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的文化人看南京，常常会不自觉地带着唐宋士大夫的目光，眼界所及，无非六朝金粉，一如刘禹锡和韦庄诗中的衰飒之景，似乎这里从来不曾有过一个赫赫扬扬的明王朝。他们徘徊在明代的街巷里寻找王谢子弟华贵的流风；拨开洪武朝的残砖碎瓦搜求《玉树后庭花》柔婉的余韵。其实，他们只要一回首，明代的城墙便横亘在不远处的山影下，那是举世瞩目的大古董，一点也不虚妄的。作为一座城市，南京最值得夸耀的恰恰是在明代，它的都市格局也是明洪武朝规模建设的结果。因此，近代人看到的南京，实际上是一座明城，在这里访古探胜，亦很难走出朱明王朝那幽深阔大的背影。

那两年，我在南京大学的一个进修班挣文凭，住在离学校很远的后宰门。宿舍是大家凑份子租来的，“顶天”的一层楼统包了。开学第一天，大家正忙着洗扫收拾，忽听到一个南京本地的同学在阳台上叫起来：“这下冤了，把我们打进冷宫了。”起初我不曾介意，以为他是冲着校方发什么牢骚。等到跑上阳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心头便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天，竟有这么巧的！

没错，这里大体上就是明代的冷宫，而西南边不远那片烟树葱茏的所在，便是明故宫的前朝三大殿——自然已经是废圮的了。我由于关注过明代的史料，对明故宫的大体格局还算比较熟悉。可以想见，六百多年前，这里曾浸透了多少深宫女子的血泪，在那一个个幽冥的静夜，当知更太监懒懒地用檀木榔头敲击着紫铜云板时，这掖庭东侧的角落里，该是怎样的落寞凄凉。

当然要去看看明故宫。

当年朱家皇帝面南而坐的金銮宝殿，现今连废墟也说不上了，只剩下几许供人凭吊的遗迹，绿树茂草，游人依依，一派宁和的秋景。那巨大的柱础和断裂的青石丹墀，使人想起当初宫宇的壮丽崇宏，也给人以无法破解的疑团：以六百多年前的运输条件，这样的庞然巨物是怎样从产地运往宫城的呢？唯一可以看出点立体轮廓的是金水河前的午门，但上部的城楼也已殒毁，现存的只有城阙和三道门洞，中间的一道是供皇上通行的，巨石铺就的御道被车轮碾出了深深的印迹，不难联想到当初銮驾进出时，那种翠华摇摇的威仪。午门前还应该有一个广场，所谓的“献俘阙下”大抵就在这里，但那样的场面不多。更多的场面是杀人，在旧小说和传统戏中，每当“天威震怒”时，常常会喝一声“推出午门斩首”的，自然是极刑了。但平心而论，在明故宫的那个时代，因触犯朱皇帝而被推出午门杀头，实在算得上是一种优待。那时候杀人的花样多的是，抽筋、剥皮、阉割、凌迟，甚至用秤杆从下身捅烂五脏六腑，总之不能让你死得那么爽快。最常见的是捺倒在地，噼哩拍拉一阵死打，直打成血肉模糊的一堆，称之为廷杖。而相比之下，“喀嚓”一刀便了结性命，无疑是最舒服的了。因此，临刑的那位跪在阶下高呼“臣罪当诛兮谢主隆恩”时，那感情可能是相当由衷的。

这就是明故宫，一座因杀人无数而浸漫在血泊中的宫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从南方起事而威加海内的封建王朝的定鼎之地，如今却只剩下一片不很壮观的遗迹，陈列在恹恹的秋阳下。

出明故宫遗址公园，遥望东去仅一箭之地的中山门（明代称为朝阳门），我心中不由得升上一团疑云：皇城这样鳞次栉比地紧挨着外城门，这于防卫无疑是一大禁忌，即使在当时，若用火炮架在城外，也是可以直接威胁大内的。那么，公园出口处的石碑上，关于明故宫不止一次地罹于兵火的记载，自然是与此有关的了。但令人费解的是：朱元璋是马上得天下的开国之君，以他的雄才大略，当初为什么竟疏于考虑呢？

二

公元1368 年，寂寞了差不多四百年的应天府又风光起来。自从南唐后主李煜在这里仓皇辞庙以后，这座城市便一直不曾被帝王看重过，他们来到这里大多只是暂时驻跸，歇歇脚，对着六朝遗物发几句感慨，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启驾离去。在他们看来，这儿的宫城里充满了兵气和血光，历来在这里停留的王朝没有一个不是短命的。南宋初年，那么多的大臣要皇上在这里建行都，“抚三军而图恢复”，但鬼精灵的赵构最终还是跑到临安去了。如今，一个束着红头巾的草头王却看中了这里，他要在这里长住下去，定都称帝。这个其貌不扬，脸盘像磨刀石似的黑大汉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他是从淮北皇觉寺的禅堂里走来的，带着满身征尘。当然，和差不多所有马上得天下的开国帝王一样，也带着一股王霸之气，这一点，只要随便看看他写的那些打油诗就可以知道了：

百花发时我不发，

我若发时都吓杀。

粗豪到了蛮不讲理的程度，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气韵。再看：

杀尽江南百万兵，

腰间宝剑血犹腥。

几乎是瞪着眼睛吼出来的，活脱脱一个山大王的形象。现在，你看他站在钟山之巅，朝着山前的那片旷野作了个决定性的手势，作为帝祚根基的皇城就这样圈定了。

毋庸置疑，在当今皇上的这个手势背后，支撑着一种洋洋洒洒的自信。自汉唐以来，历朝都城皆奉行“皇城居中”的格局，这既符合帝王居天地之中的封建伦理信条，又有利于现实的防卫。而现在，他手指的那个地方紧挨朝阳门内，偏于旧城一隅，一旦敌方兵临京师，坐在乾清宫的大殿里也能听到城外的马蹄声。这些年来，朱元璋打的仗不算少，有好几次几乎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因此，对皇城的防卫问题，他不能没有深远的战略考虑。不错，皇城偏于一隅，于防卫是一大禁忌，但古往今来，有几个王朝是靠皇城的坚固而长治久安的呢？大凡让人家打到了京师脚下，这个王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即使据皇城而固守，又能苟延多少时日？在金陵作为京师的历史上，这座城市从来就像纸糊一般的脆弱，艳情漫漫，血海滔滔，一旦强敌迫境，大都一鼓而下。只有南梁侯景之乱时，梁武帝固守台城，撑了一百多天，但最后还是没有守住，梁武帝倒始终没有退出宫城——他饿死在里面。到陈亡以后，隋文帝杨坚害怕南人再起，一把火烧了六朝宫阙。其实他也太多心了，一座宫城能顶鸟用？

在中国的历代宫城中，明故宫的摆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防卫高于一切的主导思想被淡化，“皇城居中”的传统格局遭到摒弃——虽然朱元璋的子孙后来迁都时，又把宫城严严实实地藏到了京师的中心。但至少在洪武初年，当朱元璋站在钟山上规划宫城时，他显然对刀兵之争看得不那么重要。他有这样的气魄。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听听宫城上的“画角吹难”。

据明人朱卬《三余赘笔》、董谷《碧里杂存》等史料记载，明宫城建成后，每天五鼓时分，朱元璋便派人在谯楼上一边吹着画角，一边敞喉高歌。画角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其声激昂旷远。歌词凡九句，起首三句为“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史家称为“画角吹难”。可以想见，站在谯楼上的当是一位老者，声调嘶哑而苍凉，带着一种穿透力极强的沧桑感。那旋律也许不很复杂，但反复强调的“难难难”却不屈不挠地浸漫得很远。寒星冷月，万籁俱寂，“画角吹难”颤悠悠的尾音在熹微的曙色中抑抑扬扬，有如历史老人深沉的浩叹。

这声音传入帘栊深重的后宫，君王惊醒了，他把温柔和缠绵留给昨夜，抖擞精神又坐到龙案旁。当他用握惯了马缰和刀剑的手批阅奏章时，这位开国雄主又似乎不那么自信了，你听那九句歌词，前三句就有四个“难”字，这皇帝也不好当呢，特别是开国皇帝更不好当，马上得天下而又不能马上治之，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他必要亲自处理，不仅大权不能旁落，连小权也要独揽，那宵旰操劳的身影，该是何等疲惫？请看他自己记叙的一件琐事：

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朕命中书郎王敏立而诵之， 至字六千三百七十，未睹五事实迹。于是扑之。次日深夜中， 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 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著迹以行。吁，难哉！

也真是难为皇上了，一篇万言书，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后，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说的全是空话，于是龙颜大怒，把上书人打了一顿。但万言书还得看下去，累了，躺在床上听人读。到了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才涉及本题，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是可取的，即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本来用五百字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却啰啰嗦嗦地说了一万七千字，惹得朱元璋一怒之下打了人，后来又承认打错了，并表扬被打的人是忠臣。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政务处理、臣僚建议，都得用书面文件的形式上奏下谕，当皇帝的一天要看多少文件？“吁，难哉！”这叹息中透出一种与攻城掠地的雄健完全不同的疲惫；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一种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的自觉。这叹息出自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之口，便相当流畅地演绎为每天清晨谯楼上的“画角吹难”。歌吹呜咽婉转，沸沸扬扬，越过王公贵族的朱红府第和苔藓湿漉的寻常巷陌，于是舟船解缆了，车轮驱动了，炊烟升腾了，市声人语在雾露凝滞中嫩嫩地扩散开来……

但“画角吹难”毕竟只是一种相当形式主义的宣传，谯楼上浪漫色彩的歌吹也不可能传遍王朝的每寸疆土。实际上，朱元璋更注重铁的手腕，他狠狠地把玉带揿到肚皮底下——据说这是他杀人的信号——于是午朝门外人头滚滚，弥漫着一片血腥气。

历史上有哪一个王朝不杀人呢？特别是一个新王朝开始运转的时候，总是需要足够的人血作为润滑剂的。战场厮杀、自相残杀、谋杀、冤杀、自杀、误杀、鬼鬼祟祟背后捅刀子杀、明火执杖堂而皇之地杀、为了借几颗人头作交易而闭着眼睛杀……杀杀杀，直杀得血雨飘零，浸润了厚厚一本史书。但翻开这本史书，明故宫恐怕算得上是杀人最多的宫城，这一点，连朱元璋的大儿子皇太子朱标也看不下去了，多次劝父亲刀下留人。朱元璋听烦了，把一根棘杖扔在地上，叫儿子拿起来，见儿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当下有分教：“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给你砍掉，再交给你，岂不是好？”

朱元璋扔在地上的那劳什子，无疑象征着朱家王朝的权杖，而他眼中的“刺”则不外乎三种人：勋臣贵族、贪官污吏和知识分子。他认为正是这三种人对朱家王朝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因此要大杀特杀。仅在所谓的明初“三大案”中，倒在血泊中的死鬼便有十数万，流放者更加不计其数。平心而论，这中间确有该杀的，但杀得这样滥，这样残酷，这样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株连灭族瓜蔓抄，却不能不归结于一种心理变态。这一杀，开国元勋和军界勇武几乎无一幸免，稍微有点名气的文人也差不多杀光了。青年才子解缙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当时朝野噤声，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要了自己的脑袋，他居然敢于上万言书，对杀人太滥提出批评，所谓“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这话说得够重的了。但朱元璋看了，反而连夸：“才子，才子！”在文字狱的罗网和大屠杀的恐怖气氛中，解缙何以能这样如鱼游春水呢？当然，他有才气，在文坛上有影响，这是本钱。但比他才气大影响大的人（如“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不是照样做了刀下之鬼吗？这实在是很值得玩味的。据说，一次朱元璋在金水河边钓鱼，半天也没钓到一条，令解缙赋诗解闷。解缙应声吟成七绝一首，其中后两句为：“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这种马屁诗实在蹩脚透顶，特别是出自于才华横溢的解缙之口，实在令人赧然，但朱元璋听了很高兴，这就够了。中国的文人——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文人——就是这般可悲，你得先学会保护自己。一般来说，解缙是个相当狂放亦相当富于正义感的人，绝非吹牛拍马、趋炎附势者流，他那种只图博取君王一笑的帮闲马屁之作，大抵不会收进自己的文集，也不会示之于圈子内的文友，这点廉耻感和艺术良心他还是有的。《明史》中说他“才气放逸，工诗文”，其根据也肯定不会是这种马屁诗。但问题是，没有这种马屁诗，他能上万言书批评时弊吗？他能搞自己那些成名成家的“纯文学”吗？他能活到若干年后主持编纂中国文化史上破天荒的煌煌巨制《永乐大典》吗？这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悖论：文学的前提是伪文学，而正义感的伸张则要以拍马屁作为代价。中国的文人就在这种悖论的夹缝中构建自己的文化人格。这样的时代，文人可以坐在书斋里勘误钩沉做学问，也可以根据民间传说和话本编杂剧、写小说（例如罗贯中和施耐庵那样），却绝对出不了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绝对需要心灵的解放和个性的恣肆张扬，因为诗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诗情的勃动，有如早春初绽的花瓣，每一点微小的翕动都极其敏感而娇憨，“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那肯定不消生受。因此，诗往往最直接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气象。李白仗剑浩歌，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即使像苏东坡那样的浪漫派大师，从他雄奇豪迈的行吟中也不难发现宋王朝衰微的阴霾。可以断言，一个让文化人谨小慎微，整天战战兢兢地仰视政治家眼色的时代，是断然出不了大诗人的，它只能出小说家、戏剧家和学者。而诗人解缙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另一个叫袁凯的诗人采取的方法和解缙不大相同。这个少年得志、以一首《白燕》诗走上诗坛、从而被人们称为“袁白燕”的怪才，为了逃避朱元璋的迫害，只得假装疯癫，自己用铁链锁了脖子，整天蓬头垢面，满嘴疯话。但朱元璋还是不相信，派使者去召他做官，却见袁凯趴在篱笆下大嚼狗屎。使者据以回报，才不曾追究。其实这一回朱元璋受骗了，原来袁凯料定皇帝要派人来侦察，预先用炒面拌糖稀，捏成段段撒在篱笆下，好歹救了一命。但作为诗人的袁凯却永远地消失了，消失在封建专制的罗网下。一个脖子上套着锁链，满口疯话的诗人，纵有旷世才华，也绝对写不出诗来了。与之相比，当年的陶渊明倒是幸运得多，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家门前的竹篱下还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你看，“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生存空间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化空间也有了，他的田园诗也因之写得相当精致，还有什么不惬意的呢？而到了袁凯这个时候，竹篱下早已失却了清新闲适的意趣，零落芜秽，一派阴森肃杀之气。那根血迹斑斑的铁锁链，不光是套在袁某人的脖子上，而是套在一个时代，套在整整一代中国文人的脖子上。

一个诗人，就这样疯疯癫癫地走在大明的京城里，脚下是六朝碑板（朱元璋曾下令用六朝碑板铺街，以致“城内自夫子庙以外绝无宋元之碑刻”），这是一种多么惊心动魄的奢侈！真草隶篆，琳琅满地，走在上面，每一步都踩着一截历史、一阕绮丽风华。远处的宫城在烟雨凄迷中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影子，景阳钟响起来了，是不是又要杀人呢？

三

冤死在宫城下的还有一些女人。在一个男性的世界里，她们大都因为是罪臣的家属而株连被祸的。但有时也不尽然，例如有个叫硕妃的女人——她自然是当今皇上自己的家属了——也死得很惨。她的罪过是为朱元璋生了个儿子，朱元璋算算妊娠期只有八个月，怀疑不是龙种，但又仅仅是怀疑，查无实据，只得采取双重标准，儿子还是承认的，老婆却被打入冷宫，受铁裙之刑。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铁裙是一种什么刑具，而一个女人日夜穿着铁裙将是什么滋味，反正硕妃被活活折磨死了，她留下的那个儿子叫朱棣，几十年以后，他率领大军攻进了南京城。

他当然不是来为母报仇的，因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庶出，“朕，太祖高皇帝嫡子也。”他到南京来是为了争夺皇位，而当时的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这场朱家叔侄之间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结果侄子失败了，在宫城的一片大火中，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堂而皇之地登上奉天殿，改元永乐——仅从这个年号，就是足以令人想起中国历史上许多大事的。

作为悲剧人物的建文帝，其下落一直是历史上扑朔迷离的疑案。说法颇多的是，他并没有在大火中烧死，而是从地道出了城，流落川康云贵当和尚去了。前两年，我又看到某学者的两篇考证文章，说建文帝出家的地方就在苏州附近的穹窿山，旁征博引，言之凿凿。这样的结论即使从史料角度能自圆其说，也根本有悖于人物的性格特征。试想，苏州南京近在咫尺，建文帝居然就在朱棣的眼皮底下悠游了几十年，如果真有这样的胆量，当初何至于失败得那样一塌糊涂？一般来说，后世的文人对建文帝倾注了相当大的同情，这个性格仁柔的皇太孙登基以后，从科场中起用了一批儒生，试图对朱元璋的“严猛之政”有所调整，但因此也激化了和分封在各地的一大群叔叔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说到底是江南文人集团和贵族亲王军事集团的矛盾，结果是，文人的清谈敌不过藩王的铁甲长戈。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倒霉的永远是文人。

朱元璋当年的那种心态现在又轮到朱棣来体验了。进入南京以前，他还比较自信，因为在军事上他比较有把握。但自从跨入皇城的那个时刻开始，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便时时侵扰着他，皇帝也不好当呢，特别是一个背着“篡”字的皇帝更不好当。心理上的虚弱往往转化为手段的残酷，还是老办法：杀人！

杀什么人？杀文人。

中国的文人又面临着新的一轮屠杀。所不同的是，洪武年间的文人面对屠刀一个个都想躲，他们或装傻卖乖，或遁迹山林。但躲也难，终究还是丢了脑袋。这次却一个个伸着脖子迎上来，有几个甚至身藏利刃与朱棣以死相拼（例如御史大夫景清、连楹），因为建文帝对他们有知遇之恩。文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他们容易受宠若惊，容易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而豁出去。本来，在战场上和朱棣拼死作对的是武人，但武人反倒比较聪明，谁胜谁负，横竖都是姓朱的当皇帝（用朱棣的话说：“此朕家事。”），因此，势头不对，干脆倒戈迎降。只有魏国公徐辉祖象征性地抵挡了一阵，然后跑进父亲徐达祠中静观事态。他不怕，家里有老皇帝当年赐的“铁券”，可以免死；自己又是朱棣的“孩子他大舅”，估计朱棣也不会拿他咋的。这样，剩下的便只有一群认死理的文人，等着吃人家的打击报复。

朱棣的打击报复毫不含糊。作为建文帝股肱重臣的齐泰、黄子澄皆磔死——关于这个“磔”，我不得不翻了一会词典，才弄清是由秦始皇那时候的车裂演化而来的一种酷刑。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大学者方孝孺诛十族。礼部尚书陈迪一家被戮前，朱棣竟然将其几个儿子的舌头和鼻子割下来炒熟，强塞给陈迪吃，还丧心病狂地问他“香不香”……

午朝门前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实在过于阴森恐怖了，那么，把目光移向冠盖云集的朝廊，看看御案上那些堂皇的圣旨吧。

副都御史茅大方被杀后，其妻张氏年已五十六岁，仍被发送教坊司“转营奸宿”，不久死去。有关方面负责人奏请处理，朱棣下旨云：“着锦衣卫吩咐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齐泰的妹妹和两个外甥媳妇及黄子澄的妹妹，也被发送教坊司。四名无辜妇女，每天被二十多条汉子看守，都被轮奸生下孩子。有关方面又奏请旨意，朱棣下旨云：“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钦此！”

原北平布政使张昺的亲属被押赴京师后，朱棣下旨云：“这张昺的亲是铁，锦衣卫拿去着火烧。”

当然又是“钦此！”

这种流氓气十足的丑行秽语，竟然出现在堂堂正正的红头文件中，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不知道朱棣在写下这一个又一个“钦此”时是一种什么心态，他濡濡墨，望着宫城巍峨的殿角，或许有一种报复狂的快感和胜利者的洋洋自得。“钦此”，君王潇洒而果决地在杏黄色的桑皮纸上笔走龙蛇；“钦此”，宣旨太监那充分女性化的嗓门在宫城内拖着尖利的尾声；“钦此”，带着铁环的鬼头刀在夕阳下划出一道道血色的弧线……

“钦此”代表着一种为所欲为而不可抗拒的权威。

但至少有一个女人对这种权威提出过挑战。

她是朱棣的“孩子他阿姨”，也就是中山王徐达的小女儿徐妙锦。朱棣的妻子徐氏早亡，他看中了小姨子，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徐妙锦偏是个有思想有骨气的女人，她对朱棣的人格极为反感。朱棣的“钦此”可以遮天盖地，却遭到了一个女人毫不含糊的拒绝，泼皮无赖相立时暴露无遗：“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婿？”意思很明显，天下都在我的手里，你不嫁给我，还有谁敢要你？这种讹诈当然是很现实的。好一个徐妙锦，当下铰去满头青丝，走进了南京聚宝门外的尼姑庵。

对徐妙锦的抗婚显然不应作过高的评价，她不是祝英台和刘兰芝，甚至不是在金兵薄城时毁家纾难的李师师。在她出家为尼的动机中，掺杂着众多的政治和个人恩怨的情绪因素。例如，她大抵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对朱棣的夺位持激烈的否定立场；例如，她的父亲徐达实际上是被朱皇帝以一盆蒸鹅赐死的，她的长兄徐辉祖也因抵抗燕师入城而被削爵幽禁，郁悒而死；例如，朱棣是她的姐夫，她从姐姐那里有可能知道一个表面堂皇的形象的另一面，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深层次的情绪积累，都因浸渍了午朝门外过多的鲜血而膨胀发酵，促成了一个贵族少女的终极选择。为了逃避那座充满了血腥味的宫城，她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青灯古佛的庵堂。

宫城内外的血腥味，朱棣自己也感觉到了。在这里他杀人太多，积怨太深，冥冥之中总见到一双双怨忿的眼睛包围着他，他要冲出这种包围。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出巡、亲征，把宫城作为一堵背影冷落在身后。对这座江南的宫城，他有一种本能的隔膜感，虽然这里是父亲的定鼎之地，但他自己的事业却是从北方开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这都是文人的屁话。这里的山水太小家子气，连气候也令人很不开心，一年四季总是潮滋滋的，午门前杀几个人，血迹老半天也不干；多杀几个，便恣肆张扬地浸漫开去，銮驾进出，车轮碾出一路血红，沿着御道迤逦而出，一直延伸得很远，这似乎不是圣明天子的气象。因此，无论是出巡还是亲征，他总是往北方跑。那雄奇旷远的大漠，好放缰驰马，也好尽兴杀人。黄尘滚滚，风沙蔽天，纵是尸山血海，顷刻间便了无痕迹。在这期间，他先是选定了昌平黄土山的一块风水宝地为自己经营陵墓，又下令在北平建造新的宫城。几年以后，他下诏迁都，回到他“肇迹之地”的北平去了。

离开南京之前，朱棣还心思念念地惦记着江南的文人。当初从朱元璋的屠刀下得以幸存的才子解缙，前几年因得罪朱棣被囚于锦衣卫狱，朱棣查看囚籍时发现了这个熟悉的名字，皱了皱眉头：“缙犹在耶？”语气中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杀机。锦衣卫的官员和解缙有点私谊，破例采取了一种比较有人情味的做法，让解缙喝醉了酒，埋在积雪中捂死了。这是朱棣对江南文人的最后一次报复。

但这一次绝对没有流血，午朝门外只有一堆晶莹的白雪，埋葬着一个正直狂傲的文人。在他的身后，那座在潇潇血雨中显赫了半个多世纪的明宫城的大门，缓缓地关闭了。

四

主角一走，南京宫城便有如一座被遗弃的舞台，立时冷落下来。但场面还不能散，生旦净末也都按部就班地预备着，因为这里仍然是南北两京之一，六部内阁一个不少，只是少了一个皇上。当然，这里的尚书侍郎们大都属于荣誉性的安排，他们可以看相当一级的文件，可以领取一份俸禄，可以受用部级干部的车马品服，却没有多少实际权力。京城离他们太远，皇上的声音通过快马传到这里时，已经不那么朗朗威严。留守官员们与京官虽然免不了那种千丝万缕的瓜葛，但毕竟不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因此，只能从邸报上揣测京师那边的连台好戏：某某倒台了，某某新进圣眷正浓，京城的米价看来涨得挺厉害，等等。放下邸报，他们感慨一阵，说几句不痛不痒说了等于没说的官话，然后早早地打道回府。京城里的事情太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皇上很少顾得上向这里看几眼。而且自迁都以后，历代的皇上都没有永乐大帝那样的精力，一个个都病恹恹的，因此也根本不会想到巡幸南都。南都在冷落和无奈中已见出衰颓的样子，大树砸坍了殿脊上的龙吻，廊柱上的金粉一块一块地剥蚀了，午朝门正中那专供銮驾进出的宫门年复一年地紧闭着，黄铜门钉上的锈迹正悄悄地蔓延开来，如同老人脸上的寿斑。值宫太监迈着龙钟的步态在宫城内踽踽独行，夕阳下拖着长长的身影。

皇上大概是不会再来了。

南京宫城的大门整整关闭了一百年，正德十五年，皇上终于来了。

来的自然是正德皇帝朱厚照，他是朱棣的六世孙。大概有愧于几代先人的脚头太懒、欠债太多，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并且在午朝门外导演了一场相当具有观赏价值的好戏。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什么样德性的都有，好玩的也不少，但是像正德这样玩得出格，玩得豪爽阔大，玩得富于浪漫色彩的恐怕绝无仅有。他是皇上，富有四海，这份大家业足够他挥霍的。但皇上自有皇上的难处，那一套从头管到脚的封建礼法也实在令人不好受。正德的潇洒之处在于，他既充分张扬了家大业大手面阔绰的优势，又把那一套束缚自己的封建礼法看得如同儿戏。大约七八年前，我看过一本台湾作家高阳的历史小说《百花洲》，写的是唐伯虎在南昌宁王府的一段经历，也涉及正德，内容提要第一句这样写：“正德是个顽童。”说得很有意思。这位顽童虽贵为天子，却颇有几分真性情，他并不很看重自己的身份，也不大拿架子。且看《明良记》中的一段记载：

武宗在宫中，偶见黄葱，实气促之作声为戏。宦官遂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

这种以黄葱或芦膜之类“实气促之作声”的儿戏，相当多的儿童都玩过。但作为皇帝来玩，且玩到“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的程度，算不算有点出格呢？

这还只是在宫城内小玩玩。

要大玩就得走出宫城。他常常简装微服。一声不响，一个人一走了之。如果有什么人来劝阻，对不起，那就请他吃家伙——廷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口外的宣府大同，据说那里的女人水色特好，这正对皇帝的口味，什么样的女人都像皮匠的针线逢着就上。京戏《游龙戏凤》所演的，就是他在宣府的一段艳遇。既然上了后世的舞台，可见是盖棺论定的了。戏中的那些调情场面自然意思不大，却有一段台词相当不错：正德说京城里的皇宫是“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他一概住不惯——倒很有几分个性解放的味道。

现在，他到南京来了，带着一个从口外嫖来的叫“刘娘娘”的妓女。

正德这次南下，有一件很风光的事，不久前，宁王朱宸濠伪称奉太后密诏，在南昌起兵反叛。这场闹剧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不过四十三天，赣南都御史王守仁只用三千人马，就把朱宸濠捉进了囚车。但正德却偏要小题大作，下诏御驾亲征，他是想借机到南方玩玩。大军刚出了京师，就已经得到了王守仁的捷报。正德怕搅了南游的好事，命令封锁消息，继续前进。一路上旌旗蔽日，翠华摇摇，十数万大军实际上成了皇上的仪仗队，这样的大排场真是少见。

凄清冷落的南京宫城立时冠盖如云，午门正中那锈迹斑斑的大门打开了，阳光喧嚣而入，铺满了苔藓阴湿的御道。六部的官员们翻箱倒柜，寻找自己的补服和朝笏。平日闲得无聊的太监忙得颠儿颠儿的：皇上要在这里导演一场“献俘阙下”的好戏哩。

那么，就拉开帷幕，轰轰烈烈地开场吧。

“献俘阙下”本来有一套固定的程式：俘虏从前门经千步廊、承天门、端门解至午门，沿路禁军森严、刀剑林立，呼喝之声如山鸣谷应，那种凛然至尊的威慑力令人不寒而栗。皇帝则在午门城楼上设御座，一面展示天威，亲自发落敌酋，一面嘉奖有功将士，这场面不消说是相当威武壮观的了。但正德还觉得不过瘾，他是大玩家，玩就要玩个刺激，而不仅仅满足于一幕走过场的仪式；他自己也应该走下城楼，做一个威风八面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呆坐在城楼上审视裁判。于是，他设计了这样的场面：朱宸濠等一干叛臣从千步廊外押过来了，只见当今皇上戎装罩甲，立马于旗门之下，喝令将叛臣一律松绑，任他们满场奔逃，皇上则策马扬旗，指挥将士分兵合击，在惊天动地的金鼓和呐喊声中一举将其抓获。这样一铺排，自然精彩且绝伦矣。可正德兴犹未尽，又别出心裁，要移师玄武湖，把朱宸濠投之湖水，让自己亲自生擒活捉（那个倒霉鬼是在鄱阳湖中被俘的），因是日风浪太大，臣下再三劝阻，才不得不作罢。

尽管如此，午朝门前的这一幕活剧，从创意到表演，从排场到气氛，都玩得相当圆满。经国伟业，治平武功，竟如此轻松地演化为一场游戏，当今皇上总算让南都的臣僚们开了一回眼界。

明代的皇帝，大体上是麻布袋草布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这个时候，开国之初那种叱咤风云雄视高远的自信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整个王朝的架子虽没有倒，内囊却也空了。正德既然没有中兴振作的能耐，便只能借助于午朝门外这种虚张声势的表演，来作为自己脆弱的心理支撑，这实在算得上一个时代的气象。可以设想，在朱元璋和朱棣那个时代，对献俘大概是不会这么看重的，他们打了那么多的仗，有些仗甚至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很值得一提的。俘虏进京了，很好，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一道朱批便发落了。他们也不缺乏参与意识，一次又一次地亲征，骑着烈马，操着长戈，在血雨腥风的搏杀中展示自己的豪强和雄健，根本用不着在午朝门前来一番表演，那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他们有一种喷薄跃动的自信，而正德恰恰失却了自信。一座行将倾颓的舞台，一群底气不足、强打精神的演员，一幕纯粹属于表演性质的儿戏，这就是16 世纪中期的明王朝。

是的，明王朝已经相当疲惫慵倦了，这从皇上离开南京时的步履可以看出来。一年以后，当正德回跸京师时，远没有他的祖先朱棣北上时那样虎虎有生气，虽然他比朱棣当年整整年轻了三十岁。而就在他离开南京三个月后，这位浪荡子就在他寻欢作乐的豹房里“龙驭宾天”了。

南京宫城的大门又关闭了，午朝门前的那一幕好戏，成了一茬又一茬的留守官员们永恒不衰的话题。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堪称空前绝后的壮举，因为从此以后，即使作为一种表演，这种机会也再不曾有过，从战场上送来的大多是一败涂地的塘报，从来只有自己的总兵督抚被人家杀头俘虏的份儿。在后来的几代君王眼里，那标志着圣朝武功的献俘大典，已经成了一种相当奢侈的憧憬，一个沉埋在风尘深处的遥远的梦。

自正德以后，明王朝又经历了六代帝王共一百二十余年，这中间，除亡国之君崇祯而外，没有一个不是玩家。但说来可怜，国事日非，风雨飘摇，世纪末的靡废感年复一年地浸淫着宫城，这几位君王的人格精神也日趋宵小猥琐。他们已玩不出正德那样阔大的气派，而只能演化为深宫一隅的自虐，一种心理变态者的怪癖。嘉靖玩方术，最后把自己的老命也搭上去了；万历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是躺在烟榻上的；天启本是个懦弱无用的窝囊废，便只能玩玩斫削雕琢之类，他似乎有希望成为一个不错的木匠，国家却治理得一塌糊涂。至于玩女人，这个绝对古典主义的保留项目，玩到啥时候也是新鲜的。反正国事已经不可收拾了，管它怎的，豁出去玩个痛快得了。这样，到了不大会玩的崇祯执政前，前人欠下的烂污账却一齐要他承担，他只得去上吊。好端端的一份大家业终于玩光了。

这是公元1644 年春天，北京的一幕戏。

五

接下来轮到南京的戏了。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好多王朝来说，南京可不是一处“吉宅”，这里演惯了凄婉动人的亡国悲剧，一个个短命的王朝在这里最后落下收场的帷幕，一队队“面缚舆榇”的末代君臣从这里的宫门鱼贯而出。本来，明王朝已经曲终人散了，可偏偏还要到这里来续上一段不绝如缕的尾声。

皇上在煤山吊死了，不碍，三只脚的蛤蟆难找，朱家宗室里想当皇帝的凤子龙孙多的是。不久，一个从河南洛阳逃难来的藩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整天哈欠连天、委靡不振的藩王叫朱由崧，他坐上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金銮殿。

这个弘光实在糟糕透顶，国事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玩。他当皇帝总共不过大半年时间，这期间干得最起劲的一件实事就是发动老百姓抓蛤蟆，为了用蛤蟆配制春药，闹得全城鸡犬不宁、怨声载道，他自己也因此得了个“蛤蟆天子”的称号。朝政已经败坏到了极点，群小弄权，鼠窃狗偷，宫城内弥漫着一股黯淡柔靡的陈腐气息，有如一座阴森森的古墓。这里没有议政的庄严，没有御敌的慷慨，甚至连几句欺世盗名的高调和清谈也没有。每到夜晚，宫墙内笙歌低徊，舞影凄迷，与宫墙外捉蛤蟆的灯火遥遥相望，常常有被奸死的女孩子被扔出宫门。新鬼烦冤旧鬼哭，任何人都会感到这种末世的不祥气象。弘光自己倒是坦然得很，他的思维方式相当实际：反正这皇帝是捡来的，不玩白不玩。再说清兵已经饮马淮河，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到那时想玩也玩不成了。就这种德性，送他一句“荒淫误国”也太抬举了，因为国家本来就不是他的，他是在挥霍别人的家业，所以唯恐来不及。这是南京历史上任何一个末代皇帝也不曾有过的腐朽。陈后主的昏聩，还能写出相当不错的《玉树后庭花》，让后人传唱；李煜即使在肉袒出降前，还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临江仙》词，那种对艺术的痴迷，亦令后人感慨不已。弘光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完全蜕化成了两脚兽，只有近乎变态的肉欲。这样一个皇帝，这样一个南明小朝廷，当年那么要强的朱元璋也只能躲在钟山一隅暗暗饮泣吧。

南京宫城坍塌了，坍塌在“窝里斗”的闹剧和笙歌舞影之中。事实上，从袍笏登场的那一天开始，南明的权力中心就不在这里的朝廊和大殿里，而在远离宫城的鸡鹅巷和裤子裆。这是两条偏僻的深巷，名字都不怎么雅，但在当时是很显赫的，因为这里住着两个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马士英和阮大铖。马阮联手，把弘光朝的政坛搅得乌烟瘴气。其实这两位倒也是文人的根底，马瑶草的书法和诗文都说得过去；阮大铖甚至可以列入戏剧家的行列，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剧作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这虽说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很有才气的。如果把他算作一个文人，那么便是坏文人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坏文人比其他的什么坏人都更可怕，因为他们有才，更懂得怎样钻营，怎样整人。这个阮大铖，早年和魏忠贤贴得很紧，却“内甚亲而外若远之”，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至于“每投刺，辄厚赂阍人毁焉”，这就更厉害了，既上书讨好权贵，又不留下把柄，马上买通门人把效忠信给毁掉，所以后来魏忠贤事败抄家时，就抓不住他投靠的证据。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城南聚宝门外的那条深巷里却每每流泻出抑扬宛转的歌吹和苏白，矮胖而多须的阮大铖一边拍着檀板，导演家伎上演自编的剧本，一边盘算着怎样整人，怎样敛财，以至于日后怎样改换门庭投靠“建虏”。这是当时宫城外的一幅相当富于时代感的画面。

真正站在南明政治舞台中心的是一群有骨气的文人，他们每个人的身边大抵还站着一位深明大义的青楼女子。在这里，他们的聚会超越了痴男怨女的小悲欢，呈示出慷慨嘹亮的主调。一辆辆马拉的青油包车或轿子在秦淮河畔的青楼前停下，晚明政治史上的一系列大情节也由此悲壮地展开。包车和轿子里走下侯朝宗、陈子龙、冒辟疆、方以智等复社名流，他们大抵披着那个时代的贵公子所流行的白袷春衫，极是倜傥潇洒。门楣下则迎出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妓，于是脂香粉腻，说剑谈兵，才子佳人的艳歌中流动着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这中间，最为哀艳动人的莫过于《桃花扇》的故事。孔尚任真是大手笔，把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浓缩于笙歌红裙之中。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卖国求荣，卖友求荣，卖身求荣，只有那椒兰红粉、烟花世界之中还保存着一腔未被污染的气节，这是多么深沉的悲哀。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女人面对的永远是男人，选择新主子还是旧主子，主要是士大夫的事情，即使国难当头，女人所感受的痛苦，一般还是以家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李香君的不同“一般”，就在于她的爱憎具有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的内涵。“桃花扇底送南朝”，当一个青楼女子倒地撞头，血溅扇面时，这就不仅仅是对权贵的抗争，同时也撞响了南明小朝廷灭亡的丧钟。

弘光的预计大致不差，清兵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不过人家没用得上怎么“打”，是堂而皇之地开进南都的。城门两侧跪满了迎降的南明显贵，当年朱元璋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所筑的城墙，到这时纯粹成了一圈纸糊的摆设。而紧挨着朝阳门的大内宫城，这时也根本用不着担心防卫问题了，这一点似乎早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当然，这位刚愎专横的老皇帝也有始料未及的：当年自己最不放心，因而也杀得最多的文人，在明王朝人去场空时，却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哀戚的一群。

六

清兵过了长江，很快就把明宫城丢在身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征讨去了。据说迎降的南明官员为了拍马屁，曾请豫亲王多铎下榻于明宫城，被多铎以“僭越礼法”而拒绝。这里是皇权的象征，岂是可以随便住得的？他怕引起摄政王多尔衮的疑忌。因为清廷已经有了一座北京的宫城，不再需要宫城了。

那么，就把它冷落在一边，让它慢慢地圮毁湮灭吧。

过了差不多两百年，到了清咸丰二年的三月，随着凤仪门下的一声轰然巨响，又一个束着黄头巾的草头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从广东来的私塾先生叫洪秀全。

现在轮到洪秀全站在钟山之巅来规划宫城了，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明故宫无疑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洪秀全断然否决了这座没落的宫城，其原因恰恰是当年朱元璋所不屑考虑的：宫城位置太偏，不利于防卫。

历史似乎在磨道上蹒跚了五百年，又兜回到原来的地方。五百年后的洪秀全挥手之间否决了朱元璋的选择，在重提“防卫问题”的背后，朱元璋那种透着王霸之气的自信和进取意识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洪秀全是到南京来当皇帝的，站在这里，他看到的只有江南一隅的富庶繁华和城高池深，所谓经营八表以取天下的念头已经相当淡薄了。因此，他下令把新建的天王府深深地藏进京城的腹地，这样，他在金銮殿里可以清静些。

明故宫拆毁了，一座座当年由江淮工匠营造的崇宏巨殿，被一群来自广西湖南的农民闹哄哄地肢解，那些巨大的梁柱和石料被运往天王府工地，去构建一个新王朝的仪仗。龙吻依旧，鸱尾威严，只是廊柱上重新涂上了一层金粉。

但清静却从来不曾有过。几乎所有的攻防都围绕着天京而展开，奔腾湍急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了以天京为中心的回浪浅滩。定都以后，太平天国虽曾有过北伐、西征之举，但西征意在经略上游，屏障天京；而北伐则是以偏师孤悬险地，与其说是犁庭扫穴，不如说是以攻为守。造反而以战略保守为能事，这是令后人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的。与此同时，六朝绮罗滋长了天朝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天国的急剧封建化。忠王李秀成似乎比较清醒，面对清军潮涨潮落般的围攻，他曾多次提出放弃天京，以运动战经略东南的建议，所谓“陛下在外，犹能腾骞天际。若守危城，譬处笼中。”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洪秀全已经尝到了坐在宫城里当皇帝的滋味，根本不愿再骑上战马颠儿颠儿地“运动”了，他已经失去了那种席卷千军的锐气。完蛋就完蛋吧，天京龙盘虎踞，足够守一阵子的，死了就埋在宫城下，好歹当了一回皇帝。但“清妖”却不肯让他入土为安，曾九的湘军进城后，洪秀全被掘尸焚灰，又和以火药，入炮轰散。然后一把火烧光了天王府。黄钟毁弃，天倾东南，大火七日不绝。

所有这一幕幕悲剧，早已成了一片废墟的明故宫都看在眼里，它静静地躲在京师一隅，没有悲哀也没有迷惘。世事如棋，天道轮回，转来转去总转不出那个小圈圈。远望着天王府里冲天的火光，它叹息一声，更加深深地藏进荒烟茂草之中。

时在公元1864 年7 月，甲子当头。

又过了两轮甲子，我到南京来挣文凭，在明故宫的东北角住了两年。考证下来，那地方当是明代的冷宫。那两年过得很平淡，百无聊赖，就去看看明故宫遗址，其实现今已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只有一座午朝门，当年杀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