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晓来露寒，独自且凭栏杆。

大雁排字南去，但闻深谷流泉。

当太阳到达黄经195度时，即阳历的10月8日左右。此时，在地球北半球人眼里，太阳又向南移动了一大步。太阳给北半球的能量更加少了，北半球的气温比白露时更低，地面的露水更冷，快要凝结成霜了。这个时空节点，中国的先哲命名为寒露，以表明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

《诗经》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里的月份是农历，九月相当于太阳历的10月，是准备寒衣的时候了。而七月那代表盛夏的大火星此时已经西沉，星空都在换季，“大火西流”，不仅意味着秋天，也让人明白冬天不远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

对中国这个纬度高低皆具，横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寒温带等众多气候带的大陆而言，节气只对长江、黄河流域有清晰的指示作用。如寒露时节，南岭地区才刚刚进入秋季，而东北和西北地区已进入或即将进入冬季了。这一时节，华南日平均气温多不到20℃；在长江沿岸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0℃以下；西北高原平均气温普遍低于10℃，用气候学划分四季的标准衡量，已是冬季了。

这也是中国内地的时间特征，夏冬之时气候几乎一统河山，而春秋之时东南西北的差异极大。寒露时，北方已呈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早霜；南方才秋意渐浓，蝉噤荷残。对天气敏感的人意识到，自寒露开始，中国北方的冷空气取得了强势地位，大部分地区处在冷高压的控制之下，雷暴已经消失，如果还有雷声，那也是最后的雷声了，“雨季不再来”。至于海南、西南地区仍有秋雨连绵，江淮、江南一带偶有阴雨，但对中国人来说，那都是“局部地区”的事了。

冷空气侵入后引起显著降温，会使水稻减产，这一低温冷害现象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又叫社风）。在南方地区晚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如遇低温危害，就会造成空壳、瘪粒，导致减产。

寒露的物候是，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此节气中鸿雁排成一字或人字形的队列大举南迁；深秋天寒，雀鸟都不见了，古人看到海边突然出现很多蛤蜊，并且贝壳的条纹及颜色与雀鸟很相似，所以便以为是雀鸟变成的；第三候“菊始黄华”是说在此时菊花已普遍开放。

在这三候中，鸿雁再度出现，后至者为宾，与白露期间的鸿雁南飞相比，此时相隔一个月之久，说明这是最后一批鸿雁了。我们在小寒、白露等节气里说过古人对鸿雁寄托了美好的情思，鸿雁是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中出现最多的物候，古人此时仍细心地留意鸿雁是否南来为宾，自己或前行者愿意尽地主之谊。

至于鸟雀入大海化为蛤蜊，这是飞物化为潜物，今人可以批评古人无知或迷信，但古人对物候的观察和用心并无错误。借古人在“伯乐相马”故事中的辩护，真正高明的相马者不关心马的皮毛外貌，而重在内在的精神。那么，古人对物候的观察出现“知识性的错误”并非因为他们无知，他们知道如何把握并记忆季候的本质。阳气十足的雀化为蛤，说明天地间的阴气重了。而草木皆因阳气开花，独有菊花因阴气而开花，菊有黄华，其色正应晚秋土旺之时。

物候在说明天地间的阴盛阳衰。而如果物候不应，最后一批大雁不飞来，那就说明民众有不驯服者；如果雀鸟不掉入海中变蛤蜊，那就说明季节会错乱；如果秋菊不开花，那就说明阴气不够，土地不能耕种。

由于寒露的到来，气候由热转寒，阳气渐退，阴气渐生，人体的生理活动也要适应自然界的变化，以确保体内的阴阳平衡。人们此时反而外出极多，活动极多。这是一种过度现象，似乎人类领悟到大自然的启示，在此享用一年最后的繁华，展现最后的力量，人的日常活动不免有小小的过度，以矫枉过正。

在大时间的划分中，寒露时节处在火山旅卦和雷山小过卦时期。旅卦的意义不言自明，此时是旅游的黄金季节，巧合的是，中国的“旅游黄金周”正设在寒露期间。旅卦还有军旅之义，在悠久的中国农耕文化中，此时也是利用农闲去锻炼、检验体能的时期，此时也是农村械斗、地区或各利益团体的用兵时期，直到和平时代的今天，中国人仍有“秋季大练兵”的习惯。

小过卦则有多种意味，小过，既指自然界的雷电行不久远，又指人们旅游不会攀登顶峰，还指人们此时过小日子。用结绳、画卦来指示人的日常事务中，寒露前后的卦序排列为：咸卦、旅卦、小过卦、渐卦，等等。这表明农耕文化中此时最重要、最有新闻传播价值的大事，某家和某家的男女结婚了（咸），新婚小两口度蜜月去了（旅），他们建立小家过小日子了（小过），他们开始二人世界的各种积累了（渐）……中国的先哲对小过卦的观察是：“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山上有雷，这是小过，君子领悟这一精神，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会稍微过度，如行为会过于恭敬，遇到丧事时会过于哀痛，花销过于节俭，以矫枉过正。

当然，10月上旬的寒露节气在中国人的经验里更多地与外出活动有关，登高、观光，等等，尤其登高几乎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习俗之一。寒露时节中，有一个节日，就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九”在易经中是阳数，九月初九正好是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所以又称“重阳”或者“重九”。九九之说，在中国文化中极有意义，九九归一，有归根到底之意；九九八十一，象征终极。物极必反，九是阳盛到极点，再往下便要回到一，九九重阳相逢在这样的意义上既是大吉又是大不吉，所以重阳节的风俗都是出于一个目的：避恶禳灾，如登高、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

《西京杂记》最早记录了重阳节。汉高祖宠妃戚夫人有位侍女贾佩兰，出宫后曾说起在宫中时，日常无事，四时乐事甚多，每逢九月九日便会“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蓬饵”指的就是“重阳糕”，取“糕”与“高”谐音，有时候人们还会在糕上放置小鹿数枚，号为“食禄糕”。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梁朝吴均的《续齐谐记》则记载了重阳节的传说。东汉汝南的桓景，跟随道家高人费长房游学。有一天，费长房告诉他：“九月九日，你家有灾。让你的家人赶紧做些茱萸绛囊，绑在手臂上，登高饮菊花酒，可除此祸。”桓景就带着全家人避祸山中，后来回家，发现家中的鸡犬牛羊都死了。从此重阳登高避灾流传至今。王维有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而寒露时节“有黄华”的菊花也成为中国人重点关注的对象，菊花可算是少有的中国文化之花，与梅、兰、竹并称为“四君子”。菊花经历风霜，有顽强的生命力，高风亮节，在屈原、陶渊明等人的笔下，菊花成为一种人格象征。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使菊花获得了“花中隐士”的封号。而屈原的生活，“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也使菊花成为一种高洁的人格象征。后来的中国人以白色的菊花作为逝者的人格，在追悼死者的场合用白色的菊花表达哀婉之情。

菊花给予中国人的感悟是多重的。菊花成为秋天的象征，9月又称菊月，菊花还象征长寿、长久。日本人对菊花也有感悟，在他们的文化中，菊花是诚实、贞洁的象征。中国人写菊花的名诗名篇之多，是少有的。如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元稹：“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苏东坡：“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范成大：“世情儿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等等。

菊花又称黄花，在中国人的经验里，重阳节后的菊花逐渐凋谢，成为过时或无意义之物。明日黄花即指重阳节后的菊花，有“过期”之义。苏东坡诗：“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张可久诗：“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

如此一来，在中国人的经验里，菊花还有烈士的象征，生命需要像菊花一样绽放自己的潜能，否则就会落伍，成为过时之物。在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有名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农民起义，乃至现代革命，大概也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矫枉过正。有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埋骨之地名为黄花岗，可谓死得其所。孙中山曾为之叹息：“满清末造，革命党人历艰难险巇，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与菊花相比，寒露时节的红叶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景。黄栌、乌桕、丹枫、火炬、红叶李等树种，在此时都呈现红叶，观赏红叶也是中国人习俗。“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杜牧有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