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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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文化人看南京,常常会不自觉地带着唐宋士大夫的目光,眼界所及,无非六朝金粉,一如刘禹锡和韦庄诗中的衰飒之景,似乎这里从来不曾有过一个赫赫扬扬的明王朝。他们徘徊在明代的街巷里寻找王谢子弟华贵的流风;拨开洪武朝的残砖碎瓦搜求《玉树后庭花》柔婉的余韵。其实,他们只要一回首,明代的城墙便横亘在不远处的山影下,那是举世瞩目的大古董,一点也不虚妄的。作为一座城市,南京最值得夸耀的恰恰是在明代,它的都市格局也是明洪武朝规模建设的结果。因此,近代人看到的南京,实际上是一座明城,在这里访古探胜,亦很难走出朱明王朝那幽深阔大的背影。

那两年,我在南京大学的一个进修班挣文凭,住在离学校很远的后宰门。宿舍是大家凑份子租来的,“顶天”的一层楼统包了。开学第一天,大家正忙着洗扫收拾,忽听到一个南京本地的同学在阳台上叫起来:“这下冤了,把我们打进冷宫了。”起初我不曾介意,以为他是冲着校方发什么牢骚。等到跑上阳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心头便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天,竟有这么巧的!

没错,这里大体上就是明代的冷宫,而西南边不远那片烟树葱茏的所在,便是明故宫的前朝三大殿——自然已经是废圮的了。我由于关注过明代的史料,对明故宫的大体格局还算比较熟悉。可以想见,六百多年前,这里曾浸透了多少深宫女子的血泪,在那一个个幽冥的静夜,当知更太监懒懒地用檀木榔头敲击着紫铜云板时,这掖庭东侧的角落里,该是怎样的落寞凄凉。

当然要去看看明故宫。

当年朱家皇帝面南而坐的金銮宝殿,现今连废墟也说不上了,只剩下几许供人凭吊的遗迹,绿树茂草,游人依依,一派宁和的秋景。那巨大的柱础和断裂的青石丹墀,使人想起当初宫宇的壮丽崇宏,也给人以无法破解的疑团:以六百多年前的运输条件,这样的庞然巨物是怎样从产地运往宫城的呢?唯一可以看出点立体轮廓的是金水河前的午门,但上部的城楼也已殒毁,现存的只有城阙和三道门洞,中间的一道是供皇上通行的,巨石铺就的御道被车轮碾出了深深的印迹,不难联想到当初銮驾进出时,那种翠华摇摇的威仪。午门前还应该有一个广场,所谓的“献俘阙下”大抵就在这里,但那样的场面不多。更多的场面是杀人,在旧小说和传统戏中,每当“天威震怒”时,常常会喝一声“推出午门斩首”的,自然是极刑了。但平心而论,在明故宫的那个时代,因触犯朱皇帝而被推出午门杀头,实在算得上是一种优待。那时候杀人的花样多的是,抽筋、剥皮、阉割、凌迟,甚至用秤杆从下身捅烂五脏六腑,总之不能让你死得那么爽快。最常见的是捺倒在地,噼哩拍拉一阵死打,直打成血肉模糊的一堆,称之为廷杖。而相比之下,“喀嚓”一刀便了结性命,无疑是最舒服的了。因此,临刑的那位跪在阶下高呼“臣罪当诛兮谢主隆恩”时,那感情可能是相当由衷的。

这就是明故宫,一座因杀人无数而浸漫在血泊中的宫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从南方起事而威加海内的封建王朝的定鼎之地,如今却只剩下一片不很壮观的遗迹,陈列在恹恹的秋阳下。

出明故宫遗址公园,遥望东去仅一箭之地的中山门(明代称为朝阳门),我心中不由得升上一团疑云:皇城这样鳞次栉比地紧挨着外城门,这于防卫无疑是一大禁忌,即使在当时,若用火炮架在城外,也是可以直接威胁大内的。那么,公园出口处的石碑上,关于明故宫不止一次地罹于兵火的记载,自然是与此有关的了。但令人费解的是:朱元璋是马上得天下的开国之君,以他的雄才大略,当初为什么竟疏于考虑呢?

公元1368 年,寂寞了差不多四百年的应天府又风光起来。自从南唐后主李煜在这里仓皇辞庙以后,这座城市便一直不曾被帝王看重过,他们来到这里大多只是暂时驻跸,歇歇脚,对着六朝遗物发几句感慨,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启驾离去。在他们看来,这儿的宫城里充满了兵气和血光,历来在这里停留的王朝没有一个不是短命的。南宋初年,那么多的大臣要皇上在这里建行都,“抚三军而图恢复”,但鬼精灵的赵构最终还是跑到临安去了。如今,一个束着红头巾的草头王却看中了这里,他要在这里长住下去,定都称帝。这个其貌不扬,脸盘像磨刀石似的黑大汉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他是从淮北皇觉寺的禅堂里走来的,带着满身征尘。当然,和差不多所有马上得天下的开国帝王一样,也带着一股王霸之气,这一点,只要随便看看他写的那些打油诗就可以知道了:

百花发时我不发,

我若发时都吓杀。

粗豪到了蛮不讲理的程度,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气韵。再看:

杀尽江南百万兵,

腰间宝剑血犹腥。

几乎是瞪着眼睛吼出来的,活脱脱一个山大王的形象。现在,你看他站在钟山之巅,朝着山前的那片旷野作了个决定性的手势,作为帝祚根基的皇城就这样圈定了。

毋庸置疑,在当今皇上的这个手势背后,支撑着一种洋洋洒洒的自信。自汉唐以来,历朝都城皆奉行“皇城居中”的格局,这既符合帝王居天地之中的封建伦理信条,又有利于现实的防卫。而现在,他手指的那个地方紧挨朝阳门内,偏于旧城一隅,一旦敌方兵临京师,坐在乾清宫的大殿里也能听到城外的马蹄声。这些年来,朱元璋打的仗不算少,有好几次几乎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因此,对皇城的防卫问题,他不能没有深远的战略考虑。不错,皇城偏于一隅,于防卫是一大禁忌,但古往今来,有几个王朝是靠皇城的坚固而长治久安的呢?大凡让人家打到了京师脚下,这个王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即使据皇城而固守,又能苟延多少时日?在金陵作为京师的历史上,这座城市从来就像纸糊一般的脆弱,艳情漫漫,血海滔滔,一旦强敌迫境,大都一鼓而下。只有南梁侯景之乱时,梁武帝固守台城,撑了一百多天,但最后还是没有守住,梁武帝倒始终没有退出宫城——他饿死在里面。到陈亡以后,隋文帝杨坚害怕南人再起,一把火烧了六朝宫阙。其实他也太多心了,一座宫城能顶鸟用?

在中国的历代宫城中,明故宫的摆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防卫高于一切的主导思想被淡化,“皇城居中”的传统格局遭到摒弃——虽然朱元璋的子孙后来迁都时,又把宫城严严实实地藏到了京师的中心。但至少在洪武初年,当朱元璋站在钟山上规划宫城时,他显然对刀兵之争看得不那么重要。他有这样的气魄。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听听宫城上的“画角吹难”。

据明人朱卬《三余赘笔》、董谷《碧里杂存》等史料记载,明宫城建成后,每天五鼓时分,朱元璋便派人在谯楼上一边吹着画角,一边敞喉高歌。画角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其声激昂旷远。歌词凡九句,起首三句为“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史家称为“画角吹难”。可以想见,站在谯楼上的当是一位老者,声调嘶哑而苍凉,带着一种穿透力极强的沧桑感。那旋律也许不很复杂,但反复强调的“难难难”却不屈不挠地浸漫得很远。寒星冷月,万籁俱寂,“画角吹难”颤悠悠的尾音在熹微的曙色中抑抑扬扬,有如历史老人深沉的浩叹。

这声音传入帘栊深重的后宫,君王惊醒了,他把温柔和缠绵留给昨夜,抖擞精神又坐到龙案旁。当他用握惯了马缰和刀剑的手批阅奏章时,这位开国雄主又似乎不那么自信了,你听那九句歌词,前三句就有四个“难”字,这皇帝也不好当呢,特别是开国皇帝更不好当,马上得天下而又不能马上治之,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他必要亲自处理,不仅大权不能旁落,连小权也要独揽,那宵旰操劳的身影,该是何等疲惫?请看他自己记叙的一件琐事:

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朕命中书郎王敏立而诵之, 至字六千三百七十,未睹五事实迹。于是扑之。次日深夜中, 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 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著迹以行。吁,难哉!

也真是难为皇上了,一篇万言书,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后,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说的全是空话,于是龙颜大怒,把上书人打了一顿。但万言书还得看下去,累了,躺在床上听人读。到了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才涉及本题,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是可取的,即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本来用五百字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却啰啰嗦嗦地说了一万七千字,惹得朱元璋一怒之下打了人,后来又承认打错了,并表扬被打的人是忠臣。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政务处理、臣僚建议,都得用书面文件的形式上奏下谕,当皇帝的一天要看多少文件?“吁,难哉!”这叹息中透出一种与攻城掠地的雄健完全不同的疲惫;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一种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的自觉。这叹息出自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之口,便相当流畅地演绎为每天清晨谯楼上的“画角吹难”。歌吹呜咽婉转,沸沸扬扬,越过王公贵族的朱红府第和苔藓湿漉的寻常巷陌,于是舟船解缆了,车轮驱动了,炊烟升腾了,市声人语在雾露凝滞中嫩嫩地扩散开来……

但“画角吹难”毕竟只是一种相当形式主义的宣传,谯楼上浪漫色彩的歌吹也不可能传遍王朝的每寸疆土。实际上,朱元璋更注重铁的手腕,他狠狠地把玉带揿到肚皮底下——据说这是他杀人的信号——于是午朝门外人头滚滚,弥漫着一片血腥气。

历史上有哪一个王朝不杀人呢?特别是一个新王朝开始运转的时候,总是需要足够的人血作为润滑剂的。战场厮杀、自相残杀、谋杀、冤杀、自杀、误杀、鬼鬼祟祟背后捅刀子杀、明火执杖堂而皇之地杀、为了借几颗人头作交易而闭着眼睛杀……杀杀杀,直杀得血雨飘零,浸润了厚厚一本史书。但翻开这本史书,明故宫恐怕算得上是杀人最多的宫城,这一点,连朱元璋的大儿子皇太子朱标也看不下去了,多次劝父亲刀下留人。朱元璋听烦了,把一根棘杖扔在地上,叫儿子拿起来,见儿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当下有分教:“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给你砍掉,再交给你,岂不是好?”

朱元璋扔在地上的那劳什子,无疑象征着朱家王朝的权杖,而他眼中的“刺”则不外乎三种人:勋臣贵族、贪官污吏和知识分子。他认为正是这三种人对朱家王朝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因此要大杀特杀。仅在所谓的明初“三大案”中,倒在血泊中的死鬼便有十数万,流放者更加不计其数。平心而论,这中间确有该杀的,但杀得这样滥,这样残酷,这样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株连灭族瓜蔓抄,却不能不归结于一种心理变态。这一杀,开国元勋和军界勇武几乎无一幸免,稍微有点名气的文人也差不多杀光了。青年才子解缙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当时朝野噤声,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要了自己的脑袋,他居然敢于上万言书,对杀人太滥提出批评,所谓“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这话说得够重的了。但朱元璋看了,反而连夸:“才子,才子!”在文字狱的罗网和大屠杀的恐怖气氛中,解缙何以能这样如鱼游春水呢?当然,他有才气,在文坛上有影响,这是本钱。但比他才气大影响大的人(如“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不是照样做了刀下之鬼吗?这实在是很值得玩味的。据说,一次朱元璋在金水河边钓鱼,半天也没钓到一条,令解缙赋诗解闷。解缙应声吟成七绝一首,其中后两句为:“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这种马屁诗实在蹩脚透顶,特别是出自于才华横溢的解缙之口,实在令人赧然,但朱元璋听了很高兴,这就够了。中国的文人——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文人——就是这般可悲,你得先学会保护自己。一般来说,解缙是个相当狂放亦相当富于正义感的人,绝非吹牛拍马、趋炎附势者流,他那种只图博取君王一笑的帮闲马屁之作,大抵不会收进自己的文集,也不会示之于圈子内的文友,这点廉耻感和艺术良心他还是有的。《明史》中说他“才气放逸,工诗文”,其根据也肯定不会是这种马屁诗。但问题是,没有这种马屁诗,他能上万言书批评时弊吗?他能搞自己那些成名成家的“纯文学”吗?他能活到若干年后主持编纂中国文化史上破天荒的煌煌巨制《永乐大典》吗?这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悖论:文学的前提是伪文学,而正义感的伸张则要以拍马屁作为代价。中国的文人就在这种悖论的夹缝中构建自己的文化人格。这样的时代,文人可以坐在书斋里勘误钩沉做学问,也可以根据民间传说和话本编杂剧、写小说(例如罗贯中和施耐庵那样),却绝对出不了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绝对需要心灵的解放和个性的恣肆张扬,因为诗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诗情的勃动,有如早春初绽的花瓣,每一点微小的翕动都极其敏感而娇憨,“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那肯定不消生受。因此,诗往往最直接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气象。李白仗剑浩歌,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即使像苏东坡那样的浪漫派大师,从他雄奇豪迈的行吟中也不难发现宋王朝衰微的阴霾。可以断言,一个让文化人谨小慎微,整天战战兢兢地仰视政治家眼色的时代,是断然出不了大诗人的,它只能出小说家、戏剧家和学者。而诗人解缙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另一个叫袁凯的诗人采取的方法和解缙不大相同。这个少年得志、以一首《白燕》诗走上诗坛、从而被人们称为“袁白燕”的怪才,为了逃避朱元璋的迫害,只得假装疯癫,自己用铁链锁了脖子,整天蓬头垢面,满嘴疯话。但朱元璋还是不相信,派使者去召他做官,却见袁凯趴在篱笆下大嚼狗屎。使者据以回报,才不曾追究。其实这一回朱元璋受骗了,原来袁凯料定皇帝要派人来侦察,预先用炒面拌糖稀,捏成段段撒在篱笆下,好歹救了一命。但作为诗人的袁凯却永远地消失了,消失在封建专制的罗网下。一个脖子上套着锁链,满口疯话的诗人,纵有旷世才华,也绝对写不出诗来了。与之相比,当年的陶渊明倒是幸运得多,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家门前的竹篱下还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你看,“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生存空间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化空间也有了,他的田园诗也因之写得相当精致,还有什么不惬意的呢?而到了袁凯这个时候,竹篱下早已失却了清新闲适的意趣,零落芜秽,一派阴森肃杀之气。那根血迹斑斑的铁锁链,不光是套在袁某人的脖子上,而是套在一个时代,套在整整一代中国文人的脖子上。

一个诗人,就这样疯疯癫癫地走在大明的京城里,脚下是六朝碑板(朱元璋曾下令用六朝碑板铺街,以致“城内自夫子庙以外绝无宋元之碑刻”),这是一种多么惊心动魄的奢侈!真草隶篆,琳琅满地,走在上面,每一步都踩着一截历史、一阕绮丽风华。远处的宫城在烟雨凄迷中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影子,景阳钟响起来了,是不是又要杀人呢?

冤死在宫城下的还有一些女人。在一个男性的世界里,她们大都因为是罪臣的家属而株连被祸的。但有时也不尽然,例如有个叫硕妃的女人——她自然是当今皇上自己的家属了——也死得很惨。她的罪过是为朱元璋生了个儿子,朱元璋算算妊娠期只有八个月,怀疑不是龙种,但又仅仅是怀疑,查无实据,只得采取双重标准,儿子还是承认的,老婆却被打入冷宫,受铁裙之刑。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铁裙是一种什么刑具,而一个女人日夜穿着铁裙将是什么滋味,反正硕妃被活活折磨死了,她留下的那个儿子叫朱棣,几十年以后,他率领大军攻进了南京城。

他当然不是来为母报仇的,因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庶出,“朕,太祖高皇帝嫡子也。”他到南京来是为了争夺皇位,而当时的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这场朱家叔侄之间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结果侄子失败了,在宫城的一片大火中,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堂而皇之地登上奉天殿,改元永乐——仅从这个年号,就是足以令人想起中国历史上许多大事的。

作为悲剧人物的建文帝,其下落一直是历史上扑朔迷离的疑案。说法颇多的是,他并没有在大火中烧死,而是从地道出了城,流落川康云贵当和尚去了。前两年,我又看到某学者的两篇考证文章,说建文帝出家的地方就在苏州附近的穹窿山,旁征博引,言之凿凿。这样的结论即使从史料角度能自圆其说,也根本有悖于人物的性格特征。试想,苏州南京近在咫尺,建文帝居然就在朱棣的眼皮底下悠游了几十年,如果真有这样的胆量,当初何至于失败得那样一塌糊涂?一般来说,后世的文人对建文帝倾注了相当大的同情,这个性格仁柔的皇太孙登基以后,从科场中起用了一批儒生,试图对朱元璋的“严猛之政”有所调整,但因此也激化了和分封在各地的一大群叔叔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说到底是江南文人集团和贵族亲王军事集团的矛盾,结果是,文人的清谈敌不过藩王的铁甲长戈。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倒霉的永远是文人。

朱元璋当年的那种心态现在又轮到朱棣来体验了。进入南京以前,他还比较自信,因为在军事上他比较有把握。但自从跨入皇城的那个时刻开始,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便时时侵扰着他,皇帝也不好当呢,特别是一个背着“篡”字的皇帝更不好当。心理上的虚弱往往转化为手段的残酷,还是老办法:杀人!

杀什么人?杀文人。

中国的文人又面临着新的一轮屠杀。所不同的是,洪武年间的文人面对屠刀一个个都想躲,他们或装傻卖乖,或遁迹山林。但躲也难,终究还是丢了脑袋。这次却一个个伸着脖子迎上来,有几个甚至身藏利刃与朱棣以死相拼(例如御史大夫景清、连楹),因为建文帝对他们有知遇之恩。文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他们容易受宠若惊,容易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而豁出去。本来,在战场上和朱棣拼死作对的是武人,但武人反倒比较聪明,谁胜谁负,横竖都是姓朱的当皇帝(用朱棣的话说:“此朕家事。”),因此,势头不对,干脆倒戈迎降。只有魏国公徐辉祖象征性地抵挡了一阵,然后跑进父亲徐达祠中静观事态。他不怕,家里有老皇帝当年赐的“铁券”,可以免死;自己又是朱棣的“孩子他大舅”,估计朱棣也不会拿他咋的。这样,剩下的便只有一群认死理的文人,等着吃人家的打击报复。

朱棣的打击报复毫不含糊。作为建文帝股肱重臣的齐泰、黄子澄皆磔死——关于这个“磔”,我不得不翻了一会词典,才弄清是由秦始皇那时候的车裂演化而来的一种酷刑。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大学者方孝孺诛十族。礼部尚书陈迪一家被戮前,朱棣竟然将其几个儿子的舌头和鼻子割下来炒熟,强塞给陈迪吃,还丧心病狂地问他“香不香”……

午朝门前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实在过于阴森恐怖了,那么,把目光移向冠盖云集的朝廊,看看御案上那些堂皇的圣旨吧。

副都御史茅大方被杀后,其妻张氏年已五十六岁,仍被发送教坊司“转营奸宿”,不久死去。有关方面负责人奏请处理,朱棣下旨云:“着锦衣卫吩咐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齐泰的妹妹和两个外甥媳妇及黄子澄的妹妹,也被发送教坊司。四名无辜妇女,每天被二十多条汉子看守,都被轮奸生下孩子。有关方面又奏请旨意,朱棣下旨云:“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钦此!”

原北平布政使张昺的亲属被押赴京师后,朱棣下旨云:“这张昺的亲是铁,锦衣卫拿去着火烧。”

当然又是“钦此!”

这种流氓气十足的丑行秽语,竟然出现在堂堂正正的红头文件中,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不知道朱棣在写下这一个又一个“钦此”时是一种什么心态,他濡濡墨,望着宫城巍峨的殿角,或许有一种报复狂的快感和胜利者的洋洋自得。“钦此”,君王潇洒而果决地在杏黄色的桑皮纸上笔走龙蛇;“钦此”,宣旨太监那充分女性化的嗓门在宫城内拖着尖利的尾声;“钦此”,带着铁环的鬼头刀在夕阳下划出一道道血色的弧线……

“钦此”代表着一种为所欲为而不可抗拒的权威。

但至少有一个女人对这种权威提出过挑战。

她是朱棣的“孩子他阿姨”,也就是中山王徐达的小女儿徐妙锦。朱棣的妻子徐氏早亡,他看中了小姨子,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徐妙锦偏是个有思想有骨气的女人,她对朱棣的人格极为反感。朱棣的“钦此”可以遮天盖地,却遭到了一个女人毫不含糊的拒绝,泼皮无赖相立时暴露无遗:“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婿?”意思很明显,天下都在我的手里,你不嫁给我,还有谁敢要你?这种讹诈当然是很现实的。好一个徐妙锦,当下铰去满头青丝,走进了南京聚宝门外的尼姑庵。

对徐妙锦的抗婚显然不应作过高的评价,她不是祝英台和刘兰芝,甚至不是在金兵薄城时毁家纾难的李师师。在她出家为尼的动机中,掺杂着众多的政治和个人恩怨的情绪因素。例如,她大抵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对朱棣的夺位持激烈的否定立场;例如,她的父亲徐达实际上是被朱皇帝以一盆蒸鹅赐死的,她的长兄徐辉祖也因抵抗燕师入城而被削爵幽禁,郁悒而死;例如,朱棣是她的姐夫,她从姐姐那里有可能知道一个表面堂皇的形象的另一面,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深层次的情绪积累,都因浸渍了午朝门外过多的鲜血而膨胀发酵,促成了一个贵族少女的终极选择。为了逃避那座充满了血腥味的宫城,她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青灯古佛的庵堂。

宫城内外的血腥味,朱棣自己也感觉到了。在这里他杀人太多,积怨太深,冥冥之中总见到一双双怨忿的眼睛包围着他,他要冲出这种包围。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出巡、亲征,把宫城作为一堵背影冷落在身后。对这座江南的宫城,他有一种本能的隔膜感,虽然这里是父亲的定鼎之地,但他自己的事业却是从北方开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这都是文人的屁话。这里的山水太小家子气,连气候也令人很不开心,一年四季总是潮滋滋的,午门前杀几个人,血迹老半天也不干;多杀几个,便恣肆张扬地浸漫开去,銮驾进出,车轮碾出一路血红,沿着御道迤逦而出,一直延伸得很远,这似乎不是圣明天子的气象。因此,无论是出巡还是亲征,他总是往北方跑。那雄奇旷远的大漠,好放缰驰马,也好尽兴杀人。黄尘滚滚,风沙蔽天,纵是尸山血海,顷刻间便了无痕迹。在这期间,他先是选定了昌平黄土山的一块风水宝地为自己经营陵墓,又下令在北平建造新的宫城。几年以后,他下诏迁都,回到他“肇迹之地”的北平去了。

离开南京之前,朱棣还心思念念地惦记着江南的文人。当初从朱元璋的屠刀下得以幸存的才子解缙,前几年因得罪朱棣被囚于锦衣卫狱,朱棣查看囚籍时发现了这个熟悉的名字,皱了皱眉头:“缙犹在耶?”语气中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杀机。锦衣卫的官员和解缙有点私谊,破例采取了一种比较有人情味的做法,让解缙喝醉了酒,埋在积雪中捂死了。这是朱棣对江南文人的最后一次报复。

但这一次绝对没有流血,午朝门外只有一堆晶莹的白雪,埋葬着一个正直狂傲的文人。在他的身后,那座在潇潇血雨中显赫了半个多世纪的明宫城的大门,缓缓地关闭了。

主角一走,南京宫城便有如一座被遗弃的舞台,立时冷落下来。但场面还不能散,生旦净末也都按部就班地预备着,因为这里仍然是南北两京之一,六部内阁一个不少,只是少了一个皇上。当然,这里的尚书侍郎们大都属于荣誉性的安排,他们可以看相当一级的文件,可以领取一份俸禄,可以受用部级干部的车马品服,却没有多少实际权力。京城离他们太远,皇上的声音通过快马传到这里时,已经不那么朗朗威严。留守官员们与京官虽然免不了那种千丝万缕的瓜葛,但毕竟不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因此,只能从邸报上揣测京师那边的连台好戏:某某倒台了,某某新进圣眷正浓,京城的米价看来涨得挺厉害,等等。放下邸报,他们感慨一阵,说几句不痛不痒说了等于没说的官话,然后早早地打道回府。京城里的事情太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皇上很少顾得上向这里看几眼。而且自迁都以后,历代的皇上都没有永乐大帝那样的精力,一个个都病恹恹的,因此也根本不会想到巡幸南都。南都在冷落和无奈中已见出衰颓的样子,大树砸坍了殿脊上的龙吻,廊柱上的金粉一块一块地剥蚀了,午朝门正中那专供銮驾进出的宫门年复一年地紧闭着,黄铜门钉上的锈迹正悄悄地蔓延开来,如同老人脸上的寿斑。值宫太监迈着龙钟的步态在宫城内踽踽独行,夕阳下拖着长长的身影。

皇上大概是不会再来了。

南京宫城的大门整整关闭了一百年,正德十五年,皇上终于来了。

来的自然是正德皇帝朱厚照,他是朱棣的六世孙。大概有愧于几代先人的脚头太懒、欠债太多,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并且在午朝门外导演了一场相当具有观赏价值的好戏。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什么样德性的都有,好玩的也不少,但是像正德这样玩得出格,玩得豪爽阔大,玩得富于浪漫色彩的恐怕绝无仅有。他是皇上,富有四海,这份大家业足够他挥霍的。但皇上自有皇上的难处,那一套从头管到脚的封建礼法也实在令人不好受。正德的潇洒之处在于,他既充分张扬了家大业大手面阔绰的优势,又把那一套束缚自己的封建礼法看得如同儿戏。大约七八年前,我看过一本台湾作家高阳的历史小说《百花洲》,写的是唐伯虎在南昌宁王府的一段经历,也涉及正德,内容提要第一句这样写:“正德是个顽童。”说得很有意思。这位顽童虽贵为天子,却颇有几分真性情,他并不很看重自己的身份,也不大拿架子。且看《明良记》中的一段记载:

武宗在宫中,偶见黄葱,实气促之作声为戏。宦官遂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

这种以黄葱或芦膜之类“实气促之作声”的儿戏,相当多的儿童都玩过。但作为皇帝来玩,且玩到“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的程度,算不算有点出格呢?

这还只是在宫城内小玩玩。

要大玩就得走出宫城。他常常简装微服。一声不响,一个人一走了之。如果有什么人来劝阻,对不起,那就请他吃家伙——廷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口外的宣府大同,据说那里的女人水色特好,这正对皇帝的口味,什么样的女人都像皮匠的针线逢着就上。京戏《游龙戏凤》所演的,就是他在宣府的一段艳遇。既然上了后世的舞台,可见是盖棺论定的了。戏中的那些调情场面自然意思不大,却有一段台词相当不错:正德说京城里的皇宫是“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他一概住不惯——倒很有几分个性解放的味道。

现在,他到南京来了,带着一个从口外嫖来的叫“刘娘娘”的妓女。

正德这次南下,有一件很风光的事,不久前,宁王朱宸濠伪称奉太后密诏,在南昌起兵反叛。这场闹剧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不过四十三天,赣南都御史王守仁只用三千人马,就把朱宸濠捉进了囚车。但正德却偏要小题大作,下诏御驾亲征,他是想借机到南方玩玩。大军刚出了京师,就已经得到了王守仁的捷报。正德怕搅了南游的好事,命令封锁消息,继续前进。一路上旌旗蔽日,翠华摇摇,十数万大军实际上成了皇上的仪仗队,这样的大排场真是少见。

凄清冷落的南京宫城立时冠盖如云,午门正中那锈迹斑斑的大门打开了,阳光喧嚣而入,铺满了苔藓阴湿的御道。六部的官员们翻箱倒柜,寻找自己的补服和朝笏。平日闲得无聊的太监忙得颠儿颠儿的:皇上要在这里导演一场“献俘阙下”的好戏哩。

那么,就拉开帷幕,轰轰烈烈地开场吧。

“献俘阙下”本来有一套固定的程式:俘虏从前门经千步廊、承天门、端门解至午门,沿路禁军森严、刀剑林立,呼喝之声如山鸣谷应,那种凛然至尊的威慑力令人不寒而栗。皇帝则在午门城楼上设御座,一面展示天威,亲自发落敌酋,一面嘉奖有功将士,这场面不消说是相当威武壮观的了。但正德还觉得不过瘾,他是大玩家,玩就要玩个刺激,而不仅仅满足于一幕走过场的仪式;他自己也应该走下城楼,做一个威风八面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呆坐在城楼上审视裁判。于是,他设计了这样的场面:朱宸濠等一干叛臣从千步廊外押过来了,只见当今皇上戎装罩甲,立马于旗门之下,喝令将叛臣一律松绑,任他们满场奔逃,皇上则策马扬旗,指挥将士分兵合击,在惊天动地的金鼓和呐喊声中一举将其抓获。这样一铺排,自然精彩且绝伦矣。可正德兴犹未尽,又别出心裁,要移师玄武湖,把朱宸濠投之湖水,让自己亲自生擒活捉(那个倒霉鬼是在鄱阳湖中被俘的),因是日风浪太大,臣下再三劝阻,才不得不作罢。

尽管如此,午朝门前的这一幕活剧,从创意到表演,从排场到气氛,都玩得相当圆满。经国伟业,治平武功,竟如此轻松地演化为一场游戏,当今皇上总算让南都的臣僚们开了一回眼界。

明代的皇帝,大体上是麻布袋草布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这个时候,开国之初那种叱咤风云雄视高远的自信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整个王朝的架子虽没有倒,内囊却也空了。正德既然没有中兴振作的能耐,便只能借助于午朝门外这种虚张声势的表演,来作为自己脆弱的心理支撑,这实在算得上一个时代的气象。可以设想,在朱元璋和朱棣那个时代,对献俘大概是不会这么看重的,他们打了那么多的仗,有些仗甚至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很值得一提的。俘虏进京了,很好,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一道朱批便发落了。他们也不缺乏参与意识,一次又一次地亲征,骑着烈马,操着长戈,在血雨腥风的搏杀中展示自己的豪强和雄健,根本用不着在午朝门前来一番表演,那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他们有一种喷薄跃动的自信,而正德恰恰失却了自信。一座行将倾颓的舞台,一群底气不足、强打精神的演员,一幕纯粹属于表演性质的儿戏,这就是16 世纪中期的明王朝。

是的,明王朝已经相当疲惫慵倦了,这从皇上离开南京时的步履可以看出来。一年以后,当正德回跸京师时,远没有他的祖先朱棣北上时那样虎虎有生气,虽然他比朱棣当年整整年轻了三十岁。而就在他离开南京三个月后,这位浪荡子就在他寻欢作乐的豹房里“龙驭宾天”了。

南京宫城的大门又关闭了,午朝门前的那一幕好戏,成了一茬又一茬的留守官员们永恒不衰的话题。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堪称空前绝后的壮举,因为从此以后,即使作为一种表演,这种机会也再不曾有过,从战场上送来的大多是一败涂地的塘报,从来只有自己的总兵督抚被人家杀头俘虏的份儿。在后来的几代君王眼里,那标志着圣朝武功的献俘大典,已经成了一种相当奢侈的憧憬,一个沉埋在风尘深处的遥远的梦。

自正德以后,明王朝又经历了六代帝王共一百二十余年,这中间,除亡国之君崇祯而外,没有一个不是玩家。但说来可怜,国事日非,风雨飘摇,世纪末的靡废感年复一年地浸淫着宫城,这几位君王的人格精神也日趋宵小猥琐。他们已玩不出正德那样阔大的气派,而只能演化为深宫一隅的自虐,一种心理变态者的怪癖。嘉靖玩方术,最后把自己的老命也搭上去了;万历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是躺在烟榻上的;天启本是个懦弱无用的窝囊废,便只能玩玩斫削雕琢之类,他似乎有希望成为一个不错的木匠,国家却治理得一塌糊涂。至于玩女人,这个绝对古典主义的保留项目,玩到啥时候也是新鲜的。反正国事已经不可收拾了,管它怎的,豁出去玩个痛快得了。这样,到了不大会玩的崇祯执政前,前人欠下的烂污账却一齐要他承担,他只得去上吊。好端端的一份大家业终于玩光了。

这是公元1644 年春天,北京的一幕戏。

接下来轮到南京的戏了。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好多王朝来说,南京可不是一处“吉宅”,这里演惯了凄婉动人的亡国悲剧,一个个短命的王朝在这里最后落下收场的帷幕,一队队“面缚舆榇”的末代君臣从这里的宫门鱼贯而出。本来,明王朝已经曲终人散了,可偏偏还要到这里来续上一段不绝如缕的尾声。

皇上在煤山吊死了,不碍,三只脚的蛤蟆难找,朱家宗室里想当皇帝的凤子龙孙多的是。不久,一个从河南洛阳逃难来的藩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整天哈欠连天、委靡不振的藩王叫朱由崧,他坐上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金銮殿。

这个弘光实在糟糕透顶,国事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玩。他当皇帝总共不过大半年时间,这期间干得最起劲的一件实事就是发动老百姓抓蛤蟆,为了用蛤蟆配制春药,闹得全城鸡犬不宁、怨声载道,他自己也因此得了个“蛤蟆天子”的称号。朝政已经败坏到了极点,群小弄权,鼠窃狗偷,宫城内弥漫着一股黯淡柔靡的陈腐气息,有如一座阴森森的古墓。这里没有议政的庄严,没有御敌的慷慨,甚至连几句欺世盗名的高调和清谈也没有。每到夜晚,宫墙内笙歌低徊,舞影凄迷,与宫墙外捉蛤蟆的灯火遥遥相望,常常有被奸死的女孩子被扔出宫门。新鬼烦冤旧鬼哭,任何人都会感到这种末世的不祥气象。弘光自己倒是坦然得很,他的思维方式相当实际:反正这皇帝是捡来的,不玩白不玩。再说清兵已经饮马淮河,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到那时想玩也玩不成了。就这种德性,送他一句“荒淫误国”也太抬举了,因为国家本来就不是他的,他是在挥霍别人的家业,所以唯恐来不及。这是南京历史上任何一个末代皇帝也不曾有过的腐朽。陈后主的昏聩,还能写出相当不错的《玉树后庭花》,让后人传唱;李煜即使在肉袒出降前,还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临江仙》词,那种对艺术的痴迷,亦令后人感慨不已。弘光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完全蜕化成了两脚兽,只有近乎变态的肉欲。这样一个皇帝,这样一个南明小朝廷,当年那么要强的朱元璋也只能躲在钟山一隅暗暗饮泣吧。

南京宫城坍塌了,坍塌在“窝里斗”的闹剧和笙歌舞影之中。事实上,从袍笏登场的那一天开始,南明的权力中心就不在这里的朝廊和大殿里,而在远离宫城的鸡鹅巷和裤子裆。这是两条偏僻的深巷,名字都不怎么雅,但在当时是很显赫的,因为这里住着两个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马士英和阮大铖。马阮联手,把弘光朝的政坛搅得乌烟瘴气。其实这两位倒也是文人的根底,马瑶草的书法和诗文都说得过去;阮大铖甚至可以列入戏剧家的行列,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剧作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这虽说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很有才气的。如果把他算作一个文人,那么便是坏文人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坏文人比其他的什么坏人都更可怕,因为他们有才,更懂得怎样钻营,怎样整人。这个阮大铖,早年和魏忠贤贴得很紧,却“内甚亲而外若远之”,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至于“每投刺,辄厚赂阍人毁焉”,这就更厉害了,既上书讨好权贵,又不留下把柄,马上买通门人把效忠信给毁掉,所以后来魏忠贤事败抄家时,就抓不住他投靠的证据。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城南聚宝门外的那条深巷里却每每流泻出抑扬宛转的歌吹和苏白,矮胖而多须的阮大铖一边拍着檀板,导演家伎上演自编的剧本,一边盘算着怎样整人,怎样敛财,以至于日后怎样改换门庭投靠“建虏”。这是当时宫城外的一幅相当富于时代感的画面。

真正站在南明政治舞台中心的是一群有骨气的文人,他们每个人的身边大抵还站着一位深明大义的青楼女子。在这里,他们的聚会超越了痴男怨女的小悲欢,呈示出慷慨嘹亮的主调。一辆辆马拉的青油包车或轿子在秦淮河畔的青楼前停下,晚明政治史上的一系列大情节也由此悲壮地展开。包车和轿子里走下侯朝宗、陈子龙、冒辟疆、方以智等复社名流,他们大抵披着那个时代的贵公子所流行的白袷春衫,极是倜傥潇洒。门楣下则迎出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妓,于是脂香粉腻,说剑谈兵,才子佳人的艳歌中流动着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这中间,最为哀艳动人的莫过于《桃花扇》的故事。孔尚任真是大手笔,把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浓缩于笙歌红裙之中。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卖国求荣,卖友求荣,卖身求荣,只有那椒兰红粉、烟花世界之中还保存着一腔未被污染的气节,这是多么深沉的悲哀。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女人面对的永远是男人,选择新主子还是旧主子,主要是士大夫的事情,即使国难当头,女人所感受的痛苦,一般还是以家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李香君的不同“一般”,就在于她的爱憎具有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的内涵。“桃花扇底送南朝”,当一个青楼女子倒地撞头,血溅扇面时,这就不仅仅是对权贵的抗争,同时也撞响了南明小朝廷灭亡的丧钟。

弘光的预计大致不差,清兵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不过人家没用得上怎么“打”,是堂而皇之地开进南都的。城门两侧跪满了迎降的南明显贵,当年朱元璋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所筑的城墙,到这时纯粹成了一圈纸糊的摆设。而紧挨着朝阳门的大内宫城,这时也根本用不着担心防卫问题了,这一点似乎早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当然,这位刚愎专横的老皇帝也有始料未及的:当年自己最不放心,因而也杀得最多的文人,在明王朝人去场空时,却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哀戚的一群。

清兵过了长江,很快就把明宫城丢在身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征讨去了。据说迎降的南明官员为了拍马屁,曾请豫亲王多铎下榻于明宫城,被多铎以“僭越礼法”而拒绝。这里是皇权的象征,岂是可以随便住得的?他怕引起摄政王多尔衮的疑忌。因为清廷已经有了一座北京的宫城,不再需要宫城了。

那么,就把它冷落在一边,让它慢慢地圮毁湮灭吧。

过了差不多两百年,到了清咸丰二年的三月,随着凤仪门下的一声轰然巨响,又一个束着黄头巾的草头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从广东来的私塾先生叫洪秀全。

现在轮到洪秀全站在钟山之巅来规划宫城了,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明故宫无疑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洪秀全断然否决了这座没落的宫城,其原因恰恰是当年朱元璋所不屑考虑的:宫城位置太偏,不利于防卫。

历史似乎在磨道上蹒跚了五百年,又兜回到原来的地方。五百年后的洪秀全挥手之间否决了朱元璋的选择,在重提“防卫问题”的背后,朱元璋那种透着王霸之气的自信和进取意识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洪秀全是到南京来当皇帝的,站在这里,他看到的只有江南一隅的富庶繁华和城高池深,所谓经营八表以取天下的念头已经相当淡薄了。因此,他下令把新建的天王府深深地藏进京城的腹地,这样,他在金銮殿里可以清静些。

明故宫拆毁了,一座座当年由江淮工匠营造的崇宏巨殿,被一群来自广西湖南的农民闹哄哄地肢解,那些巨大的梁柱和石料被运往天王府工地,去构建一个新王朝的仪仗。龙吻依旧,鸱尾威严,只是廊柱上重新涂上了一层金粉。

但清静却从来不曾有过。几乎所有的攻防都围绕着天京而展开,奔腾湍急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了以天京为中心的回浪浅滩。定都以后,太平天国虽曾有过北伐、西征之举,但西征意在经略上游,屏障天京;而北伐则是以偏师孤悬险地,与其说是犁庭扫穴,不如说是以攻为守。造反而以战略保守为能事,这是令后人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的。与此同时,六朝绮罗滋长了天朝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天国的急剧封建化。忠王李秀成似乎比较清醒,面对清军潮涨潮落般的围攻,他曾多次提出放弃天京,以运动战经略东南的建议,所谓“陛下在外,犹能腾骞天际。若守危城,譬处笼中。”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洪秀全已经尝到了坐在宫城里当皇帝的滋味,根本不愿再骑上战马颠儿颠儿地“运动”了,他已经失去了那种席卷千军的锐气。完蛋就完蛋吧,天京龙盘虎踞,足够守一阵子的,死了就埋在宫城下,好歹当了一回皇帝。但“清妖”却不肯让他入土为安,曾九的湘军进城后,洪秀全被掘尸焚灰,又和以火药,入炮轰散。然后一把火烧光了天王府。黄钟毁弃,天倾东南,大火七日不绝。

所有这一幕幕悲剧,早已成了一片废墟的明故宫都看在眼里,它静静地躲在京师一隅,没有悲哀也没有迷惘。世事如棋,天道轮回,转来转去总转不出那个小圈圈。远望着天王府里冲天的火光,它叹息一声,更加深深地藏进荒烟茂草之中。

时在公元1864 年7 月,甲子当头。

又过了两轮甲子,我到南京来挣文凭,在明故宫的东北角住了两年。考证下来,那地方当是明代的冷宫。那两年过得很平淡,百无聊赖,就去看看明故宫遗址,其实现今已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只有一座午朝门,当年杀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