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险的态度

我最初踏上新几内亚的时候，不知当地环境的险恶，而且粗心大意。记得我曾经花了一个月，在一群新几内亚朋友的陪伴下，在林木蓊郁的山间研究鸟类。我们先在海拔高度较低的地方扎营，一周后，我已把那里的鸟类都记录下来了，希望到更高的地方，研究那里的鸟类，我们于是往上爬了1 000多米。至于下一周的露宿营地，我在森林里选中了一个地方，从一条狭长的山脊继续走，来到一个宽阔的平台。附近坡度和缓，可让我随处走走、观察鸟类。那里还有一条小溪，我们不必走远就可取水。我们在山脊平台的一侧落脚，那里面对幽深的山谷，我可观看老鹰飞翔的身影，也看得到褐雨燕和鹦鹉。我决定在一棵大树底下扎营，粗壮的树干爬满青苔。想到接下来的一周可在美景如画的林间徜徉，我就喜不自胜，请陪我的那些新几内亚友人先搭建帐篷底下的木头架子。

没想到他们变得焦躁不安，不肯把帐篷搭在那里。他们解释说，那棵大树已经死了，可能会倒下来，压垮我们的帐篷，我们就会被活活压死。是的，我看得出那棵树已经死了，但我认为他们实在反应过度，于是劝说他们：“那棵树很大，但是看起来很稳固，而且没有腐烂的迹象，不会被风吹倒的，更何况这里没有风。这棵树要倒下来也是好几年后的事。”然而这些朋友还是不放心，不肯睡在大树底下，宁可把他们的帐篷搭在空地上，离那棵树远一点儿，万一树倒下来，才不会被压死。

当时，我真的觉得他们把恐惧夸大，简直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但我在新几内亚森林待了几个月后，我注意到，在森林里几乎每天都听得到树木倒下的响声，也听了一些新几内亚人被倒下来的树木压死的事。这些新几内亚人常常住在森林里，也许一年中有100个晚上，如果他们的平均寿命是40岁，一生中就有4 000个晚上在森林中度过。我计算了一下：如果你做了某件事，这件事可能致使你死亡，但概率很低，比方说，每1 000次发生1次，但是你要是每年做100次，不到10年，你就可能一命呜呼，无法活到40岁。新几内亚人不会因为森林里的树木会倒下来而裹足不前，但他们知道不要睡在枯死的大树底下，就可避免被大树压死的危险。他们会有这样神经质的反应其实很合理，我称其为“有益的神经质”。

但神经质怎么会有益呢？这种说法似乎矛盾。一般人总认为“神经质”是不好的，包括夸大恐惧的感觉、无缘无故的恐慌，甚至近乎妄想。新几内亚人反对在大树底下扎营时，我的想法也是如此。那么粗壮的树怎么可能突然倒下来？但长远来看，在原始的环境中，这种神经质的确有助于生存，就是传统社群趋吉避凶之道。

这也是新几内亚人对我影响最深的地方。不只新几内亚人如此，全世界很多传统社群也是。如果你必须常常做一件事，尽管风险很小，但是如果你不想早死或年纪轻轻就变成跛脚，还是小心为妙。我因为受到这种态度的影响，回到美国之后，不管开车、淋浴、爬上梯子换电灯泡、上下楼梯还是走在地面光滑的人行道，都非常谨慎。我的一些美国朋友看我这样小心翼翼都觉得疯狂、好笑。在我的西方友人当中，和我一样小心的只有三个人。他们是职业使然： 一个是开小飞机的驾驶员、一个是在伦敦街上执勤、没佩戴枪支的警察，还有一个则是钓鱼向导，常在山间的急流泛舟。这三位朋友在长年的工作中都看过同行因为不小心而丧命，因此凡事谨慎，步步为营。

当然，不只是新几内亚丛林危机四伏，在西方生活一样有不测之灾，不管你是不是飞机驾驶员、警察或钓鱼向导。然而，现代西方生活中的危险还是和传统社群有别。显然，危险的种类不同，我们更可能发生车祸、遭到恐怖分子的攻击或是心肌梗死。对传统社群而言，他们的危险则是狮子、敌人和被倒下的树木压死。大抵而言，传统社群面临的危险还是比我们多，因此我们的平均寿命是他们的两倍，这意味着我们每年平均面临的危险只有他们的一半。另一个显著的差异是，我们受伤的时候可尽快就医，但在新几内亚就可能不治或者终身残废。有一次，我在波士顿结冰的街道上摔倒，脚骨折了。我一跛一跛地走到最近的电话亭，向我当医生的父亲求救，他随即开车过来载我到医院。另一次，我在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内陆因膝盖受伤而无法走路，发现自己离岸边足足有32公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新几内亚人如果骨折，没办法找骨科医生治疗，最后骨头可能愈合不良，造成永久损伤。

我将在这一章描述我在新几内亚碰到的三件事，来说明为什么神经质是有必要的。在第一件事发生之时，我完全没有经验，不知大难临头：当时我和一般的西方人没什么两样，对周遭环境没有戒心，但在传统、原始社会生存的确需要改变心态，才能平安度日。第二件事发生在10年后，我终于知道神经质的重要。这次我因为提高警惕，不再粗心大意，因此得以逃过一劫。10年后，我又遭逢另一件事。当时，有位新几内亚朋友就在我身边。我们在空无一人的山林空地上发现一根插在地上的树枝。我的朋友认为这可能是有人故意在这里做的标记，因此我们必须小心提防。他的谨慎与明察秋毫让我印象深刻。我将在下一章继续讨论传统社群面临的危险种类，以及他们如何评估、因应。

雨夜怪客

一天早晨，我在13个新几内亚高地人的陪伴下，从一个大村子转往一个孤立的小村子，预计要走上好几天。那个小村子在一座小丘上，人口稀少，远比不上高地。高地可种甘薯、芋头，能养活很多人，因此人口稠密；低地则多种植苏铁，也有不少淡水鱼，那里也是脑型疟疾最流行的地方。出发前，有人告诉我，这趟旅程约耗时三天，必须走过险恶的森林。那里几乎没什么人，几年前才成为政府管辖之地，先前还发生过部落战争，据说仍有族内食人的习俗，也就是人死后常会被亲友吃掉。我有几个同伴来自那个地方，但大多数都是高地人，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

第一天的旅程还算顺利。我们绕过一座山之后慢慢向上爬，通过山脊，然后沿着河流往下走。但第二天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在早上8点拔营，那时飘起了蒙蒙细雨。由于此去无路，我们不得不渡过山间急流，在湿滑的大石头上爬上爬下。尽管我那些新几内亚友人可在崎岖的高地上健步如飞，但如今也有身陷梦魇之感。到了下午4点，我们已沿着河流往下走了600米左右。此时，大家已精疲力竭。我们在雨中扎营、煮饭配鱼罐头吃。饱食一顿之后，雨还没停，我们随即准备睡觉。

接下来，我得详细说明帐篷的配置，才能理解那晚发生的事。我的新几内亚友人睡在一顶倒V字的长形防水帆布帐篷里，两端都是开放的，前后都可进出。帐篷顶端的横梁很高，因此帐篷底下可以站人。我用的则是鲜绿色的尤里卡牌自动帐篷，骨架是很轻的金属做的，前方有可掀式的门，后方有小小的窗户。睡前，我已经把门窗的拉链拉好。我住的帐篷的掀门面对新几内亚友人住的大帐篷的一个开口，相隔只有几米。如果有人从那帐篷走出来，会先走到我休息的帐篷的门前，然后经过帐篷的一侧，再走到帐篷的末端，也就是有窗户的地方。由于我那顶帐篷的门窗都已关上，没看过这种帐篷的人根本不知道门在哪一边。我头向着帐篷后面，脚朝向前门。由于帐篷不是透明的，所以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我的新几内亚友人为了取暖，在帐篷里生了火。

经过这一天的折磨，我们累得倒头就睡。我不知睡了多久，才发现外面传来轻柔的脚步声，地面也因有人走过而微微震动。有一个人走到我的帐篷末端，也就是靠近我头部的地方，然后停了下来。此时，所有的声音和动作都静止了。我猜，那人可能是我同伴从他们睡的大帐篷出来小便。奇怪的是，如果要小便，他该离我的帐篷远一点儿，不知他为何故意经过我的帐篷，站在帐篷后面。但那时我实在是困极了，没去推敲他的用意，便沉沉地睡着了。不久，我被同伴说话的声音吵醒。从他们那顶帐篷透过的火光看来，显然出现了骚动。这没有什么不寻常，新几内亚人时常在半夜醒来说话。我喊叫，请他们安静，让我好好睡觉。那晚，我根本不觉得发生了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之后，掀开帐篷的门，走到外面，向我的同伴问好，然后开始准备早餐。他们告诉我，他们半夜醒来说话是因为好几个人都看到了一个陌生人站在他们帐篷的出入口。那个人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于是伸出一只手臂，手指往下弯向手腕。有几个新几内亚人看到这样的手势，不禁惊叫出声。他们的叫声让在睡梦中的我误以为他们半夜还在讲话。其他新几内亚人听到这样的叫声也惊醒了，于是坐起来。接着，那个陌生人的身影就消失在雨夜中。我的新几内亚友人指着泥地上的脚印给我看。至此，我还不觉得有任何可怕的地方。

我的确没想到有人会在这样一个雨夜，走过荒山野地，接近我们的营地。由于当时我在新几内亚见识过太多让我出乎意料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丝毫没想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我们吃完早餐，随即拔营往前走，继续第三天的行程。我们渡过湍急的河流，接着踏上一条宽阔的路，沿着河岸，穿越树木高耸的森林。在森林深处，我觉得像是置身于宏伟的哥特式教堂。为了追逐鸟类，独自享受自然的大教堂，我加快脚步，把我的同伴抛在后头。我先走到目的地，也就是河流上方的那个小村子，于是坐下来等我的朋友，等了很久，他们才赶上来。

我们在那个孤立的小村子待了近10天，过得十分惬意，让我忘了那个“雨夜怪客”。之后，我们得回到之前住的那个大村子。我的新几内亚友人建议走另一条路回去，那就不必渡河。那条路从森林中穿过，干燥、好走。我们只花了两天就回到大村子。

后来，我向一位传教士提起这次旅程的经历。他已在当地住了好几年，也去过那个孤立的小村落。接下来几年，我和两个向导友人变得更加熟络。我后来从他们俩和那位传教士的描述中得知，其实当地人都知道那个“雨夜怪客”，他是个疯狂、危险的巫师，曾拿着弓箭威胁那位传教士，也曾带着矛在那个孤立的小村子行凶，一边把人刺得血肉模糊，一边哈哈大笑。据说，当地已有好几个人被他杀死，包括他的两个老婆和8岁大的儿子。那个孩子因为没得到他的允许吃了一根香蕉，就被他狠心杀死。他有如精神异常的凶手，无法区分现实与想象，有时住在村子里，有时则独自一人在森林扎营而居，如有女人不慎闯进他的营地附近，就会遭到杀害。

由于他是个厉害的巫师，当地人根本不敢管他的事。他在半夜闯入我们的营地，被发现时做出的手势（伸出一只手臂，手指往下弯向手腕），新几内亚人一看就知道是食火鸡。食火鸡是新几内亚最大的鸟类，当地人认为这种鸟是法术高强的巫师变成的。食火鸡不会飞，是鸵鸟和鸸鹋的远亲，重达22~45公斤，有着粗壮的腿和像剃刀一样锋利的爪子，可把狗或人开膛剖肚，因而令人生畏。据说，那个巫师做出那样的手势就是在施法，模仿食火鸡准备发动攻击时的头颈部。

那个巫师半夜进入我们的营地究竟想做什么？我想，来者不善的可能性居大。他也许知道有个来自西方社会的人在绿帐篷里面睡觉。至于他为什么走到我的帐篷后面，而非站在帐篷前方，我猜那是因为他不想被我的新几内亚友人发现，因为我帐篷的门正对着友人帐篷的出入口，或者他不知道入口在哪里，误以为帐篷后面才是入口。要是我当时对新几内亚已有一些认识，我也许在听到脚步声的时候就会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对，甚至大叫。我也不敢像第二天那样把同伴抛在后面，一个人独自往前走。现在想起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很愚蠢，身处危险而没有任何警觉。如果我足够神经质，就能早一点儿发现危险信号。

海上惊魂

有一天，我和我的新几内亚朋友马利克要从隶属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的一个小岛去新几内亚本岛，两者隔着宽约20公里的海峡。下午4时许，离太阳下山还有两个多小时，我们和其他4名乘客上了一艘宽约10米的木船。船尾装了两个发动机，船夫是3个年轻人。其他4名乘客都不是新几内亚人：一个是在新几内亚本岛工作的中国渔民，其他3个则分别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安汶岛、塞兰岛和爪哇岛。船上的货物和旅客乘坐的地方上方1.2米处有塑料布篷覆盖，往后延伸到离船尾1.2米处，前方则距离船首3米。那3名船夫坐在船尾，靠近发动机的地方，我和马利克坐在他们前面，面对船尾，由于我们的座位上面和两旁都有布篷覆盖，几乎看不到外面。其他4名乘客则坐在我们背后，面对船首。

开船了，船夫发动引擎，尽管那天浪很高，船还是全速前进。海水渐渐泼入船内，乘客埋怨了一下。泼进来的水越来越多，一名船夫立即把水舀出去。接着，更多的水泼进来，放在船首附近的行李都被浸湿了。我把手中的双筒望远镜放进我膝上的一个黄色小背包里，以免损坏。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像护照、钱和田野调查笔记也都用塑料袋包起来，放在那个黄色背包内。引擎啪啦作响加上海浪的响声，马利克和其他乘客不由得对开船的船夫大叫，要他开慢点儿，或是掉头。（本次事件所有的对话都是用印度尼西亚语，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但那名船夫还是不肯慢下来。更多的海水溅入船内。由于船内积水甚多，重量增加，船往下沉，更多海水从船的两侧流进来。

说时迟，那时快，船已经沉下去了。我怕船沉到海中之后，我会被困在布篷底下。接着，我和船上的每个人已在海中载浮载沉。由于事发突然，我的记忆已然模糊，记不得我们是否从船尾没有布篷遮蔽的地方直接跳到海里，或是从布篷两边爬出去的，也不知道其他旅客的反应。后来，马利克告诉我，第一个跳下船的是船夫，第二个是我，第三个是他。

接下来的事情更加令我恐慌。我穿着笨重的登山靴、长袖衬衫和短裤。我们的船已经翻了，船底朝天，离我有几米远。我觉得登山靴很重，一直把我往下拉。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要怎么做才不会沉下去？”我发现旁边有一个人紧抓着一个黄色救生圈。我也想抓那个救生圈，但另一个人把我推开。此时，浪头不小，我又吞进了一些海水。虽然我会游泳，但只能在游泳池游一小段。我想，我没办法在海里游很久或一直漂浮在海上。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攀附，我不禁被恐惧吞噬。虽然行李箱和汽油桶也在附近的海面上漂浮，但无法支撑我的重量，我们的船几乎整个没入海中，只剩船底浮在水面，说不定不久就会整个沉下去。我们离出发的那个小岛有好几公里远，另一个岛也一样遥远，放眼望去，看不到第二艘船。

马利克游到我身边，抓着我的领子，把我拉到船边。接下来的半小时，他就站在翻过来的引擎上，靠着船尾，我在船尾左侧，马利克抓着我的脖子，免得我漂走。我伸出双臂，抱着平滑的船尾底部。偶尔，我伸出右手去抓引擎，然而如此一来，我的头就会很低，水不时会泼到我脸上。因此，我只能想办法把脚伸到船尾左侧的船舷上，才能让身体固定。由于船翻了，我的脚在船舷上，而船舷已泡在水中，我只有头可以露出水面。每次浪一打来，船上的木头或船舷脱落的部分就摩擦我的膝盖，让我疼痛不已。我问马利克，我能否用一只手解开鞋带，以摆脱登山鞋的束缚，不然我觉得要被这双笨重的鞋子拉下去了。

我不时看着迎面击来的海浪，努力撑住。有时，我的一只脚会从船舷上掉下来，使我一直旋转。还有几次，我两脚都掉下来了，眼看着就要漂走，于是努力游回来，或者马利克把我拉回来，让我再度用脚钩住船舷。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才能活下去。我知道，我一刻也不能松懈，不然就会葬身海底。每一次海浪扑向我，仿佛要把我带走，但我不敢有丝毫放松。每次漂走，我总是惊恐不已，拼命地游向木船。我还常常被水呛到，差点儿不能呼吸。

马利克站的位置似乎比较稳固，于是我渐渐从船的一侧移到船尾，试着用一只脚站在没入水中的引擎上，紧靠着马利克，面向船首。接着，我发现我可以用右手抓住与船身相连的木条，也许那是船舷的碎片，如此一来，我终于可以稳稳地抓着，头也能离水面比较远。可这样脚会很酸、很累。

我们似乎还在原地，没离那两个看得到的小岛近一点儿。如果船沉了，我实在无法在海面上漂浮。我问马利克，船还能浮着，是不是因为船身底下有空气，如果空气流失，船就会下沉。马利克说，木船本身就可以漂浮，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抓紧，小心下一波浪涛的来袭，好好观察，以及等待（但我不知等待什么）。我问马利克，他还好吗？也许，我只是想从他的答案中得到安慰。

行李从木船下方漂了出来，有些因为有绳索绑着，一直在船首附近，包括我的三个行李箱。没绑好的行李就漂走了，包括我的红色帆布背包、绿色粗呢行李袋和马利克的行李。此时，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活命，相比之下行李一点儿也不重要。但是我还是不由得开始盘算要如何解决旅途上的问题：如果我的护照丢了，可以重新申请，但是最近的美国大使馆在印度尼西亚首都，离这里有2 500多公里。如果我所有的钱和旅行支票都泡烂了，的确会很麻烦。我不确定我是否已把支票号码抄下来放在行李里面。如果我们获救，我得去借一笔钱，才能飞到印度尼西亚首都办新的护照，但是我要去哪里借钱？我最重要的东西（护照、钱、支票和鸟类观察笔记）都在那个黄色小背包里。我本来一直把那个背包抱在怀里，现在那背包已不知去向。如果背包找不回来，也许我可以靠着记忆重建那些鸟类数据。然后，我又觉得荒谬，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命，想那么多又有什么用？

在这悲惨时刻，海景却美得震慑人心。我们头顶上是无云蔚蓝的天空，可爱的热带岛屿在远方，鸟儿在海面上飞翔。在我努力求生之际，我仍不免被鸟类吸引，试着指认：噢，那是小凤头燕鸥，还是凤头燕鸥，也许是更小的一种燕鸥或绿蓑鹭。然而，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去。我在想，万一我死了，我的母亲和未婚妻会多伤心。我想象母亲接到这样的电报：“很遗憾通知您这个消息：您的儿子贾雷德昨日在太平洋溺亡。”

那时，我曾对自己说，如果我这次大难不死，我就不再为琐碎的事心烦，我也将用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人生。我本来对生养孩子一事犹豫不决，现在决意要养育下一代。如果这次能活下来，以后我是否还会回到新几内亚？新几内亚的生活危机四伏，不但常发生船难、坠机，如果在偏远的山林受伤或生病，很可能终身残疾。为了研究鸟类，冒这么多危险，到底值不值得？我想，如果我侥幸活下来，或许永远不会再回到新几内亚。

我接着思索，要怎么做才能活下来？我想起我的行李箱里面有两张折叠式塑料充气床垫和两个充气枕头，如果充满了气，应该可以充当救生工具。我请马利克去跟船首的人说。我从口袋掏出行李箱的钥匙，交给马利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去帮我开行李箱。

船上的人，除了我和马利克，其他4名乘客和3名船夫现在都在船首，有的紧抱船壳，有的坐在上面。来自塞兰岛的那名乘客潜到船壳下方，寻找有用的东西，结果找到了3个救生圈，于是把这些救生圈交给船首的那些人。没有人帮我和马利克。来自安汶岛的那个人在哭，不断地说：“我不会游泳，我们就快死了！”爪哇人念念有词地在祷告。中国渔民说，太阳下山之后，如果下起雨来或是波浪汹涌，漂浮在海上的我们恐怕凶多吉少。他又说：“老天爷，救救我们吧！”马利克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或是太阳下山前获救，那就没希望了，因为我们将随着洋流漂到离陆地更远的地方，我们无法在海上漂浮一整晚。我还没想到太阳下山之后的危险。我只知道我们白天已在海上漂流了一个小时，全身湿透，冷得发抖，拼命抱着船壳，已快精疲力竭。如果要在黑夜的海上漂流12个小时，不知会是什么样的酷刑？但那3名船夫和塞兰人似乎一点儿也不紧张，有一个在唱歌，其他人偶尔跳到海中，在船身附近游泳。塞兰人坐在船壳上，吃榴梿。那几名乘客带了好几个榴梿上船，硕大的果实在船身附近漂浮。

我们一直留意附近有没有船只经过。除了几艘航向新几内亚本岛的船，看不到其他船。5点半，离日落还有一个小时，我们看到3艘小船从本岛驶来。虽然那几艘船有可能经过我们，但现在还距离很远。我们船上的一名乘客把衬衫绑在木棍上，站在船壳上不断挥舞，希望能引起那几艘小船的注意。塞兰人要我脱下身上的蓝衬衫。马利克也把我的衬衫绑在棍子上站起来挥舞。我们每一个人都大叫：“Tolong!（救命）”然而，那几艘船离我们很远，恐怕听不到。

我仍站在船尾翻过来的引擎上，至少脚有个稳固的地方可以站立，马利克则和其他7个人站在平滑的船壳前方，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抓握。但我知道，我不可能一整晚都站在引擎上，我的脚已快撑不住了。我对着马利克叫喊，问他我是否可以和他们一起坐在船壳上。他说：“可以。”但我要从船尾走到前方，就得走过圆弧状湿滑的船壳。我从引擎下来，站在船壳上，然后往前走。我一下子就掉到海里，只能赶紧游回来，从船首爬上去，在中国渔民的后面找了个地方跨坐在上面。由于我的手没有可以紧抓的地方，脚也没有可以站立的地方，船壳摇晃，我就得调整身体的位置。我被甩到海里好几次，然后再游回来。海水虽然温暖，但我从海里爬上来，坐在船壳上，由于全身湿透，风一吹就冷得直打哆嗦。没想到我在热带低地还会遭逢失温。要是我全身干燥，说不定还会觉得热，但我全身湿透，所以很怕冷。坐在船壳上，头不会被水泼到，脚也不会酸，的确比较舒服。我想，这样应该能多撑一会儿。

眼看着夕阳即将西沉，有两名船夫说他们要去求救，于是拿了两个救生圈，游向我们出发的小岛。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远方那三艘小船会不会靠近我们，能否看到我们或听到我们的呼救声。坐在船壳上的人都指着太阳，担心不久天就要黑了。在这漆黑的海面上，谁看得到我们？接着，我们又看到一艘汽艇，但离我们还很远。

此时，有艘小船的帆影越来越大，似乎向着我们驶来。那艘船上的人应该看到我们了。那船在离我们300米左右的地方停住，把帆降下来。船上只有一个人，他用桨划向我们。那船真的很小，船长只有3米左右，船身吃水很深，出水高度只有15厘米。小船一靠近我们，不会游泳的安汶人和爪哇人立刻跳上去。看来，这艘船不能再多载一个人，船夫就开走了。不久，第二艘小船也接近我们，一样在离我们300米的地方把帆降下。这艘船要比前一艘大，船上有两个人，用桨划向我们。这时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讨论。一开始，船上的那两个人说，由于船吃水已经很深，他们只能载两三个人，但他们最后还是答应载4个人，留下一个人。我们一致同意让我们船上的最后一名船夫留下来，船上还有一个救生圈也留给他。

我踏上第二艘小船时，马利克问我，我的护照在哪里。我说，我放在黄色小背包中，也许还在船壳下方。于是会潜水的那个塞兰人潜到船壳底下，帮我把黄色背包找出来交给我。我们坐上第二艘船，渐渐驶离那艘翻覆的船。这艘船坐了6个人：两名船夫坐在前面，后面依序是中国渔民、我、马利克和塞兰人。我一直看手表。我很惊讶，这表在海水中浸了那么久还能走。这时是6点15分，再过15分钟，太阳就下山了。我们被困在那艘翻覆的船上长达两个小时。

不久，天就黑了。船夫把我们载到最近的一个岛上。当初，我们就是从那个岛出发的。由于船身吃水太深，水一直泼进来，我后面的一个人不停地帮忙舀水。我虽然担心这艘小船也会翻覆，但现在看来还算安全。我就像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没有如释重负之感，也没因获救而激动不已。

在我们的船前进时，我们听到左边的海面上传来叫声。我猜，可能是先前带着救生圈去求救的那两名船夫。我们船上一个懂印度尼西亚语的人说，那叫声来自第一艘小船上的三个人（船夫、安汶人和爪哇人）。他们的船因进水太多，就要沉了。然而，我们的船一样吃水太深，不能再多救一个人。我们船上有人对着那三个人大叫，但我们的船夫还是不停地往前划，把那艘船上的三个人交给命运。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才回到那个岛屿，也许一个小时。岸边风浪不小，沙滩上有个火堆。我们不明白为何有人会在那里生火。我听到我们船上那个中国渔民和船夫用印度尼西亚语在交谈，一直提到“empat pulu ribu”（4万）。那个中国渔民从他带的一个小袋子里掏出钱来交给船夫。我猜，那名船夫累了，想把我们放在沙滩上的火堆旁，就要走人。但中国渔民给了他4万印度尼西亚卢比，要他把我们载到码头。后来，马利克跟我解释，那名船夫说：“你们有4个人，你不给我4万卢比（约20美元），我就把你们送回那艘翻覆的船，把你们丢在那里不管。”

这时，我们听到一艘汽艇从漆黑的海面上驶来，慢慢接近我们。我们的船停泊在靠近火堆的浅水处。接着，我跟着马利克、中国渔民和塞兰人下船，爬上汽艇。原来那艘汽艇是那个中国渔民家族的船，出海捕鱼时遇见那两个带着救生圈游泳求救的船夫。他们救了两个人，在海面上搜救时，找到了我们那艘已经翻覆的船，还把看得到的行李都打捞起来（我的行李都在，但马利克的已经不见了）。我们就坐着那艘汽艇慢慢驶向新几内亚本岛。我们告诉开船的人，我们听到坐第一艘小船的三个人在海中呼救。然而，当我们到达他们呼救的那个地方时，汽艇继续往前开，并没有在那一带巡回搜救。马利克后来跟我说，开汽艇的人认为那三个人或许已经上岸了。

一个半小时后，汽艇终于抵达本岛。我上身赤裸，抖个不停。我们上岸的时间约是晚上10点，有一群人在码头等我们。想必，船难的消息早已传开。我注意到那群人中有个身材矮小的老婆婆，从外貌看来像是爪哇人。除了电影中的演员，我这一生从未看过有人表情如此激动。她似乎陷入悲伤与恐惧，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不久，她从人群中走向我们，问我们一些问题。原来她儿子就是坐第一艘小船的那个爪哇人。

第二天，我在一间小客栈休息，把行李中的东西拿出来风干。我的望远镜、录音机、测高计、睡袋都毁了，只有衣服洗干净、晾干后还可以穿。马利克则一无所有。尽管我们因船夫驾驶不当而发生船难，差点儿送命，但在当地，我们根本拿他们没办法。

晚上6点左右，我爬上附近一间房子的屋顶，看多久后太阳会下山。在接近赤道之地，由于太阳笔直下沉，黄昏的余光消失得比较快。6点15分，也就是我们前一晚获救的时间，太阳即将掉到地平线下。6点30分，天色已经很暗，到了6点40分，已是一片漆黑，如果这个时间我们还在海面上，其他经过的船只也看不到我们。我们能及时获救真是福大命大。

天黑之后，我从屋顶下来，内心充满愤慨和疑问。我失去了宝贵的装备，甚至差点儿送命。我的未婚妻、父母、妹妹和朋友差点儿就失去了我。我的膝盖因为擦撞到船舷而受伤、结痂。这一切都是那三名鲁莽的年轻船夫害的。在浪头很高、海水容易泼进船内的情况下，他们仍不肯放慢一点儿或停下来。我们一再地要求他们，但他们根本不当回事儿。其中有两名船夫带着救生圈就游走了，不曾道歉，对他们造成的痛苦和损失没有一点儿悔意。这些浑蛋！我们差点儿就死在他们手里。

这些想法一直在我脑中翻滚。我从屋顶下去后，在一楼遇见一个人。我们聊起来，我于是告诉他，我为何要去屋顶，以及前一天发生的事。没想到，他前一天也从那个岛要坐船来本岛。他看过我们坐的那艘船。那三名年轻船夫把船开到岸边，准备搭载客人。他发现船的引擎很大，也注意到那三名年轻船夫的轻率自大。由于他有不少搭船的经验，他认为搭那艘船太危险，宁愿等下一艘驶向本岛的大船。

他的话让我心头为之一震，原来我并不是非搭那艘船不可！没有人强迫我搭那艘船。我会碰上这样的事，我自己也有责任。我本可以避免这次灾祸。与其责怪船夫愚蠢，不如说我自己愚蠢。那男人正是因为神经质，意识到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宁可等下一艘大船，也就躲开大祸。从今以后，我也宁可做一个神经质的人。

一根树枝

最后，我要描述的事件是发生在那次船难多年之后的事。经历船难后，我已深刻体会到神经质的必要。新几内亚低地矗立着一座座孤立的山峦。生物学家对这样的高山栖地非常感兴趣，因为被低地包围的山峦就像海中孤岛，栖息着独特的物种。大多数这样孤立的山头因海拔高而不适人居，要去那里研究鸟类和动植物只有两个方法：一是直接搭乘直升机过去，但在新几内亚包机很难，更难在林木蓊郁的森林找到可以降落的空地；二是在目标山头附近找到一个比较近的村落，先搭乘飞机、直升机或船到那个村落，再往上爬到山头上。由于新几内亚地形崎岖，如果带着装备从村落出发，最多只能走8公里的山路。此外，很多孤立的山头没有详细的地图，我们因此无法找到明确的地点，也不知道海拔高度。只有通过勘测飞行才能得到这样的地理数据。

有一座山特别吸引我。虽然那座山不是特别高，但四周都是低地，因此形成孤立的环境。我在新几内亚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后，计划第二年就去那里进行田野调查。我先租了架小飞机在那座山附近绕行、侦测，并找到最高峰。山头半径40公里范围内看不到任何村落，也看不到园圃或其他人类踪迹。如此一来，没有任何村子可当我的中转站，我必须靠直升机载运人员和装备，也得找一个直升机可以降落的空地。（有些直升机可在森林的上方盘旋，找一个地方，利用绞盘把人员和货物垂吊下去。但这需要特别的直升机，而且人员必须受过训练。）虽然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放眼望去一片碧绿，偶尔也可看到沼地、干涸的池塘、河岸、池塘边的空地、干燥的泥火山，或地震引发泥石流倾泻形成的土坡。这次勘测飞行，我很幸运找到一大片土坡，离山顶约有4公里，海拔高度为1 000多米。以新几内亚人的观点来看，在这个土坡上扎营，每天要走到山顶上观察鸟类实在太远，应该用直升机把装备载到土坡，设立第一个营地，再开辟一条小路，在靠近山头之地设立第二个营地，然后从第一个营地把东西运到那里。

解决直升机降落地点的问题之后，还有其他问题，例如取得研究许可以及请求当地人协助。然而，如果靠近山顶的地方没有任何人类踪迹，我该怎么办？我该和谁接洽？我的经验告诉我，东部山区低海拔处可能有游牧族群出没。我虽然看过相关报告，仍没有确切资料，不知那些游牧族群是否会从东部往西，到靠近山顶的地方。不管如何，我之前坐飞机勘测，并没有看到任何人。我也从经验得知，游牧族群喜欢待在孤立山区的低海拔处，以苏铁树干的木髓为主食。高海拔山区则没有足够的食物让人吃饱。游牧族群也许偶尔会为了寻找苏铁跑到比较高的山区，但我多次进出高海拔山区，并没有发现任何游牧族群。我发现那里的动物因为不曾见过人类，也不曾遭到猎杀，因此非常温驯。

如果我想要研究的那个山顶未能发现人迹，也就无法找到任何新几内亚人，并请求他允许我在当地进行调查研究，我更不能在当地找到帮手，协助我搭建营地、砍青开路，并帮我寻找、辨识鸟类。我也许可从别的地方找新几内亚人当帮手，但我仍不知如何才能得到许可以进行我的研究。

在新几内亚，每块地都可能归某一社群所有，即使他们未曾踏上那块土地，未经许可擅自闯入可是大忌。如非法入侵被逮到可能遭到抢劫、谋杀或强暴。我有几次明明已得到当地人的许可而在某个区域探访，没想到会在那里碰到其他人，他们宣称自己才是土地的主人，因为我没得到他们的许可擅自闯入而勃然大怒。这次由于我不是独自前往，还从其他地方找人跟我去，更可能激怒当地人。他们会以为跟我去的那几个新几内亚人想偷他们的女人、猪，或是要抢夺他们的土地。

如果直升机把我载到土坡，让我下去，然后就飞走了，把我留在那里三周，我会不会碰到游牧族群？直升机还要再来回几趟，载运补给品和帮手过来。如果附近有任何游牧族群，他们会听到直升机的声音，发现直升机降落之处，找到我们。更糟的是，如果当地的游牧族群不曾与外人接触过，也就是没看过白人、传教士或政府官员，第一次接触的经历恐怕非常恐怖，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或会做出什么事。由于我们完全不懂那些族群说的语言，难以用手语沟通、示好。即使他们愿意慢慢等，你也很难表明来意，更何况他们不会等，一看到外人就惊惶、愤怒、害怕，立即拿出弓箭对付你。如果我被那些人发现了，我该怎么办？

完成勘测飞行之后，我回到美国，计划第二年利用直升机前往目标山顶。回到美国这一年，每晚在入睡前，我总会想象在森林里碰到游牧族群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想，如果我碰到他们，我会坐下，伸出双手，让他们看清楚我没带任何武器，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然后挤出笑容，伸手到我的背包里拿出一条巧克力棒，吃一口给他们看，表示这东西无毒可食，再请他们吃剩下的巧克力。但是，他们可能会因为遇见我这个外人而愤怒，或是看我伸手到背包，以为我要拿出武器，立刻变得恐慌，那就不妙了。我还想到的一个办法是模仿新几内亚鸟类的叫声，表示我只是去那里研究鸟类。通常这是和新几内亚人交好的好办法，但那些游牧族群可能会认为我是疯子，或是想利用鸟类的叫声对他们施展巫术。如果我带着新几内亚人和我一起飞到山顶附近，碰到独自在山林间漫游的原始部落人，我们或许可以设法请他来到我们的营地，跟他交朋友。我会努力学习他使用的语言，请他多带几个族人过来。问题是，他看到我们这一群外来者应该会非常惊恐，我们要如何说服他，让他在我们的营地待上好几周？

我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恐怕都行不通。但我不会因为这样的担心而放弃整个计划。就勘测飞行所见，看不到任何人迹或草屋，因此可能不会碰到游牧族群。再者，就我先前的经验，我发现游牧族群多待在低地，很少爬上山顶。一年后，当我再度踏上新几内亚进行我的研究计划时，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万一碰到游牧族群该怎么办。

开始执行计划的日子终于来到。我从几百公里外的地方找来4个新几内亚人当帮手，打算包一架小飞机，飞到离目标山顶最近的土坡。我们必须运送的装备多达四五百公斤。土坡附近有个村子，在山顶南方59公里处。我们沿着山丘往上，发现东部山区的河谷有8间草屋，离山顶最近的草屋仍在山顶东边36公里处。第二天，我们包了架小直升机，分4次把人员和装备载运到山中那一大片土坡上。第一次，载了两个新几内亚人、一顶帐篷、斧头和食物过去，万一直升机无法回来载他们，他们也能生存。一个小时后，直升机飞回土坡，而且带来好消息：他们在飞行途中发现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以扎营，那里离山顶只有1公里，海拔高度更高。如果我们在那里扎营，去往山顶只要几个小时，不必从现在的土坡大老远地走过去，也用不着设立第二个营地。直升机又飞了两趟，把另两个新几内亚人载过去，也载运了更多补给品。

最后一趟则是载我和剩下的补给品到营地。我在飞行途中往下看是否有任何人类的踪迹。我发现在土坡以北16公里、山顶以南43公里处的小河边还有一个村落。不久，我又看到两间草屋，两间相隔有一段距离。由于那一带是低地，我猜可能是游牧族群的草屋。我们继续往上爬升，这时已看不到任何人迹，也没有草屋或园圃。也许，这一带山区真的不适合人居住，也没有人到访过！

直升机在我们扎营的预定地点上方盘旋。我那4个新几内亚同伴在下方向我挥手。那块空地本来是沟壑，因为上方土石滑落而变成平地（也许是最近一次地震造成的）。那块空地都是土，没有任何植物，正是直升机降落的理想地点。除了这块空地和先前看到的大片土坡，放眼望去，全是蓊郁的森林。直升机降落后，我和驾驶员把最后一批东西卸下来。之后，我再爬上直升机，请驾驶员把我载到最近的山顶。看来，我们可从营地沿着山脊走到山顶，由于坡度和缓，应该不成问题。山顶本身则非常陡峭，得再往上爬70米才能到达峰顶。附近仍看不到任何人迹、草屋或园圃。最后，直升机把我送回营地就飞走了，约定19天后再回来接我们。

我们相信直升机一定会回来接我们，然而要是飞机不回来呢？从这一区的地形来看，我们绝不可能走到60公里外的小机场。虽然我带了部小小的无线电对讲机，由于附近山峦起伏，无法接收240公里外直升机基地传来的信息。为了防范意外或有人临时生病，需要紧急救援，我安排了另一架小直升机，每5天到我们的营地附近巡逻一次。届时，我们就可以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和驾驶员联络，告诉他我们的情况。万一需要紧急撤退，我们就在土坡上放个鲜红色的充气床垫。

第二天，我们都在建造营地。幸运的是，我们仍然没看到任何人。看来，没有游牧族群听到直升机的声响尾随而来。巨大的鸟类在山沟飞来飞去，尽管离我们只有几十米，也不怕人。显然，游牧族群未曾来过这个地方。

第三天，我已准备好去山顶。我的新几内亚友人古密尼和帕伊亚为我开路。我们从土坡往上爬了150米左右，到达山脊，发现那里有一小块草地，还有矮树丛。我猜，这里本来可能也是个土坡，最近才有植物长出来。我们沿着山脊前行，不久就进入一片茂密的森林，然后继续往上走。这里真是个赏鸟的好地方，我看到很多山鸟，也听到它们的叫声，有几种甚至是很罕见的鸟类，如迷丝刺莺和暗喉吸蜜鸟。我们终于抵达山顶，发现这个山顶果然如我先前从直升机上俯瞰所见那样陡峭，但我们仍可抓着树根往上爬。我在那里看到白胸果鸠和黑头林鹟，这两种山鸟在低地已经看不到了。虽然这个山顶很高，仍吸引一些特别的鸟前来。在新几内亚，相同的海拔高度之地有些常见、爱叫的鸟，在这个山顶却完全看不到。我想，或许是这个山区太小，无法让那些鸟存活。我叫帕伊亚先回营地，我则和古密尼一边慢慢从小路往下走，一边观察鸟类。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让我非常欣喜，也松了一口气。我担心的事都没发生。我们在森林中找到了一个直升机可以降落的地方，建造了一个舒适的营地，也清理出一条通往山顶的小路。更棒的是，这里完全没有游牧族群的踪迹。还剩下17天，我可以从容地记录在这里看到哪些山鸟。我和古密尼神采奕奕地在新开辟的小路上行走，从森林走出来，走到山脊上的一小块空地。我们的营地就在下方。

古密尼突然停下脚步，弯下腰，盯着地面。我问，他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他只是说：“你看。”然后指给我看。我看到地上立着一根约60厘米高的小树枝，上面还有几片叶子，看来也像刚长出来的小树。我说：“那只是棵小树。在这块空地，还有很多这样的小树。我实在看不出这棵小树有什么特别。”

他答道：“这不是小树，是一根插在地上的树枝。”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你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不过是棵从地里长出来的小树。”接着，古密尼从地上一把拔起这棵小树。他轻轻一拔，就拔起来了。我们发现树枝下方没有根，断面干净。我想，或许是古密尼拔断了，但他在拔起来的那个洞挖掘，发现没有任何树根。他认为这是插到地上的树枝。问题是，这树枝是怎么插到地上的？

我们抬头往上看旁边那棵高达4米半的树。我说：“这树枝可能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就这么插在地上。”但古密尼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说：“如果树枝从树上掉下来，不会刚好插在地上，因为这树枝很轻，不可能插得这么深。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有人将其折断，插在地上，当作一种标记。”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脖子后面却烫烫的，觉得自己像突然在荒岛上发现人类脚印的鲁滨逊。我和古密尼坐在地上，捡起那根树枝，看看四周，就这样坐了一个小时，讨论各种可能。如果真有一个人把树枝插在地上，为什么除了这根树枝，看不到其他踪迹？如果有人故意把这树枝插在这里，大概是多久之前的事？应该不是今天，因为树枝上面的叶子已有点儿枯萎，但也不是很久之前，因为叶子依然碧绿，而且没有干缩。这块空地真的是山崩形成的土坡，最近才长出植物的吗？或许是，但也有可能是废弃的园圃。照我的推断，游牧族群不大可能从43公里外的草屋走到这里，折断一根树枝，插在地上，然后就走了，没留下其他踪迹。古密尼则坚持这根树枝不会自己插在地上，必然是有人插进去的。

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回营地，和其他新几内亚人会合，告诉他们树枝的事。他们并没有看到附近有人。为了来到这个乐园，一年来我朝思暮想，好不容易才达成心愿，我可不想为了这么一根树枝就把红色充气床垫抬出来，紧急撤退。神经质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到这种地步未免太夸张了。我告诉自己，那根树枝会插在地上也许还有其他解释，或许笔直掉落时的重力够大，就这么插入地里，或是我们把树枝拔出来的时候，根拔断了，留在地底下。但古密尼是经验老到的樵夫，新几内亚没几个人比他厉害，我想他不大可能解读错误。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提高警惕，留心其他人类留下的踪迹，而且必须注意别惊动躲在森林某处的游牧族群，因此我们最好不要高声喊叫。我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观察鸟类，也尽可能不声不响。我们即使在天黑后生火煮饭，也小心不让烟飘得太远。后来，我们在营地旁发现了几只大棘蜥。我请我的新几内亚友人制作弓箭作为防卫武器。他们勉强做了一些，也许是因为刚砍下来的树枝不好做，也许他们认为万一碰到一群愤怒的游牧族群，这几副弓箭根本就不管用。

过了几天，没再出现第二根神秘的树枝，也没有其他可疑的迹象，我们倒是在白天看到了树袋鼠。树袋鼠是新几内亚最大的本土哺乳动物，也是本地猎人的首要目标，因此在栖地很快就被射杀光了，存活下来的树袋鼠只会在夜间出没，一看到人就会跑走，但这里的树袋鼠并不怕人。我们还看到食火鸡。食火鸡是新几内亚体型最大的鸟类，但不会飞，也是猎人的首要目标，在有人的地方很罕见，也很怕人。这里的大鸽子和鹦鹉一样不怕人。上述现象表明：这里的动物未曾见过猎人或访客。

直升机在19天后依照约定来接我们。那个树枝之谜依旧无解。除了那根树枝，我们没再发现其他疑似人类留下来的痕迹。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游牧族群不大可能大老远从低地爬到一两千米高的山上开垦园圃，一两年后再回来，并在地上插了根树枝，几天后刚好被我们发现。我虽然无法解释那根树枝为何会插在地上，我还是认为古密尼过度紧张，他的理由站不住脚。

但我可以理解为何古密尼会有这样的态度。他住的地方最近才成为政府管辖之地，之前部落战争连年不断。帕伊亚比古密尼年长10岁，从小就学会制造石器。在古密尼和帕伊亚的社群，如果不注意森林里是否有陌生人的踪迹，必然活不久。也难怪古密尼在森林里发现一根插在地上的树枝就忐忑不安，提高警惕。我如果没遭逢船难，也许会认为古密尼反应过度，就像我刚踏上新几内亚时竟然敢在枯死的大树底下扎营、睡觉。我在新几内亚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能了解古密尼的反应。即使那根树枝只是从树上掉下来、插在地上的，小心1 000倍总比粗心大意好，免得被陌生人杀害。古密尼的神经质其实是有道理的，凡是经验丰富、生性谨慎的新几内亚人都会有那样的反应。

冒险求生

虽然新几内亚人以我所谓的“有益神经质”来防患未然的做法令我印象深刻，但我希望读者别误以为他们会因为太恐惧而手足无措或迟疑。新几内亚人和美国人一样，有些人特别小心，有些人还是会粗心大意。谨慎的人会先评估风险才行事，他们也会冒险，然而还是抱着小心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为了求生存，获取食物，而不得不这么做。著名的曲棍球员韦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曾说：“如果你不挥杆射门，就永远无法得分。”

我的新几内亚友人应该也能体会这句话，只是他们可能会加上两个注解：第一，对传统社群的生活而言，尽管“射门失败”会遭到处罚，你还是得做，只是你会更加小心；第二，由于曲棍球比赛有70分钟的时间限制，你不可能等到完美的机会出现再挥杆射门。同样地，传统社群的生活也有时间限制，如果你不冒险去找水喝，几天之内就会渴死；如果你在几周内都没办法找到食物，那就会饿死。再说，传统社群的人因为许多无法控制的因素，如疾病、旱灾、遭到敌人攻击等，平均寿命要比第一世界的人短。不管一个人再怎么小心，很可能也活不到55岁。第一世界的人必须忍受的生存风险则比较少，平均寿命可达80岁。正如格雷茨基所言，如果曲棍球比赛的时间长度缩短为30分钟，他必然会更努力地尝试射门。我将在下面举三个例子，说明传统社群愿意冒什么样的风险，但在西方人眼中，实在恐怖到不可思议。

昆族猎人只用小小的弓和毒箭当武器。他们会拿着棍棒对一群狮子或鬣狗挥舞，并对它们喊叫，要它们远离动物的尸体。猎人用毒箭射中羚羊，羚羊不会立刻死亡，还会逃走，等几个小时或一天后，毒性发作，羚羊才会倒下。但是第一个发现羚羊尸体的总是狮子或鬣狗。如果猎人不把那些掠食者赶走，自己就会饿死。但我一想到拿着棍棒对一群狮子挥舞，就觉得这无异于自杀。尽管如此危险，昆族人一年总要面对几十次，而且得面对几十年。他们会等狮子吃饱，露出圆滚滚的肚子，再去吓退它们，以减少被狮子吃掉的风险。

新几内亚东部高地佛尔地区的女人结了婚就要搬到丈夫的村子。如果她们要回娘家探望父母或亲戚，丈夫就得陪同，否则只能自己回去。然而，在战争频仍的部落，女人单独出行是很危险的，可能在经过敌人地盘的时候遭到强暴或杀害。为了减少风险，女人通常必须请住在途中的亲戚护送。尽管如此，仍有可能遭遇不测，女人还是可能被仇家杀害，或者护送的亲戚人数不敌仇家，最后还是死在仇家手中。在传统社群，这种冤冤相报可谓家常便饭。

例如，人类学家伯恩特曾讲述少妇裘姆的故事。裘姆来自一个名叫欧发芬纳的村子，嫁给一个住在贾苏维的男人。有一天，裘姆带着孩子，要回欧发芬纳探望父母和兄弟，途中将经过一个叫奥拉的地区。奥拉最近有个叫伊努莎的女人被欧发芬纳的男人杀害。因此，裘姆在贾苏维的姻亲劝她在奥拉找名叫阿西瓦的男性亲戚护送她。阿西瓦的父亲正是死者伊努莎的哥哥。不幸的是，裘姆在园圃找到阿西瓦之后就被几个奥拉男人发现了。他们对阿西瓦施压，要他默许他们在他面前强暴裘姆，然后把裘姆和她的孩子杀死。由于裘姆和她的孩子正是奥拉人复仇的对象，阿西瓦本来就不大想帮裘姆的忙。至于裘姆为什么找阿西瓦帮忙而惹来杀身之祸，伯恩特解释说：“战争和复仇因为稀松平常，那里的人已经习惯了。”裘姆为了见父母一面，不得不冒险，虽然已做了防备，仍不幸死于非命。

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因纽特猎人的。因纽特人如果要在冬天捕杀海豹，必须在冰面上站在海豹的呼吸孔旁。有时，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只要海豹一浮到洞口，立即用鱼叉捕猎。万一冰面断裂或是漂浮到海上，因纽特人就可能淹死或饿死。如果他们待在陆地上，就不会面临这么大的危险。但是陆地上的猎物很少，远不如捕杀海豹，因此因纽特人还是可能饿死。为了求生存，因纽特人只好尽量找比较安全、不易断裂的冰面。然而，即使是最小心的猎人也无法保证冰面绝对安全。由于生存不易，因纽特猎人的平均寿命都不长，正如一场只能打20分钟的曲棍球赛，即使射门不中可能遭到处罚，也得冒险一试。

话多的必要

最后，我将探讨传统社群生活中的两个特点与其可能的关联性，也就是危险与话多。自从我第一次踏上新几内亚，我就发觉新几内亚人比美国人和欧洲人爱说话。他们说个不停，谈论现在发生的事、今天早上或昨天发生的事、谁在什么时候吃了什么东西、谁在何时何地小便，以及别人对什么人说了什么等细节。他们不只在白天说话，有时睡到一半醒来也继续说话。像我这样习惯一觉睡到天亮、不被干扰的西方人，对这么一个充满话语的世界起初会觉得很难适应。如果我和好几个新几内亚人同睡在一间草屋，总是会被不断地吵醒。其他西方人也曾提到，昆族和非洲的俾格米族等很多传统社群都很爱说话。

我第二次去新几内亚的时候，一天早上，我和两个新几内亚高地人留在同一个帐篷里，其他人都去森林了。那两个新几内亚人来自佛尔部落，用佛尔语交谈。我一直都很乐于学习佛尔语，也学会了一些佛尔词。他们俩的谈话中常重复同样的字眼，围绕着一个话题打转，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发现那两个人不断地谈论着甘薯。甘薯是新几内亚人的主食，在佛尔语中是“isa- awe”。其中一个人看着放在帐篷角落那一大堆甘薯，一脸不高兴地对另一个人说“Isa-awe kampai”（甘薯没了）。于是他们开始数那堆甘薯，先用10根手指，再用10根脚趾，然后再利用手臂上的点来数。两人分别陈述自己那天早上吃了几个甘薯，再提到那个“红人”（也就是我。佛尔人称白人为“tetekine”，意思就是“红人”。他们不称白人为“白人”）那天早上吃了多少。最先说话的那个人说，他饿了，想吃甘薯，但他一个小时前才吃过早餐。两人接着开始讨论，那堆甘薯还可以吃多久，什么时候“红人”（我）会再去买甘薯。他们讲来讲去，都是在说甘薯，让我忘不了这个佛尔词，也很惊讶他们光是说甘薯就可聊上大半天。

我们也许觉得这样的交谈只是闲聊，然而对我们或是新几内亚人来说，闲聊也有其作用。对新几内亚人而言，闲聊就是他们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毕竟他们不像我们有很多娱乐，像是看电视、听收音机、看电影、看书、打电动游戏、上网等。他们也利用闲聊来发展社交关系。其实，西方人也会用闲聊来套交情。此外，我发觉新几内亚人也会通过不断聊天来因应生活中的种种危险。他们无所不谈，包括每天发生的大小事，如自昨天以来有何改变、接下来会如何、谁做了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我们的生活信息多半来自媒体，新几内亚人则只能从观察和交谈中得到信息。他们的生活可谓危机四伏，不像我们过得那么安逸。他们只能借由不断地说话来交换信息，了解他们的世界，并随时准备面对危险。

当然，我们也能通过交谈避开危险，然而，由于我们的生活没那么危险，而且我们有很多信息来源，我们不必那么多话。但我们西方人也有因应危险的一套方式。我有一个美国友人是单亲妈妈，在此姑且叫她莎拉。莎拉有一份全职工作，薪水差强人意。她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挣一口饭吃，养活自己和儿子。她善于社交，人又聪慧，很想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结婚，为她分担家计，她儿子也能有一个父亲、保护者。

对一个单亲妈妈来说，要找到合适的伴侣实在很难，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新认识的男人会不会欺骗她或是对她施暴。但她依然不气馁，努力寻求第二春，就像昆族猎人，即使狮子环伺，也不肯轻易放弃快到手的猎物，但他们会快速根据经验评估风险，不会贸然行事。经过多次与男人交往，莎拉看男人的眼光变得精准，也留心危险的征兆。她也常常和女性友人讨论、分享交男友的经验。

格雷茨基应该可以了解莎拉为什么要这么做，毕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令人高兴的是，莎拉终于找到一个好男人，缔结美满的姻缘。）我的新几内亚友人也可以理解莎拉对男人的那种“有益的神经质”，也知道她为何必须和友人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