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和宽广胸怀，让世人认识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光辉灿烂的国家。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赞叹道：“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暂处衰势时它会隐匿自保、清高自慰，而一旦有兴盛的可能，总是百川连注、众脉俱开、气吞万汇。”

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悠久性与绵延性，仅仅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而言，便有五千年的漫长发展历史。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更在空间里蕴藏着广袤地域范围内的各种多姿多彩的文化。《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思则久，久则征，征则悠久”，纵观世界各国，唯有中国文化还存在着博大、独特、丰富、传承等诸多方面的特征。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灿烂辉煌的华彩乐章可供人们欣赏领略，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极为复杂的不断转换或衍迁的过渡性变局，仿佛穿行于风光旖旎、千回百转的画廊中一样。

几千年文明历史，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第三次浪潮”，传承精华、延续薪火的最广泛载体，无疑当属于书籍。藏书文化廓清了传统文明生生不息的发展线索；图书典籍，有兴有废，亦聚亦散，精华光大，糟粕泯亡，记录了中华文化的嬗变轨迹；一座座藏书楼在时代与人性的考验下穿越历史走来，昭示着“古典文化事业”在产生、传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从藏书历史中我们感悟到了沧桑和无奈；教育也是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机制，人类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有赖教育予以保存和传承。历经荣辱兴衰的书院文化，再次复兴在我们眼前，面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碰撞、冲突和融合，我们该如何抉择？语言在我们的生活里起着重大的作用。也许由于太平淡无奇，所以我们对语言很少注意，但语言承载的文化又何止是一个“浩瀚”所能形容的！在我们的教育计划或者哲学家的思考里，语言的地位太低太低。世界上讲汉语的人最多，但世界通行的语言却不是汉语，当汉语在世界一路走红的同时，我们是否错过了它“内冷外热”的一面，是否该思考一下现行的教育体制究竟怎么了？

精博传世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变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击的过程中，互相会通融合，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传承，而形成新的文化。虽然当代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活跃着大量的西方文化因子，但中国人应当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题叙中说到“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在收藏背后呼唤

◎风雨中文化遗存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风雨天一阁》

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想而知，没有书的世界，人类的记忆就好比流动的沙丘，生命的根须将无法驻足，疲惫的心灵将得不到生息。我们不禁要问：书是什么？无数书生跳入书海，寻求答案，往往穷尽毕生的心血和忠诚。书，是圣贤们与我们永恒同在的活的灵魂；书，是人类崇高面孔的左右脸庞，书，是承载着知识的海洋。一本书铸就一个不灭的灵魂，一本书成就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杰出的民族，一段辉煌的历史。因此，书籍是大于时空的意义符号，书籍是人类精神不灭的象征。正是由于对书的敬畏和爱戴，世上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收藏书籍当做生命的真谛，呕心沥血只为寻求那一片知识的栖息地。

在我国古代，有这样一些文人学士，他们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由于清苦寒贫，他们无法收藏很多的书，而这些书往往又因为改朝换代而失散流离。所以，余秋雨先生说“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藏书楼达一千多座。然而历经沧桑，现存于世的仅有120多座，其中大多更是“楼在书亡”。

都说“乱世藏金”，可是在我国清朝末年藏书的习惯却蔚然壮观，形成了我国近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四大书籍收藏家及其藏书楼。它们分别是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和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四位藏书楼的主人，又被称为“清末私人藏书四大家”。在四家藏书楼中，铁琴铜剑楼排在第一位，因为它是清中叶以来，历史最为长久的藏书楼。有诗云：“琴剑飘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

铁琴铜剑楼，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古里镇，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迄今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读书藏书为乐。创始人瞿绍基，自幼就喜读书，深受家乡藏书文化的熏陶，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许可，使他能一心一意收藏书籍。经十几年的收集，瞿氏的藏书达10万多卷。瞿绍基的藏书处原叫“恬裕斋”。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尤为珍爱一台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解放后，“铁琴铜剑楼”藏书几乎全部归入北京图书馆。铁琴铜剑楼经历了初创、发展、鼎盛、劫难、稳定、善终等阶段，给后人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藏书和藏书楼，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源阁，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海源阁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进士杨以增所建。杨以增平生没有别的嗜好，只是喜爱读书，特别喜好收购书籍。他在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正值战乱，一些藏书家纷纷将书散出，杨乘机收购归入自己的海源阁。他儿子杨绍和（同治进士）又有所扩充。海源阁藏书楼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匾额一方，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海源阁藏书浩瀚，是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如今藏书约4000余种、22万余卷。珍本书主要得之于黄丕烈等藏书家，很多是孤本秘籍，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四大藏书楼中以瞿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瞿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杨氏藏书后历经战乱，迭遭破坏，所藏图书大部散失，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得以保存至今。

皕宋楼，位于浙江湖州，藏书为三部分：皕宋楼（藏宋元刊及名人手钞手校本）、十万卷楼（藏书以明刊本为主）、守先阁（藏明后及明刊的重校本和传钞本）。据时人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说皕宋楼中藏有“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皕宋楼创始人陆心源是清咸丰时举人，一生爱书，从青少年时就开始藏书。陆心源一生著述颇丰，是一位大学者，其遗作汇成洋洋大观的《潜园总集》达940多卷，藏书达15万多卷。可惜陆心源的后人是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保护那一大批书籍的，却不知道其价值并非仅仅为了收藏而收藏。在陆心源去世后13年，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陆心源长子陆树藩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以6万元卖给了日本人，后归属日本财阀岩崎静嘉堂文库。此举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著有《书舶庸谭》的董康说：“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这次事件被称为“皕宋楼事件”。后陆树藩将守先阁剩余之书捐赠给刚兴办的海岛图书馆。

八千卷楼位于浙江杭州，主人丁申、丁丙被时人称为“双丁”，丁氏兄弟均博览群书，对图籍嗜藏不怠，一生专好读书治学，在其祖父丁国典、其父丁英藏书的基础上访求图书，或购或抄，在将近30年间，聚书1.5万多种、20余万卷。除有宋本40种左右、元本约百种之外，明刻精本、《四库全书》底本、名人稿本和校本、日本和朝鲜所刻汉文古籍等较多，是其藏书的主要特色，并且其中很多都曾为明清藏书家所递藏。丁氏宅院的祖居自清末、民国和抗战后日渐衰落，丁氏子孙徙居各处，八千卷楼也似“王谢旧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丁氏后人将全部藏书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后藏南京图书馆，该馆辟专库贮藏，完好无损。丁氏兄弟传名后世，不仅因为家有8000卷藏书，还因为他们在战乱中尽力抢救和保护了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藏书楼走到了现代，积蓄、升华、蜕变、涅槃，图书馆成了它的最后归宿和崭新化身。面对风雨沧桑的藏书楼，余秋雨先生不禁感慨：“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从各大藏书楼创建和它代代相传的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独特而艰辛的流传方式，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良知和坚韧精神，又反映了家庭代传的封闭系统不可避免的困惑与悲剧。对于那些珍藏书籍的人来说，他们的精神生命大于他们自己的领域，因为目力所及，都是人类崇高思想的精髓，是大于世界而永恒于世界的存在。

中国深厚的文明，使每一册书籍都散发着诱人的灿烂。在莫高窟的耳洞里，我们发现了大量古代文书，史称“敦煌遗书”，其数量、内容、范围、价值，前所未有，国内外学术界以此形成了一门当代的显学——敦煌学。从此一例，中国藏书文化的博大浩翰可见一斑。季羡林先生曾感慨“中国藏书事业甲天下，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令人扼腕的是，中国历史上图书所遇浩劫也是非常之多。罪责难逃首推秦始皇，焚书禁书，以期江山永固，万世长久，孰料过了十几年就乌呼哀哉了；曲阜孔府中的鲁壁，是孔子后人藏书于墙中，冒死抵御专制的感人场景的遗留。项羽的又一把大火，烧嬴政的皇宫烧他的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倒是明智的萧何知道藏书的重要，抢救、保存了很多重要文献，在西汉坐稳天下后，又主持建造了石渠、天禄、麒麟等藏书阁，使皇家藏书固定有序，像模像样；清代乾隆帝力倡读书藏书，主持修订《四库全书》，但在建造七阁、彰扬天一阁、集纳书籍的同时，也销毁了几千种十多万部不利于统治，语涉伪妄、抵触、违碍、讥刺、诋毁、悖逆的“不经之书”。至于民间自行闻风而弃而毁的书籍就更不计其数了。清末民国，觊觎中华文明已久的西方列强，终于有机会乘虚而入，大肆搜罗，使许多中国文人精心收罗的珍贵典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流落海外，成为远离故土的“海外游子”。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可以阅读，透视古今。今天，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国泰民安，文物书籍外流的态势终于止住了。国内的藏书界正努力通过各种途径，以期实现流散异邦的古籍文典早日“回归”。

◎融入藏书的世界

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故事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收藏昨天》

收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势。在人与物的对峙中，人生因为收藏而美丽，藏品因为藏鉴而闪烁。我们可以从收藏中感悟其承载文化的深意，体味物趣，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从而达到一种品质的提升，创造一种更高的境界；而收藏品则揭示了一个时期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走向，跨越时空，见证着人类的发展。因此，收藏也是一种精神和境界。

我国有不少名人深谙收藏之道，他们涉猎广泛，藏品丰富。收藏因名人而更具活力，名人也因收藏而更显风采。其中以藏书最雅，一些名人甚至将它作为自己毕生的心爱事业。

中国私家藏书绵延至宋，已成为士大夫的普遍时尚。北宋司马光，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曾经做过宰相，还主持编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爱读书，也爱藏书，有“藏书癖”之称。他家建了一座藏书楼，内有各种文史书籍万卷以上；他埋首于这座藏书楼达数十年之久，还给它的所在地取名为独乐园。他很爱惜书本，每次读书前，为免把书弄脏，总要先揩抹桌面，铺上一层毡毯，然后小心地把书平放在毯子上，这才开始阅读。每当他看完一页，总是先用大拇指轻轻托起书页边缘，然后加上食指，小心地翻过，从来不用指甲去刮书页。他轻易不肯捧着书读，更反对人家把书卷起来读或把书页折角。

南宋大诗人陆游，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也是著名藏书家。他一生嗜书，藏书丰富，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居室取名“书巢”，在书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但是长期以来，他作为藏书家的声名却为诗名所掩。

鲁迅先生是尽人皆知的伟大文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一生热爱收藏的收藏家。他把收藏除了作为一种休闲消遣外，还用来增长学识、探究历史。他常常买些自己感兴趣的古器古籍回来，作为研究和探讨之用。鲁迅先生也酷爱藏书，其一生藏书费用约合今日人民币52万元。在他的《鲁迅日记》中记载着明确的书账：购藏9600多册书籍、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计16500件图书。从他开始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到最终在上海病逝，24个年头中，鲁迅收入的平均11.1％，专门用来藏书购书。

毛泽东既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和诗人。他一生酷爱读书写字，个人藏书达10万余册，有的是买的，大部分是别人赠的。他有一枚藏书章，是1963年请上海博物馆的篆刻家吴朴堂刻的一方“毛氏藏书”印章。他的所有藏书上均盖有这枚藏书印章。书中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三角、叉等符号满目都是。因为收藏、阅读了大量古籍，毛泽东无论是讲话还是写文章都喜欢引经据典，达到了信手拈来、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

我国许多藏书家的乐趣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图书上，他们还喜欢在新获图书上盖一方自己的印章，以表达个性情志。明代藏书家祁承的藏书印章是：“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不仅流露出了爱书之情，而且表达了读书之乐。清人《榆园丛书》作者许益斋，其藏书印文深含哲理：“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益可喜。”其藏书观、珍书情，更显境界高雅。与藏书章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藏书票”。它是一种小小的标志，以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是读书人爱书、藏书的标志，被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魂”、“书海之帆”等。

世界上第一枚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是由德国人设计制作的，迄今已有550年的历史。这枚藏书票的画面是一只嘴里衔着野花的刺猬，上面写着“慎防刺猬一吻”。接着，藏书票传入英国、法国及美洲大陆。17世纪后，收藏和交换藏书票成为一种时尚。随着艺术品收藏的兴起，各国先后成立了藏书票协会。藏书票的产生虽然比邮票早300年左右，但与邮票类似的是，它从出现之日起，就演变为收集和收藏的对象，甚至有时它的收藏功能已经盖过了藏书的标志功能。原因是，藏书票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的特质，它图文并茂，色彩斑斓；小小票面不仅可以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画种和制作方法，变化无穷，趣味无限。

藏书票在20世纪初传入日本，大约20世纪30年代初传入我国。其实，在此之前，一些传教士、西方学者和外交官就已经将藏书票随书籍带到了中国（上海图书馆有收藏证明）。我国现今发现的第一枚藏书票大约出自1914年，它是中国台湾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发现并收藏的。该枚藏书票贴在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上，印有“关祖章藏书”字样，画面是在满壁皆书的书房里，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正在搜索图书，秉烛展卷。在辞典的扉页上，还用钢笔写有如下英文字句：“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号，伦斯勒工艺学校，1914年9月26日。”该枚藏书票用西方引进的木刻技法，构图又完全是中国古典传统风格，极具收藏价值。

因为藏书票不仅具有艺术欣赏功能，更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所以很多藏书家和艺术家都喜欢收藏、制作藏书票。鲁迅先生就很关注藏书票，曾托日本友人从日本购买过，现在，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还珍藏着鲁迅先生收藏的各国和中国早期藏书票。鲁迅先生对藏书票的迅速普及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文学人藏书票“凤凰”便产生于30年代的上海。它是由著名作家叶灵凤，于1933年亲手绘稿刻印的。他思想进步，和诗人郁达夫等人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并开始注意和推介藏书票。亲手制作了这枚书票印出后，他寄赠书票给日本友人太田临一郎。后来李桦、赖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受其影响，也积极制作藏书票。可见这枚书票有史料和艺术双重价值。

由爱书而藏书，由藏书而有藏书票，由藏书票而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并培育出一支收藏爱好者队伍。如今，中国的藏书票已普及全国、走向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余秋雨先生在《收藏昨天》中提到“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

是一种情托起了藏书票，这种情便是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和对书籍的热爱。现实生活中的很多读书人，一不小心便沦为藏书人，虽然他们常常有书不读，却能专注于藏书，所以想要得到好书很难。历史上只藏书不读书的人有不少，登峰造极的莫过于天一阁的主人范氏子孙，他们甚至把藏书作为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钱绣芸，一位为了能到天一阁里看书而不惜嫁给范氏家人的伟大女性，最终只能因为其家族保守先祖遗产的严格条款规定而郁郁终老。1673年，黄宗羲成为范氏家族允许登楼查看其藏书的第一人，此后范氏家族也改变了其规定：只要是具有真正大学问的人便可以入阁观书。

在我们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中，有时候，精神文化是很难得以传承的。精神较于物质让人更难以坚持。书籍，在中华民族有了文明史以来，就成了保存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的工具。它的流传，比人的繁衍有时候还要困难。因为，除了保证不因人为的破坏而中断以外，还需要一种极其坚强的毅力和精神。范钦一家围绕创办天一阁的故事，让我们领悟到，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是人要具有一种文化精神。

精神是构成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没有精神，再多的文化也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存在了，也会消失和毁灭，只有精神才能使它永远存在，并受到它的滋润。

独立自由之思想

◎兴衰荣辱的书院

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

——《千年庭院》

对于学生受教育的地方，我国的最初称谓是校、庠、序、学。《孟子·滕文公》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校之称由此而来。书院，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兴起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为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书院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含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由私人创建，没有政府的认可与资助，与官办高等学府在许多方面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几千年的教育制度，在各代虽略有差异，但其特征却一脉相承，从其组织结构和办学方式来看，主要分为：官学与私学。西周奴隶社会的官学是由国家政权机关主办，高度集中的，“学在官府”是其传统，维护“学术官守”的传统。此时的官学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经济基础上，它的社会阶级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教育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私学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私学是私人根据社会或个人需要而设立的，分散的，特点是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促进了学术的下移。孔子在创办私学方面可以说是留芳千古。孔子重视教育，拥有弟子三千、门生贤人七十二，还在曲阜杏坛讲学，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余秋雨先生曾说“天下最大的学校，一定是孔子创办的那一所。”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打破了文化知识为贵族专属的局面，将文化知识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孔子兴办的私学，可说是书院教育的雏形。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早已是学界定论。在中国历史上，宦海浮沉，升迁不定，进入仕途的文人们常常进退难测，不仅要具备激流勇进的精神，也要有消极恬退的思想准备。当他们失意，或不满时政时，既想坚持“志于道”，又渴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于是儒释道的观念左右他们走进山水，读书著述，随性所致。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逐渐形成习业山林的风气，深山幽谷中出现了一些私人隐居、读书治学的地方。从地方志来看，书院最早出现于唐太宗时期，如大将军李靖在山东读书和研习兵法的书院。从官方的文献记载看，则始于中期唐玄宗时代开设的东西二都丽正、集贤书院。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在五代末期，已经形成了具有聚众讲学性质的书院，庐山国学，也称白鹿国庠就是代表，地址在江西庐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当时书院就已有私人办与官方办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

宋代经过连年战乱之后，官方所办的学校遭到了破坏，有名无实，而且国家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此时私学教育和启蒙教育得到了充分发展。学者们开始选择名山胜地建立书院，作为聚徒讲学和研究学术的场所。这种书院成为当时一种新型的教育体制，它的诞生是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从此，我国教育即呈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体制。当时的大宋，可以说是一个繁华如梦的王朝，一个崇拜文化的王朝，正是那灿烂的文化造就了它的繁华，而大宋文化的根源就在于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商丘的应天府（睢阳）书院。它们实际上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学术中心，是大宋文化的缩影。宋代的书院大多继承了孔子办私学的传统，还承袭了其自由、开放的办学风格，成为中国民间自由学术思想的代表。

在各个朝代，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而当这些私学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后，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后趋于衰落，被其它新兴的私学取代。有学者将其称为“三部曲”，即私学由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后衰落的三个阶段。以四大书院为代表一些的书院，其前身多为地方官或其他人私创，后来朝廷通过赐额、赐书、赐田和任命教官等手段加以控制，使其具有了半官办性质。随后因办学重点转移、财政困难、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关闭。但也有很多书院在制度上，既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又采纳了佛教及道教讲学的经验，博取各家长处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加之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为书籍的出版提供了便利条件等，从而使书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元朝统治时期，也非常重视教育，常常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书院，但其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一般。到了明代，情况又有了改变。明代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所以不重视书院。从整体上说，书院处在一个发展的低谷，而这时也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低落期。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的地位，使它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到了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明代书院由衰到兴。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万历（公元1563—1620年）年间，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中国书院文化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书院承袭明朝遗风。清初，政府一直奉行“不许别建书院”的禁令。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准许各省创建书院，但一直实行严加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上文字狱的影响，迫使书院改变了最初的学术追求。多数书院都以科举为业，对学术的发展没有过多的增进，但书院的这种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普及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影响了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办学。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创建的明诚书院为海外第一所华人书院；其后，新加坡华侨也在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创建了萃英书院；美国的旧金山也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有大清书院。虽然这些海外华人书院与朝鲜等仿照中国制度建立的书院有所区别，但是书院已传播到中华文化领域之外，为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余秋雨先生在《远年琥珀》一文中说过：“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郁，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极而言之，彻底透明，便无色彩和图纹存在，而没有色彩图纹，便没有文化的起点。”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太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颁布诏书，将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至此，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被人为地划上了句号。从书院的产生到发展、兴盛到衰落，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思想与文化载体的书院，同文化传承有着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它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统治阶级既有调和，又有斗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教学特色。用哲学的观点来解读，书院改为学堂，使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得以血脉传承，使中西文化得以交融贯通。所以，书院并没有就此灰飞烟灭，而是在这次“改制”中得以涅槃重生。

◎书院文化的复活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种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奇怪的日子》

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纵观我国历史，国势兴，则教育兴、学术兴。书院起源于繁荣的唐代，至宋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曾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无法比拟的贡献。然而在近代，书院被学堂所取代，历经了近百年的沉默。20世纪整整一百年，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各种革命和运动的“否定”。可是，书院仍然是中国文化人心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仍然是中国文化人所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今天，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书院文化又在人们现代意识的觉醒下悄然兴起，象征性地对当今的现代教育制度进行反驳。

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认为，书院的繁荣，是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全面进步的标志。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信心便开始增强了，中国该怎样发展，如何发展，很多人开始回顾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去那里寻求资源。书院文化的内涵相当丰富，它是在书院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其它文化内涵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思想成果。

书院的出现使得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书院在传授对象方面是极为开放的，虽然书院在招收生员上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但书院教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实行开放式的办学。而且在宽松自由的办学环境下，学术大师们集聚书院讲学，师生之间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提升，由此获得新的观点、思想，促进了学术创新精神的形成。书院已经发展成为以文化传播、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这是它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在1901年，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有学者分析认为，今日的传统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等，基本上已经成为旅游景点，成为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共同保护的单位，只有建筑存在，已不再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岳麓书院则代表了焕发现代活力的传统书院，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招收研究生，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书院文化，并办有中国书院的辑刊，正在搜集各方面书院文化的典籍。

中国传统书院和学术是互动的关系，学术发展借助讲学，书院是相对自由的、不受约束、非体制化的讲学形式，自由活泼。当然，新的文化学术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再度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遭遇到了断裂处境，这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士开始思考用书院这种方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文化“对接”。在现代书院中，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位实践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接”的先行者。1984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学者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时，就吸纳了大批海内外学者加盟，而且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建立合作机制，集中名家讲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张炜认为，书院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今天的坚守十分不易，因为要防止走调，防止形似而实非。他在山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就具备了中国传统书院的所有基本元素，如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及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等。张炜说，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是书院的基本要素和功能。

各种书院的相继成立，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传统书院的“复活”和现代书院的创立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再度关注和讨论。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认为，现代书院的创办，显示了中国作家、学者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和积极的文化创造姿态，对于我国的文化体制，也是一种创新和探索。

历史文化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也对现代书院予以了肯定，他认为，“这体现了各个知识阶层派别从各自角度或爱好出发，或传习传统文化经典，或以西方文化为启蒙，都无可厚非。”他说，“只要不是将书院变成一个封闭的堡垒，传习传统文化只要不是将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多元的文化事实。”实际上，中国书院的重要意义正是它对今天教育机制及无法自由办学的补充功能。

书院在复兴的道路上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冯骥才说，目前书院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先例，凡事都要创造。“我们是第一批人。最大的困难没有可以仿效的，最大的优点可以发挥想象力自由创造。”师资也是一个问题。书院不少导师是由北大教授兼任，但忙于本职的青年学者们，却难有更多精力照顾书院。就此，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由纯粹学者主持的书院要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体制问题。岳麓书院属于高等院校，集中了很多人才从事教学研究，有学位授权体系，有博士点和硕士点。承担了很多国家的研究课题。书院如果要红火起来，必须在制度上理顺，不要把它仅仅当做文化遗迹。用的好，仍可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和基地。其次是要有保护书院的理念。我们所做的，不仅是保护古籍，更重要的是传承与弘扬，这是岳麓书院的理念。我们也借助市场，通过旅游收入平衡开支，可用于文物保护，又可以支持学术研究经费。第三，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使岳麓书院请进来，走出去。主事者一般没有精力也不善于产业化运作，学者们往往不具备太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还认为，“没办法授予学位”也是该院及其他中国书院目前面临的普遍困难。

在建设现代大学文化的征程中，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华，以扬弃的态度将其转换为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是构建现代大学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大学体制应属典型的舶来品，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也可以照搬，因为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大学文化的构建需要在充分挖掘包括书院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中国大学文化呈现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余秋雨先生在《文化敏感带》中谈到，“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把握好自己，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只有厚德才能使人生充满活力；只有笃学才会使社会充满生机；只有传承才会在回归中超越；只有开拓才会促进崭新的文明升华。我们应当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为青年一代的成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百年书香校园创造更好的业绩，谱写更新的篇章。

传承知识的音符

◎感悟语言的多元

终身沉埋在华语圈域中的人很难辨识华语真面目，要真正看清它，须走到它的边沿，进出一下山门。

——《华语情结》

如果我们身临文化熔炉之中，便会发觉中华文化是如此地源源流长，那么地让人梦萦情牵。中华上下五千年，既有平淡如水的寻常人生活，也有惊心动魄的历史景象，虽然与时空有阻隔，但我们与历史之间是没有距离的。那是因为我们同生华夏地，同长黄皮肤，同饮长江水，同飘黑头发，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汉语，它承载着悠久的中华历史传播到世界各地。

人类的语言在最初产生阶段是纷繁复杂的，具有模糊、不稳定、随意性等特点。同一种语言也会因部落的迁徒融合、图腾崇拜的变化、时间地理的变迁而产生变种，比如方言。据估计，世界上大约有5600多种语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100万的语言有100种左右，超过5000万的有20种左右。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有声语言的书面形式。任何文字都是在一种具体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字依附、从属于语言，没有语言就谈不上文字。世界上有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历史上有过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时代，却没有只有文字而没有语言的民族或时代。语言虽然可以作文字的基础，但语言毕竟不等于文字，尽管各国科学界和宗教界做出很大努力，然而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二的语言没有相应的文字。文字记录语言，依附于语言，又反过来影响、提高语言，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平时面对面说话，来不及锤炼推敲，而且话一出口，看不见、找不到，文字把语言记录下来，变成了有形的、书面的东西，这就使人们有可能对它进行加工，这种经过加工的语言，比起它的自然形态来，无疑更加精练、更加严密、更趋于规范化了。

古人认为文字的发明，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淮南子》里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一般的文字也都沾上了迷信的色彩，有字的纸不能乱扔，要放在有“敬惜字纸”标签的容器里，积聚起来烧掉。文字里边当然也有避讳，嘴里不能说的名字，纸上也不能写；必得要写就得借用同音字，或者缺一笔。正是因为有了文字，才有了记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历史的大量典籍，使我们今天依然能大体知道古人的历史和文明状况。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字，被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被创造出来。文字是语言的最好助手，是人类文化传播的功勋使者，也是文学以及艺术的伟大工具。可以说，文字的创立，体现了人类的伟大智慧，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及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源远流长的汉语文化从她的缔造者那里就被授予了跨越时空的使命，其中吸纳了多少文人的情怀。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告白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友情誓言；从杜工部笔下“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愁思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从《三国演义》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红楼梦》的儿女情长……这所有的文字记载都传承着汉语的精华，凝聚成了我们心中的汉语情结。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在我国古代，用口头语言及用书面语言来表述同一件事是不同的。总的来说，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并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而古白话是唐宋以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古白话虽说是白话文，但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话文，一般都是以口头语为基础而夹杂一些文言成分。我们现在所讲的白话文，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产物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当时看到西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字是统一的，回顾我国语言和文字却是分离的，因此便开始提倡白话文——也就是用语体来代替文言。

鲁迅，可以称得上是白话文的鼻祖。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其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交接的时期，所以他目睹了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也见证了成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他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后又走出国门留学日本，在那儿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在经历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后，鲁迅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他的精神渗透于每一部作品中，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在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揭开了中国进入白话文小说时代的序幕，也预示着文言文时代的终结，这篇小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内容和形式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作为一个中国人，鲁迅是深爱着自己的国家的，他甚至把一生的精力都倾注于创作救国。他的作品不单单只是作品，更是当时社会血泪的写照，是敲醒沉睡中的国人的警钟。他关注着民族的发展，也思考着人类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鲁迅自己曾认为，他的创作之所以在当时“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原因就在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应该说，鲁迅的小说真正做到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和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备独特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

近百年的事实证明，推行白话文让国人得益匪浅，白话文早已深得人心。然而五四一代学者是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它的现代性最严重的弊端就表现在：五四文学的反传统主义，“使中国作家不但与被抛弃的古典传统割断了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大众和民间传统也割断了联系——失去了后者就不可能和群众产生有意义的联系”。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教育方面说，因为白话文的提倡，从而使教育更加普及了，人民的知识水平也因此而提高，对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却又如被拦腰斩断了一般。我们古老的文化遗产都蕴藏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可是接受白话文教育的人对于古籍中的古文，几乎没有任何接触，那么又如何能谈得上继承自身优秀的文化呢？

当然，时代毕竟如滔滔江水一去不返，单纯的复古主义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如何整理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并发扬光大，却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看到目前华语文化也陷入尴尬的境地，其发展形势亦不容乐观。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杨锦麟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所谓浓厚文化气息，估计是一种“假象”，不过我喜欢这个氛围和“假象”，至少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新认同和喜欢。华语文化的状态正在受到商业化、庸俗化，以及卡通文化的冲击。华语文化的发展，现实的情境，未必对华语文化的健康发展有利。现实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和思考模式，可能会使华语文化对传统的承接，以及对现代的延续遭遇到可以想象的瓶颈，这也就使得华语文化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诸如海外的华文文学、散文、诗歌以及华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通俗歌曲，在马来西亚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都能获得出人意表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状态。

萨丕尔（E．Sapir）在它著名的《语言论》中曾说道：“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在更多国人忽视华语的同时，华语在国门外却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一位加拿大女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学好汉语是我很多年前就开始追寻着的一个梦。因为只有懂得汉语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古老而神奇的历史与文化，才能了解今天迅速发展着的中国”。那么现在，你的梦又是什么呢？

◎走红背后的思考

那时唐朝强盛，华语走红，种种交往中主要是异邦人学华语。这就像两种溶液相遇，低浓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浓度溶液的渗透。尽管当时作为国际都市的长安城大约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国侨民、外籍居民及其后裔，华语反而因他们的存在而显得更其骄傲。

——《华语情结》

余秋雨先生在《华语情结》中曾这样说道：“语言像山岳一样伟大。不管哪一种，堆垒到20世纪，都成了山。华语无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绵的历史那么长，用着它的人数那么多，特别有资格接受E．Sapir给予的“庞大”、“广博”这类字眼。”可以说，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深深地植根于其民族文化特性的土壤之中，都与其自身赖以存在和运动的社会和文化血肉相连，每种文化都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论及实在。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最开放，中国人最自信的时期。当时的这个东方泱泱大国，使全世界都为她而倾倒。当时的长安现在的西安，既是唐朝的首都，也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世界各国商贾、货物的汇集之地。现在，其他国家居住的中国人为了纪念那个时代的繁华盛世，还常常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唐人街”。那时的长安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大都市都要大，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前来目睹她的风姿华韵。由于来中国的人太多，唐朝皇帝不得不下令成立一个特别部门专门打理这些人的饮食起居，并让私塾先生教这些外国人学习汉语。

唐朝的文化影响了日本与朝鲜。在唐朝时，日本有语言而无文字，当时日文的发明者根据汉字的一些部首来标定日语的一些发音，而很多日语中当时就没有的词汇则直接借用了中文的写法和汉语的发音。韩国文字的演变历程也是来源于中国。从6世纪到8世纪，日本一直把唐朝作为效仿的对象。原本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但中国却能把它加以改造变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再输送到邻国。余秋雨先生在《华语情结》中说道：“华语，连带着它背后的整个华夏文化人格，曾经被一个异邦人收纳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语言优势与心理优势互为表里，使得唐代的中国人变得非常大度。”

今天，我们仿佛又听见了唐朝的回响。如果说中国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英语热”，表明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坚定愿望，那么最近几年来兴起的世界性“汉语热”，则体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开始显示对于世界的日益深入的影响力。如今，世界各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政要还是学子、民众，都有相当大数量的人在埋头读中文、练汉语，形成了政府倡导学、民间扶持学，领导带头学、民众主动学的局面。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称“学习中文是对未来的一个极佳选择”；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做一个人，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背景、你的根。如果你是一个华人，你完全不会讲、不会看、不会听、不会写华语———中国话，我看你或多或少一定是很难过的，是有自卑感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一国的民族语言被作为外语普遍学习的时候，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该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深化。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也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中华文化悠久灿烂，汉语音谐符美，使用人群庞大，但汉语正在崛起的最根本、最强劲的动力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使经济实力日趋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汉语的实用价值随之大幅增长，影响力大大增强。为此，汉语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越来越被外国人看作一种必须获得的知识。很多国家都已经认识到，“在未来50年里，汉语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带领下与英文并驾齐驱，成为主要的国际交流语言”。

在这种大背景下，为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与学习，以圣人“孔子”为名、回归中华文化主流的“孔子学院”，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应运而生。中国教育部在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并通过总部授权在国内外设立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也称为孔子学堂，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是在借鉴国外有关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它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爱好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汉语桥”等世界性的比赛活动也成功举办多次，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在世界上进一步传播汉语，让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大学生在比赛中用同一种语言——汉语，来表达他们热爱汉语、热爱中国的心声。同时提高各国青年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增进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

汉语在世界一路走红的同时，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当今的汉语热多少显得有点“内冷外热”。因为中国国内汉语与中文教育出现的问题日益严重，如学生的中文水平比之20年前明显下降，文句不通、辞不达意的教授也比比皆是。在一些教育制度的设置和文化、学术价值的评估上，也是重英语而轻自己的民族语言。余秋雨先生在《华语情结》中也谈到，“这些年在华语圈边沿上晃荡进出的人数之多，可能已达到历史之最。青年知识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会外语的，这实在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未来的吉兆，一点也不应该抱怨。从趋向看，进出华语圈的人还会多起来。几乎所有大城市里的父母亲，都在关注着子女们的外语成绩。至于华语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关心的重点。”不可否认，英语在当今世界确有优势，受它的影响也不足为奇。不仅仅是汉语，其他语言包括处于霸权地位的英语，也都面临着其他语言要素的冲击。但是，以英语为权重，为标准，为唯一重要指标，来衡量选择人才是错误的，不科学的。封闭了太久的中国人太想与国际接轨了，不慎过多地接上了“英语”的轨，搭上了并非真正的“国际”班车，最终不免走错方向。而且受英语和网络语言的双重“夹击”，汉语的“纯洁性”更难以保持，再加上近代以来白话文运动的某些失误，“优雅的汉语”成为奢望。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用“百年中文，内忧外患”来说明“汉语的危机”。这样，一方面是海外的汉语热，一方面是国内的汉语危机，可谓“两重天”。如果说，汉语热成为连接世界与中国的新桥梁，那么当人家架起了桥梁的那一头时，我们这一边的桥墩可千万不能出现裂痕。语言的纯洁性事关一国的文化凝聚力及软实力。语言并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维护一个民族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载体。诗人荷尔德林曾说，若词语破碎，无物可存在。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得更直白：语言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家。

当然，提倡维护汉语的纯洁性，谨慎汉语英语化、网络化的趋势，并不是反对学英语本身，也不是让汉语故步自封，拒绝革新，而是批判盲目崇拜英语的行为和心态。语言是民族的命脉，是民族的凝聚力，是民族独立的象征。语言是根植于民族灵魂与血液间的文化符号，她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真实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我们必须给予我们的母语——汉语，足够的地位和爱护，激励国人去学习去发展去发扬，吸引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学习汉语、运用汉语。

不可忽视的教育

◎无法回避的考试

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欲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

——《狼山脚下》

自古以来，中国就很重视人才的选拔，而人类选才的方法不外乎两类：一为推荐，二为考试。考试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在世界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同中国的四大发明相媲美。作为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

传说，尧舜禹时代，就有“四岳会议”、举荐、公举、查核、考绩、考察、试用等选举形式，这给后世统治者选择人才、考核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考试制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述到夏商周时期。191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考试”条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以及对已进入仕途的官员的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当人们需要测度、甄别人的知识和才能的差异以“选贤与能”的时候，考试便应运而生了。

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二字组成，《尚书》中有“试可乃已”、“试不可用”、“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等记载。《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有关科举的论著而来，而这些论著的说法又是根据《尚书》的记载而来。

“考”与“试”是两个意思相近的概念，都有“考查”、“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是西汉的董仲舒创造了“考试”一词，首次将“考”与“试”二字连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考功名篇》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演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其实，中国古代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方法，其历史源远流长。春秋以前，出于世官和选举；汉代推行察举与征辟；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些还不算是真正的考试制度。

就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考试制度——科举制，以隋朝元年（公元605年）由“进士科”取代“察举科”为标志。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考试是我国历史上一种十分重要的选拔官员制度，其雏形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隋而确立于唐，完备于宋，一直延续至元、明、清，直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才消失，它前后在中国经历了1300多年。

《荀子·大略》曾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这还是未实行科举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举实行后，天下读书人的聪明才智便都被吸引到了读书作官的道路。在1300多年的漫长时日中，求学而不为入仕的人则是少而又少，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总是趋之若鹜。余秋雨先生说：“科举以诗赋文章做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科举制度作为选才的主要手段，有严格的程序、法定的内容、较为科学的方法，所以说是一种规范了的制度化的考试制度。它实行公平竞争。在考试内容上，明确规定以儒学经典为依据；在考试方法上，有一套诸如“锁院”、“弥封”、“誊录”等防弊制度；在制度上防止特权侵入，订有考试法规和严厉的惩罚制度，从法律上保证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

正是由于科举制度具有的上述这些特点，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固，所以，历来被视为抡才大典，受到隋唐以后每一个王朝的重视。它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日本曾在公元8至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16世纪，中国考试制度传至西方，19世纪，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20世纪以来，考试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广泛的应用。科举制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曾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连系了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项制度中，科举制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时期，除了皇帝、贵族等极少数世袭者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如科举选拔了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文学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

科举考试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但同时，科举考试制度又成为套在广大读书人脖子上的一具枷锁，既禁锢思想，又摧残人才，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清朝后期尤为突出。由于民族危机的严重，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加上其自身固有的弊端，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制度，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并成为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教育发展的障碍。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所以，科举制在1905年终于被宣布废止。

虽然科举制度已经终结不复存在，但其中的一些合理的因素还是被人们保留承袭下来了。它所体现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是进步的，并且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当然，作为中国教育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里所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一味保守传统的做法只会让文明失掉了它的土壤而无法再生活下去。经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发展，科举制既有改革，也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在历史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的根柢。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

◎尊师重教的关怀

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终身的教师》

教育，是一个国家文明的基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1977年，邓小平在“教育优先发展思想”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从科技和教育着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随，人类起源时，便有了人类的教育。古代中国，我们的祖先很早便知道教育的重要，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物生必蒙，故授之以蒙。”万物生成以后处于蒙昧阶段，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启发他、教育他。这充分反映了殷商先民对教育的重视。当时中国教育已有相当的积累，知识大体具备规模，为学校教育的兴盛发展创造了条件。西周时期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文明的果实成熟了，中国教育进入了“古典”时代，产生了私学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群体，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如群星灿烂，各家学派教育思想竞相争辉。

孔子非常重视教育，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教育甚至比政令、刑律等更加重要和有效，提出了“庶、副、教”的理论；认为在人的成长和发展上，教育起着决定的作用。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教育培养士、君子和成人，就是能“修己为安人”的治术人才。他最早探讨了人性问题，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是相近的，个性差异是后天教育和习染的不同造成的，强调“行相近，习相远”。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礼”和“仁”为核心，以“孝悌”为基础的忠恕之道，强调克己复礼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在教育内容上特别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他也肯定了教育的决定作用。在教育对象上，他提出了“有教无类”，即：无分贵族与贫民，也不分华夏与华夷诸族，立主扩大教育对象。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他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孔门弟子辑录的《论语》一书，是研究其教育思想的主要参考资料。他所使用的教材，既是他整理过的“六书”，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

除孔子外，《管子·权修》有云：“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学记》则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孟子似乎更加重视教育，把教育看成是区分人和动物的重要标志，他在《孟子·腾文公上》中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教育是传递社会文化的重要工具。人类把自己的经验系统化、社会化，理论化，积淀成特定时期的文化，并代代相传，为后代进一步发展新经验、开拓新知识领域打下基础，从而使文化越来越丰富。人类意识到了这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自觉地把传递这些经验当做自己的使命。

著名人文大师柏杨对于教育也有自己的精辟见解，他认为：“社会上每一种正当的行业都是神圣的，不分轩轾，没有等级。巷口那个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大办公桌后面肚子鼓鼓焉的家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这个行业却更神圣，因为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素质，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败亡。”“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教育出来的。”“我们绝对不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但我们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啥都没有。”

知识为人类开辟了认识世界、通往宇宙之路，而教师则带领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我国有着悠久的尊师重道的传统，古代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古人席地而坐，以西边为尊，故尊称家庭教师为“西席”和“西宾”。《师说》中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强调师道尊严，给予教师很高的地位。重视教育必须尊重教师，尊师本身就是重教，而重教必须尊师。另一方面，尊师也是为了尊道，师严是为了道严，师道尊严的目的是为了学生敬学而有为，也就是程颐所说：“致敬尽礼而后往之，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于有为也。”人的成长成才离不开教师。一个没有教师、没有知识的社会，不过是一片贫瘠的荒漠。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值得一提的是张謇还曾是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的首创者。“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今江苏南通市）始”。这是张謇在创办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后向世界所发出的豪迈宣言。在举办实业的过程中，张謇深深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人才是立国之本，而人才出自教育”，这是古今中外不变的道理。在各项教育事业中，张謇极为注重师范教育，他从爱国主义角度明确指出：“欲雪其耻（国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他把师范教育视为一切教育之母，认为只有发展师范教育，专科以上的高等教育才能有其基础。

还在学堂读书时，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这样的座右铭的陶行知，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特别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而奋斗。他一生推行平民教育，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陶行知的老师杜威提出“生活教育”这一概念，而陶行知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反对教育即生活。他说“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生活即教育”是从书本的到人生的。

陶行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句话在教育界广为流传，甚至是作为衡量教师的准绳。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导者，必须要拥有较为博学的知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扎实的专业功底。只有这样，才有能力指导学生。但是“教师”一词有两重含义，“既指一种社会角色，又指这一角色的承担者”。陶行知说“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为人师表，意味着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传承文明，更重要的是育人，要道德高尚。“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教师势必要身正。唯有每个教师，不断完善自身，树立高尚的人格，才能有教师是文明的使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美誉。

师德就是两把双刃剑，只有你能够挥洒自如，相辅相成才能够发挥超强的威力，否则就如同没有箭的弓毫无作用，甚至会一败涂地。陶行知说过，教师的服务精神是教育的命脉，金钱主义最足以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因此，作为教师要爱学生，要对每一个学生都倾注深厚的爱。这种爱，是无私、高尚的，是无微不至、不由自主的，而不是裹着“负责”精神的暴力型的，或是“爱你没商量”保姆型的……只有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我们的教育事业才会永不言败。

“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郭沫若）。陶行知怀揣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为人类、为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一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教育是百年大计，关系民族的前途命运。教育如同一缕阳光，受教育者沐浴着这缕阳光，灵魂得到了唤醒，教师在这种唤醒中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师，为人师表，是一本最直观的教科书，无论是在教育史上，还是在人类发展史中，她都是一种无法抹杀的教育力量，它对人类的进化、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说过：“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尊敬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教师本来是个职业，但由于这个职业的工作对象具有特殊性，因此就演变成了一种特殊而神圣的事业，注定了每一位从教者的庄严使命——传承文化的火种。教师的工作平凡而伟大，教师的使命光荣而艰巨，教师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余秋雨简历

◎余秋雨其人

余秋雨，著名文化学者、戏剧理论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1946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在余姚农村度过充实美丽的童年生活。

1951年，四岁开始上学，比正常儿童早了两三年。

1957年，举家迁至上海，在上海晋元中学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

1958年，画画小有名气，被几家单位请去画大幅宣传壁画

1962年，在上海市中学生作文大赛中获大奖，并选入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

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

196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最难考的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当时正逢浩劫，父亲被同事诬陷错划为“右派”，叔父因热爱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遭到红卫兵及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而含冤自尽。

1969—1971年，为全家生活所迫赴江苏吴江县太湖农场劳动。学校复课后参加过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的大学教材编写。后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到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研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3年之后，经过又一番潜心苦读，陆续出版了：《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以及Some Observationson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5年，在从未担任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并以39岁的年龄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

1986年，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选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当时获此称号的全国仅十五名，领取国务院特殊津贴。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辞职后更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所写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踞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认为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在大陆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这些著作，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台湾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体裁，刚出版就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亚十大最重要的华语书籍”之一。

1999年，参与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特别节目，对凡是在人类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古代文明遗址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参观考察，因而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人文学科巨匠，也是美国九·一一事件之前，最早向文明世界报告恐怖主义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学者。旅行日记后被命名为《千年一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00年秋，再次跟随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对辉煌的欧洲文明进行了历时三个多月的详细考察。回国后，旅行日记被华艺出版社率先出版，《行者无疆》一书问世。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座标人物”。相继被联合国选为研讨《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参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的唯一中国文化学者。

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巡回演讲。盛况空前，每场都拥挤了数千名听众，被台湾媒体称之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这几次演讲内容。

2007年，被澳门科技大学聘为荣誉教授。

2008年，被全国网民投票评为“2007全国十大学术精英”第一名，又被亚太测评系统评为“影响世界一百年的百名华人”。

2008年9月，由上海市教委设立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

◎平易中的语言魅力

——桑庚楚

余秋雨先生的作品为什么会持续十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这是一个神秘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探询答案，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受欢迎。

有人认为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欢迎，是因为他新颖的文化观念。余先生的文化观念不愠不燥，开明智慧又契合人心，当然是受欢迎的重要因素。但应该看到，再好的观念也只具备引领意义，而不会让人反复品味、爱不释手，何况，有精彩观念的知识分子远不止他一人；

有人认为，是因为他作品中的知识含量。但记得余先生早在八年前就对媒体记者说，好的散文是排斥知识性、学术性的，那些有太多文史色彩的部位，常常造成“文气滞塞”，是他文章中不好的部位，迟早会删掉；

有人认为，是因为他的作品迎合了世俗的需求。但显而易见，余先生的书中没有艳情、警匪、凑趣、玩波、挑逗的成分，也没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色彩，也就是说，从未迎合流俗。喜欢读他书的人，一般都是各行各业有文化的人士；

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作品受欢迎，是“商业炒作”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些卖不掉书的文人的自我心理安慰，完全与事实不符。余先生出每一本书，几乎都没有召开过新闻发布会、新著座谈会。在我印象中，只有那本现在已经不再重印的《文明的碎片》出版时，由“布老虎丛书”负责人安波舜先生在北京文萃阁召集过一次，那也是几本书合在一起的一个座谈会。可以说与其他作者相比，他在这方面的“炒作”几乎无迹可寻。

那么，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欢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有很多原因，这篇短文只想谈一个最具体、最感性、最技术的原因：语言。

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意义一定被我们轻视了，我们更重视的是内容。其实，语言才是真正的基元，就像唱腔在京剧中的地位。大家迷京剧，总是迷唱腔，很少有人迷具体内容的。有了唱腔，才有风味，内容才活起来。

语言是文学的“唱腔”，全部风味、韵致就在那抑扬顿挫间。海内外读者喜欢余秋雨先生的作品，首先也是着迷于他谈论每个话题时的口气、节奏、神情、心态，而这一切都非常感性地渗透在他一句句的语言中。

简单说来，余秋雨先生的文学语言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剥除装饰。即彻底剥除了语言的外在装饰，裸露出语言本身最朴素的肌理。

语言的外在装饰，在他早期的学术著作中倒是时时呈现，可以判断那是他挑战学术话语枯燥性的一个实验，我们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和《艺术创造工程》中都能看到。但是，当他一写散文反而进入最本真的语言状态。人们读到《文化苦旅》的第一句是：“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朴素得让人眼睛一亮。

为什么写学术著作讲究色彩，写散文却洗净了色彩呢？这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位青年学者出现在学术讲坛上的时候特意选了一套时髦的西装，试图改变一下过于沉闷的气氛，但当他来到体操运动场真正要呈现自己形体美的时候，就不在乎外在的服饰了。从学术进入散文，也就是脱去外套进入生命的自然状态，越朴素越美。

文字间有大量信号足以证明，余秋雨先生是很能雕刻文字的，可以雕刻得非常优美，但他放弃了这种雕刻，故意追求“净空无色”、“真水不香”。例如张爱玲年轻时写的句子：“房里有金粉金纱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我估计，余秋雨先生也会喜欢，但他不会这么写，觉得雕刻过度。

除了剥除色彩的装饰外，他也不喜欢“气息”的装饰。他的文字既没有名士气、简古气、园圃气，也没有桐城气、新月气、哈佛气，更不追求京味、川味、塞外味。他让所有的气味都回归内容之中，只让语言变成当代中国文化人日常的感性话语，然后再来负载不同的内容。这是一种舍弃，甚至是一种牺牲，但他手下这种无声无色的语言进入了一种无障碍状态，几乎具有了无限的发挥可能。我认为，这也是余先生自从操持文学语言之后能够纵横驰骋、无学不窥、无远弗界的原因。有的作家，则让过于有特色的语言困住了生命，只能发一种腔调、摆一种姿势了。

第二，溶化艰深。为每一个艰深的话题寻找最平易的话语入口，使当代的精神前沿获得了娓娓动听的世俗牵动力。

例如，他要通过对清代历史的重新认识来探讨中国民族主义的思维陷阱，这本是很难通俗得了的课题，但在《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头却从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在历史课里产生的误会说起，一下子把所有的读者都带入了，而且带入得那么平等。又如，他要通过对清代晋商的升沉来探讨中国商业文明的命运，也是够大够难的题目，却也从自己对山西的抱歉之情说起，由一种颇有普遍性的误会和无知，引入感情，再引入论题，于是这个论题也软化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了。余先生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如此，这并不仅仅是谋篇的策略，而是以诚恳之心左右了语言，使语言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吸附性。

其实除了开头之外，通篇都是这样。因为随着文章的推进，时时都会出现思维高点，余秋雨先生都用诚恳之心、平易之笔缓缓软化，使广大读者方便进入，并充满趣味地一步步攀援，却又不降低高度。这其实是最难的事。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G. M. Trevelyen）说：有一种说法，认为通俗一定容易，有趣一定浅薄，晦涩一定艰深，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容易读的东西最难写。

据我所知，自从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成功后，很多抒情作家开始写文化，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写通俗，但都没有成功。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呢，要把最前沿、最深刻的思想传达得人人爱读，必须比深刻的思想更深刻，然后用生命的热力去慢慢溶化，再熔铸成美的形体，比什么都难。在这个意义上说，余秋雨先生不可模仿（尽管看起来最容易模仿）。

第三，感性叙事。尽可能挖掘语言的感性叙事素质，并铺展为感性场景。

余秋雨先生的文学语言，着重于感性叙事。这与着重于抒情或议论有很大的区别。他一再申诉散文和小说的叙事功能，甚至在《美文》杂志发表的一封他给一位中学生的信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认为叙事是文学之本，抒情和议论都应以叙事为基础，因此他希望中学里的作文教学应加强叙事训练，缩小抒情和议论的比例，并把它们沉淀在叙事之中。但是，由于抒情常常被误会成“文学性”，议论常常被误会成“深刻性”，叙事历来不被充分重视。余先生的文章中，几乎不见单独的抒情，偶有较长篇幅的议论，但主体部位一定是叙事。最佳的议论也都渗透在叙事之中，叙事之前的议论。只是介绍性、引入性、铺垫性的手段，为了引出叙事。

即便渗透着议论，他叙事的基本途径也是挖掘感性，努力寻找能被五官感觉捕捉的信号。

叙事到一定程度，他会铺展出一个感性场景，使读者身临其境。这是感性的大集合，也是精神的闪耀处。余秋雨作品的文学素质，往往在这种感性场景中表现得特别透彻。香港董桥先生说，在朋友之中，余秋雨先生是最善于在写作中组织场景的，他认为这与余先生从事过戏剧专业有关。

叙事是一条美丽的山路，而场景则是山头观景的亭台。

我想，这也是余秋雨先生敢于在语言中洗去装饰和色彩的原因。他认为语言的感性远超语言的色彩，同样，对场景的铺排胜过一切零星的装饰。

《文化苦旅》中最动人的篇章，都在于感性场景，例如《道士塔》、《阳光雪》、《沙原隐泉》、《风雨天一阁》、《牌坊》、《庙宇》、《信客》、《老屋窗口》、《腊梅》、《这里真安静》等等。连深沉的《山居笔记》中的一些篇目，如《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遥远的绝响》中也包含着令人难忘的感性场景。两本考察日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自不必说，最近出版的《借我一生》的感性场景就更多了，这需要另有专文研究。

我认为，在常人难于构筑感性场景的地方居然构筑起了感性场景，这是余秋雨先生作品的无敌亮点。

第四，优雅警句。这是在感性叙事、铺展场景过程中加入的哲思，似乎是议论，却又不尽然，而是突如其来的思维灵感，如电石火光，烛照前后。

余秋雨先生笔下的警句，都用口语方式呈现，没有格言架势，也没有布道模样，而只是依据感性场景自然流出。但一旦出现，却显得凝炼隽永，与前后文句迥然不同，让人反复吟诵，输入记忆。这种以寻常方式呈现的非常，立时拔出高度，显得贵重而优雅。贵重而不失随和，优雅而更见亲近，这真是遣词造句的化境。余秋雨先生在讲述苏东坡后对“成熟”的那番警句，在讲述李清照后对“名誉”的那段隽言，在讲述清代兴亡之后关于文化灵魂祭奠的那个结论，在解剖“小人”过程中的连篇精辟论断，一直延续到考察文明过程中对繁复物象的痛快判语，都是很多读者能够随口背诵的。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景象，我自己就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合，一群原先并不相识的人在一起聚餐，突然争相背诵起余秋雨先生文章中的警句隽言来了。背诵过程中发现，在场的其他客人虽然没有读过余秋雨先生的书却也能立即听懂，而且立即安静，品赏一种只属于文化的优雅。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坊间也有大量的名人名言录，那些名人名言也都很精彩，却独独余秋雨先生的言语被大家记忆得最多、最深？除了种种内容上的原因外，还因为这些言语是他笔下延宕已久的感性场景的产物。感性场景很难忘记，这些言语也就被深深铭刻了。其他名人名言再好，出现时却没有这种感性场景。这就是兼为文学家的思考者余秋雨先生的特殊优势。

第五，非凡节奏，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极可诵读，我听过好几位德高望重的朗诵专家诵读《文化苦旅》的录音带，都极为振奋。但是，与其他常见的朗诵文本相比，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不适合表情浓烈的排比渲染。它们隐藏着一种难度最高的口语潜质，那就是内在节奏，可以说是内心节奏。

这种内心节奏常常体现为作者喁喁私语间的心理徘徊、进退自问。你看这段：“只要历史不倒退，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这是一段议论，魅力全在内心节奏。有无奈叹息，又有自我说服，然后产生联想，最后得出感叹式的领悟——这每一层，都由不同的语言节奏来表明。试读几遍，即可明白。

在叙事过程，余秋雨先生的语言节奏更是发挥到驾轻就熟的地步。一般写作教师讲得更多的是文章的详略关系、简繁关系，都没有切中要害。一篇文章，即使详略匀停、简繁得当，也可能是乏味的。其实，这一切，除了内容之外，都因节奏的进度而取舍。余秋雨先生笔下的详略、简繁就是靠节奏来调配的，可以详至细微，也可以略如跳跃，全部受控于那个神秘的整体节奏。他写什么都好看，说什么都好听，也都与节奏的魔力有关。

只要细细品味就能发现，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每一篇一开始叙述，就进入一种择定的节奏系统，他知道推进的速度，更知道回荡旋转，即使那些难啃的段落，他也能用放慢或加快叙述速度来贴合读者的心理推进逻辑，然后再前前后后回荡几圈，在余音袅袅中了结。说他能够“深入浅出”真是说轻了，实际上他是靠节奏把广大读者“圈”进去的，读者受一种叙述节奏的诱惑，把所有的审美障碍和消化硬块都溶解了。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节奏，早已不仅仅是朗诵家口中的抑扬顿挫，而是一种近似于诗作的心理气氛，只不过余秋雨先生连诗作的短程节奏也突破了，进入到了散文化的长程节奏。

以上四点，我认为是余秋雨先生语言特色的核心，其他还有很多派生的或旁依的特色，在此不一一列述了。

我最后想说的是，语言人人会说，但还是人间的至高奥秘。几句平白无彩的话，却把素昧平生的读者深深吸引了，而大篇声色繁丽的句子，却无法让至亲好友读完，这是什么道理？一般人都认为语言只是工具，却不知工具也有“成精”的时候。语言是“成了精的工具”，同样的文字通向着截然不同的天地。在文学领域，有品赏语言能力的人，远远少于那些能对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作出议论的评论者。中国作家中可以把语言单独离析出来研究的对象并不太多，在五四以后，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可以，连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和茅盾，在语言上仍有一般化之嫌。另有一些，则太怪异，把格局弄小了。

在延续多年的“批余风潮”中，几乎没有人批评过余秋雨先生的文学价值，当然更没有人研究他的语言。有人用骂人的口气说他的语言是全国最差的，这种语言本身就暴露了他的语言等级，以及语言等级背后的文化等级和人格等级。他们就像一群不会品茶的人闯进了茶馆，把茶叶说成是“最碎的树叶”，把茶水说成是“最浑的水”，实在是毫无办法。

◎余秋雨的思想价值

——朱庆华

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些文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在上海《收获》杂志连载了。如果要问，这十七、八年间在文化思维上对中国大陆广大读者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人？我想，只要不存在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余秋雨先生一定名列前茅。

当然，思想深刻的学者不止他一个人，但只有他找到了具有社会渗透力的文学语言；反之，广受读者喜欢的时尚作品也不少，但那些作品大多缺少文化思维的深度。

正是在精英文化难于普及、时尚作品缺乏深度的双重必然中，余秋雨先生就显得特别难得、又特别珍贵。谁不想自己的作品既广受欢迎又不失深度呢？全国那么多人在努力，但只有他充分地做到了，而且一直领先十七、八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可笑的是，一些社会上最浅薄的文人经常会把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说成是“媚俗”。这种颠倒说法由于迎合了中国文化界历来宣扬的所谓“深刻的东西不会产生广泛影响”的观点，也让不少人糊里糊涂地相信了。其实，仅仅看《文化苦旅》，就会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且看下面这些例子——

第一，对于一个文明古国的文物，究竟应该看作全人类的遗产，还是看作一个民族的珍宝？《文化苦旅》第一篇就表现了“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的“两难”结构。这个结构，到现在，到今后，都是艰深和苦涩的。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广大普通中国读者接受这个悖论，具有可想而知的障碍，但是，通过余秋雨先生的笔力，大家大致接受了。从此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文化界很少再有人简单化地把斯坦因等人说成是“帝国主义强盗”了；

第二，历史上，最高的政治评价来自于战功，还是来自于利民？《都江堰》开宗明义提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个论断直到今天还是冒险而备受争议的，但余秋雨先生作了雄辩的论述；

第三，中国的文化灵魂，应该集中居住在城市里，还是应该散落在大地间？《江南小镇》提出了一种既古典、又超前的构想。余秋雨先生主张文化智者应该拔离集中而逼仄的倾轧，以充分的自立和孤独走向真正的安宁；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什么样的艰难方式获得民间保存的？这种方式各有什么利弊？文化和生命的关系如何？《风雨天一阁》提出的是这么一系列艰深的课题；

第五，作为中国近代特殊成果的上海文明应该如何评价？被全国人民所诟病的上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落？他们在集体文化心理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这一系列问题非常复杂，社会上争议重重，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由历史到文化，由宏观到微观，论述精辟，几乎一锤定音，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第六，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根本差距是怎么造成的？《夜航船》一文比较了中国明代的张岱和几乎与他同时代的法国的狄德罗，指出中国文人喜欢炫示文物典章的恶习与欧洲百科全书派立足开拓创新的区别；

第七，如何来看待废墟？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早早地提出，反对把所有的废墟刷新、修缮和重建。他说，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但是，“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

请注意，这一切都写于十七八年前，也就是说，写于文革灾难刚刚离去，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人们的思想禁锢尚未解除，文化思维还很僵化的时代。这些观点中的一部分，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时候已有涉及，但“文化热”终究集中在部分文人学者间，而且涉及方式更多的是直接搬用外国的观念和方法。余秋雨先生所做的不仅仅是通俗化，而是通过自己的体验调动一般读者的体验，因此实现了真正的文学化、生命化和普及化。

事实已经证明，“文化热”中的那些介绍文章功不可没，但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们再也不会去翻看，而唯一能长时间留下去的，也只有余先生的文章。它们验证了一个道理：任何一时的热潮如果真正上升到了文学，就能延续久远。

《山居笔记》在写法上与《文化苦旅》完全不同。《文化苦旅》由一个个废墟来带出文化感悟，对地点的依附性比较大，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因景抒情”的传统散文；《山居笔记》虽然也有空间引发因素，但却以一个个重要的文化课堂为构建之本，充满了学理思辩却又不是学术论文，近似学者随笔却又比同类文章长得多。在理性和感性的巧妙组合上，这肯定是余秋雨先生独创的文体。自《山居笔记》篇篇轰动后，文坛间追随、摹仿者很多，有的近于文学，有的近于史学，但几乎没有谁能在文学等级和历史气韵的浑然天成上赶得上《山居笔记》。

更重要的，是《山居笔记》在连载时出现的许多杂志竞相转载、每期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烈话题的景象。就广度而言，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山居笔记》把一个个极为前沿的文化难题端到了广大民众眼前。

第一篇《一个王朝的背影》，恰恰是从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灾难开始的。一般中国人从历史教科书里接受的“民族气节”和“攘夷情结”，最集中地表现为明末清初对满清王朝的强烈对抗。余秋雨先生勇敢地从自己出发，检讨了这种思维惯性和情感惯性，然后从人格意义上正面推崇了康熙皇帝，并对比了明代的皇帝，得出了有力突破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现代结论。文章最后，又以汉族大学者王国维在清亡后的自沉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文化挣扎。这篇文章一度在社会上产生的震撼程度，十分巨大。此文还产生了一大串副产品，即触发了近十年来“清宫电视剧”的热潮。如果不是余秋雨先生对康熙皇帝的论述广泛深入人心，这种热潮不可能产生，尽管这种热潮的方向与余先生的本意并不相同。

从这篇文章开始，《山居笔记》的每一个主题都是极尖锐、极迫切的。按照余秋雨先生自己在《借我一生》中简约的概括，全部主题具有严整的连贯性：

“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这是指《流放者的土地》；

“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这是指《脆弱的都城》。这篇文章，还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城市文明的遗憾，因此也指出了文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

“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这是指《苏东坡突围》。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广大读者喜爱，各行各业的读者至今能熟背文中关于“成熟”的那段论述；

“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这是指《千年庭院》。这篇文章表现了一部以“文治教化”来对抗社会灾难的千年史诗；

“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这就是名篇《抱愧山西》。这篇文章也首次以震撼性的叙述结构向全国读者描述了中国自发的商业文明曾经有过的气魄，以及它的寂寞和脆弱。这对于十几年前市场经济开始萌动的中国大地带来何种历史性的启示，不言而喻。这篇文章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中国读者对于山西历史的看法，据说至今仍受到广大山西民众的感激。

——以上这些文章，被余秋雨先生本人概括为一个总题目：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迄今仅有的研究灾难与文化的宏伟巨制。

《山居笔记》后半部分的文章，余秋雨先生确定的总题目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

这个题目的展现也很壮观。余先生说：“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这很明白，指的是《乡关何处》和《天涯故事》。

后面一组对比就气魄雄伟了：“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这确实触及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归宿的核心部位，在余秋雨先生之前没有人作过这么深入的对比。令人惊奇的是，余秋雨先生不仅仅是借科举和魏晋来说精神家园，而且在对科举和魏晋的研究和描述上，也精彩备至、独树一帜，即使在这方面的专家，也难于望其项背。就我个人而言，则把《遥远的绝响》看作平生读过的文章中极少数最精彩的篇目之一。

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雨先生以对“小人”的研究，来统括以上两大题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缺少精神归宿，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灾难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余秋雨先生对“小人”的研究，也是历史上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入的一篇。在他之后，坊间出过不少与“小人”有关的书，几乎都要在扉页引述他的话。我个人认为，余秋雨先生对“小人”的研究，最后是以他本人遭受一些“小人”围攻的实践经历来延续的。他的经历可能会使他的研究增加一条结论：世上有不少人宁肯被人说成“坏人”也不愿意被人说成“小人”，谁说了，他们怎么也放不过你。但最后毕竟会证明，他们的全部手法进一步证明了“小人”是什么，因此也从反面证明了“君子”是什么。

综上所述，《山居笔记》不仅仅是散文。它是表现一个民族思想觉醒的重大文学成果，其思想意义不低于文学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它居然快速地成为了广大民众共同接受的精神财产，这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不能不说成是一种罕见的思想奇迹和文学奇迹。

我相信，要回顾文革灾难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史，一定避不开《山居笔记》。

特别需要提一笔的是，无论是《文化苦旅》还是《山居笔记》，都在台湾和海外华文读书界获得巨大影响，并先后获得了台湾最高文学奖“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广大台湾读者和海外读者从这两本书，既感性又理性地感受了中国文化的精粹，也感受了余秋雨先生所说的他对这种文化的“恭敬和忧伤”。

事实上，它们已成为十几年来全球华文读书界的重大文化现象。

余秋雨先生在完成《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后，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又写了一本谈人生况味的书《霜冷长河》，然后跨出了牵动亿万民众眼光的精神步伐——以生命历险的方式考察人类各大古文明遗迹。

如果不计他在学术领域里的累累成果，仅就《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所建立的文化功勋和思想功勋而言，本已是全民族精神领域的顶尖人物之一，应该备受敬重。这样一个人物决定去作生命历险了，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成为一个重大新闻；当他历险回来，必然会受到热烈欢迎。这一点，连日本媒体都意识到了，《朝日新闻》派出部长级官员到印度迎候余秋雨先生，而且选他成为“全球十人谈新世纪”的十人之一。但奇怪的是，中国大陆文化界对这么一个重要人物的重要行为置若罔闻，迎接他的是一堆空穴来风的大批判。这真是让人既气愤又沮丧。

余秋雨先生是作为香港凤凰卫视的“特邀嘉宾”投入对埃及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文明、恒河文明以及全部欧洲文明的实地考察的。他自己的考察意图，与凤凰卫视有所区别，也就是说，他要从一系列已经死亡的古文明废墟间找寻中华文明存活至今的原因，又要从欧洲文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各种弱点。他直接去面对各种古老的异态文明，但他的研究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文明。这么大规模的对比性研究，他也是古往今来第一人，而且研究成果同样深入人心，《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仍然获惊人畅销。

对于这个以生命换来的豪迈壮举，我看到网路上已有不少网友称他为“民族英雄”，但中国大陆文化界则假装没有看见。我认为，他们是不敢正视，因此只能转移视线，在所谓“历史问题”和“文史错误”上挖小洞，挖不出小洞也故意把凿子敲得震耳欲聋。

然而，事实上，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名震全国的文化智者一寸寸、一里里地走完了烽火遍地、危机四伏的北非、中东、中亚、南亚和整个欧洲大地！

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么一位著名教授，不仅每天要向全球直播自己面对每一块陌生地的现场谈话，而且还要每天写一篇不短的文章和一段语录，立即发送到世界各地华文报纸。须知，他们每天的主要时间是在危险地带冒险、避祸、寻路、投宿、觅食，他是凭着什么本事一天不拉地在极小缝隙间完成那么多劳作的呢？他每天一篇的文章，当时天天在全球各华文报纸上连载，后来才收集成《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的，可说是一种众目睽睽下的即兴写作，每天能写作的时间极其短促，既不可能查阅任何资料，又不可能修改文句，这实在只能归功于一种旁人难以企及的心理能力、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了。

余秋雨先生在这种延绵数万公里的直感中，永远没有离开过最艰深的学术思考，例如，他一路概括了中华文明何以避开了其他文明灭亡的陷阱而存活至今的八、九个原因，都是从切实的对比中得来，又依仗着他极深厚的学术功底，实在是文化研究上的极大成果。历史必将以浓重的笔墨记载他的这种贡献。

至于他在欧洲大地上寻找与中华文明的对比点，然后也找出了中华文明的八个弱点，貌似具体却又非常宏观，与他从中东到南亚所寻找到的思维成果相辅相成。我想不出还有别的文化建树比这种实地亲身考察得出来的结论更宏伟、更有价值。

《借我一生》是一部记忆文学。余秋雨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定位为文学，并不是意味着虚构，虚构并不是文学的必要特征。他认为这部作品通过对感觉和印象的精细复活，通达到生命的神秘结构。在这个神秘结构中，最小的空间和最大的空间都曾给了生命以恩惠，因此用这个书名表达感恩之情。感恩的对象，是父母，是遭遇，是上天，鸿蒙而又伟大。

这当然是文学品相。就像他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用近似于散文的笔调进行“宏伟叙事”，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用近似乎日记的形态进行文明思考一样，在《借我一生》中，他用近似于传记片段的形态写出了一部精神史诗。

这是现代文学形态的一种创新。由许多真实片段组合成一个底奥无穷的大结构，由大量具体的感觉凝结成一个有关人生和世界的大疑问。

但是，在这个文学大结构中，又蕴藏着大量的思想矿藏。我粗粗翻阅两遍，至少发现了以下这些极具冲击力的思维：

一，十九世纪之后浙东农村因闯荡上海而改变了社会结构，因此，闯荡者的“回家”也就变成了文化磨合和文化互补；

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变革，更多的不是政治意义而是文化意义；

三，大地的最后荒凉是文化的失落，有时，回春的希望会偶尔地落在一、二个善良的知识少妇身上；

四，作者的叔叔的悲剧证明，任何理想主义的殉道者总是很难找到彼岸的，只有离开了此岸而又找不到彼岸的人才会毫不犹豫地走向壮烈；

五，高层政治权力的斗争并不是像现在宣传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把灾难推向了民间。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通过“大揭发”、“大批判”而释放了世间的恶，并使恶成了万事万物的审判者；

六，民间灾难的最大困境是无处投诉、无处求助，连朋友、亲戚也变得极不可靠，因此，轰轰烈烈的外像中隐藏着大量的中国人彻骨的孤独；

七，伤害过你的人，永远不会放过你，他们会因为过去的伤害而感到永久的不安全，因此不会停手。不断被他们伤害，注定是你的宿命；

八，我们最大的教训之一，是宠坏了本该鄙视的一切；

九，中国文化最大的负面遗产是虚假，而这种虚假又总是以道义面目和学术面目出现。直到现在，谁只要一反虚假，便陷孤立；

十，在社会转型中开始选择一种新的生态的人，总是对其他人的习惯生态构成了否定，因此必然会遭致你死我活的围剿；

十一，一切因历史原因而承袭了诸多邪恶的生命体，都有被原谅的理由，但在原谅他们之前有必要弄清他们的行止，等到终于发现他们的背影，就放过他们；

十二，世间的大道是具体的，其中一项就是在灾难中救助亲人，为此不惜向各方求借，包括向你所不喜欢的群落；

……

这还只是窥豹一斑。这部作品中，有关人生、伦理、社会、政治的思考，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生在现世，我们已经很少看到这么丰厚的作品了。

余秋雨先生的其他作品，即便是像《山居笔记》那样大写灾难，像《千年一叹》那样大写恐怖，也多多少少隐含着一些乐观主义的魂魄，但《借我一生》写自己，在骨子里却是悲观的，尽管书中有大量幽默片段。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是乐观于文明，悲观于生命？还是乐观于遥远，悲观于周际？或是乐观于昨天，悲观于今日？都有待于进一步探寻。

无论如何，他对自己充满重重灾难的人生颇感自豪，对自己接受灾难挑战的勇气相当满意，却对今天身处的文化环境非常失望，甚至，有点愤怒。这是一个很少失望，很少愤怒的人，今天终于选择了失望和愤怒，自有其原因。我想，很多读者能够猜测一些外部原因，而最深层的原因却很难领悟。

从他的文字间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他觉得受到了时间的欺骗。二十几年前觉得灾难终于过去了，但二十几年之后，当年的老人马、老话题、老揭发、老手法全部重现，而且借助于媒体，而媒体已不知历史，把灾难的局部重演当做了“道义”。

顺着这个思维，他选择失望和愤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灾难的重演已不再敏感。因此，对于他人生中刻骨铭心的经历，已经没有合适的对话者。他决定在《借我一生》之后，不再写书。

就他的年龄和笔力，现在作这个决定有“锥心泣血”的意味，但我觉得是他的另一番思想贡献。

他的这个决定表明，他心中的文化创造和精神活动不是单向的，必须实现于接受群体和接受环境。当接受群体和接受环境已经无意于他的核心价值观念，而且事实证明已无法挽回，他就停止创造。

他这样做，是从反面昭示：文化是什么。

◎一种全新的人生哲学

——胡守荣

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遭报刊围攻已超过十年。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多数读者已经看清了事情的本质，也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估计那几个人还会闹下去，但肯定形不成气候了。他们的名字已成为笑话，而余秋雨先生却形象未倒、名声愈彰，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喜爱。他显然胜利了。

回想起来，他几乎没有战斗，甚至也没有怎么反驳。对方人多势众，动用的又是各地发行量很大的报刊。有正义感的人一时不辨形势不便发言，多数文化界的好人都比较胆小，怕惹动了马蜂窝对自己带来不利，都没有吭声。按照余先生的气度，又不会向任何方面求援，因此，他一直是“孤舟蓑笠”，岌岌可危。

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胜利了，真是奇迹。

可以说，十年来中国部分报刊对余先生的围攻程度已经创造了历史纪录，但是，孤身一人的余先生在基本不反击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程度也创造了历史纪录。

仅仅在上个月，我本人就在北京听了他的两次演讲。一次在中华世纪坛，他出任全国大学生辩论赛终决赛的总讲评。这事非同小可，全国那么多大学已经赛了几个月，能到北京参加决赛的都是强队，由各大学领导带领，而决赛评委更是一批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但要选一名最后压阵的，凭威望、凭水平、凭魅力，还是只能选余秋雨先生。果然，余先生那次仍然不负众望，讲评得极其精彩，全国观众都在中央电视台的频道里看到了。

另一次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办事处，讨论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这就更加非同小可了，因为余秋雨先生是唯一的中国报告人。与会者公认，他的报告水平，高于其他报告。

余秋雨先生并不住在北京，我偶然在一个月之内就在北京听到了他这么重要的两次报告，请问，从外部社会评价到他的内在精神状态，倒了没有？我想，那些一直在辱骂他的人，没有一个人辩得过任何一个大学生辩论队里的普通队员，也未必听得懂余先生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学术报告。

我没有看到余先生的其他生活情景，但仅仅凭着两次报告就能断言：十年围攻彻底失败。

那么，余秋雨先生是凭着什么样的人生哲学和智慧方略，达到如此惊人的效果的呢？

此前读过王蒙先生《我的人生哲学》，不错，反映了一种善于学习、拿得起放得下的健康人生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老一辈在逆境中保持平静，获得锻炼，还为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

相比之下，余秋雨先生的人生哲学更贴近当代，更个人化，更不借助外力，因此也更险峻、更刺激，更具有对年轻一代的号召力。我甚至认为“余氏人生哲学”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青年和中国文人的一种生态先导。

我研究了不少时间，认为“余氏人生哲学”至少有下列十二项特征——

第一，立身清朗，不求虚名、虚职、虚衔，不参加各种团体和会议，只过个人化生活，让日常时间完全处于自己可控范围之内；

第二，一生做很多不同的事，由此来享受生命的丰盈。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又知道自己在一个时期只能做成一件事；

第三，每件事都要集中精力做得非常出色，甚至是全国一流，然后干脆离去。由于每次都非常出色，必然会在每地留下一些嫉妒者，以及无意中被比低而存心报复的人，但又由于离去迅速，早已置身于他们的射程之外；

第四，为了锻炼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行动能力，在年轻时做一次单位负责人，并且要做得地道、高效。但做官的时间应该控制在七、八年之内，如果超过十年，有可能成为“职业官僚”。“职业官僚”会失去绝大部分个人自由时间，因生命的不可控而走向虚假。此外，“职业官僚”还是目前中国潜伏着最大危险的工作，需要时时躲闪，不如彻底躲避。在我看来，这才是余秋雨先生那么早就辞去官职的真实原因，极具智慧；

第五，尽快在经济上做到衣食无忧，然后不再为经济问题而耗费生命，更不为积累财富而陷入盲目。不实际操作任何经济行为，因为这是除做官之外另一个让人焦虑而又不安全的所在；

第六，人缘好，朋友不多。只要朋友有背叛友情的事实，不管是背叛自己还是背叛其他朋友，就立即删除；

第七，基本不读报，不上网，只看电视上的国际新闻和体育比赛，绝拒信息裹卷，不怕做一个完全不知道文坛动态、人事纠葛和政治传闻的人；

第八，对于所有的攻击，都看成是对自己成功的赞叹，对自己重要性的确认，因此绝对不生气。大家看到，余秋雨先生承受十年围攻依然生气勃勃、愉悦欢快，足以证明他其实没有承受过痛苦，只承受过正如他在《藤葛飘飘》中说过的一棵被藤蔓盘缠的大树的高贵。绝不像一般中国文人那样为了避祸而向攻击者求和，或为了假装谦虚而肯定攻击文章对自己的进步有帮助。他对那些职业攻击者始终表示蔑视，并使这种蔑视让全社会知道，不给他们一丝安慰；

第九，在关及自身文化人格的大事上绝不向他人（包括朋友）申诉和求助，更不向官方示意，即不通过“外援”来取胜，使事情改变性质。对他的围攻能延绵十年之久，证明围攻者们没有从任何方向得到过阻止的信号；

第十，越是文化环境恶劣越要做几件真正的文化大事，例如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人类文明。偶尔回来，又偏偏做几件被攻击最多的事，例如上电视，而且也要做得精彩；

第十一，永远不给别人以“争论”的机会，不让任何人成为自己的对立辩手，也不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这样的天真谎言。因此，余秋雨先生可以担任国际和全国的辩论赛总讲评，笑视天下全部辩论智慧，而自己却不会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一个辩论者。他一定自信，没有哪个辩论者能够胜过自己，但他更加相信，中国不需要这样的辩论，而需要实践；

第十二，可以历尽磨难，却不可以降低格调，包括思维的格调、行为的格调、谈吐的格调、文字的格调，乃至外部形象的格调。如果格调不能保持，与其降低，不如离开。这也是余秋雨先生受尽百般诽谤而不失一丝尊严的重要秘密。

我可能概括得太多了。因为我听说余秋雨先生一再对青少年听众说，自己终生奉行的人生原则只有六个字：善良、健康、快乐。还说如果还要缩小，可留下两个字：善良。

二十一世纪的生活肯定与二十世纪不同。除人生的大原则例如善良、健康、快乐不应该失去外，新一代的人生遭遇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前辈很难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教育后代，因为有很多已经事过境迁，完全不管用了。

但是，我认为，余秋雨先生的人生哲学却代表了新时代的生存智慧，尽管他年岁已经不轻。

这是因为，时代对他厚爱，让他在新世纪的一开头就领受了最浓烈的新世纪力量，正面力量和负面力量。

例如，报刊繁多，网络繁荣，各种人物都在那里发声，而且声音越刺激越能受到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上一代的敏感、忧郁、愤怒都毫无用处了，连敏感后的心理挣扎也成为多余；

例如，政府行政部门要管的事情很多，越来越不可能来严格清理和管治这种民间言论，因此，上一代习惯的投诉、上访、求助，也都已基本失效；

例如，在言论滔滔的时代，任何辩论也会在顷刻之间卷入滔滔，不见踪影，人们越来越粗心，越来越容易接受信息，又越来越不容易轻信。唯一能让大家记忆的是勇敢而孤独的生态方式，以及长久保持的人格魅力，因此，与其由恒定而涉足纷乱，不如超越纷乱而保持恒定；

例如，上一代的安全由集体性保护给予，但要获得集体性保护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新一代的安全来自于个体的自立和自由，这也要付出代价，但方向正好相反；

例如，“文化界”早已不是一种单独的存在，甚至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文化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在追寻的素质和名号，许多企业家和行政管理者都是层级不低的文化人，相比之下，原先意义上的“文化界”已全方位地落后于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界”的名声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取得全社会的好名声；

例如，随着开放，华文文学已不仅仅集中在中国大陆，一个优秀的华文作家应该进入全球华文读者的日常视野，因此也带来价值标准的一系列转变；

……

这一系列事实，大家都看到了，但余秋雨先生却一一作出了对应。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个文化人像他那样对应得那么全面又那么智慧。

因此，他开启了一种属于新世纪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