此同时，她精明能干，勤勉聪慧，在国家要职上选贤任能。在与关陇旧贵族的权力斗争中，她没有选择依靠自己的家族，而是依赖科举出身的官员和“北门学士”集团，由此扩大了其统治的基础。年轻王朝的统治活力或许有助于抵销宫廷阴谋的负面影响——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地方独立或藩镇割据。她的统治时期恰好也是唐朝军事实力在地理疆域上扩张得最远的时期。但在武则天之后，中国再没有女性成为皇帝。
唐玄宗时期的长安：女皇武则天退位以后只过了几年——充斥着更多阴谋斗争的几年——唐玄宗即位。他是一位书法家、诗人、音乐家、艺术赞助人和道教徒，为人十分温厚，与家人和官员谋士都关系良好。玄宗的母亲窦氏此前因在宫中行巫术被武则天处死。为了与武则天倚重科举出身的官员划清界限，唐玄宗下令组建特别政治机构，由显赫的贵族领导，改革财政制度。玄宗在位期间，科举出身的官员失去了倚仗。国家整修和延长了大运河，并开展了一次新的人口普查，增加了税收。朝廷重新积聚起财富，国家恢复繁荣。玄宗一朝（712—756年），文化也极为灿烂繁荣。伟大的诗人李白（701—762年）多年后在流放途中，曾赋诗追忆年轻时在玄宗繁华的都城中意气风发的情景：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1
长安作为帝国的首都和行政中心，行政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长安城的规划设计体现了皇帝和朝廷的权力与威严。皇宫位于城市最北边，坐北朝南。这一方位遵循传统，孔子曾称赞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皇宫前官衙林立，一条宽约150米的大街直通城南的明德门。城市布局为南北、东西交错的网格状，曾有唐代诗人将其比作棋盘。城中每个坊都作为一个单元进行管理，内部有街道、坊门，夜间锁闭。长安城四周修建有城墙，面积约80平方公里。当时长安人口数超过100万——其中半数居住在城内，另一半居住在郊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750年时中国的人口数约为5 000万，不到今天人口数的4%。）长安也是贸易中心，许多商队从长安出发，到达中亚各地。在城内两座官营市场上，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的商人兜售来自近东乃至整个亚洲的商品。
大唐帝国：中国的王朝就像一架手风琴，先将疆域扩张到周边少数民族的领地，然后又收缩回原本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唐朝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的吐蕃人、西北方和北方的突厥人，以及东北方的契丹人。
唐代为保护边境实行四层级的对外政策。首先，当其他政策都无效时，就动用武力解决。但军事征伐耗费巨大，且出兵对付游牧民族就像用扫帚去扫潮水。一次战胜或许能瓦解少数民族的军事同盟，但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他们又会在新的部落领袖率领下卷土重来。例如，唐军在630年击败了东突厥；648年，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开辟了通往西亚的贸易线路，该线路延续了大约一个世纪；657年，击败西突厥，使唐王朝的影响力越过帕米尔山脉，扩展到撒马尔罕附近的诸多小国。然而，突厥在698年再度侵扰边境，袭击唐朝西北地区，并且在711年到736年完全控制了从乌浒河（今中亚阿姆河）到唐朝北方边境的草原地带。
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对抗与此如出一辙。670年起，吐蕃开始扩张并对唐朝构成威胁。679年，吐蕃兵败。714年，吐蕃东山再起，与唐朝的战争从727年持续到729年，730年双方议和。但不久战争就再度爆发，751年，吐蕃与位于云南的南诏国结盟。763年，吐蕃军队攻占长安，大肆劫掠。尽管他们后来被赶走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唐朝即使在国力最为强盛的时代，也没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李白曾作诗描述军队远征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2
唐朝采取的第二级政策是以游牧民族对抗游牧民族。回纥（788年改称回鹘）的兴起对唐朝具有重要意义。744年到840年，回鹘控制了中亚，并与唐结成了坚固同盟。如果没有回鹘的支持，唐王朝可能会更早灭亡。
第三级政策是在沿着包括长城在内的边境设防。唐代中期，北部和西北部所有边境地区都由军事统帅管辖，他们也不时干涉地方民政。唐朝的军事大权掌握在这些藩镇将领手中，其割据自治和随时叛变的危险对唐政权构成的威胁并不在游牧民族之下。
比起战争，和平外交的代价更小。唐朝对外防御的第四级政策是将潜在的敌人转化为附属国。唐的“附属国”概念范围很广，包括：完全附属于中国的封国；被中国军队征服的中亚国家；处于非战争状态下的敌对国家，比如吐蕃和南诏国；朝鲜半岛上的新罗，新罗凭借唐朝军队的支持统一了朝鲜半岛，但在唐军试图宣称唐朝对朝鲜拥有宗主国统治权时，他们又反过来与唐军为敌；完全独立的国家，比如日本。各国均派遣使节向唐献礼进贡，唐朝廷对各国使节颇为优待，并赐予丰厚的回礼。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使节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唐代中国作为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为仍处于构建国家阵痛中的周边各国提供了榜样。外国使节有机会接触到唐朝文化与技术的方方面面：哲学、文字、政治与土地制度、佛教、艺术、建筑、医药。640年，在长安居住的朝鲜人达8 000之众，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此后，中国再没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因为众邻国不会再次经历发展中的形成阶段。
叛乱与衰亡：8世纪中期之后，唐朝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中国的边境线开始收缩。东北地区的部族蠢蠢欲动，吐蕃威胁着西部边境。751年，一支由唐朝将领高仙芝（高句丽人）率领的军队因战线过长，在中亚撒马尔罕附近被阿拉伯人击败，中国商队与西方的贸易往来从此被切断达五个世纪之久。更有甚者，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族将领安禄山率部叛乱，叛军人数达16万，势力横扫中国北部，先后攻陷洛阳和长安。唐玄宗逃入四川。
这一乱局中也发生了浪漫的故事。早在十多年前，唐玄宗将其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年轻的杨玉环据为己有（他送给儿子另一位美人作为交换），对她万般宠爱，封为贵妃。不仅忽略“后宫佳丽三千人”，对朝政也不闻不问。起初，由于宰相李林甫有才能，玄宗不理朝政并无大碍。但当这位相国去世后，玄宗任命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为宰相，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叛乱爆发。在逃往四川途中，军士将当前困顿的局面归咎于杨贵妃，将其缢死。她的死后来被写入诗歌，流传不朽。诗中描绘她“肤如凝脂”、“花颜”、“蛾眉”，而玄宗因她的死“长恨”绵绵不绝。实际上，玄宗当时已72岁。
经历了约十年战乱后，新皇帝唐肃宗在回鹘帮助下重建唐王朝。作为部分回报，他放任回鹘人洗劫了长安城。战后，唐王朝逐渐恢复元气，在约一百年间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繁荣，各项制度也得以恢复。中国的疆域缩小了，但军事将领守住了边境，使之不至于退后太多。地方政府的自治程度更高，不过依然向中央纳税。偶有零星叛乱，均被中央军镇压，这些军队有时由宦官统领。大部分皇帝软弱无能，但有三个强干者推行了改革。赖世和在翻译了9世纪中叶在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圆仁的日记后，评价其中展现的“政府运行的图景”，“在9世纪来说令人惊讶，即使是在中国”。
宋人摹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此图描绘的是唐玄宗李隆基为避安史之乱，远走蜀地的情景。图中山势突兀险峻，云雾缭绕其间，让人不禁生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感。崇山峻岭之间，一行人马在艰难行进。身穿红衣的唐明皇骑着三花马正待过桥，嫔妃身着胡装、头戴帷帽，随行的还有大臣、侍从和马匹等。
中央对国家的控制仍然很强，地方政府对待上级公文谨小慎微。行政管理中即使最琐碎的事务也有大量文件，尤为令人吃惊，因为这时已是王朝的衰落期。3
这一阶段的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土地政策的改革。作为国家土地分配和税收基础的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数从安禄山叛乱前的5 300万下降到乱局结束后的1 700万。因为无力重新登记人口，政府放弃了按人头收税的均田制，而代之以用土地作为收税依据每年征收两次的两税法。这种两税法始于780年，一直沿用到16世纪。在新税制下，国家向各州、县征收固定额度的税收，各州、县分配到各乡、户。尽管如此，国家通过经营盐铁获得的税收仍超过了田税。
9世纪下半叶，唐朝廷更加羸弱，藩镇大多割据自治，通常由军事将领统辖，与中央相抗衡。国家在西南边境与南诏再度发生战事，盗匪横行，干旱歉收引发农民起义。到9世纪80年代之后，藩镇割据已将国家分裂为许多个独立的小政权，907年，唐王朝最终覆灭。但约半个世纪后，一个新王朝就崛起了。唐朝的覆亡并没有导致汉朝灭亡后那样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局面。中国内部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
唐代文化：唐代的创造性来自世界性、中世纪佛教和世俗因素三方面的共存与互动。这三个文化领域的兴盛都植根于帝国重新统一后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莫高窟第156窟晚唐壁画《张议潮统军行军图》
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乱于781年攻占敦煌。张氏世为州将，张议潮于848年率众驱逐吐蕃，收回敦煌等地，后被唐朝廷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死后，其侄张淮深继任，为纪念其功绩，下令开凿第156窟，绘此壁画。
唐代文化的世界性不仅是由于其与其他文化和民族的广泛接触，更在于对它们所采取的开放态度。唐朝僧人前往印度礼佛求法以及印度艺术和哲学传入中国都是这种开放的组成部分。例如，印度绘画与雕塑艺术对肉体美感的呈现，对唐代菩萨造像艺术的形成有所影响。中外商业交往广泛。外国商品在长安的市场上随处可见，长安城中建有中亚和西亚商人的聚居区。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兴建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聚居区。外来商人带来了他们的宗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其中多数宗教在9世纪的宗教清洗运动中被驱逐出境，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一小部分存续到了20世纪。
中亚的音乐和乐器沿商贸线路传入中国，大受欢迎，几乎取代了传统音乐和乐器。女性接纳和采用外来发式。中亚人在长安街头进行戏剧和杂耍表演。甚至墓葬里的陶俑也出现了西亚商人、乘马匹或骆驼的中亚马夫和宫廷女性的形象。这些陶俑如今受到世界各地收藏者和博物馆的追逐寻访。外来事物也出现在唐代的诗歌中，其自身价值不仅得到肯定，甚至别具异国魅力。李白在《少年行》一诗中描绘长安盛景：
李白诗《长干行》之一首
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一生写了大量诗歌，其中1 000首左右流传至今。
有人说，中国诗歌的精髓之一是其意象的具体化。这首作品是否支持这一论点？
河商妇：一封书信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
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
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唐三彩胡人骑骆驼俑
在丝绸之路上，骆驼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其造型在唐三彩中很常见。骆驼上的人俑，深目、高鼻、大胡子，是典型的胡人相貌。此俑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4
时代稍晚的另一位诗人李贺描述了前线戍卒的生活：
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
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5
尽管唐朝在对佛教的信仰程度上比之六朝略逊一筹，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的黄金时代。佛寺得到了从皇帝到贵族的大力捐助，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土地和财富，全国兴建了许多寺院。今天，如果想领略唐式寺庙建筑的美轮美奂、木造像与寺庙壁画的精美，一定要参观位于日本奈良的法隆寺或其他寺院，因为这些遗迹在中国难觅踪迹。唯一的例外是敦煌千佛洞。敦煌深入中国西北，11世纪时，为了防止被吐蕃骑兵破坏，石窟被封存，直到20世纪才被重新发现。石窟中有石刻造像、佛教壁画和数以万计用汉文和中亚文字书写的经卷。
中国历史上，仅有唐朝确立过与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相类似的国教。即使如此，它也要屈从于强大的唐帝国。佛教的财富和知识具备世俗功能，寺院可以作为学校、旅馆甚至公共浴场，并提供借贷，僧人则主持葬礼、分发药品。
国家有时会没收寺院垄断的税收。最严重的灭佛运动发生在841年到845年，标志着佛教在中国命运的转折。热衷道教的唐武宗没收了寺院数千万亩免税田产，勒令26万僧尼还俗，毁掉了4 600多座寺院和4万座兰若。
唐代早期，最主要的佛教宗派是天台宗，但经历了9世纪中期的灭佛运动后，其他宗派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
1. 一个虔诚的宗派以弥勒佛为中心。弥勒佛是来自未来的佛陀，会在人间现身并创造极乐世界。弥勒佛是救世主，而非人类形象。此宗以救世自居的教义常常为大众起义或叛乱提供思想基础。比如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白莲教，宣称为了迎接“弥勒下生”，要重建一个新世界。
2. 另一个虔诚的宗派崇奉阿弥陀佛，即西方天堂或净土的掌管者。此宗教义称，在历史上的佛陀圆寂后的几个世纪里，其教义得到了准确的传播，人们只要通过努力就能悟道；但如今，佛陀的教义已经被歪曲，人类只有依靠阿弥陀佛才能得到救赎。那些心念纯净、虔诚的人通过口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够得到拯救。此宗发明了众人集体念佛的形式，成为中国信众最多的教派，对中国的流行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3. 第三个宗派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影响力最大，诞生于中国。“禅”在汉语中的发音是“Chan”，但在西方更广为人知的是其日语拼法“Zen”。禅宗并没有普世性的佛陀，其教义称历史上的佛陀仅仅是一个人，劝勉每位信徒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顿悟。尽管禅宗的信众通常来自中国最有知识的阶层，但它本身却是反智的，强调凭借直觉发现内心的佛性。修行者通过体力劳动和冥想能够达到顿悟。为了使一位僧人顿悟——在其经过长期的冥想准备之后——有些禅宗人士会提出一些通过正常推理难以回答的小问题：“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如何？”“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百尺竿头，如何进步？”（禅宗称此为“参话头”。）试图求索这些问题的心理状态被比作“啃棺材”或“蚊子上铁牛”。（禅宗称此为“大愤志”。）冥想的修行方式与禅宗对本性的观点相结合，对中国的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又对朝鲜和日本的艺术产生了同样影响。
唐代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世俗学术和文学的复兴。中央集权化官僚政府的重新建立激发了学习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公元3世纪汉代衰亡后就中断了。一个学士—官僚的复合体出现了。多数文人同时是官员，多数高官能诗善画。一部明朝时编纂的唐人诗集收录了约2300位诗人的48900首诗作。唐代文化的这一世俗支流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反对佛教，很多官员私下对佛教抱有同情。但是作为政府官员，他们的价值观日益倾向现世化。
唐代的史官恢复了汉代修撰前朝正史的惯例。此外，唐代学者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始编撰综合性的制度史、地域史和地方志。他们编纂辞典，注疏儒家经典，还有些学者用文言文写作神怪传奇故事。（相反，佛教训诫都是用白话文写的。）尽管佛教画多于世俗画，但中国山水画正是兴盛于唐代。然而，世俗文化发展最为繁荣的领域毫无疑问是诗歌，诗歌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李白能否被称为完全世俗化尚有待讨论，他可能更适合被称为道家，但显然不是佛家。李白出生于四川，他在唐代诗人中较为例外的一点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尽管曾因诗名而在长安短暂任职。李白身形健硕，好剑，嗜酒。在他现存的诗篇中，诸如“将进酒”、“月下独酌”一类的题名很多。传说他因醉酒意欲拥抱湖中月影而溺亡。李白的诗风利落遒劲，豪情激荡，对美的捕捉和描绘细致入微。其中一首描绘登山时遇见星宿仙女的诗作，则充满奇幻色彩：“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李白离地升天，低头四顾：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6
在李白笔下，人生短暂，宇宙无穷，但他并未因此而隐退于世。他不认为“道”是清静无为的，而是欣然与导致阴阳消长的元气融为一体。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7
唐代与李白齐名的诗人杜甫（712—770年）出身文学世家，24岁时进士考试落第，长年颠沛流离，生活困顿。39岁时，因向朝廷献赋而获得官职，四年后又得到一个武官职位任命。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落入叛军之手，所幸逃脱，又重获任职，但不久即被免，生活更为困苦。比起李白，杜甫的诗作抒情色彩较淡而引经据典较多，也更多地体现出了对人民疾苦的怜悯之心：对儿子被征召入伍的母亲，对因战争而手足离散的兄弟，对自己的家人——当杜甫回到家人身边时，他们以为他已在战乱中身亡。与李白一样，杜甫也感叹人生短暂而自然永恒。他在游历唐太宗的宫殿遗址时，眼见“苍鼠窜古瓦”、“阴房鬼火青”、“美人为黄土”、“故物独石马”的悲凉景象，但对此的反应却是：
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8
诗中流露出坚忍的情怀，与李白相似，也并无佛教色彩。
宋朝（960—1279年）
中国传统史书往往以王朝兴替为期限来书写，并且理由充分：每个王朝都重复着兴起与衰落、扩张与收缩的命运轨迹。诚然，宋朝可以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宋朝在960年建都于黄河畔的开封城。宋朝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效，统治了近170年，这一阶段被称为北宋。后期王朝积弱，1127年失去了国家北方的领土，但在南方建立政权，继续统治了150多年，新都城是位于中国中东部的杭州。南宋在1279年蒙古人大举入侵下灭亡。
但在王朝兴替的脉络之外，中国历史还有更丰富的内容。超越王朝更迭的长时段演变在根本上更为重要。其中一系列这样的变化始于晚唐，延续到宋朝，影响了宋朝的经济、社会、国家和文化。综而观之，这些变化揭示了为什么在唐代之后，中国并没有陷入汉代之后那样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局面，以及为什么中国日后都只出现过短暂的分裂局面。我们将在这一部分略去帝王、宦官、将军，转而聚焦更为根本的变革。
农业革命：从农奴到自由农民
隋唐两代的农民耕种自己或贵族所有的“均田”，在权利上胜过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他们对自己的土地拥有所有权，有时会在借贷时将其抵押给放贷人。欧洲的农奴没有这样的土地所有权，无法抵押土地。然而，对隋唐两代的农民而言，劳役本身仍是最沉重的赋税。不管农民耕种官员、贵族还是其他官府所有的土地，都会产生社会依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耕种者的身份与农奴就相差无几了。
不过，在唐朝及其灭亡后，贵族势力已大大削弱。田产由于在每一代都要分给所有男丁，数量变少。贵族由于被迁入都城居住，变成了不再拥有大量土地的城市精英。唐朝灭亡后，军阀经常抢占贵族的土地。由于贵族的势力日渐衰微，耕种者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加强。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和两税法的推行（如前文所述），农民不仅可以抵押土地所有权，还可以自行买卖土地。将土地作为私产的所有权使耕种者更为独立，他们可以按意愿自由迁徙。宋朝时，用粮食缴税逐渐被用钱币缴税所取代。税收从劳动向货币的转变使农民得以掌控自己的时间。随着唐代早期和中期的府兵制被募兵制取代，征兵这一最为残酷和沉重的赋役退出了历史舞台。
同时，技术革新也使耕种者获益。一种新品种早熟稻的产量比旧品种翻了一番。在长江流域，水利工程广泛开展，肥料的使用也更为普遍。经济作物商品化程度提高，茶叶得到广泛种植，棉花成为常见作物。因为用货币缴税的数额逐渐固定，大量增产的产品就留在了耕种者手中。当然，地主比独立小农获益更多，而没有土地的佃农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随着贵族日渐没落，难以插手地方政务，县官的权威日益增加，成为皇家权威在基层社会的唯一代表。但每个县下辖很多村庄，县官无暇管理所有村庄的内部事务。只要保证税收及时缴纳、社会秩序井然，村庄的行政事务就交由本村精英自行处理。因此，宋代的农民不仅更自由、更富裕，也享有高度的自治。
宋代还出现了文人士绅阶层，尽管这一阶层是在后世才获得了远远更加重要的地位。典型的士绅家庭居住在村庄中，或移居县治所在地或有集市的镇上。由于家庭观念的范畴扩大，多数士绅家庭都至少有一位成员通过了科举乡试。这些士绅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都更像县官而非村民。不过，这些家庭即使居住在城镇，依然在乡村中拥有土地，与当地的地主阶层有共同利益。尽管在权势上远远不如之前的地方贵族，但士绅阶层也参与地方事务，并在其中扮演着乡村与县官之间调和者的角色。
商业革命
在宋代，众多相关因素促使经济呈现出新的繁荣局面：人口的流动、新技术的出现、城市的发展、货币的广泛流通以及贸易的增长。
此时中国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在唐代，北方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但从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人口、农业和文化的重心转向了东部的长江下游地区。800年到110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上升到约1亿，而长江流域的人口数增长到原来的3倍。长江流域的水稻亩产量高于北方的小麦、粟，稻米也成了国家的计税单位。新产生的财富促成了大量学校的建立，朝廷不得不在科举中设定地方录取比例，以免长江流域地区的考生执掌全国。出于战略原因，北宋都城仍处在北方，但定在开封，比洛阳靠东得多，从南方运输税粮的大运河正是在这里与黄河交汇。
技术与钱币：新发明滋养了宋朝经济。中国北方的冶铁技术世界领先，用煤和风箱使熔炉达到炼钢所需温度。这种熔炉使中国得以制造出更精良的工具和兵器。稍早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最早的木刻本出现于7世纪，内容多为佛经；10世纪时，完整版的古代典籍开始刊行；到宋代中期，用活字印刷术印制书籍已经十分普遍。宋代出现的其他发明还包括算盘、火药和火枪以及质地更优良的纺织品和瓷器。
唐代的交易等价物以丝绸为主。钱币已经出现，但需求很小，限制了其流通。北宋时期，大量作为现金的黄铜被铸成钱币，供不应求。钱币中心铸孔，大额交易以一千钱一贯为单位。南宋时期，开始以银币作为铜币的补充。到12世纪晚期，银币数量比11世纪早期多了10倍。商人还使用信用凭据和多种多样的纸币。货币从城市传播开来，渗透入乡村经济：到1065年，用货币缴纳的税收增长至3800万贯钱。相比之下，唐代中期这一数目仅为200万。
贸易：唐代的城市是行政管理层面的，依靠非商业内陆地区的税收维持运转。官员薪俸和政府开支创造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能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渐渐出现，城市变得商业化。唐代的这一模式在宋代的大多数地区得到延续，但在都城和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地区，区域性的商业网络从城市覆盖到县治，再到有集市的镇，及其下辖的乡村市场。随着商业的发展，拥有超过10万户人家的城市数量达到了之前的4倍。北宋都城开封拥有26万户人家，人口数可能超过100万。南宋都城杭州拥有39万户人家。相比之下，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是：北宋时期的伦敦人口数为1.8万，南宋时期的罗马人口数为3.5万，一个世纪之后的巴黎人口数不到6万。
此外，与长安城内里坊各有坊墙、夜间闭门不同，两宋都城内部是开放的，并延伸到城郭之外。城市干道上，商铺沿街排列，与中国今天的城市一样。市场由商会而非官员管理。与财富增长相应的是对奢侈品的追逐和日益世俗化的生活方式。餐馆、剧院、酒肆、妓院林立，娱乐场所纷纷涌现，算命、杂耍、设棋局、演杂技、演木偶戏的各类人等充斥其间。这类职业在唐代长安城中也有，但在宋代从业者人数大增，服务对象包括小生意人、巨商富贾和官吏。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此图描绘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繁华景象，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百态。图中城楼高耸，店铺林立，人群熙熙攘攘，一队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正穿过城门，一片热闹繁华的景象。
南宋苏汉臣《货郎图》
图中货郎的车上挂满了各种新奇炫目的小玩具，有竹耙、帽子、肚兜、拨浪鼓、小风车、花灯笼等，品种丰富，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孩子天真活泼，欣喜若狂地在货车周围玩耍。货郎则推车停伫在梅树下，面带笑容。画面动静结合，人物形态写实，充满民间生活情趣。
宋代区域间的贸易往来局限于诸如丝绸、漆器、中草药和瓷器等奢侈品。大规模商品交易只有在江河、运河沿岸或沿海等交通便利的地区才划算。即便如此，这样的交易也往往只是为了应对周期性短缺。
同样繁荣的还有对外贸易。从汉至唐，中国船队沿海岸航行，到达一个又一个地标。到马来半岛的航程需要五个月时间。然而到了宋代，海洋中的航线取代了沿着海岸的线路。船只配备了密闭舱，航行不再完全依赖顺风，船舵的改进、指南针的运用以及对季风更深入的了解使这样的航行成为可能。中国船长利用指南针为船只导航，控制了去往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海上航线，偶尔也会冒险驶入印度洋。新建的中国商人社区在东南亚遍地开花。阿拉伯人掌控着从近东到东南亚的印度洋航线，中国港口城市建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聚居区。海外贸易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先进：中国进口原材料，出口成品。瓷器被运送到东南亚，由阿拉伯商船载往波斯湾的中转贸易中心，再沿东非海岸南下，远达桑给巴尔。
中国北部和西部边境地区的对外贸易仍保持常态。中国商人向吐蕃、突厥和蒙古商人购买马匹，同时贩卖丝绸、茶叶和大黄。到了元代，蒙古帝国的统一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陆上线路重新开始与危险的海上航线竞争。1600年之后，除了边境地区，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海上贸易。
政治制度：从贵族政治到专制统治
关于在唐代之后中国一千年间的政治体制，历史学家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专制时期或绝对君主制时期。如前所述，宋代之前的皇帝也常有强权者，但从宋代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使皇帝更容易成为独裁者。这样的独裁者不在少数。第二种观点认为，“独裁”的说法并不准确。尽管存在专制暴政的可能性，但大多数皇帝都只对政府官僚的日常工作进行监督。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由非贵族出身的贤能之士组成，它的存在使中国与处于绝对君主制时期的欧洲迥异。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
游节妇
洪迈（1123—1202年）是一位宋代文学家，搜集神怪、民间传说和确有其事的各类故事。不同于一般儒家说教对女性美德的宣扬，洪迈与宋代其他小说家笔下的故事包含更广阔的视角。这些故事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多样性。洪迈在《夷坚志》一书中收录了以下这则故事。由于中国人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存在，因此冤死的宁六能出手报复，使恶人罪有应得。
这则故事中的道德观是否可简单归结为邪不胜正？能否对其加以更复杂的诠释？它对宋代社会的动态有何体现？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宁六，素蠢朴，一意农圃。其弟妇游氏，在侪辈中稍腴泽，悍戾淫泆，与并舍少年奸。宁每侧目唾骂，无如之何。
游尝攘鸡欲烹，宁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鸡以出。游遽以刃自伤手，走至邻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只鸡为饵，强胁污我。我不肯从，怀刀见杀，幸而得免。”
宁适无妻，邻人以为然，执诣里正，赴县狱。狱吏审其情实，需钱十千，将为作道地。宁贫而啬，且自恃理直，坚不许。吏傅会成案，上于军守戴
，不能察，且谓闾阎匹妇而能守义保身，不受凌逼。录事参军赵师景又迎合
竟以与比近林田寺僧通，为人所告，受杖。未几抱疾，见宁为祟，遂死。时淳熙四年六月也。
第一个变化是较之唐代皇帝，宋代皇帝本人能直接控制更多部门。例如，在宋代，作为皇帝咨询政事的机构或“内阁”，枢密院与中书门下相互独立，同为皇帝提供政策建议。利用两者的相互制衡，皇帝得以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能有效防止中书省和门下省官僚把持政权。
第二个变化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宋朝在1100年的财政收入是唐朝财政收入最大数额的3倍。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人口和农业经济的增长，部分是由于国家对盐、酒、茶的垄断经营，以及在国内外贸易中征收的名目繁多的税费。北宋时期，来自这些商业的财政收入数额与田税持平；到了南宋，超过了田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儒家官吏仍强调农业的首要地位，但在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商业往往更为重要。
第三个使皇权得到加强的变化是贵族的消亡。唐代皇帝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胡汉混血贵族，与朝中多数要员出身相同，因此实质上是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统治代表了贵族的利益。贵族垄断了朝中高位，实行内部通婚或与皇族联姻。贵族称皇帝为天子，但明白皇帝其实是他们中的一分子。相反，到了宋代，官位最高者通常是平民，大都经由科举考试产生。这些官员与皇帝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鸿沟，因此也将皇帝视为非凡之人。精明的皇帝往往会利用这一点。
唐代官场存在普遍的自我固化现象：官员的子孙更容易入仕，官员主要从贵族中选拔，只有10%的官员来自科举考试。北宋时期，这一数字增长到57%，且经由科举入仕者能获得最高官职。南宋时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员数目更为庞大，获得官职者的比例反而降低了。对富贵人家的子弟而言，中进士是其家族在当地社会地位的保证。
科举考试分三级，每级中只有很小比例的考生能通过。考试和阅卷都采取了周密的措施以防止作弊和偏袒情况发生。考场的每间考房以墙隔开，考生进入前要被搜身防止夹带。考卷由书吏誊录并编号，避免考官根据名字或笔迹辨认出考生。少数人多次参加考试，直至中老年，但通过考试者的平均年龄是35岁上下。
考生为了通过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阐释选段，按规制作文，根据出题者指定主题作诗，并用儒家哲学为当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宋代科举制度选出的官吏才能颇高，可与19世纪英国的官员比肩——牛津和剑桥古典学的学生会成为通才官僚。中国的科举制在宋代十分兴盛，几经中断，延续到20世纪初。中国政治制度在这一千年间的延续有赖于科举精英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
科举知识精英的社会基础是由土地、教育和官职间的三角关系构成。土地产生的财富提供教育所需费用，良好的教育保证科举考试成功，通过考试可获得官职，官员可以为家族保障财富。（官俸完全足以应对代际传递中家族地产的分割。）全国的大多数人口处在知识精英以外的阶层：贫穷的农民或市民无法负担通过科举考试所需的多年学习，自然也无法获得官职。在知识精英内部，有些家族连续几代有人通过科考。更普遍的情况是，富裕官员的子孙通常不如清贫人家的子弟学习刻苦，“富不过三代”的谚语用在宋代和其后各朝代也恰如其分。在中国庞大的家族体系（有时称为世系或宗族）中，富有的官员常常能为穷亲戚家天资聪颖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商人与科举考试体系有怎样的联系尚不清楚。他们尽管坐拥财富，却被文人和官员鄙视，被视为肮脏的逐利者。有些商人完全回避这一体系——彻头彻尾的儒家经典教育对商人之子经商毫无用处。但也有商人购买土地以获得社会地位和安全保障，以便他们的子孙能够参加科考。与此类似，小农可以慢慢积累，成为地主，教育子孙。科举考试体系下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层级分明的等级制，但并非封闭式的，也并未产生新的世袭精英。
宋代文化
唐宋之交，随着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变化，文化也发生了变化。宋代文化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唐代文化的活力，同时出现了某种更为内缩的倾向。宋代丰富的文化植根于经济增长、学校数量和识字人群数量的增加以及印刷术的普及。较之唐代，宋代文化的贵族性、世界性特征减弱，与官吏和文人士绅阶层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既是文化的实践者，又是其拥护者。常有人认为，宋代文化比起唐代佛教色彩有所减弱。但这种观点在近来的研究中遭到了质疑。诚然，禅宗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另一个事实是一些儒士公开反对佛教和道教。在由科举界定的上层文化中，在唐代作为支流的世俗文化在宋代得到扩展并成为主流。
中国人把宋代视为传统文化的顶峰期。例如，宋代是中国陶瓷最辉煌的年代，出现了高温烧制技术，瓷窑遍布全国，釉色丰富，器形优美精致。宋代的陶瓷在世界上前无古人，使陶瓷技艺成为东亚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宋代还出现了众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编撰了《资治通鉴》，考察自战国至五代的通史，而非一朝一代的历史。这部著作有一点比之前的史书都要深刻，即包含了对所用史料来源的探讨，对为什么选择某一史料说法而摒弃其他的给出了解释。不过，宋代文化最杰出的成就是在哲学、诗歌和绘画方面。
哲学：在哲学的创造性上，宋代仅次于周代，其思想上的活力来自不同观点间的交锋。
北宋中后期，王安石（1021—1086年）一派执掌朝政。王安石熟读儒家经典，自认为重新发现了周代理想社会的价值观。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这一发现使他成为孔子的正统继承者。他学说的关键是合理的制度能促成社会道德的有序与繁荣。
在具体措施上，王安石的“新法”主张政府应该更有作为：大型商业应由官营贸易机构而非私人经商者管理；应由官府而非大地主向贫穷的农户提供贷款；地方社会的道德权威应由地方官府而非富有的个人树立；郡县的教育职责应由官学而非私立书院承担。王安石还支持军事扩张。1127年，（女真人的）金国击败宋军，北宋灭亡，王安石一派失势。
明佚名《耆英盛会图》
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大臣富弼与其政见相左，称病辞官，退居故乡洛阳。他和司马光等十三人，置酒赋诗相乐，时人羡艳，谓之“洛阳耆英会”。图中主要人物右起分别为司马光、富弼、赵丙、张焘，或围案赋诗，或相顾唱和，形象生动。
王安石的对立派是“保守派”。保守派在北宋时期建立根基，南宋时把持朝政，并在1315年被元朝奉为正统，自当时起这一派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保守派认为政府应当减少作为，斥责王安石强调制度设立是“法家”。
众多保守派思想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朱熹（1130—1200年）。他的思想几经沉浮，直到20世纪早期仍被奉为正统。朱熹青年时除研习儒家，也研究过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天赋异禀，18岁就中进士，后来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通过吸收利用佛教成分和注解“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使儒家学说成为更切近个人的哲学。结果他的学说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取代了佛教。南宋及以后，由于印刷术的迅速普及和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数增加，他的思想得以广泛流传。
朱熹认为，人性是宇宙的一部分，包含道德准则，可以通过学习和冥想来把握。理解了这些内在的道德准则就能实现德行上的升华，士人由此将成为全社会的道德典范。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关键是这些人，而非行政制度。他们的道德风度使行政制度显得粗暴又多余。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朱熹的哲学，明清社会的文人士绅阶层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将是什么样。
如果我们要在其他文明传统中寻找类似人物，可能会选择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和伊斯兰神学家安萨里（Al-Ghazali，1058—1111年），两者都创立了新的哲学体系，延续数百年。阿奎那将教会神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相结合，正如朱熹将儒家教化与佛教的形而上概念相结合。由于朱熹宣扬“天理”并强调类似禅宗修行的冥想，后来有人攻讦他是披着儒家羊皮的佛教之狼。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不同于阿奎那使哲学为宗教所用，朱熹是使宗教为哲学所用。在朱熹手中，“天理”（也被称为原则或“理”）褪去了超自然的特征，成为道德与天地万物的基础。朱熹重申了千余年前孔子阐明的正面的道德真理。
历史学家认为，朱熹的学说是帝制时代后期中国稳定性的护卫者。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他的阐释就像科举制度、官僚政治、帝制、文人士绅阶层和土地制度一样，有利于保持延续性，阻碍变化发生。少数人在这种观点上走得更远，认为朱熹学说的正统地位扼杀了后世王朝中出现改变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尽管并非全无道理，恐怕也言过其实，因为与之相交锋的思想体系始终存在。
诗歌：宋代诗人虽处在唐代前辈的盛名之下，但也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写道：
唐诗如酒，宋诗似茶。酒劲浓烈，然不宜长饮。茶比酒淡，为饮者带来的愉悦也更宁静，但可以更长久地享用。9
北宋最著名的诗人是苏东坡（1037—1101年）。他对当时的所有文化领域均有涉猎：他是画家、书法家，对墨文化尤为精通；进行禅修，注解儒家经典；监管工程项目；还是一位美食家和美酒鉴赏家。他的人生受到政治影响，他属于保守派，认为政府能力有限，应通过道德实现社会治理。
苏东坡中进士后，几经升迁，官至杭州通判——权力颇大。他忙于审理囚犯，直至除夕之夜都不能休息。他在《都厅题壁》一诗中写道：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10
八年后，改革派执政，苏东坡以诽谤皇帝的罪名被下狱，在狱中度过百日，等待处决。但他最终逃过一死，改为流放。他写道：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11
到达流放地后，他写道：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
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12
然而不久，流放生活就催生了艺术创作。他在“东坡”耕种，由此得号“东坡”。在这里所作的诗文中，他写道：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13
1086年后，保守派重新掌权，苏东坡官复原职。1094年，朝中再次变天，苏东坡再次被流放，远赴海南岛。1101年，朝政再度易手，他在回京途中去世。
友人纪念苏东坡
苏东坡去世后，他的好友、诗僧道潜写下了以下诗句。
诗中表达的情感与第二章所引用文献体现的儒家人文主义有何联系？
峨冠正笏立谈丛，
凛凛群惊国士风。
却戴葛巾从杖履，
直将和气接儿童。
绘画：在西方，书法和绘画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仅仅是技巧，另一个被尊为艺术。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受到同样的欣赏，并且被看作是相关的。文人秉笔终生。毛笔在丝帛或纸上的每一笔都是终稿，错误无法掩盖。书法所需的线条、平衡和力道等特质对绘画也同样适用。即使对未经训练的西方人而言，中国书法也深为赏心悦目，并且要分辨出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徽宗优雅的笔法和禅宗僧人遒劲的笔迹并非难事。
宋徽宗《听琴图》
此图是宋徽宗人物画的代表作。画面上方有蔡京的题诗：“吟徵调高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以听无弦一弄中。”画中人物身处一高雅庭院中，环境简洁而幽静。图中弹琴之人是宋徽宗赵佶，听者三人神态各异，似乎沉浸在这静谧的气氛中。
宋代绘画题材丰富——花鸟鱼虫，骏马、猴子、水牛，文人、皇帝、菩萨或道教的不朽人物，但最高成就在于山水画。宋代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迥异，画面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以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形态出现，整幅画作并不局限于单点透视。画面中没有单一光源和阴影，而是全局性的分散的光。留白是画面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种典型的画面是近处有嶙峋怪石和虬曲的松树，然后用雾、云或雨制造出距离感，远景处是山崖轮廓淡入天际。如果画面中包含人物，往往很小，处于广袤的自然之中。因此，中国绘画体现了与中国哲学和诗歌相同的世界观。画家的目标是描绘出风景内在的真实特征，而不是囿于表象细节。不过，由于几乎所有人都会画同样的物象，大师与二流画家之间的差别就体现在绘画的技巧上。
在禅宗僧人或画家笔下，对内在真实性的直观视觉表现尤为明显。描绘禅宗传奇创立者菩提达摩的画，常常是用遒劲有力的向下一笔勾勒出他袍子的边缘。有些绘画描绘祖师撕毁经书或用扫帚扫除心镜中的尘埃，运用与画竹子几乎同样的笔法。元代石恪一派风格的绘画多表现小憩或冥想中的僧人或圣人形象。禅宗的“破墨”山水画通常包含石、水、山、云，每一意象都用具有爆发力的寥寥数笔勾勒。
元朝（1279—1368年）： 蒙古大帝国统治下的中国
蒙古人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其疆域从里海延伸到太平洋，从北方的俄罗斯、西伯利亚、朝鲜到南方的波斯和缅甸。蒙古的军队甚至到达了爪哇岛和日本，只是没能取胜。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是这段历史故事中的一个篇章。
蒙古帝国的崛起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生活在中国北部的草原，养马牧羊。他们生活在一种被称为“毡帐”的毛毡帐篷里——他们有时自称为“毡帐之民”。蒙古女性承担很多劳作，比起汉地女性更为自由与随和。蒙古人的家庭从属于氏族，氏族联结成部族。部族每年迁徙时集结，从夏季草原迁到冬季牧场。首领一般出自贵族，凭借勇气、军事才能、决断力和领导力当选。和满族人与突厥人一样，蒙古人的语言也属于阿尔泰语系。
蒙古人信仰自然神和众神之上的天神。天蓝色是他们的神圣色。他们通过被称为“萨满”的神职人员与上天沟通。他们在政治上划分而治，在内部部族之间或与在他们统治下广阔草原边境地区定居的其他民族进行贸易或战争。
蒙古帝国的开创者铁木真出生于1162年，其父是一位部族首领。铁木真童年时，父亲被毒害。他逃走后漂泊多年，后重归部族，为父报仇，再后来当上了部族首领。凭借精明的联盟政策和卓越的生存能力，他在44岁时统一了蒙古所有部族，被推选为大汗，史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才干非凡，他的众儿孙也都成了英明的领袖。蒙古部族为什么能在这一历史时期，在几乎没有接触过世界上高等文明的情况下，产生如此出众的领袖，这一点令人费解。
另一个难解之谜是，仅有150万人口的蒙古人如何做到建立起一支以少胜多的军队，征服了人口数远在其上的众多民族。原因之一是制度化。成吉思汗的军队组织是每1万人编为一支“万人队”，其下再分为1000人、100人、10人的编队。军中设有详细明晰的信号，在战斗中，即使是很大的作战单位，也可以像手指一样灵活操控指挥。蒙古军队的战略极佳：军队会撤退、转向，从侧面袭击并歼灭敌军。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成吉思汗的骑兵常常令与之相遭遇的民族闻风丧胆。蒙古人是无可匹敌的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最令人生畏的武器是复合弓。这种弓很短，便于在马上使用，但比英格兰长弓杀伤力更强（两种弓拉满时的力量对比是1.5 : 1）。
蒙古军队行进能力惊人。每位士兵携带自身补给。他们携带备用马匹，能迅速行进很远的距离。例如，1241年，一支蒙古军队到达了匈牙利、波兰、亚得里亚海沿岸，并准备向更远处的西欧进发。但当窝阔台汗去世的消息传来，这支军队立刻班师赶回蒙古，参与新大汗的选举。
蒙古军队在遇到城墙时，会使用从之前征服的敌人那里学到的围城武器。在对波斯的战争中，他们使用了汉人工程师。恐怖也是蒙古军队的武器之一，在近东和中国，拒绝投降的城中军民都遭到了屠杀。在蒙古军队的征伐中，中国北方和四川的广大区域惨遭蹂躏，人口锐减。被征服民族对蒙古军队的描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健壮和残忍。
不过，蒙古人的力量并不仅限于训练有素的军队。成吉思汗将军队向其他草原民族开放，他们只要遵从他所要求的军纪，就能从他的胜利中分得一杯羹。1206年，成吉思汗颁布法令，禁止部族间的争执和战争，而这些争端可能会削弱他的帝国。成吉思汗也拥有数以千计的跟随者发誓效忠他本人，他任命这些“从属”统领军队、参与政务。这一政策使他的势力拥有了内在的凝聚力，抑制了因效忠部族而引起的分裂倾向。
蒙古人的四处征伐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与之前阿拉伯人的扩张不同，蒙古人缺少来自宗教狂热的统一力量。诚然，在1206年一次部族首领集会上，一位有影响力的萨满巫师宣称，成吉思汗征服世界是天神的旨意。然而，另一些恬不知耻直接恭维成吉思汗的话，或许揭示了蒙古人征伐欲望背后的真实原因：“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14
成吉思汗将他疆域广阔的帝国分给了四个儿子，他们在各自儿子的帮助下完成了征伐。帝国内部仍保有贸易和交通，但几代之后，四大汗国各自独立。位于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保持着游牧传统。第二个汗国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第三个汗国伊利汗国统治波斯。第四个汗国窝阔台汗国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大汗之位，起初以蒙古为中心，之后转而以中国汉地为中心。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
阐述中国历史的标准理论是王朝兴替论。另一种理论则用汉地定居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互动来阐述历史。当中国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其财富和众多的人口保证他们可以军事扩张到草原地带。但当中国国力衰弱，草原民族就反过来侵扰中国。简要回顾：
1. 汉代（公元前206—220年）对外关系中最紧迫的问题是北边的匈奴帝国。
2. 汉朝灭亡后的几百年间，众多游牧民族侵扰和占领过中国北方。
3. 北朝胡汉混血的统治者的精干与制度促成了中国在隋（589—618年）、唐（618—907年）两代的重新统一。回鹘人在唐代的防御政策中也持续发挥着作用。
4. 北部边境的政权在宋代变得更加重要。北宋（960—1127年）向辽缴纳金银以换取和平。南宋（1127—1279年）尽管在文化上极为昌盛，但就像金国的一个附属国。当时金国扩张，占领了中国北部。
在蒙古人开始建立世界霸权之初，中国的财富就成为其目标。但成吉思汗行动十分谨慎，决定不在背后留任何可能的敌人。他先解决了中国西部的吐蕃，然后是女真人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的金国。蒙古军队于1215年占领中都（今北京），后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接着，他们在1234年攻取了洛阳和黄河南岸，1241年占领了整个中国北方。在此期间，蒙古人基本满足于掠夺战利品。后来，才有汉人谋士劝说蒙古统治者依靠税收可以获取更多财富。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1215—1294年）于1260年被选为大汗。1264年，他从蒙古哈拉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迁都大都（今北京），并在1271年为他的王朝取了汉化的名称“元”。随后，他作为一位中国王朝统治者与南宋开战。决策做出后，蒙古军队立刻横扫中国南方，宋最后的据点于1279年陷落。
忽必烈汗在大都的统治反映出在蒙古人治下中国不同文化元素的融合。忽必烈在大都可以作为中国皇帝进行统治，这在哈拉和林是无法实现的。皇位继承采用了中国的世袭制。采用中国风格，重建有城墙的大都城。但是，大都比起中国之前的都城，处在过于遥远的北方，远离财富与人口中心。为了供给大都的物资所需，大运河必须延长。忽必烈在大都能够顾及东北和蒙古，同时保持和其他汗国的联系。大都城为蒙古人所有，在西方被称为“汗八里”（Cambulac），即“大汗之城”。汉人被与蒙古人隔离，居住在临近的一座城中。大汗居住的宫殿由一位阿拉伯建筑师设计，其宫室采用中亚风格。忽必烈还在蒙古上都［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诗篇中的“Xanadu”，后引申为“世外桃源”］保有行宫，在那里他以蒙古人的方式驯鹰、骑马、打猎。
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
此图描绘的是元世祖于秋凉时节率领随从在旷野狩猎的情景。画面中黄沙浩瀚，朔漠无垠，世祖忽必烈身穿红衣，脚蹬红靴，外批滚黑边的白色毛裘，勒马回望。
蒙古人在中国北方的早期统治充满劫掠与剥削色彩，但后来转变为中国的政治和税收方式，尤其是在南方和基层。由于是凭借外来军事征伐取得政权，元朝对内统治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皇帝之下有中书省，其下有十个“行省”——后世朝代“省”的前身。这些高度中央集权的机构和蒙古人专断的决策方式加速了在前朝就开始萌芽的专制主义的趋势。
元代约有40万蒙古人居住在汉地。以这样少的人口要统治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汉人，唯一的方法是保持隔离。措施之一是由蒙古人及其游牧民族联盟垄断军队。全国各地设立了驻防军队，草原地区还设置了战略保护区。军事将领的地位始终高于文官。第二项措施是在选任官员时实行种族分级制。第一等是蒙古人，占有顶层文武官职。第二等包括波斯人、突厥人和其他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授予较高官职。第三等是北方汉人，还包括女真人和其他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居民。第四等是南方汉人。即使科举考试在1315年之后得到恢复，零星地举办过几次，但蒙古人及其盟友参加的考试也更容易，录取名额与汉人相当，且得到的官职更高。
这种制度产生了一种艰难的共生关系。汉人官吏直接管理汉族百姓、征税、解决纷争、维持地方秩序。这些官吏中罕有学习蒙古语者，但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几乎毫无可能。蒙古人主要集中在大都、一些大城市以及驻防区，使用蒙古语，基本不学习汉语。只有少数蒙古人会用汉语写诗和用中国传统方式作画。蒙古人与汉人的交流通常通过翻译进行。当汉族地方官向朝廷上书请示政务，朝廷的政令以蒙古文发出。（蒙古人借用了回鹘文的字母系统来转写他们的语言。）蒙古文下会写上逐词对照的汉文翻译，发回给地方官。由于两种语言在句法上差别巨大，译出的汉文怪诞难懂。
对外交流与中国文化
通过更广阔的蒙古帝国进行的外交和贸易，中国与其他发达文明的交流得到加强。波斯和阿拉伯世界尤为重要。商贾、传教士和外交官从波斯湾起航，穿越印度洋，到达中国东南部的海港。在广州和其他港口城市的阿拉伯人群体比宋代的更大。载有丝绸和瓷器的骆驼商队从大都出发，穿过中亚绿洲，抵达巴格达。尽管蒙古人并不喜欢汉族商人，贸易主要掌握在其他民族手中，此时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扩大了。中国人在西亚贸易中心大不里士、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建起了聚居区。有关印刷、火药和中医药的知识正是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了西亚。中国的瓷器和绘画对波斯的瓷器和细密画产生了影响。
在欧洲，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传递了有关中国的信息，他称自己曾在1275年到1292年担任忽必烈的官员。根据他的口述撰写的《马可·波罗行纪》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很多欧洲读者对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存在这样一片富饶和文化繁荣的土地表示怀疑，但这部书激发了他们探索地理的热情。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出海时，他的目标是到达马可·波罗描述的日本国。
14世纪时，最伟大的穆斯林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游历了蒙古帝国的很多地方。他的观察记录提供了关于所到之处的丰富信息。他充满好奇，善于发现细节。“中国人是异教徒，他们对食肉没有禁忌，并且在市场上贩卖。他们是富有的民族，但并不在吃穿方面炫耀。”
蒙古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宽容或鼓励态度，也促进了其他文化方面的接触。在蒙古统治时期，基督教教派之一的景教从波斯传到中亚，又重新进入中国。忽必烈汗的母亲就是景教教徒。元朝的主要城市中修建有教堂。罗马教皇派遣了几个传教团来到元朝，在大都设立了大主教教职。他们建立了一所教堂，用突厥语或蒙古语讲经布道，还有男童合唱颂歌。忽必烈委任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为使者，带着他的信到罗马面见教皇，请教皇派一百位精通“七艺”的学者来大都。
蒙古人最热衷的宗教是教义具有神秘色彩、仪轨繁缛的藏传佛教，不过汉传佛教同样繁荣。所有宗教神职人员和修道者都免于纳税。据估计，蒙古人统治的一个世纪中，约有50万人成为佛教僧侣。收获最大的外来宗教是伊斯兰教，它在中亚和中国西部都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伊斯兰地区、大都和东南港口城市中都建起了清真寺。儒家学说也被蒙古人视为宗教，讲授儒学的师者也无需纳税。不过，文人士绅阶层由于罕有获得重要官职者，故将蒙古统治时代看作一段艰难时期。
马可·波罗描述的杭州
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1300年，威尼斯有超过10万的人口，是地中海地区最富足的城邦国家。尽管如此，在中国见到的一切仍让波罗感到措手不及。在谈到中国南宋时期的都城杭州时，他先指出了其面积大小（比威尼斯大10到12倍），然后讲到数量众多的运河与桥梁，其街道“用石头和砖块铺就”，位置在“一个清澈明净的淡水湖”和“一条水量丰盈的河”之间。他描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行于城中的十个市场和“为来自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提供住宿的石头建造的大货栈”的景象，随后描绘了城中居民的生活场景。
欧洲人读到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时，认为他口中的中国太好，不可能是真的。你是否同意？
这十个方形市场都被高楼大厦环绕着。高楼的底层是商店，经营各种商品，出售各种货物，香料、药材、小装饰品和珍珠等应有尽有。有些铺子除酒外，不卖别的东西，它们不断地酿酒，以适当的价格，将新鲜货品供应给顾客。同方形市场相连的街道，数量很多。街道上有许多浴室，有男女仆人服侍入浴。这里的男女顾客从小时侯起，就习惯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他们认为这十分有利于健康。不过这些浴室中也有温水，专供那些不习惯用冷水的客人使用。所有的人都习惯每日沐浴一次，特别是在吃饭之前。
在其他街上有许多妓院。妓女的人数简直令人不便启齿。不仅靠近方形市场的地方为她们的麇集之所，而且在城中各处都有她们的寄住之地。她们的住宅布置得十分华丽，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袭人，并有许多女仆随侍左右。这些妇女善于献媚拉客，并能施出种种手段迎合各类嫖客的心理。游客只要一亲芳泽，就会陷入迷魂阵中，任她摆布，害得失魂落魄，流连忘返。他们沉湎于花柳繁华之地，一回到家中，总说自己游历了京师或天城，并总希望有机会重上天堂。
这个城市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通用纸币。男子与妇女一样，容貌清秀，风度翩翩。因为本地出产大宗的绸缎，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绸缎，所以居民平日也穿着绸缎衣服。在此处所经营的手工业中，有十二种被公认高于其余各种，因为它们的用处更为普遍。每种手艺都有上千个工场，而每个工场中都有十个、十五个或二十个工人。在少数工场中，甚至有四十个人工作。这些工人受工场老板的支配。……京师本地的居民性情平和。由于从前的君主都不好战，风气所致，于是就养成他们恬静闲适的民风。他们对于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至于家庭内部，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表现出相当的尊重，没有任何妒忌或猜疑。如果一个男人对已婚的妇人说了什么不适宜的话，就将被看成一个有失体面的人。即使是外地来的商旅，他们也竭诚相待，请入家中，以示友好；对于其商业上的事务，也给予善意的忠告和帮助。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看见任何士兵，即使是大汗的卫兵也不例外，因为一看见他们，居民们就会想起死去的君主和亡国之恨。
尽管与其他民族和宗教有以上广泛接触，中国发达的文化看起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不需要向其他地方学习什么，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中心在南方，南方最后被蒙古人征服，受蒙古人统治的影响也最小。并且，作为对蒙古征服的回应，中国文化变得保守并转向自身内部。文人用宋代风格写诗。绘画发展出了新的流派，但这些发展都是在中国传统的内部，元代最杰出的绘画都延续了宋代的风格。与前代相同，元代历史学家也修撰前朝正史。朝廷修史机构的头目是蒙古人，但其下的官吏都是汉人，编撰的史书也沿用传统形式。随着王朝衰落，没有官职的文人撰文表达对宋朝的忠心，斥责蒙古人。这些著述并没有遭到审查：蒙古人读不懂，没读过，或者根本不在意这些书。
元代对中国艺术最主要的贡献是戏曲。元代戏曲家将诗词与歌舞戏剧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类似于歌剧的新剧种。这种戏曲由巡回剧团演出，很少使用道具，依靠化妆、服装、动作和程式化的姿势来达到表演效果。女性角色通常由男性扮演。除了唱段——这是表演中的高潮部分，戏曲使用白话语言，以吸引大众观看。没有官职的文人在创作剧本时，使用了宋代话本小说家几乎所有经典作品。常见的戏曲人物形象有绿林好汉、判案的包公、游历印度的唐僧、三国的武将文臣，以及浪漫主义的英雄、恶棍和鬼怪。正义永远获胜，戏曲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在几部名剧中，尽管遭遇女方父母的反对和看似不可逾越的重重障碍，英雄通过参加科考高中状元，最终抱得美人归。科举考试在元代只举行过寥寥数次，因此英雄困境的这种解决方式是回归了宋朝。元代戏曲在之后的朝代中几乎没有变化，直到19世纪与中国南方的昆曲相结合，演变成了今天的京剧。
永乐宫三清殿东壁壁画
永乐宫位于山西芮城，又名大纯阳万寿宫，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元代全真教建筑群。其各大殿内的壁画堪称中国宗教绘画史上的杰作，由元代画师马君祥等人绘制，绘画风格上体现了唐宋遗风。
南宋《杂剧卖眼药图》
此图表现的是当时杂剧演出的真实场面。启功先生认为应当是元人画。画面中一老者手指眼睛，表明是买药的患者。另一位头戴高帽、身上挂满眼药膏的少年，当是卖药人。卖药人的药袋、药膏上都画满了眼睛，富有舞台气息。旁边放置一鼓，表明当时杂剧是边击鼓边表演。
元朝末年
尽管蒙古人对中国实行强大的军事统治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元朝仍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之一。王朝从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到1368年覆灭，仅仅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忽必烈和其继任者的统治卓有成效，但此后王朝就走上了下坡路。当时，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再对其各部分予以支持。各大汗国由于宗教、文化和地理上的差距已经相互疏离。即使身处蒙古的部族也不时叛乱，与身在大都的大汗抗衡。在他们看来，大汗过于汉化。同时，在大都的朝廷其实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合法性。有些汉人官吏自始至终忠心耿耿，但多数汉人把蒙古政权视为趁乱外来的谋利者，认为蒙古人的统治不过是军事压制。当王位继承纷争、党派之争和蒙古将领间的激烈争斗爆发时，汉人没有表现出团结起来支持王朝的任何迹象。
在乡村，同样出现了种种问题。赋税沉重，一些地方官府贪污腐败，国家增发纸币，却不接受以纸币缴税。黄河改道，壅塞了向京城运送粮食的运河。一支由15万名劳工和2万名士兵组成的队伍，耗费巨大，历尽艰辛，重整河道，使其通向山东半岛南部。1350年起十年间的自然灾害导致多地爆发起义。白莲教宣扬弥勒佛即将在人间现身。地方武将镇压起义，脱离中央控制。军阀纷纷起兵，控制四川的军阀因残忍而声名狼藉。叛乱使重要经济区遭到摧毁，人口锐减。最终，一支叛军兵临大都城下，最后一位蒙古皇帝元顺帝及其朝官骑马逃往上都。上都陷落后，他们又继续逃往蒙古高原深处。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中国
中国与欧洲总体上的相似性一直持续到6世纪。两者都经历了伟大帝国的崛起与衰亡。乍看之下，汉朝灭亡后的三个半世纪与罗马帝国瓦解后的同一时期惊人相似：中央权威崩塌，私有军队出现，贵族财产与地位得以确立。曾与帝国结盟的野蛮部落侵略和掠夺了帝国广大区域。非世俗的宗教传入，挑战之前的正统世界观。在中国，新道家及其后的佛教挑战儒家的地位，正如基督教挑战罗马的社会政治秩序观。
但从6世纪晚期开始，本质上的分别出现了。欧洲日渐衰落，进入了分裂封建和倒退的时期，帝国的幽灵仍然游荡在欧洲的记忆中。但现实却是，即便经过了几个世纪，诸如法兰西（大约现今中国面积的1/17）、意大利（1/32）和德意志（1/27）这样小的地区都发现，要实现内部统一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谈不上重建一个泛欧洲或泛地中海帝国。相反，中国与欧洲面积相当，并且在地理上并非一个天然的政治单位，但重建了统一的帝国，在财富、国力、文化和统一治理上达到了新高度并延续至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