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可以被定义为“任何具有交换性质的商品或财富的转移”。长途贸易并非人类社会必要或固有的功能，但是它却成为整个城市化历史长河中最为普遍的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首次冒险航海的目的是从海洋中获取食物，比如各种鱼类或哺乳动物等。因此，最早的海上贸易是以物易物，捕鱼共同体用海产品来交换粮食、衣服和工具等。通过长途海上贸易建立的联系是经济文化交流过程的关键因素，而这种交流塑造了地中海地区、近东和中东地区、印度洋地区以及远东地区各具特色的文明模式。

正是在包括尼罗河河谷、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甚至印度河河谷的“肥沃新月”地带，早期城市文明的兴起促进了海上和陆地贸易的发展。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后期和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早期，精细的农业技术和组织使这些地区的社会逐渐复杂繁荣起来。随着手工匠、商人、航海家、士兵、传教士、执政官与统治者的功能专业化，他们便从初级农业生产者中分离出来，社会分化与等级体系开始产生。这些集团认识到，错综复杂的陆地和海上贸易网络的发展能为近东和印度的城市、宫殿和神庙的消费阶级提供丰富多样、质量更好的原料或手工业品。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大大小小的王国和帝国开始形成。中国也出现了与之相类似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的动力来自江河贸易而非海上贸易。

早期海上贸易

文明诞生最初，非洲地区、地中海地区、两河流域地区已经开始了海上贸易。他们交换的商品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如粮食、木材、家畜，偶尔也有比较精致的装饰品、珠宝或者瓷器。图中展示的是腓尼基、埃及、迦太基、古罗马的手工艺品。

几千年前，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家畜、奴隶，以及更精致一些的物品如香水、香料、贵金属和纺织品贸易在古代地中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地方性或区域性层面上进行。有些商品广受欢迎，由于可以通过海上贸易获得，它们的价格根本不与实际价值挂钩。几个世纪以来，玻璃珠是南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出口的一种重要商品。马尔代夫群岛的玛瑙贝壳则更受欢迎。它们被用作装饰品、身份的标志和多子多孙的象征，以及从中非到中国等国家的货币形式。

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

得益于越来越多的官方和私人书面记录、碑文以及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地中海地区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期开始形成的海上贸易模式。一般来说，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来自腓尼基城邦的商人和黎凡特海岸的商人开始成为海上贸易最重要的一个群体。地中海地区都受到周围更大的城邦的支持或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埃及控制南部，赫梯人控制北部，亚述人、巴比伦人和波斯人控制东部。他们都需要当地有用的原材料如木材、亚麻和本地手工制品，尤其是家具、金属器皿和昂贵精美的服饰以及跨过地中海才能够得到的东西。这些需求不仅促进了商品贸易这一形式的出现，还构成了一种朝贡体系。尤其是在强大的新亚述人和波斯帝国控制近东地区的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沿海城市如提尔、西顿、比布鲁斯和乌加里特则是手工匠和商人的聚集地，他们还向近东地区的寺庙和宫廷提供所需的商品和奢侈品。黎凡特海港被一些中间商占据，他们的航海活动成为社会与宗教之间，商业与文化交流之间的润滑剂。虽然腓尼基人与他们北方和南方的邻国从未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黎凡特城邦，但他们是几个城市的集合，并与周边形成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联。他们将海上贸易视为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政治相对独立。这些商人组成若干群体，他们的交易并没有受到城邦统治者过多的限制。商人们可以通过对港口的商品收税来积累财富，但他们的政治权力依附于通过海上贸易所发展的那些重要顾客，即大型集权式国家。

公元前1100年左右，著名的埃及僧侣温纳蒙的旅行故事使我们洞察了地中海贸易的本质。温纳蒙从自己的故乡底比斯出发，去购买用来祭祀阿蒙神的木材原料。他先抵达坦尼斯，再从这里前往比布鲁斯，但是当他经过多珥时，遇到了臭名昭著的海盗提科斯的袭击，提科斯抢走了用来交易木材的贵金属。在西顿，他虽然从提科斯手中抢回了一部分珠宝，但并不能满足交易木材所需的数量。于是他不得不求助自己的雇主，要求再派人送些黄金、银器、亚麻制品、垫子、牛皮、小扁豆和鱼。这些由奢侈品和食品组成的物品基本上代表了埃及和腓尼基之间贸易的主要商品，比布鲁斯的商人可以将商品留下来供自己使用，也可以用来出售和赠予。

黎凡特商人的成功与文化影响的扩大得益于他们强大邻国的扩张。商品需求量的增加对他们供应商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的海上贸易规模超越了东地中海，并在西班牙、撒丁群岛、西西里以及北非海岸建立数不清的定居点。其中，位于突尼斯海岸的迦太基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城邦，它的发展被视为黎凡特文化的先驱，在与当地居民的往来中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国家的建立、复杂社会的等级区分以及商业的发展。希腊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此外还可能存在很多与腓尼基人交往的早期的政治经济机构。他们相应地也被视为在意大利城市文明发展中，以及古代文明最为富有和强大的国家罗马的崛起过程中贡献最多的群体。

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

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人已经航行至地中海东岸、红海甚至亚丁湾，与当地人展开商品交换。埃及盛产金矿，他们用金子或者木材、粮食、牛换取药材、纺织品和珠宝。

希腊和罗马

希腊人从青铜时代起就开始了跨地中海的贸易活动。但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的贸易规模极速下降，原因在于希腊进入了学者们所说的“黑暗时代”，在公元前8世纪时才开始复兴。此时的希腊商人开始同周边的腓尼基人、叙利亚人、伊特鲁里亚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如叙利亚沿岸的米纳和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亚等进行贸易往来。希腊在地中海贸易复兴的一个原因是很多类似于黎凡特那样的小而独立的城邦的发展。这些城邦之间在海上进行自由贸易，交易的商品可以在数量众多的天然的小的海湾和水湾间轻松转换。

大量的考古发现如手绘的花瓶、双耳瓶等瓷器残片证实了希腊和罗马的贸易。这些瓷器代表了那些来自罗马或希腊的商人，或者与希腊人和罗马人有贸易往来的人。并不能说这些瓷器就是贸易的主要商品。它们也许就是普通的盛酒或鱼酱的容器，或者是那些价值一般的，同奢侈品一起运送，作为压舱物的彩陶。

一些地方因某种商品而闻名，如埃及的玻璃、科斯岛的纺织品、雅典的橄榄油、黑海的鱼以及西西里的粮食作物。专业市场涌现出来，或者因为靠近贸易路线以及货源地与集散地，或者由于一些有利的政治条件。因此，科林斯很早以前就成为整个陆地与海岸贸易的中心。希腊的罗德岛，位于黎凡特和爱琴海之间，毗邻埃及，因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而发展起来，后来成为爱琴海地区一个重要的粮食市场。公元前166年以后，提洛岛成为一个自由港口，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在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统治时变得繁荣起来，成为一个连接印度洋、亚洲和地中海的贸易中心。

米诺斯文明时期的希腊

希腊人也是最早孕育海洋文明的民族之一，他们是天生的海员和商人。早在米诺斯文明时期，希腊人就已经航行至西西里、叙利亚甚至黑海沿岸，与当地人进行贸易往来。

不管是通过战争、走私、非互惠性的礼物赠予，还是通过进贡，这些商品与奴隶的非交易式流动也同样是古代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海军与海盗可能会偶尔干扰地中海的海运贸易，但他们很少造成长期的破坏。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也没有兴趣阻止商人们在城市之间运送他们的货物。战俘或是海盗俘虏都是希腊和罗马奴隶贸易的交易对象。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从西西里岛和非洲获得了大量进贡的粮食。尽管如此，古代地中海的经济特征体现在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尤其是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它是古典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海岸城市都建有码头设施，包括仓库和为商人和治安官设置的办公室。在大城市，也可能有专业化的市场，例如雅典的水产市场或者是亚历山大港的奴隶市场。罗马人可谓是伟大的土木工程师，他们创造了许多实用且美观的建筑。他们甚至建造了混凝土结构的城市水渠设施，这使得大规模的商业港口得以产生，例如利比亚海岸的大莱普提斯、巴勒斯坦和奥斯蒂亚的凯萨里亚，以及位于台伯河口处的罗马港。海上大宗货物的自由流通使大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增，需要建立一支25万人的常备军，而后者反过来又促进了前者的发展。公元1世纪到4世纪，罗马大概有100万居民。然而，其本身的农业粮食产量尚不能满足这些人口的需求，因此商人从海上运回来自西班牙、非洲、法国、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以及地中海其他地区的粮食、葡萄酒等商品。

古罗马城市鸟瞰图

这幅罗马城鸟瞰图选自1572年格奥尔格·布劳绘制、霍根伯格刻印的《寰宇城市志》，它还原了罗马的城市形态，图中可以清楚看到沿台伯河修建的港口城市和高架引水渠设施。

小规模的长距离贸易由职业商人操控，他们要么从生产者那里直接用钱或者物品进行购买，要么从其他商人手中购买，然后再卖给消费者，之后获得现金或实物。这样的贸易大部分都是投机性的，为了卖掉自己的商品，商人们可能不得不去很多地方。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类型的商人都是有些经济实力的自由人，来往于各个市场之间，购买与出售不同数量的商品。他或许也有自己的船只，但是大部分商人则与船主形成了一种暂时的合作关系。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对商人持有强烈的社会偏见，在他们看来，商人在社会层面和道德层面都不如地主。通过限制元老院议员所拥有的船只的大小，罗马人试图立法限制贵族从事海上贸易。虽然这样的法律看起来旨在维护占统治地位的贵族的形象，因为他们的地位要优于商人，但事实上，罗马帝国富有的地主们大量参与海上贸易。罗马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出于宗教和社会目的形成了一个联合体，意识到海上贸易重要性的帝国当局鼓励他们将产业和生意传给继承人。

在古代地中海的许多地方，女人参与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法律或习俗的限制，在没有男人管理的情况下，她们无法独自进行大规模贸易。她们通常交易一些适合女性的商品，比如食物、小件衣物，尤其是香水。在一些文字资料中偶尔也可以发现妇女从事规模较大的贸易，通常是通过代理商进行，尤其是公元前3世纪以后，此时更多的妇女开始获得经济独立，随后便从事一些贸易活动。

奴隶与享有市民权的人也经常性地参与到海运贸易中来，既作为自由人的助手，也作为半自由机构。古希腊法庭演说中的一些最著名的贸易争端就包含奴隶和曾经的奴隶。罗马解放了相当多的奴隶，其中一些人后来通过商业贸易积累了财富。在阿比特·彼得罗纽斯的早期古代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名叫特里马乔的自由奴隶，继承了他前任主人的财产后从事海上贸易活动：

长话短说，我建造了5条船，搞到了一船葡萄酒。当时，这可是非常贵重的。我把它们运到了罗马。然而有一天，我们遭遇了海神的袭击。船都被毁了。你也许会认为我在骗你。但这是真的，并不是我编出来的。我因此沮丧了吗？没有，我向你保证。我全当什么也没有损失。我又建造了一些更大更好的船，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所有人都称赞我的勇敢。你知道，一条大船的后劲是很大的。我再次运送了葡萄酒、熏肉、豆子、巴布亚香水和奴隶……有一次我挣到了1 000万。我立即买下了我主顾的资产。我建了房子，买了奴隶和家畜；不管怎样，我觉得自己过得很滋润。[1]

特里马乔的故事固然有为了文学效果而夸大的成分，但却十分生动地表现出了个别商人所要面对的风险刺激和潜在收益。透过那些设备装置、废弃的仓库和破旧的商船遗迹，可以看出罗马帝国（公元前31——公元400年）时期，海上贸易在某些方面的规模要更大。大量粮食、葡萄酒、橄榄油和其他产品通过往来于产地和销售地之间的商船进行流通，同时面向城邦和私人顾客。

罗马商船及其海上贸易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是当时西方世界空前强大的国家，它凭借自身实力发展海上贸易，建造了技术先进的“考贝塔”商用货船，这些商船一度遍及高卢、黑海、埃及、中东甚至亚洲地区。

一般来说，上面所描述的海上贸易模式在其他地方也可见到。城邦的日趋强大与稳定，持久而复杂的经济体系的形成都促进了海上及陆上贸易的发展。到公元1世纪中期，我们所说的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通过广泛的贸易网络联系在一起，其中有很多是通过海运贸易。虽然只有船匠、水手和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全部依靠航海来获取日常所需的家畜。但可以确切地说，是海上贸易网促进与维持了高度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同时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专职的商人、神职人员、军人和教师。在此要强调一下贸易中流通的商品种类，其中大部分是食品、原材料如金属和木材、布料、芳香剂和香料。这些商品都已深深融入欧洲、地中海地区，以及近东和中东、南亚和东亚地区，这也使它们成为文明化的一部分。

印度洋

跨越阿拉伯半岛的商队将印度洋与地中海地区、近东与中东地区联系起来。公元1000年，南亚大帝国出现，促使因印度洋地区贸易网而发展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商品、资金、技术和思想的交流刺激了统治阶层对农民征税，同时也刺激了地区性的市场与贸易网的增长。此外，还促进了农场、森林和山坡农林作物产量的增加，鼓励人们交易贵金属和进口商品。这种贸易在政府人员、手艺人、宗教文化精英与那些从事奢侈贸易的商人之间展开。因此，城市文明化开始在近东地区发展起来。非洲之角和东南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海上贸易带来的刺激做出了回应。

地中海、近东和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贸易受益于罗马（后为拜占庭）帝国的相对稳定和繁荣。尽管其主要对手波斯帝国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罗马自身则处于劣势。这一地区先是处在帕提亚人的统治下，到公元3至7世纪，又在萨珊王朝的统治下。渐渐地，萨珊王朝势力扩大，控制了阿拉伯半岛的关键地区，特别是佐法尔和阿曼。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人就意识到他们在与南亚和中国的贸易中处于劣势，这一点在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就有记载，他于公元79年死于维苏威火山喷发。从波斯人的角度来讲，罗马的金银使印度商人变得富有。因此，他们能更好地在波斯湾与靠港口供应的内地贸易区进行贸易。公元5世纪时，由于罗马帝国分裂，罗马黄金的流通量下降，于是印度商人便将目光转移到了东南亚的黄金产地。

东西方贸易中转站——金角湾

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城市金角湾，扼住欧亚大陆的交通咽喉，是拜占庭帝国重要的商业据点。阿拉伯商人将他们从东方世界采购的香料、瓷器、茶叶运到君士坦丁堡，然后转销给那里的威尼斯商人，与他们交换欧洲产的金矿、橄榄油或者羊毛挂毯。

阿克苏姆是文明化的一个生动例子，它因加入印度洋贸易网络而变得繁荣。它是尼罗河河谷以南的非洲首个城市化的地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世纪是它最繁荣的时期。阿克苏姆的贸易范围随着地中海文明化而扩大，经由埃及、阿拉伯半岛到达印度。借助季风，印度和红海地区的贸易不断增长，这可看作是阿克苏姆兴起的一个原因。公元2世纪到公元4、5世纪，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政治因素，导致索马里和阿拉伯西南地区的贸易受阻，这一时期也是当地基督化的过程。阿克苏姆拥有一支重要的商人船队和一支海军，这使得他们控制了红海和亚丁湾的贸易。其主要港口阿杜利斯在公元6世纪取代了也门的贸易港口萨巴和其他小的王国，成为印度和埃及之间的主要贸易转口港。

在伊斯兰国家的海上贸易兴起之前，红海南部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也门（松香，比如乳香和没药）、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黄金、生铁和松香）。逐渐地，东非大部分地区开始融入与南亚的贸易中。也门商人和后来的阿克苏姆商人的贸易冒险活动沿着海岸线，一直到达非洲之角以南。相比地中海和南亚地区的商人，他们的冒险活动既没那么频繁，也没那么有影响力。这是因为他们所接触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人聚居区并非大的城邦，后者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城市文化没有太多的联系。当地居民不生产复杂的商品，只是提供生铁和犀牛角等原材料。

《开罗地毯商人》

这幅油画描绘了开罗的阿拉伯商人，他们频繁出现在非洲——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网络中，从埃及、索马里经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甚至印度，与当地人进行大宗商品贸易。

公元1000年，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网络的范围空前扩大，从地中海沿岸、美索不达米亚、东非海岸北部和西部，到东南亚群岛和东亚的南中国海。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商人和船员控制着这一区域的贸易。他们的港口和商船总是装满大量来自各个地区的特色产品和财富。

季风的规律性对商人来说是一大好处。因为季风强度不同（西南亚季风尤其猛烈），所以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适合航行，他们依季节而变化，使远距离航海得以进行，并有规律地与遥远的地方开拓贸易联系。因此，人们可以更重视有规律地获得来自遥远国度的材料和产品，也可以更依赖在遥远国度的市场出售自己的产品或通过贸易获得产品。漫长的季节很难被避开，在季风不利于航行的时候，某些港口不得不维持几个月的平淡期，因此商品的流通通常是发生在季风条件利于航行的时候。只是在蒸汽时代到来后，这种受季风影响的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季风雨的到来也为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带来所需的水资源，所以说人类在陆上和海上活动的季节性变化都离不开天气因素。

历史学家肯尼思·麦克弗森强调“贸易平衡”对南亚地区的发展十分有利：“简单来说，南亚出口商品的价值远大于进口商品，于是大量金银流向了次大陆地区。”[2]虽然大量黄金经由陆路从中亚和西伯利亚流入印度的精英阶层手中，但在公元100年，大量的黄金开始从地中海、东非（间接到西非）以及东南亚地区流通到南亚商人感兴趣的地区。

东南亚和中国

东南亚贸易网络的发展是人口密度的增长、社会和经济差异的加大以及海上技术的发达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最初，该地区的航海就对旅行和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更新世末期，随着航海水平的发展，水稻和其他谷物的种植技术也随之提高，几种主要的家畜和家禽——如猪和鸡——传播到整个地区。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期，来自东南亚的商船抵达了中国和印度的港口。他们用丁香、水稻和锡交换中国的丝绸、铜、罗马黄金和印度棉布。城市文明的发展步伐在这个地区要慢于中国或南亚，国家的最早建立是依靠农业生产率提高、采集物的剩余以及金属制品和陶瓷等手工业的发展。然而与印度洋、中国和地中海建立海洋贸易联系，似乎鼓舞了在岛屿之间，或在三角洲和大河的河口建立沿海贸易国家。在随后的1000年里，这些地区的城市和宫廷对商品需求的不断增长推动了跨印度洋和东南亚到中国的海上贸易不断增长。到公元9世纪，中国商人开始进入东南亚和印度的港口市场。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远航至遥远南部的非洲东海岸，最远到达了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他们在那里遇到了马来西亚移民的后裔。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早期，中国的海上贸易之所以扩张，有几大因素。对进口货物和中国出口市场的需求都有所增长，这从根本上都是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刺激。唐宋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几乎增长了两倍。到12世纪末，中国人口已达1亿。增加人口的生存要靠土地资源的更深入开发，不仅是技术开发，也依靠对农业劳动力的组织和控制，尽管地主与佃户之间，工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始终是中国内部动荡的根源。中国北方人口迁徙到中原和南方地区，这也是人口平衡的一个转变。金属制品和纺织品——不只是丝绸，还有麻布和棉布的产量增加。高质量的陶瓷器产量增加，技术改善，达到了完美的水平，使中国瓷器傲视大部分文明世界。

北宋时期的海上贸易

北宋时期的中国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在当时世界贸易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当时出现的交子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商品远销南亚、东南亚甚至地中海地区。《清明上河图》描绘了20多艘船只，折射出北宋航运业的发达景象。画中出现的香药铺，反映了北宋的“香药海上贸易”。

从东南亚跨印度洋到中国的海上贸易稳步增长，无疑是这些地区的城市和宫殿对大量产品和货物日益增长的需求所刺激的。到9世纪时，中国商人开始参与到东南亚和印度的港口市场中来。宋朝（960——1279）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空前和平稳定的时期，经济得到巨大增长，国内的农业、手工业和贸易迅速发展，以中国海运为主体的南亚和东南亚的海外贸易繁荣发展。自11世纪开始，中国参与海洋贸易的步伐迅速加快，11世纪全球范围的贸易迅速发展，高质量的瓷器、纺织品（尤其是丝绸），以及金属制品漂洋过海，用来交换宝石、香料、谷物和纺织品（尤其是棉花）。

宋朝的海外贸易十分可观。从海上贸易关税可知国家的收入情况，根据进口商品的不同类型，征税的额度从10%到40%不等。10世纪时，这一数额涨幅非常平稳，只有50万吊[3]，但到了11世纪，增长至6 500万吊。到了12世纪初，关税增长到占全国总收入的20%。13世纪时，蒙古的征服对海上贸易的干扰很小。他们向海外扩张，包括1281年入侵日本，但在日本被传说中的“神风”飓风破坏了。蒙古人也没有试图干扰日益扩张的宋朝商人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和马来西亚的贸易活动。事实上，蒙古人对越南、柬埔寨和爪哇的远征甚至可能加强了中国南方与这些地区的联系，为此后明朝初期统治者更雄心勃勃的远征铺平了道路。到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中国就已成为南海地区在商业和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海洋国家。

哥伦布航海发现之前的美洲和大洋洲

出于不同的原因，美洲和大洋洲不可能用上面的方式进行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5世纪末，美洲已经有相当发达的海上和陆上的贸易网络。尤其是加勒比海的群岛和海湾，那里是天然的海上交流舞台。从考古发现来看，打火石、陶器、石珠子和衣服配饰都是加勒比地区海上贸易的商品。金属、黑曜石、纺织品以及可可豆看来同样经由海洋到达世界其他地区。早期西班牙扩张活动常常遇到一些从事海上贸易的皮筏和木舟。这种贸易大部分集中在中美洲的主要城市文明地区。

1502年，哥伦布在第四次远航中曾记载了中美洲洪都拉斯海上贸易商品的多样性：

我们的独木舟与帆船一起同行，感谢上帝，我们的人免受任何艰苦或危险，并带回了当地众多特产。昂贵的货物堆成了山，不同款式不同颜色的棉斗篷和刺绣无袖上衣。有凹槽的长柄木剑、小刀、火石、短柄小斧等。食物方面，这些当地人与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原住民所食用的食物相似，同时还有用玉米酿的酒，味道有些像英国啤酒。[4]

塔希提的波利尼西亚船只

18世纪70年代，库克船长航行到太平洋沿岸的岛屿塔希提，发现了仍然处在原始文明阶段的波利尼西亚人。这幅1776年创作的画作描绘了波利尼西亚人使用的传统船只，与旁边先进的英国船舰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这方面来看，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的海上贸易与旧大陆十分相似。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美洲跨地区贸易没有特别重要的显著证据来证明。大约10万年以前，人类文明出现在东南亚群岛上。35 000年之前，人类掌握了足够的海洋知识，于是他们穿越汹涌的海洋来到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婆罗洲和澳大利亚。作为最具冒险精神的群体，马来——波利尼西亚人最终迁徙到东非海岸以及太平洋上的岛屿，包括所有定居点中最遥远的复活节岛。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岛群的开拓要远远晚于东南亚岛群，是在新几内亚居民习得农业技术和种植作物与养殖动物很久以后。他们独特的源自摩鹿加群岛的拉皮塔风格陶器，向东最远在位于西经140度、距澳大利亚西北部有5 000英里的马克萨斯群岛被发现。在岛与岛之间航行的过程中，他们乘坐有单或双的船体和舷木支架以便保持平衡的轻型木船或独木舟。在公元前1300年以前，他们曾远航至斐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里，他们到达了波利尼西亚群岛。大约到13世纪末，南太平洋各群岛，包括新西兰，就已经有人殖民了，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表明，这些群岛之间一定有航海联系。虽然重要的航海贸易网络的存在不容易证明，但是各个群岛似乎各自独立发展，直到17、18、19世纪欧洲人陆续到来为止。澳大利亚的情况更不寻常，在经历最初的海上移民定居后，航海贸易或重大的海洋资源开发就几乎没有发展，因为陆地、河流和海岸的资源足以养活其人口。直到18、19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与印度洋世界的联系并不多。它的土著也不经常接触其他文化，因为外来光顾者很少，澳大利亚的航海活动仅限于沿岸海域。

中世纪欧洲的海上贸易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公元7世纪穆斯林对地中海地区的征服成为破坏海上贸易的原因。然而，这些破坏并没有中断地中海、大西洋和北海地区的贸易。北海位于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带。政治稳定、大城市以及常备军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发展的保障，但这对商业交流的维系并不是最重要的。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们建立起新的城市国家后，他们用新的贸易网络取代了原有的贸易网络。在本书的第六章，我将更为清晰地论述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所以，接下来要论述的内容则是汉萨同盟与威尼斯共和国是如何发展成为商业帝国的。

成立汉萨同盟这个构想是在13世纪德国北部港口吕贝克首次提出的，当时日耳曼骑士正在“安抚”波罗的海沿岸。这是基于控制战略口岸使其连接到一个网络，最初是要建立一个政治和军事网络，后发展为海上贸易帝国。1356年，首届会议在吕贝克召开，所有决定都通过集会的形式做出，没有等级之分，故称为“汉萨同盟”。会员数量庞大，大约有100个港口和贸易中心参与进来，范围从芬兰的南部海岸一直延伸到莱茵河，令其便于控制重要的贸易路线和贸易商品。汉萨同盟的贸易网十分庞大，从波罗的海到北海，再到大西洋，乃至地中海也被囊括其中，并且通过一些重要的港口如里斯本、马拉加、巴伦西亚和威尼斯而连接起来。14世纪时，汉萨同盟规模初具。在重要的港口如布鲁日、伦敦、卑尔根和诺夫哥罗德设有同盟办事处。这种办事处是汉萨同盟设在这些城市中的小飞地，有些像我们今天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但仅仅具有贸易功能。举例来说，1323年在布鲁日设立的办事处主要掌管北欧的纺织品、粮食、水果、葡萄酒、香料等来自波罗的海、大西洋、地中海的商品交易。

14世纪英国温切尔西港的封印

这枚来自14世纪英格兰温切尔西港口的印章生动地表现了中世纪欧洲国家与城镇的海上贸易活动。这艘船有着与众不同的圆形船体，船尾、前甲板和舵桨。该印章描述的是船即将离开去从事贸易的场景，船锚在响亮的号角声中缓缓升起。

虽然能够在受到压迫时集结或配置强大的海陆军力量，但这些商人集体的协商能力才是他们的影响力所在。他们获得了税收特许权和在特定港口从事海上贸易的垄断权。一旦出现新的利润高的商品，他们就会马上垄断。15世纪，正是由于汉萨同盟对卑尔根渔业的垄断，英国人被驱逐出挪威海域。于是，后者将目光转向冰岛，机缘巧合地促进了冰岛与欧洲大陆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常规海上贸易。当时他们在挪威的传统供应商更愿意向西南部而非西北部航行。15世纪末，来自汉萨同盟的力量进驻该地区，英国人再次被挤走。他们只能在更远的西部地区开辟一条远离拉布拉多和纽芬兰海岸的新的渔业贸易路线。

汉萨同盟限制对手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而非政治。它并不追求控制整个国家或者地区，而只是控制一些重要的港口、城市、市场和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如谷物、木材、布料、鱼和葡萄酒。汉萨同业公会的早期威力表现在1284年，当挪威国王埃里克二世发现德国商人已经垄断了挪威的国内贸易时，他试图限制北部德国商人的活动。但他很快发现，这些商人和他们的团体能够通过封锁挪威的粮食贸易来困死挪威。于是他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支付赔偿金，取消税收以及允许这些商人自由通过卑尔根市南部的港口后，这些商人才解除了封锁。

然而，久而久之，汉萨同盟受到那些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冲击而逐渐衰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曾得到过汉萨同盟的帮助。但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又不能忍受一个独立的海上同盟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活动。16至17世纪时，汉萨同盟遭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打击。由于政治和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强，民族国家如英格兰、瑞典和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班牙不断壮大。例如，瑞典国王曾凭借新式海军与那些来自吕贝克的商人进行竞争，强夺了芬兰湾的控制权。汉萨同盟面对来自这些民族国家的压力时，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抵抗。1669年，汉萨同盟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但只有8名会员派代表参加。

汉萨同盟

1356年，德意志北部城邦为了向波罗的海南岸扩展商业利益，组建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汉萨同盟。成员最初以港口和贸易中心为主，如吕贝克、汉堡、罗斯托克，后来荷兰、英国也加入同盟。从14世纪到15世纪，汉萨同盟覆盖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重要港口和城市。

公元6世纪，东哥特人统治了意大利北部，此时威尼斯也随之建立。它位于波河三角洲北部的泻湖岛屿。最初人们为了避难而来到此处，但威尼斯占据了可以发展成海上贸易帝国的最佳位置。最初，威尼斯是连接东西地中海的纽带。罗马帝国时期，东西地中海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结合得日趋紧密。但由于蛮族与穆斯林的入侵以及罗马帝国内部矛盾的激化，这种联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随着地中海地区国家和伊斯兰王国之间开始建立一套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大规模贸易因此发展起来，威尼斯也随之成为基督教港口和伊斯兰教港口之间重要的媒介。1081年，威尼斯获得了与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的机会。在后来的12世纪，威尼斯开始与十字军所建的黎凡特进行贸易。即使在后来东方的拉丁帝国衰落后，威尼斯依旧同埃及、黎凡特和地中海其余地区维持着大规模的贸易。胡椒等香料、丝绸和蔗糖则是威尼斯从亚得里亚海运往欧洲其他地区的主要商品。作为交换，这些地区向威尼斯提供北欧的羊毛纺织品以及它们自己的特殊产品——玻璃。

1202年，在威尼斯商船的支持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但威尼斯人需要建造更大的船只来运送十字军，因为开支巨大，他们一度经济吃紧。十字军在得到威尼斯人的部分经济支持后，便加入到他们袭击位于达尔马西亚海岸的扎达尔基督教港口的活动中，这一举动旨在加速威尼斯控制亚得里亚海的贸易。但这一消息传到了教皇因诺森三世那里，被激怒的教皇不得不把整个十字军军队逐出了教会。战役的下一个阶段是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任命了一个傀儡皇帝。在这种极具偶然性的情况下，法兰克人和威尼斯人夺取了整个城市的控制权，并开启了神圣罗马帝国东方模式的一段短暂统治。

这些执迷不悟的威尼斯人在瓜分君士坦丁堡的战利品方面存在一定特权。这些战利品包括造船厂，加上通往东地中海地区的利润较高的商路控制权，其中有克里特岛及其群岛，位于非洲、爱琴海、黎凡特以及埃及航线的交汇点。在1669年奥斯曼帝国将这些商人赶出干地亚地区之前，他们一直控制着这条商路。威尼斯的海军力量确保了其在伊斯的利亚半岛以及亚德里亚海东岸、克里特岛、爱奥尼亚群岛和爱琴海地区的领土控制。其他一些沿海城市建立的商业和军事基地与威尼斯展开竞争，尤其是热那亚和比萨，但它们均无法在海军和商业方面比肩威尼斯。通过孜孜不倦地发展着自己的商业，威尼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商业城市之一。

威尼斯海军是建立在轻帆船舰队的基础上的。他们与先前地中海地区的海军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武器方面则更为先进。船只携带近距离射程的小型枪炮和一般性的可投掷武器。这使得水手能够更靠近岸上的对手。最重要的是，共和国拥有数量庞大的海军舰船（截至1581年已达146艘），并且能够轻易地建造更多船只，同时召集雇佣兵或其他军事力量进行支援。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威尼斯的常备海军规模在地中海地区独一无二。强大的海军力量使得威尼斯有能力去采取一个更灵活的政策来镇压“海盗”，尽管这只是一个不太现实的目标。尤其是在16世纪，大量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海盗横行于地中海地区，此外还有许多北欧强大的战船也加入其中。

中世纪的威尼斯

中世纪的威尼斯在地中海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它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大洲广泛建立殖民据点和商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威尼斯垄断了东西方贸易，成为东方商品进入西方世界后最著名的贸易集散地。

全球贸易网络的起源

汉萨同盟以及威尼斯对海上商业的有力推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15世纪哥伦布、达·伽马和他们的同伴发现新大陆后，经营新的贸易机会的标准。

16世纪早期，葡萄牙航海家们开始同印度洋地区和远东地区进行海上贸易。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控制这一贸易网，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由王室垄断重要贸易物品（比如胡椒等）的模式。然而渐渐地，在与穆斯林和其他非基督徒的贸易往来中，他们变得更倾向于合作而非武力征服。他们更愿意通过使用海军力量来获取直接利益。此后，通过向已经占领的港口征收商品税，或者发放许可证给那些他们占领的地区来获利。在这两种政策行不通的一些地方，他们就在主要的商站同当地航海者在运往欧洲和新大陆殖民地市场的香料、纺织品、陶瓷、金属以及其他商品方面展开竞争。

西班牙征服和移民美洲的方式不同于葡萄牙人征服印度洋地区的方式。原因在于西班牙人采用了一种完全开放的新形式的远距离海上贸易。西班牙从美洲攫取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不仅对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且也促使新贸易网的扩大。16世纪中叶，位于秘鲁的波托西银矿的产量比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银矿产量的总和加起来还要多。秘鲁白银向北流通到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通过大帆船运往菲律宾的马尼拉。此地汇集了各种各样的东方商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丝绸。交易过后，再由同样的大帆船运载商品跨越太平洋，到达秘鲁后穿越加勒比海最后返回西班牙。

黑三角贸易

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西班牙向外拓展海上贸易。来自两国的商船队装载盐、酒、布匹前往非洲换成奴隶，然后穿过大西洋到达美洲，把奴隶换成蔗糖、烟草和黄金，最后返回欧洲。这条航线大致成三角形状，由于以贩卖黑人奴隶为主，因而被称为“黑三角贸易”。

同样地，西葡两国对美洲的开发促使大批人口越过海洋来到新大陆，他们中的一些是来自旧大陆的雄心勃勃的移民，但大批黑奴也被贩卖到巴西和加勒比地区用来种植甘蔗、烟草，其他商品则从殖民地出口到欧洲、非洲和东方。

由欧洲殖民主义力量创造的高风险高利润的跨世界贸易网络伴随着影响深远的社会与政治变化，形成一种不可小觑的经济动力。现代资本主义的传播以及全球工业化等多种因素造就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但我们必须承认，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21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包括其优势与缺陷。

[1] Petronius, The Satyricon, translated by Paul Dinnage, Panther Books, London, 1971, pp.92-3.

[2] McPherson, Kenneth, The Indian Ocean. A History of People and the S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lhi, 1993, p.55.

[3] 1吊钱为1000个铜币。——译者注

[4]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his son Ferdinand, translated by Benjamin Kee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