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概要

经济区域 \ 人口 \ 中国第三次商业革命 \ 明朝的统治模式

明朝的对外关系 \ 清朝的统治模式 \ 清朝的对外关系

明清文化 \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

明清是中国最后的两个王朝。明朝是汉人的政权，清朝是由外来征服者建立的王朝，其统治集团和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族人。尽管如此，两朝在制度和治理模式上十分相似，以至于有历史学家提出“明清专制统治”，就好像这是一个单一体系。帝制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历史悠久，明清只是其最后阶段。当唐朝重建中央集权帝国，中国人锻造出了一套非常高效的行政体系，并且与他们内心熟悉的、教育所宣扬的社会准则极其吻合，以至于每次王朝覆灭后他们都能重建这一行政体系。即使是由外来征服者建立的王朝，也接受了这一模式的大部分。这一模式在明清显然得到延续，赋予两朝历史一种显而易见的循环形态。

但是超越王朝界限、非循环的趋势或许更为重要。中国的人口数量在从汉朝至宋朝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稳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但在明朝突破了这一范围，在清朝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这点上，明清时的中国走上了发展成当今面貌的道路。商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18世纪，中国出现了前往东南亚和更广大地区的移民群体。19世纪，这一群体迅速扩大。这是人口压力和出口政策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不在此处的讨论范围内。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中国和草原民族之间实力均衡的变化，这种均衡在直到19世纪的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简单来说，火器起初仅给欧洲带来了对中国的微弱优势，但是到清代晚期，却给中国对付草原骑兵带来了巨大优势。其结果是中国维系了对西藏、新疆等地区的统治。今天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某种程度上是清朝的功劳。

本章重点关注在晚近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活力。如果我们将明清时期称为“中国的帝制时代后期”或“传统社会后期”，就能够避免诸如“中世纪”或“近代早期”这样的标签，这些试图将中国置于欧洲历史框架中的做法并不明智。但是，“帝制时代后期”或“传统时代后期”不能被解读为“静止时代后期”。因为在中国，经济有所发展，社会完整性增强，政府机构比以往复杂得多。这些进步使中国在19世纪面对欧洲时能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欧洲在这几个世纪间的变革更为彻底。事实上，除了希腊与罗马时代，欧洲史上大多数看似重要的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及民主革命——都发生在中国明清两朝的时期。如果我们站在欧洲的角度去观察中国，中国似乎陷入了发展缓慢的泥淖之中，但这并不是实际情况。事实上，是西方的发展加速了。

经济区域

历史学家在书写欧洲的历史时，没人会把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混为一谈。中国在地理上的多样性丝毫不逊于欧洲，但这一点往往被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所掩盖。除了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中亚的干旱戈壁、蒙古草原以及满洲的森林，中国的中心地带可以分为三大层级，每一层级内部包含两到三个经济区域。

最北边的层级沿着黄河分布，包括中国北部与西北部。中国北部是平原，黄河淤积泛滥时容易被洪水淹没。农民在旱地上种植高粱、小麦、粟和大麦。从政治层面上说，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区域，因为首都北京位于其中。由于地理上的邻近，这是满族人最早占领的区域。中国西北部多为半干旱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贫困，其南边和东边的山脉将该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阻隔开来。这一区域是中国与外部的中亚和草原地区进行贸易的门户，居民包括蒙古人、藏族人、回族人以及汉族人。

第二大层级也沿着河流分布，涵盖了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在内的长江下游区域，拥有全国最稠密的人口、最优良的灌溉系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农业、最高的城市化程度和最高的教育水平。清代时这一区域所缴纳的田税达到全国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了近现代，三角洲城市上海逐渐扩张，影响了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长江中游区域也很富庶，出产稻米，商业繁荣。长江上游区域主要是四川省，土壤肥沃，农业发达，但与中国其他地区被山脉阻隔开。上古时期，周朝和秦朝都是从这一区域兴起并征服了全国。

第三大层级即中国南方，也包含三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与台湾相望的东南沿海山区。农民在山谷中分布的梯田上种植茶叶和其他作物，讲多种方言，并进行沿海贸易。19世纪时，来自这一区域的移民在东南亚聚居，形成众多唐人街。更往南是第二个区域，即以广州为中心的南部沿海地区及内陆地区，东江、西江、北江流经这一区域。这里是18世纪和19世纪海外贸易的中心，也是移民集中输出的地区（直到最近，在美国的许多中国人都讲广东话）。20世纪早期，孙中山（孙逸仙）就是从这一地区开始他的革命生涯的。最后一个区域是中国西南部，多山，地处内陆，人口较少，位于中国中心地带的边缘。这里有矿业和农业。现代以前，这一区域半数人口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族群。

人口

中国的人口从1368年明朝建立时的约6 000万或9 000万增长到了1644年明亡时的1.25亿。清代前期和中期，人口大幅增长，进入19世纪几十年后达到了4.1亿。更稠密的人口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也为文人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的角色赋予了新的声望。他们比以往更多地在地方官府与人口众多的乡村之间调解斡旋。

食物供给的增加保证了人口的增长。在明代，粮食产量增加的40%来自最先进的宋代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新水稻品种的培育，其余则来自新开垦的土地。在清代，粮食增产中的一半得益于新开垦的土地，另一半则得益于更优良的种子、肥料和灌溉条件。明代晚期，来自美洲的新作物传入中国，比如玉米、甘薯和花生（可以在干燥沙化的山地上种植，不会与水稻竞争），也增加了食物供给。到19世纪，玉米已经在全中国种植。

蒙古人统治期间，中国北方的人口从3 200万减少到1 100万。明朝政府把居民迁到荒芜的土地上，建立村庄，兴修水利，并于1415年重新开通了大运河。北方居民的迁徙一直持续到19世纪。在北方，多数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有时也雇用劳力。

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也有来自人口稠密的长江中游地区的移民迁入，其中很多人在贫瘠的山地或丘陵地区边缘定居。1796年到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就发生在这些远离地方行政中心的新定居地区。18世纪晚期苗族人发动的战争也是由于汉族人迁徙定居到西南部的高地上引发的。这些高地之前是苗族部落用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的土地。还有些人渡过海峡抵达台湾，或移居海外。清代，东南亚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中国人商贸区——而19世纪的移民则远不止如此。

与此同时，长江流域的人口变得更加稠密。长江三角洲在内的下游区域水道众多，是中国的粮仓，但从明代晚期开始，诸如丝绸、棉花等经济作物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棉花在长江三角洲的种植十分广泛，以至于到了19世纪，这一地区需要从其他地区购买粮食。在三角洲以外的长江下游地区，约有90%的土地属于在外居住的地主所有。富裕的地主可能将田产分给很多佃农耕种，佃农向地主支付固定租金。南部沿海地区也有大量这样的在外地主，但宗族拥有更多土地，共同管理这些土地并将地租分给成员。

关于这六个世纪中中国人口的增长，有很多疑问待解。死亡率是否有所下降，如果是，原因何在？是否单纯依靠新田地和新技术增加了可以养活的人口数？人口是否因迅速增长而获益？明清时代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高效的政治制度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明朝统治偏远地区的时间比以往朝代更长，向清朝的过渡比以往的朝代更迭更快，破坏性也较小。这样长的和平时期对人口增长又有怎样的贡献？这期间并非没有流行病出现。在1586年到1589年和1639年到1644年的先后两场瘟疫中，中国人口最密集地区多达20%至30%的人口死亡，在某些县乡这一比例更高。另一场流行病爆发于1756年，1820年到1822年还爆发了一场霍乱。不过，人口增长不久就弥补了这些损失。多数历史学家将18世纪视为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但是，到了19世纪前几十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可见人口不断增长并不全是一件好事。

中国第三次商业革命

中国商业在公元前300年到220年（从周代晚期到两汉）发展繁荣，但在随后几百年的分裂期内衰落了。第二章引用了司马迁对汉代富商的描写。850年到1250年（唐代晚期到宋代），商业再次兴起，只是到了蒙古人统治期间才萎缩。蒙元末年，军阀大肆抄没商人的财富。明代前期的几位皇帝也对商业持反对态度。他们在政策上闭关锁国、以农为本，严格限制舶来品的使用，要求货船办理通行证，并意欲把对外贸易限制在朝贡体系之内。这一体系中，周边国家向中国进贡以换取和平和贸易机会。政府还超发纸币，使之几乎毫无价值。建立官方垄断，对海上贸易和船运加以严苛限制，扼杀了商业发展，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萧条。不过，到了16世纪中期，得益于人口和农业增长，辅以政府管控的放松，商业再次开始复苏。这次复苏几乎彻头彻尾掌握在私人手中。

如果汉代和宋代的经济增长分别被称为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商业革命，那么1500年到1800年的大扩张就是第三次商业革命。这次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长江流域率先出现的变化向中国其他地域的扩展，但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迟至19世纪早期，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非工业社会。

促进商业的因素之一是白银流入，白银在明清经济中扮演了铜钱在宋代经济中的角色。中国处于贸易顺差地位。16世纪中期开始，来自日本西部矿产的白银流入中国，而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从阿卡普尔科起航经马尼拉到达中国的西班牙大帆船船队，带来了墨西哥和秘鲁白银。明代后期，朝廷还开采了西南省份贵州、云南的银矿。18世纪，中国南方开发了黄铜矿。同时，私营的“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号，帮助协调区域间的账款支付，并拓展贸易的信贷业务。山西票号后来还在新加坡、日本和俄罗斯设立了办公机构。

与欧洲相同，在中国，白银的流入和流动性的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商业增长。土地价格稳步上升。16世纪，明代早期可以用粮食、劳役和钱币等不同方式缴纳的三四十种田税被整合为一种只能用白银支付的税种，后者被称为“一条鞭法”。农民在市场出售粮食以获取白银，这使得部分农民从粮食转向种植其他更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此外，到19世纪早期，农户数达到了14世纪中期的六倍之多。

1500年到1800年的城市发展是地方市场繁荣发展的回应，主要发生在作为中间市场的城镇层面。这些城镇的发展比整体的人口增长更迅速，并在基层地方市场和更大的省会城市以及北京、杭州、广州等大城市间提供了纽带。基层、中层和大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并不完全是新生的，宋代时就在长江下游地区出现过，但这时已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普及。在丝绸和棉花贸易中，城市里的商人资本家常常组织和投资从纺织到染布的全过程——类似17世纪欧洲的“包出制”。

跨区域贸易也有所推进。宋代跨区域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诸如丝绸、漆器、瓷器、药材和绘画等奢侈品，而清代前期的商人还买卖粮食、木材、盐、铁、棉花等产品。中国并未发展出全国性的经济，区域经济仍是大多数经济活动的核心，尽管各区域在体量上与一个欧洲大国相当。但是这些区域间的贸易作为一个新层级出现了，尤其是在因水运发达而贸易合算的地区。对外贸易也发展繁荣。通往东南亚和更远地方的宋代海上航线得到恢复，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明仇英《南都繁会图》（局部）

此图堪称明代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明代南京城市商业贸易的盛况。全卷绘有不同职业和身份的人物1 000多个，店铺招幌牌匾109个。图中招幌有“西北两口皮货”、“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兑换金珠”等，可见南京作为当时著名商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的繁华与富庶。

商业革命中的女性

明清时期，儒家理想中的家庭规范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儿子成为新的一家之主。女性在身体层面受到了更为严格的限制。缠足这一最初在宋代精英阶层中出现的行为，明代在上层社会中传播开来，清代中后期扩展到很多普通人身上。大多数女孩都不得不经历这一残酷的、会导致身体伤残的过程。即使在乡村，长有一双大脚也就是正常的脚的女性，有时会被认为嫁不出去。不受这一规矩约束的一个例外是中国南方的客家人。客家女性不缠足，在田间和男性亲属共同劳动。另一个例外是满族人。清代的康熙帝曾下诏禁止汉人缠足，但汉人并未理会。

清丁观鹏《太平春市图》

丁观鹏为雍正、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师。此图描绘了农村欢庆春节的热闹情景。画中商贩、游人的形象逼真，有卖爆竹、太平鼓、果品、鸟鱼的小摊，还有跑旱船、演傀儡戏的街头艺人等。

瘦马市[1]

在中国，没有子孙祭祀的人有变成饿鬼游魂的危险。因此，生儿子延续家族血脉是一种孝行。如果妻子没能生儿子，官员、商人或富有的地主就可能为求子而纳妾。一个人纳妾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有能力这么做，他乐意这么做，而且社会接受这种行为。对贫苦的农户来说，在歉收的年份，面对高额的税赋，卖掉一个漂亮的女儿通常似乎是比卖掉先辈留下的田产更好的选择。以下故事收录于明末张岱的《陶庵梦忆》一书中。

妾往往没得选择。但是在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很多正室也没得选择。对于女性而言，成为贫苦农民的妻子，经历艰难、饥饿和贫穷，或成为富人家的妾，有仆人、锦衣玉食并且孩子能接受教育，哪种情况更好？关于前现代时期中国对女性的态度，以下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什么？

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驵侩，咸集其门，如蝇附膻，撩扑不去。黎明，即促之出门，媒人先到者先挟之去，其余尾其后，接踵伺之。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睄睄。”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曰：“姑娘睄相公。”转眼偷觑，眼出。曰：“姑娘几岁？”曰几岁，声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钗一股插其鬓，曰“插带”。看不中，出钱数百文，赏牙婆或赏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数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尽，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红衫，千篇一律，如学字者，一字写至百至千，连此字亦不认得矣。心与目谋，毫无把柄，不得不聊且迁就，定其一人。“插带”后，本家出一红单，上写彩缎若干，金花若干，财礼若干，布匹若干，用笔蘸墨，送客点阅。客批财礼及缎匹如其意，则肃客归。归未抵寓，而鼓乐盘担、红绿羊酒在其门久矣。不一刻，而礼币、糕果俱齐，鼓乐导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轿花灯、擎燎火把、山人傧相、纸烛供果牲醴之属，门前环侍。厨子挑一担至，则蔬果、肴馔汤点、花棚糖饼、桌围坐褥、酒壶杯箸、龙虎寿星、撒帐牵红、小唱弦索之类，又毕备矣。不待复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轿及亲送小轿一齐往迎，鼓乐灯燎，新人轿与亲送轿一时俱到矣。新人拜堂，亲送上席，小唱鼓吹，喧阗热闹。日未午而讨赏遽去，急往他家，又复如是。

随着人口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家从事劳动，纺纱、织布和生产其他产品，供给发展迅速的商品市场。随着女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增加，她们在家庭事务决策中的声音也逐渐增大，常常越过儒家教条认为“合适”的界限。但与此同时，女性的法定权利——遗产继承和支配自己嫁妆的权利——比以往变得更加有限。此外，商业革命也使有能力纳妾的富裕市民人数增多，有更多人光顾茶馆、饭店和妓院。

明朝的统治模式

人们或许会认为，明清时期人口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即使不能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至少也会使中国政治的上层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明清两朝的政治制度与宋元时期非常接近，只是有所改进且更加牢固。历史学家有时称这一晚期帝制体系“得到了完善”。它能包容和利用新的商业活力，正是这种活力引起了欧洲封建时代晚期君主政体内部的巨大变化。是什么样的制度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皇帝

这些制度之一是皇权。在发生饥荒、农民纷纷起义的年代，日后将成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正崛起为一支起义军的首领，对抗大厦将倾的蒙古帝国。他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坚固的军事基地，1368年建都南京，并追击蒙古人的残余势力。1382年，远在西南边陲云南的最后一个蒙古军队据点陷落。朱元璋在身后以其年号“洪武”闻名，意为“洪大的武力”。历史学家称他勇敢、精明、富有远见，但晚年残酷、猜忌多疑、过分偏执。尽管如此，从建国到1398年，他在位的这30年，仍具有鲜明的王朝创立者的特征。他学习唐朝以寻求治国之道的启发，但在很多方面却追随了前朝蒙古统治者的脚步。

洪武帝是一位独裁者。他废除了宋元两代政治制度中由高官参与重要事务商议的中书省，所有决定完全由他个人做出。一位历史学家指出，有一次，洪武帝在8天的时间里收到1600份奏章，涉及3391件政事。另一位历史学家指出，“以一天10小时批阅200份文件的速度来计算，平均每份文件的考虑时间只有3分钟”1。由于需要处理的政务太多，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皇帝成了行政中的“瓶颈”，如果不够勤奋，政事就会陷入泥沼，耽搁不前。

洪武帝是一位暴君。他和继任者们设有自己的密探和监狱，对朝廷稍有微词的人都会受到残酷折磨。即使是高官，也有可能遭到羞辱性甚至有时足以致命的刑罚，在朝堂上被施以廷杖——这是从蒙古人那里承袭而来的刑罚。那些官员，甚至是受到残酷虐待的官员，仍会坚守奉献与效忠精神，这证明了儒家伦理教化的深入。明朝末年，一位三朝御史老臣因顶撞了权倾朝野的宦官，被宦官设计取得圣旨后下狱，于1625年被折磨至死。在给儿子的遗书中，这位官员痛斥奸佞，但也表明不畏死亡，因为他的躯体是属于“君父”的。此前，明代最著名的御史海瑞在16世纪中期的一起案件中受到了牵连。

海瑞入宫上疏，指出明世宗诸多声名狼藉的陋习。皇帝大怒，下令逮捕海瑞，不能让他逃走。宦官禀报世宗：“此人素有痴名。……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世宗闻此大为惊讶，宽恕了海瑞的忤逆。2

明佚名《太祖朱元璋像》

留存至今的朱元璋画像有十多个版本，但对其相貌的描绘分为端庄和怪异两个极端。故宫旧藏的这幅朱元璋全身坐像，描绘的是他壮年时的相貌，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如满月，颇有英武之气。

洪武帝出身于一个失去了土地的贫苦农家，因此重视农业，同情小农的境况，对地主则不然。国家对所有田地进行了调查，登记于“黄册”或“鱼鳞册”中。田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是蒙古人治下的两倍之多，为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并持续至16世纪。洪武帝鄙夷商业，用严苛的法律予以管制，废除垄断官营，禁止对外贸易。只有到了王朝后期，这些严格的措施松弛后，明清的商业革命才开始。

另一位值得特别注意的皇帝是永乐帝（1402—1424年在位）。“永乐”也是这位皇帝的年号，意为“永恒的欢乐”。（他从第二位皇帝，也是他的侄子建文帝手中篡夺了皇位，建文帝只当了四年皇帝。）永乐帝的权力基础在北方，他也最终迁都北京。永乐帝在位期间的一项成就是组织编纂了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囊括了当时的全部学科门类，收集了中国当时存世的绝大多数书籍。这一工程使广大文人学士深为欣喜，并为他们提供了数以千计的职位。这部百科全书仅有部分遗存至今。

永乐帝的第二项成就是修建了象征皇帝威仪的北京紫禁城。不同于克林姆林宫是由一道城墙内的各式混杂建筑组成的，北京的整个宫殿建筑群都聚焦于君王一人。紫禁城众多的外墙内墙、宽广的庭院以及厅堂，围绕着皇帝接见群臣的大殿所在的高地，按几何结构设计布局，层层递进。唐朝时，皇帝和朝廷要员坐在一起商议国家政事。宋朝时，官员站在皇帝面前。到了明朝，皇帝坐在高台之上，群臣则跪在皇帝面前。大殿后面是皇帝与后妃的居所。1425年，皇宫中有6 300位厨师，每天为1万人服务。这些数字后来有所增长。17世纪初，宫女有9 000人，而宦官据估计有7万人。皇帝这种光芒万丈、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延伸到他的家族。作为赏赐，皇族成员获得了中国北方的大量田产。

《永乐大典》书影

《永乐大典》于明朝永乐年间编纂成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 937卷（目录占60卷），11 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当时搜集到的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但此后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

明佚名《入跸图》（局部）

此图描绘的是明朝皇帝出京拜谒祖宗陵寝归来的盛况，与《出警图》成一组。《出警图》描绘皇帝骑马，由陆路出京；《入跸图》则刻画皇帝乘船，走水路回宫。皇家的谒陵队伍庞大，百官毕至，场面宏伟，气势壮观。

随后，在16世纪和17世纪前期，好几位皇帝表现得对政治毫无兴趣。其中明武宗终日沉迷于酒色和游戏；明世宗醉心于道教仪轨；明熹宗不喜文墨，整日忙着制作家具。在这两个世纪里，皇帝的权力旁落，由高官或宦官行使。

官吏

明代统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官府的掌管者。官府的正式组织与唐宋时期几无差别。处于最高级别的是军事机构、监察机构和行政机构。三者有时能相互监督。行政机构之下是六部和由省、府（州）、县构成的层级体系。大多数中国人如果需要和官吏打交道，能接触到的只有县级官吏。除了高额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明代财政状况良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稳步提升，而政府机构扩张缓慢。（在现代议会制国家，很难保证财政支出的速度不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政府财政状况有起有落，但直到16世纪8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的富余产品都在不断积累，延缓了王朝衰落的步伐。仅仅到了明朝的最后五十年，国库银两才因飙升的军费开支而消耗殆尽。

如果明清的制度体系堪称完善，那么它带给中国的优良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其官吏自身的道德承诺和卓越才能的产物。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官僚群体能在权力和声望上接近明清官吏。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时，称这些官员为“mandarins”。“mandarin”最初是印地语前身梵语的一个词，意为“顾问”，后传入马来语，随后被葡萄牙语所用，并为其他欧洲语言吸收。和在宋朝一样，当时成为官员的回报太丰厚了，因此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随着人口增长和学校增多，进入官僚群体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应试者在通过县级官府的审查后，首先参加院试（童试）。如果通过，就成为士绅阶层的一员。他会获得方巾，并免服徭役。但是即使想通过这一级考试，也需要多年刻苦学习。每年约有50万人通过乡试。第二级是省级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只有百里挑一或更少的人才能成功通过。最后一级是入京考试（会试和殿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明朝时，每次通过最终考试的人不到90人。与在前朝类似，明朝也设定了区域限额，以防长江流域考生最终把持官场。

宦官

成为高官需要多年发奋学习和杰出的天赋：只有最聪慧且坚定的人才能成功。而成为皇宫中的宦官则只需要与宫廷有关系的男孩接受阉割。宦官作为内廷管家，可能成为未来皇帝的玩伴，并且能对皇帝的众多嫔妃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担心其影响，洪武帝下令宦官不得接受教育，但他的禁令后来被弃置不理。在明代的朝廷中，宦官与官僚形成对抗之势。他们可以替代官僚为政事出谋划策——像是“内阁”——皇帝以此来对抗高官的权威。很多时候，当皇帝软弱无力，宦官就会当权，铲除官僚中的异己；其他时候，官僚则占据上风，肃清权倾一时的宦官。关于宦官的研究较少。

士绅

明清统治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并非新生事物，也比在前朝重要得多——是地方精英，一般被称为士绅或文人。他们构成了其上的精英官僚阶层——其中最低一级是县官——和其下的乡村民众之间的中间阶层。尽管明清两代的人口增长了5倍，但县官数量仅从1 171人增长到了1470人。处于平均规模的县，人口数在明代前期约为5万，后期约为10万；到19世纪早期，人口数最终增长到明代后期的2倍至3倍。县官都是以外地人的身份来到所辖地。“回避原则”设立的初衷是防止利益冲突，避免县官在家乡所在省份任职。他的下属众多，包括书吏、幕僚、长随和差役等；即便如此，县官也无法直接管理这样庞大的人口。为了进行有效治理，县官必须取得地方文人或士绅的合作。

明仇英《观榜图》（局部）

此图描绘了殿试后考生争相观榜，以及皇宫内举行相关庆典仪式等情景。画中，诸位考生的形象生动，刻画细微。有奋力向前着急看榜者，有观榜后消沉失落被人扶掖者，人物的形态神色各异。古代文人迫切期望中举的心态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的文人并不是像英国乡绅那样的乡村精英。他们主要是城市人口，居住在市镇或县治所在地。他们在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上和县官属于同一阶层，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衙役和村中里保相区别。他们将孩子送入私学读书。他们通常拥有土地，但自己并不耕作，而是剥削为其耕种土地的佃农。明代末年的起义打击了地主，因为他们也是官府的一分子。但是，士绅同时也是地方领袖。他们代表社群利益，面对官僚时会发声保护这些利益。他们代表所在社群行使准官方职能：维护学校和孔庙；修缮道路、桥梁、运河、沟渠和堤坝；编修地方志。

士绅阶层是官员赖以成长的母体，是儒家价值观在地方社会的捍卫者。19世纪中期，当危机出现时，他们还投入到了国家救亡运动中。

明朝的对外关系

过去，学者们常常声称，中国在明（及清）时期的特征是既无侵略性，也不好战。他们的论据是：中国没有能力对抗外来侵略；闭关锁国，文官执政；宋代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谚语。但明朝前期几位皇帝的作为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论点。洪武帝将之前为蒙古人效力的大批军队纳入麾下。在他治下，中国的边境强有力地向外扩张。他去世时，中国已经控制了从通往中亚的大门哈密到东北松花江北边草原的广阔边地，并重新取得了中国南方诸省的控制权。永乐帝延续了明朝建立者的政策：他五次率军亲征，在戈壁滩与蒙古人作战。他还下诏入侵越南，此后二十年间试图把该国收为中国的一部分。（回顾一下，越南在公元前111年到939年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是中国的一部分。）

永乐帝的另一项壮举是在1405年至1433年向东南亚、印度、阿拉伯海湾和东非派遣舰队。舰队由宦官郑和率领，他来自云南，是回族人。第一次出海的船队包括62艘大船、100多艘小船，载有28 000名海员、士兵和商人。航行利用指南针和星象图，采用阿拉伯商人的海上航线。远航的主要目的不是贸易，尽管有些宦官利用这个机会捞了一笔，并且有记载显示，当时有长颈鹿、斑马和其他异国物件被呈献给皇帝。相反，远航的目的是将中国的光辉宣扬海外，并把那些遥远的国家都纳入朝贡体系。郑和手下的士兵在爪哇岛扶立了一位新国王，俘获了与之敌对的婆罗国王和锡兰国王并带回明朝，又与另外19个国家立约，使之成为明朝的朝贡国。这种航海活动的结束与其开始一样突然。多次航海耗资巨大，回报甚微，使国库不堪重负，尤其是在国家与蒙古军队交战和在北京建立新都城的时期。值得注意的并非是这些航行比葡萄牙人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早了半个世纪，而是中国拥有探索全球的航海技术，却决定不去使用。中国人缺乏不安定、贪婪、信仰和好奇心这几种因素的结合，而正是这些促使葡萄牙人出海远航。

清陈璋《榜葛剌进麒麟图》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今孟加拉国）遣使入贡麒麟，有宫廷画师据此画了一幅《麒麟图》。后清代画家陈璋临摹此画，取名“榜葛剌进麒麟图”。从画面上看，所谓“麒麟”实为长颈鹿。

永乐之后，中国朝廷的要务是确保扩张后的边疆安全。方法之一是“以夷制夷”。尽管元朝已经覆亡，明朝面临的首要威胁仍来自蒙古，此时蒙古已经分裂为东、西、南三部。明朝与南部蒙古（定居在长城以北）结盟，以抗衡更可畏的草原蒙古部。这一政策在多数时候都起到了作用，但有两次，蒙古人结成了强大的联盟——对成吉思汗战争机器的苍白模仿——足以击败明朝军队。1449年，他们俘虏了明英宗。1550年，他们扫荡了北京。后在16世纪60年代蒙古军队再次发动袭击，被明朝军队击败。1571年，明穆宗与蒙古俺答部签订和约，史称“隆庆和议”。

第二种对付边境线外潜在敌对势力的方法是“朝贡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海外从属国国王的使臣在礼节上表现出对天朝上国万邦之君在政治上的附属。使臣恭敬地来到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跪下三次，以头叩地九次），并呈上礼物。作为回报，他们代表的各国国王会得到认可其地位的封印，获准使用中国历法和年号，并被封为明朝的贵族。

中国的邻国鲜有因为表面价值而接受这一体系的（朝鲜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他们参与这一体系是为了自身利益和稳住中国这个强大的邻邦。使臣们在北京的起居饮食规格与其身份相称。他们得到的礼物往往比他们送上的礼物价值更高。（然而，一项关于朝鲜使臣的研究表明，有时他们送出的比得到的更多。）此外，他们获准在城中的市场内售卖私有货物。这些好处吸引力十足，以至于有些中亚商人捏造出虚构的国家，自称使者。最后，中国对这些代表团的规模、朝贡频率和货物进行了限制。

清朝的统治模式

明朝后期，由于与蒙古交战，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交战，以及国内其他叛乱的影响，大明国力削弱。最后的外部威胁是满族人——吞下大象的老鼠。

16世纪后期，才干卓绝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其继任者皇太极则称帝，定国号为清。都城还在奉天（后名沈阳）时，这个政权就建立了一套儒家行政体系，包括六部、监察机构和其他汉化机构。当明王朝叛乱四起，官军节节败退时，满族人趁乱入关。他们自称是儒家秩序的守卫者。汉族的士绅认为满族人比叛军首领好，在他们眼里叛军首领不过是盗匪。有几位汉族文人和官员因效忠明朝而闻名，不过大多数人平静地转而效忠新王朝。1644年，清从奉天迁都北京，开始了作为中国王朝的历史。

清朝统治的前几十年主要用于巩固政权。1659年，在转而投靠新政权的明军将领的支持下，清收服了中国南方地区。1662年，缅甸王将前来避难的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送交清廷，永历帝后被吴三桂俘杀于昆明。1673年，控制中国南方的三位汉人藩王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但大多数满洲旗下的汉人士兵仍忠于清朝，这场变乱于1681年被镇压下去。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台湾成为中国国家统一整体的一部分。

在政治层面上，明王朝崩塌和满族人建立政权造成的断裂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低。这不仅是因为过渡时间短，也是因为满族人不同于蒙古人，在征服中国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汉化。明朝时，他们受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由部落组织构成辖区。在进入中国之前，他们已经具备管理定居在长城以北满洲地区的汉人的经验。

清佚名《台南地区荷兰城堡》

台南安平古堡，古称奥伦治城，是台湾地区最古老的城堡，由荷兰人修建，也是郑氏第三代的府邸。

清朝统治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两位才能卓越而且在位时间长的皇帝的统治，延续到了近19世纪。第二是新制度的出现，保证了作为少数的满族人得以把持权力；这些新制度成为前文所探讨的政治势力——皇帝、官吏、宦官和士绅——的补充。

康熙和乾隆

清朝第一位杰出的皇帝是康熙（1661—1722年在位）。他生于1654年，即清王朝建立十年后。他7岁继位，13岁亲政，统治到1722年去世。他精力充沛，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批阅奏章，随后开始一天的日程，接见群臣。他亲自主持殿试。康熙熟读儒家经典，因支持编修《明史》《康熙字典》和一部一万卷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得到文人学士的拥戴。他开放了四个对外贸易港口，兴修公共工程，加固淮河、黄河堤坝，疏浚大运河。他在位期间曾六次巡视南方诸省。康熙对欧洲科学也颇感兴趣，曾与从明朝接管的耶稣会天文学家共同做研究。康熙与三十位后妃生了三十六个儿子和二十个女儿——但多数都夭折了。简而言之，康熙堪称皇帝的典范。他也对旨在保留满族人身份特征的各种政策负有责任。像从前的忽必烈一样，他在蒙古草原南部边缘地带修建了夏宫，在那里打猎、驯鹰、骑马，像牧场主一样自由自在。

第二位杰出的皇帝是乾隆。他于1736年登基，这时距他祖父康熙去世过去了十四年，他在位直到1795年。乾隆在位期间，清朝的繁荣强盛达到了顶峰。乾隆像康熙一样，强健、睿智、尽职、细心、勤勉。他也曾巡视南方。他支持学士们完成了一项浩大工程：编修《四库全书》，收录了经、史、子、集约一万五千部书，耗时近十五年。（他对审查批评满人统治的著作也负有责任。）乾隆帝直到晚年才有所松懈，容许他的宠臣和珅长期腐败，其腐败规模空前。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乾隆的继任者嘉庆平息了乱局，命令腐败的和珅自尽。从此以后，贯穿整个18世纪的财政充盈局面不复存在。然而，进入19世纪，中国的政治体系完好无损，社会平稳。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几乎没有任何预兆。

清郎世宁《乾隆皇帝大阅图轴》

这幅图轴是乾隆29岁时的戎装像，显示出他精神焕发。郎世宁基本上是采用中国传统绘画的工具和材料，但取得了西方细笔油画的艺术效果。

清佚名《头等侍卫呼尔查巴图鲁占音保像》

清宫廷画师所绘，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占音保是乾隆时期将领，任侍卫，在征讨回部的战事中立功。图上赞语为：“赤手长鲸，阵俘卫诺。贼级累累，注之一槊。捧檄辟展，达巴里坤。马不刷鬣，还报军门。”

新制度

对任何政权来说，最重要的支柱都是其军事力量，这一点在统治者是少数民族时尤为关键。清朝军队的基本单位是旗——得名于军队的旗帜，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满洲八旗下的牛录（每牛录300人）数目比另外两族的多；蒙古、满族士兵与草原盟友加在一起，数目是军中汉人的两倍还多。并且，汉军八旗主要由居住在满洲地区的汉人组成，他们自清政权奠基时起就是其组成部分。满族戍卫部队单独编制，不受汉人官员管辖。朝廷向其发放薪俸，赐予耕地。满族人不得与汉人通婚，子女必须学习满语，不得为女儿缠足。1668年，清廷设立了一道柳条边篱笆墙，封锁满洲的北部和中部，作为战略自留地，不许汉人移民进入。

在旗军之外，还有一种汉人警卫部队，称为“绿营兵”。起初，旗军与汉军之间的区分极为重要。后来，随着王朝的统治渐渐常规化，军事力量的民族成分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清政府的第二个特点被称为“满汉分治”，中央政府的关键职位都任命一满一汉两名官员。清朝早期，得到任命的汉人多为旗人或个人效忠于满人的汉人。在省一级，满族军政官员监管汉人文官。在省级长官之下，大多数官吏和几乎所有的县官都是汉人。

北京颐和园八旗兵营图（局部）

约绘于晚清时期。全图以颐和园为中心，着重绘出了遍布于颐和园周边的八旗兵营。

清代政府的第三个特点是满语的角色。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与汉语完全不同。满语作为口语发展了几百年，但从1599年开始，它借用了蒙古文字，成为一种可以书写的语言。追溯这一书写体系，蒙古文来自回鹘文（竖着写），而回鹘文来自粟特文（横着写），粟特文则最终来自亚拉姆文。亚拉姆文也是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他欧洲语言字母的来源。皇帝的很多敕令都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满族大臣要用满文书写与皇帝的往来奏章。欧立德指出，在写给皇帝的奏章中，汉族官员的落款是“臣”，而满族官员使用更亲近的“奴才”。在清政府中，满族人组成了一个内部“宗族”类别。

清朝的对外关系

与以往一样，清朝统治期间，中国受到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北方和西北方。俄国在伊凡雷帝（“恐怖伊凡”，1533—1584年在位）在位时期疆域扩张，向东横贯西伯利亚，向南与钦察汗国的残余势力相接。到17世纪60年代，俄国商人、捕猎者和冒险家到达了满洲北部的黑龙江，在那里修筑工事，与东蒙古部人做生意。（这使我们想起法国人深入加拿大也是在这十年间。）为了防止俄国和蒙古建立友好邦交，17世纪80年代，康熙在满洲设立了军事据点，将俄国人驱赶到黑龙江下游。这一胜利发生于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在位早年，导致了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双方在耶稣会士翻译的帮助下展开谈判，条约规定俄国撤出满洲北部地区，允许俄国商队到访北京。

在西边，情况较为复杂，是俄国、西蒙古部和西藏间的三边关系。康熙和乾隆先后与蒙古交战，进军西藏，1727年与俄国签订了一份新条约。清朝在战争中曾暂时取得约260万平方公里新领土的控制权。这些地区成为受保护领地，由理藩院管辖，独立于其他省级行政管理体系。中国人的帝国观念由此得以彰显。从那时起，即便后来中国的边境在19世纪有所收缩，中国人一直坚持清政府确定了中国的合法国境线。

与西方的接触

欧洲人曾在唐朝和元朝到达中国，但直到16世纪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才有大量欧洲人来到中国。这当中有些人是传教士，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最为精明慎重、恪守纪律、积极进取和成功的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最早在明代来到中国，起初披上了佛家僧侣的衣袍，但在学习了一些中国文化后，换上了儒生的外衣。他们研习汉语和儒家经典，与儒生展开对话。他们利用天文、地理、雕刻和火器知识进入北京的朝廷，得到天文官署（钦天监）的职位任命。

1644年满族人取得政权后，耶稣会士经过短暂的挣扎，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他们用望远镜、时钟和击弦钢琴勾起了朝廷上下的好奇心。他们尝试传播基督教，斥责道教和佛教是迷信，但主张儒家学说是一种理智的哲学，可以作为基督教的辅助，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欧洲可以辅助基督教神学。他们把儒家祭拜祖先的仪式解释为世俗行为，因而与基督教是非对抗性的。有几位朝中高官皈依了基督教。康熙对耶稣会士的学者风度颇有好感，也称赞他们铸造的火炮，但对其宗教并无好感：“朕曾问南怀仁（耶稣会士），为什么上帝非要让耶稣死去，否则就不宽恕他？虽然他试着回答，但朕没听明白。”3

与此同时，与耶稣会敌对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传教士向罗马报告说，耶稣会士容忍儒家仪式。争论接踵而至，漫长复杂，但最终，教皇在1715年和1742年颁布诏书，决定驳回耶稣会士的意见，禁止中国基督教徒参与家族祭拜祖先的仪式。于是，尽管还有少数几名耶稣会士仍在朝中任职，但基督教被清朝禁止，教堂被查封，传教士被迫逃亡，信众人数下降。

其他欧洲人到中国是为了做生意。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最先到来，但行为恶劣，被驱逐出境。他们在16世纪中叶卷土重来，获准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小小的澳门半岛上，这里有城墙将其与中国其他地方分隔开来。随后到来的有来自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1699年到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1784年到来的美国人。起初，西方人与来自东南亚的商人混在一起，开展颇为开放的多边贸易。之后，在18世纪早期，出现了更为严格的“广州体系”。西方人只获准在广州——他们称其为“Canton”——开展贸易。他们只被分配了城墙外沿河的地区，不得进入城中。他们也不能把家眷带到中国。他们必须服从中国法律，受到官方性质的商人行会控制。尽管如此，这些西方人和他们的中国同行都生意兴隆。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印度和英国之间开展三边贸易，使英国人能喝上茶，穿上丝绸衣服。私有财富开始累积。金属货币流入中国，主管商业的机构财富迅速膨胀。由于对种种严格限制感到不满，1793年英国政府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前往中国展开谈判，讨论开放其他港口、确定税率等事宜，并向清朝廷呈上礼物。乾隆皇帝收下了马戛尔尼送上的礼物，但拒绝了他的请求——尽管马戛尔尼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但中国人仍视之为朝贡。对外贸易仍局限于广州，远离北京，而且在中国其他地方几乎无迹可寻。

乾隆帝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国书

乾隆帝拒绝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改变严格的广州体系的请求。以下这封国书反映出中国人在面对其他国家时的优越感，以及他们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天朝上国”。

乾隆帝优越感之下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乾隆帝会见马戛尔尼使团

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画师、制图师、乐师、军官等一行84人访问清朝，名义是代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向乾隆皇帝表贺其八十寿诞。

广州十三行街一景

十三行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广州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后来，这片对外贸易专区被称为十三行街。图中反映的是18世纪70年代十三行街的景象，图中的建筑具有西方特色。

明清文化

关于明清文化可以提及的一点是，像人口和农作物一样，文化较过去也更加丰富了。无论我们说到士绅、文官或专业化的文人阶层，其人数和著作数都远超历朝历代。即使是基层文人或哲学家也可以出版自己的文集，或由崇敬他们的门生为其出版。书店在明朝发展成熟：店中售卖儒家经典和注疏、唐宋诗集，以及彩印画谱、小说、色情作品和科举考试八股文范文集。

明陈洪绶《升庵簪花图》

杨慎，号升庵，明正德、嘉靖年间的文学家。他才华满腹，正值壮年，却受父案牵累被贬官云南。在云南时，他常常醉饮，用胡粉敷面，作双丫髻插花，请伎女捧觞。此图正描绘了他在流放时的这种放浪生活。

受到佛教的影响与冲击，中国文化在宋代开始向内转化。这一趋势因后来汉人对蒙古人统治的反感而加快，并延续到明清，中国文化这时面对外来影响几乎刀枪不入。清朝统治在其中的影响似乎微不足道。由耶稣会士译成中文的数学和科学著作，在中国学术中也几乎没有留下印迹。当然，中国文化的自我满足反映出其传统和社会秩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也构成了一个有缺陷的封闭的观念体系。这些缺陷在19世纪逐渐凸显出来。在这五个世纪中，正统思想是朱熹的新儒学。从明代中期到晚期，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年）类似禅宗的学说引发了一些扰动，他因言行激进而被下狱、殴打，还一度在政治生涯的辉煌期被流放。

另外几位有创见的思想家由于拒绝清廷任命的官职，在20世纪早期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受到赞誉，但他们在自身所处的时代则影响有限。其中最具革新性的是顾炎武，他的著作包括哲学与治国之道。他运用哲学和音韵学去探求经典原意，将其务实的准则与王阳明的“空谈”相对比。顾炎武的后继者拓展了其哲学研究，发展了文本研究的考证方法，但忽视了其政治意蕴。清朝统治者钳制非正统思想，17世纪大爆发的创造性渐渐衰微，最终熄灭，变成狭隘、呆板的墨守成规。直到19世纪末，才有思想家从这些研究中提炼出带有激进色彩的推论，这种推论同样出现于欧洲的《圣经》文本研究中。

法海寺壁画《普贤菩萨图》

法海寺位于今北京翠微山南麓，建于正统四年（1439年）至正统八年（1443年），寺内壁画绘于同一时期。绘制者为宫廷画师，画风工细精致，场景气势宏大而伟丽。

明清时期的中国人最为推崇的是那些传统的高雅文化：绘画、书法、诗歌、哲学。这不无道理。精美的瓷器也出现了。明代前期，青花瓷最常见；明代后期和清代，通体绘有珐琅彩、更具装饰性的器物广泛流行。欧洲的制瓷工业始于16世纪，试图模仿这些器物。中国和日本瓷器对欧洲瓷器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今天的中国人回顾历史时，却把小说视为明清时期最突出的文化成就。

前现代中国的小说脱胎于早期说书人使用的话本。与话本故事一样，中国小说由串连起来的章回构成。早期小说的每章末尾通常会提示读者不要错过后文的精彩发展。明清时期科考失败的文人常常创作小说，并在作品中挖苦讽刺官员。由于多数小说是用白话文写成，在文人圈子中并不体面，作者一般会使用笔名。有两部生动的短篇故事集有英译本：《三言二拍》和《宋明平话选》。很多故事（尽管未收录入这两部选集）包含色情描写。事实上，明代人可能发明了诙谐艳情小说，例如已有英译本的《肉蒲团》和《金瓶梅》。这类作品在清朝刻板的统治下遭禁，20世纪时在日本的收藏中被重新发现。

以下简介几部或许能表现中国人口味的重要小说。

1. 《三国演义》。1522年出版，讲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乱局。作者的身份尚不确定，他像莎士比亚一样，运用历史背景，创造了一个戏剧化的世界，其中人物性格决定了事件的结果。到明朝末年，这部书已出现超过二十个版本，在日本和朝鲜也极为流行。

2.《水浒传》。该书讲述北宋末年，108位绿林好汉为躲避官府压迫，在山泽中安营扎寨，像罗宾汉一样，报复为非作歹的腐败官员。此书用独立章回讲述每位英雄逃离社会的原因和他们那些勇敢无畏的有趣历险。这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在清代，尽管该书由于含可能颠覆政权的内容而被官方列为禁书，但仍受到广泛传阅。

3. 《金瓶梅》。这是一部艳情小说，讲述城市富商西门庆的淫乱生活。此书生动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讽刺了贪官污吏和贪婪的僧侣。全书最后，主人公因纵欲过度而毙命，他的家庭——六位妻妾和孩子们——随之解体。这部小说早期的英译本中有大量段落使用了拉丁文，以保护那些没有学习过拉丁文的人不受思想腐蚀。（尽管具有文学价值，这部小说和其他同类型的作品一样，在毛泽东时代被列为禁书。近几十年大众可以重新看到此书了。）

4.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该书通常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它叙述了清代早期世家青年贾宝玉的成长历程，他出生于富贵却江河日下的家族。评论家赞誉其精妙和深刻的心理描写。人类学家从中挖掘有关中国枝繁叶茂的大家族的信息及其对社会关系的描写。与其他明清小说一样，这部书到20世纪西方小说进入中国后，才被尊为伟大的艺术作品。

5. 《儒林外史》是清代早期一部抨击儒生和官吏的讽刺小说。

文曲星

《儒林外史》描绘的众多人物中有一位叫范进。他面黄肌瘦，胡须花白，穿着破旧的亚麻布袍，在五十四岁时终于通过了院试，成为秀才。他回到家后，岳父胡屠户设宴道喜，并吩咐一番。但当范进向胡屠户借钱去参加乡试时，得到了如下回应。

为什么像《儒林外史》这样的讽刺小说未能动摇清代社会的根基？

……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是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你心！……”

［范进还是参加了乡试。他回到家时，发现家里人已经饿了两天。范进到集市上去卖鸡，与此同时，报录人骑马而来，通报他通过了省里的乡试。范进回到家，看到报帖便昏了过去。醒来后，变得疯疯癫癫。一位报录人建议由范进平日惧怕的胡屠户打他一巴掌。胡屠户犯难了。］（此段概述情节，非原文，后文中［］内文字同。——译者注）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最后胡屠户还是打了范进一巴掌。范进清醒后，迎来一位当地乡绅拜访。此人“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金带、皂靴”。他对范进说：“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来访者在表达敬意后，赠予范进五十两银子和一处更适宜居住的房子。很快，又有人送给他田产、什物、钱、米和仆人。本回结尾处，在几日宴请后，范进的妻子督率着丫鬟们洗碗。这时范进的母亲走了进来。］

老太太看了，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

家人、媳妇道：“老太太，哪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

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鬟和媳妇一齐都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些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

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开启了通向现代的大门？为什么在中国（同理，在日本）那样复杂的商品经济中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直到1500年前后，从多方面衡量，中国都领先于欧洲。答案显然要从欧洲史中寻找。不过，仍有一些比较或许能说明一定问题。

1.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欧洲资本主义是由新教伦理激发的，中国、印度和欧洲天主教国家缺乏这种伦理。但是，中国讲求朴素、节俭和勤劳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不是与新教伦理相类似吗？或者，如果像韦伯所说，工业革命需要一种更深刻的、加尔文主义的救世渴望，为什么日本、中国和东亚其他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取得如此爆炸式的增长？

2. 是否是科学造成了这些不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大学教授数学、希腊科学与阿拉伯科学，最终促成了哥白尼和牛顿的出现。中国的课程中则没有这类学科，这是否阻碍了中国取得突破？有些历史学家会质疑这一假设，提出西方的工业革命在科学做出巨大的贡献之前就已经走上正轨。

3. 英国自学成才、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和蒸汽机的技师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奖励。在中国，没有专利权保护发明家，也没有经济学家为发明家著书立传，认为他们造福了社会。财富和名誉始终为官僚士绅所保有，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享有地位，鄙视依靠双手劳动的人。（当然，在之前的朝代，中国人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依然有灿烂的发明。）然而，所有人都认同，明清商业增长没有带来机械工业的突破。

4. 另一个因素是资本。在欧洲，随着商人和商业银行投资机械工业，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在中国，明清商人更倾向于投资田产——这样做光鲜，面对贪婪的官员也比较安全，或用商业资本来扩大其商业经营活动的规模；同时，即使在19世纪，廉价的劳动力可能使发展西方那样的机械工业无利可图。

5. 官僚体制是现代性的关键组成要素。它对行政的作用如同流水线对制造业的作用，把复杂的任务分解成多个简单任务，使效率大大提高。在西方，官僚体制直到最近几个世纪才出现。官僚来自新生中产阶级，加强了君主制和后来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对抗封地贵族；他们代表了才能对世袭特权的胜利。中国官僚与欧洲官僚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使行政更高效。中国官僚是精英，才能出众，受过中国经典教育，正如英国官吏受过古希腊罗马经典教育。但中国官吏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欧洲的不同。他们并不站在旧制度的对立面，而是拥护旧制度。他们掌权了至少一千年，是拥有田产的士绅的组成部分，尽管其中的世袭贵族早已不复存在。尽管有才能，19世纪的中国官僚成为现代性的主要障碍。

6. 最后总被重复提及的一点是，中国对其他文明和民族不感兴趣，视其为蛮夷。当耶稣会士试着介绍科学——诚然，耶稣会士自身对其热情也有限——中国人的反应是偶尔感到好奇，更多时候则漠不关心。有几位耶稣会士被任命为翻译和宫廷天文学家，或者被用来铸造火炮。中国人对其他文明缺乏兴趣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自身文明的丰富性深为欣赏，以及其核心政治制度——皇帝、官僚、科举制度、士绅和儒学——的凝聚力多个世纪以来一直稳如磐石。他们的制度证明了自身价值，根深蒂固。他们的信仰如此内在化，几乎是一个封闭体系。

思考

1.传统时代晚期的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

2.明清王朝如何在如此长的统治时间里统治得如此出色？

3.清朝的统治更像蒙古人的统治还是明朝的统治？康熙和乾隆在哪些方面与汉人皇帝难以区别？

4.明清两代的对外关系为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的关系做了准备，你怎样描述这种准备？

[1] 马市是指买卖马匹的市场。“瘦马市”指的是买卖妾的市场。这一名称含有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