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流浪者

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三毛《橄榄树》

三毛的《橄榄树》，每当听到或者唱着这首歌，脑中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一望无际的沙漠，一个远离喧嚣的女子，和一个叫荷西的大胡子男人，骑着骆驼，向远方流浪……她，就是三毛，一个孤独的流浪者。

三毛的一生是在流浪中度过的。

先是逃学，后随父母去了台湾，到文化大学当旁听生，1967年只身远赴西班牙。在其后三年间，前后就读于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德国哥德书院，又去美国伊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1970年回国，受聘在文大德文系、哲学系任教。后因未婚夫猝逝，她在哀痛之余，再次离开台湾，又到西班牙，与苦恋她6年的荷西重逢，并在西属撒哈拉沙漠与荷西结婚。1979年夫婿荷西因潜水意外丧生，回到台湾。1981年，三毛结束流浪异国14年的生活，在国内定居。同年1月，《联合报》赞助她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来后作环岛演讲。1984年，因健康原因，辞卸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生活重心。1989后4月首次回大陆家乡，专程拜访以漫画《三毛流浪记》驰名的张乐平先生，后又拜访西部歌王王洛滨。她到处流浪，一生走过了许多国家，过着漂泊的生活。

如果说身体的流浪是她的“自愿”、是她的“爱好”的话，那么，心的流浪则是她的无奈，孤独与痛苦相伴她一生。

三毛，原名陈平，祖籍浙江，1943年3月26日生于重庆。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肄业，曾留学欧洲，婚后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迦纳利岛，并以当地的生活为背景，写出一连串脍炙人口的作品。她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她的作品也在全球的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她自幼酷爱文学。把读书当成“玩”。三岁时，就对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着迷，一边猜一边向父母兄弟姐问字，就这样既弄懂了内容又认了字，学龄前“玩”了《木偶奇遇记》、《苦儿寻母记》、《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格林兄弟童话》等书。1948年，三毛随父母来到台湾，当时她只有六岁，刚上小学，对太浅的语文课不感兴趣，却特别爱读《国语日报》、《东方少年人》、《学友》等报刊。有时还偷读鲁迅、冰心、郁达夫、巴金、老舍等人的“禁书”，尤其喜欢鲁迅的《风筝》。小学五年级时，迷上了《红楼梦》，在中学里，也因沉迷于《水浒》、《今古传奇》、《复活》、《死魂灵》、《猎人日记》、《莎士比亚全集》等“闲书”而不能自拔。

就是因为对课外书太过于沉迷，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月考，三毛就四门课不及格，而数学得零分更是常有的事。到了第二学期的时候，因为害怕被留级，她就硬是把数学习题一道道背下来，结果数学考试竟一连得了六个满分，这引起了数学老师对她的怀疑，于是就拿另外的习题考她，三毛当然不会做。数学老师即用墨汁将她的两个眼睛画成两个零鸭蛋，还让她罚站并且绕操场一周来羞辱她，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回家后她不肯吃饭，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大哭。

第二天三毛痛苦地去上学，站在校门口，她感到一阵晕眩，数学老师阴沉的脸和手拿沾满浓浓墨汁的大毛笔在她眼前晃来晃去，耳边全都是同学们的哄笑声。她的双腿顿时变得异常沉重，她害怕得不敢踏进校门。为了躲避老师的羞辱和同学的嘲笑，三毛开始了逃学生活。她每天背着书包按时离家，去六犁公墓，到那里读自己喜欢的书。就这样，她把自己和外面的世界分割开来，甚至不和姐姐弟弟说话，不和全家人一起吃饭。后来，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她看到姐姐和弟弟的成绩非常优异，而自己却如此地无能，自卑心理促使她选择了割腕自杀。这个数学老师就这样残暴地摧毁了三毛的自尊与自信，使她成了一个“轨外”的孩子。

◎文坛初露锋芒

“这儿没有麦田，没有阳光，没有快乐的流浪，我们正走在雨湿的季节里。”

——三毛《雨季不再来》

为了让女儿走出自闭症的阴影，三毛的父亲不仅亲自教她古典文学和英语，还请人教她学钢琴，学山水画，习花鸟。可是，那时的三毛只对书感兴趣。后来，她在姐姐二十岁的生日会上认识了画油画的陈涛，油画的“立体”让她感到很惊奇，问明了陈涛的老师是顾福生后，她马上决定也要拜顾福生为师学习油画。也正是顾福生，让三毛慢慢地从自闭症中解脱出来。

顾福生太了解她的过去和性格了，他知道，三毛没有绘画的天赋，所以他就开始引导三毛走上文学的道路。顾福生把《笔汇》的合订本借给了三毛，在读了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后，三毛才发现，原来世界上寂寞的人不止她一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再见到顾福生的时候，她不再了沉默，而是“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都在那一霎那间有了曙光”。

在老师顾福生的帮助下，三毛的处女作《惑》，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当时的署名是“陈平”，那是1962年12月的事。对于三毛，顾福生是她走上文学之路的引路人，而《现代文学》的主编白先勇则是她的伯乐，也是改变她生命的第二个人。顾福生和白先勇帮助三毛从自卑走向自信，这一点，是三毛永远记得的。

后来，三毛又相继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异国之恋》，在《皇冠》发表了《月河》等小说。经过顾福生的介绍，三毛还和当时刚从台大外文系毕业的陈秀美（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陈若曦）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陈秀美的劝说下，三毛给文化学院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写了封要求上学的信，张先生接纳她成为了选读生。三毛学过油画，又有文学天才，成为文化学院的选读生后，她本来可以选择艺术系或中文系，但是，她却选择了哲学系。她将解答人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了这门学科上，可结果是，哲学的苍白教条并没有让她找到生命的答案，也解决不了她的人生问题，三毛很迷茫，这时的她又想到了自杀。

在文化学院，三毛曾经和戏剧系的学长舒凡热恋，但二人却又苦于不能结合，三毛为此在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和感情上的失落，三毛决定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留学，在那里，她认识了少年荷西。后来，她又转入德国歌德学院学德语，毕业后前往美国芝加哥伊利诺法律图书馆工作，但终因不能忍受“洋鬼子”的“不识相”，于两年后返回了台湾，在台湾文化学院、家专、政治干校教授德语。在这期间，她和一名德国男子相恋，可不幸的是，就在结婚前夕，三毛的未婚夫突然犯心脏病猝死。看到钉子钉闭棺材，那声音重重敲打在她的心上，她不想再活下去了，于是，三毛再次选择了自杀，这次，又是父母救了她。

◎流浪在撒哈拉

“撒哈拉沙漠，在我内心的深处，多年来是我梦里的情人啊！”

——三毛《白手成家》

为了能够逃离举目皆伤心的场景，三毛又以“人生苦短，不喜平淡”为理由，辞去了教书的工作，再次选择了流浪。这一次，她终于来到了曾经日思夜想的撒哈拉大沙漠，并在这里，经历了各种艰苦的考验。

也是在撒哈拉大沙漠，三毛和那位爱了她六年，等了她六年的西班牙青年荷西结了婚。正因为有了荷西从精神到物质的方方面面的有力支持，三毛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和沙漠土著沙哈拉威人打成一片。他们怎么吃，她就怎么吃；他们怎么住，她就怎么住，三毛是真的决定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慢慢地，三毛的个性里也掺杂进了他们的个性。

在文明的地方，照相对于人，尤其是女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但是，对于身拖蓝袍、长年住在帐篷里的沙哈拉威人，却很讨厌照相机，他们把相机看做是某种收魂的邪器。

一天，三毛走进一个家庭里，想给几个沙哈拉威女人拍照。突然，一个男人闯了进来。他是她们的丈夫。他认为，三毛收走了他妻子们的灵魂，所以他追着三毛咒骂，要把她的相机砸掉。三毛很害怕，只好把相机打开，拿曝了光的白色胶片给那个男人看，说明里面什么也没有，更没有他妻子们的灵魂。

像三毛这样好胜心极强的女子，成名的欲望总是颇为强烈。在文化学院上学的时候，她曾对一位名人朋友说：“像你那么早就成名，一定很过瘾！”

又说：“我也要成名，像你一样，不枉少年。”

当她坐在沙漠的家中时，四周静可听针，往日的文学梦重新涌上了她的心头。

三毛在十一岁的时候便和文学结缘，十七岁以“陈平”的真名发表作品。尽管不乏才气，但文学的时运不济，她一直没有在文坛有一番大作为。

在沙漠，决定重新开始创作的她起用了一个新名字——三毛，作为笔名。“三毛”，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男孩子们常用的名字，也是三毛读的第一本书——《三毛流浪记》中的小主人公。

“写稿的时候还不知道该用什么名字，我从来不叫三毛，文章写好后，就想，我不是十年前的我了，改变了很多，我不喜欢用一个文文绉绉的笔名，我觉得那太做，想了很多，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干脆就叫‘三毛’好了。”

后来，人们问她，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怪笔名？她便把原来的动机幽默地发挥一番，说这是因为自己的作品只值三毛钱。

中国民间的卜卦算命，把取名看得很重。姓名系于命运。三毛对算卦一类的东西极感兴趣。但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三毛”二字，藏着《易经》卦中乾坤二字。

“三毛”这个名字，真的给她带来了新乾坤。

1974年5月，三毛在沙漠的家中写了第一篇作品——《沙漠中的饭店》。作品的内容非常普通，写她给荷西煮饭的事情。尽管三毛对内容不是很满意，但文章在台湾《联合日报》发表以后，她和丈夫还是很高兴。

“十天后，我接到寄至撒哈拉沙漠的《联合日报》航空版，看见文章登出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实在是太快了。我拿了这张报纸就走，那时我和荷西还没有车子，可是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手拿报纸就往沙漠上一直走，打算走到工地去告诉他，我走到他的交通车会经过的路上，后来，交通车过来了，他看见我就叫司机停车，我向他跑过去，他说：不得了，你已经投中了！我说：是，是，就在这里。他问：你怎么证明那就是你的呢？我说：你看那个笔名的字嘛！那真是很快乐的一天，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十年以后，第一次写文章；在沙漠里，只有一个人可以分享，而这个人是看不懂我的文章的人，可是还很高兴，像孩子一样在沙漠里跳舞。”

在沙漠的时间长了，三毛终于爱上了这儿的人，爱上了这个她视为第二故乡的“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1979年9月，三毛陪着父母离开了拉芭玛岛，去欧洲旅行。但没想到，几天以后，从遥远的拉芭玛传来了令她心碎的噩耗。

9月30日那天，荷西像往常一样，到海边捕鱼散心。但是，他潜入海底之后就再也没有浮出水面。三毛和父母知道这个消息后，火速回到了拉芭玛。

三毛一边请人帮忙在海里寻找荷西，一边整夜整夜地祷告，祈求上帝能让她的丈夫平安归来。然而，大海寂寞的涛声彻底打碎了她的愿望。

两天之后，荷西的尸体被人捞了上来。因为已经在水中泡了两天，荷西的肢体都变得僵硬了，脸也被泡得看不出样子。三毛的父亲极力阻止女儿看到荷西的遗容，但倔强的三毛还是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她凄惨地叫着荷西的名字，放声大哭。从此，三毛便失去了她深深爱着的伴侣。

荷西葬礼的前一天，三毛独自来到墓园。她一定要亲手为丈夫挖坟。

“我要独自把坟挖好，一铲一铲的泥土和着我的泪水，我心里想，荷西死在他另一个情人的怀抱里——大海，应也无憾了。”

第二天，荷西被放进朋友们为他合买的棺材里，他将被安葬在浸满了他的爱人汗水、泪水和血迹的黄土里。他去世的时候仅仅只有三十岁，正是应该尽情享受青春、幸福和爱情的好时候。

朋友们争着为荷西抬棺。下葬的时候，三毛不停地恸哭狂叫，她像疯了一样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三毛的父母死死地拖住她，被她弄得筋疲力尽。好不容易，葬礼才顺利地进行下去。

荷西走了，他的离开留给三毛的，是无尽的哀伤与思念。

从那以后，三毛几乎每天都要到墓园去，她要去陪伴她长眠在地下的丈夫。小的时候，一度很孤僻的她也常去墓园，在那里汲取安慰；现在，她又像小时候一样孤独了，再也不会有人像荷西那样陪着她了。

她总是痴痴地一直坐到黄昏，坐到幽暗的夜慢慢地给周围带来死亡的阴影。那个时候，墓园总是显得非常温柔。最让三毛感到无奈的，是她作为荷西的妻子，不得不去做一些善后事宜。比如去葬仪社结账，去警察局上交荷西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向马德里总公司索要荷西的工作合同证明……每一件事，都会让三毛感到刺心般的疼痛。而语言不通的父母，却什么也帮不了她。

最后，她来到木匠店里，请一位工人为荷西的坟做一个十字架，老人用上好的木料，为她做好了一切。墓志铭上，刻着三毛亲自写的铭文：

“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记念你。”

她不要别人的帮助，一个人把沉重的十字架和木栅栏搬到了荷西的墓地。她用手挖开黄土，搬来石块，钉好木栏……这一切，三毛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去做。黄土里，木栏上，都沾上了她的血和泪，是她亲手筑好了爱人的墓园。

◎离开荷西的生活

“我是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

——三毛《不死鸟》

为了让女儿走出丧偶的悲痛生活，三毛的父母取消了继续到欧洲旅行的计划，他们极力劝说三毛跟他们一起回到台湾生活，也是希望这样能给女儿换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三毛终于决定要离开拉芭玛，离开长眠地下的荷西，她的心里充满了苦楚。

这是1979年的秋天。三毛一袭黑衣，怀着悲痛的心情，跟随父母回到了故乡台湾。就在一个月前，荷西还曾和岳父岳母约定，要在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和三毛一起到台湾去看他们。荷西从少年时代就对东方充满了神往和爱，尽管东方的读者早就通过三毛的生花妙笔了解了他的名字和形象。但是，他的东方之行终于还是没有实现。

刚回到台湾的时候，丈夫死亡的悲痛，几乎把这个看似很坚强的女人压垮了。三毛想到了死。一天深夜，她和父母谈话的时候，吞吞吐吐中，露出了自杀的念头。

母亲听罢，无比伤心地哭了。父亲也显得非常激动，讲话的语气都失去了控制。他说：“你说这样无情的话，就是叫父亲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你今天既然已经说了出来，使我日日生活在恐惧里，不知道哪一天，我会突然失去我的女儿。如果你敢做出这样毁灭自己生命的事情，那么你就是我的仇人，我不但今生与你为仇，我世世代代都要与你为仇，因为是——你，杀死了我最最心爱的女儿——”

三毛听罢，泪如雨下。

荷西遇难后，许多朋友和读者，都给三毛写去了慰问的信件，表达他们的关心。其中让三毛印象最深刻的，是皇冠出版社出版人平鑫涛和作家琼瑶夫妇的慰问电话。他们得到噩耗后，马上向拉芭玛致电：“我们也痛，为你流泪，回来吧，台湾等你，我们爱你。”

其实，三毛早在少年时代，就和琼瑶结缘了。那个时候，她休学在家，成了一个有轻微自闭倾向的中学生，那段时间，她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蹲在家里，盼望着报纸上《烟雨蒙蒙》的连载。

这一次，三毛满怀着一腔悲痛回到台湾，琼瑶及时向她伸出了救援之手。为了便于深谈，三毛来到了琼瑶的家里。那时，台湾正值深秋，三毛抱着一束鲜红的苍兰，送给了琼瑶夫妇。琼瑶耐心地和她谈了七个多小时，目的只有一个——让三毛打消自杀的念头。没有肯定的承诺，就不放她回去。三毛回忆那次夜谈的情景：

“自从在一夕间家破人亡之后，不可能吃饭菜，只能因为母亲的哀求，喝下不情愿的流汁。那时候，在跟你僵持了七个小时之后，体力崩溃了，我只想你放我回家，我觉得你太残忍，追得我点了一个轻微的头。”

琼瑶是个劝人能手。得到三毛的承诺后，她又进一步地逼她，要她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亲口对母亲说一遍：“我不自杀。”三毛称琼瑶为“陈姐姐”，为姐为友，琼瑶对三毛可谓用心良苦。在父母的深爱和亲友的劝说下，三毛决定暂时做一只不死鸟。

1980年春天，为了放松心情，也为了忘记曾经的伤痛，三毛决定前往东南亚及香港旅游。这次的东南亚之行，确实也减轻了她心头的一点痛楚。

三毛那时已经是名扬港、台和东南亚的作家。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轰动的场面，就会有簇拥、包围和签名。

再回到台北，三毛的应酬活动变得越来越多。名目繁多的饭局、演讲、座谈会，让她感觉非常疲倦，她有些应付不了了。原本热爱宁静甚至荒寂生活的三毛，丧偶之痛刚刚淡了一点，滚滚红尘又接踵而至。她再次产生了逃走的念头。

最终，三毛还是决定回到大加纳利去，她要回到那个荒美的孤岛上去。也只有在那里，她才可以重温与荷西在一起的纯净和安宁。

◎梦中的大加纳利岛

“火车一站又一站地穿过原野，春天的绿，在细雨中竟也显得如此寂寞。”

——三毛《不飞的天使》

1980年四月，三毛离开台湾，回到了大加纳利岛，这是她第四次从台湾来到西班牙。四年前，她从台湾回到加纳利岛的时候，失业在家的荷西，天天在海边等待着她。可如今，丈夫已经离开了她，等待她的只剩下空空的屋子和房子外面漂泊的海船。

三毛在前往加纳利岛的途中，耽搁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直到五月底，她才结束了这次漫长的行程。期间，她分别在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和马德里等地逗留了数日，一路旖旎的风光和亲朋好友的关心，慢慢抚平了她心中的伤痛。

第一站她选择了瑞士。三毛登上飞机，经香港，越昆明，到达瑞士；再坐火车到洛桑，一到车站，三毛吃了一惊，这座古典风格的车站，竟然和她恶梦中的车站一模一样！

三毛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女性，她梦中的情形如何，一路上的巧合又如何，只有她一个人能够证实，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则是一段离奇的故事。

当年重庆黄角桠那个在荒坟边玩耍的女孩，在经过后来的一场婚姻悲剧之后，她孤癖的性格变得更加严重了。但是，三毛是那么地酷爱这份孤独与寂静，因为它们，是心灵最安全的城堡。

三毛在加纳利岛的家有个很大的后院，后院里有一个细草秆铺成的凉亭，凉亭里设有座椅，有的是可坐人的大树根。

三毛的家是一幢小巧的西班牙式建筑，屋子里被装饰得很美。客厅正中间有一面大窗，常年挂着米色的窗帘，这使得屋里的光线显得有些暗；地上铺着黄色地毯，老式的碎花沙发上放着许多靠垫；古雅的白色台布罩着老式茶几，藤做的灯罩吊得很低；一排很大的书架，几乎占满了整整一面墙；一套雕花木餐桌和椅子，摆在沙发对面；房间的右边，还是一排书架，架边有一个拱形的圆门，通向另外一间明亮的客厅。客厅完全粉刷成白色，细藤的家具，竹帘子。古式的加纳利群岛的“石水漏”，被放在一个漂亮的高木架上，藤椅上是红白相间的棉布坐垫，上面还靠着两个全是碎布凑出来的布娃娃。墙上挂着生锈的一大串牛铃，非洲的乐器，阿富汗手绘的皮革。屋梁是一道道棕黑色的原木，数不清的盆景，错落有致地吊着放着。地毯是草编的，一个彩色斑斓的旧画架靠在墙边。最引人注目的摆设，是书架上两张放大的照片：一张是荷西的单人照，另一张是他们夫妻的合照。两张照片都是黑白的。照片前面，插着几朵淡红色的康乃馨。后来，三毛卖掉了这所房子，在附近买了一座两层小楼的宅院。院内一半是草地，一半是砖。院中有一棵高大的相思树，枝丫重重叠叠地垂到腰际，柳树似的缠绵。

站在加纳利荒美哀愁的海滩上，目送着远处漂泊的海船，拉芭玛岛就在对面，它的样子是那么清楚。那座离岛，是一座死亡之岛。深蓝的火山和神秘的巫婆，是三毛永远不能忘掉的苦难记忆。而她的丈夫荷西就长眠在那个岛上。

1980年6月，三毛回到拉芭玛岛，为荷西扫墓。虽然距离她上次离开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坟墓的变化真的很大：

“冲到你的墓前，惊见墓木已拱，十字架旧得有若朽木，你的名字，也淡得看不出是谁了。”

三毛买来了笔和淡棕色的亮光漆，将荷西的墓志铭，一笔一笔地重新填好：

“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记念你。”

每来一次拉芭玛岛，三毛就好像死过一次似的，伤心的往事总是会将她紧紧裹住，令她不能喘息。隐居的心灵，并不寂寞。对荷西的怀念，已经占据了她全部的情怀。偶尔，她还独自出去打猎、旅游和宿营。只是没有了荷西，她的兴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高了。1980年夏天，三毛和三个男性朋友上山宿营。因为夜里胃痛，她竟然不辞而别，独自一人开着车回到了家里。

◎万水千山走遍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三毛《银湖之滨》

人是非常脆弱的动物。

三毛也一样。隐居生活在一年之后，便划上了句号。悲伤和欢乐一样，都经不起时间的消磨。一年之前，三毛曾下定决心老死在这片海滩上。一年之后，她便打起了回台湾的行装，她的理由很简单——思念双亲。

1981年5月，三毛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是台湾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打来的。他邀请三毛回台湾，参加台湾1981年广播电视“金钟奖”的颁奖典礼。

当时在电话里，三毛本来是一口回绝了的。但转而一想，又犹豫了，她马上给台湾的家里打了个电话，本来是想和父母商量商量的，但是一听到母亲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来，三毛竟然脱口而出：“妈妈，我要回家了。”

父母对她的爱，是三毛结束隐居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位三十八岁的女性，这样独自隐居在荒僻的海边，是孤独不起很长时间的。三毛说，她在那时才深切地感觉到，父母的爱才是她永生的“乡愁”。以前，她把撒哈拉当做她的“前世乡愁”，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后来，三毛又在大西洋海岛上生活了将近四年。那时，她并不以思亲为苦，而是与荷西过着如诗如画、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尽管黄沙漫漫，海涛渺渺，但只要她守着荷西，就根本不知孤独为何物。

但是现在，她成为了大西洋上的一只孤鸥。或许这时的三毛才真正明白，只有家才是她安静的港湾。三毛这次回台北，在感情里程上依然是三部曲：尽情享受人间亲情的温暖；不堪喧嚣，追求片刻安宁；终于夺路而走，逃之夭夭。

作为台湾的畅销书作家，三毛总是逃不开那些热烈的场面。她曾经自嘲地说，到台北月余，除了餐馆之外，可以说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回到台北不过三四天，一本陌生的记事本都因为电话的无孔不入而被填满到了一个月以后还没有在家吃一顿饭的空挡。”

人称三毛是台北的“小太阳”，这其实一点也不夸张。盛名之累，让三毛开始有点接受不了。她多么想混入人群当中，真真正正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最喜欢在薄薄的暮色里，在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滑旱冰。三毛多么渴望那种感觉：埋头滑旱冰，不知什么时候，奇异地向前看一眼，惊见那竟然是自己的故乡，光芒万丈照亮了漆黑的天空。

这次回来，三毛又认识了许多笔墨同行和知名人士。体育界名人纪政，就是她引为挚友的一个。纪政回忆说：

“我们发现彼此不只年龄相近，并且都是三月出生，最妙的是我鼻子过敏、受了十七年的折磨，每次呼吸困难就得借助一种喷剂解救，而三毛以前的情形竟和我一模一样。”

纪政得知三毛在很早以前就有去南美旅游的想法，他便带她到《联合报》找负责人王惕吾。王先生非常爽快，不仅答应为三毛承担所有费用，还派了美籍摄影师米夏同行，做三毛的助手。

三毛再不用置身滚滚红尘中，躲在家中静静地啃指甲了。

自1981年11月起，三毛在《联合报》的赞助下，从台北起程，经北美，飞抵墨西哥，开始了为期半年多的中南美洲旅行。

第一站就是墨西哥。

三毛对墨西哥城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尤其忍受不了朋友约根的豪华招待。参观博物馆和逛街景，甚至金字塔、爪达路沛教堂，对三毛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行程。阔气而放荡的酒宴，更让三毛觉得非常无聊，她称之为大蜥蜴之夜：

“这种气氛仍是邪气而美丽的，它像是一只大爬虫，墨西哥特有的大蜥蜴，咄咄地向我们吮吐着腥浓的喘息。”

唯一使她难忘的，只有“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只因为那里陈列了一位自杀神。三毛曾经两次自杀，并且在荷西死后，她还有过自杀的念头。所以，她非常想知道“自杀神”到底是什么职位，是特许人去自杀呢？还是接纳自杀的人，抑或者是鼓励人们去自杀？

离开墨西哥，三毛又游历了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国。一路上，她为《联合报》发去一篇篇游记。后来，这些游记都收录在《万水千山走遍》一书中。

三毛走遍万水千山。让她感到最开心的，却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国家——厄瓜多尔。

在厄瓜多尔中部的安第斯山脉，座落着很多纯血的印第安人村落。三毛一度曾认为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印第安人的血。她支开米夏，独自一个人，走进了一个印第安人的村落。在村子里，三毛认识了一位名叫“吉儿”的土著妇女，并且在她家住了下来。和他们一起睡玉米叶堆，汲水，纺线，吃玉米饼，喝麦片汤，喂猪……三毛开始有模有样地过起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村里的人，以为她是同类，对吉儿家的这位陌生客人不以为怪。

直到米夏放心不下，来找她，三毛才恋恋不舍地与吉儿告别，结束了这段在印第安人家度过的快乐时光。

南美洲之旅，对体弱的三毛来说，可以算是一场苦难之旅。尽管苦难，浪漫的三毛还是走遍了万水千山。就像在撒哈拉一样，三毛最喜欢的还是“人”：观察民俗，访问亲友，购买土著工艺品，品尝各种各样的小吃，哪怕是味同抹布，也要细细品一品。

1982年5月，三毛结束了她漫长的、多姿多彩的南美洲之旅，回到了台湾。5月7日，在国父纪念馆，《联合报》为三毛举行了专题演讲会。年轻的读者把纪念馆围得水泄不通，以至于三毛本人都被阻挡在了门外，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才左冲右突地进入会场。

三毛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她精采的旅行故事，期间，她还特意穿上了印第安人的服装，为读者做了简单的表演。这次中南美洲之旅，是三毛一生中为期最长的一次国际旅行。这以后，除了治病疗养和短期旅行，她基本上就定居在了台湾。

◎难舍故乡情

“三毛从楼上奔到楼下，碰见人就叫喊：‘我们可以回大陆了。’”

——华家杉《三毛回乡记》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可以准许部分台湾居民回祖国大陆探亲。消息一传出来，全岛欢庆，三毛更是表现得欣喜若狂。她告诉记者：她有一位邻居，是个退伍老兵，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她抱住老兵又喊又哭，叫着：“可以回大陆了！可以回大陆了！”

三毛是在重庆出生的，1949年才跟随父母从上海离开，来到台湾。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去过。尽管四年的襁褓和幼童时代的生活，没有让三毛对大陆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但是，三毛总是说：“血浓于水。”她对回大陆的感情，似乎比父亲陈嗣庆还要来得更强烈。

1988年春，陈嗣庆当年在南京的老同事倪喜竹先生，从浙江舟山捎信到台北，问讯陈嗣庆。三毛为之大为兴奋，并踊跃地代父回信。她在信中告诉倪叔叔：她将于翌年返回大陆，代表父亲看望故友乡亲。

1989年，三毛首次返回大陆。她这次的大陆之行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看望“爸爸”张乐平；二是到浙江舟山故乡和苏州探亲。在故乡浙江舟山，三毛的首次大陆之行，达到了高潮。

4月20日，她从宁波乘船，前往舟山群岛的定海。轮渡船长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他对三毛说：“我们用海员最高规格——拉汽笛欢迎您，您自己拉吧！”三毛抓住把柄，用力一拉。汽笛长鸣，三毛顿时泪流满面。

下午六点的时候，轮渡终于缓缓靠上了鸭蛋山码头。岸上有很多迎接三毛的人，有堂姐陈坚等一些亲戚，还有倪竹喜叔叔，三毛下船的第一句话是：“倪竹喜叔叔来了没有？”她含着泪，拥抱了这位老人，并说：“竹喜叔叔，我三岁时，你抱过我，现在也让我抱抱你！”

亲友们一一和三毛见面，三毛的泪水从上岸起就没有停止过。

两天后，三毛来到了小沙乡陈家村祭祖。在陈家祠堂里，她照闽南习俗，在供桌前点燃六柱清香，放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然后，合掌举香至额头，极郑重地施以祭礼。

从祠堂里走出来，三毛便上山给祖父陈宗绪上坟。祭奠完祖父，她从坟头上撮起一把泥土，放进早在台湾就准备好了的麦秆小盒子里，她对众人流着泪说道：“故乡的土是最珍贵的东西，生病了，只要拿它泡水渴，病就会好。”

恋土恋亲之情，三毛吐露得凄凄楚楚，真真切切。她的礼节、情感，犹如一位中国旧式妇女一样。磕头、烧香、唤魂……这些原本应属于她父母一辈的礼行方式，三毛做起来，自自然然，竟然看不出一点做作。

离开家乡之前，三毛带着感情对记者说，她热爱故乡，特别是喜欢乡亲们称呼她为“小沙女”。她还说，要用“小沙女”做她的第二个笔名。

一年之后，1990年4月，三毛第二次返回大陆。

与第一次大陆之行的轰轰烈烈相比，这一次三毛要低调得多，她尽量回避着记者。她到了北京等一些北方地区，参加由她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的摄制录音。大概是因为这次没有跑够，三毛于同年秋天，开始了她的第三次大陆之行，这次大陆行也是她最后一次返回大陆。

三毛早在旅行前就已经制定好了计划，她可谓是雄心勃勃，这次要去的地方有很多：

广州——西安——兰州——敦煌——乌鲁木齐——天山——喀什——成都——拉萨——重庆——武汉——上海——杭州。足履丝绸之路，情驻巴山蜀水，登世界屋脊，览浩浩长江。这一次，她要把祖国梦一次做个够。

三毛到达大陆后，从广州直接飞到了祖国西北，游览了古都西安和甘肃省府兰州。随后，出了嘉峪关，三毛来到了大西北。大西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天高地阔，苍苍茫茫，它唤起了三毛昔日在撒哈拉沙漠时期的情感。莽莽西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生长之地。如果三毛把它称为“前世乡愁”，怕比北非的撒哈拉更为贴切些吧！

最让三毛神往的地方，就是敦煌。在敦煌，她看到了莫高窟，在敦煌，她决定选择这里作为自己死后的栖息地。

离开敦煌，她过天山，走喀什，沿中巴公路，她再次来到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有一个让她不能忘怀的人——王洛宾。

半年前，她初访老人。离开那座孤清的家，三毛心中，忽然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温柔。然而这次的乌鲁木齐之行，三毛跟王洛宾老人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生活背景的差异，人生价值观的不同，让他们最后还是选择做了朋友。

四川是三毛的出生地，她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比起祖籍浙江定海，更深一些。三毛此次前往成都，不再像定海之行那样富于戏剧化，前呼后拥，大悲大喜。她恢复了往常的旅行习惯，背着简单的行囊，在普通街巷里自由地穿梭：

“喜欢走小街，穿僻巷，看看古老的四合院建筑，听听乡音浓重的老太太们坐在屋檐下摆家常，瞧瞧小娃娃们趴在地上弹玻璃珠、拍烟纸盒。”

布衣旅行让三毛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走渴了，进茶馆喝一碗盖碗茶；热了，就干脆脱掉鞋袜，靠在墙上。

三毛离开在成都居住的锦江饭店时，饭店请她留言。三毛写道：

“不肯去，不肯去。”

依恋之情，跃然于纸。

后来，三毛还去了拉萨、重庆，但是都没有停留太长的时间。而她的大陆之行的最后一站，三毛还是选择了到上海去看望“爸爸”张乐平。那时候正是1990年的中秋节，三毛与“爸爸”张乐平一家团聚，那也是三毛一生当中最后一个中秋节。本来他们约定，来年的春节还要团聚，但是几个月后，却传来了三毛在台北自杀的消息。她不能来赴约了。

◎茫茫大地真干净

“夕阳染红了这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我对伟文说：‘要是有那么一天，我活着不能回来，灰也是要回来的。伟文，记住了，这也是我埋骨的地方，到时候你得帮帮忙。’”

——三毛《夜半逾城——敦煌记》

1991年1月2日，三毛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对于体弱多病的三毛来说，住院是经常的事。这次的病因是子宫内膜肥厚，影响荷尔蒙分泌。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重病，更不是什么绝症。

在病床上，三毛告诉母亲，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幻觉：“床边有好多小孩跳来跳去，有的还长出翅膀来了。”三毛的幻觉经常发生，她是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女人。母亲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不正常。

1月3日，晚上十一点多钟。荣民总医院的值夜班工作人员查房，发现三毛病房内的灯还亮着。三毛告诉工作人员，她的睡眠状况特别不好，希望不要在晚上打扰她。

1月4日，早晨七点零一分，清洁女工走进三毛的病房内准备打扫卫生，却发现病人在卫生间里，用一条咖啡色长丝袜，自缢于浴室吊点滴的挂钩上。

上午十点四十五分，医院将三毛的遗体移交给三毛的父亲。

陈嗣庆夫妇，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父亲决定将三毛生前精心布置好的育达商校附近的公寓，辟为她的纪念馆。

香港、台湾各大报纸，均在最显著的位置，刊出了三毛自缢身亡的消息，一时压倒当时引人瞩目的国际要闻——“海湾战争”。

一些知名人士和生前好友，纷纷发表谈话，或者撰写怀念挚友三毛的文章：

“三毛对生命的看法和常人不同，她相信生命有肉体和灵魂两种形式，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不用太悲哀。三毛选择自杀，一定有她的道理。

三毛是很有灵性和聪明才智的，也许她是抛下有病的躯体，进入另一形式的生命。三毛的经历那么丰富，活了四十多岁就仿佛活了四百岁。”

——琼瑶

“三毛的死，不但她的朋友感到难过，这也是文化界的损失。三毛曾经说过很羡慕我和秦汉恩爱，她也非常想找一个关心自己、可以谈心及工作上的伴侣，可惜一直没能找到理想的对象。对于死去的丈夫，她仍然十分怀念。

她太不注意保护自己，有一次醉酒从楼梯上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还切掉半个肺，而她却毫不在乎。我曾经劝她不要太过任性，就算自己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也要为父母保养身体。对三毛的死，秦汉也很难过，不知道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但我们愿为她做一切事。”

——林青霞

“三毛没有子女，没有寄托，加以近日电影《滚滚红尘》有褒有贬，对她也产生不小的压力，才会酿成不幸。

三毛的自杀，与肉身的病痛无关，最大的可能是来自心灵深处的空虚寂寞。三毛一直有自杀的倾向。三毛是一个戏剧性很强、悲剧性很浓的人物，三毛是因失去爱与被爱的力量才离开人世的。”

——倪匡

作家司马中原曾说过：

“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飘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她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是悲凄，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稍稍用心就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被文明捆绑着的人，多惯于世俗的繁琐，迷失而不自知。”

司马中原先生的这一段话，足以代表了人们对三毛的评价。三毛就是一朵云，她轻轻地飘走了；三毛还是一朵花，绚丽而凄美；三毛更是一首歌，你唱着它就会生出许多遐想……

“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远方到底是什么？远方就是“醒来时发觉星星四面八方，是脱去了一层又一层的束缚，身至心到的境界。”三毛追求的正是这种境界。现在，她真正自由了。想起她曾经说过一句话：

“如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这条路，你们也要想得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幸福的归宿。”

所以，当我们再次唱起那首《橄榄树》的时候，请不要为她难过了，我们要为她高兴。因为她找到了梦中的橄榄树。而且，在流浪的路上，她随手撒下的丝路花语，无时无刻不在治疗着一代人的青春困惑，她的传奇经历已经成为一代青年的梦，她的作品更是一代青年的情结。她，虽死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