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达尔文的学术地位与贡献

千年之交为媒体提供了若干契机，譬如做一点富有历史感的智力游戏。其中的一个游戏就是请学者们为一千年中最有影响的十余名思想家排序。流行的版本大多将马克思和爱因斯坦排在一二。笔者对二翁深为钦佩，但还是以为他们都排不了第一。历史将嘲笑世纪之交的这次投票排序，因为评选者漠视了达尔文的存在。

爱因斯坦的理论其实没有走出物理学界。就理论高度而言，他无疑开辟了与牛顿有别的另一个物理学时代。但是就对知识界乃至公众世界观的影响来说，他肯定赶不上牛顿。而对一个思想家之影响力的判定，应该更取决于对社会而不是学科专业的影响。

我确实以为在社会科学家中马克思的影响无出其右。但是如果与自然科学家中的思想家对比，他只好屈居达尔文之后，名列第二。马克思的贡献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唯物主义。固然这是一个争论并未平息的领地。而达尔文刚巧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旗帜鲜明，锋芒毕露。达尔文的唯物主义则是包裹在他的思想深处，但是可能更具颠覆性。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提出是从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的。而达尔文的唯物主义则是从科学，从生物学出发的。马克思明察这一点。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它（《物种起源》）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在赠送给达尔文的《资本论》的扉页上题道：他是达尔文“真诚的钦慕者”。其二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这是解释社会生活与历史的非常重要的维度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维度，而马克思自觉不自觉地拒绝了其他一些解释。其三，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并不以为社会主义思潮会随着其运动与实践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失败而埋葬，我以为它将同资本主义思潮共始终，但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大概是过于偏颇了。无疑这会削弱其影响和解释力。

我赞同恩斯特·迈尔的认识：“哲学家Passmore近来指出，历史上只有一次知识革命被赋予在词尾缀上‘主义’的殊荣，这便是由达尔文发起的知识革命，被称为达尔文主义。对比之下，并没有牛顿主义、马克斯韦尔(1)主义、普兰克(2)主义、爱因斯坦主义，或海森堡主义。由于达尔文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革命这一论点难于驳倒，所以这一特殊荣誉便无可挑剔。”（迈尔，1988：159）“在所有的知识革命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达尔文革命。……达尔文所策动的知识革命超越了生物学领域，颠覆了他所在的时代的多数概念。……无论是科学界还是科学界之外，谁也没有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我们现代世界观有这么大的影响。”（迈尔，1991：2，iv）达尔文的“共同祖先说”不仅颠覆了神创论，而且颠覆了每个物种是被单独创造出来的学说。进化的思想不是自达尔文始，但是因达尔文得到了最大的光大，而达尔文的划时代的创新是为进化的机制提出了新的解释——自然选择。生存竞争的思想同样，虽早已存在，却因成为达尔文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光大。一度，进步的观念如日中天，这观念似乎理所当然地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石；而当进步的观念日趋衰微的时候，研究者才发现，达尔文提出的其实是“适应”，不是“进步”，达尔文是完美的最坚定的反对者。两个时代的强音都从一个人的思想中寻求根据在人类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固然前者其实是误读，但这也间接说明了达尔文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达尔文的影响不仅在其思想的具体内容，还在于他的方法论。他改变了基督教一牛顿的决定论思想，把或然和偶然的思想带到科学的世界。他改变了物理学为代表的“普遍”的观念，将有性生殖所造就的“独特性”引入现代世界观。由于生物的世界与物理的世界截然不同，生物进化完全是偶然的，达尔文否定了进化可以预测，从而在生命、社会、历史的领域中打消了“预测”的狂言，提升了“解释”的地位。达尔文对超长时段的研究还使人们认识到，对知识的进步，观察与实验同样重要。而实验曾经被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视为压倒一切的手段。

达尔文的思想拥有最大影响力的另一个指标是，今天他的思想仍然活着，不断被发展和移植，先后走进了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达尔文所奠基的生态学更是早已启发和催化了城市生态学。

二、生平、重大事件与背景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于英国施鲁斯伯里镇。父亲是医生，医术高明。祖父是医生、作家和科学家，在18世纪末提出地球上生物同源的观点和粗略的进化思想。达尔文似乎不可能不受到祖父进化思想对他的影响，但是以后几乎没有提到这一点。达尔文8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他是在几个姐姐的照顾下长大的。

自幼年起，达尔文就对大自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搜集贝类、昆虫、鸟蛋和矿石。8—16岁（1817—1825）在私立小学读书。15岁时学习射击和打猎。16—18岁（1825—1827）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但是达尔文对医道毫无兴趣，他的志趣在博物学和地质学。

1828—1831年（19—22岁）父亲知道他学不成医，把他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神学。这绝对是更大的误会。有好一段时间达尔文的主要兴趣是打猎，读这段史料甚至给人以纨绔子弟的印象。然而天造地设，达尔文不期然进入的竟是当时博物学和地质学最发达的学府。迈尔告诉我们：当时英国所有的博物学家都是牧师，同时也是剑桥大学的教授，或教授植物学，或教授地质学。达尔文最钦佩的两位教授亨斯洛和塞治威克，刚巧一个是植物学家，另一个是地质学家。兴趣激发了达尔文的学习兴趣。最终在178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十。

1831年8月，达尔文毕业不久，接到亨斯洛教授的信，教授提供了一个随皇家海军周游世界作博物学考察的机会。这机会一度几乎失去，因为父亲不赞成。父亲只给他留下一线机会：有一个父亲信任的人赞同就同意。于是有见识的舅舅促成了这次伟大的旅行。当时英国的海军考察往往兼顾博物学，这工作通常由随船医生负责。达尔文加入的是贝格尔号双桅帆船，船长30米，船上74人，目的是改进海军的航海图。当时英国社会生活中沿袭的是严格的等级制，贵族与平民生活上不往来。贝格尔号船长菲茨罗伊是查理二世后裔，在这船上他是唯一的贵族，他只是想找一个陪自己吃饭和谈话的贵族伙伴。船上原有一个非贵族出身的医生兼博物学家，因为达尔文的物质条件大大优于他（自备了枪支、显微镜、望远镜、指南针、解剖工具、标本储存盒、地质锤，等等），且达尔文有钱游历海岸并雇佣当地采集者，又是船长的私人朋友，而这位医生兼博物学家的工作又逊色于达尔文，于是他自觉无趣而告辞了。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科学几乎都是贵族从事的。

达尔文从1831年12月—1836年10月，乘贝格尔号持续旅行考察了将近5年时间。他独自穿越了阿根廷草原，跨过了安第斯山。考察巴西雨林时，在一天的时间里他捉到了68种甲虫，射中了80种鸟。大英帝国遍及世界的殖民地是他的强大后盾。经由殖民地的管理者，他将大量标本寄回伦敦，并与亨斯洛等学者频繁通信。亨斯洛等人不断将他的考察成就发表。这样，达尔文还在贝格尔号上就成了名人。当然特别要说到的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处于现在的厄瓜多尔，岛名是西班牙语海龟的意思）。贝格尔号在这一群岛考察了一个月。群岛的副总督事先就告诉达尔文：岛与岛之间海龟的甲壳形状各不相同。达尔文自己为群岛上物种的差异找到了更多的证据，并大为惊异。他在航海日志中写道：这些“变异将破坏物种的稳定性”。暮年达尔文在自传中说：“那是我所有观点的发源地。”那里每个岛上相似而又相异的海龟和鸟类，引起达尔文长久的思考，并最终敲开了自然选择的大门。

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震惊了菲茨罗伊。他出席了1860年著名的牛津辩论，并有失态的表现。他因为认定是那次旅行引发了达尔文的异端思想而极度内疚，5年后自杀身亡。达尔文与这位虔诚的教徒在船上单独相处了5年。他曾因与达尔文在奴隶制看法上的分歧而暴怒。斯蒂芬·古尔德说：“怀疑的种子一定是在贝格尔号航行的寂静时光中萌发滋长。……他5年来每一天都与一位无法与其争论的、威严的船长共餐。谁知道5年来连续的高谈阔论会使‘寂静的炼金术’如何冶炼达尔文的大脑呢？”（古尔德，1977：19）自然，达尔文的异端思想是否并如何被一位正统者的思想所磨砺，是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了。

航海5年的成果达尔文整理了整整10年。他一直在思索的当然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生物给他留下的疑问。这之中发生的两件事情催化了他的思考。

1837年3月，鸟类专家约翰·古尔德为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搜集的鸟类作出了鉴定。达尔文以为它们差异极大，属于不同科别。古尔德告知，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是鸣雀的不同类别。这使达尔文大为震惊，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都是来自南美大陆，经过世代的繁衍，在适应群岛不同的生态的过程中，进化成几十种不同的新种类。4个月后他开始了第一次物种进化的写作。此时他已确信物种在适应环境中发生的变化，他所不解和思考的是进化的机制。

1838年9月28日（29岁），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思考已久的理论在一瞬间成型了。达尔文暮年在自传中写道：“在我进行了15个月的系统探索后，为了消遣，偶然阅读了马尔萨斯论人口的书。这时，通过长期对于动植物习性的观察，我已经可以接受无处不存在着的生存斗争的观点了，我突然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得到保存，不利的变异会遭到淘汰。于是我至少得到了一种用来说明原理的理论。”他的日记显示，打动他的其实是一句话：“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如果人口不受限制的话，每25年就会翻一倍，或者以几何速度增长。”外行会以为似乎马尔萨斯更智慧，其实他从来就没有进入变异与演化的思路，作为人口学家他自然也无须进入。他促进了达尔文思考的只是一点：物种内的斗争比物种间的斗争更激烈。达尔文与马尔萨斯的本质区别是：马尔萨斯只看到了“量”的变化——生存竞争过程中的数量淘汰，短时段中也确乎不可能有“质”的变化；达尔文则洞悉了这一过程中的“质”的变化——漫长的淘汰过程将导致物种的质变，这远比物种间的斗争在进化的问题上更具意义。

1839年1月（30岁），也就是形成了进化论思想雏形的第二年，达尔文结婚。他们夫妻二人都从父母处获得了大笔钱财，以至可以高枕无忧。同年10月在他们第一个孩子降生后，达尔文第一次犯病。以后疾病一直缠绕着他。有时一天只能工作2—3小时，有时整天都不能工作。这个一直不能确诊的疾病引起达尔文研究者们的浓厚兴趣。精神病专家兼达尔文研究者科尔普认为，内心的冲突和恐惧是主要病因。什么冲突？恐惧什么？那就是世俗舆论与他的思想发现间的水火不容。他的夫人爱玛最早了解丈夫思想上的异端，她深爱达尔文却恐惧其异端。她在婚前给达尔文的一封信中说：她非常害怕两人会在天堂永远分离。达尔文一直把这封信带在身边，他后来写道：他无数次狂吻这封信，为之哭泣。达尔文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在异端的道路上走出了多远。近年来出版的达尔文笔记披露出这位旷世异端的思想轨迹：“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我们‘想象的理念’来自预先存在的灵魂，而不是来自经验——然而预先存在的是猴子。”（古尔德，1977：9）“一个了解狒狒的人，对形而上学的贡献会超过洛克。”（克罗宁，1991：475）达尔文关于道德问题的手稿放在一个大口袋中，题目是“关于道德感和某些形而上学的陈旧而无用的笔记”，他意识到公之于世将带来太大的震撼力。这之中当然有性格问题。达尔文在异端的道路上走得与马克思同样遥远，但是在性格上他毕竟不是马克思。同时这也不完全是性格问题，两个学说的迥异的性质也对提出者的心理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马克思的学说指向人的解放，可以帮助他在内心占据道德优势。而达尔文的学说将人类打下神坛，相当程度上回归禽兽，他难以从中找到马克思振奋自我的精神资源。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达尔文的学说在离经叛道上超过了马克思的学说。主客观的条件都使前者比后者更感觉到，他在冒天下之大不韪。饶有趣味的是这两位旷世异端在英国的居住地相距仅16英里，他们去世也仅相隔一年，生前从未谋面。

1842年达尔文迁居伦敦郊区，躲开了喧闹的伦敦学术界和社交界，与前者保持着恰当的联系。1839—1843年出版了航海期间动物志。1842—1846年出版了航海期间地质学。

1842年完成了关于进化与自然选择的32页的概要。1844年完成了231页的论述。将之寄给胡克，胡克读后相信其正确。但是达尔文不想公开发表。

1846—1855年整整八年，他在研究藤壶（一种海生甲壳动物，成体一般有石灰质壳板，头端朝下固着在岩石、船体或海草上，种类上千）。当代一位学者说：直到今天达尔文关于藤壶的研究仍然是这个领域中的权威著作。他的房屋中曾经挂满了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藤壶，他的孩子们是在藤壶中长大的。一个朋友听到过他的孩子问自己的玩友：你家的藤壶在哪里？当代科学史的研究者好奇：他为什么将他的划时代的进化论研究搁置起来，研究藤壶？传记作家鲍尔贝引述过达尔文与胡克的一次交谈。胡克对一位法国博物学家略有微词，认为他没有专长。而听者有心，达尔文认识到自己也在作着物种的宏观思考，却没有对某一特定物种有所研究。一年后他开始了藤壶研究。还有一些科学史的研究者认为，达尔文想要在公布进化论之前更牢固地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藤壶的研究终于以1855年出版的皇皇四卷而告终结。

1855年，赖尔、胡克等了解内情的朋友催促他发表进化论。达尔文又继续写作进化论著作。

1858年6月18日，达尔文接到正在印尼和马来西亚从事科考的英国年轻博物学家华莱士的来信。信中附有华莱士的论文。文章的观点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极其相似。达尔文深深地陷入苦恼之中。他只好求助赖尔和胡克。二人商定在不久举行的林奈学会上同时宣布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一年前寄给格雷的论文摘要和1844年的部分草稿。这件事情最终成为科学史上一项美谈。华莱士没有因优先权与达尔文发生争执，很高兴论文的同时发表使自己迅速成名。以后他也甘居进化论思想的第二位人物，他甚至将自己日后的一部著作冠名为《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无法再停顿和搁置了。第二年，即1859年《物种起源》问世。这部数百页的著作其实只是他计划中的巨著的摘要。而科学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谜团就是达尔文为什么将他思考成型的理论搁置了20年？多数学者认为搁置的原因同他患病的原因近似，源自他的恐惧加慎重。为了应付预感到的滔天洪水般的批驳，他在永无休止地加工着这一理论，从来没有觉得已臻完善。他已经把手稿托付给妻子，一旦他突然死去一定将之交给科学界同事。他没有生前发表的强烈愿望。而对自己学说的不断的质疑和加工，使得达尔文在思想深刻与广博上远非华莱士所能匹敌。他大大地超越了他的时代，很多思想隔代才引起回响。

1860年围绕进化论举行了著名的牛津大辩论。

1882年达尔文去世，享年73岁。死前叮嘱：做一具朴素的棺木。后由于要入葬西斯敏教堂的墓地，不得不改做一具豪华的棺木。

三、硕果探因

在本章最后一节，想讨论一个科学社会学问题，就是达尔文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而丰硕的成就。

家庭富有应该是起始原因。不然他一开始就不会进入剑桥大学。中途不会随同贝格尔号去考察，因为考察必须自费配置昂贵的设备。最终如果没有家庭的遗产他不会安居伦敦郊外，放弃任何职务，专心自己的科学思考。

其二是很多偶然的因素辐辏在一起：自幼喜好博物学，歪打正着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因极其偶然的原因随同贝格尔号考察，而后进入漫长而安静的冥想空间，乃至华莱士的论文率先寄给了达尔文。

其三是贝格尔号将近5年的考察。这是他的5年的“研究生期”。这5年中，他摆脱了一切俗事，像出家的修道者一样专注。几乎只是在“面壁思考”与“观察大自然”这二者中转换。与此同时，他还占有了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红利”，可以同伦敦学术界保持通信联系。

其四，还在船上的时候他就成了名人，他极其迅速地进入学术界。这种轻而易举使他没有为此分心，同时也没有滋长他的功利心。

其五，疾病。疾病实际上帮助了达尔文。疾病使他远离社交界，使他龟缩在象牙塔中，不耗费时间和精神，特别是后者。疾病当然应该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如前所述，达尔文有时被迫停止工作，有时一天只能工作2—3小时。那么为什么他还完成了如此辉煌、丰厚、令人不可思议的学术成果呢？结论只能是：时间的干扰其实并无大碍，研究工作是带有创造性的，不可能全天候进行；精神的旁骛，也就是分心和分神，才是最大的破坏。疾病其实构成了一个屏障，守护着一个伟大思想者的精神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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