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现象

我曾和20个新几内亚高地人在森林营地待了一个星期。某天晚上，我们围着营火闲聊，说的是当地的几种语言，加上巴布亚皮钦语和摩图语这两种通用语。如果新几内亚不同的部落聚在一起，也会像这样用好几种语言交谈。新几内亚语言分很多种，如果我在高地行走或开车，每前进一二十公里，就会听到一种新的语言。我先前待在低地的时候，有位新几内亚友人告诉我，他住的村子方圆只有几公里，却有5种不同的语言。儿时，他在村子里跟同伴玩耍，也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上学之后，他又学了三种语言。在营地那晚，我因为好奇，绕着营火走一圈，请每个人说出他会说的语言。

在那20个新几内亚人中，每个人最少会说5种语言，有人甚至会说8~12种语言，最厉害的则会说15种语言。新几内亚人的英语是在学校上英语课学到的，其他语言则是从社交中学到的，而非从语言教科书上学习。你或许会以为新几内亚那么多语言只是方言。其实不然，当地每种语言都完全不同，无法沟通，有些是像汉语那样的声调语言，也就是依声调的相异而表达不同的语义，有些则是非声调语言，就像英语，可利用声调来传达情绪，但不会影响意义，甚至属于不同的语族。

反之，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多半只会一种语言。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通常会两三种语言或更多种，除了母语，其他语言都是在学校学的。新几内亚人和现代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语言差异显示，小型社群与现代国家社群有不同的语言特点，这样的差异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越来越明显。人类传统社群和现代新几内亚人一样，每种语言的使用者都很少，现代国家社群语言的使用者数量则十分庞大。或许人类传统社群成员中很多会两种以上语言，第二种语言是自儿童时期以来从社交生活中学习的，而非在学校课堂上学的。

很可惜，目前世界上的语言种类正急速减少。在人类史上，语言消失的速度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100年，自数万年前传下来的语言将有95% 会消失。到时候，目前有半数的语言将会失传，剩下来的大多数只有还活着的老年人会说，只有少数语言因代代相传还能留存下来。现在，每9天就有一种语言消失，研究濒危语言的语言学家寥寥无几，很多语言还没来得及描述、记录就已经消失。因此，语言学家就像研究濒危物种的生物学家一样在和时间赛跑。我们的可口可乐文明不断传播到地球各个偏远的角落，很多生物物种渐渐灭绝。很多人都对这样的现象忧心而提出讨论，然而很少人关注语言消失的问题，以及语言与原住民文化存续的关系。每种语言都是独特的，语言是思想和言语的工具、文学的载体，也提供独一无二的世界观。语言失传，文化遗产也跟着消失，这就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悲剧。

为什么今日语言消失的速度如此之快？这要紧吗？目前语言五花八门的现象对世界整体而言是好是坏，对面临自己语言濒危的传统社群而言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说语言的失传是人类社会的悲剧，很多读者也许不同意。你也许认为语言分歧致使社群之间无法沟通，这不但是内战的导火线，也会阻碍教育，这个世界的语言种类少一点儿，也可避免不少麻烦，而且语言的多样性已是昨日世界的特征，我们应该庆幸现在语言种类变少了。你或许会说，语言种类大幅减少，就像部落战争、杀婴事件、弃养老年人、让人饿死等事例减少，都是好事。

但对每个人而言，学习多种语言是否有好处，或者有害无益？要学习、通晓一种语言必然得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们该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学习其他有用的技能？我对传统社群使用多种语言的现象感到好奇，不知这种多语文化对社群和个人有何价值，我想诸位读者也很想知道答案。不知诸位读完本章之后，是否会想让你的孩子学习两种语言，或者认为全世界最好统一只说英语就好了？

全世界的语言总数

在我们探讨上述问题之前，先来研究一下今日世界到底有多少种语言，这些语言是如何发展出来的，以及在哪些地区使用。在现代世界仍被使用的语言总数约有7 000种。很多读者恐怕没想到世界上的语言种类如此之多。大多数人只能说出几十种语言的名称，因此绝大多数的语言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大多数语言都没有文字，说这些语言的人住在原始部落，而且人数很少。例如，在俄罗斯以西的欧洲，语言总数不到100种，但在非洲大陆和印度各有1 000种以上的语言。非洲的尼日利亚有527种语言，而喀麦隆有286种语言。即使是面积不到1.5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也有110种语言。世界上语言最多样的地区是新几内亚，尽管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比得克萨斯州大一点儿，却有多达1 000种语言。

在全世界7 000种语言中，前9大语言每种的使用者皆在1亿人以上，总计占全世界人口的1/3以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无疑是汉语，接下来依序是西班牙语、英语、阿拉伯语、印度语、孟加拉国语、俄语和日语。如果我们把主要语言定义为在使用人数排行榜的前70名，也就是1% 最常用的语言，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口几乎占全世界人口的80%。

看来，大多数语言的使用人数都很少。如果我们把全世界将近70亿的人口除以7 000，每种语言平均约有100万人使用。然而，由于前9大语言的使用者已囊括1/3以上的人口，这样的平均值没有意义。我们必须找出语言使用人数的中位数，也就是把所有的语言分成相等的两部分，其中一半的使用者比中位数小，另一半比中位数大。我们将发现，全世界有半数的语言使用者只有几千人，很多甚至只有60~200人。

讨论了语言的数目以及语言使用者的人数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么一个问题：一种独特的语言和方言的差别在哪里？以相邻的两个社群为例，如果用各自的语言互相沟通，双方可理解的程度可能是100%、92%、75%、42% 或是0（完全无法沟通）。一般而言，语言与方言之间可以相互了解的程度约是70%。如果相邻的两个社群互相沟通，可了解彼此话语的70%，照上面的定义来看，可能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如果相互了解的程度少于70%，则双方说的是不同的语言。

即使这样的定义十分简单，而且是我们任意选择的，实际应用起来仍会碰到很多问题。例如，有8个相邻的村落，每个村落也许都了解左右相邻两个村落说的方言，但在此方言链两端的A村落和H村落就难以理解彼此的话语。另一个问题是，两个相邻社群语言使用的不对等：A社群的人大致可以了解B社群的人在说什么，但B社群的人却听不懂A社群说的话。例如曾有会说葡萄牙语的友人告诉我，他们听得懂别人说西班牙语，但会说西班牙语的友人却告诉我，他们听不懂葡萄牙语。

以纯语言学来区别语言和方言有两个问题。比较大的问题是，这样的区别不只涉及语言的差异，还必须考虑政治与族裔的不同。例如，语言学家常说一个笑话：“有军队做后盾的方言就是语言。”虽然说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人了解彼此话语的程度不到70%，应被视为不同的语言而非方言，我的西班牙友人和意大利友人却告诉我们，他们可以互相沟通，如果能先稍微练习一下，就更好了。不管语言学家怎么说，每个人还是认为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因为说这两种语言的人，1 000多年来皆有自己的军队、政府和学校系统。

反之，很多欧洲语言虽然因地区之隔而大有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因此无法沟通，但其国家、政府还是强调这些语言只是方言。例如，我有朋友住在北德，就完全听不懂巴伐利亚地区的人说的话。北意的友人也是，他们到了西西里，听当地人说话就像到了外国一样。但是他们的国家政府仍然坚持，既然在同一国，这些只是不同地区的方言，不管方言之间是否能够沟通。

60年前，欧洲国家内的地区差异更大。之后，因为电视的问世与人口的迁徙，方言造成的隔阂才慢慢瓦解。例如1950年，父母带我和姐姐苏珊去英国格兰瑟姆–希尔斯访友。那里是在东英吉利亚一个叫贝克尔斯的小镇上。我父母和朋友聊得起劲，我和姐姐则无聊得发慌，于是走到外头溜达，欣赏这个迷人的古镇。我们在大街小巷间穿梭，不知转了几个弯，突然发现迷路了。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人，于是问他回格兰瑟姆–希尔斯要怎么走。那男人显然听不懂我们的美国口音，就算我们讲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他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他看得出来我们姐弟迷路了，也抓到关键词“格兰瑟姆–希尔斯”。他讲了一大堆，我和苏珊连一个字都听不懂，不相信他说的是英语。我们向他指的方向走，走了一段路终于看到一栋比较熟悉的房子，再过去就是父母的朋友家了。近几十年，由于电视的普及，英国各个地区的方言，包括贝克尔斯方言，最后几乎都被标准英语同化了。

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和军事因素，以相互理解度70% 这样严格的定义来区分语言和方言，就像我们为新几内亚的语言和方言下定义，那么有一些意大利方言其实可以算是语言。如果意大利方言经过重新定义，变成语言之后，意大利的语言多样性是否可与新几内亚媲美？其实，还差得远呢。如果新几内亚每种语言平均有4 000个使用者，每种意大利方言也有相同数量的使用者，意大利将有1万种语言。各种意大利方言的拥护者也许可称他们的方言为语言，但再怎么算，也只有几十种，没有人可说意大利有1万种不同的语言。以语言多样性而言，意大利还是远比不上新几内亚。

语言的演变

我们为什么不是说同一种语言？为什么世界上的语言多达7 000种？自几万年前开始，由于传统社群与邻近社群经常接触，如通婚或贸易，语言会互相借用，也会模仿彼此的行为，语言的差异很可能渐渐消失。但事实不然，语言的差异、分歧依然存在。

4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会注意到近一两年语言已经有了变化，有些字词已经没有人用，有些字是新创造出来的，还有一些字的发音和过去不同。例如，1961年，我曾在德国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再去德国，对一些新字感到很陌生，年轻德国友人于是为我解释。像Händi（手机）这个字在1961年尚未出现，而我使用的旧式德语中的部分词语已经没有人说了，如jener或jene（意为那个或那些）。尽管如此，我和年轻德国朋友还是能沟通。同样地，40岁以下的美国人也许不知道ballyhoo（吹牛）这个字眼，但现在年轻人常挂在嘴上的to Google与Googling，在我小时候，这些字词根本不存在。

源于同一语言社群、地理位置独立的两个社群，其方言各自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最后可能会出现沟通困难。虽然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的差别不大，魁北克的法语与法国本土的法语两者的音调与词汇就有相当大的差异，而南非的荷兰语与荷兰的荷兰语差距更大。两个方言社群各自发展2 000年后，尽管有些相似之处，最后可能完全无法沟通，如源于拉丁文的法语、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或是源于原始日耳曼语的英语、德语及其他日耳曼语。经过1万年的演变后，语言差异之大可能让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它们分属没有任何关联的语族。

因此，不同社群的人使用的词汇和发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有变化，于是，语言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问题是，原本独立、隔离的社群跨越语言的藩篱互相接触之后，语言为何不会融合？以现代的德国和波兰为例，有些波兰村庄离德国村庄很近，但村民依然说波兰语或德语，而不说混杂德语和波兰语的语言。这是为什么？

人类语言的基本功能就是社群认同：一旦你开口对别人说话，与你同一社群的人立刻知道你是“自己人”，然而混杂语无法满足这样的功能。这或许是混杂语最主要的缺点。例如战时的间谍只要穿上敌军的制服，就可伪装成敌军，然而一开口说话，就可能会被识破。和你说同样语言的人和你是同一国的：他们把你当作同胞，会支持你，至少不会立刻怀疑你，然而你要是说起话来怪腔怪调或是说另一种语言，很可能被当作危险的陌生人。因此，我们可利用语言立即辨识朋友和陌生人。你可以想象下次你去乌兹别克斯坦，你站在陌生的街道上，突然听到后方传来家乡话的口音，是不是会觉得惊喜？对古老的传统社群而言，这种敌我之分尤其重要，这种分辨甚至攸关生死（参见第一章）。如果你要与某个社群接触，进入他们的地盘，至少要会讲他们的语言，他们才会对你友善。如果你在两国的边境讲混杂语，虽然两边的人能大致了解你在说什么，但不会把你看作“自己人”，你也不能指望任何一边会欢迎你、保护你。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语言社群倾向分裂，各自拥有自己的语言，而非全世界都讲同一种语言或属于同一个方言链。

语言多样性的地理条件

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极不平均：约有半数的语言集中在全世界地表面积占10% 的国家和地区。语言多样性最小的就是全球面积最大的三个国家：俄罗斯、加拿大与中国，分别拥有约1 700万平方公里、998万平方公里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本土语言各只有100种、300种和80种左右。但语言多样性最大的国家新几内亚和瓦努阿图虽然面积各只有98万平方公里和1.4万平方公里，本土语言却多达1 000种和110种。这意味着在俄罗斯、加拿大与中国，每17万平方公里、12.6万平方公里和3.1万平方公里才有1种语言，但在新几内亚和瓦努阿图，每770平方公里和108平方公里就有1种语言。为什么世界各地区语言多样性有如此大的差异？

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多样性的因素主要有三：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因素。语言多样性（即每平方公里的语言数目）可能有许多因素，而且互有关联。因此，我们不得不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如多元回归分析，检视哪些因素是确实会影响语言多样性的主要因素，哪些只是连带因素。例如，有人发现劳斯莱斯汽车与其车主的平均寿命有相关性：劳斯莱斯的车主平均寿命比开其他汽车的人长。这不是劳斯莱斯汽车能延年益寿，而是劳斯莱斯的车主一般而言比较富有，可自费获得更好的医疗，使他们活得更久。

生态环境中有4个因素与语言多样性关系紧密，也就是纬度、气候的变异性、生物产能，以及当地的生态多样性。首先，语言多样性从赤道到两极会逐渐变小。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热带地区的语言将比高纬度地区多。其次，在任一纬度，气候变异性越大，语言多样性则越小。气候变异性指的是一年内的四季变化或是从一年到下一年的气候变化，前者通常是有规律的变化，后者则是不可预期的。例如，在终年潮湿的热带雨林，语言多样性较大，而在四季分明的热带草原，语言多样性则比较小。（四季的变化至少也算是部分原因，在四季不太分明的热带地区语言多样性比较大，而在四季分明的高纬度地区，语言多样性则比较小。）再次，在生物产能高的环境中，语言多样性较大，如雨林区的语言多样性就比沙漠区大（沙漠区等生物产能不高的环境季节变异性也比较大）。最后，生态多样性显著的地区，语言多样性也比较大，如高山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就比平原地区大。

上述4个因素只表示了生态环境与语言多样性的关联性，而非解释。造成语言多样性增大的原因可能是人口数目、人口的迁移与经济策略。首先，一个语言社群的人口众多，如多达5 000人，语言就更有可能延续下去，若是只有50人，使用者逐渐离世或是放弃这样的语言，语言就很可能会消失。因此，生物产能低的地区，由于能喂养的人口有限，语言就比较少，否则就需要比较大的土地面积。在北极或沙漠地区，要让一个社群生存下去，必须要有两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如果在生物产能高的地区则只需要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其次，一个地区每季或每年气候越恒常，一个语言社群就可安然定居下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必定时迁徙或是和其他社群交易生活必需品。最后，生态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就能喂养很多不同的语言社群，各社群根据当地生态特色实行最适合自己的生计。例如，牧民在山上讨生活，渔夫在低地的河流捕鱼，各在不同的栖地营生。

因此，我们可从生态因素了解为何新几内亚虽小，语言数量却比俄罗斯、加拿大或中国等大国多5~10倍。新几内亚位于赤道地区，气候的变化很小，土地潮湿、肥沃且富有生产力。新几内亚人不会随着季节而迁徙，生活所需仅靠一小块土地就够了，必须交易之物只有盐，以及制作工具的石材或是贝壳和羽毛之类的奢侈品。新几内亚地形崎岖、生态环境多变，除了有高达5 000米的山脉，还有河流、湖泊、海岸线、草原及森林。有人可能会质疑，中国和加拿大的山更高、范围更大，为何语言数目这么少。但新几内亚处于热带地区，即使在海拔2 400米以上的山区，终年都能耕种，人口密度大；反之，在中国和加拿大高海拔地区，气候酷寒，人口密度小（如西藏）或是渺无人烟。

除了上述生态因素，还有社会经济和历史因素。狩猎——采集语言社群虽然人口数目少，但其生活、活动范围较农业语言社群大。如澳大利亚原住民完全以狩猎——采集为生，每种语言涵盖的土地面积平均是3.1万平方公里，而邻近的新几内亚多是农民，每种语言涵盖的土地面积大约只有770平方公里。我曾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进行研究，发现住在那里的几乎都是农民（中央高地）和狩猎——采集族群（湖泊平原区），各约有24种语言。狩猎——采集族群的语言每种平均只有388个使用者，而农民使用的语言每种平均有18 241个使用者。会有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狩猎——采集族群能采集的野生植物有限，生产力低，人口稀少，而农民社群得以利用土地资源，在园圃和果园种植大量可以食用的植物，养活大量的人口。即使生活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中，狩猎——采集族群的人口密度只有农民社群的1/100~1/10。

至于和语言多样性有关的社会经济因素则是政治组织。人类社群从队群发展到国家，组织的复杂程度越高，语言多样性则越小。像美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只有一种语言，也就是英语。过去，全世界只有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队群或部落时，语言已有好几千种，人口却只有今日美国人口的1/30。500年前，住在现今美国土地上的是美洲原住民，他们过着队群、部落或酋邦生活，语言也有好几百种，直到今天，已被英语取而代之，我们已听不到那些语言。我们已在序言讨论过这样的事实：一个社群人口越多，其政治组织的复杂程度就越高。如果一个社群只有几十个人，所有的人都可坐下来谈，以做出决策，不需要领导人，但是一个社群要是有几百万人，就需要领导人和官员。国家的语言扩张是以被征服或被纳入的族群的语言为牺牲。语言扩张不只有利于一国的管理和统一，被统治的个人也会自动采用该国语言，以获取经济和社会机会。

还有一个影响语言多样性的因素，也就是历史。语言多样性可能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小。世界各地区已被所谓的“语言压路机”不断压过多次。“语言压路机”是指某一个社群挟其人口、粮食或科技的优势进行扩张，征服邻近社群，将当地的人驱逐、杀害或使他们改说自己的语言。史上有不少这种“语言压路机”的例子，我们最熟悉的如强大的国家征服非国家社群。近几百年的例子如下：欧洲扩张势力，取代了美洲原住民的语言；英国征服澳大利亚，使英语得以取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俄罗斯在乌拉尔山脉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致使西伯利亚原住民的语言消失。根据史料，古代也有不少帝国发动“语言压路机”去攻占其他地区，如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盆地和西欧的扩张消灭了意大利中西部的伊特拉斯坎语、凯尔特语等语言。玛雅文明和印加帝国的扩张，也使南美安第斯高原的盖丘亚语和艾马拉语消失。

非语言学家不太熟悉的是史前时代的语言扩张。根据语言学与考古发现，史前时代的农民也会占据狩猎——采集族群。如班图农民和南岛农民的扩张，分别取代狩猎——采集族群在亚赤道带非洲和亚洲南岛地区使用的语言。即使狩猎——采集族群也会因为科技改良而有能力征服其他狩猎——采集族群，如1 000年前因纽特人利用狗拉雪橇和皮筏往东扩张，跨越加拿大极圈地区。

我们可从历史上的语言扩张发现，有些地区因为地理障碍少，因此多次被“语言压路机”压过，该地区语言多样性因此变得很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入侵的语言分化为几种方言，最后再演变成语言，然而所有的语言仍关系紧密。如在1 000年前因纽特人扩张之时，来自阿拉斯加的东因纽特人与格陵兰人双方言语仍能互通，是属同一种语言的方言。这种现象发生在语言扩张的早期阶段。至于2 000年前，罗马帝国扩张之后，同属意大利语族的法语、西班牙语与罗马尼亚语等虽然相似，但已无法沟通，这种现象则是在语言扩张的中、晚期。几百种语言和班图语的关系亦然。6 000年前南岛语族的扩张也是，但又属于更晚期。至今，南岛语族已衍生出1 000多种语言，可分8个支系。这些语言之间的相似处很明显，足证彼此关系紧密。

语言学家约翰娜·尼科尔斯（Johanna Nichols）称容易被“语言压路机”压过的地区为“语言扩张区”，与之相对的则称之为语言“残留区”或“庇护区”：如地形险峻的高山地区或偏远之地，其他国家等外人难以攻占之地，当地的语言社群得以存活，语言也随之保留下来。像高加索山区有三种独特的语族因此得以延续；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27种语族中26种都在澳大利亚北部；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约有80种语言分属6~22个语族；新几内亚1 000种左右的语言则可分为数十个语族。

因此，我们现在得以更了解为什么新几内亚的语言和语族数目高居世界之首。除了先前提到的生态因素即气候变异性小；采定居生活形态；生物产能高得以推升人口密度；生态多样性大使人可采用不同的谋生方式，还有经济社会和历史因素。新几内亚传统社群未曾发展成国家政府，因此没被国家发动的“语言压路机”压过，得以保持语言多样性。再者，新几内亚有很多丛山峻岭，高地农民的语言（即所谓的跨新几内亚语系）扩张也难以消除其他语系。

传统社群的多语使用

我们已知为何全世界的语言从传统社群演变至今已多达7 000种，也了解狩猎——采集族群与小型农民社群语言虽多，但每种语言的使用者很少，无法与现代国家社群相比。至于双语与多语的使用呢？如果与现代国家社群相比较，传统社群使用双语的现象是否更为普遍？双语（或多语）和单语其实要比语言和方言更难定义清楚。如果除了母语，你的第二语言也说得很流利，就算会双语吗？如果你的第二语言说得不好，也能算会双语吗？要是有一种语言你只会阅读而不会说（如我们在学校学的拉丁文和古典希腊文），这样的语言也算吗？如果你不会说，但是可以听得懂，也算会那种语言吗？在美国移民家庭出生的孩子通常可以懂得父母的母语，但不会说，新几内亚人对语言的分辨也很清楚，有些是他们会说，也听得懂的，有的则是只会听，不会说的。由于双语的定义莫衷一是，我们难以取得全世界的双语使用频率比较数据。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灰心，而忽略这个主题。关于双语的使用还是有很多轶事或传闻可供参考。大多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如父母只会说英语，显然他们觉得只要会英语就够了，不必学习外语。大多数美国移民都会学习英语，而大多数只会说英语的美国人其配偶也只会说英语。至于欧洲，大多数国家虽然只有一种官方语言，很多土生土长的欧洲人及其父母在学龄前也只学习这种语言。然而，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不但面积小，经济、政治和文化也难以独立，因此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在学校都会学习外语，而且都可说得很流利。例如北欧很多商店的店员外套上都会别上几个国家的国旗胸章，代表他们会说的外语，以协助外国顾客。尽管如此，在欧洲，多语的学习与使用也是20世纪中叶才有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欧洲居民爱教育程度的提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与政治的融合，加上英语媒体的推波助澜。在此之前，欧洲各国还是以单语为主，这是因为国家语言社群庞大，语言使用者通常多达几百万人，而且各国都倾向教育、商业、军事或娱乐都使用唯一的官方语言。如下面即将讨论的，国家也有可能在自己语言扩张之时，致使其他语言消失。

反之，传统小型社群经常使用多种语言，语言也容易传播。原因很简单： 传统语言社群都很小（人数只有几千人或更少）而且生活区域不大，相邻的几个社群通常都讲不同的语言，因此他们必须经常与说不同语言的人打交道，以进行交易、协调结盟、取得资源或是通婚，因而必须说两种或多种语言。他们通常从儿时就开始学习第二种语言或更多语言，有的是在家里学的，有的则是从社交生活中学到的，而非通过正式学习。就我个人的经验，新几内亚乡下的传统社群往往通晓5种以上的语言。下面再以澳大利亚和热带南美洲的原住民为例来补充说明。

澳大利亚原住民总计有250个语言团体，皆以狩猎——采集为生，平均每种语言有1 000个使用者。根据可靠的研究，大多数过着传统生活的澳大利亚原住民至少会说两种语言，大多数都会说好几种语言。其中一项研究是由人类学家彼得·萨顿（Peter Sutton）在约克角半岛的奇威尔岬（Cape Keerweer）进行的。当地有683人，可分成21个氏族，每一氏族平均为33人，语言形式各有不同。他们的语言共有5种，加上7种方言，每种方言平均有53个使用者，每种语言则有140个使用者。该地的原住民至少会5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一个原因是每个语言社群非常小，另一个原因则是配偶来自不同的语言社群。60% 以上的夫妻说不同的语言，另外16% 虽然说的是不同的方言，但属于同一种语言，只有24% 说的是同一种方言。

由于在奇威尔岬有很多社群的成员说不同的语言，他们的谈话通常是以多语进行。例如，你到那里，可用某种语言或主人的语言说话，不久换回自己的语言，而主人则用自己的语言，如果还有其他宾客在场，你也可用他们的语言对他们说话，看你要对哪个人说，就使用那人的语言。你也可以借由语言的转换来表达下面的意思：“我们没有不和”、“虽然我们发生争执，但我希望双方平静下来”、“我为人和善有礼”或“我用这种态度跟你说话，是想侮辱你”。古代的狩猎——采集族群也常用多种语言沟通，就像今天的新几内亚传统社群。一般而言，语言社群小，配偶常来自不同的语言社群，也常必须与其他语言社群的人来往、交谈。

阿瑟·索伦森（Arthur Sorensen）与琼·杰克逊（Jean Jackson）则是在亚马孙盆地西北部哥伦比亚和巴西边境的沃佩斯河一带进行调查研究。那里约有1万个印第安人，他们共有21种语言，分属4个语族。这些印第安人都在热带雨林的河流旁以务农、捕鱼或狩猎为生，文化也很类似。沃佩斯河附近的印第安人和奇威尔岬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一样，配偶常来自不同的语言社群，但不同语言社群的通婚比率更高。在杰克逊研究的1 000对夫妻当中，只有一对或许来自同一个语言社群。那里的女孩出嫁后即和丈夫住在一起。因此，夫家的妯娌通常来自不同的语言社群。杰克逊发现有一户人家的3个妯娌就来自3个语言社群，她们生下的孩子除了从小就学习父亲和母亲的语言，也学习婶婶的语言。因此这户人家的人都会4种语言，甚至从客人那里学习新的语言。

然而，沃佩斯河的印第安人只有在熟稔一种语言的词汇和发音之后，才会开口说。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把所有语言说得标准，不会混杂在一起。他们告诉索伦森，他们通常必须花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把新的语言说得流利，非常注重语言的正确性，如在说话时夹杂其他语言则是很丢脸的事。

由上述例子可见，多语在传统社群是很稀松平常的，至于单语或是学校的外语课程则是现代国家社群才有的现象。当然，这只是基于传统小型语言社群归纳出来的结论。在某些语言多样性很小的地区、高纬度或阿拉斯加东部，传统小型社群仍可能只有一种语言。如果我们要系统地进行研究调查，必须先为多语的现象或能力确立一个标准、明确的定义。

双语的好处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使用多语或双语与只会一种语言相比，究竟有益，还是有害？学习外语不只能丰富你的人生，最近科学家还发现不少令人惊奇的好处。我将先讨论双语学习对个人的影响，后面再来讨论双语学习对整个社会是好是坏。

在现代工业化国家，双语常引发辩论，特别是在美国。250年来，一直有很多移民涌入美国，而且大多数移民的母语皆不是英语。在美国经常有人表示，双语学习是有害的，特别是移民的孩子，他们不擅长用英语沟通，在以英语为主的美国文化中可说相当不利，所以他们最好放弃父母的语言，只学英语就好了。不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很多抱持这样的观点，第一代移民父母也是。像我自己的祖父母和我的岳父母，为了让下一代只学英语，尽可能不在孩子面前说他们的母语，也就是意第绪语和波兰语。有些美国人基于对外国事务的恐惧与怀疑，对学习外语有疑虑，而不愿自己的小孩学外语的美国移民则是担心小孩同时接触两种语言可能会混淆，如果只学一种语言应该比较快能学会，语言学习效率高。的确，如果一个小孩学习两种语言，就得学两套发音规则、词汇和语法，如果与学习一种语言的小孩投入一样的时间，每种语言的学习时间则必须减半。因此有人担心学习双语的小孩最后两种语言都学不好，不如先把一种语言学好。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爱尔兰和威尔士已针对学习双语的儿童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孩子的语言学习明显比不上只学一种语言的儿童，不但学习迟钝，能运用的词汇也都比较少。然而这些研究的解读因受到其他变因的影响，因此大有问题。特别是在美国，双语常让人联想到贫穷。只会说英语的美国儿童一般来自比较富裕的小区，上比较好的学校，父母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收入较好，英语词汇也比较多。因此，语言学习会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不能断定双语学习本身会造成儿童语言学习能力低下。

最近，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进行双语学习方面的研究，即控制其他变因，研究中的双语儿童与单语儿童都上同样的学校、父母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都差不多。结果发现，双语儿童与单语儿童通过语言习得里程碑的年龄都差不多（也就是在多大的时候说出第一个字、第一个句子，或已经会50个词汇）。根据研究，不论双语儿童或单语儿童，长大成人之后两者的词汇量与字词提取速率也都几乎一样，只是单语儿童的英语词汇似乎比双语儿童要多10%。如果我们认为单语儿童的词汇量比双语儿童多，前者会3 300个词汇，而后者只会3 000个词汇，这样的结论是不对的。其实，双语儿童的词汇要比单语儿童多出很多，总计有6 000个词汇，包括3 000个英语词汇与3 000个中文词汇，单语儿童则只会3 300个英语词汇，完全不会中文词汇。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从研究得知双语者与单语者的认知能力差异。我们无法断言单语者或双语者谁比较聪明或思维更敏捷。尽管如此，某些差异还是存在，如单语者的字词提取速率和说出事物名称的能力比较强（这是因为他们不像双语者，不必从不同语言的名称中拣选）。在这些差异当中，至今认知科学家发现，双语者的脑部执行能力要比单语者强。

为了了解脑部执行功能，你可想象你正在过马路。我们经常接受各种感官信息的轰炸，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种种想法也不时浮上心头。你站在人行道上，除了看到五颜六色的招牌、头顶上的白云，也能听到别人的说话声、鸟叫的声音和市嚣之声，感觉到自己的脚踏在人行道上的感觉、手臂的摆动，也想到今天早上吃早餐时妻子跟你说的话。如果你还没过马路，就会比较注意别人的话语、招牌，或是一直想着太太早上说的话。但是在你过马路的时候，就必须注意信号灯变化、左右来车，小心翼翼地从人行道走下来，准备过马路。此时，你必须抑制99% 的感官输入和想法，只注意与过马路有关的1%。这就是脑部的执行功能，也就是所谓的认知控制。神经学家认为在脑部负责执行功能的部位就在前额叶皮质。因为脑部的执行功能，你才能对某些信息特别专注，专心解决问题，从庞大的文字和信息中提取你所需要的信息。因此，脑部执行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儿童脑部执行能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则是在0~5岁阶段。

单语者听到一个字词，只需与仅有的字词库比较，找出那个字词。但双语者首先必须把脑中的两个字词库分开，听到一个字词的时候必须立刻判定出自哪个字词库，然后依据该字词库的规则来解读那个字词的意思。例如，会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人都知道“burro”这个单词，但它在西班牙语中意思是“驴子”，在意大利语中则为“奶油”。每个双语者在说话的时候，都必须依据对话当时使用的语言来决定使用哪一种语言的词汇。说多种语言的人就像北欧商店的店员，每几分钟就得依据不同语言转换语言规则。

谈到多语者的脑部执行控制，我就想到自己的经历。我于1979年到印度尼西亚进行调查研究时开始学印度尼西亚语。在此之前，我已在德国、秘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待过一段时间，因此会讲德语、西班牙语、巴布亚皮钦语，当然还有我的母语英语。这些语言我都分得一清二楚，绝不会混淆。我也学了俄语。由于我不曾在俄罗斯待过，因此没有长时间说俄语的经验。我和我的印度尼西亚朋友开始交谈后不久，我就发现我要用印度尼西亚语说某一个字，不知怎么却用俄语说了。印度尼西亚语和俄语完全不同，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或巴布亚皮钦语时则分得一清二楚，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在印度尼西亚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可以把俄语控制好，不会在说印度尼西亚语的时候跑出俄语。

总之，双语或多语人士经常不知不觉地运用执行控制能力。他们在说话、思考或听别人说话时，都必须锻炼自己的执行控制能力。我们都知道熟能生巧的道理，不管是运动、艺术演出或做某件事的能力都是如此。问题是，双语者增进的是哪些技能？双语者是否只是语言转换的技能比较强？双语使用是否真有好处？

最近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测验，以比较双语者与单语者的问题解决能力。他们研究的对象从3岁大的儿童到80岁的老人都有。结论是，在所有人当中，双语者只有在解决某一类问题时表现得比较好。例如，研究人员给儿童看一系列的图片，上面是一只小白兔或一艘船，颜色不是红的就是蓝的，有时图片上还有一颗金星，有时则无。研究人员指示：如果看到金星，儿童就必须记得按照颜色来分类，如果没有金星，那就照图案来分类。如果规则不变，单语者和双语者的表现都一样好，然而若是规则变化，单语者的表现则不如双语者。

在另一项研究中，儿童坐在计算机屏幕前，如屏幕左边突然出现红色方块，则按键盘左边那个红键，要是屏幕右边突然出现蓝色方块，则按键盘右边的蓝键（即红色都是在左边，蓝色都是在右边）。在此规则之下，双语和单语儿童的表现都一样好。但是如果蓝色方块换成在屏幕左边出现，规则发生变化后，双语儿童的表现则比单语儿童好。

科学家一开始认为，双语者在这类涉及规则变化与信息混淆的测验表现的优势只能运用在语言方面。然而后来发现，这样的优势也能运用在非语言方面，如空间、颜色和数量（如上述的两个例子）。但这并不能证明双语者不管做什么都胜过单语者。其实，只要规则不变或没有会产生混淆的线索，两者的表现一样好。只是人生规则变化无常，而且时常出现误导信息。如果双语者在上述测验中的优良表现也可运用于复杂且充满变化的真实生活，对双语者来说将是很大的优势。

最近也有研究人员以婴儿为对象进行有趣的比较试验。你或许会觉得测试婴儿的“双语能力”是无稽之谈，因为婴儿还不会说话，如何说他们是双语或单语婴儿。再说，婴儿也无法依照研究人员的指示进行卡片分类或按键盘。其实，婴儿早在会开口说话之前，已有分辨不同语音的能力，例如他们可以分辨一种语言当中的元音和辅音，不管那种语言是不是他们的母语。但从出生到1岁的阶段，他们沉浸在母语的环境中，渐渐失去分辨非母语语音的能力，对母语的辨识则更加敏锐。例如英语字音中的两个流音l和r是不同的，日语则没有这种分别。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说英语发音常会出现问题，像lots of luck听起来像是rots of ruck。反之，日语的元音有长短音之分，英语则无。然而，日本婴儿还是能区分l和r，而英语国家的婴儿也能分辨长元音和短元音，但1岁之后，这样的分辨就没有意义了。

最近还是有人对所谓的双语婴儿进行研究，也就是父母的母语不同，但自婴儿出生那天开始，父母就决定用自己的母语跟孩子说话，让婴儿在双语的环境中成长，而非只听到一种语言。即使双语婴儿还不会说话，其执行功能是否比单语婴儿优越，更能因应规则变化和信息混淆？如果婴儿还不会说话，我们又要如何评估他们的脑部执行能力？

科学家阿格奈什·科瓦奇（Ágnes Kovács）和雅克·梅勒（Jacques Mehler）曾在意大利的地里雅斯特针对7个月大的单语婴儿和双语婴儿进行一项创新的比较研究。双语婴儿接触到的语言除了意大利语，还有斯洛文尼亚语、西班牙语、英语、阿拉伯语、丹麦语、法语或俄语（即他们听到的一种语言来自母亲，另一种来自父亲）。这些婴儿接受训练和制约后，如果做对了，计算机屏幕的左边就会冒出一个可爱的布偶作为奖励。婴儿转头看那布偶，总是露出高兴的样子。研究人员会对那些婴儿说一个没有意义、含三个音节的字，结构如AAB、ABA或ABB（ 例如lo-lo-vu、lo-vu-lo、lo-vu-vu），但其中一组出现的时候（如lo-lo-vu），布偶才会出现在屏幕上。经过6次试验之后，不管单语婴儿或双语婴儿，听到“lo-lo-vu”都会转向屏幕左边，期待布偶的出现。接下来，实验者改变规则，使布偶从屏幕右边冒出来，也把会使布偶冒出的那个字改成“lo-vu-lo”。双语婴儿在6次试验之内就知道规则改变，做出正确反应，但单语婴儿即使做了10次，还是按照以前的规则反应，在听到“lo-lo-vu”的时候看计算机屏幕左边。

语言学习与阿尔茨海默症

我们可从上面的研究结果推测，双语者不只是会区分“lo-lo-vu”和“lo-vu- lo”，在今日这个规则万变的混乱世界应比单语者更具某些优势。然而，在各位读者决定用不同语言对幼小的孩子或孙子说话之前，也许该去寻找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双语的确有其益处。但科学家的确已证实双语的学习与使用对推迟阿尔茨海默症等老年痴呆症有帮助。由于每个人都会变老，各位大概会对这样的发现更感兴趣。

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常见的一种老年痴呆症，75岁以上的老人约有5% 罹患此症，85岁以上者更多达17%。阿尔茨海默症最初的症状是健忘和短期记忆力减退。此疾病是不可逆的，而且没有药物可以治愈。从确诊之日算起，患者还有5~10年的寿命。阿尔茨海默症与脑部的损伤有关，死后尸体解剖或在生前接受脑部造影扫描就可发现脑部萎缩以及某种蛋白质的沉积。药物治疗或疫苗注射都无法治疗这种疾病。科学家发现，积极用脑且注重身体锻炼的人得此症的概率较低。这样的人可能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工作难度大、有着活跃的社交生活、注重休闲，而且常做运动。人在开始衰老时，脑中有一种名为乙型淀粉样蛋白的蛋白质斑块会在神经细胞的外部堆积。这段潜伏期很长，从开始堆积到出现症状可能长达20年。我们不禁好奇：如果保持心智和身体的灵活度是否有助于保护脑部，相对不会那么快出现阿尔茨海默症？常动脑是不是能避免蛋白质斑块的累积，或者这样的人具有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基因优势？由于身体和心灵的锻炼或许可避免患上像阿尔茨海默症一样的退化性疾病，所以有人常鼓励老年人多打桥牌、玩数独或具挑战性的在线游戏。

曾有科学家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诊所以400个病人为研究对象。病人大都已七十几岁，经医生诊断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等痴呆症。研究发现，双语病人发病的年龄比单语病人晚四五年。由于加拿大人平均寿命为79岁，在七十几岁时晚四五年发病等于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概率得以减少47%。双语与单语两组病人职业地位相当，但双语病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略低。另一个令人好奇的发现是，脑部造影显示尽管双语病人与单语病人脑部萎缩的程度相同，但双语病人认知能力的受损程度要比单语病人低。显然，双语可为脑部萎缩者带来一些保护效果。

一个人可能在遗传（基因）因素的影响下接受更好的教育，社交生活也比较活跃，所以不会那么早出现阿尔茨海默症。但一个人使用双语与基因无关，可能是在幼年阶段或是在阿尔茨海默症病灶发展之前的几十年决定的，通常是因为在双语社会中成长，或者父母是来自异国的移民，因此说不同的语言。由于双语者不太会出现阿尔茨海默症，可见双语的学习与使用有助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症。

双语者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简而言之，就是“用进废退”。大多数身体系统如果多使用，功能就会变得更好，不用的话，功能便会退化。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和艺术家必须不断地练习。因此，科学家和医生一直鼓励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多动脑，如打桥牌、玩数独或在线游戏。但是一个人就算对桥牌和数独再入迷，也无法一天到晚做这样的事。双语者则不同，他们在清醒的时时刻刻都必须进行语言的练习与转换。例如，说话、思考或解读听到的话语时，他们的大脑必须决定要使用语言A还是语言B的规则。

然而，还有一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如果多学一种语言可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多学两种是否可得到更多的保护？如果是的话，脑部可得到的保护和语言的数目呈现什么样的关系？例如，如果双语的使用可使阿尔茨海默症发病时间晚4年，会说5种语言的人，如新几内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沃佩斯河的印第安人或是北欧商店的店员，如果母语不算，那就还会4种语言，如此一来是不是可使阿尔茨海默症发病时间晚16年，是不是甚至可能晚50年（因为除母语之外多会4种语言难度很大，必须投入的时间不只是4倍）？如果我们不是双语婴儿这样的幸运儿，你直到14岁上了中学才学习第二种语言，你能得到的好处是否和从一出生就接触双语的人一样？想必读者和我一样对答案很感兴趣，相信语言学家也是，为人父母者也很想知道。

消失中的语言

世界上的7 000种语言形形色色，就像万花筒的图案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例如，有一天，我在太平洋的布干维尔岛进行鸟类研究。我深入丛林，来到罗托卡特村附近。村民当我的向导，用罗托卡特语告诉我当地鸟类的名字。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脚步，说道：“寇皮皮（Kópipi!）”我从来没听过那么动听的鸟鸣声，那鸟的声音清脆明亮，以两个音或三个音为一句，音调渐渐升高，听起来就像舒伯特的乐曲那样抒情、悦耳。寇皮皮的特征是长脚、短翼，在此之前西方鸟类学家还不认识这种鸟。

我们边走边聊，我渐渐了解布干维尔岛山上的“寇皮皮之歌”和当地人说的罗托卡特语。我的向导告诉我每种鸟的名字，除了寇皮皮，还有库鲁皮（kurupi）、佛库皮（vokupi）、寇皮考（kopikau）、寇洛洛（kororo）、凯拉佛（keravo）、库鲁埃（kurue）、维夸伊（vikuroi）……我发现只有4个辅音出现在这些鸟名之中，也就是k、p、r和v。后来，我才知道罗托卡特语只有6个辅音，是世界上辅音最少的语言，相比之下，英语有24个辅音，土耳其有一种已经失传的语言尤比克语则约有80个辅音。尽管罗托卡特语只有几个基本音，还是在新几内亚东边、太平洋西南一个小岛上的热带高山雨林创造出丰富的词汇，沟通起来清晰无碍。

但这种像音乐般动听的语言已渐渐在布干维尔岛和这个世界消失。布干维尔岛只有康涅狄格州的3/4大，岛上原来有18种语言，罗托卡特语只是其中之一。根据最近一次的估计，说罗托卡特语的只有4 320人，而且人数渐减。等到这种语言消失，一个长达3万年的人类沟通与文化发展实验就此结束。这不只是罗托卡特语的悲剧，也是大多数语言的宿命。现在语言学家才开始认真估计世界语言消失的速度，并辩论该怎么做才好。照现今语言消失的速度继续下去，到了2100年，今天全世界大多数的语言不是已经消失，就是成了濒绝的语言，只有还在世的老人会说，没有任何小孩从父母那里学习这样的语言，等到那些老人过世，就没有人会了。

当然，语言的灭绝并不是近70年才出现的现象。我们不但可从古代史料得知，也可从语言与人口的分布推论，语言在好几千年之前已开始消失。我们也可从罗马时代作者留下的作品、古代碑文和罗马帝国铸造的钱币知道，拉丁文逐渐取代以前在法国和西班牙说的凯尔特语，也取代了意大利境内的伊特拉斯坎语、翁布里亚语、奥斯坎语、法利希语等。我们也可从保留到现今的古代文本得知几千年前在新月沃土使用的语言有苏美尔语、胡利安语和赫梯语等，但这些语言现在已经消失。9 000年前，印欧语族开始往西欧扩展，除了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斯克语，欧洲其他原始语言都消失了。以此类推，非洲俾格米族、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狩猎——采集族群、远古日本人说的语言，已分别被班图语、南岛语言和现代日语取代。必然还有更多的语言悄悄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没留下一丝痕迹。

尽管我们已有许多过去语言灭绝的证据，现代语言的灭绝有一点和过去大不相同，也就是消失的速度。近1万年来，很多语言消失了，至今只剩7 000种，但再过100年，我们将只剩几百种语言。现在语言种类会急剧减少主要是受到全球化和国家政府的影响。

以阿拉斯加的20种因纽特和印第安原住民的语言为例。本来在阿拉斯加南岸还有几百个印第安人说埃雅克语，到了1982年只剩两个人会说，也就是玛丽·史密斯·琼斯（Marie Smith Jones）和她的姐姐索菲·博罗德金（Sophie Borodkin）（见图47），她们的孩子只会说英语。1992年，80岁的布博罗德过世，2008年，93岁高龄的琼斯也走了，从此埃雅克语就成为绝响。阿拉斯加的原住民语言还有17种濒绝，没有任何孩子会说。虽然老人仍会说那些语言，但是最后恐怕还是和埃雅克语一样，老人过世，语言也就跟着失传。那些语言现在只有几百个人会说。目前阿拉斯加原住民语言只有两种还在流传，一种是西伯利亚尤皮克语，约有1 000人会说，另一种则是中尤皮克语，总计还有1万人会说。

如果你翻看语言学论文，查看语言现在的使用情况，会发现这样的语句重复出现：“最后一个会说尤比克语的人，哈西·欧斯曼（Haci Osman）的陶菲克·埃森（Tevfik Esen）1992年10月死于伊斯坦布尔。100年前，在黑海东部的高加索山谷仍有5万人会说尤比克语。”“加州南部印第安人的库培诺语（Cupeño）…… 只有9个人会说（ 当地社群人口数为150人）…… 全部超过50岁……这种语言即将消失。”“以前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部流传的雅曼纳语（Yamana）……至今只有3个女人会说（皆在智利）。她们嫁给西班牙人，孩子都说西班牙语……这种语言目前在阿根廷已失传。”

全世界语言濒绝的程度不一，处境最危险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那里本来有250种语言，每种的使用者数量都不到5 000。今天，那些语言半数已经消失，大多数还存留的语言只剩100个使用者，还能传到下一代的语言则还不到20种。到了21世纪末，顶多只剩几种。美洲原住民的语言几乎一样危险。北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本来有几百种语言，1/3已经消失，还有1/3则只剩几个老人会说，只有两种语言（纳瓦霍语和尤皮克语）仍可在地方电台听到。这显然是今日大众传播媒体的一大问题。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原住民本来有1 000种左右的语言，瓜拉尼语是唯一仍有未来的，因为这种语言和西班牙语同是巴拉圭的官方语言。至于非洲的数百种原住民语言，由于每种各还有几万到几百万使用者，当地的小型定居农民社群仍致力于语言的传袭，因此目前还不到濒绝的地步。

语言是如何消失的

语言是如何灭绝的？就像杀人一样，凶手可能往被害人的头部猛力一击，使人当场毙命，或是慢慢地把人勒死，也可能是长期遭到忽视造成的，要消灭一种语言也有许多不同的手段，最直接的一种就是把会说那种语言的人全数杀死。例如，美国加州的雅希族（见图29）本来还有400人左右，住在拉森峰附近。1853~1870年，加州淘金热使得欧洲人纷纷来到这里。雅希族几乎全数惨遭杀害，伊席（Ishi）和家人逃到山上才得以保住性命。最后他的家人也死了，只剩他一人，直到1911年才重返文明之地，但雅希族的语言已经失传。又如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踏上塔斯马尼亚，将大多数塔斯马尼亚人杀害或囚禁，还祭出赏金，每杀害或抓到一个塔斯马尼亚成人可获5英镑，小孩则是2英镑。塔斯马尼亚的原住民语言因此全数灭绝。另外，疫病肆虐等非暴力因素也会造成类似的结果。如北美大平原本有数千名曼丹印第安人，1750~1837年，当地发生霍乱和天花，夺走许多生命，到了1992年，只剩6个老人会说流利的曼丹语。使一种语言失传除了杀害说这种语言的人，另一个直接的手段就是禁止说这种语言，违反规定者一律惩罚。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不是已灭绝，就是濒绝，请看看美国政府过去采取的语言策略。几个世纪以来，政府坚持印第安人需要教化，并学习英语，才能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因此，印第安人的下一代被送到寄宿学校，只能说英语，说印第安语言则会遭到体罚和羞辱。1885~1888年，时任联邦印第安事务局局长的阿特金斯解释道：“教印第安人说方言（即印第安语言）不但对他们没有用处，对他们的教育和文明反而有害。因此，只要在联邦政府的管辖之下，任何印第安人的学校都不许说方言……我们的语言（英语）对白人和黑人而言已经够好了，对红人应该也一样。大家都相信，学习野蛮的方言肯定会对印第安小孩造成伤害。印第安人要迈向文明，第一步就是弃绝愚蠢的习俗并学习英语。”

1879年，日本用武力吞并琉球国，使琉球国灭亡，设置冲绳县，宣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政策。琉球儿童从此必须说日语，不能再说琉球方言。同样，1910年，日本帝国将大韩帝国并入版图，也就是所谓的“日韩并合”。在这段时间，日本禁止韩国学校说韩语，只能说日语。1939年，苏联合并波罗的海国家，也禁止当地的学校教授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只能说俄语，但当地人民仍在家中讲母语，直到1991年独立之后，母语才又变成官方语言。凯尔特语言中除了布列塔尼语在欧洲大陆全数灭绝，仍有500万左右的法国居民说这种语言。然而，由于法国政府规定中小学不得使用布列塔尼语，目前能说布列塔尼语的人已越来越少。

但大多数语言的失传就像罗托卡特语在不知不觉之间消失了。一个地区实行定居形态的原始部落不再交战，在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过着和平的生活，居民会四处迁徙，通婚的例子也变多了。这时，年轻人为寻求工作机会往往迁居到城市，放弃部落语言，跟城里大多数的人说一样的语言。来自不同语言社群的夫妻增多，也只能用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沟通，也教下一代这样的语言。即使孩子仍学习父亲或母亲的母语，到了学校也必须跟大家说一样的语言。即使是留在村落里的人，为了社会地位、权力、商业利益以及与外界沟通，也必须学会说大多数人的语言。加上工作、报纸、收音机和电视也一边倒地采用大多数人说的语言，因此少数原住民的语言便会渐渐被遗忘，最后就消失了。

会说少数语言的年轻人通常会说双语，但是他们的子女只会说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少数语言失传的原因有二：一是父母希望子女学习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放弃部落语言，好让子女有更好的求学和工作机会；二是子女不想学父母的语言，只想学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方便看电视、求学以及和玩伴沟通。我就曾在美国看到这样的例子：不少来自波兰、韩国、埃塞俄比亚、墨西哥等国的移民家庭小孩只学英语，不学父母的语言。最后，少数族裔的语言只有老一辈的人会说，等他们全数离世，语言就失传了。但在语言末日来临之前，文法通常已经出现变化，很多规则不见了，词汇也被人遗忘，甚至融入了一些外来的字词与文法特征。

在世界现存的7 000种语言中，有些濒绝程度比其他语言更深。语言是否得以延续的一个关键是：父母是否把语言传给下一代。如果不传下来，那种语言就很可能会消失。语言能代代相传的因素包括：语言使用者数量庞大；某一族群当中有相当高的人口比例都讲那种语言；政府指定该语言为官方语言或区域语言；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态度，以及移民仍然使用原来的语言（如移居至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迁至锡金的尼泊尔人，以及涌入巴布亚省的印度尼西亚人）。

在所有的语言当中，未来最稳固的就是各主权国家的官方语言。目前，全世界的主权国家共有192个，但大多数都以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或法语为官方语言，只有大约70个国家选择其他语言。即使我们把区域语言也算进去，如印度宪法明列22种语言为区域官方语言。总计，目前全世界最多有几百种区域语言得到官方的认可与保护。或许，我们也可把使用者达100万人以上的语言列为安全语言，不管该语言是不是官方语言，但这么一来也只有200种左右，而且很多都与官方语言重复。有些语言虽然使用者少，但因为受到政府保护而无濒绝之忧，如法罗群岛（丹麦海外自治领地）5万个居民说的法罗语，以及冰岛的官方语言冰岛语（使用人数约30万）。反之，有些语言虽然用户达100万以上，却几乎没受到政府的支持或保护，因此将来也有失传的危险，如墨西哥的纳瓦特尔语（使用人数超过140万）和安第斯山地区的盖丘亚语（使用人数约900万）。另外，即使一种语言得到国家的支持，并不保证能延续下去，例如爱尔兰语在爱尔兰渐渐式微而英语日益流行。尽管爱尔兰政府大力支持爱尔兰语，学校也用爱尔兰语教学，爱尔兰语还是不敌英语。语言学家预估，如按照目前的语言趋势继续发展，到了21世纪结束，现在的7 000种语言很可能绝大多数都会消失或濒绝，只剩几百种语言。

世界上的语言越少越好？

大规模语言灭绝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语言少一点儿又有什么坏处？语言多达好几千种会阻碍沟通、增加纷争，那才不好吧？因此，不少人主张语言种类应该减少。英国广播公司有一期在节目中捍卫濒绝语言的价值，节目结束后，许多听众朋友纷纷发表意见。其中几则如下：

·这节目的论调实在是伤感得一塌糊涂！语言会面临灭绝，那是因为使用该语言的社会无法传递知识、文化、社会动力，因此活力丧失、无法继续演变。

·太荒谬了吧！语言的目的是沟通，如果没有人说，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你倒不如去学克林贡语。

·只有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这7 000种语言有用处。不同语言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分裂，只有语言相同才能实现四海一家的理想。因此，世界上的语言越少越好。

·人类需要团结，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非分成许许多多无法沟通的小部落。如果这个世界有5种语言又有什么好处？我们大可把这些语言全部记录下来保存，能学的就学，之后交给历史就可以。一个世界、所有的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目标，这样的世界大同难道不好吗？

·在现存的7 000种语言中，6 990种都是多余的。因此，语言消失就算了。

上述在英国广播公司论坛上赞同世界大多数的语言应该消失的人所持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理由是为了互相沟通，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当然，这点没错。不同社群的人要相互沟通，必然需要某种共通语言。但是，这并不表示少数人说的语言（弱势语言）应该消失。要达到沟通的目的，少数族裔只要学会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具有双语的能力就可以了。例如，丹麦在全世界富国排行榜上名列第七，会说丹麦语的人就是为数500万的丹麦人。几乎每个丹麦人都会说流利的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以和欧洲各国做生意。丹麦人很富有，而且因为能说丹麦语而快乐。如果他们要学英语，变成双语人士，那是他们的事。同样，如果纳瓦霍印第安人要学纳瓦霍语和英语，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根本不会要求其他美国人学纳瓦霍语，也不想这么做。

另一个理由是认为语言不同、无法沟通会造成内战和种族纷争，也就是说今天很多国家会陷入内战，四分五裂都是语言不同引发的。不管今天语言的价值是什么，若是大多数的语言灭绝，我们将付出代价。如果我们想要停止杀戮，扼杀语言等于是反其道而行。如果库尔德人不说自己的语言，改说土耳其语或阿拉伯语，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族愿意说锡兰语，魁北克人不说法语，美国的拉丁裔不说西班牙语，都改说英语，如此一来世界会变得更和平吗？

听起来似乎有理，然而单语乌托邦是不存在的，语言差异并非族群纷争最重要的理由。人只要有偏见，就会以任何差异为借口讨厌其他人，包括宗教、政治、族裔、服装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蒙特内哥罗人、南斯拉夫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尽管都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却互相残杀，酿成欧洲最惨烈的屠杀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洲最可怕的种族屠杀发生在卢旺达。1994年，胡图人屠杀将近1万名图西人和大多数的特瓦人，这三个族群都说卢旺达语。“二战”以来，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杀戮则是发生在柬埔寨。说高棉语的柬埔寨人在独裁者波尔布特的命令之下，屠杀一样说高棉语的柬埔寨人。

如果你认为为了促进和平，少数人该放弃自己的语言，采用强势语言，请问你是否也认为少数人该为了和平放弃自己的宗教、族裔和政治观点？你若是相信人人可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族裔和政治观点，这些都是不可剥夺的人权，唯独语言不是，请问你要如何向库尔德人或讲法语的加拿大人解释？波尔布特、卢旺达和南斯拉夫，以及不可胜数的实例已经告诉我们，语言统一绝非和平的保障。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语言、宗教、族裔和政治观点都不尽相同，只有互相容忍才能和平相处。尽管过去已有许多战争因宗教而起，目前在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的人民可信仰不同的宗教，并生活在和平、和谐的社会之中，如美国、德国和印度尼西亚。同样，对语言容忍度高的国家更能够接纳说不同语言的人。例如，荷兰有2种语言（荷兰语和弗里西语），新西兰也有2种语言（英语和毛利语），芬兰有3种语言（芬兰语、瑞典语和拉普语），瑞士有4种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赞比亚有43种语言，埃塞俄比亚有85种语言，坦桑尼亚有128种语言，喀麦隆则有286种语言。有一次我去赞比亚拜访当地一所中学，教室里有个学生问我：“请问您在美国属于哪一族的人？”接着，每个学生脸上都挂着微笑告诉我，他们属于哪一个部落、说什么语言。那个班级人数不多，却有7种语言，没有人为自己的语言感到羞耻或恐惧，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杀人的意图。

为什么要保存语言

我们已经知道，保存语言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伤害或麻烦，只是使用双语的人必须多下一些功夫。他们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这么做。然而，保留语言的多样性是否真有好处？我们何不保留世界的前五大语言就好了，即汉语、西班牙语、英语、阿拉伯语和印度语？在英语读者大声叫好之前，且让我们更进一步思索：如果弱势语言该被强势语言取代，全世界所有的人何不干脆使用世界第一大语言汉语，让英语消失？保存英语有什么用？原因很多，以下将举出最重要的三个理由。

首先，我已在本章前面论述过，如果会说两种或更多种语言，显然更具有认知优势。尽管你怀疑使用双语是否真的有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功效，但是就像母语词汇数量庞大的人通常要比词汇少的人的人生更丰富一样，多学会一种语言也是如此。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优势，例如你要表示某件事或某种感觉，用某种语言似乎特别容易。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引发许多争议，如果这样的假设是对的，也就是人类的思考模式会受到使用语言的影响，如果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看世界的角度和思考方式都将不同。因此，一种少数人使用的语言消失，不只是原来使用者失去了他们的语言，多数人也少了一种选择。

其次，语言是人类心灵最复杂的产物。每种语言的声音、结构、思考模式都不同。语言如果失传，失去的不只是语言本身，还包括利用这种语言表现的文学、文化和知识。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数字系统、记忆方式和空间定位系统。例如，如果用威尔士语或汉语数数，就比用英语容易。传统社群以自己的语言为当地数百种草木虫鱼鸟兽命名，如果语言消失，这些百科全书式的人种生物学知识也跟着消失了。如果英语消失了，只剩汉语，试想哈姆雷特那句名言： “生存还是毁灭，这的确是个问题。”若只有中文翻译，没有原文（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对英语读者而言将是多大的损失！每一个部落也都有自己的口述文学，失去这些宝贵的文学资产一样令人痛心。

然而，你或许还是会想：“说什么语言自由、独特的文化资产、不同的思考模式，这些都是空话。对现代世界而言，要紧的事还有很多，语言消失不过是芝麻蒜皮的小事。我们先解决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再说，别浪费时间去担心美国原住民语言会失传。”

好吧，那我们就来想想美国原住民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些人可说是美国社会中命运最悲惨的一群人。一个族群的语言和文化瓦解，不但觉得抬不起头来，无法互相扶助，也渐渐衍生出很多社会、经济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都没有价值，他们也相信了。他们陷入贫困、病痛、酗酒或吸毒，对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医疗系统都造成沉重的负担。相比之下，其他移民族裔则珍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努力向上，对国家经济则有很大的贡献。在美国原住民中，能保存自己文化和语言的部落也相对有经济能力，不必仰赖社会救济。以彻罗基印第安人为例，精通彻罗基语和英语者与只会英语的彻罗基人相比，前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容易找到工作，薪水也更高。通晓部落语言、注重部落文化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与文化失根的原住民相比，前者吸毒的问题较少。

因此，帮美国原住民找回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根源，要比社会福利救济更有效率，也能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这才是长期的解决之道，社会福利救济只是救急。同样，使各个语言社群以自己的语言为傲，相互容忍、合作，就可媲美瑞士、坦桑尼亚等国，不会为内战所苦。

最后，语言认同不只是少数族裔命脉所系，对整个国家也很重要。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期，纳粹军队势如破竹，希特勒已攻占奥地利、捷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意大利、日本和苏联已和希特勒结盟或签订协议，美国决定中立，法国已快抵挡不了德军。这时，英国的处境可说非常危险。英国政府有人提议，英国也该赶快和希特勒达成协议，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在此紧要关头，丘吉尔于1940年5月13日和6月4日赴国会说明。他字字铿锵、撼动人心，可说是20世纪最精彩也最令人难忘的英语演说。他说： “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可以奉献给大家……若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们将尽全力，尽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去作战，不论是在陆上、海上或空中作战。我们将对人类史上最黑暗、可悲的罪恶宣战……我们绝不竖起白旗，志在必得，我们将战到最后一刻。我们将在法国作战、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在空中作战将越战越勇，越战信心越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

我们现在已知，英国的确从未投降，也没与希特勒达成协议，而是继续奋战，1年后才与苏联和美国结盟，5年后击败希特勒。但这样的结果并非命定。假设当时欧洲比较少的人说的语言会被大多数人说的语言取代，那么到了1940年，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应该都使用了西欧最多人说的语言，也就是德语。果真如此，丘吉尔在1940年6月在国会的演说是用德语，而非英语，结果又会如何？

丘吉尔的演说并非无法翻译，翻译成德语一样铿锵有力（Anbieten kann ich nur Blut, Müh, Schweiss, und Träne...）。我要强调的重点是，英语代表英国所要努力捍卫的一切。说英语意味着这个岛国承袭1 000年来的文化、历史、民主和岛屿认同。乔叟、莎士比亚、丁尼生等英国文学瑰宝都是他们的财产。说英语意味着他们与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在1940年6月，说英语代表他们还有值得全力奋战的目标，也愿意为这样的目标牺牲。我怀疑如果在那个节骨眼，英国人已改说德语，会不会努力抵御希特勒。语言认同绝不是鸡毛蒜皮的事。丹麦人为他们的语言感到骄傲，说丹麦语让他们心生喜悦，语言也是一些少数移民族裔奋斗的动机，英国更因语言而打败希特勒，避免被奴役的命运。

我们要如何保护语言

如果我们终于能达成共识，了解语言多样性有益无害，如何阻止语言多样性消失的趋势？或者语言不断消失背后似乎有很大的推力，所有的弱势语言将全数灭亡，只剩最多人说的几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根本无能为力？

不是的，我们还有努力的余地。首先，语言学家可以比现在做得更积极。大多数语言学家并未把研究消失中的语言视为最重要的任务。直到最近，语言学家才开始注意语言不断消失的问题。说来讽刺，语言是他们研究的目标，没有语言，他们还能研究什么，怎能对语言的消失无动于衷？政府和社会也该支持更多的语言学家抢救濒绝语言。语言学家应该赶快把即将消失的语言录音下来，尽管会说那种语言的最后一个耆老已逝，后代子孙仍可从录音了解、学习祖先留下来的语言。如英国的康沃尔语和阿拉斯加的埃雅克语。希伯来语在现代的复兴就是语言复活的最佳例证，目前以希伯来语为日常用语的人已多达500万。

其次，政府该以政策和经费来支持弱势语言，如荷兰政府对弗里西语的支持（在荷兰约有5% 的人说这种语言），以及新西兰政府对毛利语的保护与鼓励（在新西兰说毛利语的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2%）。美国联邦政府200多年来一直压制原住民语言，直到1990年才通过法案，鼓励原住民使用自己的语言，也拨了一点儿经费（每年约200万美元）给学者进行美国原住民语言研究。然而，如要拯救濒绝语言，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美国，濒临绝种的动植物得到的关注远超过语言。政府仅是拨给一种鸟类研究（如加州神鹫）的经费就超过100多种濒绝原住民语言的补助经费总和。由于我是鸟类研究学家，我当然赞成政府把钱花在那些鸟类上，我不愿见到研究鸟类的经费挪出一部分给埃雅克语言研究计划。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凸显政府的政策没有轻重缓急之分。如果我们重视濒临绝种的鸟类，为什么不能同样看重即将消失的语言？毕竟人类语言的重要性应该不会输给鸟类。

最后，许多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可以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语言，如英国的威尔士人、加拿大说法语的魁北克人和美国原住民族群就是这么做的。他们都是自己语言的保管人，也只有他们能把自己的语言传给下一代和同一社群的人，并呼吁政府支持他们。

可想而知，弱势语言终究难敌强势语言，弱势语言的保护将非常吃力。我们这些强势语言的使用者和政府官员尽管不能积极保护弱势语言，至少可保持中立，不去打压弱势语言。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使用弱势语言的人。我们希望留给下一代的是一个富足且健全的环境，而非陷入贫穷、积弱不振的悲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