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

我去斐济群岛本岛的一个村落进行调查研究时，和当地的一个人交谈，发现他曾去过美国。那人告诉我他对美国的印象。美国生活有一些特点是他欣赏的，有一些地方则令他厌恶，特别是美国人对待老年人的方式。在斐济乡下，老年人还是住在原来居住的村落，与亲戚和老朋友来往。他们通常都住在孩子家里，由孩子赡养、照顾，如果已经没有牙齿，孩子甚至会帮他们把食物咬烂，让他们得以进食。这位斐济朋友愤愤不平地说，但在美国，很多老年人都住在养老院，儿孙偶尔才来看他们。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美国人不顾自己年迈的父母，把老年人都抛弃了。”

有些传统社群对老年人的敬重甚至胜过斐济人，允许老年人掌控财产，要成年的儿女完全听他们的话，或是在儿子40岁之前阻止他们成婚。但也有一些传统社群抛弃老年人，让他们饿死，甚至杀害他们，对待老年人比美国人更残酷。当然，在同一个社群内，总有个别差异。在我的美国友人当中，的确有人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最多一年去探望一次，或从来不去看望他们。然而，我有一个朋友在自己百岁生日那天，出版第22本书，儿孙满堂，齐来庆贺。他们关系亲密，经常见面。但传统社群对待老年人的个别差异要比美国人的差别更大。我没听过任何一个美国人事亲至孝到帮父母咬烂食物，也没听过有任何人为了“尽孝”而把年老的父母勒死。不管如何，美国很多老年人的命运都很悲惨。传统社群的做法是否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在我深入讨论之前，我必须先厘清两点。首先，关于“年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年老”的定义依社群与个人观点不同而异。美国联邦政府裁定65岁以上的人就是老人，因此可以领取社会福利金。在我还是青少年时，我认为近30岁的年轻人处于人生的巅峰，也最有智慧，30多岁的人已经是中年人，而60岁以上的人则是老人。现在我已75岁，我认为我人生的巅峰是在60多岁和70岁出头时，而85岁或90岁左右才是我的老年期。但在新几内亚乡下，很少人活到60岁，尽管只有50多岁，已被当成老年人。我想起有一次我去印尼新几内亚岛。那时，当地人得知我46岁，不禁讶然说道：“setengah mati!”意思是，我的一只脚已经进了坟墓。他们因此特别指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跟在我身边，随时安慰我。因此，所谓的“年老”必须从当地社群的标准来看，没有一个全世界认定的年龄。

其次，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平均寿命不到40岁，那就几乎没有美国人定义的老人。其实，在我调查、研究过的每一个新几内亚村落，尽管很少人可活到50岁，50岁以上的人就算是“lapun”（老人），但偶尔仍可见到一两个70岁以上的人，我是从他们经历过的事件推算的，例如就他们记忆所及，曾目睹1910年来袭的龙卷风。尽管他们现在很可能已跛脚、视力受损或是失明，而必须仰赖家人、亲戚给他们食物，但他们仍是村子里的重要人物。人类学家希尔和乌尔塔多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为一些巴拉圭阿齐印第安人建构族谱，发现有5人分别活到70、72、75、77和78岁。豪厄尔曾帮一个昆族人照相，据她推算，那人应该已经82岁，族人迁移营地时，这位老人依然可跟着他们走到远方，也可自己采集食物、搭建草屋。

为何各个传统社群对待老年人的标准各有不同？一个解释是视老年人对社群的用处而定。如果社群认为他们是有用的人，年轻人就愿意照顾他们。另一个解释是视各社群的文化价值观而定。有些社群非常尊敬老年人，尊重个人隐私、强调家庭价值，还有一些则比较注重个人和自立。当然，这些都只是部分因素，我们不能以偏概全。

对照顾老人的期待

关于照顾老人，我们就从天真的期待开始说起。显然这样的期待并不完全，但我们还是可以借此思考为什么我们无法实现这样的期待。如果一个人戴上幸福的镜片来看人生，那他可看到：父母爱子女，子女也很爱他们；父母为子女牺牲奉献，子女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因此期待全世界的儿女都好好照顾年迈的双亲。

天真的演化生物学家也可通过不同的思考方式得到同样感人的结论。天择是为了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对人类而言，把基因传递下去，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生育子女。因此，子女存活概率高、能传宗接代的亲代基因更能得到天择的青睐。同样，在文化汰择这种后天习得行为的传递中，父母就是孩子的行为模板。因此，父母愿意为孩子牺牲奉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让子女存活，得以继续传宗接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父母可能因为长年的累积而拥有资源、地位、知识与技能，这些都是子女还没能得到的。子女知道父母基于传递基因与文化的动机，会把这些资源、地位、知识或技能传给他们。因此，子女必须好好照顾父母，父母才会继续帮助他们。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年青一代自然该负起照顾老一辈的责任，老一辈也会把自己拥有的传给年轻人。

然而，我们知道这些只是理想和预测，不是社会的真实面貌。的确，父母通常会照顾自己的孩子，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也会照顾年迈的父母，但在社会上并非每个人都是这样，甚至大多数子女都做不到。为什么呢？我们的推论在哪个环节出了错？

首先，我们的想法过于天真，没能考虑到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利益冲突。父母不一定会毫无限制地为子女牺牲，子女也不一定会永远感激父母。爱是有限度的，人不管做什么事，不会时时刻刻都着眼于让自己的基因与文化得到最好的传递。所有的人（包括老年人在内）不只是希望子女过得好，自己也想要过舒适的生活。反之，子女则急于享受人生，认为父母消耗的资源越多，留给自己的资源就越少。如果子女不管做什么都以“天择”为考虑，“天择”不一定会要他们好好照顾年老的父母。即使子女对父母吝啬，弃养父母，甚至狠心杀害父母，依然可把自己的基因和文化传给下一代。

为何弃养或杀害老人

为什么子女会不管自己的父母，甚至弃养或杀害？什么样的社群会允许子女这么做？我们发现，一个原因是在一些社群，由于年迈的父母成为负担，危及整个社群的安全，最后便遭到抛弃或杀害。例如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社群必须时常迁移营地，什么都得背在背上：婴儿、4岁以下无法跟上大人脚步的儿童、武器、工具等，以及旅途所需的食物和水。如果还要再背负老人或病人，实在很难走得动。

另一个原因是环境造成的，特别是北极或沙漠地区。因为食物时常短缺，也没有余粮，就不可能喂饱每一个人。这时，社群就不得不牺牲最没有生产力或没有用处的人，否则整个社群的生存将会遭到威胁。

然而，并非所有以游牧为生的狩猎——采集社群、住在北极或沙漠地区的人都会抛弃老年人。有些社群（如昆族和非洲俾格米族）便不会抛弃老年人，另外一些社群如阿齐族、西里奥诺人和因纽特人则较常弃老人不顾。即使在同一个社群，有些老人可受到近亲的照顾和保护，有些则没有。

成为社群负担的老人如何遭到抛弃？我们可就他人的介入程度分为5种。第一种做法是最被动的一种做法，就是故意疏忽，让他们自生自灭。例如，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食物，让他们挨饿，即使他们走失也不管，任其死亡。如北极的因纽特人、北美沙漠的霍皮族、南美热带的维托托族及澳大利亚原住民。

第二种做法是在族人迁移营地时，故意把老人和病人留下。如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拉普人、卡拉哈里沙漠的桑族、北美的奥马哈和库特奈印第安人，及南美热带的阿齐印第安人都常实行这种做法。阿齐印第安人还会把老翁带到森林以外、白人经常出没的路上，让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老妇则没这么麻烦，常常直接遭到杀害。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族人迁移营地时把病弱的人留下，只给一些柴火、食物和水，如果他们恢复了体力，就能设法赶上，和族人团聚。

曾和玻利维亚西里奥诺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的人类学家霍姆伯格就曾亲眼看到他们抛弃一个妇人。他说：“队群的人想转往里奥布兰科，正要拔营。这时，我注意到一个中年妇女躺在吊床上。她病重得无法言语。我问首领，那个女人该怎么办。首领要我去问她丈夫。她丈夫说，她病得很严重，不能走路，所以他们将把她留下来，反正她也活不了。第二天早上，整个队群就离开了，没有人跟那个女人告别，包括她的丈夫。族人只留给她一点儿柴火、一个装满水的葫芦，以及她个人用的东西。这个可怜的女人连抗议的力气也没有。”霍姆伯格自己也生病了，于是去一个传教站治病。三周后，他回到那个营地，发现那个女人不见了。他走上一条通往里奥布兰科的小路，在半路发现那个女人的遗体被蚂蚁和秃鹰吃得只剩骨头。“她想去找族人，最后还是死在半路上。族人认为她已是无用之人，就抛弃了她。”

第三种做法就是让老年人自杀。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和雅库特人、北美的乌鸦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等社群的老人都曾选择自杀，或是在其他人的鼓励下走上自杀之路，如从悬崖跳下、跳海或在战争中送死。新西兰医生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曾描述他有位年长的朋友泰伐克和亲友诀别后，就从西南太平洋的一座礁岛独自驾着一艘小船航向大海，就此一去不返。

相对于上述的自行自杀，第四种做法是协助自杀，或是在有自杀意愿者的合作下将其勒死、刺死或是活埋。楚克奇人会赞扬自杀者，并向他们保证来世必然能住在最幸福快乐之地。欲死之人将头放在妻子的膝上，由妻子紧抱，另外两个人再拿绳索把他勒死。新不列颠岛西南高隆族的寡妇在丈夫过世后不久，就会把兄弟或儿子叫来，要他们把自己勒死。直到1950年，这种习俗才废除。这是寡妇的兄弟或儿子应尽的义务。有一个高隆族人曾对人类学家古德尔说，他母亲不断用言语逼迫他，要他不得不从：“我迟迟不敢下手。我母亲就站起来，大声斥责我，让每一个人都听到。她说，我必然是想跟她上床，才会迟疑。”班克斯群岛的老人或生了重病的人也会要求亲友将他们活埋，好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莫塔岛有一个人得了流感，身体极度虚弱，于是要求哥哥把他活埋。那个哥哥慢慢地把沙土堆在弟弟头上，不断地哭泣，还一直问弟弟他是否还活着。”

第五种做法很常见，也就是不顾老人的意愿，残忍地把他们杀害。杀害的手段包括勒死、活埋、使之窒息、刺死、用斧头朝头砍下去、折断其颈部或背部等。有一个阿齐印第安人曾对希尔和乌尔塔多描述自己如何杀害老妇：“我常常对那些老妇人下手……毫不留情地把她们踩死、活埋，或把她们的脖子折断……我根本不在乎。我也可以拿弓箭射死她们。”

上面的描述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杀婴之例。但是，我们也得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对一个到处迁徙的游牧社群或没有足够食物的社群来说，要如何对待老人？那些老人这一生已看过不少年老、重病的族人被抛弃或杀害，也许他们也是杀死自己父母的人。他们愿意自己走上黄泉路或是在亲友的协助下自杀。我们很幸运可以活在一个有充足医疗资源和食物的社会，因此不必面对那样的命运。正如丘吉尔对日本海军中将栗田健男的评论：“只有经历过那种严峻考验的人才有资格评判他。”其实，本书的很多读者或许也曾面临类似的考验，或将陷入这样的两难：当年迈的父母得了重病，医生询问你是否要继续积极治疗，或者选择止痛药和镇静剂缓和治疗？

老人的用处

对传统社群而言，老人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适应论的观点来看，如果一个社群的老年人可以得到照顾，让他们发挥作用，这样的社群能够更繁荣。当然，在这样的社群中，年轻人照顾老年人的理由不是基于演化上的好处，而是出自爱、尊敬与责任。然而，如果狩猎——采集族群面临食物匮乏、族人即将饿死的情况，就不得不考虑现实。如下所述，老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虽然年轻人也做得到，但主要是老人的专长，特别是需要多年经验累积的技能，因此特别适合老人来做。

男人到了某个年龄，就不再能够拿矛刺死狮子，女人也不再能扛着沉重的东西捡拾一种名为“mogongo”的坚果果仁。尽管如此，老人还是可为孙子孙女张罗食物，减轻自己对儿女、女婿或儿媳的负担。阿齐族男人到了六十几岁仍能捕猎小动物，捡拾水果、棕榈果，队群转移营地时也能帮忙开辟山路。上了年纪的昆族人仍会设陷阱捕猎动物，捡拾可食的植物，和年轻人一起去狩猎，帮忙判别动物留下的足迹，提出围捕策略。坦桑尼亚的哈扎女人中最勤劳的一群是老祖母（见图21）。即使她们的儿女已经长大，还是每天平均花7小时采集块茎和水果，用来喂饥饿的孙子孙女。哈扎老祖母花越多时间搜寻食物，孙子孙女就长得越好。18~19世纪的芬兰与加拿大农民也是：根据教会和族谱资料分析，祖母或外婆在世的孩子与两者都已去世的相比，更有可能顺利长大成人。此外，女性在过了50岁的停经年龄依然存活，每10年其子女平均能多生出两个孩子（可想而知，这是祖母或外婆的帮助）。

除了每天花7小时挖掘块茎，老人还可帮忙照顾孙子孙女，让他们的子女、女婿或儿媳可外出捕猎，而无后顾之忧。昆族的老祖母可连续好几天照顾孙子孙女，子女因为狩猎或采集食物必须在外过夜，就不必担心幼儿无人照顾。今日萨摩亚老人移民美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照顾孙子孙女，让子女可离家工作，帮他们减轻育儿和家务的负担。

老人也可制造成年子女需要使用的东西，如工具、武器、篮子、罐子或纺织品（见图22）。以马来半岛上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塞芒族为例，他们的老人会制造吹箭筒。以这样的技艺而言，老人或许比年轻人更精熟。最会做篮子和罐子的人通常也是老人。

还有一些技能也是如此，如在医药、宗教、表演、人际关系和政治等方面。传统社群的助产士和医生通常是老人，其他如术士、巫师、先知和法师也是，也包括领导族人唱歌、跳舞、玩游戏以及举行成人仪式的人。老人由于终其一生都在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因此拥有很多社交优势。他们可利用丰富的人脉资源帮助子女。政治领导人通常也是老人，因此在一个部落之中，“长老”等于是“领导人”。现代国家社群也是如此，例如美国总统就职年龄平均是54岁，而当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平均年龄为53岁。

或许，老人在传统社群最重要的功能是知识的保存者。本书读者也许很难想到这一点。在知识社会里，庞大的知识和信息都以印刷或数字的方式留存，如百科全书、书籍、杂志、地图、日记、笔记、信件以及互联网。如果我们必须查证某些事实，只要翻阅书写或印刷的数据或上网查询即可。但在没有文字的社会，则必须仰赖人类的记忆。因此，老人的头脑等于社群的百科全书和图书馆。我在新几内亚对当地人进行调查、访问，他们如果不确定答案，总会说： “我得向某个老人请教。”举凡部落的神话与诗歌、谁对谁说了什么、谁对谁做了什么、当地数百种植物和动物的名称或用途，以及碰到天灾时要去哪里寻找食物，这些常常只有老人才了如指掌。因此照顾老人对部落而言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就像现代的船长要靠航海图才不至于在大海中遇难。我将在下面的故事中说明为什么老人拥有的知识是部落存续的关键。

1976年，我受邀前往西南太平洋的伦内尔岛评估铝土矿开采将对当地环境造成多大的冲击。我研究森林消失的速度，以及哪些树种可用作木材、结可食用的果实等。那里的中年岛民用伦内尔语列举当地的126种植物，如阿奴（anu）、岗托巴（gangotoba）、盖加吉亚（ghai-gha-ghea）和卡加洛胡洛胡（kagaa-loghu-loghu）。他们详细解释每种植物的种子和果实是否可供动物和人类食用，或者只有某些鸟类和蝙蝠可以吃，不能让人食用。在人类可以食用的植物当中，有些还特别指明是“在hungi kengi之后才食用的植物”。

由于我没听过“hungi kengi”，我问当地人这是什么意思，为何可以让原本不能吃的一些果实变得可以食用。他们于是带我去见村子里的一个老婆婆。她年纪很大，必须有人搀扶才能行走。原来“hungi kengi”是伦内尔岛遭遇过的最大龙卷风，根据欧洲殖民者的记录，侵袭时间约在1910年。当时，老婆婆还是个少女，我在1976年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七十几岁或80岁出头。那次的龙卷风夷平了伦内尔岛上的森林，园圃被蹂躏得满目疮痍，保住一命的岛民面临饥荒的威胁。在园圃长出新的植物之前，为了求生，只要能吃的就得下肚，平常不吃的野果也得用来果腹，那些果实也就是“在hungi kengi之后才食用的植物”。至于平常不吃的果实，哪些是无毒的，或者有毒但处理后仍可食用，都需要特别的知识。所幸1910年岛民遭受风灾的袭击时，还记得以前如何因应。现在，全村只剩那个老婆婆还记得那样的经验与知识。如果伦内尔岛再遭受一次巨大的龙卷风，村民是否能活下去，不至于饿死，就得靠老婆婆的记忆了。这样的故事证明：显然在没有文字的社会，老人的记忆有助于族人的生存。

社会价值观

因此，在一个社群当中，老人能否得到照顾就看他们是否有用。老人能否受到尊敬的另一个因素则和社会的价值观有关。这两个因素表面上看来是相关的：老人越有用，就越能受到尊敬。但这点正如人类文化的其他层面，实用与价值之间的关联不一定是紧密的：即使经济条件类似，有些社群还是会特别强调敬老尊贤，还有一些社群则会鄙视老人。

一般而言，人类社群对老人至少还有一点儿敬重。美国人就常告诉小孩要尊敬老人，不可跟他们顶嘴，以及在公交车上要让座给老人等。比起美国人，昆族人对老人更加尊敬。一个原因是昆族人仅有1/5的人能活到60岁。这些昆族老人熬过人生的种种考验，如狮子攻击、疾病和敌人的突袭，因此值得年轻人敬重。

此外，注重孝道的儒家思想在亚洲颇为盛行，因此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都有宏扬孝道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在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根据儒家思想，为人子女者对父母必须绝对顺从，不得违抗。子女（尤其是长子）必须负起照顾年迈双亲的责任。直到今天，孝道仍是东亚尊崇的美德，很多年长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和儿女同住。

注重家庭观念的南意大利、墨西哥等社群也强调尊敬年长者。正如唐纳德·考吉尔（Donald Cowgill）的描述：“他们认为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家庭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很大……个人要把家族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支持父亲或祖父，为家族牺牲，尊敬父母，不可让家族蒙羞。整个家族的人应该在家长的带领下，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在这样的架构下，个人很少有表现的空间，总之必须以整个家族的利益为重……即使子女成了中年人，仍会常常和父母住在一起。大多数人认为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大逆不道的事。”

上述的中国、南意大利和墨西哥家庭都是父权家庭结构。这种家庭结构很普遍，也就是由家庭中最年长的男性握有掌控家庭的权威，通常是核心家庭中的父亲，或大家庭中的祖父或伯父。在游牧或农业社群、古罗马和希伯来也有这种家庭结构。为了对父权家庭的形成有更充分的认识，不妨拿现代美国人的家庭构成做一对照，这也是许多本书读者认为最理所当然的家庭结构：新婚夫妻脱离原来的家庭，另组一个小家庭，也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新居家庭”。这种家庭结构包含核心家庭，也就是夫妻以及他们所生的子女。

尽管我们认为这种小家庭模式很正常，再自然不过，在传统社群当中，只有5% 的家庭是新居家庭。最常见的还是结婚后从夫居，也就是父居家庭，即新婚夫妻跟新郎家人一起住。如此一来，家庭结构不再只有一个核心，而会水平或垂直延伸。以水平延伸而言，包括家长的那一代。如果家长有三房四妾，也可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加上家长未嫁的姊妹或是已婚的兄弟姊妹。垂直延伸则包括家长及其妻子、他们已婚的子女及子女生下的孩子（也就是孙子孙女）。不管水平还是垂直延伸，这样的家庭在经济、财务、社会和政治上都是一个整体，所有的家庭成员在生活上都必须互相配合，而且以家长为权威。

自然而然，老人在父权家庭能得到妥善的照顾。他们和子女住在一起，能掌控大家庭的一切，拥有经济大权，可以过得安稳。当然，在这种家庭结构之下，成年子女不一定敬爱年长的父母，敬畏权威的成分也许更多。等到父母过世，自己成为一家之主，这时就轮到他们掌控权威，控制子女。至于新居家庭，由于父母不和子女同住，照顾父母的问题就会更棘手。

老人在传统父权社会地位崇高，但在现代的美国则截然不同。考吉尔论道： “老人常让人联想到下面几点：没用、衰老、疾病、老糊涂、贫穷、失去性能力、不能生育和死亡。”因此，老人不但难以找到工作机会，能享有的医疗照护质量也比不上年轻人。美国最近才废除强制退休制度，但欧洲仍有许多国家实施这样的制度。雇主常认为老人会阻碍公司进步、不好管理、不善学习，因此宁愿雇用可塑性较强、好训练的年轻人。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的乔安娜·莱希（Joanna Lahey）曾进行一项实验研究。她把假造的履历寄给不同的雇主，每份履历都大致相同，唯一的差别只有姓名和年龄，结果发现：如应征初级工作，35~45的妇女中43% 可得到面试机会，50~62岁的妇女能得到面试机会者则较少。很多医院也以年龄来分配医疗照护的资源，在资源有限时，倾向把较多的资源分配给年轻人，理由是医护人员的时间、精力与医疗经费不该投资在身体孱弱、时日不多的老年人身上。也难怪现在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尽管才三十几岁就纷纷染发或去美容整形诊所报到。

老年人在现代美国社会的地位低下，至少受到三种价值观的影响：第一种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职业道德。简而言之，这种概念与新教加尔文派的教义息息相关，鼓励新教徒把努力工作视为实践信仰的责任。总之，韦伯把工作视为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因为工作代表一个人的地位、认同的角色，也对个性有益。因此，退休、没有工作的老年人也就失去了社会地位。

第二种价值观牵涉美国对个人主义的重视。上述很多社群实施的大家庭制度则倾向压抑个人主义。美国人认为自我价值是自我成就带来的，不是家族集体努力的成果。从小，父母、师长就教导我们要独立、自立。独立、个人主义和自立自强都是美国人赞扬的美德，反之依赖、无法自立、不能照顾自己则会受到鄙视。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甚至把依赖的性格视为疾病。精神疾病编码中的301.6就是“依赖性人格疾患”，这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治疗目标就是帮助病人脱离依赖，变得独立。

比起世界上其他各国文化，美国人尤其注重个人隐私。在传统大家庭结构中，所有的家人、亲戚都住在一起，个人几乎没有隐私，这是大多数现代美国人无法接受的。以传统社群的夫妻为例，即使同房也很难有隐私，毕竟睡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夫妻和自己的小孩。在美国的新居家庭中，子女到了结婚年龄，成家之后则必须自立门户，父母和子女才能享有充分的隐私权。

由于美国人重视独立、个人主义、自立和隐私，照顾老年人便和这些价值观格格不入。我们可以接受婴儿的依赖，因为没有一个婴儿可独立存活，但是老年人已独立生活了几十年，又变回依赖他人，便令人难以适应。然而，老年人总有一天无法独立生活，丧失生活自理的能力，只能依赖别人，放弃自己的隐私。子女到了中年，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失去生活能力，变得依赖他人，内心也痛苦万分。也许很多读者都看过这样的例子：老人坚持独立生活，但有一天出了意外，像是跌倒或臀骨骨折，从此必须依赖别人、无法下床。老年人因此感叹无法独立、失去自尊，年轻人也视照顾老年人为沉重的负担。

第三种不利于老人的价值观就是崇尚青春。在科技进展一日千里的现代社会，年轻人接受的教育使他们的知识与时俱进，勇于面对每天的挑战，也使他们成为职场的生力军。我现年75岁，我太太64岁，每次我们打开电视都不禁感叹自己不年轻了。小时候，我们家的电视机只有三个按钮：一个是开关，一个是音量按钮，还有一个则是频道选择按钮。现在，我们的电视机遥控器上有41个按钮，我们常常不知道要怎么操作，得打电话问儿子。在现代美国社会，年轻人因为速度快、耐力强、有气力、灵活、反应敏捷而占尽优势。另一个问题是，现今还有不少美国人是第二代移民，他们的父母在国外出生、长大，说英语总是有口音，欠缺在美国社会生存的重要知识与技能。

现代美国人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崇尚青春。然而，这种现象似乎影响到很多生活层面并造成不公平。没错，我们认为年轻人漂亮俊美，但为什么大家都认为金发、棕发或黑发要比银发或白发更好看？电视、杂志和报纸广告上的服装模特清一色是年轻模特，似乎用70岁的老人当模特来展示衬衫或裙装是件奇怪的事。为什么呢？经济学家也许会回答，因为年轻人常买衣服，对品牌的忠诚度也没那么高。按照这样的理论，70岁模特与20岁模特的人数比例应该反映出这两个年龄层购买服装的频率与对品牌的爱好。然而，尽管70岁的人也买衣服，对品牌也有一定忠诚度，目前几乎没有70岁的模特。同样，饮料、啤酒或汽车广告也都找年轻模特（见图23），尽管老人也喝饮料、啤酒、买新车。只有成人纸尿裤、关节炎药物和退休金计划的广告会找老年人拍摄（见图24）。

饮料广告不找老年人当模特没关系，但是上了年纪的应征者在求职时常四处碰壁，年老的病人得不到有限的医疗资源，这些都是社会问题。更严重的是不只是年轻人对年老有负面的看法，老年人自己也是。根据哈里斯民意调查中心所做的调查，美国人认为老年人无聊、心胸狭窄、喜欢依赖、孤僻、不受人重视、落伍、被动、贫穷、经常坐着不动、没有性能力、多病、迟钝、没有生产力、对死亡有病态的恐惧、害怕坏人、老是在睡觉或是坐着发呆，以及喜欢沉湎于回忆。尽管接受意见调查的老年人强调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但接受调查的老年人和年轻人依然认为一般老年人都是如此。

社会规则

至此，我们已探讨了多个影响社会对待老人的因素，包括社会是否有能力赡养老人、老人的用处、社会价值观等。然而，这些都是远因，无助于解释关乎老人的日常决定。例如，如果我们今天猎捕了一只羚羊，要不要切一块肉给老爷爷吃？的确，老爷爷年纪已经很大，不能出去打猎了。儿孙在切羚羊肉的时候，并不会以老爷爷的用处和价值为着眼点，例如：“你还记得在龙卷风过后，如何寻找食物，因此我们愿意给你一块肉。”反之，日常的决定与社会规则有关，决定在哪种情形下该怎么做。因此，儿孙在分配羚羊肉的时候用不着思考老人与龙卷风的关系。

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规则，让人作为行事的依据。社会规则使老年人拥有对资源的处置权。这些规则是年轻人认可的。尽管年轻人与老年人双方有利益冲突，都希望取得最多的资源，年轻人也有足够的力气从老年人那里把资源抢过来，但年轻人还是遵从老年人的意见，让他们控制资源。年轻人愿意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同意等待，等待自己年老，也就能够握有这样的权力和资源。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在此我将举出三个例子。

最简单的就是食物禁忌。某些食物年轻人不可吃，只有老人才可以吃。年轻人吃了将会危害自己的健康，但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吃再多都没关系。每个社群都有自己的食物禁忌，尤其是传统社群。如年轻的奥马哈印第安人不得把动物的骨头折断吸取其中的骨髓，否则脚踝容易扭伤，但老人吃骨髓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又以婆罗洲的伊班人为例，老人可以吃鹿肉，但年轻人则禁止食用，否则会像鹿一样胆小。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喝驯鹿的奶，但只有老人可喝，年轻男子喝了会阳痿，年轻女子喝了则会乳房下垂。

澳大利亚沙漠艾丽斯泉附近的阿兰达人也有特别的食物禁忌。最美味的食物必须留给老人享用，年轻人如果贪图口腹之欲吃了那些食物将会遭遇厄运。例如接受割礼的年轻人吃了母袋狸的肉，将会出血至死；吃了鸸鹋，生殖器则会变得畸形；吃了鹦鹉，脑袋上方和下巴都会出现一个洞；吃了野猫，则头颈部都会溃烂，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年轻女性吃了母袋狸的肉，月经来潮将出血不止；吃了袋鼠尾巴会早衰、变成秃头；吃了鹌鹑，乳房不会发育，反之，吃了褐鹰，乳房会胀破但不能分泌乳汁。

很多传统社群的老人也把年轻女子视为年轻男子的禁忌。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之下，老人不只可娶少妻，还可以拥有三妻四妾，而年轻男子则必须等到40岁或者更老才能娶妻。很多社群都有这种习俗，如东非的坎巴族、南美的阿劳坎印第安人、西非的巴刚族（Bakong）、西南太平洋的班克斯岛岛民、北非的柏柏尔人、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婆罗洲的伊班人、加拿大拉布拉多省的因纽特人、南非的科萨人，以及澳大利亚多个部落的原住民。我在新几内亚北部低地就看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名叫友诺的跛脚老人指一个年轻女孩给我看，说那女孩就是他的未婚妻。那女孩看起来还不到10岁。他说，他在那女孩出生时已付了一笔订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送东西到她的父母家，等她胸部发育、月经来潮，就可以把她娶回家。

我们不禁要问，年轻人为什么愿意遵守那些禁忌，或让老人娶年轻女孩？也许年轻人认为等到自己年老，也能享有这些特权。同时，他们也会在年轻女孩身边徘徊，等她们的丈夫不在就乘虚而入。

然而，上述规则在现代工业社会根本行不通。现代社会的老人常以另一种方式使年轻人愿意赡养、照顾他们，也就是财产的控制权。现代社会的老人和很多传统社群的老人一样，等到死后才会把财产交给子女继承。如果子女不愿意赡养自己，即可更改遗嘱威胁他们。

以昆族而言，土地归队群里最年长的人所有，而非归队群所有的人。很多农牧社群也是如此，土地、牲畜和有价值的财物都归老一辈，特别是大家长所有。因此家长在家族中的地位崇高，可以命令子女赡养、照顾自己。如《旧约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和其他希伯来家长，在年老时就拥有许多牲畜。楚克奇人的驯鹿归老人所有，蒙古老人拥有很多马匹，纳瓦霍老人则有马匹、绵羊、牛、山羊，哈萨克斯坦老人除了有上面4种牲畜，还多了骆驼。老人常借由牲畜、农地等资产来控制年青一代。

在很多社群，老一代人仍能牢牢地掌握权力，这样的政治体制就是所谓的“老人政治”，可见于古希伯来人、很多非洲畜牧社群、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爱尔兰乡村。如考吉尔所述：“在爱尔兰，家庭农场的所有人还是年迈的家长。儿子继续在自家农场工作，无法领取任何酬劳，生活则依靠父母的经济支持，无法娶妻、生子。在没有明确的继承制度下，父亲便可能利用继承权来左右儿女，让他们顺从。然而，总有一天，他还是得把农场交给儿子，同时为自己和妻子保留最大、最舒适的房间，确保自己能够安稳地度过余生。”

如果我们了解现代社会的老年人通过财产权来为自己取得保障，就可了解为何传统社群的老年人强迫年轻人接受食物禁忌，以及老年人娶年轻女孩为妻。我初次听闻这样的习俗，心中不免出现一个疑问：“为什么部落的年轻人不干脆把那些好吃的东西抢过来，如骨髓或鹿肉，并跟年轻、漂亮的女人结婚？为什么他们愿意等到40岁之后？”传统部落的年轻人就像我们社会的年轻人。我们社会的年轻人不会违反父母的意愿，从他们手中把财产抢夺过来，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愿和年迈的父母作对，更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遵守社会规则。部落所有的年轻人为何不团结起来，反抗老年人说：“我们要改变社会规则，从今天开始，我们年轻人也能吃骨髓。”同理，改变社会规则的过程漫长、艰辛，老年人握有较多的筹码，不容易被扳倒。年轻人很难在一夕之间改变自己对老年人的态度。

今昔相比

今日社会的老年人与传统社群相比有何改变？虽然有一点大有改进，其他很多地方显然变得更糟。

好消息是今天的老人更长寿，健康情况也更好，可享受更多的休闲娱乐，而且不像古人经常必须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在第一世界的26个国家，人民平均寿命为79岁，日本甚至已达84岁，约是传统社群居民平均寿命的两倍。现代社会人类寿命延长之因包括公共卫生的改善（如注重饮水的卫生安全、纱窗的装设、疫苗注射）以对抗传染病，加上现代医学的进步、食物分配系统更有效率以避免饥荒（参看第八章和第十一章），以及战争死亡人数的骤减（第四章）。拜现代医学和交通运输科技所赐，现代的老人生活质量大有提升。例如，最近我刚从非洲旅行回来，与我同行的14个团员当中，有3个介于86~90岁间，尽管年事已高，他们都还走得动。现今的美国人，57% 的男人和68% 的女人都可以活到80岁以上，多半可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曾孙。第一世界的婴儿98% 以上都可顺利度过幼儿期和儿童期，反之传统社群的孩子则有半数在青春期之前就夭折了。因此，第一世界的父母很少因为孩子死亡而悲痛。

然而，我们却面临更多的坏消息。由于生育率下降、老年人的存活率上升，现今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儿童以及能工作、有生产力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过去人口呈正金字塔形，下面是众多年轻的人口，上面则是人数稀少的老年人，现在这个金字塔已经反转。目前，在贫穷的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只占人口总数的2%，但在第一世界某些国家，已占人口总数的20% 以上。人类社会的老年人比例未曾像今天这么高。

这样的人口比例显示，今天社会扶养老年人的负担更加沉重。这也就是美国、欧洲各国及日本社会福利制度危机的根源，有生产力的年轻人口过少，最后将无法支付老人的退休金。然而，如果老人继续工作，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又会减少。反之，如果老人退休，社会福利制度由年青一代来负担，由于年轻人口骤减，他们的负担将沉重许多。老人即使希望与子女同住，让子女照顾、赡养，子女也不一定愿意。我们不由得想到，是否该考虑传统社群老人结束生命的选择，如协助自杀、鼓励自杀或安乐死。当然，我绝非建议读者做这样的选择，而是注意到近来这些选择已成为社会大众、立法者和法庭不断辩论的议题。

人口结构成为倒金字塔形的另一个结果是，尽管老人仍对社会有用，如果人数众多，其用处将变得有限。假设伦内尔岛上有100个老人仍记得龙卷风来袭的情景，以及如何因应这样的灾难，当地社群就不会特别尊敬、重视那个80岁的老婆婆。

年老对男性与女性的冲击各有不同。第一世界的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更长，也就代表女性成为寡妇要比男性变成鳏夫的可能性更大。例如，美国年老男性已婚比例占80%，其中鳏夫只占12%，相比之下，年老女性已婚的比例不到40%，其中一半是寡妇。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原因是女性平均寿命比较长，另一个原因则是男女在结婚时，男性的年龄比女性大，而且鳏夫很可能再婚，娶年轻的新老婆，寡妇则很少和比自己年轻的男性结婚。

过去，老人总是住在同一个地方，甚至自成年以后都住在同一间房子，和同一群人一起过日子。通常，他们有子女和媳妇或女婿住在附近，与社会的关系紧密，身边都是交往一辈子的朋友。

但在现代的第一世界，老人很少有这样紧密的社会关系。在新居家庭的结构中，子女婚后则自立门户，不和新郎或新娘的父母同住。所谓空巢症候群应运而生。美国在20世纪初，男女结婚之时，其父亲或母亲通常已不在人世，因此他们的父母很少经历空巢期，即使出现空巢期，通常不到两年。现在的美国父母在子女成家、自立门户之后，至少需面对10年以上的空巢期，长达数十年者也很常见。

在空巢期盛行的美国社会中，很多老人很难住在老朋友的附近。美国每年迁居人口多达20%，因此不管是年迈的父母、他们的朋友或者双方一生都可能会搬很多次家。有些老人会跟自己的一个子女同住，如果子女搬家，也得跟着他们搬迁。有些老人可能选择住在朋友家附近，不一定和子女一起居住。还有些老人则远离朋友和子女一个人住。此外，也有不少人住在养老院，子女偶尔前来探望。正如本章开头那个斐济友人的指责：“你们美国人不顾自己年迈的父母，把老年人都抛弃了！”

除了新居家庭结构、住处经常搬迁，造成现代老人在社会上被孤立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从职场正式退休。这是19世纪末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在此之前人们就是一直工作，直到年老体衰身心不堪负荷。目前，在工业化国家，因各国制度不同，退休年龄从50~70岁（日本人较早退休，挪威人则比较晚）。此外，退休年龄也因职业而有所不同，如飞行员较早退休，大学教授则比较晚。现代工业社会把退休纳入正式政策可归因于三个趋势，一是平均寿命的增长，到了某个年龄，很多人便无法继续工作，只能退休。如果人们平均寿命不到50岁，就用不着强制其在60岁或70岁退休。二是经济生产力的增加，只要少数人工作，就有强大的生产力，供养大多数不工作的人。

三是社会保险使老人在退休之后生活无虞。政府强制或支持的退休计划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俾斯麦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险，以政府的力量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这样的制度渐渐传到西欧、北欧和新西兰，美国也在1935年通过社会安全法案。然而，并非每个老人都欢迎这样的制度。很多人到了某个年龄（如65岁或60岁）即被迫退休，但他们仍希望继续工作，也还有工作能力，有人甚至正处于生产力的巅峰。当然，至少老人可以选择退休，利用政府福利制度颐养天年。但退休也带来新的问题，也就是多年的工作关系将被切断，可能过着孤立的生活。

为了解决老人的居住和照顾问题，现代社会开始出现养老院这样专司照顾孤单老人的机构。虽然古时的修道院和修女院会收留孤苦无依的老人，全世界第一家公共养老院是在1740年奥地利于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主政时成立。这样的机构有各种形态，还有其他名称，如退休之家、退休小区、老人院和养护中心。由于现代很多成年子女都必须外出工作，无法在白天照顾年老的父母，于是把他们送到养老院。老人住进养老院后也可结交新朋友，以发展新的社会关系。然而，有人进了养老院后，物质生活虽然不再缺乏，社会需求却未得到满足，如子女每年只来探望一次，甚至完全不闻不问。

现代老人更加孤立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用处不比以前。原因有三：一是现代社会识字率高、教育的普及和科技进展神速，我们现在以文字来储存知识，几乎人人识字，也不需要倚赖老人的记忆保存知识；二是所有的国家社群都支持教育体系，第一世界的学校都提供义务教育，老人不再是社群的老师；三是过去的科技进展如蜗牛前进，一个人在儿时学到的技能70年后依然有用。但是今天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每隔几年就有重大的进展，旧的技术很快就落伍了，因此一个老人70年前学的东西早就没有用了。以我自身的经验为例，我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计算乘法的4种方式：背诵九九表、在纸上进行直式乘法、用计算尺以及使用对数表。这4种方式我都非常精熟，但是这样的技能已经没用了。我儿子那一代的年轻人拿出袖珍型计算器，几秒就能得到正确答案。同样，我虽然会做真空管收音机，也会开手动挡汽车，但这些技能也都过时了。我这一代的人年轻时学的技能大都没用了，然而还有许多我们不曾学过的东西却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能力。

老人问题的因应之道

简而言之，在现代西方社会，近百年来，老人的地位已有很大的转变。我们还在摸索如何解决因此而生的问题。从一方面来看，老人的寿命更长，健康状况也比以前的老人好，现代社会也更富足，可以给老人更好的照顾；从另一方面来看，老人的技能大都已经过时，不能再发挥作用，尽管身体比较健康，在社会上的处境则更加悲惨。大多数读者也许已经开始面对这样的问题，不知如何安置年老的父母，或是自己已经是老人。我们该怎么做？我将从我个人的观察提出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建议是，身为祖父母的老人可帮忙照顾孙子孙女，为子女减轻负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美国和欧洲正值生育年龄的妇女大都在家当家庭主妇，照顾自己的孩子。然而，近几十年，年轻妇女基于个人兴趣或经济因素纷纷投入职场，外出工作，孩子的照顾就成了很多年轻父母头痛的问题。虽然他们可以请保姆或是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但照顾幼儿的细致程度依然令人担忧。

这时，祖父母就可以帮上很大的忙。他们有高度的责任心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自己也有养儿育女的经验，而且能够一对一专心地照顾孙子孙女，不会突然说要跳槽，愿意无酬帮忙，也不会抱怨薪水太低或没有奖金。我的朋友圈中很多已经当上祖父母，而且来自各个专业领域，如医生、律师、教授、企业家和工程师。他们经常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也很喜欢做这样的事，让他们的子女、女婿或儿媳可以外出工作而无后顾之忧。我的这些朋友正像昆族的老人，留在营地帮忙照顾小孩，让他们的子女外出狩猎或是捡拾果仁。这样的安排使祖父母、父母和孩子三方都能获益。但是现在夫妇常到了三十几岁或40岁出头才生孩子，祖父母也许已经将近80岁或更大，就很难有体力照顾幼儿一整天。

第二个建议则是关于科技与社会的快速转变。在这种趋势下，虽然老人的技能早就过时，但他们依然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给下一代。毕竟，今天的年轻人因应问题和变化的经验还是不足。我们的老人就像我在伦内尔岛遇见的那位80岁的老婆婆。她是恐怖龙卷风的幸存者，知道在灾后可以采集哪些果实果腹，以免饿死。同理，老人的记忆也有可取之处。我将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我的大学导师。他生于1902年，他在1956年告诉我，他亲身体验马车被汽车取代的感受。他说，他们当时都为这样的运输革命欢欣鼓舞，街道不再马粪遍地，变得更干净，同时也少了马蹄声，变得更安静。今天我们却常常把汽车和污染、噪声联想在一起，可见科技变革也会带来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第二个例子则是我和我儿子乔舒亚在饭店的经历。有一天我和乔舒亚在饭店吃晚餐，结识了一个86岁的老先生。他为我和我那22岁的儿子描述1943年11月20日，他和战友在西南太平洋的塔拉瓦环礁涉水登陆海滩与日军决战的情景。这场战斗非常惨烈，不到三天，在不足半平方英里的战场上，总计有1 115名美军壮烈牺牲，日军总数有4 601人，除了19人，其他都战死了。我第一次听闻战场归来的老兵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希望乔舒亚永远不必经历这种恐怖。如果他那一代的年轻人能从老人口中听到世界大战的情景，应该能从中得到宝贵的教训。

第三个建议则是了解老人的长处和短处，并善加利用他们的才能。随着年纪渐增，人不免会丧失一些能力，如抱负、竞争力、体力、耐力、专注力和思考能力。因此，像破解DNA结构这类问题最好留给40岁以下的年轻学者。反之，随着年龄增长，一个人的经验、对人的了解以及人际关系、整合跨领域问题的能力则会增强，也更能放下自我去帮助别人。所以，物种起源、生物地理的分布、比较历史等研究工作最好交给40岁以上的学者。这种转变使得年纪大的人选择监督、管理、顾问、教学、拟定策略和统筹方面的工作。例如，我有一些农民朋友到了八十几岁已很少骑马或开曳引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思考农场的经营策略；我的律师朋友上了年纪后也较少上法庭打官司，而更多地指导年轻律师；一些医生朋友也是，他们因为年纪大了，很少做耗时、复杂的手术，工作目标变成训练年轻医生。

社会该利用老人的长处，看他们喜欢做什么事，而非强迫他们像年轻人一样每周工作60个小时，或是到了某个年龄就强制他们退休。反过来说，老人也应该好好思索自身的转变，想办法发挥自己的能力。有两位作曲家就值得我们学习（见图40、图41）。这两位在年纪大的时候都很诚实地说出自己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为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歌剧写脚本的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曾描述他和施特劳斯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时施特劳斯已经67岁。“在我们见面的第一个小时，施特劳斯就坦白告诉我，作曲家到了70岁，便不再拥有神妙的灵感。因此，他已经写不出《蒂尔的恶作剧》（Till Eulenspiegel）和《死与净化》（Tod und Verklärung）那样的交响诗（施特劳斯二三十岁的杰作）。他已经没有鲜活的创造力。”但施特劳斯解释说，有些情景和文字还是会触动他的心弦，让他想用音乐表达出来，音乐主题甚至已在他心中萦绕。为女高音和管弦乐写的《最后四首歌》（Four Last Songs）就是他在84岁完成的作品。这是施特劳斯最后的作品，也是经典之作。他以乐曲营造出秋日萧瑟的气氛，让人感觉死亡的脚步近了，管弦乐褪尽铅华，摒除世俗与官能的况味，呈现真挚的情感，并加上他在58年前写的一些乐曲片段。

另一个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54岁写出《 唐·卡洛》（Don Carlos）、58岁创作《阿依达》（Aida）之后即打算结束自己的创作生涯。然而他的出版商还是说服了他继续写，在74岁创作《奥泰罗》（Otello）、80岁完成《福斯塔夫》（Falstaff）。这两部晚年作品也是他最伟大的作品，风格简约、微妙，与早年的作品大不相同。

在这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如何为老年人开创更美好的生活一直是我们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过去很多人类社群善待老年人，让他们发挥长处，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当然也能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