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称中国的文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入仕途而困惑者、入仕途而遭贬者、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不入仕途者。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似乎没有它，中国的文人就很难划分归类，想是中国的文人寸步离不开政治的影子。但同时我们又发现，完美意义上的“自身健全”是无法获得的，这不仅是因为知识的深邃与躯体的快逸永远处于互为“异化”的状态之中，更重要的是任何历史现实和现实历史中的人格都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限。

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作品《楚辞》和《离骚》中，尽显作者宽阔的胸襟、自尊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晋朝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他的诗作中流露着淡泊名利的文人气质；唐朝诗人李白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尽显文人本色；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意义；郑板桥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种视官位如粪土的脍炙人口的名句，至今令人回味。透过他们的笔墨字迹，我们看到的是一副副铮铮铁骨：不畏强权，不畏皇权。

当然历史上也不乏一入仕途，便趋炎附势、低声下气，只懂溜须拍马之类的变节文人；不乏一朝得志便趾高气昂、颐指气使、残害忠良的谄颜媚骨。回顾柳宗元、范仲淹等文学家被权势差遣，几遭贬谪流放、四处飘零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贬官文化”和“贬官文人”们在远离政治中心和偏废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精神价值。山水是文人真正的老师，而文人是山水真正的知音。许多的文人都会寄情于山水，因为山水的启迪，他们性情清灵，文思泉涌。自然界蕴涵着太多的魅力和深刻的哲理。余秋雨先生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领受自然的恩泽，感悟自然界的真谛。在现实生活遭遇挫折以后，一部分人依然孜孜以求地寻找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合；一部分人则走向了遁世出家的道路，在道家的道观中寻求羽化升仙，在佛家的寺庙中探索禅语珠玑，以达到精神的安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多元。中国文化不但是多种并存的，而且有它独具的奥秘和魅力。同时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虽同根同源，但因其信仰和文化传承的途径不同，而使这直抒胸臆的音符迥然有异。

“柔情铁骨基于尊严，出仕隐退皆为国家。”无数的中国文人为国为民，铁骨铮铮又柔情愁肠。挣脱了种种伦理和观念枷锁，恢复了自我的独立人格，焕发出自己独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他们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余秋雨先生感慨道：“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取的乐趣”，“我还只是在说湖。还有海，还有……那里会有多少蕴藏呢？简直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多元，这样的无限，才值得活一活”。这些出自肺腑的感叹，正是对生命意义的呼唤，它鼓舞生活在新时代中的人们，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该如何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如何去开拓、进取，展现丰富的人生，如何去表现出我们的气质和气概。

数不尽的硬骨头

◎文人不可无傲骨

中国文人长期处于一种多方依附状态，依附权势，依附教条，依附未经自身选择的观念，依附自欺欺人的造型，结果，最难保持尊严。

——《汉堡残稿》

五千年的文明，卷轶浩繁，中国文人占据了太多太重要的地位。他们是中国历史的轴心，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而联系着中国一代文人从古至今的文化情结，是那始于春秋秉承于两汉魏晋归结于明清的中国文人风骨。那些有德无才或是有才无德的人都算不上“文人”。他们受道家和儒家影响最深，常常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清高、才情、理想化、愤世嫉俗和追求完美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文人的这些特点表现了一种高贵的品格，而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始终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是那么桀骜不驯，在人格上他们永远是那么宁折不弯，似乎天生傲骨。他们的作品，渗透出中国文人特有的浪漫主义的柔情气质和铁骨铮铮的豪迈气概。

傲风而立，傲视群浊的三闾大夫屈原，一身正气，一身傲骨，虽处江湖之远，却依然心忧国势衰微、民生凋敝的楚国。一生傲骨坚挺，不与世同浊，皆因屈原的“方”与“正”。他太出众了，学识渊博，记忆力强，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熟悉外交辞令。对内同怀王谋划商讨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酬诸侯……虽然怀王“终不悟”，但屈原的“存君兴国”之志从未泯灭。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屈原却无论是否在其位都要谋其政。儒家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屈原则是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屈原的爱国之心既不会因个人的荣辱而动摇，也不会随楚国的治乱而改变。对祖国的一片忠心是屈原傲骨的内在精髓。

显得有些老态的屈原整一整峨冠博带，挥一挥临风长袖，一口喝下渔父端上来的大碗浊酒。在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愁中，可见他的铮铮傲骨和蔑视王的权杖的烈性。他投江的背影划成一道灿烂的虹，一道洞穿历史的长虹，刺破了汩罗江上方的天空，就这么悲悯地跃起，决绝而又坦荡。排开浊水，畅饮清流；脱开昏醉，奔向凄寒的独醒。他的傲骨在江水中傲立了几千年，昭示着告诉世人，这就是理想和信仰，这就是祖国和人民，这就是人格的神圣与精神的绝对纯净。

千百年来，对谗佞的谴责还在继续，但我们已不屑再提那些龌龊的名字，怕玷污了洁如玉石的傲骨和丽若霞辉的辞章。罗曼罗兰说：“最美的花，只有心知道孕育的不易。”于是，我们在缅怀屈原的同时，也想到了记载屈子的史公——司马迁。那个傲骨风行，傲弥尊严，忍受世间奇耻大辱却任傲风锐当的司马迁。司马迁太没有城府，那个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与他并没有什么交往，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个史官，有必要以事实说话。可是他的生活太简单了，读书游历，在政治上他没有经验，不懂得事实在权力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月光透过狱窗撒在斑驳幽暗的囚房里。他完全可以像屈子一样选择死亡，但作为一个史官，他不甘心，《史记》还未完成。屈辱地接受宫刑，这也许就是他在劫难逃的宿命。有转折的风景才是美的，他用他的行动维护了一个史官的尊严，坚挺着那副傲骨站立起来，握起沉甸甸的笔杆，从一个匍匐于殿的宦官，成为一个华夏史臣，于是历史便如此般精彩。“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没有骄傲，没有退步，几千年来依然傲骨雄风逸涛四海，司马迁无悔千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屈原做到了，司马迁也做到了，他们一路走来，在痛苦与快乐中，在付出与收获中，在甘甜与泪水中，在傲骨与选择中，走向成功。

大凡真正有才华的人，其实都是暗藏着这种骄傲的。世间那些内蕴惊世才华的人，一般都是高傲的，绝不肯唯唯诺诺、蝇营狗苟、琐琐屑屑地活，巧言讨好于权贵者面前，奴颜卑膝在庸人们之下。古往今来，世上那些极风神俊逸、极有才华的人物，往往是一样的，一样的年少气盛，一样的恃才傲物，一样的遗世独立，一样地于俗世中抗争。

鲁迅先生逝世后，毛泽东盛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而“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生前却盛赞魏晋时的嵇康“骨头最硬”。嵇康一身傲骨，桀骜不逊，乱世中不肯对权贵稍作妥协。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曾赞“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最后的嵇康也果真如其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爆发，曹爽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以曹爽的失败告终，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此时，摆在嵇康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归隐；一条是投靠合作。刚肠傲骨的嵇康毅然选择了前者，其他“六贤”虽避入竹林，标榜与当世恶势力司马氏集团各行其道，但在司马氏集团的分化瓦解下，刘伶整日泡在酒中，山涛、王戎、阮咸、向秀，甚至阮籍或趋炎附势，或被迫违心出仕，终背弃了自己的理想。能够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唯有嵇康。曾经“二十年未尝见喜愠之色”的嵇康，对于司马氏集团谋篡曹魏，专制镇压的统治深感不满，已经不是曾经归隐于竹林之中的“隐而不发”，而是公然声言“非汤武而薄周孔”，公开宣布与司马氏集团的山涛、吕巽绝交，傲形于色、怒形于色。嵇康在这种违背理想和原则的懦夫面前，尽显了男儿真性情。

心狠手辣的司马昭，对这个桀骜不驯的眼中钉，又岂会放过。在断头台上，傲骨铮铮的嵇康弹奏了一曲绝响——《广陵散》，那宽袍博带在风中飞扬，他用了最优雅的姿态面对死亡，时年仅四十岁。几千年过去了，依旧有余音绕梁，今人依旧能穿越历史的天空感受到嵇康的悲哀、怨恨和痛惜，还有他那铮铮傲骨的精神。

当然，傲骨不等于傲气，艺术大师徐悲鸿曾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傲气，一是盛气凌人，傲慢自负，自我感觉良好，也许某一方面高人一等，优人一招，先人一步；一是并无过人之处，只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罢了。不管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过高的评价自己、蔑视别人，习惯仰面朝天，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这类人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负的心态，自以为很了不起，自高自大，盈气于内，形态于表，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气势，用不可一世的表现来傲视别人。说白了，这种人的态度是制造假象，想在气势上压倒别人，争取心理优势，并逼人就范，令人臣服。傲气的实质说穿了是一种稚气，既不谦虚谨慎，也不时常反思，有了一点成绩，便傲气毕露。

老子告诫世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而如果一个人锋芒毕露，一定会遭到别人嫉恨和非议。很多有才华的人，往往就是因为傲气。而妨碍了其自身的远大前程，甚至引来杀身之祸，三国时期的杨修便是其一。

杨修，聪慧绝伦、思维敏捷的“仓曹主簿官”，一个因鸡肋而丧命的文人，其家世代簪缨，原本他也可为一方郡守，可仅仅是为了曹操那句“千里无鸡鸣，思之断人肠”，他委曲求全，由公卿之后变为一名小小的主簿。从曹丕偷出了杨修为曹植做的答教，到装吴质的竹篓又装了丝帛；从“一合酥”到花园的“门内有活”；从力谏出兵，到“黄绢幼妇外孙齐臼”，再到最后的“鸡肋”，我们这位聪明的主簿充分展现了其出众超群的才华学识，同时也让曹操看到了他的隐隐傲气。正因如此，曹操的一句“再敢有扰乱军心者，以杨修为鉴”，断送了一个文人的一生，一个恃才傲物，却又悲凉慷慨的文人。

后人有诗叹杨修“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也说“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杨修之死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启示：一是才不可尽露，傲气不可彰显；二是，事不可点破，不能太不给主人面子。杨修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他的死虽然可惜，可他死的确实使后人清醒：人不可有傲气。有了傲气的人，往往会自命不凡，认为自己能干，比别人高出一筹，从而目中无人。这就是他今后失败的先兆。有了傲气的人，当成功的时候，赞扬、奉承之词迎面扑来，他就会飘飘然，听不进批评和忠告，辨不清真假与是非，最终还是失败。对于这种人来说，成功无异成了“毒药”。

据《史记》中记载，孔子曾经拜访过老子，向他请教礼仪。老子告诫孔子说：“一个聪明而富有洞察力的人身上经常隐藏着危险，那是因为他喜欢批评别人，因此，一个人还是节制为好，切不可处处占上风，而应当采取谨慎的处世态度。”这就告诉我们，做人切不可太盛气凌人，而是要谨言慎行、谦虚待人。事实上，倘若一个人能够谦虚诚恳地待人，便会得到人们的好感，若能谨言慎行，则更会赢得人们的尊重。

有一部分傲骨文人，在特立独行、坚持原则之后，既未遭杀头，当然也未被高看一眼，而是被“贬官”。但是，其“官”贬而“文”不贬。“贬”而发奋，竭力地反思社会人性与制度，创出了灿烂的文化奇观。从屈原、司马迁之后，贬官们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演义了一番，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于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贬官文化”。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切文明的第一本质在于它们与非文明的区别。这一点远比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和冲突重要。因此，只要是文明，就不必在互相对比和冲突中过于自卑，或过于骄傲。

——《借我一生》

人生的道路往往坎坷不平，失败和挫折随时都会降临，冷眼、讽刺也会随之而来。对待这些是唉声叹气地把原因归于“自己天赋不足”，从此一蹶不振呢？还是不怕嘲讽，寻找原因，迎着困难而上？这就要看是否有“傲骨”。那么如何培植我们的“傲骨”呢？如何做一个有志气、有信心、失败后并不气馁，相反，会顽强不屈在新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的人呢？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说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书，给我们带来了智慧的源泉和精神的力量；书，给我们带来了遐想和乐趣；书，宛如是神圣的殿堂，那么另人心驰神往；书，好似一叶小舟，载我们驶进浩瀚的知识海洋！

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文学家高尔基也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作家弗兰西斯·培根也说：“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一个不爱读书的人，是绝对谈不上有什么高雅气质的，“气”是包装不出来的。

“腹有诗书”还有一个典故，据传，被尊为“医中之圣”的李时珍一生喜爱读书，在他的家乡，有一位庸医，不学无术，不但喜欢假装斯文，还购买了许多医书以此来炫耀自己。有一年，梅雨季节刚过，庸医命家人将藏书搬到院子里晒。各种古典医书摊开满满一院子，他自己洋洋自得，在院子里懒散踱步。这恰好被路过的李时珍看到，他一时兴起，便解开衣襟，躺在晒书架子旁边，袒胸露腹，也晒起“书”来。庸医一见，莫名其妙，惊问道：“您这是做什么？”李时珍答道：“我也在晒书呀”。庸医问：“先生的书在哪里呢？”李时珍拍拍自己的肚皮，笑着说：“我的书都装在肚子里。”

这个典故显然是在讥讽挖苦庸医的不学无术、卖弄斯文。评价一个人的知识，不在于书架上摆有多少书，而在于腹内装有多少书。也就是说，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喜欢读书学习，是不是真有学问。

读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读《周易》时，至韦编三绝；西汉学者匡衡，少时为借书，宁肯给别人干活不要工钱；刘向曾说“书犹如药，善读可以医愚”；晋代孙康“如囊萤，如映雪”；明末顾炎武“白头至老，未尝一日废书”等等，这些都让人钦佩不已，古人的治学精神实在让人感动，就是在近代史上，大凡有成就的人也无不重视读书和学习。

被誉为“文化昆仑”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平生淡泊，独钟情于书，人谓“书痴”。钱钟书出生于书香门第，以周岁抓“周”抓到书而取名“钟书”。过嗣伯父后由其开蒙读书。七八岁时，已能囫囵吞枣地阅读家藏的或书摊上租来的“正经”和“不正经”的小说。14岁时，曾借读到大批通俗文学杂志如《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乃恣情浏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喜博览中西图书。上课时从不做笔记，但常一面听讲，一面阅读与课程无关之书。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写到钱钟书时说：“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

钱钟书读书完全出于喜好，“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似馋嘴老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尤喜读“极俗的书”，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高头讲章，则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地一本本渐次吃完”。亦喜读诗歌。至于厚重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读书同时还兼作笔记。从其自题诗句：“书癖钻窝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等句可见其读写之情。

而钱钟书的“傲骨”事迹也不是乏善可陈的。一代“鬼才”黄永玉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钱钟书的事迹，说道：“文革”中，上面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又是何等的傲骨！杨绛先生说，人是有良知和灵性的。可见，与其用任何华丽的外衣来武装自己，都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知识就是力量”，读书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拓展着一个人的人生宽度，涵养着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读书能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读书能明白事理，增强能力；读书能陶冶性情，德润人心，沿着书籍构成的阶梯，学做人，学做事，攀上一个又一个科学的高峰，争取不断超越，走向卓越。读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读《论语》，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高尚的情操，怎样做一个胸怀坦荡的君子；读《西游记》，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不怕苦、不怕难、坚持到底的胜利精神；读《简·爱》，教会我们如何做一个智趣高尚、心灵丰富的人；读《基督山伯爵》，教会我们如何做一个沉着冷静、毅志力强的人……读东方传统典籍，可以品位它的情辞并茂和垂之久远；读西方的名著，可以体味其博大的人文关怀和自由思想。余秋雨先生在谈到自己读书时的情景曾说，“我读过一些古典名著，开始可能会读错，但宁可读错也要读，逐渐会走出错误，从而提高自己”。

博览群书，你可以拥有幽雅的气质，脱俗的情味，伶俐的谈吐，灵慧的头脑……

通过读书，你可以播种阳光，挥洒青春，启迪愚昧，创造文明……

但是，目前我国国民的读书现状却令人担忧：图书阅读率虽然止住跌势，但其形势仍不乐观。据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统计，2007年，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仅为48.8％，与纸质图书的实际阅读状况相对比来，目前纸质读物的“浅阅读”趋向愈加明显。而网络阅读作为一种新兴的读书方式，正随着电子技术的日渐普及，获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青睐。在不读书的原因中，排名第一位的是“没有读书的时间”；其次是“没有读书的习惯”。

传统阅读不能丢，“没时间”更不是不读书的主要原因。鲁迅先生曾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是有的。”他本人就是把大家喝咖啡、谈天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最终鲁迅写出了许多好文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现实生活中，不论你的学识有多高、称谓有多少，你学到的知识都只是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何况当今新知识不断涌现，知识的陈旧率和淘汰率速度日益加快。立身以立学为本，立学以读书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认识当自强，生命应无悔。余秋雨先生在谈到读书时说：“怎样才能提高生命质量？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集中人类历史上别的力量加固自己，才能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而个人的魅力会传递给学生、孩子、家人和周围的人……”

文人政治的隐忧

◎折腰的那些文人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

——《阳关雪》

在任何体制之下，每一时代最显著而且最巨大的力量都是政治，对个人最直接、最尖锐的威胁无疑就是政治权力。社会的前进离不开政治权力的协调，文人的发展也需要政治的推波助澜。早在孟子之时，他就曾说过：”士与仕，犹农夫之耕也“，他的话就已经为中国文人立下了出路，指明了发展方向。因为文人只有将其学问知识与政治有机结合，才能体现文人文化的价值，才能展现文人的才华。脱离了政治的舞台，文化就成了单纯的文化，没有生命力的文化。是政治赋予了文化以辉煌，给予文人崇高的地位，使他们有了高官厚禄的满足。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文人的政治，文人通过品质或者读书考试取得官职，文人的儒家思想通过社会政治发挥其功能。大多数的士大夫，都兼有官僚与文人双重身份，上堂审理案件，退堂吟诗作赋。历代通往仕途的道路，从汉的察举，到晋的九品中正，隋唐至清的科举制，为文人走上仕途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在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积极融入政治体制中的儒生，当然不乏一些有志于弘道，真正关心民间疾苦的可称为知识分子的官员，但更多的是一大帮不足以安邦定国，甚至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迂儒、俗儒。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荣华富贵、封妻荫子，而他们一旦从文人转化为官僚，便变得尊君从势、阿谀逢迎。正是历史现实中每一朝代都充斥着这样的官僚，中国社会才长久地陷于动乱与腐败的泥淖之中。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重要朝代之一。宋代历史上涌现出许多颇具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科学家、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以及独领一代风骚的文人墨客，堪称人才辈出的时代。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奸臣——秦桧，便发迹于这个朝代。长期以来，秦桧一直被视为汉奸或卖国贼，用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的词汇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但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文人，而且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绝对称得上是文人中的文人。

秦桧出身于书香门第，登仕之前，做过私塾先生，教书育人。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他不仅科举高登进士第，还是新科状元，连夫人都是绝色佳人加才女。他曾任礼部尚书，两任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而且，秦桧还是书法大家，写得一手天下绝伦的好字，开创了一代书风，我们所说的宋体，实际上就是秦桧创造的。除书法超绝外，秦桧的诗词歌赋、琴、书、棋、画都称得上上乘。但就是这样一位文人中的文人，一遇政治，晚节不保。在南宋抗金胜利，全民士气高涨的时刻，他害死了岳飞等抗金名将，受到历代人民的唾骂，遗臭万年。今天，在杭州古木森森的岳庙里，还高挂着叶剑英元帅手书的“心昭天日”的巨匾。大殿里岳飞塑像是紫袍金甲，气宇轩昂，按剑而坐。秦桧、王氏的铸像，袒臂反剪跪在岳飞墓地墙根的铁栅栏里，可怜了他的一代“秦体”也因为名声不好，而只能称为“宋体”。

孟子曾斥责公孙衍、张仪为“以顺为正，妾妇之道”（《孟子·滕文公上》），在这里用来斥责那些甘为附庸的官僚文人也是十分恰当的。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众多的文人一但进入官场，常常把圣人的教导抛到脑后，按官场套路行事，为非作歹的每朝每代都有，比如说上面提到的秦桧。历代的一流文人，没有一个是小人；但为高官者，往往会出现一个半个祸国殃民，比如和珅。

大清王朝二百九十六年，和珅是清朝所有大臣中最为贪婪的一个，即使在历史的纬度上，他的“贪”也是可圈可点的。经查抄，和珅财产的三分之一就价值二亿二千二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他的家产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国库15年收入的总和，正如民间谚语所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然而，谁又知道一代贪官和珅也是文人出身呢？

据嘉庆年间整理的《和珅列传》记载，和珅并非后人传说的那样不学无术。他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儿时的和珅天资聪颖，勤奋而有才华，且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20岁的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虽没有考中举人，但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多次成为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读卷官，参与《四库全书》等多部典籍的编撰。

乾隆一生喜爱作诗，爱摆弄书法，且书法作品很见功力。和珅在诗文和书法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比如他的字跟乾隆的很是相似，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因此乾隆后期的一些诗匾便是和珅代笔的。据考证，如今挂在北京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即为和珅代笔。

和珅的文章也写得像模像样。据史料记载，和珅被关进牢狱的第七天，即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大牢中写下一首题为《上元夜狱中对月》绝命诗。单从这首诗的文采来看，如他自己所认为的，他是有才的，和珅在诗中认为自己被处死的原因也是由于才华导致。当然他的下场不能完全如他所说，归咎于他才华的超众，但他的才华，的确是让他在乾隆年间，做到了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嘉庆皇帝虽然在乾隆死后十五天，就迅速地杀掉了和珅，但是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清国史馆将编好的《和珅列传》送嘉庆过目。嘉庆见记载极简单，只记录了和珅的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批示：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事的。只是和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狂妄专擅”，才不得不加以重罚，为此嘉庆下令重新编写。

一介文人，“误入仕途”，害人害己，终落得抄家自尽的下场，其一生对清王朝的根基动摇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得好，“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蹋他、毁坏他。”

政治对于文人，总是会想尽办法去引诱、拉拢，将他们全部异化为“政治”，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那些流落在民间的文人，总是会被政治所排斥，怀璧游离在正统文化之外。文人大都是感性的，而政治却要求理性。当文人由感性变为理性，他便不是文人，而是被政治同化掉的“官文人”，戴上了“官”帽便不免有些“冠冕堂皇”的色彩，究竟是文人还是政客就说不清了。

中国文人注定是悲哀的，在政治上他们永远只是帝王利用的工具，他们不可能分享帝王的权利、利益，他们的气质以及童真的一面注定他们玩不起政治，只能是被别人操纵的角色。“一为文人，便不足观。”历史上还有那么一群文人，才华横溢，为了百姓，登上庙堂。凭着那种文人独有的浪漫情怀，那种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的现实与残酷。猜不透，玩不转，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悲哀。

◎谪贬文化的前沿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中国的文人大都有“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政治情结，综观古今，几乎没有一个不与政治牵连的，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他们常常以“积极入仕”，“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的忧国忧民思想为己任。但是他们怀揣的美好梦想，最终都会被残酷的现实、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撕得粉碎。政治给了文人以荣光的同时，也给了他们以黑暗：有被打压赶杀的凄惨，有被排挤靠边的失落，有被遗弃放逐的无奈！他们似乎命中注定是为政治而生，为政治而死，即使有了愤慨，有了悲鸣，有了不平……文人仍需要政治，政治也离不开文人。他们在荣光中追求辉煌，在黑暗中追求光明，这既是做文人的喜悦，也是做文人的无奈和悲哀。他们似乎陷进一个永远走不出的怪圈：代代相承、周而复始。于是，我们看到，失意落魄的文人傲骨嶙峋，位居险要的文人殚精竭虑，国破家亡的文人声嘶力竭，犹豫不定的文人踌躇前行。

大学问家孔子，生于乱世，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有一腔报国之热血。对治理国家的许多问题，也常常进行思考，发表一些见解，但其一生的政治生涯都是一个悲剧，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那时他已50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14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圣贤尚困苦，何况是普通的文人呢。

余秋雨先生在《洞庭一角》一文开篇就提出“贬官文化”这个概念。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贬谪。在数不清的遭贬人员中，常常有饱读诗书之人。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过些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时过境迁，天子觉得此人不错，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于是受贬官员人品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通之后人。又因他们在受贬期间亲热过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便成了遗迹，这便形成了贬官文化。

产生这样的文化，其根源主要在于当时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对于人性的压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进而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种贬官文化在中国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国外则显得不多，恰是因为形成贬官文化的这一群体，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接受着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这种思想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民主思想一样，把君主从神祗上驱逐下来，以分权制衡，而是承认君主一人专制的绝对权力地位，而企图以“仁”、“礼”软化君主权威，企图使君王成为视民如子、爱民如子的权威。而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的角色定位则是以“师”、友、臣的身份来协助君主。

《论语·泰伯》载有这样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到了唐代，韩愈又提出“文以载道”文学必须承担道德内容。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确认了文人万世不朽的神圣使命。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忧”便是中国古代那些文人的精神底色。

公元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法被贬，恰逢谪守岳阳友人腾子京重修了岳阳楼，便邀其写一篇楼记。落寞之人，情感百转，看浩瀚洞庭，想人生荣辱，在痛定思痛之后，触景生情写下脍炙人口的著名《岳阳楼记》。文章开头即写，巴陵洞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而后又写洞庭，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长烟一空，皓月千里……岳阳楼之大观被范仲淹写得淋漓尽致，并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之语。也正因如此，余秋雨先生说他的“胸襟大了，洞庭小了”。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尽管困惑，尽管困苦，却依然乐得其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谓“痛并快乐着”。我们看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时候，所领略到的也就是作者的伟大情操。但他所说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因为这个“天下”只是儒家思想的“大一统的天下”。

《岳阳楼记》算得上是贬官文化的上乘之作。是中国古代贬官文化中洋溢着极其人性化的一种溢光流彩的道德展示。中国文化中多了诸如范仲淹之类的文化人格，亦是中国文化的幸运。然而，他们却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命运之神毕竟是失落了他们，毕竟是让他们忍受了太多痛苦与磨难。在范仲淹之前的柳宗元，也没有躲过被贬谪的命运，而且是一贬再贬。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道“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当他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了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十年后，被贬永州的柳宗元被一纸诏书召回长安。他按捺不住喜悦，急急赶去。从永州至长安，他经过了汨罗江，屈原的形貌在他的心中立即交叠了起来。他随口吟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凤》）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喜气洋洋地回到长安，兜头而下的却是一盆冷水，面南而坐的皇帝，御笔一划，他又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这一贬再贬，无疑是当头一棒，此时与凄楚南归的柳宗元同行的还有刘禹锡。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分手之际，柳宗元嘴角笑容一绽，随即吟出：“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南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到了柳州的柳宗元，已不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了，他凭借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47岁便客死柳州。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无法想像柳宗元如不遭贬，会不会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样好的文字？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只要翻阅柳文仍然会为其折腰，这不仅是因为他留下了许多凝结着悲天悯人思想的不朽诗文，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自己的独立文化人格，而不再是朝廷棋盘上的一枚无生命的棋子。文字能够如此穿越时空，恐怕是受贬者自己也没想到的。

比前两者被贬之经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要算是大文豪苏东坡了，他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风范，“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苏东坡一生都在积极入仕，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在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上著名的苏堤。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过“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

中国古代文人在内在理念上追求着自我精神的升华与超越，实际上，他们对赖以批判现实的那种理想政制是相当模糊的。因此，他们始终不能找到一条真正可能实现善治的道路。在儒家思想的主宰之下，文人们即使不满足现实，但是他们能够希翼的，也只是有一个愿意施行仁政的君主。然而，在中国历史现实中，几乎从来没有一个君主及其治理的国家实现过文人们的愿望。

余秋雨先生赞叹这些由于政治斗争而遭受陷害的文人，他说：“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于全然黯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在政治黑暗时，或者在某个政治低潮期，寻找自己精神上的乌托邦，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产生辉煌的一个因素。也正因如此，中国的文采华章就更有了张力。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

但是，“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也有一些入仕的文人被政治的尔虞我诈所伤，忍受不了反复无常、风云变幻的政治官场，从此归隐，或隐于山水之间，或遁世宗教。他们确实承载着中国精神的一面旗帜，一代一代流传，他们的政治得到我们的认同，文化得到我们的认同，精神也同样得到我们的认同。

灵感的不竭来源

◎纵情尽兴山水间

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阳关雪》

中国山水千姿百态，可谓得天独厚；中国又是文明古国，历代人文荟萃。这自然与人文的两大特点，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山水文化。中国许多的名山胜水，不仅自然景观雄奇秀丽，而且沉积着深厚的文化，闪耀着灿烂的异彩。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曾提到，“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从历史文化极为丰富的山山水水间，可以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可以发掘出古代文化的沉淀。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在自然山水间孕育出来的。自然环境本身不是山水文化，而是它赖以生成的客观条件。山水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是人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晶。庄子认为，人类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国古代文人对政治的逃避，绝大多数是因为对政治黑暗、腐败的憎恶，或是在官场被排挤。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文人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汉文帝时期，文人贾山这样描述皇权的恐怖：“雷霆之所击，无不摧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在这种无比强大的压力感的压迫之下，文人的心境往往从忧患被推向绝望。余秋雨先生在《为自己减刑》中说，人类的监狱有两种：有形的和无形的。人世间“把自己关进心造的监狱里”的人不少，这就是“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有人能够在有形的监狱中，即“不自由中寻找自由”。文人们虽然绝望，虽然痛苦，但内心是清醒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山水田园。于是许多文人便不得不把强烈的入世使命感藏起来，最终，离世俗越来越远，走向田园，步入山水。余秋雨先生在《阳关雪》中说过“一旦这种所谓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便不免会在自然的风景中寻找寄托”。

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文人这样躲避现实，成为“隐者”。从《论语》中嘲笑孔子的老人到魏晋的孙登、陶渊明，再到风流天下的孟浩然，他们代表着天下圣贤淡薄心志的最终宿命。更多的人则把生命终老于山水田园，并且默默无闻地度过恬然一生。他们带着浓郁的绝望扼杀了自己的理想、志向与抱负，转而放任生命之水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流淌、终了。在那样一个扼杀人性的时代，只有超出方外，醉心于灵魂，才能在超然独立中解放自己，从而获得精神意义上的突围。

有人说人生有三重境界：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涉世之初，我们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与新鲜，用一种童真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事物，万事万物在我们眼中：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固执地相信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然而，尘世之中有太多的虚伪存在，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们很容易在现实里迷失了方向，随之而来的是迷惑、彷徨、痛苦与挣扎，有的人就此沉沦在迷失的世界里，我们开始学会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对一切都多了一份理性与现实的思考，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山，水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水了。第三重界是一种洞察世事后的反璞归真，但并非人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人生的经历积累到一定程度，不断地反省，对世事、对自己的追求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明白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这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已有另一种内涵在里面了。

究竟有多少文人能够在这三重境界里由人修炼成龙，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看到了，在踏遍千山万水，经历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雨露滋润后，更多的文人墨客，置身在禅意盎然的风景中，一颗颗被生活的尘埃所沾染的心变得越发纯洁，脸上僵硬的肌肉也变得越发柔和。回想起曾经的黯淡无光，如今的清新山水显得更具有永恒的价值。那是因为神奇的自然界，给予了人类太多的思考与感动。

中国以山水之美著称，又以诗国名世。山水养育了诗歌，山水造就了文人的风采，文人增添了山水的灵性。没有山水的熏陶，文人便缺少了灵感与源泉；没有文人的妙笔，山水也缺少了精神和韵味。晋宋易代之际，人们的思想、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文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很精辟地指出山水诗取代玄言诗的发展趋势。那种寄情山水的放达洒脱情怀，曾感动了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余秋雨先生评价他们“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也有人将那个时代的文人身上所特有的情怀，亲切的尊崇为“魏晋风度”。

谢灵运可以说是“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作为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其诗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着一种清新自然恬静之韵味，一改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之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除诗文创作外，他还兼通史学，精通佛教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宋文帝刘义隆曾称赏他的诗和字为“二宝”。他跟庐山东林寺的名僧慧远有深交，尽管慧远比他大五十来岁，两人还是很投缘。慧远圆寂后，他特地写了一篇祭吊的名文《庐山慧远法师诔》，一时洛阳纸贵。

同时，谢灵运也是第一位见诸史册的大旅行家。他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他登山时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有“脚着谢公屐，身蹬青云梯”。

谢灵运其人其诗，可以用前人所说的“得罪于当时，得名于后世”（转引自黄节《谢康乐诗注》《登池上楼》下引“吴伯其曰”）十个字加以概括。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宋文帝命他出任临川内史，但他还是不理政事，终日出游，被地方官员纠弹，要治他的罪。谢灵运不服，反把有关吏员扣押起来。他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权，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这种行为和言论，加重了他的罪名，被判免死流放广州。可是刚到广州，朝廷的公文又到了，诬他又犯下了新的叛逆罪，命令将他就地正法。元嘉十年（公元433年）10月，谢灵运在广州被处弃市刑（当街斩首），死时仅49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余秋雨先生在《霜冷长河》中说：“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人生应以乐观的精神，开阔的胸襟，面对一切坎坷，获得自我解放。只要“舒一舒眉”，就能从心造的监狱中自我释放出来，于人于己，均有裨益，何乐而不为。漫漫人生路，飘忽天地间。古往今来，朝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仍动摇不了文人与山水所结下的不解之缘。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着文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天国，那它一定隐藏在连绵起伏、重重叠叠的千山万壑中，隐藏在每一个渴望山水的文人心里。

◎幽兰寂寞水自流

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

——《庐山》

孔子曾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总是投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怡情悦性、歌咏吟唱。灵秀的山水与多情的文人结合的结果，便是那一篇篇传诵千古的山水美文，山水凭借文人的笔墨，向世人述说着它们的感知。这其中溶进了历代多少文人雅士的灵魂，抑或打造了多少流传千古的佳话传说，从动到静，从有到无，这都是文人对山水神韵的一种体现。他们要的是一种清幽，而这种清幽只能在山与水之间寻得。

山依旧伫立着，水依旧流淌着，唯独赏山观水的人变化着，他们用心去领略，用笔去书写。于是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了自己的灵魂，有了自己的历史。

庐山，位于长江之滨、鄱阳湖畔。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巍峨挺拔的青峰秀峦、喷雪鸣雷的银泉飞瀑、瞬息万变的云海奇观、俊奇巧秀的园林建筑，一展庐山的无穷魅力。据说庐山一年中大约有一百九十二天左右要在云雾中渡过，雨水十分充沛。几千年来，庐山优美的自然景观，优越的地理环境，引来了无数文人墨客，高僧羽士。他们徜徉流连，兴之所至，泼墨挥毫，吟诗题咏，为庐山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也是庐山之所以成为我国著名的山水文化名山不同于其他名山的特点，庐山的这种特点更贴近于一种“人文山水”。

春观云雾，得苏东坡古今传诵之佳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淋漓尽致地描述了雾罩庐山的朦胧之美；夏看瀑布，一首李太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可谓家喻户晓，把庐山瀑布渲染得壮观而浩瀚；秋观红叶，自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斑斓灿烂；冬赏雪景，“朝日照积雪，庐山如白云，始知灵境杳，不与众山群。树色空中断，泉声半天闻，千座冰玉里，何处看匡庐？”明代诗人王世懋的《庐山雪》，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了庐山的冬日雪景。读古人珠玉般的文字，庐山之高、美、奇、幽、秀被概括得尽致无遗，让人不禁叹为观止，眼界随即开阔。

余秋雨先生在《庐山》中说“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而如今因为世俗的拥挤与喧嚣，庐山已成为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世界，“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的地方，人们避暑，疗养，游人喧闹世俗的好去处。这是庐山文化的无奈，也是中国文人的辛酸。余秋雨先生说“总有一种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将来的庐山也许还会成为文人的天地吧，这是余秋雨先生疑惑中的一点希望。我们也希望庐山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人们意想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文人们已习惯地将生活融入自然，用自然体现生活，用墨迹赞美它们，用丹青歌颂它们。这是对时光的感慨，也是对流水的感慨，更是对年华的感慨。我们来自自然，最终也将回归自然。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有万物发端于水，又复归于水的生命永恒循环（轮回）观的思想与信仰，且普遍存在，影响深远。

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公认的国学大师，其“境界说”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有着重大影响。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清末民初，《国学月报》介绍王国维宣扬和阐释境界的《人间词话》“是用新的眼光，观察旧文学的第一部书”。其后，钱钟书也称誉该书“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昧，而非眼里之金屑”；李长之则评价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兴文艺批评与他无缘……但他被了点西洋近代思想的微光，这是好兆头。”从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已经具备了“新的眼光”，并使西方美学思想与自己的美学思想融会贯通。王国维谈成就事业、谈做学问可谓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可他的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纪之谜。几十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1927年6月2日上午，这位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人生50岁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他衣袋中仅有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留给家人。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于他的自沉有独特的见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余秋雨先生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国维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伟人。在他的个性与思想、生活与著作之间，我们看到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统一关系———他的著作就是他的精神自传，印上了他的个性痕迹。王国维为什么会选择“自沉”于水的方式结束人生？又为什么会选择昆明湖？当他走向颐和园的湖水，是否觉得只有那片湖水能够怀抱他的灵魂呢？

报国无门的屈原携着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惊鸿一瞥地消失在汨罗江畔；名冠“初唐四杰”之首、浪漫不羁的诗人王勃，在历经生死聚散、奇情流转后百感交集，行至南海慨然跳海自尽，时年只有26岁；29岁的天才诗人朱湘，面对现实不趋炎附势，在生活粉碎了他的理想梦幻后，以自沉于江的形式维护了自己人格的独立；在北京西北郊太平湖投湖自尽的老舍，宁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以保持人格的自尊，而绝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正所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魂兮，随水而居！”流水绵绵，哀歌不断，抚慰着文人的灵魂；流水潺潺，永保洁质，象征着文人高洁的心胸，唯流水，才是文人的安魂之所。

山水的俊朗灵秀并非人人都可享受得了的，它只有在拥有一双慧眼的观赏者面前才会揭开那层面纱，露出自己诱人的肌肤，敞开自己纯洁的心灵。

最后的一根神经

◎唐朝诗坛仙圣佛

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远行的人们》

山与水凭借文人的笔墨，向世人述说它们的感知。真正的文人似乎都只爱山与水，要的是一种清幽，而这种清幽仿佛只能在山与水间寻得。还有一些文人总爱客居佛院，而佛院又常建于山间。山间的佛院寂静，给人以许多时间来打理自己的思绪，感受自然界的魅力和哲理。佛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不论是静山，还是动水，它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包容这个世界，而文人就在这之间学会了包容世俗的人间。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同老庄所代表的道家学派，是孕育于中华本土的文化。而佛教文化原本是外来的一种宗教文化，宗教是人类文化中最富有神异色彩和精神色彩的文化组合，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极致，具有某种引领人超脱现实痛苦、寻找来生的理想国的麻醉剂作用，这对中国历代文人精神影响不小。因此，它同道教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思想元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让中国古代文人在现实痛苦中寻求着解脱的园地，并且能够在一种梦幻式的呓语中达到灵魂的解放与轻松愉悦。

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的儒家学说，亦称为儒学，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并称诸子百家。汉朝武帝时，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中国是否存在儒教，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历史上的儒教之争有三次，从明末清初利玛窦之否定儒教是教，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儒教之争，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任继愈先生重提儒教是教说，每一次都会引发各界极大的讨论兴趣。他们对儒教问题各执己说，对儒家（儒学）、儒教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或抑或扬。有的认为不存在儒教，“儒”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有的认为存在儒教，孔子是教主。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利把孔子学说宗教化，定儒教于一尊。隋唐时期佛、道、儒并称为三教，此后，三教出现合一的趋势。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儒教体系完成于宋代，它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虽然在认识上各有不同，但是无论称为“儒教”或是“儒家”，其创始人均是孔子。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文人彻底从中下阶层脱离出来并形成独立的一个社会群体，儒学社会政治层面的功能也逐渐形成和加强，同时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便被削弱了。其实，历代帝王并没有真正接纳”儒学“的思想，他们只是把儒士作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于是文人儒士的那种济世安民、奉献自我和实现人生价值的信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许多文人在类似的情形下变得委曲求全、沉默逃避，或者一蹶不振、消极忘世，甚至趋炎附势，成为权贵的奴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开始自发的反省，并试图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此时，老庄的处世哲学和佛教思想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道教作为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于东汉时形成，到南北朝时盛行开来。汉顺帝时，张道陵创道教于四川鹤鸣山，曾在青城山、龙虎山等清幽之处修道炼丹。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同时又承袭了古代的巫术和神仙方术。道教徒尊称张道陵为天师，因而道教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的产生和我国山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道教宣扬修道成仙，追求超凡脱俗的“仙境”。神仙信仰起源于神话传说，古代神话有昆仑和蓬莱两大系统，都和山水联系着。道教认为，除了升天的神仙，还有一些“地仙”，居住于十洲三岛、洞天福地。由此，一些洞天福地便成了人间的佳境，道侣期荫仙风而栖息于此，游人仰慕名胜寻迹而至。为道教所染迹的山水，沉淀着中国特有的文化。

道教到了唐代，繁衍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李唐王朝皇帝自李渊始，尊奉老子为皇族祖先；奉《老子》为“上经”、“真经”，列为群经之首，并列为士人考试必读之书；封道教为“国教”，以道教思想治理国家，最终成就了“贞观之治”。唐玄宗崇道，又成就了“开元盛世”。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把道教思想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精髓的时代。

少年时的李白，学习内容非常驳杂，但又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多年不下山。李白对隐逸术仙生活的喜爱，贯穿他的一生。李白的抱负很大，希望做帝王的辅弼大臣，在政治上有赫赫的建树，然后再像范蠡、张良那样，舍弃卿相之贵，浮游江海，栖隐山泉。其功成身退的想法，从思想渊源而言，就是来源于道家。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作于此时。瀛州，虚无缥缈，不可寻求，而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浮云彩霓中时隐时现，这种神仙般的地方成了李白精神寄托的地方。

李白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有更高更远的追求，而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怒仍然郁结于怀，功成身退的愿望难以实现。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有所滋长。他在失意的时候总是想到道教，想到炼丹隐遁，想到纵酒游历。他在求仙学道生涯中寻求精神寄托，并以此睥睨尘俗，傲视帝王。李白的失意不同于其他文人碰壁现实后的沮丧，而是一种蔑视群小、蔑视权贵的兀傲。他非常注重个人的感受，高兴就狂笑，悲伤就狂叫。我们可以发现李白很少有严谨的律诗，而且大部分用第一人称写诗，这就是他和道教所追求的那种对自身、对个性的解放和释放的表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以这两句诗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这种兀傲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道教思想与现实社会碰撞的结果。唐代的道教文化影响李白的一生，虽然没有使他“功成”，实现他“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的理想，却助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仙”。

开创了现实主义诗风的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比李白小11岁。两人同为唐朝诗坛巨擘，但由于二人家世、文化教育信仰的不同，导致其性格气质和人生经历的不同，进而，他们的诗作风格也迥然有异。

杜甫的家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在《进雕赋表》里所说的“奉儒守官”，即他的家庭是崇奉儒家，遵守儒家道德规范的；二是他十三世祖杜预所说的“立功立言”。杜甫出生在这样一个有着诗书传统的官僚世家，其家风必然对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诗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至杜甫时，家道中衰，甚至于穷困潦倒，但他一直保持着家庭祖传的基因，坚持“奉儒守官”和“立功立言”的传统家风。他对儒家思想的信仰可说是相当执着的，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阐释者。“奉儒”就是要遵循儒家政治、道德、理想和观念，就是要忠君、爱民、济世、宗仰尧舜、实行仁政。杜甫的抱负和李白一样，都是要为官，干一番事业。他一生都在为实现尧舜的“仁政”而奔走着、呼喊着。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使杜甫形成了积极用世、仁爱、广博、宽厚、忠慈的性格和襟怀。而当他的忠君、济世的仁政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他又变得那么激昂与深沉、忧患与恻隐。这就使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统一于杜甫的身上。儒家思想文化和特定的社会人生际遇使杜甫只能永远是直面现实人生的伟大诗人。

杜甫信儒，李白信道；杜甫近人，李白似仙。这两种宗教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都是从关心人文出发的，两者之间的不同应该是道家比较注重个人，也就是个体的关怀，而儒家更注重对一个群体关怀。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始终以儒家的为主，道家为辅的原因。

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中说到：“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但在吸纳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文化选择。”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渗入了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使之成为包含道家思想的佛教。经此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弘扬光大，千余年来成为许多文人墨客的宗教信仰。期间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鸿儒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也使得佛教教义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佛家经典中的哲学以及系统分明的心理分析，许多是儒、道学说所未涉及的，因而大大开了文人士子之茅塞，备受人们欢迎。唐王朝吸取前人治国的经验，对各家学说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七世纪二十年代，高僧玄奘曾西渡流沙，越葱岭，千辛万苦到印度取得真经，使得诸教并容，鼎足而立。

在唐代诗坛上，王维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不仅如此，他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王维受家庭影响，早年即笃信佛教，平生亦虔诚奉佛，素服长斋。他的诗画艺术成就与其较高的佛学修养是分不开的，故世有“诗佛”之美誉。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内心极为痛苦的他“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文人来说，要想摆脱这种痛苦，很容易就会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此时的他只得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李白的道家与王维的佛家不同之处就在于李白只追求自我，根本不回头也不低头，而王维总是微笑着回头或者低头看看。这也是两种宗教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佛的形象总是高高在上，微笑着看着你的，而仙的形象总是飘在空中，仰着头，背对着你。

文人虽然也受到儒、道、佛思想的影响，甚至在他们失意之时为之追求过，这无可厚非，事实上，这恰恰更好的丰富了文人的精神领域。人的性情是复杂、多面的。他们的反省，是在自我人格完美上的体验，是在现实和理想中的生活方式的展示，这样的精神内化，更能体现出他们真诚的一面，似乎更具有文人的魅力！

韩愈的出现，打破了文人的思路，韩愈的复古思想和文人精神的要求，实际上是对儒、道、佛精神的批判，尽管他自己可能已经受到它的影响。韩愈这一思想的提出，完全是弱化了文人自我价值存在的体系，强化了文人的社会价值体系。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宋代文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环境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任何东西都无所谓好坏，只不过是适合不适合自己而已。余秋雨先生在《寂寞的天柱山》中说道，“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卡夫卡说：“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

◎隐逸人格的风度

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

——《江南小镇》

余秋雨先生的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传统文人的历史文化处境，“隐逸人格”也就成为其散文所探讨的重要内容，其中，《沙漠隐泉》、《庐山》、《江南小镇》、《寂寞天柱山》、《藏书忧》等篇章都塑造了高标出世的隐逸形象，或是表现了浓厚的隐逸倾向。中国文人这种隐逸人格的存在，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气和自身的教育信仰密切相关。对精神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人在声色犬马之外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怀抱济世理想的古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因而心怀不满，或者对现实麻木不仁，进而或弃官、或隐居、或时官时隐。

有少数的文人确实是投身佛道之中的，如李叔同。但大多数的文人还是将佛道当成一种风雅的娱乐。他们往往淡出了政治舞台，却很容易地登上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并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自己的艺术美创造中建构和显现了人格精神，同时他们在自己的艺术生产活动中体会和享受到了成功与超越的乐趣。他们喜欢同僧道往来切磋，如唐朝的白居易、王维、宋朝的苏东坡、辛弃疾等等。多与僧人交游，从这些高僧大德超凡脱俗的气质中受到启发，从而写下许多千古绝唱。名臣如宋代的王安石、元朝的耶律楚材，本身即是佛门居士，事出家人为师。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佛学宗师慧远与庐山文化的形成有着不解之缘。慧远一生的弘法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出家到五十岁，他一直跟随师父道安，学道修行，风风雨雨几十年，由一个年轻的俗家才子，成长为一个品性高尚、学养渊深的佛教徒；五十岁时与师父在襄阳分手后，慧远在庐山结庐，创建东林寺，此后三十年，他迹不出庐山，与俗世相隔绝，一心向佛，使庐山成了江南的佛教中心，他也因而成为一个为天下人所尊崇的佛教领袖，慧远的名字同庐山一起传遍了天下。

慧远在寺中专注修行的三十余年里，史载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即使是送客，也从不越过寺前那条清澈的虎溪。传说一旦慧远不慎过了虎溪上的石桥，山上便有灵虎呜号。

有一天，《桃花源记》的作者、著名诗人陶渊明与简寂观道教宗师陆修静同时造访慧远，三人的性情兴趣都十分投合，因此一谈起话来便欲罢不能。直到慧远送他们离开时，依然无法止住彼此谈话的兴致。在不知不觉中慧远破了戒，越过了虎溪。此时神虎就大声鸣吼了，三人这才惊觉发生了破戒情事；然而他们不是痛苦自责，反倒是彼此理解，会心的相视大笑。于是这过溪的场景、朗笑的刹那，便成为千古传唱的佳话，留下了“虎溪三笑”的美谈。此情此景成了历代画家偏爱的作画题材了。后世一直将《虎溪三笑图》所绘之内容，视之为儒佛道“三教亲和，原是一家”的象征，并以宋代石恪所绘为最古。

慧远所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他晚年生活的庐山，既是一个佛教中心，又是一个杰出的文人集团，在他的周围有一批才华卓越的文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慧远的身边，聆听大师的讲话，并与他论道谈诗，结社修行，共期佳境。人们爱他的经文，也爱听他留给后世的种种传说。慧远不仅赢得了同道、信徒的崇敬，而且还受到了整个社会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文有儒士、武有将军的崇拜。慧远颖悟而超然的一生，给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添上了精妙的一笔。

与苏东坡同一个时代的佛印禅师，是以文学和佛学而名闻全国的一位高僧。他小时候是一个神童，三岁就能背诵唐诗，到五岁入学读书时，那本《唐诗三百首》，他已能够背出二百多首。于是，老师教他读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因为他聪明过人，不久五经也都通晓了。接着，他开始研究中国诸子百家的学说。有一天，他到一座叫竹林寺的庙里，读《楞严经》，这个神童，越读越有兴趣，他发觉这才是真理。到十六岁时就出家专门研究佛学了。佛印禅师因为德学兼优，名闻全国，神宗皇帝颁赐一个“高丽磨纳金钵”给他，以表扬他的道德；当时很多佛寺都请他去住持。

当佛印禅师住持庐山的归宗寺时，苏东坡被贬到了黄州，黄州位于长江北岸，与长江南岸的庐山，正好隔江相望；因此，苏东坡就时常坐船过江，找佛印禅师谈禅论道，他们两人越谈越投机。由于会晤的次数多了，交谊也日渐进增，有时候他们在谈话中也开开玩笑，从开玩笑中揭示佛教的禅理。

传说有一天，佛印禅师教苏东坡坐禅，苏东坡很高兴地穿起大袍，坐在佛印禅师的对面；两个人对坐了一会儿，苏东坡头脑一转，问佛印禅师道：“你看我坐着，像个什么？”“像一尊佛！”佛印禅师心平气和地答道。苏东坡听了这句话，心里觉得很甜！当苏东坡感到得意的时候，恰巧佛印禅师又反问苏东坡道：“你看我像什么？”苏东坡看佛印禅师穿着大袍，婆娑于地，这一下给他抓到机会了，他连讥带讽地答道：“像一堆牛粪。”苏东坡答后，偷看了佛印禅师一下，看他有什么表示，只见佛印禅师眼观鼻，鼻观心地默然端坐着。这时，苏东坡感到飘飘然起来。

苏东坡回家，得意洋洋！他的妹妹苏小妹看到，问他：“哥哥！你今天为什么这样高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每次跟佛印师父辩论，都输给他，今天我第一次得到胜利了。”苏东坡说时，喜形于色。苏小妹问：“哥哥，你是怎么样胜他的？”苏东坡便把今天跟佛印禅师对坐时的谈话经过，一五一十地描述给苏小妹听；他心里以为苏小妹听了，一定会替他高兴，大大地夸奖他一番，哪里知道小妹听了，却摇摇头向他说道：“哥哥，你又输了！”“我输？我骂师父是一堆牛粪，师父给我骂得一句话也答不出，这怎么是我输呢？”苏东坡感到困惑。“哥哥，万法（万事万物）唯心，心外无法，这道理你是知道的。”苏小妹笑嘻嘻地对苏东坡说：“佛印师父心里想的是佛，所以他看你像一尊佛，哥哥你心里想的是牛粪，所以你看师父像一堆牛粪。师父嘴里走出一尊佛，哥哥你嘴里拉出一堆牛粪；你的臭嘴巴，还不是输了吗？”苏东坡经小妹指出，才恍然大悟，惭愧不已！

文人就像一条纽带，把世间的万物与我们的心连了起来。文人的隐逸思想皆是因现实生活遭遇挫折，怀抱的济世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他们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统治生活的外围或边缘，因此他们好以山水为家，好与僧道为友。出入山林庙舍，并不是简单地想逃避什么，而主要是冲着一种文化而去，冲着一种人格的风度而去。余秋雨先生在《“佛主笑了”》中说道“宗教，既可能是文明的起始状态，又可能是文明的归结状态。一种文明离开了宗教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