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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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有一本《中国文化史词典》,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撰的,闲暇无事,随手翻翻,却见到这样一条辞目——驿站,诠释为:古时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住处。后面还有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辞目:羽檄、军台、置邮、驿丞、火牌、金字牌、急递铺、会同馆,林林总总,凡二十余条,在惜墨如金的词典中占去了差不多三页的篇幅,可见这辞条的负载是相当沉重的。

渐渐地,心头也跟着沉重起来,寒夜翻动的书页,翻卷起一幕幕褪色的史剧,云烟漫漫,翠华摇摇,在车轮和马蹄声中联翩而过。那快马的汗息挟带着九重圣意和浩浩狼烟;凄清的夜雨浸润了整整一部中国文学史;车辚辚,马萧萧,洒下了多少瞬间的辉煌和悠远的浩叹。合上书页,你不能不生出这样的感慨:这两个藏在词典深处的方块字,竟负载着多么恢宏的历史文化蕴涵!

于是,我记下了这两个古朴的方块字:驿站。

词典上的解释似乎过于矜持,感觉深处的驿站,总是笼罩在一片紧迫仓皇的阴影之中,那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的逼近,又旋风般的远去,即使是在驿站前停留的片刻,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轮值的驿官匆匆验过火牌,签明文书到达本站的时间,那边的驿卒已经换上了备用的快马,跃跃欲试地望着驿道的远方。所谓“立马可待”在这里并非空泛的比附和夸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形象,一种司空见惯的交接程序。晴和日子,驿道上滚滚的烟尘会惊扰得避让的行人惶惶不安。此刻,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会利用擦汗的机会,望一眼那远去的快马,心头难免一阵猜测:那斜背在驿卒身后的夹板里究竟是什么文书呢?是升平的奏章,还是战乱的塘报?或者会不会什么地方又发生了灾荒?那么,或许过不了几天,从相反方向驰来的快马,少不了要降下抽丁增税的圣旨哩。农夫叹息一声,西斜的日头变得阴晦而沉重。

若是在夜晚,马蹄在驿道上敲出的火花瑰丽而耀眼,于是在门前捣衣的村妇便停下手来,一直望着那火花渐去渐远,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西风初至,砧声四起,为久去不归的征人赶制寒衣,思妇心中该是何等凄苦!自从汉代的班婕妤写出《捣素赋》以来,捣衣的情境便成为闺怨诗久吟不衰的重要母题,砧声总是在秋夜响起,而寒衣一般都要送往塞外,诗人们穷极才思,把女子捣素的动作描绘得舞蹈一般婀娜多姿,并对那划破静夜的砧声特别作了牵人心魂的渲染。但有谁曾把这月下的砧声和驿道上的马蹄声作过类比和联系,写出思妇目送驿马远去时的悲剧性感受呢?

驿卒的神色永远严峻而焦灼,那充满动感的扬鞭驰马的形象,已经成为一幅终结的定格。对于他们,这或许只是出于职业性的忠诚,他们大抵不会意识到,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王朝,正在这马蹄声中瑟瑟颤抖。

这种颤抖,一些比较清醒的君王不能不有所感受。明崇祯帝朱由检是一位生逢乱世,却又力图振作的末代君王,国事日非,江河日下,使得他对报马的敏感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每天,他既盼望着驿马送来佳音,又害怕接到的是坏消息,因此,对下边送上来的塘报,竟陷入了想看又不敢看、然而终究又不得不看的尴尬境地。心态惶惶,忧思如焚,竟然反映在他下令铸造的钱币上,这种方孔制钱上铸有奔马图案,民间称为“跑马崇祯”,原先的寓意是“马报(跑)平安”、“马到成功”。但无奈事与愿违,快马送来的总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消息,弄到最后,崇祯自己不得不跑到煤山去上吊,临死前,还撕下衣襟,写下了“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血书为自己辩护,可以说得上是死要脸的典型。于是民间传说,坏事都是因为那枚“跑马崇祯”,跑马者,一马乱天下也,而马进大门为闯,是李闯王攻进京城的预兆。又说,南明政权断送于奸臣马士英之手,恰恰也应在一个“马”上。这样的传说,很大程度上带有讽刺意味,如果真的把朱明王朝的覆灭归结于铜钱上的一匹报马,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在大部分的升平年头,驿道上的报马虽然一如往常地倥偬匆忙,甚至有不堪疲惫倒毙路旁的,但带来的不一定都是黄钟毁弃的绝响,有时,那马蹄声的背后,或许只是一幕相当无聊的小闹剧。请看杜牧的这首《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中间的本事,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大概都不会生疏的。杨玉环爱吃荔枝,这种个人的小嗜好本来无可非议,特别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这点嗜好说不定还能增添她的个性魅力。但问题在于她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贵妃,于是,个人的小嗜好便演成了历史的大波澜,搅得天翻地覆。据说为了进荔枝,一路上驿马踏坏了无数良田,而驿站中的马匹也跑死殆尽,驿官无法应差,纷纷逃去。当杨贵妃远望着“一骑红尘”而展颜一笑时,那笑容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含义,她只是觉得挺开心,最多也不过有一种“第一夫人”的荣耀感,或许还会勾起一缕思乡之情,因为荔枝恰恰来自她的巴蜀老家。她绝对不会想到,在驿马经过的漫漫长途中,有一个叫马嵬驿的地方,已经为她准备了一座香冢。

其实,千里迢迢地用驿马进献荔枝,唐明皇和杨贵妃都不是始作俑者。《后汉书·和帝纪》载:“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有唐羌其人,当时任临武长,向朝廷冒死进谏,他说得比较入情入理:“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这位汉和帝倒不很固执,居然听进去了,下诏停止了这一暴政。《广州记》说:“每岁进荔枝,邮传者疲毙于道,汉朝下诏止之。”是为旁证。汉和帝受用荔枝,大概只是为了延年益寿,没有多大意思,后人知道的也就不多。到了唐明皇那个时代,因为事情和杨贵妃有关,沾上了点桃红色,作为风流韵事,流传起来就很容易不朽。文人首先要抓住不放,借助这不朽的题材追求“轰动效应”,就连杜甫这样古板的人也忍不住要跟着吟诵几句:“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而杜牧的《过华清宫》更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以至于一千多年以后,一位住在重庆的文化人有感于时事,操起讽刺诗作武器时,也不由自主地套用了《过华清官》的格调:

荒村细雨掩重霾,

警报无声笑口开。

日暮驰车三十里,

夫人烫发进城来。

小诗在重庆《新民报》一经发表,立即不胫而走,各家报纸纷纷转载。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一边是最高当局高喊着“一滴汽油一滴血”,要国民勒紧裤带;一边却是高官政要们奢侈豪华,挥霍无度。比之于杜牧的《过华清宫》,这首小诗自然更带点打油的味道,但对权贵讽刺之辛辣,却着实令人拍案叫绝。

写诗的文化人其实是位小说家,他叫张恨水。

中国的文人历来有出游的嗜好。李白的狂放,除去金樽对月“将进酒”,就是仗剑浩歌“行路难”;而在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途中,大诗人陆游肯定会有不同于“铁马冰河”的全新感受。相对于逼仄的书斋来说,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缤纷浩阔的人生体验,“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这又是何等的令人神往!于是,他们打点一下行装,收拾起几卷得意的诗文(那大抵是作为“行卷”走后门用的),潇潇洒洒地出门了。一路上访友、拜客、登临名胜,走到哪里把诗文留在哪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些彬彬弱质的文人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要消磨在旅途中,而驿站,便成了他们诗情流溢和远游行迹的一个汇聚点。

关于驿站,人们很难淡忘这样一幅古意翩然的风俗画:清晨,羁旅中的文士又要上路了,站在驿馆门前,他似乎有点踟蹰,似乎被什么深深地感染了。眼前细雨初霁,柳色清新,屋檐和驿道被漂洗得纤尘不沾。遥望前方,淡淡的晨雾笼罩着苍凉寒肃的气韵。文士的心头颤动了,一种身世之感顿时涌上来,他要写诗了。但行囊已经打好,就不愿再解开,好在驿站的墙壁刚刚粉刷过,那泥灰下面或许隐映着前人留下的诗句,那么,且将就一回吧。当他在粉墙上笔走龙蛇时,驿站的主人便在一旁给他捧着砚池,围观的人群中则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文士酣畅淋漓地一挥而就,然后飘然远去。

这有点像王维的《渭城曲》,但又不全是。《渭城曲》是端着酒杯为朋友送行,一边说着珍重的话,大体上是纪实的。而这里的驿站题诗只是一种典型情境,典型情境可能发生在阳关,也可能在别的任何地方;远行者身边可能有执袂相送的友人,有举起的酒杯和深情的叮嘱,也可能没有。反正,对于那个时代,那些文人来说,兴之所至,在驿站的墙上涂抹几句诗是很平常的事,驿站的主人不会认为这有污站容,写诗的人也不觉得有出风头之嫌,围观者更不会大惊小怪。到底有多少诗就这样“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上,恐怕谁也没有统计过。历来研究文学和文学史的人,总是把目光盯着那些散发着陈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简册、木牍、缣帛和纸页,所谓的“汗牛充栋”,大抵就是写满(或刻满、印满)了方块字的这些玩意。有谁曾走出书斋,向着那泥灰斑驳的墙壁看过几眼呢?特别是看一看那荒野深处驿站的墙壁。

是的,驿站的墙壁,这里是恢宏富丽的中国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分册。

在这里,我无意对“墙头诗”作总体上的评价,那是文学史家的事。我要说的只是,当文士们站在驿站的墙壁前时,他们的创作心态一定是相当宽松的。人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体验,一旦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身心反倒自由了不少,在这里,你只是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尽可以从原先的声名之累中解脱出来。行囊已经背在身上,你心有所感,就写上几句;意尽了,写不下去了,搁笔一走了之。因此,像李白的那种“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顾虑是不存在的。这里不是文酒之会,没有硬性摊派的写作任务,用不着拼凑那种无病呻吟的应酬之作。而且,你也不必在诗中忌讳什么,讨好什么,即使像朱庆余之流上京赶考经过这里,尽管他的行囊里藏着巴结主考官的《近试上张水部》,但站在这里,他也会表现出一个堂堂正正的自我,而不必像小媳妇那样,低声下气地问人家:“画眉深浅入时无?”

文士们在墙壁上涂抹一阵,弃笔飘然而去,他自己并不怎么把这放在心上。那“发表”在墙壁上的诗,自有过往的文人墨客去评头论足。他们背着手吟读一回,觉得不怎么样,又背着手踱去,在转身之间,已就淡忘得差不多了。偶尔见到几句精彩的,便要伫立许久,品味再三,醍醐灌顶般怡然陶醉,日后又少不得在文友中传扬开去。

过了些日子,那字迹经过风吹雨打,剥落得不成样子了,店主便用泥灰粉刷一遍,清清白白的,好让后来的人再用诗句涂抹。主人照例给他在一旁捧着砚池,很赞赏的样子。

又过了些日子,文士和友人在远离这驿站的某个旗亭里喝酒论诗,唤几个歌伎来助兴,却听到歌伎演唱的诗句很熟悉,细细一想,原来是自己当初题在驿站墙壁上的,自然很得意。歌伎们传唱得多了,这诗便成了名篇名句,出现在后人编选的《诗钞》中。

在这里,诗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流传法则,而绝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则被永远湮没在那层层叠叠的泥灰之下,无人知晓。这就是淘汰,一种相当公平,亦相当残酷的优胜劣汰。

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临安附近的驿馆墙壁上发现了这样一首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样大字报式的针砭时事之作,赵家天子肯定是不会高兴的。但作者并不怕当局上纲上线地追究,在诗的末尾堂而皇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升。

这个林升,在文学史上如渺渺孤鸿,历代的《诗选》《诗话》对他的介绍无一例外地吝啬:生平不详。查遍了南宋年间的《登科录》,也没有发现这个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资料,只有留在驿站墙壁上的一首诗。因为他能写诗,而且还写得相当不错,因此推断他是一个士人;又根据诗中所反映的时代氛围,推断他大概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人。如此而已。

但既为士人,当然不可能一辈子只写一首诗,那么他的其他诗作呢?姑妄再作推测,大致有几种可能:因为那些诗不是昭著醒目地“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上,只是自己樽前月下的低吟浅唱,因此不为人们所知;或者因为不是站在驿站的墙壁前写诗,顾忌在所难免,有时不敢直抒胸臆,这样的诗,自然不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时间长了,自然湮没无遗。

说到底,还是驿站的墙壁成全了他。

林升传之后世的作品只有这一首墙头诗,但这一首也就够了。

急如流星的驿马渐去渐远,潇洒飘逸的文士翩然而过,终于,一群亡国后妃和失意臣僚走来了。

这些人原先都活得不坏,转眼之间却“归为臣虏”或“夕贬潮阳”,走上了被解押放逐的漫漫长途,心理上的落差是可以想见的。人生的痛苦大抵在于从一种生存状态跌入另一种低层次的生存状态,打击之初的创痛往往最难承受。关山逶迤,驿路迢迢,离往日的春风得意只在一夜之间,而前途则深渊一般冥冥难测,“多少恨,昨夜梦魂中。”似乎也只能在梦中玩味了。一路上的颠沛早已使思想成了一片空白,心灵的创痛,只有到了驿站之后,歇下来慢慢梳理。

驿站,笼罩着一片惨淡抑郁的悲剧气氛。

首先走来的是如花美貌的花蕊夫人。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兴兵伐蜀,蜀主孟昶虽拥有十万军队,但这个连尿壶也得用珠宝装饰的花花太岁,此刻只有绕室彷徨而已,宋兵一至,立即奉表投降。计宋兵由汴京出发到攻入成都,前后才六十六天。孟昶和他的宠妃花蕊夫人都成了俘虏,被宋兵押送北行。亡国的哀怨与激愤郁结在花蕊夫人的心头,无以排解,驿站小憩时,化作一字一咽的《采桑子》词,题在驿壁上: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但才写了半阕,宋兵便催促上路,花蕊夫人只能回望几眼,惆怅而去,那没有写完的下半阕,便永远湮没在这位蜀中才女的愁肠中。根据这种词的一般路数,下半阕应当从眼前景物化的心境描写转入对身世和时事的慨叹。多年来,孟昶荒聩误国,蜀中文恬武嬉,她不可能不有所针砭。她是个有思想的女人,这在后来她面对赵匡胤即兴口占的一首七绝中可以看出来,特别是“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两句,从闺阁诗中脱颖而出,一洗柔婉哀怨的脂粉气,很有几分“女强人”的见识。据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那未及写完的下半阕中,肯定会有石破天惊的奇崛之笔。

可惜这些我们永远看不到了,在宋兵凶神恶煞的呵斥声中,一个弱女子无奈地扔下了手中的笔,也给人们留下了文学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缺憾。

留下缺憾也好,没有缺憾就没有真正的悲剧美,至少它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个瑰丽缤纷的想象空间。但偏偏有一个无聊文人经过这里,干了一件相当无聊的事,给花蕊夫人的《采桑子》续上了半阕:三千宫女如花面,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不难看出,下半阕与原词完全是两种格调,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轻薄的女人在搔首弄姿,似乎花蕊夫人在去汴京的路上就准备投怀送抱,并且以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专宠而志满意得。这个续诗的文人不仅无聊,而且近乎无耻了。

花蕊夫人后来确实被赵家天子纳入后宫,但不久便抑郁而死。她留下的只有一首七律和半阕《采桑子》词。

花蕊夫人的《采桑子》究竟题于何处,史无记载,但从“初离蜀道心将碎”一句看来,大概是在南栈道(蜀栈)的北部终点附近。栈道天险,向来被倚为巴蜀的屏障,也是从中原经关中入川的唯一陆路通道。“献俘阙下”的宋军沿着栈道迤逦北去,对于花蕊夫人来说,则是在一步步远离自己的故国家园。一俟过了栈道,进入关中,那种永诀的感觉突然一下子现实而强烈起来:此一去,故国难归,家山难见,天上人间,永无相期之日了。正是在对巴山蜀水凄婉的回眸一瞥中,产生了催人泪下的《采桑子》词。

驿站,似乎负载着太多的忿郁和悲凉,而越是接近栈道的南北两极,这种情感负载便越是趋向极致。

花蕊夫人的身影消失在栈道北极两百多年以后,大诗人陆游来到了栈道南极的武连驿。他行进的方向和花蕊夫人正好相反,从关中南行入川,往成都去,但愤激悲凉的心境却和花蕊夫人惊人的相似。当然,他不能没有诗:

平生功名浪自期,

头颅至此不难知。

宦情薄似秋蝉翼,

乡思多于春茧丝。

这是七律《宿武连县驿》的前四句。时在乾道八年(公元1172 年)深秋,诗人的情绪也和节令一样萧瑟寥落。本来,他已经送别了栈道的崔嵬奇险,前面便是坦荡的成都平原,路是好走多了,但他却迟迟不愿走,前方那座绿树繁花中的“锦官城”对他没有一点诱惑力。在武连,他整整盘桓了三天,大约是为了让自己的情思越过千里栈道,和渭水岐山牵系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听听那沙场秋点兵的旷远回声。而一旦进入了成都平原,那不绝如缕的情思将何以依傍?那里的花太红,水太清,歌舞也太华丽,很难容得下他身上沾染的边关雄风,也很难找到一处说剑谈兵的厅堂。

在关中的大半年时光恍如梦幻一般。早春二月,四川宣抚使王炎驰书邀他前去南郑襄赞军务,共谋恢复大计。南郑是宋金西战场的中枢所在,而王炎既是义气慷慨的主战派将领,又是陆游的朋友,陆游曾把他比作汉朝的萧何和唐朝的裴度。对于急欲杀敌报国的陆游来说,这是他一生中得以亲临前线的唯一机会,诗人的振奋是可以想见的。关中大地,有如汉唐历史一样雄浑苍凉,在这里,诗人有铁马秋风的戍守,有指点关河的谋划,有南山射虎的壮举,还有强渡渭水、激战大散关的呼喊。戎马生涯方显男儿本色,满腹诗情撒入逐敌的马蹄,汇成宏丽悲壮的吟唱。文人总是容易得意忘形的,陆游踌躇满志,似乎蹉跎半生,从此风云际会,可以施展一番了。然而,大半年以后,王炎被当局莫名其妙地调离川陕,陆游也改任成都安抚使参议官,去坐冷板凳。“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这种迁徙看起来是“平调”,但对陆游来说,则无异于贬逐。从南郑经栈道去成都,一步步远离了他魂牵梦萦的抗金前线,这种心情和花蕊夫人远离故国的愤郁凄凉相去不会很远。“宦情薄似秋蝉翼,乡思多于春茧丝。”这似乎成了一种规律性的心态,贬放之际,越发感到官场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回去品味乡音的好。

三天以后,陆游离开了武连。当诗人眷眷回望时,他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最为辉煌的一段人生被永远地抛在后面了,而这座栈道南极的小小的驿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转折点。

现在,我们该走进驿站的门厅去看看了。

这里不同于普通的客栈,就所有制而言,它是官办的,大约相当于眼下的“干部招待所”吧。因此,贩夫走卒自然是不接待的,就是揣着斗大银子的富商大贾恐怕也进不去,这里面有个规格问题,不像现在只要有钱,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踱进总统套房去消受。但贬官罪臣却可以进得,因为这些人的流徙毕竟属于“官事”的范畴。另外,大约还有利于随时掌握他们的行踪,实施严密的监控。对于京师的当权者来说,那遍布全国的驿站和驿道,便有如拴着一串串蚂蚱的绳子,若是心血来潮,要追加什么处置,只须随便提起一串,指点着其中的一只,说一声“钦此”,缇骑顺藤摸瓜,省心极了。因此,即使像魏忠贤这样的巨恶元凶,在放逐途中也能享受驿站的接待。当崇祯要对他重新“逮治”时,传递诏书的圣差便沿着驿道,很容易地找到了那家下榻的驿站。这个极富于政治敏感的宦官头子一听到门外的马蹄声,就知道皇上变脸了,为了不至于死得太难受,他索性抢先吊死在房间里。

这里的一切谈不上堂皇,处于深山僻野的驿站甚至显得简陋,但里里外外都收拾得极整肃。进了门,便有驿卒迎上来,指点着把牲口牵进厩里去喂料饮水,掀起青布门帘把客人让进房间,然后站着介绍吃喝拉住一应事宜。一阵忙乱之后,驿站里渐至安谧,伙房里的炊烟升起来,空气中洋溢着新鲜菜蔬和麦饭的香气。客人经过一天的劳顿,在这温馨的环境里当可以做一个不太坏的梦。

驿丞虽是个末流小官,但文化素养和处事能力都很值得称道。那门前告白上的书法或许相当不坏;客人有兴致时,他照例会向你介绍当地的风俗人情及掌故轶事之类,既不显得卖弄,也不缺乏书卷气。或拿出某某名士某某显宦留下的墨迹来炫耀,评论亦相当精到。因此,你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客人在驿壁上题诗时,他表现得那么赞赏,且在一旁捧着砚池。可以设想,他们本身就是读书人,或屡试不第,或在官场中没有背景,才干上了这养家糊口的差事。这些人大都有较多的阅历,客人进门了,他一看气象排场,大体上就能认定对方的身份,是升迁还是贬谪,是赴考还是下第,是春风得意还是颓唐落拓。对趾高气扬之辈,他自然得处处赔着小心;对失意者,他一般也不表现得那么势利。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知道哪一片云彩上有雨呢?说不定什么时候上头一道圣旨,人家就腾达了、升迁了,又经过你这里哩。这些世态人情,他们看得多了,也就看得比较透。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

明代成化初年的杨守陈就经历过这么一次。杨守陈官居洗马,这是个不小的官,一般担任皇太子的老师或随从,因此有“东宫洗马”或“太子洗马”的说法,级别大致在五品以上,算得上是高级干部了。其实,光看级别还不足以显示洗马的分量,一道显而易见的官场程式是:太子是预备着当皇上的,一旦登基,对当年的老师和故旧自然会有所提携,有的甚至被倚为股肱重臣(例如明代宣德、正统两朝的杨溥和万历朝的张居正)。因此,这头衔有时也被赐给那些年高德劭或功勋卓绝者,其实他们既不教太子读书,也不作太子的跟班,只纯粹是一种荣誉。但杨守陈这个洗马倒是实实在在的。一次,他回乡省亲,下榻于一所驿站,驿丞以为“洗马”就是管打扫马厩的,很有点不放在眼里,言谈举止,竟跟他平起平坐,还悻悻然地问他:“公职洗马,日洗几何?”这就很不恭敬了。杨守陈却并不生气,相当平静地回答道:“勤就多洗,懒就少洗,是没有定数的。”少顷,有人向驿丞报告,说有位御史即将来站,驿丞一听,御史比这洗马的官大多了,便催杨守陈赶紧把房间让出来,以便接待御史大人,杨守陈仍然很平静地说:“这固然是应该的,但等他来了以后,我再让也不迟。”不久,御史驾到,进门一见到杨守陈,就跪下磕头请安,杨守陈一看,原来是自己的门生。接下来轮到驿丞大惊失色,连忙跪在阶下,口称有罪,乞求杨守陈宽恕。杨守陈却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十分计较。

应当说,杨守陈这位洗马的肚量是很难得的,如果换了另外一个洗马,或别的什么大官,十有八九要把驿站闹腾得鸡飞狗跳,这位小小的驿丞也保管吃不了兜着走。但令人困惑的是,专司送往迎来之职的驿丞,何以会有眼不识“洗马”呢?大概这位老兄原先只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和县太爷有什么裙带关系,开后门谋来的差事,小人得志,看人时难免带着一双势利眼。当然,也怪杨守陈太随和了,全没一点官架子。要是人家对他不恭敬时,他稍微晓以颜色,喝一声:“大胆!”驿丞还敢放肆么?

除去现任官吏而外,驿站的另一类顾客是文人。在中国,文人历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官僚阶层只有一步之遥,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一幅通俗化的图解。但对于绝大多数文人来说,这一步却关山重重,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确切地说,文人是一群“候补官吏”,因此,他们在出游或赶考途中,踱进驿站是很自然的事。很难设想,如果失却了文人潇洒的身影和笑声,失却了他们在夕阳下的伫立和夜雨中的苦吟,失却了驿壁上酣畅淋漓的诗迹,只剩下过往官员粗暴的呵斥和驿丞小心翼翼的逢迎,驿站将怎样地单调冷漠,有如舞台上临时搭设的布景,毫无生气,毫无历史的张力和文化气韵。

文人不仅在驿站题诗,还在驿站做梦,梦是他们人格精神的恣肆飞扬,这时候,心灵深处的渴求将冲决现实的种种樊篱而遨游八极,幻化出奇诡瑰丽的境界。我们看看元稹的这首《梁州梦》:

梦君同绕曲江头,

也向慈恩院里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

忽惊身在古梁州。

作者在诗下自注说,一天晚上,他夜宿梁州驿馆,梦见与白乐天、李杓直诸友同游曲江,然后入慈恩寺诸院,忽然被人唤马嘶声惊醒,原来是信使出发前备马,这时天已破晓,他立即匆匆写成此诗,请信使捎走。

作为一段诗话,仅仅到此为止,意思恐怕不大。

但接下来还有。

白居易接到这首诗,屈指一算,感叹不已,原来元稹梦游曲江的那一天,他正好与李杓直等人同游曲江,且到了慈恩寺,不信,那寺院粉墙上有自己的《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为证:

花时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

计程今日到梁州。

事情竟如此奇巧,白居易和朋友游曲江时还在念叨:如果微之(元稹的号)在,该有多好,算算行程,他今天该到梁州了。而就在同一天,元稹恰恰在梁州驿站,梦中与白居易等作曲江之游,梦境与现实惊人地吻合。作为文坛佳话,后人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千里神交,息息相通,特别是在元白这样的挚友之间,心灵之约应该是可能的。

白居易当然也要把这首诗从寺壁上抄下来,请信使飞送元稹。当元稹在离长安更远的驿站里读到它时,又会有什么感慨呢?或者又会做什么梦呢?

元稹读白居易的诗,所感受到的必定是那种深沉而悠远的思念,峰回路转,山高水长,朋友情深如此,该是多大的慰藉!他大概不会把对方的寺壁诗和自己的驿站诗进行比较,且作出高下优劣的评判。

但我们不妨来做做这项工作,就此引出一个新的话题:关于驿壁诗和寺壁诗及酒楼诗的比较,从而寻找驿壁诗在文化坐标上的位置。

元稹和白居易都是做过大官的人,但总是磕磕碰碰的。官场的侧面是诗坛,官场失意而为诗,诗往往写得格外出色。元白始以诗交,终以诗诀,仅唱酬之作就达一千余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友诗敌,难有高下之分,但仅就上文中所引的两首诗来看,平心而论,元诗恐怕更胜一筹,特别是“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两句,奇峰突起,呼之欲出,弥漫着凄清苍凉的意蕴,境界相当不凡,比之于白诗的明白晓畅、深情蕴藉,无疑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这种高下之分并不取决于两人的才力,而是由于写诗时特定的环境使然。孤独的远足,孤僻的驿站,孤苦落寞的心态,这一切都使得元稹越发思念远方的朋友。残灯无焰,荒野寂寥,现实的世界凄清而逼仄,只能去梦中寻觅了。梦中的天地是温馨而欢悦的,然而梦醒之后,惶然四顾,那种怅然若失的心理反差又使得思念更加铭心刻骨,如此开阖跌宕的感情体验,焉能没有好诗?而同样是对朋友的思念,白居易身边有李杓直等人的陪伴,有芳菲灿烂的春景,说不定还有寺院方丈的恭维和招待,他们在赏花谈笑,品茗喝酒时,心灵深处感到了一种缺憾和呼唤,虽然这种感情相当真挚,但毕竟不像元稹那样孤寂无傍。因此,即使像白居易这样对诗相当讲究的人,也只能重蹈“折花作筹”之类屡见不鲜的意象,很难有神来之笔。

驿站,似乎总是与孤独相随。这里没有觥筹交错和前呼后拥,没有炫目斑斓的色彩,连日出也顾影自怜般羞怯。这里只有孤烟、夕阳、冷月和夜雨。但孤独又是一种相当难得的境界,只有这时候,人们才能从尘世的喧嚣中宁定下来,轻轻抚着伤口,心平气和地梳理自己的感情,而所谓的诗,也就在这时候悄悄地流出来。既然是在这么一个荒僻简陋的去处,没有什么可以描摹状写的,诗句便只能走向自我,走向内心,走向深沉。去看看驿壁上层层叠叠的诗句吧,那里面很少有花里胡哨的铺排之作,有的只是心灵的颤动和惋叹。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寺院的墙壁,那上面往往也写满了诗,而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要数扬州惠照寺的《碧纱笼》。有关的本事早已脍炙人口了,大体情节带着浓重的世俗色彩:书生王播借住寺院,备受奚落,题诗墙壁以泄愤。三十年后穷书生已成了权倾一方的淮南节度使,衣锦重游,见昔日自己在寺壁上所题的诗句已被寺僧用碧纱笼罩起来。王播感慨万千,又提笔续诗一首,是为《碧纱笼》诗。应当承认,在所谓的“寺壁诗”中,这首《碧纱笼》算是写得不坏的,其原因就在于势利眼的僧人给了王播相当真切的人生体验。“三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真是道尽了世态炎凉和科举制度下十年寒窗、一朝显达者的人生之梦。但绝大多数走进寺院的文人都不会有王播那样的体验,他们大抵已经成了名士,只是来走走看看,散散心。因为自唐宋以来,与僧人的交往,已成了文人士大夫一种颇为时髦的风气。他们来了,寺院里也觉得风光,方丈自然前前后后地陪着,听琴、赏花、品茗、下棋,有时还要互斗机锋,在参禅悟道的灵性上一比高低,气氛却还是友好的。玩得差不多了,为了附庸应酬,在墙壁上写几句诗作交待。或摹写寺院生活的清幽情趣,或体味山林风景中蕴含的禅机,感情难免浮泛。这些人虽然锦衣玉食,却往往在诗中大谈不如出家人自在,尽说这种言不由衷的话,诗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与寺院的清静形成对比的是酒楼。在有些人眼里,酒楼是至高无上的圣殿,“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坐在酒楼里,便可以满不在乎地睨视人间的最高权威,文人因酒而狂放,一至于此。酒楼又往往是终结驿道的仪门,经过了漫长的苦旅,终于把最后一座驿站留在身后了,即使是被贬谪的官员或落第的学子,也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于是,三朋四友,意气相邀,径直来到那青帘高挑的所在。“将进酒,杯莫停。”酒入愁肠,心境越发颓丧,觉得世间万事都没有什么意思;酒入豪肠,又激昂慷慨,气可吞天,俨然要拥抱整个世界,这都是由于酒的魔力。这时候写诗,朱红小笺便太仄,铺排不开满腔的块垒,直须提笔向那堵粉墙上涂抹。因为在文友面前,有时还在千娇百媚的歌伎面前,他们得卖弄才气,也卖弄自己的伤感和豪放。那诗,便带着几分夸张和矫情,全不像当初站在驿壁前那样地行云流水般坦荡自然。至于那酒楼粉墙上的墨迹,绝对都是狂草,有如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一般。有时,夸张和矫情也会豁边,少不了要惹出点麻烦来,例如宋江在浔阳楼多喝了几杯,晕乎乎地在墙壁上题了几句诗,就差点丢了脑袋。我一直认为,像岳飞的《满江红》那样的词作,必定是用浓墨蘸着烈酒,挥洒在酒楼墙壁上的,不然,何以会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那样标语口号式的句子?同样,如辛弃疾的“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之类,则必定是闲倚竹篱,清茗在手,悠悠然随口吟出来的。他也肯定不会写在墙壁上,而是踱回书房,记在粉红色的薛涛笺上,笔迹亦相当流丽隽逸,有晋贤风味。

但驿站终于坍塌了,坍塌在历史的风雨中。

我曾经设想,如果有可能,我愿意跋涉在荒野的深处,去辨认每一座驿壁上斑驳的诗文。我只要一头毛驴、一根竹杖,沿着远古的驿道,年复一年地探寻历史的残梦和悠远苍茫的文化感悟。

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今天,你可以极随意地找到一座香火不很清淡的寺院,也可以找到各种风格的仿古酒楼,但到哪里去寻找一座古韵犹存的驿站呢?

于是又忽发奇想,好在现代科学已经出神入化了,如果能找到几堵尚未坍塌的驿站的墙,借助超显微技术的透视,我们将会看到隐没在其中的层层叠叠的诗篇,连带着鲜活灵动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其中的绝大多数以至全部你可能都是第一次见识。偶尔看到几首相当熟悉的,那就是经过流传的淘汰而得以不朽的好诗了。这时候,你才会发出由衷的慨叹:自己手头那些历朝历代的诗集,原来是多么贫乏而缺少色彩!

这设想有点像童话,一则关于驿站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