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复制与变化

本节讨论的是：文化系统中的复制与变化，生物系统中的复制与变化，以及两个系统的对比。对这个题目，两个领域中拥有各自的词汇，生物学通常不叫复制叫遗传，不叫变化叫变异；与之对应的东西，在文化领域中，叫模仿与创新。这里用一个新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共性，就是“复制”，生物在复制自身，文化也在复制自身；另一个词汇是“变化”，生物的世界不断产生变异，文化的领域不断进行创新。

先讲遗传与变异。遗传与变异在我们讲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时简单地提到过。相当数量的遗传中产生一定的变异。绝大多数遗传当然没有发生变异。因为没有变异，物种才能保有其稳定性。但与此同时，物种在遗传中一直以极小比例产生变异。发生变异的比例有多大？双倍体（两性）变异比率要稍微大于单倍体（同性）。双倍体变异的比例大概是每从事10万到1000万次遗传，可能发生一次变异。有这样一个命题，“没有忠实的复制”，复制难免走样，复制多了必然走样，但比例很低。比如人类在平均100万次复制中才出现一例变异。变异的次数多少可以从两个意义上来理解：一个是变异的比例越大，变异的次数就越多；再一个就是群体规模越大，复制次数就越多，产生的变异也就越多。产生变异的比例大小可以称为内源变化的大小。内源变化通常是比较小的，十万分之一至一千万分之一。威廉斯认为，如果内源变化太大，就很难有任何积累性的效果。（威廉斯，1962：87）这话怎么讲？就是说变异的比例小一点，倒有可能有积累性的效果，如果变化率太大，反而没有积累性效果。环境的变化是既定的，比如环境变得寒冷，适应的鸟类可以生存，不适应的不行。变异过多，意味着适应的类型也将很多，比如从一种原型鸟变异出体质耐寒的鸟、羽毛更厚的鸟、随季节迁徙的候鸟，等等。结果就没有了方向性，就不能使变异者具有一定的规模，凝固成一定的性状。相反，内源变化小一点，产生的变异少，其中的一种非常适应，就可能代表一种方向。多方向即没方向，多中心即无中心。适应的种类过多，就没有方向了。概言之，物种在遗传上有很大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还一直产生着变异，而变异的比例不会太大。

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进化上有很大的不同，乃至可以说人类“离轨”了。离轨的结果是人类在物种上比动物更稳定。这不是说人类在遗传中不发生变异，而是说对环境适应较弱的人类成员不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换句话说在面对人类这个自然界里唯一的特殊的物种时，自然选择失效了，它不能把能力较弱一些的人淘汰出局。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各个方面，性能强还是弱，跑得快还是慢，智力高还是低，体形胖还是瘦，灵活性好还是差，基本上都不会淘汰出局。尽管我们通过遗传还会产生新的基因，没有用，变异只是自然选择的前提，前提存在不等于选择发生了。原因很清楚，科技的进步，生活条件的改善，温饱的无忧，医疗条件的普及，等等，决定人类不会再经受“适者生存”的剪刀的筛选。人类整个群体基本上都有了保障，都能够存活。因此可以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比以前更稳定了。

无独有偶，复制与变化不独属于生物的世界。生物当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物种——人类，它产生的文化竟然和生物界的这一特征极其相似，也有复制与变化，就是模仿与创新。如果没有这种性质，人类的文化决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文化是生命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现象，这一现象与生命本身所具有的现象极其相似。它的扩展有赖于它的复制，就是模仿，而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扩大、膨胀，它也在更新和变异，像生命一样，只是速度更快。所不同的是这个选择不是自然选择，而是人为的选择。很多社会成员、很多民族，愿意选择一种新的技术、一种新的制度、一种新的文化，都属于人为的选择。这种选择使得某些文化占了上风，对应地某些文化居于下风，甚至慢慢地被淘汰了。这就是复制（即模仿）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一定概率的变化。二者相辅相成，使得文化不断演进着。前面说了物种是稳定的。与物种相比，文化是不稳定的，更喜爱变化的。而就文化自身来说，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过去的文化、近现代的文化、当代的文化。比较而言，显然是以前的文化更稳定，现在的文化更不稳定，更多变。

生命的繁衍与文化的扩大都依赖同样的东西——复制。哪个基因更有生命力，意味着它的复制效率更高，有更多的后代；哪个文化更有力量，意味着这种文化被更多的人、更多的民族模仿，模仿的重要就在于此。被广泛模仿的文化就成为优势文化，进而能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或是最起码有一定优势。文化在空间和时间内被大规模地模仿，就成了习俗，成了传统，成了一种文化模式。

文化的模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产品的复制。一些文化媒介的复制帮助了文化的扩散，使之被更多的人了解，被更多的人学习。这种载体的发达就能够直接促进文化模仿的大规模展开。中国古代文明恰巧在这一方面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从而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达、繁荣。领先的那种东西就是长期充当文化载体的纸和印刷术。在古代，中华民族在造纸和印刷术这两方面的领先，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文化产品复制的程度高。我在自己的一项研究中得到这样一个推论：文化复制上的领先决定了文化上的领先。这就像生命体的复制，复制多意味着这一物种的繁荣。

这里还有一点重要的内涵需要把握，即复制多不仅意味着量的增加，也意味着质的提高。以下是对这一道理的阐述。先讲一组数字。前面说中国古代文化在造纸术和印刷术这两个方面领先，这种领先最终怎么在数字上体现呢？对西方世界来说，1450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450年西方出了一个叫古登堡的人，发明了印刷术。1450年成为一个分水岭，在此前后中西文化的发达程度判然有别。1450年前整个欧洲（从远古时代开始）曾经有过的图书的种数是3万种（因为没有印刷术，当然都是手抄本了）。中国元代灭亡是1438年。根据中国文献学家的统计，1438年之前中国古代一共拥有图书的种类是4万种。这两个时间大致接近，在此以前，中国拥有的书籍总量比整个欧洲还多三分之一。当1450年西方人发明了印刷术以后，情况大变。过了150年，到1600年，西方拥有的图书是125万种，与之对应中国当时拥有图书是1.4万种。这期间西方拥有书的种数是中国的89倍。再往后走，从1600年到1900年共300年时间，西方的图书种类是1125万种，中国的图书种类是12.6万种，刚巧和上面一样也是差89倍。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1840年西方的炮舰开始敲开中国的大门，其实国力的此消彼长早已被1450年开始的文化的此消彼长决定了，早已被文化复制的速度决定了。（郑也夫，1992）前面讲到是复制的效率，这里说的却是图书的种数，好像说的不是一个事情。的确在这里调整了一个概念，因为手头无法找到忠实意义上的图书的册数。那么种类与册数是什么关系？印刷术是提高印刷册数的，为什么有了印刷术图书种类增多了？这暗含着一个道理，当一种文化开始大规模复制的时候，与此伴随的一定是创新也在增加。书的册数与种类中，册数是更忠实的复制，种类则可能意味着有创新，尤其是种类的批量增长。而创新和复制是密切关联的，复制是创新的基础。当有了大规模复制的机制时，创新的增长也将是显然可以看到的。将文化与物种对比，可以看到，物种复制10万次时可能有一个新的基因出现，已有的图书不断复制就会激发新书的产生，文化产品复制到一定数量时就会出现新的东西。这就是模仿与创新的关系。

二、文化与本能的关系

我们先从进化的角度去认识文化与本能的性质。生物学上的进化是先天的获得性被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文化的进化是后天获得性经人为选择的结果。拉马克提出“用进废退”，认为后天获得性可以继承，这样分析生物的世界是站不住脚的。后天获得性不能继承，因为后天的劳作与学习改变的是体细胞而不是生殖细胞，是身体而不是基因，而遗传靠基因。但将拉马克的理论放在文化上就对头了。文化就是一种后天获得性，文化同体质完全不是一回事，文化是可以继承的，是可以传递的。

我们接下来讨论文化与本能的关系。文化与本能都努力去控制对方。先说本能对文化的控制。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本能一直对文化产生着约束和控制。本能没有给文化太多的自由，人们的本能约束着人们的文化选择。爱德华·威尔逊说，本能适中地掌握着文化对它的依赖。二者的这种关系导致了有些文化选择胜过了其他的文化选择，在实践中更容易被人们选择，另一些文化不大被人们选择。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本能限制了人们对文化的选择。

一个例子是各个民族（在古代各个民族是生活在相互隔绝的状态）在原始时代都产生了对近亲通婚的禁忌。这种禁忌应该是一种文化，它却产生于几乎所有民族。这说明，首先是人们的本能促进了文化上的这一选择，而后出现的副产品帮助锁定了这一文化选择。这一副产品就是我们后来认识到了这种选择的另一优势，即人种进化上的优势，近亲通婚会造成人种退化。最初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促进了这种文化选择？应该是不同民族当中所共同拥有的一种本能。很多人类学家对此作了探讨，他们认为这种禁忌实际上是与本能相符合的，文化的力量不过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东西。这种本能就是从小在一块儿长大的异性之间其实不易产生吸引力；相反，不是在一个地方长大的异性之间更容易具有较强烈的吸引力。实际上，从禁忌上追根问底，可以看出的是文化与本能的连接，而不是对立。再举一个例子来看，就是“大锅饭”制度的失败。这个例子就发生在当代，我们知道这个例子从根到梢的全过程。一种制度的选择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的选择。我们曾经坚定地选择了这样一种制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我们不得不放弃。为什么？在浅层次，是因为效率低。说到根本，在其不合人性。什么叫不合人性？也就是不符合人的本能。人类不适合在家庭之外同其他人一起吃大锅饭，一起搞核算，这样很快就会把食物全部吃光。相反，在一个家庭里，就可以精打细算。前面讲了，无条件的利他只能发生在近亲当中，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利他只有互惠。一种分配制度、一种合作制度，违背了人的本性，最终会受到惩罚的。这种制度选择因为其效率低下，在同作出其他文化选择的民族、国家、地区的对比中，一定落后，一定会在竞争中失败，最终不得不放弃这种选择。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本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控制着文化选择。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文化一直在企图超越环境和超越肉身。这种企图和努力首先体现在超越环境上面，而后体现在超越肉身上面。体现在环境上，很好理解，人们开始控制环境，进而改造环境。比如我们驯化动物植物，我们兴修水利。这些东西都可以视为控制环境、改造环境。而以人类这些伟大举动相对应的动物的行为是适应环境。动物在努力地适应环境，在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然选择”的操纵下，不断地变异出新的基因，以具有一定宽度的身体性能的系列谱，来应对自然的变化，适者生存下去。新的适者就是靠着拥有老的物种成员不具备的一点微妙的差异和优势来适应变化，它靠的是自己的身体。而人类早就走出了这种忠实地遵循身体的属性去适应环境。人类要控制环境、改造环境，而且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其之后，就不仅仅是控制、改造环境了，就要开始控制、改造自身了。和面对环境的时候先控制后改造一样，对自身也是先控制后改造。这有很多例证可以举，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用避孕药、节育手段来控制自身的生育。人类很早就开始了控制自身的努力。控制生育应该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在对身体其他方面控制来得更早。这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改造自身中，应该说小的举动也早就有过，大的举动刚刚开始，就要跨过门槛了，即不仅要改造自身，比如说变性，而且怀有更大的雄心壮志准备改造人类，改造后代，改造人类的基因，彻底改变人类的属性。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大的野心。这个野心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人类要做上帝”。宗教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人类。现在人类要让上帝出局，自己再造人类。

开始了对自身改造，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有界限吗？没有界限的改造行吗？放手大干行吗？恐怕不行。恐怕改造还是要有界限的。什么是界限？界限就是伦理，就是标准。当人类中的某些先进分子，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当他们用手术刀和试管着手改造人类的时候，毫无疑问全体人类立刻乱了营，开始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实质上是伦理上的争论。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一部分人支持某种尝试，另一部分人反对。这种争论本身就是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伦理。而这种新伦理的建立，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困难。难点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理论上，另一方面在实践中。

理论上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人类有一个基因库，每一个人有46个染色体，23个从父亲那儿继承，23个从母亲那儿继承，每一个人的基因是在整个人类基因库之中的。如果改造基因，改造人类，实际上就是克服一些基因，消灭一些基因，因为这些基因有很坏的作用；还要去促进一些基因，进而再造出一些所谓好的基因，能让我们强健、聪明、长寿的基因。这样问题来了，什么叫好基因？能为你身体带来什么样变化的基因是好基因？我们能裁定它吗？我们有上帝那么大本领去裁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实际上，从远古一直到今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我们人类是拿自己身体中的不同特征去适应环境的。比如在今天的社会中，某些人成功了，这只是拿某些标准来考验、衡量和选择的，说这些成功者一切都好肯定是不准确的。今天导致成功的素质推到5000年前、10000年前，能够让一个人在当时的社会中赫然居于同辈之上吗？能让他成为优秀的猎人、酋长、部落首领吗？未必行。使一个原始人在同辈中居于前列的因素，可能与今天使你成为同辈中的先进分子的素质大不相同。原始人成功的素质可能是机敏，现代人成功的素质则是沉思，是思考。作为一个好猎人，喜欢长考是不行的，要能当机立断；而现在作为一个好学者，要善于长时间的思考。5000年前、10000年前被人们敬仰的优秀品质、优秀能力，在今天来说就不是了。我们只是历史长流中一个瞬间之中的偶然产物，我们能够裁定在未来什么样的素质更适应环境吗？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更优秀的品质吗？为什么现在产生了代沟？所谓代沟就是你认为是好的东西，你的儿女们嗤之以鼻。一个父亲与儿女为什么会产生代际的冲突？根本原因是社会在巨变，巨变之中两代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古代社会里没有代沟，那时候父亲与儿子的冲突跟父亲与其兄弟的冲突是一样的，有利益的冲突，有见解的分歧，唯独没有代沟，两代人没有不同的价值观。代际冲突中有种种内容。在审美领域当中最鲜明反映代沟的是流行歌曲。而代沟最深层次的分歧是价值观。比如父辈认为吃苦耐劳是很好的素质，但下一代不接受，偏偏认为会享受是很好的素质。两代人的时间对于基因的进化来说，太短暂。当发明家要创造出一种理想的基因的时候，这实际上意味着他要把他认为好的因素繁荣、光大，要影响到十代百代的人。这不是一种狂妄吗？你怎么知道十代百代之后的人类还与你认同？你怎么敢有信心让十代百代以后的人们都说，21世纪初叶的先辈真是伟大，使我们变成了这个样子？智商在那时的社会中是被人崇尚的、高度适应的素质吗？实际上，改造人类是一种最大的专制。以前这些事情是大自然做的，大自然在偶然中完成的。而今天有人要执掌这个权柄。这是理论上的难点，我们没法为未来量体裁衣。

在实践中，难点则首先在于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比如说优生学认为提高智商意味着人种的进化。有一个办法可以提高智商，就是只允许现在世界上的6％的人可以生儿育女，剩下的94％的人不能生儿育女，因为他们智商不够，他们只能保有性活动，无权留下后代。只要照着这个方法做，下一代智商保证提高到平均130以上。这在实践中就成了政治问题。这是基本权利的冲突。很多人不能答应，不能坐视自己出局。再比如现在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核扩散。于是有些国家同意，某个国家来扮演国际警察，看管住核武器，不要再制造、再扩散了。这警察当得非常之累，还遭到很多国家、许多人士的反对。我拥护有一个看管核武器的警察，因为我畏惧核武器的扩散。首先我同意，警察身上有很多坏毛病，权力惯坏了他们。这就像作为一个市民我们经常骂警察，但如果把警察取消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答应，警察取消了社会就乱套了，尽管警察有很多毛病。所以，我认为有核警察比没核警察好，但我知道当核警察很累很累。而担当“克隆警察”，就是看管住全世界的实验室，看管住全世界优秀的生物学家不要搞克隆，比“核警察”还要累。因为目前全世界能制造核武器的地方比较少，而渴望和可能做克隆实验的地方太多了。目前世界上支持制造核武器的人（不好统计）总的来说是少数。当克隆警察的困难非常非常大。虽然在目前的世界舆论中，反对克隆似乎占了上风，但我预料事情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支持克隆的人会与时俱进、与日俱增。因为种种因素，前面讲到了人们生育率普遍下降。环境的污染，二英的出现，男性的精子含量史无前例地下降，而且还会继续下降，越来越多的男性没有了生育能力。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人会由于主观、客观的原因而告别生育，越来越多的人会举手拥护克隆。这个克隆警察很难当。尽管很多人从学术上论述了克隆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克隆将破坏生物的多样性，破坏人体的多样性，使人类的谱系越来越狭窄，这是违背物种进化中最基本的原则的。但是社会实践不是学术讨论，它是一个政治与利益的问题。

综上所述，鉴于理论和实践上的难点，改造人类的界限问题将无标准可言。

三、人的本质

人是一种动物，但是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人是掌握了文化的动物，人是一种文化动物。人的本质就是他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本质。什么叫传统意义上的本质？就是一个动物的本质，比如猪的本质属性，虎的本质属性。人没有这样一种本质属性。人的性质、性能、性状与时俱进，变动不居。所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一句话曾风靡一时：“存在先于本质。”人的本质就是人出生时没有本质，他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他的本质从哪里来？萨特说是后天注入的。人天生没有什么本领，全靠后天的学习，无论是学计算机，学会计。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后天决定的。一个人成为罪犯，还是成为国家领导人，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后天决定的。放在历史长河里看，以动物的本质看待人，以他的生理结构、他的性能来看待他，发现他不断变化。原来他是一种陆生动物，后来他能入水、上天。本质属性都变了，大变了。所以说，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本质。

学者们给人类下过不计其数的定义，我觉得这些定义之间没有什么冲突，定义不同是因为视角不同。我觉得最有人类学（不是狭隘的人类学）味道的是这样一个定义：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动物。我最欣赏这个定义。动物没有较大的可能性，动物只有必然性，只要环境没有大的变迁，它就一定能发育出祖先的性能、品质，那是必然的。这跟一个胶卷进入显影液一样，是前定的，拍的什么东西就洗出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动物胚胎就发育成什么样的动物。而人是有可能性的。如果给人以必然性，很可能过后他会超越它。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人是自我决定的动物。动物是血统决定、基因决定，而人即将开始彻底地自我决定：改造基因。动物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上帝和它的基因负责。狼残暴地对待羊，自己概不负责。而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不仅骚扰四邻需要负责，关键是人开始骚扰自身了，开始自决了。为什么罪犯18岁以上才判刑？因为小孩没有自决能力，大人已经有了自决能力。问题在于人类没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问题在于人类尚且找不出一个伦理、一个标准。

人类前所未有地面临着一种状况，就是离开了进化的轨道。离轨之后就面临巨大的风险。什么叫风险？风险与危险含义不同，危险通常指已知的不安全，而风险指未知的不安全。对已知的事情我们清楚有几种可能，比如开车就有出事的可能。而风险通常与未知的灾难结合在一起，不是同预料之中的一些困难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人离轨了，人不断地进入到未知的领域当中，乃至人们最后彻底地进入到未知的领域当中。基因工程正式开始之日，就是我们彻底进入未知领域之时，也就是我们彻底地蹈入风险之际。处于这么一种状况，我们在性质上、性格上必然会发生变化。我们在性格上已经或者即将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增加了反思性。为什么增加了反思性？因为你的生存方式和前辈、祖先不大一样了。祖先的经验、教条不能继续指导，我们不能依照教条，如果自己不再反思反思，那怎么办？如果你的生存方式与祖先一样，你可以遵循祖法，遵循惯例，不需要时时事事面临决策，没有太多错误可犯。而现在不行，现在你常常要面临决策，常常面临新的问题，于是你常常犯错误，损失惨重，痛心不已。怎么办？于是增加了反思性。这是性格的变化，但这是环境使然，形势使然，这不是一个人性格的变化，而是整个物种性格的变化，必然如此。不是说谁愿意反思，谁热爱反思。除了学者以反思为业之外，越来越多的人也热衷于反思，人类已无可救药。

下一个我们所面临的特殊的处境就是，我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不一致。以前我们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偶尔产生分歧，而现在在诸多的问题上，从大事到小事，都陷入了不一致。我们已经无法再找到父辈、祖先们所享受到的那种令人羡慕的一致。那种一致没有了，有的是巨大的不一致。短期内谁也战胜不了谁，谁也休想说服谁，这情形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周围。可以预料的明天，不一致将更大，回避不开。比如可以看到两个同性恋开始过上日子了，可以看到周围的一些人改性了，不久以后又看到有人克隆出他自己来。在这些事情上到哪儿去找一致呢？我们将陷入巨大的纷乱、不一致之中。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反思的性格慢慢在增长，同时又与一个习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习惯就是争论。以前的不一致是偶尔产生的，不是永远追着我们，以后的不一致性将永远追着我们。以前的讨论、争论偶尔发生，有人类就有争论，争论是推动人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和媒介。以后的争论将极其频繁，我们将陷入无穷的争论中。原因在于新的东西出笼得太多、太快，还没有凝固成一种方式。没有一种想法、标准、方式占据上风，使人们的心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风平浪静，使多数人处在这一准则、标准、价值观指导下。现在和未来不是这样，新的东西出现得太快。就像书的出版，新书实在太多了。虽然有的“新”是假冒，但货真价实的新也确实太多了。这是我们无法摆脱、将频繁地陷入永无休止的争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