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看到，至少自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以来，人类社会跨越海洋进行贸易的要求是如此强烈，城市和大国的发展与陆上和海上的经济政治网络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产生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由于欧洲的发现之旅，贸易网络快速剧烈的扩张，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国家海外帝国的建立。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社群组织第一次能够使其军事和商业影响突破早已建立的边界，去支配和开拓新的地区。此一发展奠定了一系列世界性帝国和现代全球航海贸易网络的基础。

古代的海上帝国

古老的地中海世界见证了几个海上大国的兴衰。尽管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典人成功地遏制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下波斯帝国的海上行动，但要说他们控制了东地中海，甚至爱琴海的海上航线，都是言过其实的，即便雅典的附属国大多数分布在爱琴海海域。雅典的商业霸权亦远非想象中的强大。

亚伯拉罕·克雷斯克的《世界地图》

这幅地图创作于1375年，描绘了9个帝国的君王，他们头戴王冠、手持权杖，统领着欧洲以外的海陆世界。左下方的黑人国王是“几内亚王”，他的手中握有一个金球，代表当地盛产金矿。葡萄牙亨利王子沿大西洋航行到这里，与他进行商品贸易。地图右侧亚洲部分描绘了元世祖忽必烈以及当时的国际都市杭州。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杭州被称为Quinsay。

西地中海两个航海强国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早期的特征是合作精神和互相尊重势力范围。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这一特征变成了商业和政治竞争以及一系列战争。然而罗马和迦太基似乎都没有禁绝与对方进行海上贸易的意思。两国商人参与的海上经济网络超出地中海的范围，尤其是向北，在那里，大西洋海岸的民族有广阔的航海网络，这个网络至少可以追溯至青铜时代。迦太基人似乎亦对开展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贸易联系有兴趣，但迦太基的探险家到达的最远地方似乎是塞拉利昂海岸，公元前5世纪晚期，迦太基船长汉诺航行至此。他们未能与西非民族建立起长期的海上贸易（参见文前第一幅地图）。

在与迦太基的竞争中，罗马人成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他们发起众多海上远征，以反对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其他城邦。公元前55年至前54年，他们甚至入侵了遥远的不列颠岛，而公元43年的再次入侵更具决定性。从公元前264年至公元70年这段时期，罗马帝国逐渐控制了地中海周边的所有地区，消除了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拉丁语作家们喜欢把地中海称作“我们的海”（mare nostrum）。正如我们看到的，地中海是一条繁忙的商业通道，它在帝国权力中心和众多省份之间提供了快速交流的好方式。为了维持这一状态，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港口停泊着一支装备有200艘船只的常备海军。罗马商人参与的经济网络的范围超过了罗马政治影响的范围。例如，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罗马时代印度洋地区的水手与地中海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罗马人并未试图把他们的政治势力扩展至这一地区。

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

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是活跃在地中海西岸的航海强国，商业贸易发达，领土一度覆盖了非洲北部与西班牙南部地区。罗马在向地中海扩张时，遭到这个海上强敌的阻挠，双方为争夺地中海霸权，展开将近一个世纪的激战，即三次布匿战争。

我们已经目睹了两支欧洲中世纪海上力量汉萨同盟和威尼斯共和国的崛起，但是其政治或商业影响的扩张并不能被认为已经超出了一个固定地区贸易网络的范围。同样，形形色色的穆斯林哈里发帝国无疑征服了大片地区，但从未将其势力扩张至海外一些遥远的地区或尚未在其贸易网络范围内的地区。14世纪上半期，著名的摩洛哥地理学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参见文前第一幅地图）。大约1325年，他主要经陆路从北非旅行至莫卧儿印度，所经地区通常是在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网络内。他从坎贝湾乘船向南到达斯里兰卡，然后向北再向东到达中国。他旅行的范围远远超过已经臣服于穆斯林统治者的地区，但仍然没有超出中世纪穆斯林水手活动的贸易网络。

斯堪的纳维亚的海外扩张

人们认为，袭击、掠夺并殖民法国、大不列颠、爱尔兰、冰岛和格陵兰岛，以及瑞典入侵东波罗的海和俄国，是北欧海上强国突破既有贸易网络的最初表现。斯堪的纳维亚的地形使其波罗的海沿岸和西海岸的海岸线皆有利于海上交流。高山、森林也促使居民将其居住点设在湖边以及沿河处，最著名的要数沿挪威峡湾建立的居住点。从8世纪中叶到11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跨越北海、波罗的海和北大西洋进行持续扩张。

维京入侵者著名的长船非常结实，可以承载大量人员、货物和动物，而且适应性非常强。挪威水手可以一连好几天待在海上，或沿未标识的海岸线巡航，探索适于航行的水湾和河流。瑞典战士和商人阶层渡过波罗的海，沿河到达诺夫哥罗德，甚至基辅，深入俄国西部的腹地，寻求控制内河航线以来往于波罗的海和黑海及其周边地区。10世纪时，正是这些冒险将被称为瓦兰吉亚人的民族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北欧人战船的机动性给了他们长距离袭击和自由选择袭击目标的战略优势，以及当他们发动袭击时，突袭的战术优势。这些袭击之于受害者的影响是可怕和具有破坏性的，但可以看出，在当地势力足够强大且能够组织抵抗的地方，北欧人或避开，或选择与之和谐共存。

当这些海上入侵者被纳入英格兰、爱尔兰、法兰克王国（Francia）和俄国既有的政治框架中时，与之达成妥协的原则已接近逻辑极限（logical limit）。9至10世纪，丹麦维京人袭击英格兰并定居于此，在英格兰北部和东部建立了丹麦区（the Danelaw）。他们或是得到安抚性的贡金，即声名狼藉的丹麦金，或是被纳入英国的政治结构，并皈依基督教，尽管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影响仍是巨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成功的丹麦维京人是克努特大帝（1016——1035），11世纪时，抛开联合统治英格兰和丹麦不谈，他仍因传说中试图指挥海浪而闻名遐迩。9世纪下半叶，瑞典军事首领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911年，由于在沙特尔附近战胜了罗尔夫·甘格尔（Rolf Gangr）的海盗团伙，法国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三世（Charles the Simple）建立了诺曼底公国。罗尔夫及其追随者入侵法国东北部长达数年之久。他被劝说接受基督教，并受洗取名为罗洛。自此以后，作为国王的封臣，罗洛的一部分义务是保护法兰克塞纳河谷的领土免遭其他北欧人的劫掠。诺曼底公爵们变得如此强大，以至在11世纪取得事实上的独立。1066年，惊觉于挪威国王无情者哈拉尔德三世（Harald III Hardrada）试图征服英格兰，诺曼底公爵威廉着手实施了最成功辉煌的北方海上远征，即入侵并征服英格兰。另一个诺曼王国由罗杰·德·霍特维尔于11世纪末创建于西西里。在这里，诺曼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3世纪。

促使斯堪的纳维亚人进行海外冒险的因素很多，无法轻易断定哪个才是主因。尊敬和赞美成功的劫掠者的文化和社会倾向，无疑鼓励了维京人的最初劫掠。挪威的《萨迦》（sagas）与《荷马史诗》赞美暴力的海上劫掠者的方式有某种相似之处。一个伟大的维京人领袖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劫掠目标，并将战利品分发给其追随者来提升其权力和地位。成功的劫掠和广泛的海上贸易的结果是在挪威、瑞典和丹麦建立了更复杂有效的统治，并调整目标，使之与所劫掠地区的潜在价值相符。人口增长及其对土地的压力，可能部分解释了扩张的原因，尤其是挪威的扩张。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仅仅为抢劫和贸易提供了有限的范围，只是适宜少量移民的长期定居。另一方面，爱尔兰、英格兰和法兰克王国是繁荣的，非常适合战士们居住，这些战士可以转化为统治者、农民，当然还有商人。我们不应忽略这样的事实，即许多水手是精明（keen）的商人。在波罗的海和西部海域，他们喜欢的港口变成了商业交易的天堂，例如都柏林的维京人基地。斯堪的纳维亚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似乎也推动了许多人背井离乡。大约从870年至930年，一些家族和宗族定居冰岛，他们显然希望继续生活在由世袭的族长及其附庸组成的相对宽松的结构中。冰岛的移民主要来自挪威西南部，在那儿金发王哈拉尔一世（870——945）的集权遭到前所未有的强烈抵制；在之前的一个世纪中，这里发起了众多维京探险。9世纪后期，英格兰、法兰西和爱尔兰，甚至立陶宛的地方势力复苏，开始反对北欧海盗，这可能鼓励着人们到更远的地区进行殖民。挪威相对艰难的生活可能也刺激着绝望的人们采取重大措施改变自己的处境。10世纪时，来自挪威和冰岛的一群人在格陵兰进行殖民。其领袖红发埃里克是一个暴力的人，他杀人如麻，臭名昭著，即使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标准来说亦如是。他继续探索水手贡恩布约尔恩（Gunnbjörn）偶然发现的土地。贡恩布约尔恩在从挪威航行至冰岛的途中，被吹离航线，他认定绿色的土地（Groenland）至少像冰岛一样具有价值。后世的人们会发现，在世界的最北端维持他们选择的文明形式太困难了。

《贝叶挂毯》勾勒的“诺曼征服”

《贝叶挂毯》勾勒了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场面。11世纪中叶，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为争夺英国王位，实施了一次海上远征，将诺曼人的势力扩展到偏远的英格兰。这次远征使英国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征服者威廉”由此被认为是近代英国的第一位国王。

9世纪末10世纪初，定居冰岛和格陵兰岛的家族逐渐形成以养殖牛羊、渔猎为基础的相对简单的生活方式。冰岛人并未完全放弃乘着用进口木材建造的船只劫掠爱尔兰和不列颠的维京传统。10世纪末，冰岛的基督徒人口总计超过6万人，但严重依赖挪威（后来是汉萨同盟）贸易商进口木材和粮食。尽管冰岛以拥有稀有的白色猎鹰及其毛皮、粗毛料布和鱼制品而自豪，但这也是一个证明维持一个岛国运转只能通过海上联系的最好例子。14世纪末，衰落的挪威贸易、火山运动、日益恶化的气候和集权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的政治冷漠，几乎使冰岛重蹈格陵兰的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寻找新的地区从事贸易的英国渔船，恢复了冰岛人的海上联系。

1261年，格陵兰人接受了挪威的统治，但面对日益恶化的气候状况，以及加拿大因纽特人的不断到来，他们的生存依赖与挪威频繁的海上联系。挪威海上力量和贸易的衰落，部分是由于汉萨同盟和波罗的海诸国的兴起，因此，挪威对前往格陵兰的海上航线的兴趣减弱。与孤立、荒凉地区的贸易获益甚少。格陵兰出产劣质的布料、少量毛皮和象牙，但是为了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居民们需要粮食、木材和金属等跨过北大西洋运来的基本物资。1370年，定期航行至加达（Gardar）东部殖民地的一艘船失去踪迹，从此杳无音信，自此，就只有爱冒险的渔民或那些被严重吹离航线的人可能会进入这里的港口。到15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人口萎缩似乎停止了，尽管如此，当南欧要在美洲建立众多新帝国之时，北欧人的北极探险却告一段落了。

挪威人发现北美的事情家喻户晓，如同首次登陆格陵兰一样是一个偶然，如果简单地将其看作哥伦布发现加勒比海岛屿的先导，可能极容易被误解。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维京人航行至北美与其首次登陆格陵兰和冰岛的目的大致相同。他们主要是为了寻找土地进行殖民，而非寻找可以与之进行贸易的人。著名的列夫·埃里克松探险队，大约于公元1000年从格陵兰起航，探索了拉布拉多（马克兰）和纽芬兰（文兰）的一些海岸线，仅仅耗时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而他的兄弟托瓦尔（Thorvald）的探险队在被美洲原住民赶走之前，在那里停留了几年时间（大约为1003——1005）。埃里克松的姻亲卡尔塞夫尼（Karlsefni）进一步进行殖民的尝试，这个探险队包括一大群男人、女人和牲畜。他们试图和原住民进行贸易，但是并不能和他们达成妥协，甚至彼此之间也不能达成妥协，僵持几年之后，只好作罢。

奥拉斯·马格努斯的《海图》，1539

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早的地图之一，描绘了北欧的物种、产出，如海鱼、驯鹿、木材。图上出现的海象、翼龙等神怪形象，是画家根据水手的见闻臆测出来的。诸如捕鱼、狩猎、商品交换等场景，则反映了北欧海上民族的日常生活。

从广阔的北欧海上帝国的角度来描述殖民征服事件是吸引人的，但斯堪的纳维亚人占领的地区并不具有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统一性。贸易联系和贸易联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但远达不到专营的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被纳入更广阔的欧洲民族之间的互动网络中。大多数情况下，北欧人被他们遭遇的社会同化了。无论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都含有维京人的元素。尽管一些富有进取心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领袖和君主努力成为海外领土的统治者，但没有人建立起长久的帝国。甚至克努特大帝的英格兰和丹麦联合王国在其死后也不复存在。北欧的探险和殖民大多是个人或家族的行动，涉及既有统治家族的领袖和成员，但是并不能像后来欧洲海外扩张的情况一样被称为国家事业。

中国

隋（581——618）唐（618——907）时期政治和经济的成就，奠定了帝国扩张的基础，为作为远东地区海陆支配力量的宋朝（960——1279）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的海上力量并非主要指向公海。商业联系的扩张主要掌握在富有进取心的个体商人手中，他们经常不得不与对于和外国接触极其谨慎的帝国权威相抗衡。在很大程度上，这可以归咎于来自草原地区的持续入侵。

明初永乐帝统治时期，中国正从蒙古人统治时所导致的内部分裂和经济问题中恢复过来，曾短暂实行海上帝国主义，例如郑和（1371——1433）的航行。郑和是一个来自中国南部的穆斯林，他受命进行一系列远征，这些远征兼具军事和外交使命，目的是在印度洋和东南亚宣扬国威。这些航海活动涉及约200艘大型船只，将近3万名船员——水手、士兵、外交人员、学者和商人。这些航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海盗行为，尤其是来自日本的海盗行为愈演愈烈之时，中国的海军实力得以彰显。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得到加强，昂贵的礼物、远方异族的使节、所有渴望改善其商业前景者使帝国宫廷应接不暇。然而永乐帝的继任者们并未将其举措和尝试贯彻到底，把政治影响的边界延伸至中国参与其中的商业网络的边缘。取而代之，为了应对北部边疆入侵的巨大压力，他们在海上和陆上恢复了防御、内向的姿态，这些都具有以前王朝的特征。外国水手在中国港口依然受到欢迎，许多中国人到国外进行贸易，并定居东南亚和印度。

隋代五牙舰

出现于隋代的战船，因为有五层船楼而得名。船上设有高度灵敏的牵拉船桅和风帆，船楼上建有垛口和作战平台，两侧船舷装有拍杆，起到抛石机的作用。船的底部填充土石，用于保持高度稳定性。

《平定台湾得胜图》

这幅画描绘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施琅率军平定台湾的历史场景。战舰从台湾岛凯旋，彰显了清朝盛世时期强大的海军实力。

西班牙在美洲

1492年，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多弗·哥伦布（1451——1506）的船队在加勒比群岛登陆。这只船队是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向西航行，旨在寻找到达中国和东印度的航线的。这次著名的航海由西班牙王室支持，它开辟了一个供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探索开发的新世界。

西班牙对新近发现的“西印度”进行殖民是突然的，且进展迅速。最初的假设是中国大陆距西方并不遥远。一旦发现中美和南美海岸证明这一理论有误，西班牙便乘机殖民、征服、利用和开发大陆地区。必须强调的是人们坚决要从发现美洲中获益，美洲的发现是由西班牙王室以及与王室委员会一道来到新世界的代表所促成的。西班牙人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上的进取心是引人瞩目的。他们将早期征服墨西哥和巴拿马获得的部分收益用于远征秘鲁，而且当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36年遭遇印加大起义威胁时，支持他的商人迅速集结物资和人员帮助他。

西班牙征服的两个最重要的地区是墨西哥和秘鲁。16世纪上半叶，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是深入大陆的补给站。太平洋海岸的巴拿马建于1519年，同年，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és）率领小股军队从墨西哥湾出发向内陆挺进，寻找阿兹特克人的黄金，他们充分利用了阿兹特克帝国内部存在的政治纷争。科尔特斯和即将成为征服者的人拥有火枪、大炮和弩，但若没有特斯科科湖以东的特拉斯卡拉部落的帮助，他们不可能完成引人注目的征服，借此他开辟了通往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通道，1520年，他在首次试图征服该城失败后，从这里撤退。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引入美洲的疾病之一天花，先是在1518年重创了伊斯帕尼奥拉岛，紧接着在1520年侵袭了墨西哥。后来，天花向南传播至秘鲁，并且在西班牙轻松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1492年，哥伦布率领船队到达巴哈马群岛，他将这片新发现的土地称为“西印度”。此后十年里，他又进行过三次远航，希望找到东方的中国、印度。尽管哥伦布发现的并非亚洲，但是他取得了一个更伟大的成就，那就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位于秘鲁和智利的印加帝国被坚定的西班牙海上远征所击败，这些远征由雄心勃勃且冷酷无情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迭戈·德·阿尔玛格罗等人领导。船只使他们能够占据深入印加帝国的有利位置，并且他们充分利用了火器和骑兵。随着受人尊敬的印加王瓦伊那·卡帕克（Wayna Capac）于1528年死于天花，他们也得益于帝国内部爆发的严重政治冲突。卡帕克死后，发生了王位继承权之争。瓦斯卡尔（Huascar）和后来继承王位的阿塔瓦尔帕（Atahuallpa）之间的内战，给了西班牙人利用敌人政治弱点的天赐良机。尽管如此，征服印加帝国仍是一件缓慢的事情，征服者领导层之间激烈且致命的争吵使事情复杂化了。征服并未真正完成，直到最后一个活跃的抵抗中心于1572年投降。

1494年，当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有效地确定只有巴西东部向葡萄牙殖民者开放时，一项重要的决定得以达成。然而葡萄牙并没有急于开发这片新土地。16世纪30年代，为了回应法国殖民巴西的威胁，葡萄牙人才开始殖民和开发条约分配给他们的这一地区。葡属伯南布哥的首府奥林达建于1535年，但是，1600年，累西腓（Recife）的港口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城市中心。葡属巴西的行政首府巴伊亚建于1549年。

大量喜欢冒险且雄心勃勃的葡萄牙移民或其他地方的移民，为大片政府赠地的前景，以及蔗糖和烟草贸易的丰厚回报所吸引，准备横渡大西洋。西班牙及加勒比地区的移民亦为强占并开发矿产和农业资源的机会所吸引。他们将自己置于旧城中心的原住民人口之上，并逐渐将这些城市变成欧洲城市的模样。绝非所有来到美洲的人都变得富裕且有权有势，因为旧大陆司空见惯的财富不均衡、地位不平等被劫掠新大陆获得的巨额财富放大了。然而，最贫穷的白人农民也比原住民富有。殖民者及王室官员把原住民和后来输入的黑人奴隶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劳动力，供殖民主义者役使，他们采掘矿产资源，或收割用于出口的蔗糖和烟草等经济作物。然而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的朝贡体系与西班牙殖民制度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征服之后发展起来的社会和经济体制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社会和经济体制下，一小撮儿欧洲精英拥有权力，并冷酷无情地对比他们庞大得多的将近两千万无自由的原住民和移民行使权力。逐渐地，领取实物报酬的劳动者的需求被领取工资和签订契约的劳动者所取代，前者经常受驱使从事劳作，至死方休，对后者而言，尽管由西班牙领主和奴隶主制定的条款是严厉的，领主和奴隶主的行为也经常超出条款规定内容，但较以前毕竟有所改善。原住民人口迅速下降，原因是疾病、饥饿、过于繁重的工作和非人道待遇的重创，但是来自非洲以及葡属巴西的奴隶补充了这一人口损失。

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

西班牙很早就开始在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建立商业据点，进行殖民活动。1518年，西班牙殖民者听闻美洲内陆有一个遍布黄金的阿兹特克帝国，便组织一支远征军入侵了这个古老的印第安文明。

印度洋上的葡萄牙帝国

学者们将葡萄牙海军扩张的源起追溯到了13至14世纪，此时正值穆斯林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大幅衰退、在摩洛哥沿岸逐渐式微。到1400年为止，冒险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的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海军对西北非海岸线已有深刻了解。1415年，葡萄牙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港（Ceuta），这个港口就坐落在直布罗陀海峡内。此后葡萄牙在摩洛哥境内相继建立多处沿海贸易港口，这开创了葡萄牙与非洲的长久联系。摩洛哥本是地中海周边广阔的伊斯兰世界中的一部分，但由于葡萄牙人与穆斯林在黄金和奴隶贸易上的利益冲突问题，最终葡萄牙人决定将穆斯林势力赶出北非。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当时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葡萄牙帝国对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兴趣。受到国王若昂一世（King João I，1357——1433）和他的儿子“航海家亨利”的影响，葡萄牙人前往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马德拉群岛和西非海岸进行航海探险。亨利的政治目标与商人的商业愿望达成一致，他们都想瓦解穆斯林贸易并直接进入盛产黄金和奴隶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截至15世纪末，大西洋和非洲西海岸都有了葡萄牙贸易据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几内亚湾的埃尔米纳城堡（Elmina）。1481年，葡萄牙人在这里修建了贸易基地。这里提供非洲国家和部落的奴隶，以及用黄金来换取包括纺织品在内的欧洲商品。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的兴趣从黄金转移到（男性）奴隶身上，运奴船渡过大西洋将这些奴隶运到加勒比海和巴西。葡萄牙人在1473年发现了圣多美岛（São Tomé），随即就在这个地方发展了早期“殖民工厂”生产模式，他们使用奴隶种植蔗糖、操作磨坊。在这些地区，奴隶暴乱十分常见，由于非洲很多国家相对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所以它们反对葡萄牙人的统治。当时，很多其他欧洲国家也觊觎这个地区。15世纪70年代，西班牙派遣贸易船队来到贝宁（Benin）海岸，但是到了16、17世纪，荷兰取得了葡萄牙在非洲的大多数财富。这些情况促使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1481——1495年在位）寻找机会继续向南开拓，同时他也希望向东方拓展。若昂二世带领海军沿非洲海岸向更深处探索，并到达了非洲南端和印度洋。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在1487至1488年到达了大鱼河（the Great Fish River）沿岸，只是船员发生叛乱他才决定返航。

迪亚士将其返回大西洋时途经的海岬命名为好望角，因为它让人们看到了找到印度航线的希望。但是葡萄牙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它不得不与它的邻居西班牙争夺西部的新势力范围。新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495——1521年在位）派遣达·伽马舰队到东方寻找信仰基督教的君主（Christian monarch），并努力将葡萄牙打造成为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中心（参见文前第一幅地图）。

达·伽马的王室船队受到了东非沿岸国家的热烈欢迎。但是达·伽马与莫桑比克当局起了冲突，并且在不知道如何到达印度的情况下被赶出蒙巴萨（Mombasa）。然而，他却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到达马林迪，当地首领看出了与葡萄牙联手抵抗其敌国的潜在可能。在那里，达·伽马在经验丰富的印度洋航海家伊本·马吉德（Ibn Majid）的带领下穿越印度洋。到达卡利卡特（Calicut）后，葡萄牙船队受到了热情款待。尽管达·伽马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交换的商品，但是当达·伽马将葡萄牙国王的亲笔介绍信呈献给卡利卡特首领后，他还是得到了大量的印度香料。达·伽马天生就是一个好士兵而非优秀的外交家，他与印度人的关系多次陷入危机。总体而言，达·伽马的船队给这个地区主要的海上伊斯兰国家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不久之后，印度人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来临了，人们马上感受到了欧洲商人侵略和贪婪的本性。欧洲的商人们控制了从非洲东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的很多港口。虽然在多处反抗势力存在的情况下占领蒙巴萨港口并非易事，但是欧洲商人还是在1505年得逞了，并将其作为军事和商业探险的重要基地。

1505年葡萄牙王室正式建立印度诸邦与联邦属地，旨在专门为葡萄牙戏剧性地入侵印度洋地区提供政治框架。与此对应的商业机构是印度之家，这个机构的主要目标是操控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特别是在16世纪占整个香料贸易量四分之三的胡椒贸易。胡椒的主要生产地是印度洋的马拉巴尔海岸。早期葡萄牙公司试图切断主要受穆斯林海员长期控制的红海航线，从而掠夺加泰罗尼亚、威尼斯、亚历山大以及拥有主要产品供应资源的黎凡特等地的商人。“印度之家”打算在他们的殖民地实施皇家贸易垄断。基于此目的，1513年葡萄牙进攻了位于红海入海口的亚丁湾，亚丁湾人民进行了顽强抵抗。最终奥斯曼帝国粉碎了葡萄牙人的整个计划，因为前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条旧有航线。紧接着，葡萄牙取道苏伊士湾，但由于海军力量所限，并没有攻下地域如此广阔的帝国。然而，葡萄牙成功地征服并操控了当地一些重要的货栈（entrepôt）。他们还占领了一些重要的港口，1503年占领科钦（Cochin），1510年占领果阿，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果阿的葡萄牙人抢夺了霍诺瓦苏丹国（Sultanate of Honovar）向印度南部的印度毗奢耶那伽罗王朝（Hindu Vijayanagara）贵族提供亚洲马匹的生意。为了确保他们的商业利益不受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的穆斯林港口的竞争，他们维系了与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合理关系，其中一些港口有很小的海军势力。

达·伽马抵达印度

1498年，在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支持下，达·伽马的船队抵达了印度土邦卡利卡特，他提出在葡萄牙和印度之间建立一条直接的香料贸易通道。曼努埃尔一世由此自称为“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航海、远征与商业之王”以及“香料贸易之王”。

16世纪早期，葡萄牙的主要优势就是他们强大的海军装备和技术。当然，这些都要依靠配备加农炮的远程轮船等武器装备和强势侵略性的突袭战术。虽然葡萄牙人一般不会在意如何对他们入侵的地区使用纷繁复杂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但是他们懂得分而治之。古吉拉特邦反对欧洲入侵者的势力暂时联合起来组成了“所有穆斯林的联盟”（League of all the Muslims）。但这个联合舰队组织松散，结果在1509年坎贝湾海域的第乌海战中被一举击溃。无奈之下，古吉拉特邦苏丹国的统治者只能与入侵者在第乌达成妥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控制下的其他港口也都妥协了，并被迫同意葡萄牙人征收通行税、港口关税和以护航或不受葡萄牙舰队干涉为名的保护费。如果拒绝合作，就意味着默许葡萄牙船队入侵港口、劫掠商人。科钦联合葡萄牙攻打葡萄牙的北方敌人卡利卡特，并于1513年战胜卡利卡特。与其受害者相比，葡萄牙人的优势在于一致和连贯的政治目标，以及印度公司背后王室的支持。

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成功建立了几个主要商业聚点，但他们却无法征服位于东海岸的戈尔康达（Goloconda）和卡纳蒂克（Carnatic）的穆斯林商人势力。他们也无法侵占默苏利珀德姆（Masulipatnam）水手控制下的东南亚贸易，该地区成为莫卧儿帝国德干地区的主要港口。16世纪中期，莫卧儿帝国出现于印度。帝国的主要建立者是莫卧儿王朝第一位君主巴布尔（Babur）的孙子阿克巴（Akbar）。阿克巴本人并不是印度人，但是他与拉杰普特（Rajput）王宫的联姻政策塑造了一个与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的文化十分相近的王朝。在阿克巴（Akbar）子孙后代的维护下，莫卧儿王朝稳步成长。到17世纪末，莫卧儿王朝直接或间接地统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如此，位于印度南部到中部的马拉塔帝国（Hindu Maratha Confederacy）的崛起导致了莫卧儿王朝的瓦解，这也促使印度南部、东部沿海以及恒河流域半独立国家的兴起。此后，欧洲的侵略者也不断削弱莫卧儿帝国的势力。

印度诸邦和联邦属地（Estado da Índia）的早期目标就是继续扩充领土，要越过印度次大陆直抵香料群岛和其他传说中的东部富庶岛屿。1508年首支葡萄牙舰队来到马六甲，1511年残酷的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领葡萄牙皇家海军占领了马六甲，这个印度洋地区香料贸易网中的重要港口。马六甲的穆斯林首领被迫流亡，并在马来半岛南端建立了柔佛苏丹（Johore）王朝，这成为马六甲的政治和商业重镇。

葡萄牙商业据点

1560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了位于印度西海岸的果阿——达曼——第乌岛，将其作为殖民和商业据点。直到17、18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一直控制着这些地区。

与近邻西班牙在帝国事业和商业上的竞争，为葡萄牙平添了探索东南亚可能性的一定程度的紧迫感。生产香料的岛屿特尔纳特（Ternate）和蒂多雷（Tidore）卷入了一场战争，在伊比利亚冲突的重压下，当地人已无暇顾及其内部争端。1529年西班牙退出，至此葡萄牙完全掌控这一地区，那是西班牙曾肆无忌惮实施压迫并激起愤恨的地方。在接下来的50年时间里，蒂多雷的作用仅限于一个贮藏和输送马鲁古（Moluccan）群岛丁香和肉豆蔻的牢固仓库。葡萄牙对蒂多雷、安汶岛（Amboina）和班达群岛（Banda Islands）的占领得到了当地穆斯林首领的默许。但是在1575年，同样是这些穆斯林统治者把愈发不受欢迎的葡萄牙人驱逐出了特尔纳特。

值得一提的是，受葡萄牙经济影响最大的还是远东地区。中国政府的确考虑过将葡萄牙人驱逐出马六甲，因为他们认为马六甲地区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1516年，首位葡萄牙人来到珠江口，就此开启了他们在中国南方既盈利又和平的商业探险。葡萄牙人企图建立防御工事并实施海上贸易垄断，但这遭到了中国海军势力和政府官员的坚决反对，并促使官方于1521年禁止中国商人与葡萄牙贸易。然而，两个国家中唯利是图的商人经常违反这一规定，他们在小港口或者远离政府监督机构的小岛上进行交易活动。16世纪中叶，中国政府对国内商人的海外贸易态度发生了转变。自1567年开始，中国政府允许两国间少量的商业往来。在中国禁海政策的压力下，人们想在公海造船并非易事，因此外国海员就占据了优势。此后，葡萄牙人通过其于1557年建立的澳门小岛重新开展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澳门就坐落在珠江口。他们从马六甲进口象牙、檀木和秘鲁白银，出口丝绸、制陶术、中国铜、汞和樟脑。中国是15世纪才引进银币的，来自日本的白银得到了来自新大陆的西班牙银块的补给。1571年以来，西班牙人都是通过马尼拉与中国进行贸易。他们给中国带来墨西哥和秘鲁白银，从中国带走丝绸、香料和陶瓷。

在1542至1543年间，葡萄牙人发现了去往日本的路线，其实他们原本的目的地是中国，但是台风把他们的船队吹向了日本。到了日本后，他们发现日本人很随和。于是，他们开辟了从澳门到长崎的新航线，这条航线令装满中国商品的葡萄牙船队获利丰厚。1641年荷兰夺取了马六甲，此后澳门商人就将他们的商业目标转向了菲律宾群岛，澳门商人将丝绸卖给西班牙人，然后西班牙商人再将这些丝绸出口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

虽然葡萄牙人对财富和大宗贸易怀着无限的渴望，但一些商人的商业追求中也掺杂了宗教热忱，所以他们并非单纯的帝国主义者。对于一些人来说，主导印度洋地区贸易的渴望，是与反对穆斯林的情感和对抗其他基督徒的行为相互交织的。阿尔布克尔克（Albuquerque）和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就是典型的好战的帝国主义者，他们希望建立广阔的葡萄牙海上帝国，从而实现在中央政权控制下垄断海上贸易的梦想。然而，也有敢于反对暴虐的帝国主义行径的葡萄牙商人，他们希望启用完善的法律制度使葡萄牙人与非基督徒进行平等贸易，而非通过使用武力来征服和控制对手的贸易网。

《南蛮屏风》与日本的葡萄牙商人

这幅南蛮渡来图取自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画作《南蛮屏风》，描绘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葡萄牙商人前往日本进行贸易的生动场景。

《坎迪诺世界地图》

这幅世界地图展示了葡萄牙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认识的东西方世界，图中精确描绘了印度洋的非洲海岸，印度半岛的轮廓也首次被描绘出来。遍布非洲、美洲、印度半岛的红框蓝心旗帜代表着葡萄牙的势力范围。纵贯大西洋和南美洲的一条较粗的蓝线，则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划分东西方世界的“教皇子午线”。

近代以来有学者提出，尽管葡萄牙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破坏印度洋地区的贸易活力。葡萄牙人的确成为海上贸易中的佼佼者，但与其完全控制这片海域的目标还是相距甚远。后来在当地势力的反抗、竞争以及强大欧洲竞争者带来的压力下，葡萄牙势力在印度洋地区渐渐消失了。最终，葡萄牙人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了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活动，虽然相当暴力且意想不到。

葡萄牙王室垄断东方贸易的美梦终结了，之后他们不得不允许私营贸易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实行不仅减少了葡萄牙王室在东方的贸易收入，而且还刺激了大量欧洲竞争者涌入该地区。随着实力的增强，这些竞争者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由合作走向竞争乃至冲突。

为了增加贸易量，葡萄牙人将一些技术经验分享给中国和日本海员，这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讲是很有益处的。从长远角度来看，葡萄牙人缺乏击败对手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不仅美洲和非洲的发展消解了他们的实力，而且欧洲和非欧洲的竞争对手也组成联盟对抗葡萄牙人。例如，欧洲商船经常造访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Achin）的胡椒生产区，此地位于有利的海湾地带，是香料和黄金贸易的中心位置，法国、荷兰和英国军队几经尝试，都没能占领这一地区。亚齐的海上贸易者通常都会载着货物直接来到红海港口，避免遇到更靠北的和波斯湾航线上巡航的葡萄牙船只。1641年，胡椒产区的人们协助马六甲人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境。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和近东地区的崛起及萨法维帝国（1501——1736）在波斯的崛起，与葡萄牙人对印度洋地区产生兴趣几乎同时发生。这不仅仅是巧合。这两股强大的穆斯林势力控制了波斯湾和红海的内陆重要地区，此外他们还限制了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的活动范围，并主导了这些地区的贸易网。1622年，阿拔斯一世（1571——1629）和他的英国盟友的舰队将葡萄牙人驱逐出霍尔木兹地区。1698年，葡萄牙人最终被阿曼伊玛目的海军势力驱逐出蒙巴萨岛。

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

起初，英国、法国和荷兰是通过加的斯（Cadiz）和里斯本繁荣的大西洋港口获取非洲、亚洲和美洲货物的。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起的宗教和政治斗争所导致的后果是，欧洲人无法进入这些港口也无法获取盈利的货物。在跨海贸易遭遇排斥的情况下，他们铤而走险成为海盗或者从事相关活动（国家支持海盗活动），他们还试图建立与印度洋和美洲地区的直接贸易联系。像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这样的海员，他们为商人的私营公司开启探险活动。为了购买和装配去往美洲和东方进行袭击和贸易活动的船只，这些商人投入大量资源。随着这些海上冒险活动的开展，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欧洲商船和战舰在东方海域的结合让人望而生畏。

为了到东印度寻找商业机会，荷兰共和国于1602年建立联合东印度公司，后简称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趣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与西班牙君主国长期的争斗，因为这使荷兰建立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商人舰队。17世纪初，尼德兰是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重要商业伙伴，尼德兰为这些地区提供食物、衣服、原材料和包括武器在内的大量制造业产品。荷兰人是公海海域的优秀海员，这得益于他们习惯操纵大吨位的货船，在波罗的海、北海和大西洋海域内运载包括酒、衣服、木材和食盐等在内的货物。1600年，英国在伦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相比，它的资源和船只数量都相对较少，但是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它也利用竞拍机制来增加利润，并将贸易货物种类从香料扩充至丝织品和茶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舶速度更快，这为他们争取了更多的贸易时间。不仅如此，英国船只在装备上也更胜荷兰一筹。

荷兰东印度公司

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的“工厂”。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接踵而至的荷兰和英国，占领了全球重要的贸易口岸。控制全球贸易网络为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崭新的关于地理、自然世界以及其他社会习俗的信息。

荷兰东印度公司印度洋贸易网建立之初就具有侵略性。荷兰人与柔佛人和坎蒂人[1]这样的葡萄牙敌人联合起来，将葡萄牙人驱逐出马六甲和锡兰地区。此外荷兰人还掠夺武装力量薄弱的地区，例如爪哇岛。荷兰人将他们主要的东南亚基地建在了雅加达（曾叫巴达维亚）。为了更好地掌控殖民地，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都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他们控制了这个地区之外的很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为了保障对中国和日本日益增加的贸易的主导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很大一部分资源都集中在东南亚和远东地区。在17世纪，他们的战略重点逐渐从控制贸易转移到控制生产中心上，特别是锡兰、马拉巴尔海岸和马鲁古群岛的胡椒和香料产地。而英国则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都有基地，此外还控制了阿拉伯海的大部分地区。

荷兰和英国起初是盟友，但是不久，随着英国被迫退出香料贸易，并失去一些海外基地后，这种联盟关系就破裂了。后来竞争升级为冲突，17至18世纪欧洲战争频繁爆发，导致主要海上霸权国家地位大洗牌，英国排在了西班牙、葡萄牙联盟之后，而荷兰则排在法国之后。与此同时，印度洋地区传统贸易网的内聚力破裂了。由于这些战争，欧洲国家间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渐渐地，英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陆上和海上势力，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殖民地代理机构都将更多的地区纳入不断扩大的海上帝国。

大不列颠海上帝国

很多英国人会以他们祖先在印度次大陆取得的霸权为傲，对此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即印度满足了英帝国的贪欲。例如，18世纪英国为得到印度纺织品所主导的变化，对孟加拉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英国的家庭手工业者施压禁止进口印花棉布，于是英国人将目光转向了白布，更何况从孟加拉国获取白布然后运往英国进行加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结果，英国船只频繁往来于两国间，英国和孟加拉国的棉布贸易量直线上升，但同时英国也开始干涉孟加拉国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在这种经济影响的长期作用下，孟加拉人愈加依赖他们靠出口棉织品赚取的收入。工业革命爆发后，随着生产和运输技术的进步，英国棉花生产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孟加拉国的工业则崩溃了，孟加拉国人民不得不回归农业。孟加拉人反对莫卧儿帝国的活动产生了政治影响，他们不仅加强其首领的地位，而且还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一支独立军事力量进驻孟加拉国。1757年，克莱武带领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占领了孟加拉国，并接管该国的行政和税收工作。这些经济收入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更多的印度领土、购买中国茶叶，最终掠走印度白银。

或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印度当成商品生产国，但是，就对工业革命的影响来说，财富从印度流入私营资本主义商人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革命产生了推动作用，不过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英国在18世纪建立的广阔的贸易网。为了提高生产，这个贸易网为出口贸易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如果只关注国内市场，那么商品生产的规模就会相对变小。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了莫卧儿帝国和当地首领等封建统治者，并将农民、艺术家和商人群体贡奉的贡品送往国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下，英国海军和陆军战斗力顽强、将领指挥有力，这将使他们能够瓦解印度首领和其他欧洲势力的反攻。法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761年被驱逐出印度南部地区的。英国商船队是对印度剥削最严重的势力之一。英国海军利用兵力和技术优势征服并统治印度，然后从印度为英国谋取利益。工业革命不断改善着英国的商品生产能力和财政水平，同时印度和其他帝国财富为他们需要出口的物品提供了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和其他设备则为这些物品提供了有效的运输。

普拉西战役

1757年，克莱武率领不到3 000人击溃了孟加拉国的7万大军，将孟加拉国变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这场战役为英国将印度变为它的殖民地铺平了道路。

为了榨取印度农民的经济收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引入合同来实现这一目的。1793年孟加拉的《永久居留法》颁布，法律否认农民是国家的居民，规定他们要缴纳固定的契约金，而非变动的税金。基于此机制，印度财政收入大幅提高，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这些白银全部转移到了英国本土。不断强化的英国统治最终导致了19世纪早期印度经济的萧条。历史学家迪特玛尔·罗特蒙特（Dietmar Rothermund）这样概括英国和印度的关系：“作为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东印度公司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生长在腐朽的封建军事政权统治下的农业国中的寄生虫。”[2]

自1813年起，东印度公司不再从事贸易垄断活动，1833年之后，这个公司的贸易活动也终止了，此后公司变卖了靛蓝和丝绸生意，只专注于管理部分帝国政务。可悲的是，就19世纪早期来说，印度货物出口到英国和中国的数量相当可观，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却将大部分利润带回了伦敦，以至于印度经济水平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

另外一个英国剥削其殖民地的例子与印度铁路有关。英国交通史学家会说，英国公司修建和装备的印度铁路对于英国工程学和企业家精神来说是一个赠礼；然而印度的经济史学家会辩驳这是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贪婪和利己主义的证明。19世纪50年代，铁路正以惊人的速度修建。然而当时工业化程度仍相对较低，直到1858年对印度的直接统治仍没有清除英国占领时的寄生本质。达尔豪西伯爵（Lord Dalhousie）是英国的铁路扩张主义者，在他的推动下，印度在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之后，其铁路运输系统更加完善了。截至1900年，铁轨覆盖长度已经达到25 000英里。事实上，虽然在1865年印度铁路火车的制造业已经启动，但是较之从英国进口机器和铁轨，自己制造的成本价钱要高一些。因此在1865至1941年间，印度国内只建造了700辆火车，但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印度从英国进口了12 000辆火车。此外，英国之所以为这项事业投资，是因为对其5%的利润感兴趣，这个利润全部来源于印度的纳税者。进入20世纪，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批评了英国将资金投入到铁路而非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灌溉事业上的行为，灌溉事业将给大量的农业人口带来收益。至此，有人可能会说，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早期就已为自己将来的衰退埋下了祸根。将印度公司纳入到英国的法律体系中，这需要咨询有实力的印度律师，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就是其中之一。通过铁路，人们能够到不同的地方参与政治活动，并且通过报纸的广泛流通，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也提高了。1750至1947年间，英国在其他地区的人们眼中就是海上寄生帝国。英国通过海上贸易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了印度，其后又通过海军和海上贸易资源不断剥削印度。印度洋和一些此前相互孤立的地区都陷入这张广泛的政治、经济网络中，这张网几乎囊括全球，在其中发生的任何危机均会影响所有个体，并造成世界性的战争和全球经济萧条。

大英帝国

19世纪大英帝国达到鼎盛时期，皇家海军控制着连接各个大陆的海上交通生命线。当时英国人这样描述帝国的辉煌景象：“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是我们的银矿，南非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金矿，印度和中国是我们的茶叶种植园，东印度群岛是我们的甘蔗、咖啡、香料种植园，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

[1] 坎蒂人（Cantii），指今伦敦东南肯特地区，以坎特伯雷为主要居住地的英国人。——译者注

[2] Rothermund, Dietma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from Pre-colonial Times to 1991 , Routledge, London, 1993, 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