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班主任总是说人的智力都是差不多的，只看你够不够努力。幼稚的我从来不曾怀疑过这一伟大的教诲，直到年纪大了，在论坛上历练久了，才晓得我的前半生全被班主任骗了。当然，这应该只是一种善意的欺骗，我并不怪她。

论坛上永远会聚着五湖四海的人，除了语言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标识出每个人的身份。所以，当我们的注意力不受任何干扰时，才能够从语言上，仅仅从语言上，清晰地辨认彼此。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个重要发现：在许多争议问题上，往往并不是人们的年龄、性别、地位、收入、职业、教育程度或立场的不同，而是智力的不同划分出对立的阵营，而问题之所以总会永无止境地争论下去，主要是因为聪明人和笨人的沟通障碍——两者虽然看似操着同一种语言，实则逻辑方式大相径庭，彼此都会同样感觉到“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当然，我还算是比较聪明的，于是我很想弄明白笨人究竟是怎样思考问题、怎样认识世界的，我不由自主地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急于了解“我们”和“他们”到底区别何在。从学术上讲，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心理学课题，而且颇有黑格尔式的哲学意义：“我”的概念产生于“你”的概念之后，人只有先认识到了“你”，才在参照之下产生了自我意识。如果你不曾受过系统的哲学训练，没有关系，任何粗俗的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但也可以不上升得那么高。

我发现聪明总是伴随着幽默感，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智力必定不差，而一个不但自己不会幽默，也理解不了别人的幽默的人，智力一般比较平常。但是，总体来看，生活满意度高的反而是后一种人，他们满怀乐观的生活态度，对美好的事情总是充满了希望。

举一个例子好了。不可能有人真的相信，只要看了某某畅销书，自己就也能靠着2000美元环游世界，或者带着几十元钱穿越西藏。这样的极端经验即便真实，也是不可复制的，就像一个中过彩票大奖的人也可以写一本《两元钱立赚五十万》，而凡是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认真考虑小概率事件。假如一件事情的完成需要许多小概率事件凑在一起才行，认真效法的人还会有几个呢？

花钱买书的人也不可能真的相信这种奇迹可以大规模地复制，他们更多的只是借这样的书来完成自己始终不能实现的梦想，在白日梦的过程中自我陶醉一番罢了。聪明而理性十足的读者则很难得到这样的满足，他们一下子就会看清梦的实质，就算不立即掉转头去，至少也会生起几分狐疑。有些谎言和假象明明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无奈就是骗不过他们的眼睛。

2.

写书的人也可以因此分成两种类型：陆小凤型和郭靖型。前者聪慧过人，富于幽默感，更有理性的趣味；后者用力甚勤，颇有重、拙、大的境界，更有感性和直觉的趣味。我觉得钱锺书和钱穆就分别是两种类型的代表。

读钱锺书的书，除了佩服他的渊博学养之外，还会时时赞叹他的机智和幽默。如果他不那么喜欢读书，而是去做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一定也会星光灿烂的。

钱锺书写过一本《宋诗选注》，在我读过的所有诗词注本里，这实在是最有趣的一本。比如书中介绍诗人吴涛是这样说的：

吴涛（生年死年不详）字德劭，崇仁人。在历代的诗话里，南北宋之交的吴沆《环溪诗话》是部奇特的著作，因为它主要是标榜作者自己的诗。也许他非得自称自赞不可，因为那些诗的妙处实在看不出来。吴沆笔歌墨舞地自我表扬之后，想到哥哥，于是在卷下里引了吴涛几首诗，下面这一首写春深夏浅、乍暖忽寒的情味，倒是极新颖的。（钱锺书著：《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38页）

以上就是对吴涛的“作者简介”的全文，简单到了极点，但就是在峰回路转之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诗人的情态和背景，透着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贵族文人的诙谐。

有极简的写意，还有极繁的工笔。在介绍杨万里的时候，钱锺书整整用掉了四页的篇幅，另加两页注释。而工笔也有工笔的妙趣，比如介绍到杨万里写诗连俗语也务求“无一字无来处”时，取譬之妙令人过目便不肯忘掉：

换句话说，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典”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宋诗选注》，第253—254页）

这样的说明，既有日常取譬，又有相类的掌故，信手拈来，毫不着力。

当然，这样的优点只能算是锦上添花的东西，真正见功力的地方是钱锺书可以把一句诗的前世今生、前因后果考据得清清楚楚，而就是在这样的考据里，也透着一丝掩不住的聪慧。例如，大家都熟知的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钱锺书的考据真让我们觉得熟中见生：

这句也是王安石讲究修辞的有名例子。据说他在草稿上改了十几次，才选定这个“绿”字；最初是“到”字，改为“过”字，又改为“入”字，又改为“满”字等等（洪迈《容斋续笔》卷八）。王安石《送和甫寄女子》诗里又说：“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汝过江时”，也许是得意话再说一遍。但是“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宋诗选注》，第77页）

考据做得细致，问题提得周密，也不曾轻易下任何结论。当年初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大觉得这本书有什么太出色的地方，后来同类书读得多了，才越发体会得出钱锺书写作的妙处。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般的出色，所以我向来以为钱先生是不大适合写小说的。小说家总要笨一些才好，有点感性，有点执拗，看问题看不到这样的周密透彻，下结论也下不得这样的谨慎小心。简言之，学者和小说家所需要的素质是完全相反的。

《围城》证实了我的判断，学者式的聪慧用到这部小说里就显得尖酸刻薄，格言隽语的充斥则彻底破坏了小说的浑然之美——这都是流行小说的典型特质，是书商所谓的“卖点”，所以它成为畅销书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三联版的这本《宋诗选注》里，刊载了杨绛的一篇《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作为代序，其中果然提道：“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尽管电视剧《围城》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

假若有人在钱锺书面前赞美《围城》，场面想必会比较尴尬吧。小时候听流行歌曲的经历让我思考过一个问题：创作型的歌手往往在一炮而红之后，愈后出的专辑销量愈少，人们愈是说他们江郎才尽，而我感觉实情往往是相反的，是歌手们一直浸淫在音乐当中，欣赏水平自然比普通歌迷提高得快，他们的创作也就越来越曲高和寡。

阅读趣味也是一样的道理。文学青年在上了一些年纪以后，在阅读量上有了质的飞跃以后，欣赏趣味自然会和以前不同——以我的观察，很多人都会从感性审美转入理性审美，兴趣点从文学转向史学和哲学等等，所以他们在成熟之后写出的作品也往往因为缺乏感性色彩，兴趣点和普通读者不再能够产生共鸣而失去了以前的很多读者。如果其中有人在成熟之后虽然有了更多的阅历、阅读和见识，却仍然不失年轻时的感性风格和文学青年的典型趣味，那么写出来的作品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3.

学术作品若是偏于感性，往往也更容易让普通读者喜欢，钱穆的书就是很好的例子。钱穆的《国史大纲》里有一段纲领性的名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事实上钱穆的写作也确实是依据着这一纲领的，读起来真令我们感到亲切、温暖和自豪。

钱穆写起中国史就像一位母亲向人介绍自己的儿子，我们因为和她的儿子沾亲带故，所以听起来大为惬意，然而在外人听来，却不由得不对其可信度抱有几分怀疑。比如我们读钱穆的《论语新解》，简直不觉得这是当代学者的话，而是一位正统的儒家老经师怀着敬畏之情在向我们传道。在他的书里读不出聪慧，却时时遇到满腔的赤诚，这归根结底都是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牢不可破的信念。

钱锺书完全没有这个调调。我一直相信，钱锺书在普罗大众当中的赫赫声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文风的晦涩。假如《管锥编》也像《围城》那样通俗、那样流行的话，人们一定会发现他对传统文化满是刻薄的讥讽，把一部部国学经典的光环摔得粉碎，完全像是一个热心于“祛魅”的后现代主义者。

你更偏爱哪种风格呢，是钱穆的感性还是钱锺书的理性呢？这恐怕不取决于你的专业背景，只取决于你的个人气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