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后的微笑——大敦煌

我看见一片废墟和王冠上

独存着文明的歌声

这是最后的水井和盐

这是最后的歌本和一伙羊群

黎明时母亲将朝霞和我

作为头一份祭礼献出……

——叶舟《大敦煌》

清月伴鸣沙

“鸣沙山可以重温到撒哈拉的故事，月牙湖可以浸润温柔的夜，喜欢音乐和绘画正好宜于在莫高窟。谁的一生活得如此美丽，死后又能选中这般地方浪漫？”

——贾平凹《埋葬三毛的灵魂》

三毛、王洛宾、贾平凹……写入20世纪末中国文化记忆的三个名字，他们有着共同的西部情结。究竟谁能明了，三毛为何要在敦煌洒泪，又为何一定要魂归敦煌……

位于中国河西走廊的敦煌，是沙的世界，是石的海洋。她总是在西部微凉的阳光下显得那么沉静，那么从容，漫长时光的流逝仿佛根本无法抚慰她备受摧残但却依旧卓然而立的灵魂。当成百上千的游人鱼一样地进入她的腹地，她只是用最恬静的微笑注视着这一切，同时也宽容着这一切。这种微笑只有在经历了惨痛的苦难后才会显得这样弥足珍贵，这是一种千帆过尽的宽容，也是一份最吸引人的幽静。今天，她已经习惯了人们惊奇和赞叹的目光，如同她已经习惯了此前漫长的寂寞和百年来无尽的羞辱。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最引人陶醉的就是鸣沙山。而她，那个叫三毛的女人，在她游历了大半个地球之后，终于决定，将自己的一半埋葬在大敦煌。浪漫的三毛终于决定，为自己死后选择一个浪漫的地方，在《夜半逾城》里她曾说过：

“很多年了，自从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不再感觉自己是一个大地的孩子、苍天的子民。很多人对我说：‘心嘛，住在挤挤的台北市，心宽就好了呀。’我说：‘没有这种功力，对不起。’”

而在敦煌，三毛女士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同撒哈拉一样的广阔。在这里，天是空旷的高，地是无穷的广，沿途偶然的骆驼草，犹如浮在黄色海洋中的几点绿色浪花，随风摇曳，漂泊不定，赋有生命的乐感。

贾平凹在《埋葬三毛的灵魂》中的诉说，也许能向人们阐释，那个神奇的地方为什么那么吸引三毛。

五月二十九日天下大雨，有客从台湾来，自称姓陈，是三毛的朋友。一听说三毛，陌生客顿成亲近人；而陈先生却立在那里只是说，我送三毛的遗物到敦煌去，经过西安来看看你。

三毛，三毛，我轻声地叫起来了，“快让我瞧瞧！”等不及先生把一包东西放在桌上，我说，我要见三毛。

先生从一个大塑料包里往外掏，掏出一顶太阳帽来，说这是三毛生前一直戴着的；掏出一条发带，红色的，极有弹性；当掏出一件水手裙时，先生的声调沉下来，介绍这种裙子在台湾一般有些年纪的妇女是不大敢穿的，四十多岁的人了，敢穿的恐怕只有三毛了。三毛生性坦真，最不愿约束。报上发表的一张照片，是她在成都的街头，赤了脚坐在一家木板门面前，样子顽皮如小狗。三毛穿了这件水手裙走着，走着的是个性，是潇洒。先生还在掏着，是一件棉织衫，三条棉织裤，全是白色的，上边似乎还残留着几点什么斑痕。

“我没有带她的袜子。”先生说，三毛是以长筒丝袜悬颈的，袜子对于我们都太刺激了。最后掏出来的是一包三毛十多年来一直喜欢用的西班牙产的餐纸，一瓶在沙漠上护肤的香水，一包美国香烟，淡味型的，硬纸盒里仅剩五支，明显地已经霉了。

从头到脚的穿戴，吃的、用的小物品，完整的一个三毛，出现在面前了。我久久地目视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能说什么呢，物在人去，生命已不可复得。她的归宿是她选择的。她的选择应该是对的，潇洒而美丽，虽然对于读者是一种遗憾和痛惜。

我走向了窗前，推开窗扇，檐前垂下的，是扯也扯不断的、粗而白的雨。我喃喃起来，我并不自觉我说了些什么，是一句三毛你好，是一句阿弥陀佛？在场的我的妻子给我倒了一杯水，说我的脸色很是可怕了。

元月十六日的清晨，三毛将最后的一封信寄给了我，我于其亡后第十二天收到了这封信，信上写着五月份她是要来西安的。那时候，看过信的人都感到遗憾，三毛果然不食言，她真的在五月的最后的日子来到了！我虽然见到的不是她的真人，但以她的性格，和我的性格，这种心灵的交流，是最好的会见方式。

先生说，他居住的地方与三毛家很近。他常常去她那儿聊天，三毛在生前曾对他说过，死后她希望一半葬在台北，一半就留到浙江乡下的油菜田边，但自她去年十月到过了西北，主意改变，希望能葬在敦煌前的鸣沙山上，她说她把地点方位都选好了。

鸣沙山，三毛真会为她选地方。那里我是去过的。多么神奇的山，全然净沙堆成，千人万人旅游登临。白天里山是矮小了，夜里四面的风又将山吹高吹大。那沙的流动呈一层薄雾，美丽如佛的灵光，且五音齐鸣，仙乐动听。更是那山的脚下，有清澄幽静的月牙湖，没源头，也没水口，千万年来日不能晒干，风也吹不走，相传在那里出过天马。鸣沙山，月牙湖，连同莫高窟，构成了艺术最奇妙的风光。三毛要把自己的一半永远安住在那里，她懂得美的，她懂得佛。

一生跑遍了世界，最后觉得最依恋的还是祖国的西北。鸣沙山可以重温到撒哈拉的故事，月牙湖可以浸润温柔的夜，喜欢音乐和绘画正好宜于在莫高窟。谁的一生活得如此美丽，死后又能选中这般地方浪漫？她是中国的作家，她的作品激动过海峡两岸无数的读者，她终于将自己的魂灵一半留在有日月潭的台北，一半遗给有月牙湖的西北。月亮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清纯之光照着一个美丽的灵魂。美丽的灵魂使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的读者永远记着了一个叫三毛的作家。

我深深地感谢着三毛的这位朋友，却遗憾我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同陈先生一块去敦煌。我送陈先生到大门口，在满天雨水的淋打中祝他一路顺利到敦煌。陈先生和我握别，脸上突然闪动了一个微笑。我立即觉得这微笑应该是三毛的，三毛式的微笑，她微笑着告别了。雨哗哗地下着，满地都是水泡，陈先生的身影消失在窄窄的长长的小巷那头。这时候，灰蒙蒙的天上有了声音，是隐隐的雷，我知道三毛的灵魂在启行了。脱离了躯体的灵魂是更自由的，它在台北，它在敦煌，它随着月亮的周返转往两地，它会是做了月里的嫦娥，仙人之眼夜夜注视着她的祖国；它又会是在那莫高窟里做一个佛的，一个不生不死无生无死的佛。

河西走廊，茫茫戈壁，于世无奇。声声作响的流沙，流沙边如此两轮明月，滚动中透着平静，荒凉中透着奇绝，深得天地之造化，机缘之凑巧。这沙，这水，一动一静，矛盾在此统一。鸣沙山的沙石自顾作响，声音如乐，灵动相合，这不正是天地间的和鸣吗？三毛正是决心远离浮嚣的城市，在这里感受一座沙山，一弯清月；感受这平实中透着的清冽，粗狂中透着的明丽，喧嚣中透着的宁静。

千年爱恨莫高窟

印度悉达多太子十九岁时，有感人世生老病死的各种痛苦，为了寻求解脱诸苦的方法，他决定舍弃王族生活，于一日夜间乘马逾越迦毗罗卫城到深山修道。悉达多骑马上，驭者车匿持扇随行马后。天人托着马足飞奔腾空而去。空中飞天一迎面散花，一追逐前进。

——敦煌莫高窟375窟西壁龛南侧壁画故事

三毛在《夜半逾城——敦煌记》中，曾忘情地写道：

“在接近零度的空气里，生命又开始了它的悸动，灵魂苏醒的滋味，接近喜极而泣，又想尖叫起来。

很多年了，自从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不再感觉自己是一个大地的孩子，苍天的子民。

很多人对我说：‘心嘛，住在挤挤的台北市，心宽就好了呀。’我说：‘没有这种功力，对不起。’

站在万里长城的城墙上。别人都在看墙，我仰头望天。天地宽宽大大，厚厚实实地将我接纳，风吹过来，吹掉了心中所有的捆绑。”

这里是三毛最向往的地方，在去往这里的路上，她百感交集……

大西北苍苍茫茫，天高地宽，这唤起了她往昔在撒哈拉大沙漠时的情感，也只有在这里，她才能重温撒哈拉的故事。

一股浓浓的乡愁涌上她的心，她把东西全部都丢在了车子的座位上，她就像听到了生命的召唤，不由自主地向没有绿意的荒原狂奔过去。荒凉的一望无际的西北高原上，吹着坦坦荡荡的野风，卷裹着三毛那略显单薄的身体……三毛一阵阵惊喜。

在去敦煌的一路之上，三毛并不很在意车子经过了什么地方又到了什么地方。但有一个地方最让她心动，甚至一夜都“没有阖过眼”。三毛写道：

“……只是在兰州飘雪的深夜里看到黄河的时候，心里喊了她一声‘母亲’。”

她开始了另一种爱情——对于大西北裸露的土地，对那片没有花朵的莽莽荒原的挚爱。

敦煌莫高窟与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莫高窟是中国第一大石窟，俗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市东南鸣沙山东簏的崖壁上，南北长约有一千六百米。这里全年日照充足、干燥少雨、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举目望去，在长达一千六百多米的岩壁上，层层排列着数百个洞窟，像千门万户鳞次栉比，又像无数蜂房错落镶嵌。虽然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但是进入了莫高窟，这里却是绿树成荫，一条泉河蜿蜒从中穿过，呜唱着汩汩欢歌。简直令人无法相信，在茫茫的戈壁中，竟会奇迹般地出现这么一片美丽可爱的绿洲。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总计4500余身。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莫高窟可以说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佛教石窟寺庙中，保存飞天最多的石窟。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由此开启。千百年来，碧天黄沙的丝路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友好往来。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敦煌，南枕祁连，襟带西域；前有阳关，后有玉门，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丝绸之路上，敦煌从汉代起就是辖六县之郡，贸易兴盛，寺院遍布。有人曾说过：“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多年来，祁连山雪水滋润着这颗明珠，让它千年不衰。两千年后的今天，这块被誉为“繁盛大地”的土地，以其拥有的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而成为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那些为了躲避战乱、受雇于此的民间艺人，在这里描述了难以计数的佛经故事，塑造了数千尊神态逼真的佛像。他们或是为了积善成德，或是为了福禄长久，或是为了丰衣足食，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将这里当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圣地。繁浩、精细的工程持续了十个朝代，历时一千多年，一直到元代，才基本结束。

从先秦到秦汉，从魏晋到隋唐，从宋元到明清，从现在到遥远的未来……每一时每一刻，她都是活生生的。在每一个国度，在每一方土地，她都能给人震撼与感动。伫足在她的面前，看着那些奔流的色彩，每个人都会用尽自己的感情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故事。那些来自全世界的客人，在她面前无不为那磅礴的、庄严的宗教气势所折服。人们争相亲近着她，抚摸着她，探索着她……她就这样跨着时代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有时候，我们很想回到过去，回去触摸那已经很遥远了的生命痕迹，去聆听那西元前鸣沙山断崖上的叮当声响。然而当我们一页一页翻阅着古老的往事，却又忍不住热泪盈眶、心灵颤抖。是的，莫高窟在我们的追忆里是那么朦胧，那么神秘，那么遥不可及！

有人说，华夏族是一个创造文明的的民族。但其实华夏族本身就是一种古老的文明。又有人说，华夏族虽然创造了文明，但其实他们不懂得文明的真正内涵。可谁又了解文明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岁月沧桑的咆哮吗？是滚滚沙场的呐喊吗？抑或是我们脚下那一片黄土地无声的呻吟声？这一切都距离我们太远了……文明啊，她是等待我们去创造的，而不是等待我们去炫耀的！莫高窟只是一个缩影，维纳斯亦只是一个缩影，巴比伦空中花园仍然只是一个缩影。但只有莫高窟是特殊的，她静静地走过数十个世纪，然后在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激情碰撞中突然惊醒，然后用她耀眼的光芒照射着四面八方的膜拜者，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欣赏到她夺目的色彩。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她已经不仅仅是属于华夏一个民族的了。曾经，日本人与欧洲人觊觎着这本不属于他们的财富，但无论是岁月还是炮火，都不能将她夺去，即使是流着鲜血，她也会带着愤怒焕发着她的青春！

在朋友的帮助下，三毛有幸能在莫高窟的一个洞穴里，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待上一会儿，去膜拜那些斑驳的痕迹，她多年的夙愿终于完成了。在《夜半逾城——敦煌记》中，她真真切切地写道：

“在我们往敦煌市东南方鸣沙山东面断崖上的莫高窟开去时，我悄悄对伟文说：‘你得帮我了，伟文，你是敦煌研究所的人。待会儿，我要一个人进洞子，我要安安静静地留在洞子里，并不敢指定要哪几个窟。我只求你把我跟参观的人隔开，我没有功力混在人群里面对壁画和彩塑，还没有完全走到这一步。求求你了——。’

‘今天，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又说。”

……

我打开了手电棒，昏黄的光圈下，出现了环绕七佛的飞天、舞乐、天龙八部、携带眷属。我看到画中灯火辉煌、歌舞翩跹、繁华升平、管弦丝竹、宝池荡漾——壁画开始流转起来，视线里出现了另一组好比幻灯片打在墙上的交叠画面——一个穿着绿色学生制服的女孩正坐床沿自杀，她左腕和睡袍上的鲜血叠到壁画上的人身上去——那个少女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并没有死。她的一生电影一般在墙上流过，紧紧交缠在画中那个繁花似锦的世界中，最后它们流到我身上来，满布了我白色的外套。

我吓得熄了光。

‘我没有病。’我对自己说，‘心理学的书上讲过：人，碰到极大冲击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把自己的一生，从头算起——在这世界上，当我面对这巨大而神秘——属于我的生命密码时，这种强烈反应是自然的。’

我仆伏在弥勒菩萨巨大的塑像前，对菩萨说：‘敦煌百姓在古老的传说和信仰里认为，只有住在兜率天宫里的你——下生人间，天下才能太平。是不是？’

我仰望菩萨的面容，用不着手电筒了，菩萨脸上大放光明，眼神无比慈爱，我感应到菩萨将左手移到我的头上来轻轻抚过。

菩萨微笑，问：‘你哭什么？’

我说：‘苦海无边。’

菩萨又说：‘你悟了吗？’

我不能回答，一时间热泪狂流出来。

我在弥勒菩萨的脚下哀哀痛苦不肯起身。

又听见说：‘不肯走，就来吧。’

我说：‘好。’

这时候，心里的尘埃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我跪在光光亮亮的洞里，再没有了激动的情绪。多久的时间过去了，我不知道。”

三毛就是这样一个感性的人，当然，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的象征，在这样的伟大遗迹面前，任谁都会发出对她的无限赞叹。余秋雨曾经说过：“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在灿烂的阳光照射下，莫高窟背倚苍凉的鸣沙山，高大的白杨树掩映着她，面对世人，她绽露出了一抹神秘的微笑。静悄悄流过的长长的岁月，让固封的淳朴开放成灿烂的花香。假如把莫高窟经历过的风雨比喻成一道万世经传的长诗，那么它的第一句一定是令人落泪的苦难……

莫高窟的开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据说她的开凿，得缘于一位法名为乐樽的和尚。公元366年，乐樽和尚云游到这个地方，正在歇息的时候，忽然看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乐樽和尚产生了幻觉，就好像看见有千尊神佛在他面前时隐时现。和尚以为佛祖显灵，遂下定决心要在这片圣地上驻寺礼佛。于是，他在鸣沙山最东端开凿了一个佛窟，开始了莫高窟“架空镌岩，大造佛像”的漫漫历程。

北魏灭了北凉，统一了北方，占据了河西。这个时期，敦煌还是比较安定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较为发达，佛教也就随之盛行。北魏时代，共在莫高窟开凿了洞窟十三个。

之后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中国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大业。隋文帝在收复河西的时候，相继平息了突厥、吐谷浑的侵扰，保证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之后，隋文帝又平定了南方割据政权，继而将一批南朝贵族连同其部族远徙敦煌充边，这又给敦煌带来了南方的文化和一些风俗习惯。就这样，南北汉文化在敦煌融合为一体，敦煌的地方文化变得更加富有明显的地域特色。隋文帝崇信佛教，曾几次下诏各州建造舍利塔。诏命远至敦煌。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隋代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十七年，但在莫高窟开窟竟有七十七个，且规模宏大，壁画和彩塑技艺精湛，同时还并存着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唐朝初期，在河西设肃、瓜、沙三州。河西全部归唐所属。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一举铲除东西大道上以西突厥为主的障碍，确保了丝路之路的畅通和繁荣。唐朝的敦煌一代同全国一样，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佛教非常兴盛。莫高窟开窟数量多达1000余窟，保存到现在的有232窟。在唐朝，壁画和塑像都达到了异常高的艺术水平。唐朝兴起的时候，我国西南部的吐蕃王朝日益强盛。

唐朝中期，敦煌飞天已完成了中外吸收、融合的历程，完全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艺术上达到了巅峰。唐代洞窟的四壁画满了大型经变画，飞天不仅画在佛龛、四披、藻井上，大部分还画在了经变画中。飞天飞绕在上空，有的脚踏彩云，缓缓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轻盈腾空；有的抛洒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那迎风摆动的裙角，飘飘翻卷的五色彩带，使飞天显得多么轻盈灵活、潇洒自如。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败，从此一蹶不振。吐蕃趁虚进攻河西，攻陷了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等地，自此，吐蕃统治了全部河西长达七十多年。吐蕃也信佛教，莫高窟唐洞窟中就保存了大量吐蕃时期的壁画艺术，而且，在藏经洞内还保存了许多吐蕃文经卷。

11世纪初，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开始兴起，逐步强大。公元1028年，党项族取胜甘肃回鹘，继而攻陷瓜州、沙州，称霸河西，并于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朝。在西夏统治敦煌的一百多年间，由于重视经济发展，使敦煌一直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不排斥汉文化，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大的发展。至今，莫高窟还和榆林窟保存着大量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就是即在西夏统治时期（公元1036年）封藏于莫高窟第17窟内的。

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所以当时的瓜、沙二州是屯兵济济，营寨栉比。敦煌在这时曾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同时，和西域的贸易也变得更加频繁。因为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所以莫高窟的开凿才能得以延续。莫高窟现存的元代洞窟大约有十个。但是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便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所以说“闭关锁国”的政策是必然会失败的。

莫高窟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已经成为了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艺术为一体的圣地。这些壁画彩塑的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而莫高窟也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宝库。难怪当有人问三毛，怎样看待莫高窟和兵马俑的时候，三毛会有此感慨：

“古迹属于主观的喜爱，不必比较。严格来说，我认为，那是帝王的兵马俑，这是民间的莫高窟，前者是个人欲望的完成，后者满含着人类对于苍天谦卑的祈福、许愿和感恩，敦煌莫高窟连绵兴建了接近一千年，自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开始……”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云游投宿于莫高窟143窟内，他无意间发现了一道用土砖封住的门，用力一推，里面是个小洞，大约有一丈多宽，洞里面还有很多白色的包裹，都排列得整整齐齐。他随便打开了其中一个包裹，发现里面有经十卷；再打开一个，里面还是经文十卷。包裹下面，还铺着佛帧绣像。这个道士就这样撕开了敦煌百年的伤痛史，将她苦难后的微笑完整地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这个王道士是个很机诈的人，他看到这些经卷，认为必定值一些钱，用它们换一些钱也是不错的。于是，他就偷偷地将几箱经卷运到了酒泉，准备献给安肃道道台廷栋。但是这个廷栋并不知道这些经卷的价值，王道士非常沮丧，他把一箱经卷扔在了酒泉，然后带着剩下的经卷继续到各处化缘去了。后来，有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探险家，由印度总督派到新疆来调查西北地理，他听到这件事之后，就借调查地理为名，带了一个翻译悄悄地来到了敦煌。

斯坦因见到王道士后，便试图通过甜言蜜语从他那里骗到经卷，他说：“只要你答应下来，我就给你白银三百两。”那个王道士刚开始还不敢答应，但当他真的看到那么多白银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顾及了，便一口答应了。斯坦因得到的宝藏，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用比较硬的纸所写成的汉文佛经；第二种是藏文写本；第三种，也是最让斯坦因高兴的，就是一些古绢画，绢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虽然经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洗礼，但这些佛像的颜色依然是鲜艳如新。

因为怕消息外泄，所以他们的偷盗行动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在连续“奋斗”了七个晚上之后，他们盗得的完整经卷近万卷，装满了整整二十四只大箱子，而完好的绢画和丝织品也有近500卷，装满了五只箱子。斯坦因雇了四十多头骆驼才把这些宝物全部运走。事隔七年之后，斯坦因再次假借考察地理的理由混入敦煌，再次盗走了王道士私藏起来的570卷敦煌文物。斯坦因将这些文物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留在了印度，并为其成立了西域博物馆；而另一部分，也就是最精品的一些则藏入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欧洲，其他国家的盗窃者和中国的各阶层官僚纷纷接踵而来，他们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翻检，选取其中的精华，廉价骗购大量藏经洞中的文献精品和佛画、丝织品，总数达到一万余件。这些文物现在分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集美博物馆。

1911年10月，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非法用低价换取了469卷写本和精美唐代彩塑两尊。

1911年俄国人鄂登堡率团至莫高窟，盗走经卷一批。

1922年，在十月革命中战败的白俄军官阿连阔夫，带领残部550余人逃到了敦煌，当地官员抓住他们以后，分别把他们拘押在了莫高窟第196、186、445等窟中。这些战败的士兵将满腔的绝望甚至几近疯狂的心情全部发泄在了窟内的壁画和雕塑上，这些灾难性的破坏对洞窟艺术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痕印。

在众多从敦煌探取宝物的人当中，有一个姗姗来迟者，他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1923年的时候，他才到达了莫高窟，但这时的藏经洞已经空空如也，再没有什么经卷可以让他任意盗取了。于是，他把目标转移到了那些不能移动的塑像和壁画上。他一个洞一个洞查看，面对成千上万的优美画像，他禁不住赞叹：“我除了目瞪口呆外，再无话可说。”他发誓要“保护”这些遗产，“解救”这些壁画，办法就是将它们都“带到”国外去。通过涂着粘着剂的胶布，他剥取了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画26方，共计3.206万平方公分。其中就有极其珍贵的323窟初唐《张骞西域迎金佛》图，以及其它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多幅，另外还有328窟通高120公分盛唐最优美的半跪式观音彩塑。这批珍贵的艺术品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1925年，华尔纳和他的学生，带着两马车胶布再次来到敦煌，欲把莫高窟285窟的壁画全部剥走。但当他们行至酒泉时，就听说了敦煌民众奋力保护敦煌文物的消息，因为害怕，他们这次的偷盗行动遂没有成功。

1936年，英国人巴慎思盗窃壁画时，被当地的民众抓获，这才算结束了各国列强劫掠敦煌文物的罪恶历史。敦煌遗书究竟有多少，历来缺乏精确数字。据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并成先生统计，敦煌遗书与纸卷画约有4．77万多件，藏文箧页9，648页，主要分藏于英、法、俄、日、美、丹、韩，中等八个国家，其中有五分之三在国外，中国现仅存2万件。

不要以为这些被盗走的壁画可以完好地保存在世上，撕下来的时候，很多壁画都被破坏了，再加上期间的运输、战争、盗窃等不可估算的人为损毁，这样损失的壁画比盗走的数量更多，而且这种损失是毁灭性的。一个爱神维娜斯雕像无法复原的断臂都能让整个世界为之惋惜不已，而在这里的，那是整整几十幅精美的壁画啊！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它们原来的面目了。

现在在藏经洞陈列馆展出的只有19件文献真品，其它43幅美术品全部都是电脑喷绘的复制品，另外还有49件海外文献藏品的图片，这些图片的原件已经流失于海外近一百年了。

现在的敦煌莫高窟，有很多来此临摹壁画的画家，他们长年生活在这里，将他们对敦煌的崇敬和热爱挥洒在这里，三毛在敦煌之行的途中，认识了一位在莫高窟工作的旅伴。这位叫“伟文”的年轻人，长年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他不仅是三毛的热情读者，三毛还觉得她与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缘。也正因为有了他的陪伴，三毛的敦煌之行才变得多姿多彩。在旅行的空余时间，他们特别喜欢漫步在敦煌人影稀少的大街小巷，三毛在《夜晚逾城——敦煌记》中曾描绘过这个场景：

“无星无月的夜晚，凛冽的风，吹刮着一排排没有叶子的白杨树，街上空空荡荡，偶尔几辆脚踏车静悄悄滑过身边、行人匆匆赶路、商店敞开着、没有顾客，广场中心一座‘飞天’雕像好似正要破空而去。

我大步在街道上行走，走到后来忍不住跑到街道中间去试走了一段——没有来车，整条长长的路，属于我一个人。我觉得很不习惯，又自动回到人行道上来。另一个旅者，背着他的背包，戴着口罩与我擦肩而过……

……风，在这个无声的城市里流浪。夜是如此的荒凉，我好似正被刀片轻轻割着，一刀一刀带些微疼地划过心头，我知道这开始了另一种爱情——对于大西北的土地；这片没有花朵的荒原。”

当初，乐樽受佛的旨意，立志修建窟洞。几经岁月，几经轮转，终于由历史的层累性，造就了莫高窟。佛在那个时代，崇高到了极点，而莫高窟也曾一度神圣、辉煌过，这由神话而起源的奇迹，已经成了历史的荣耀。一本本书籍和图片记录了曾经的辉煌，而今的莫高窟却只有残破的古文化，她正于苦难后向世人露出宽容的微笑……

虽然那些艳丽的颜色、飞动的线条有些已不复存在，但是置身其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西北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依然能感受到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也许正是这份感觉让它成为了三毛最向往的地方，难怪三毛女士在面对莫高窟时，曾写道：

“当那莫高窟连绵的洞穴出现在车窗玻璃上时，一阵眼热，哭了。”

“夕阳染红了这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我对伟文说：‘要是有那么一天，我活着不能回来，灰也是要回来的。伟文，记住了，这也是我埋骨的地方，到时候你得帮帮忙。’

‘不管你怎么回来，我都一样等你。’”

终于，在三毛和朋友约定后的一年，三毛再次“回”到了敦煌，永远地留在了这片没有花朵的荒原……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且莫对我责怪。为把遗憾赎回来，我也去等待，每当月圆时，对着那橄榄树独自膜拜。你永远不再来，我永远在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越等待，我心中越爱！

——王洛宾《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

1990年4月16日，这一天的乌鲁木齐，天气异常的阴冷。王洛宾独自一人吃过午饭，正准备在开着暖气的屋里打个盹，忽然，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

门外是一位陌生的女士，她的头发很长，披散在身上，身上穿了一件黑红格子毛呢外套，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她就是台湾女作家三毛，她就以这样出其不意的方式出现在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面前。

三毛从小就特别喜欢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她还把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民歌带到了西班牙，带到了撒哈拉。但是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不知道原作者是谁，知道王洛宾的大名，也还是近一年的事情。

三毛参加了赴敦煌、吐鲁番游览的一个台湾旅行团，而这次来乌鲁木齐，其实只是为了搭乘返台的飞机，在这里她只有半天的停留时间。同行的旅伴们都去参观这座边疆城市，三毛却独自一人径直找到王洛宾的住所。

这时的王洛宾对三毛根本就不了解，这位西部歌王近些年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对于自己歌曲以外的人和事，知之甚少。他只知道三毛是个名气非常大的台湾女作家，但是名气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她又写过哪些书，这位老人就一无所知了。在简短的对话中，他向三毛讲述了自己的歌曲和人生经历。

傍晚，王洛宾到三毛下榻的宾馆为她送行，一声“找三毛”，就像捅了蜜蜂窝，男女服务生们奔走相告，霎时间搬来一摞摞大陆出版的三毛著作，围着三毛请她签名。搞得王洛宾和三毛根本说不上话，只得匆匆告辞。

三毛看到王洛宾要走，赶紧跑出宾馆送别，她站在大门口朝着远去的王洛宾蹦蹦跳跳，大喊大叫：“记得给我写信啊！回去就写，等我到了台湾就能看到你的信啦！”

王洛宾回头张望。他被三毛那种毫不掩饰的热烈感动了，这样的三毛就像是一个孩子，不由得让他觉得感动，也让他觉得好笑。

相识的经过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异常。王洛宾在那时唯一的期望，就是等待三毛说要为他写的书和电影。

然而，三毛却再也不能平静了。她深深地为王洛宾的人生和艺术才华倾倒，这种倾倒里同时包含着敬仰，爱慕，同情……就连三毛自己也说不清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她觉得自己的心和这位老人已经连在了一起，变得难舍难分。她用她丰富的想象力，无数次在心中描摹着这位饱经磨难的艺术家的风采，渐渐，他们之间年龄的差距模糊了，在精神上，他们逐渐融为了一体。

海峡两岸，鸿雁传书。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往来六封信件。王洛宾垂暮的心似乎也感到了什么，他写信对三毛说：萧伯纳有一柄破旧的阳伞，其实它早就已经失去了伞的作用，但是萧伯纳每次出门却都要带着它，因为他只把它当做拐杖用。王洛宾自嘲而诚恳地说：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之后，王洛宾延缓了写信的日期。三毛急匆匆来信，责怪洛宾道：“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三毛真挚的忘年情，恐怕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她不顾一切地从台湾飞到乌鲁木齐，打算陪伴王洛宾老人共同生活。她是想用自己女性的温柔，抚平王洛宾身上岁月留下的伤痕。而面对三毛真挚的感情，王洛宾显得有些手足无措。那年八月，三毛在北京为电影《滚滚红尘》补写了旁白后，便独自一人带着一只沉甸甸的皮箱，来到了乌鲁木齐。这只皮箱里，装满了她长期居住所需要的衣物，也装满了她炽热的感情。她不再像以前那样请旅行社安排她的行程，她这次是要回家，回她在乌鲁木齐的家。

三毛早已在心中认定，乌鲁木齐有一个属于她的家。

1990年8月23日傍晚，三毛搭乘的飞机缓缓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在北京的几天实在是太紧张了，这时的三毛看起来相当疲倦，她实在是太累了，真想美美地睡上三天三夜。空姐优美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飞机已经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了。三毛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顿时亢奋起来，终于到了！到家了！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她将远离一切尘嚣，卸去名人的光环，只有他和她相伴，两人将在这里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

他来了。三毛在飞机上清楚地看到了他。不知道他怎样打通了关节，竟然能够进入停机坪。他穿着精致的西装，领带打得很规则，整个人显得神采焕发。三毛在心里呼唤：洛宾啊！你又何必如此正规，像迎接什么贵宾似的讲究礼仪？我不就是你的“平平”吗！随便一些，轻松一些，不是更好吗？啊！情形不对：一群扛着电视摄像机和灯光器材的人，突然拥上飞机。这是要干什么？

三毛下意识地想转身躲进机舱，但是，王洛宾已经登上了舷梯，并且还送来了一束鲜花。刺眼的水银灯突然亮了，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三毛。

“我抗议！”脸色苍白的三毛，发出了无力的声音。

王洛宾赶紧向她解释，这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他本人的电视片。

原来，乌鲁木齐几位年轻的电视新闻工作者，正在筹划拍摄一部反映王洛宾音乐生涯的纪实性电视片。听说三毛要来，编导人员便精心策划了这一场欢迎三毛的“戏”，准备拍摄编入电视片，以壮声威。王洛宾没有办法，只好依从编导们的要求，积极配合。

三毛心中很不是滋味，她来乌鲁木齐，完全是她和王洛宾两人之间的私事，这是属于他们两人自己的生活。谁知道，还没下飞机，自己就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但听王洛宾说是拍片，为了不让他扫兴，为了王洛宾，她决定牺牲自己。三毛努力忘掉刚才的不开心，强迫自己露出了一个疲倦的微笑，轻轻地道了一声：“对不起！”

于是，三毛怀抱鲜花，在王洛宾陪伴下，出现在机舱口。他们两人简直就像国王和王后，并肩挽臂，步下舷梯，在机场出口接受了十多名童男童女的献花。

走过大半个地球的三毛，第一次受到了如此隆重的欢迎。等到钻进汽车，随着“砰”的关门声，外面的喧嚣好像都被隔住了。三毛迫不及待地点燃了一支香烟，把自己放逐在烟雾中。

终于到家了，三毛在台北就曾写信对王洛宾说，希望这个寓所里能有她一个容身的角落，哪怕是睡沙发，她也会感到无限的快乐。睡沙发大可不必，王洛宾在这间三室一厅的寓所里，早就为三毛的到来准备好了一切，有床，有书桌，还有台灯。

三毛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皮箱，拿出一套非常精美的藏族衣裙。这是她在尼泊尔旅行的时候特意订做的，她知道那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一位叫卓玛的俊俏藏家女孩，曾经在年轻的王洛宾身上轻轻地打了一鞭。一鞭钟情，随即就有了世代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今天，三毛穿起藏式衣裙，陪伴年近八旬的王洛宾老人，唤醒那久远的记忆——艺术家的心，永远年轻。

三毛和王洛宾开始商量，怎样布置房间，应该配什么色彩的地毯，等等。她要设法让这所宽大冷清的住宅充满生机，她要让王洛宾老人的生活充满朝气。

她还从台湾给王洛宾带来了民歌磁带，那里面就有王洛宾的作品。她还带来了现代摇滚，想通过这种办法把老人从自我封闭的情感中拉出去，走入时代潮流的音乐天地。

他们经常各骑一辆脚踏车，奔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进出百货公司、瓜果摊，菜市场。她要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就像在撒哈拉沙漠那样，自己买菜煮饭。只有在经历了真实的生活之后，她才能写出真实动人的故事。

三毛开始设计她和王洛宾以后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电视摄制组的开拍日期，偏偏选在了三毛到达的那一天。接下来几天，他们不是把王洛宾拉出去拍外景，就是到王洛宾的寓所来实拍。纷纷扰扰，熙熙攘攘，这种喧闹打破了三毛一直习惯的宁静生活。

这一天，编导们说，要拍三毛访问洛宾的“戏”。三毛再次为他们充当了演员。编导一时来了灵感，为三毛设计了一系列动作：身穿睡衣，蹑手蹑脚地走到王洛宾卧室门前；再轻手轻脚地把从台湾带来的歌带放在王洛宾卧室门口。

戏是好戏，真是创造性的构想。但是这也完全是在做“戏”。三毛已经感到有些身不由己，她忍耐着把“戏”演完。按照导演的安排，她把早已送给王洛宾的磁带拿回来，充当道具，然后再对着镜头表演一番。

拍完这场“戏”，三毛就病了。她再也忍受不了被人摆弄的滋味，但她又不能发作出来。所以她只好闭门不出，拒绝见任何人。

三毛感到委屈，她觉得没有人了解她，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三毛在心中不止一次地呼喊：洛宾啊！你为什么要引来那么多人介入我们的生活？难道拍电视片比你我本人更重要吗？

但是王洛宾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三毛因为拍电视而引起的不愉快。他竭尽全力照顾着三毛的身体。不仅请来医生为三毛看病，还特意招来一个女孩照料三毛的起居。而他自己，仍然不分昼夜地忙于摄制组的拍摄活动。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楚不停地折磨着三毛，她开始失望。潜在的名人意识让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正在被利用。心中的无名之火，愈积愈烈，就好像地下岩浆，随时等待着喷发的那一瞬间。

这天，三毛下厨炒菜，王洛宾盛饭。和往常一样，他给三毛盛了不到一碗的饭。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正要用餐时，三毛突然发作：“你盛那么少，想要饿死我呀？”

王洛宾大惑不解，只能呆呆地看着脸色煞白的三毛。

三毛却怒火中烧，近于歇斯底里地大喊：“我杀了你！”

王洛宾更加莫名其妙，他默默地坐着等待三毛的下一个动作。

三毛冲到客厅里，拿起电话筒，找旅行社，订房间，订机票，继而收拾行囊，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然后她带着那只沉甸甸的皮箱，离开了王洛宾的家。这是怎么啦？问题出在哪里？事后，王洛宾只是说，三毛的性格有点怪。三毛自己也说：“我就是这么怪怪的。”

就在这天晚上，三毛在旅行社的安排下，飞往喀什。

喀什噶尔的风，吹散了三毛心中郁积的阴云，冷却了三毛滚烫的心。两天后，当她再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三毛在思索。人生经历，生存环境，观念形态，诸多的不同，使她和王洛宾之间，无法疏通三十多岁年龄差距所造成的鸿沟。三毛终于明白了：年近八十的洛宾，生活给他刻下的伤痕太深太深了，仅凭着她的一颗爱心，远不能抚慰这位老人深重的心灵创伤。

当王洛宾寻至宾馆前来探望时，三毛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抱住王洛宾放声大哭。嘤嘤哭声，有自责，有怨艾，包含着无言的理解和友情。

雨过天晴，风平浪静。三毛在心中将王洛宾定位为：一位饱经磨难的民歌大师，一位尊敬的老者、前辈。

西北民歌大师王洛宾

三毛

当今在中国大陆被尊称为“西北民歌之父”的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一生编曲作词接近千首。他的作品之中，例如《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马车夫之歌》、《哪里来的骆驼队》、《达坂城的姑娘》……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多少能够唱出来的歌曲。而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更是人人知晓，至今流传。一般人只知道这是边疆民歌，却不知词曲背后另有故事。

王洛宾于公元1913年出生在北京，1930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那是中国音乐教育的初创年代，相当程度地采用欧洲音乐教学的方法。当时，他的作曲教授是留学归国的汪德昭先生；钢琴教授是德国人谷布克；声乐教授则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亲妹妹霍洛瓦特·尼古拉·沙多夫斯基伯爵夫人。王洛宾在这样的教育下，完成了高等音乐教育，1937年，王洛宾和作家萧军、萧红、塞克结伴往西北旅行，因为连日大雨，使得他们一行受困在六盘山的一间客栈。就在那儿，经由一位“车马店”女老板的口中，王洛宾初次接触到了西北最原始的山歌。那种民歌，是西北名为“花儿”的调令。唱山歌“花儿”的女老板，在年轻时有一个美丽的绰号，叫做“五朵梅”。

当王洛宾听到了这样的调令之后，他被“五朵梅”征服了。这个沙多夫斯基伯爵夫人的高徒，拜倒在一位布衣短衫的农村老妇面前，从此进入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音乐世界，一生离不开中国大西北，再没有回到北京。1941年春天，导演郑君里去青海拍摄一部电影，邀请当时住在青海省西宁市的王洛宾参加演出。他们一行人到了青海湖畔。

郑君里物色了一位千户长的女儿卓玛，充当电影故事里的牧羊女。王洛宾穿上了藏袍，跟着卓玛赶羊群。拍摄的工作晨出夜归，王洛宾在电影世界里过了3天真正的牧羊人生活。

卓玛是一个藏族姑娘，像山野里的鲜花，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衬着粗粗的辫子，金丝镶边的彩色藏裙，包裹着她健美的身躯。

导演安排王洛宾和卓玛同骑在一匹马上。王洛宾起初很拘谨，坐在卓玛身后，两手紧紧抓着马鞍。卓玛却对此毫不理会，忽然纵马狂奔，王洛宾一时不防，本能地抱住了卓玛的腰。卓玛狂驰了很久，在那大草原上，这才把马缰交在王洛宾手中，靠在他的怀里，不再撒野。

黄昏牧归，卓玛将羊群轻轻点拨入栏，王洛宾痴痴地看着被晚霞浸染了全身的卓玛。卓玛感觉到他的眼神，她转过身去，拴好羊栏，那张绯红的脸对着王洛宾——一个28岁的汉族青年。卓玛眼中跳出了火苗，举起手中的牧鞭，轻轻打在王洛宾身上，然后返身走了。

王洛宾依旧木然地站在栅栏旁，痴痴地望着消失在夜幕中的卓玛，轻抚着被卓玛打过的地方。这个俏皮、美丽又奔放的藏族姑娘，在他身上留下了永生难忘的一鞭。

王洛宾徘徊在卓玛父亲的帐房外，毡窗落了下来，将那千户长的女儿和这位汉族音乐家分隔在两个世界里。

第二天清晨，电影队离开了青海湖，要回到西宁去。卓玛和她的父亲骑了马，一程又一程地送，直到在一个小坡上，方才停住了。

王洛宾骑在骆驼上，不住地回头张望，随着驼峰起伏，驼铃叮咚，王洛宾心中的情感，化为词曲，唱了起来：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愿她每天拿着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的身上

50年代，世界著名歌唱家罗伯逊，将这首歌曲当成他的保留节目，唱遍了全世界。而在中国，一般人都将这首歌以及王洛宾其他的作品，当做“新疆民歌”或“青海民歌”来归类，却不知，这些歌曲，纯属创作曲，是一位终生将情感交付给大西北的音乐家作词谱曲出来的。1988年，中国《歌曲》杂志用五线谱形式发表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并且将这首人人能唱的“青海民谣”冠上了王洛宾作词作曲的事实。青海人民感谢王洛宾为这个僻远地区带来的荣誉，邀请他再赴西宁共度春节。

故事中的卓玛姑娘，早已不在人世。

王洛宾大师一生居住在大西北，而今定居在新疆乌鲁木齐市。

◎最忆是故乡——那一茎柔弱的叶脉

中国这片海棠叶子，实在太——大了。而我，从来不喜欢在我的人生里，走马看花、行色匆匆。面对它，我犹豫了，不知道要在哪一点，着陆。终于，选择，我最不该碰触的，最柔弱的那一茎叶脉——我的故乡，我的根，去面对。

——三毛《悲欢交织录——三毛故乡归》

天堂有多美

苏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内美景多得是，唯苏州，能给我一种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贴着历史，定一定情怀。

——余秋雨《白发苏州》

很多外乡人认识苏州，大都是从《苏州园林》和《枫桥夜泊》开始的。出自叶圣陶老先生笔下的苏州园林和唐代诗人张继笔下苏州的霜天、残月、栖鸦、枫树、渔火、旅客，绘声绘色，意境优美，吸引了多少人对这座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地方的神往。

中国的造园艺术与中国的文学和绘画艺术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特别受到唐宋文人写意山水画的影响，是文人写意山水模拟的典范。中国园林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包括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在内的两大系列。皇家园林主要集中在北京一带，而私家园林则以苏州为代表。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地理等诸多条件的差异，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在布局、规模、风格、体量、色彩等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皇家园林主要以宏大、富丽著称；而苏州的私家园林则以小巧、精致、写意见长，而且私家园林更注重文化和艺术的和谐统一，所以晚期的皇家园林，在意境、建筑技巧、人文内涵上，也大量地吸取了私家园林的“写意”手法。叶圣陶先生就曾经说过：

“苏州园林据说有一百多处，我到过的不过十多处。其他地方的园林我也到过一些。倘若要我说说总的印象，我觉得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因此，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

苏州古典园林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它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表现在园林厅堂的命名、匾额、书条石、雕刻、装饰，以及花木寓意、叠石寄情等，不仅是点缀园林的精美艺术品，同时还蕴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思想信息，其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都极其深广。其中有反映和传播儒、释、道等各家哲学观念、思想流派的；有宣扬人生哲理、陶冶高尚情操的；还有借助古典诗词文学，对园景进行点缀、生发、渲染，使人于栖息游赏中，化景物为情思，产生意境美，获得精神满足的。游览苏州园林，无论你站在哪个点上欣赏，眼前的园林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所以说，苏州园林在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近景远景的层次等方面，表现得都非常完美。

要来苏州看园林，有三个地方不可不去：拙政园、留园、网师园。

拙政园是中国园林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它始建于明代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因有江南才子文征明参与设计，所以人文气息尤其浓厚，处处诗情画意。拙政园以水景取胜，平淡简远，朴素大方，保持了明代园林疏朗典雅的古朴风格。园林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拙政园更是中国造园的经典之作，与故宫、长城、孔庙、秦兵马俑、布达拉宫等同属国宝，亦是世界文化的瑰宝。

坐落在苏州市阊门外的留园和北京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拙政园齐名，是四大园林之一。最早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也有说留园修建于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留园内建筑的数量在苏州诸多园林中居冠，厅堂、走廊、粉墙、洞门等建筑与假山、水池、花木等组合成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庭园小品。赏留园第一就要看它的建筑。留园以其独创一格、收放自然的精湛建筑艺术而享有盛名。层层相属的建筑群组，变化无穷的建筑空间，藏露互引，疏密有致，虚实相间，旷奥自如，令人叹为观止。全园分成主题不同、景观各异的东、中、西、北四个景区，景区之间以墙相隔，以廊贯通，又以空窗、漏窗、洞门使两边景色相互渗透，隔而不绝。留园内的通道，通过环环相扣的空间造成层层加深的气氛，游人看到的是回廊复折、小院深深，是接连不断错落变化的建筑组合。其在空间上的突出处理，充分体现了古代造园家的高超技艺、卓越智慧和江南园林建筑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网师园始建于南宋淳熙初年（公元1174-1189年），其布局精巧，结构紧凑，以建筑精巧和空间尺度比例协调而著称。和别的园林不同，网师园是按照石质来划分区域的，主园池区用黄石，其他庭用湖石，不相混杂。在建筑风格上，突出以水为中心，环池亭阁也山水错落映衬，疏朗雅适，廊庑回环，移步换景，诗意天成。古树花卉也以古、奇、雅、色、香、姿见著，并与建筑、山池相映成趣，构成主园的闭合式水院，所以，网师园也是苏州中型古典山水宅园的最有特点的代表作品。文学大师余秋雨曾经说过，只有苏州才能给他一种真正的休憩。苏州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每个地方都可以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

但是，苏州的美景固然吸引人，可三毛对它的兴趣好像不是很大：

“从此，苏州五日，成了一个林黛玉，哭哭笑笑，风、花、雪、月。”

她心心念念的，只是祖籍是苏州的林妹妹，就连置身于苏州家中的庭院里，她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林黛玉：

“走进苏州小院，笑道：‘这个院子跟照片里的，不同。照片里的中国名园，看了也不怎么样，深入其境的时候，嗳——’不说话了。

旁边的人问：‘跟照片有什么不同呢？’

又道：‘少了，一阵风——吧！’

这时，微风吹来，满天杏花缓缓飘落地上。众人正要穿越花雨，三毛伸手将人拦住，叫道：‘别动，且等，等林妹妹来把花给葬了，再踩过去。林妹妹正在假山后面哭着呢，你们可都没听到吗？’”

三毛曾经说过，林妹妹是《红楼梦》里非常被人疼惜的一个角色。她和宝玉，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有情人，但最后的结局还是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比翼双飞亦双栖，连理相连同相牵。也许，三毛喜爱林黛玉的原因是因为跟她有些同病相怜吧！同是才华横溢，同是善良多情，同样都不能和相爱的人厮守终生，三毛和林黛玉，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很相像。

青云出岫眉蹙愁，点绛唇香透，娇指拈女红，愁肠何释，黯责昨夜忧。寒塘绣帘鹤影渡，枯荷闻雨宿。暮霞怜春絮，心事溢胸，自化泪眼流。“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当她迈入大观园这座愁城时，她便带来了几缕柔柔的忧伤，几抹淡淡的愁绪，几段绵绵的心事，几丝蒙蒙的感情。红楼女子里，黛玉不算最美，甚至不算最有才华的一个，海棠社她屈居于宝钗之下，芦雪庵争联也没抢过史湘云，何况她还有那么多的小缺点。但是，假如林妹妹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和婉闺秀，《红楼梦》就会跌入才子佳人的俗套。性格上的小问题掩不住林黛玉灵魂的光辉，她依然是《红楼梦》中最为动人的女子，她的美，在于她有着诗意的灵魂，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子。

元春的省亲夜，黛玉存心大展其才，将众人压倒，可惜元春根本就没给她发挥的机会。这还不算，她的情敌——薛宝钗却无心插柳，入了元春的法眼，端午节从宫中发放的赏赐，宝钗和宝玉一等，黛玉还要次一等。早知道是这样，林妹妹还不如早做清高、淡泊状，此刻还可以傲然地鄙夷元春没眼光，这不能不说是她的虚荣心在作怪。但是，这份虚荣心也是为了她最爱的宝玉，如果不是为了和情敌宝姐姐一争高下，按照林黛玉的性格，在那种场合，她是断不会为夺人眼球强出头的。

虽然林黛玉满腹诗书，但是有的时候，她有些欠缺修养。比如看见宝钗被宝玉奚落，她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快活，面露得色，不成想反应极快的宝钗敲山震虎，弄得宝黛二人讪讪的。黛玉不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拿宝玉撒气，令二人的小同盟出现轻微裂缝，实在不够明智。

在曹雪芹的笔下，男人们聚集在争夺名利的欲望大旗下，人格逐渐被扭曲异化。那些出了嫁的女人们，也都因为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而着眼现实，面目渐渐变得可憎起来。这一类人物，有的像王熙凤那样，虽然有堪比男儿的管理才能，聪明过人，是脂粉堆里的英雄，但是却弄权揽利，自称从不信阴司报应；有的像李嬷嬷那样，老迈昏庸，处处要压年轻女孩一头，以打压晴雯等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不同的人眼中，男女的概念也不尽相同。对于宝玉来说，“男女”二字不单单是只用来标注性别的符号，它还代表着不一样的灵魂风格。他曾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看见女儿二字便觉得清爽，看见男人便觉浊臭逼人。”他又说：未出嫁的女儿是颗珠子；出嫁之后沾染上男人的气息，即使还是珠子，也没了光泽；再上点年纪，干脆就是个鱼眼睛了。”

《红楼梦》里，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到底在哪儿呢？贾赦贾珍贾琏贾雨村之流，当然是人们所不齿的一类，他们不知羞耻，只顾赚取利益，满足自己的私欲。但是难道贾政就比他们高尚吗？他看似慷慨大义，实则欲赚虚名，这正是他的终极理想，虽比唯利是图的贾赦等人略强，但可取之处也不多。

相比较而言，薛宝钗比这些人都高明。但是，她的以德服人，和挂在嘴上的大道理都更接近贾政这类人，虽然在那个时代是模范人物，但是刁专古怪的贾宝玉却看她不顺眼。和林黛玉比起来，虽然薛宝钗更具有性感的肉体美，还有着让宝玉淌口水的“雪白的膀子”，“任是无情也动人”的曼妙姿容，可是她实在不像个女人，或者说，这个还未出嫁的女儿家已然沾染了男子的气息，所以宝玉说她“好好的一个清白女子，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

真正的女孩儿，是天真烂漫的，一颦一笑，一叹息一着恼，都出自本性而全无心机，她们的灵魂美好而脆弱，温柔而易伤，所以，黛玉是女人中的女人，三毛亦是。

宝玉对于黛玉的另眼相看，是因为她从不劝他读书。其实他只不过是不喜欢读正经书，他愿读庄子西厢，不爱做八股文章，他不想加入贾政贾雨村的行列，那个世界男性的味道太重，这会让他眩晕。他与黛玉所恶者相同，所爱者亦相同。当宝玉怜惜残红遍地，不忍看它们零落成泥，要撂到水里，让它们顺水而去时，黛玉却觉得顺水而去还不算它们的完结，也许外面就是脏水，倒不如掩埋了还比较彻底。这番对话，听起来好像闲言碎语，但却是他们心灵的碰撞。黛玉葬花，颇有些行为艺术的感觉在里面，也许她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述自己对美丽生命的痛惜，就好像三毛将骆驼的白骨放置在桌上，她们都是聪明的女子，她们对生命本身的赞美与埋葬，既热烈又绝望，既优美又凄凉。

春花凋落，子规长啼，纤弱的黛玉早已满腔哀愁，“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铺满桃蕊残瓣的山径上，她独自惜物怜人，奔入这通幽曲径的深处，去割舍一种情怀。

黛玉如泣如诉的低吟声穿透落英缤纷的花丛，她悲戚的清泪滴落于苍苔下的花冢，她小心翼翼地将落红捧入鸳鸯绣帕，任泪水打湿片片桃瓣，她本想用体温将花魂温暖，却恨那一溪桃蕊偏偏已经随水东去了。她不忍踩踏这圣洁的精灵，亦不忍让泥垢将其玷污，只得“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她捉锄拦篮收到一方落红，扶柳洒泪送一池漂絮。她叹“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她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她悲“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水自无情水自流，人却有情多烦忧。这样多情善感的黛玉，怎能不惹人怜惜？三毛怜惜她，也许就是因为她们的心中都有着无数说不尽的事儿，无数解不开的结儿……

当黛玉念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宝玉不觉恸倒在山坡上，这样的感念在他胸臆也徘徊良久，只不过，黛玉用一种优美的方式将它们表达了出来。

安妮宝贝曾经在书中写过她喜欢的漂亮女生：

“她会很直接，那种直接是纯真而尖锐的。你因为其中的纯真而不设防，所以就会因为其中的尖锐而受伤，所以这样的女子又是有杀伤力的。同时她又是情绪化的。她不会太压抑自己的感情。高兴的时候会有缠人的甜蜜，悲伤的时候会泪如雨下。真性情的女子，总是容易带给别人爱情的感觉。”

这段话非常符合黛玉，亦非常符合三毛。她们都是纯真而尖锐的，她们都不愿意压抑自己的感情，她们都是真性情的女子。

同含蓄的宝姐姐相比，黛玉的感情是外现的。宝玉挨了父亲的打，宝姐姐最多有些哽咽，而黛玉却把两个眼睛哭得像个桃子一般；宝玉雨夜来访，她问打的是什么样的灯笼，嫌明瓦的不够亮，就把自己的绣球玻璃灯送给他，宝玉说自己也有一个，怕脚滑跌碎了，就没打。黛玉便说，是跌了人值钱，还是跌了灯值钱？即使在生气的时候，她也能留心到宝玉穿得单薄，这边还因吃醋和宝玉怄气，那边又亲力亲为，细心地替他戴上斗笠……

灵秀——用这个词形容黛玉再合适不过了。说起这两个字，就好像听见琉璃檐间玎玲，清越之远，却余音在耳。

娇嗔，俏语，雅谑，苦吟……在宝玉的眼里，黛玉的完满与不完满构成了无可替代的女儿之美的颠峰，那种美已与潇湘摇曳的竹影，“口角噙香对月吟”的才情，“菱花镜里形容瘦”的愁思合而为一。

可是，宝玉的多情，无缘的哀叹，黛玉真的能懂吗？恐怕她无法站在宝玉的角度上领略他那对女儿之悲的哀怜和博爱，否则她不会那样疑心。但她为什么又称得上是宝玉的真真知己呢？因为她也是这样的一个送葬人，不同的是她葬花，葬的是自己如花的青春；而宝玉葬的是女儿之逝。花也好，絮也好，自身哀叹也好，她天生所郁结的那一段情思，秋窗风雨，雨打残荷，那一段风流悲韵是和宝玉不谋而合的。

大观园的世界对于黛玉来说是陌生的，这样陌生的世界给了她孤独的感觉，她只能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宝玉身上，只怨那如意郎君是个多情种子，“相见不如不见”，分散后却又彼此眺望悲伤的背影，嘴里念叨着相思竟如一日三秋，怎叫人知茶饭滋味。她玉壶冰心，晶莹剔透，真情可跟牡丹媲美，才华亦与日月争辉。“菊花赋诗夺魁首之才气，海棠起社斗清新之高雅，纤手描摹白纸线书之淡愁”，无不诠释着她的超凡脱俗。

才女的结局一向是凄凄惨惨的，冷月葬诗魂，小说中的黛玉似乎是在一个“风露清愁”的月圆之夜自沉荷塘而逝的，黛玉应是自己主动死的，当然也是清清白白死的。她的清白而死，完成了宝玉对青春女儿的精神崇拜，她的主动求死则完成了她和宝玉对那个妖魔世界的否定与背叛。我相信三毛也是主动选择离开的，那么热爱生命的人，大概不想看到自己憔悴的一幕，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拥有永不凋零的美丽。

沿着运河去杭州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休（唐）《汴河怀古》

游过了苏州，三毛决定去自己的家乡浙江看看，首站便选择了杭州。自古，杭州就是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杭州西湖的美景，不仅让诗人们诗兴大发，留下了许多千古名句，而且还孕育出了一段许仙与白娘子的美丽传说。

要去杭州，当然是要选择水路，这样才能在一路上尽情享受沿途的美景。三毛也是选择的水路进杭州，取道隋炀帝的大运河。

很多人只知道灵渠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除灵渠外，我国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一条著名的运河，那就是世界上最长的京杭大运河，同时，他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历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北起北京（涿郡），南到杭州（余杭），途径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公里，从开凿至今已有785年的历史。作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和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全世界。而且，它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大自然的一项伟大奇迹。

京杭大运河最早开凿于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那时候的大运河只是个雏形，只是在扬州开凿邗沟，以通江淮。一直到战国时代才又先后开凿了大沟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而隋朝时期的运河主要以东部洛阳为中心，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三年后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了多枝形运河系统。后来，据说隋炀帝为了到扬州看扬州市市花——琼花，也为了南粮北运，遂开凿了京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

明、清两代维持元代运河的基础，明时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在山东微山湖的夏镇（今微山县）至清江浦（今淮阴）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间开挖月河，进行了湖漕分离的工程。

镇江、扬州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聊城湖、河水面积占城区的1／3，被称为“中国北方威尼斯”，这在北方城市里非常少见，这其中就有京杭大运河的功劳。苏州自古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运河的开通，使苏州水多粮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但是，开凿运河的艰巨工程对劳动人民来说，却是一场天大的灾难。隋炀帝强征几百万民工修筑运河，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也直接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民工惨死在修建运河的工地上。晚唐文人韩偓写的《开河记》中描写了修河民工的悲惨生活。文中写道，隋炀帝派遣了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每五家就要抽一人，或老，或少，或女子，担负供应民工的伙食炊事。隋炀帝还派出了5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作为督促民工劳动的监工。因为劳动负担很重，监工督责太急，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所以不到一年，360万民工竟有250万人死在了运河沿线。

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曾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有人认为，假如没有当年隋炀帝铺张奢糜巡游江南的事，那么隋炀帝凭借着修建大运河给后世所带来的利益，完全可以和治水的大禹相提并论。虽然，修建大运河是造福百姓的好事，但是当运河修成后，最先满足其享乐欲望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百姓而是统治者，而承载那份历史责任的历代劳动者则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对苏州园林，对西湖，对钱塘江，对雷峰塔，对寒山寺……都不感兴趣的三毛，在去杭州的时候，居然选择了水路，还居然走的是大运河，也许，对这一伟大的工程，她是怀有特殊感情的。三毛一向崇拜那些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兵马俑，敦煌莫高窟，当然还有大运河。她不喜欢那些刻意的雕琢，只崇拜那些震撼心灵的伟大作品，这或许来源于她崇尚自由的性格。

三毛与“三毛”爸爸

在现今的三毛还没有出生以前，张乐平已经创造了一个叫三毛的孤儿——这个孩子和父母是无缘的。所以，这个叫三毛的女子，也就和那个叫三毛的小人儿一样，注定和父母无缘。即使是回家吧，也不过只得三天好日子而已。

——三毛《悲欢交织录——三毛故乡归》

三毛本名陈平，“三毛”是发表作品时的笔名。众人所知，还有一个叫“三毛”的小男孩儿是张乐平笔下的一个漫画人物。民国时期，“三毛”称谓享誉海内外。据说，三毛发表作品时，她之所以其他笔名不取，专取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古怪的男性化笔名，与她小时候喜爱著名漫画家张乐平所画的“三毛”系列漫画有关。

作家三毛曾经在少年时期休学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三毛的父母亲自指导她，使得她在家中自修了中国古典文学及英语等，并开始学习钢琴、绘画。在此期间，她大量阅读中外文学以及历史书籍，以此来不断充实自己。

1959年，三毛已经16岁了。在父母的劝导下，她终于跨出家门，跟随台湾画家顾福生学习油画。老师的耐心诱导和绘画艺术的新天地，让三毛逐渐恢复了自信。从此，做一名杰出的画家就成了她梦寐以求的心愿。

然而，三毛并没有成为画家，而是成了作家。在家自修的几年，以及跟随顾福生学习油画的经历，这种各方面文化的熏陶，为三毛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创造了良好的机会。这期间，她完成了处女作《惑》。

一个偶然的机会，绘画老师顾福生读到了三毛的那篇散文习作《惑》，他非常欣赏三毛的文学才华，便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友人——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月刊。没想到，这篇处女作，很快就在《现代文学》第15期上发表了。这出人意料的结果，让三毛激动万分。当时，她还非常自信地对一位要好的朋友说：“今天我才发现，我能当作家。”

从这个角度看，白先勇先生算得上是三毛文学之路上的“伯乐”，是他当年发现了三毛这只“千里马”。如果没有当年白先勇的慧眼识珠，说不定文学界就少了这么一个奇女子。

处女作的成功，彻底改变了三毛的人生之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三毛放弃了当画家的念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去。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三毛的名气很大，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笔名和那个漫画人物“三毛”的关系。三毛是发自内心地喜爱漫画“三毛”，她的喜爱，应该是喜欢那种无奈的飘泊吧！其实三毛的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流浪，在这一点上，两个三毛的经历是相同的。但是，作家三毛更像一直跋涉在沙漠中，寻找着她生命中内心的水，也是一般女子一样渴求的情感。不过她寻找的那种感情，必须要炽热地可以使她内心的坚冰融化，而那个人，得有足够的力气能拉起她想向另一个世界去的身躯，并且那个人的思想，必须要成熟得可以完全包容她。这么完美的东西，就算是老天都会妒忌的，又怎么会真的存在呢？要求得太多，注定会一无所有。三毛的一生，寻寻觅觅，到头来还是空手而返。而此时，也就显示出了这个惊才绝艺女子刚烈的一面。她搬进了沙漠之中，是想用那滚滚黄沙，隔断了红尘中的种种执念吗？还是想用物质的清贫简陋来磨砺内心的丰富多情？答案也许只有三毛自己才知道。

她因喜爱《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遂把名字陈平改为三毛，还因此认创作出这个人物的张乐平为义父。在给义父张乐平的第一封信中，三毛写道：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看了今生第一本书，就是您的大作《三毛流浪记》。后来等我长大了，也开始写书，就以“三毛”为笔名，作为对于您创造的那个三毛的纪念。在我的生命中，是您的书，使得我今生今世成了一个爱看小人物故事的人。谢谢您给了我一个丰富的童年。

上世纪中期，只要一提起“三毛”，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头顶上飘着三根头发的小男孩的形象。在新中国成长的几代人都是看着三毛的故事长大的。如今，三毛卡通形象已正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创造这一辉煌奇迹的，便是已故的浙籍画家张乐平。

张乐平曾经说过：“画三毛就是画我自己，我自己就是三毛。”

1910年11月，张乐平出生在浙江海盐县海塘乡的一个小村。父亲张舟若是乡村教师，母亲以缝衣、剪纸、绣香袋挣钱贴补家用。上小学后，张乐平放学回家，就帮助母亲剪纸样、描图案。母亲根本没想到，就是她的这种引导，开启了儿子智慧的心灵，使他日后走上了绘画的道路。母亲在张乐平九岁时因心脏病撒手西去，失去了母亲的张乐平变得极为孤僻。有一次，他到海边玩，登上海堤，不远处就是翻滚的海浪，脚下踩的是广阔柔软的沙滩，看着自己留在沙滩上的脚印，张乐平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自己脚下踩的不就是一张现成的画不破、用不完的纸吗？于是，他捡了根芦柴，就在沙滩上画了起来。

张乐平小学毕业以后，就被父亲送到上海南汇县万祥镇的森泰木行当学徒。但是，艰苦的生活并没有让张乐平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绘画技术。

就是因为张乐平太专心于绘画，老板对他很不满意，后来，他就只好在这里干一个月，在那里再干一个月，不断换行当，不断换老板。渐渐地，他的作品开始在上海的各种刊物上发表。正是因为张乐平坎坷的谋生经历给了他对社会不平的切身体会，他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所以他后来经常说：

“我的这些经历，都画在《三毛流浪记》中了，假如没有切身的感受，我是画不出这套漫画的。”

那么，为什么张乐平要给自己漫画中的主人公起名字为“三毛”呢？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的连环画和各种漫画作品风靡一时，但是其中却缺少和少年儿童年龄相近的艺术形象。张乐平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那就把主人公设置成个儿童吧，画给儿童看的漫画，就应该不用文字，一定要简明易懂。

这一天，为了构思主人公的形象，他坐在书桌前沉思了许久。刚开始，他画了一个光头儿童，画完一看，觉得不太理想，于是便随意在光头上加了三根头发，嘿，这不就成了三毛？关于这段创作经历，张乐平回忆说：“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个小孩叫三毛，说实话，我原先也没想过。如果当时画了四毛，那就成为四毛了。我看看这三笔加得还可以，就定名为‘三毛’了。”

1935年7月28日，“三毛”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晨报图画副刊》上，其独特的造型立即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作者运用三毛的天真，对一些成人的虚伪、复杂加以嘲弄；以其率直、热情、单纯和幽默，向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投以辛辣的讥讽。很快，三毛就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漫画人物，并填补了儿童漫画主人公单一的创作空白。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乐平又发表了《三毛上前线》，随即，他的创作工作停止了，他把他的创作热情都投入到了抗战救国的工作中去。抗战胜利后，被中断的“三毛”创作也终于在1946年4月的《文汇半月画报》创刊号上重现，小三毛依然幽默又尖锐地讽刺了当时的世态人情，以天真不屈的力量生活着、抗争着。同年5月12日至10月4日，张乐平的长篇连环画《三毛从军记》在《申报》上开始连载。这部作品，笔触精致独到、情节合理又稍带夸张，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毛”是一个令人疼爱，又总是长不大的“经典形象”，少年时代的三毛对这个“三毛”有种说不出的喜爱。她开始文学创作后，就以此为笔名，既是寓意自己永远是一个令人疼爱，又长不大的孩子。也是希望在自己和别人的心目中，她能够永远保持这样一个可爱的形象。

而影响三毛最深，同时也是张乐平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就是《三毛流浪记》。

1947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张乐平在一家报馆上完夜班后，正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往家赶。刚走到弄堂口，借着微微的雪光，他看到昏暗的墙角有三个流浪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上身披着破麻袋片，下身套着破烂不堪的单裤，每个人都露着两条像麻杆一样的细腿。他们围着一只破铁罐头盒，盒子里装着几块捡来的煤渣在烤火取暖，为了不让煤渣熄灭，他们每个人轮流向罐头盒里吹气。一闪一闪的微弱火光把他们脏兮兮的小脸照成暗红色。第二天早晨，张乐平再次走到昨晚经过的那条弄堂口时，发现有两个流浪儿已经被冻死，一辆“普善山庄”的收尸车正在不远处缓缓行进着。一只只僵硬苍白的小手小脚，随着轮子的转动而无助地抖动着，好像是在无声地控诉着这人间的不平。

张乐平禁不住潸然泪下。画家的心在悲泣地呼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要把这些苦孩子的遭遇全都画出来，控诉这不公平的社会！他痛苦地思索着，自此，便开始了《三毛流浪记》的创作。

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地了解流浪儿童的形成原因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张乐平还主动去和流浪儿交朋友。一天，张乐平来到了上海郑家木桥，那儿是上海流浪儿童的集中地。可没想到，这些流浪儿不但不理张乐平，还对着他翻白眼。原来当时的张乐平穿了一身西服，虽然是旧了点，但还算整洁。而一贯被有钱人歧视的流浪儿都有一种自卑感，他们以为衣服穿得好些的人就都是有钱人，所以才会对张乐平充满了强烈的对抗情绪。次日张乐平换了一套破旧衣服，买了一些大饼油条，再到原来的地方坐在地上吃起来。这下，几个流浪儿马上围了过来，他们直愣愣地盯着他手里的大饼，张乐平马上将食物分给了他们。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张乐平向他们谈自己小时候的艰难生活，流浪儿也你一言我一言地吐出自己的苦水。就这样，张乐平与他们逐渐熟悉起来并成为了朋友。这些流浪儿的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悲惨经历，被张乐平活生生地画入了漫画集《三毛流浪记》中。

在《大公报》连载《三毛流浪记》的近一年时间里，每天早晨，购买《大公报》的人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不论男女老幼、家长孩子，他们都密切关注着三毛的命运。许多好心人还给报馆写信，并给“三毛”寄来了绒衣、鞋袜等生活必需品。

但是，这个漫画鞭挞了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这使得当时的统治者非常害怕，惶恐不安的他们在《中央日报》发表了攻击《三毛流浪记》的文章，指责张乐平的漫画“表现太冷酷，太冷落了”。还有一些人居然写匿名信恐吓张乐平：“你拿了共产党多少津贴？”并警告他最好“当心点”，还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创作《三毛流浪记》，则“将予以不利”。为了避免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张乐平拖着病体来到浙江嘉兴，继续从事《三毛流浪记》的创作。由于工作得太辛苦，再加上艰难窘迫的生活，张乐平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他一边咯血一边挣扎着继续画三毛，直到1949年4月4日，《三毛流浪记》的创作才最终结束。

1948年夏秋之交，《三毛流浪记》被电影独立制片人韦布看中，由阳翰笙为首的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将《三毛流浪记》改编成电影剧本，于1948年10月正式开机，赵丹、孙道临、上官云珠、吴茵等著名演员都心甘情愿为一个无名小演员当配角，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49年初，江南一带因为战争和天灾，许多无家可归的难童涌进了大上海。大批真实“三毛”的不幸遭遇，激起社会各界的深切同情，也让宋庆龄女士痛心疾首，她决定向难童们伸出慈爱之手，举办一场“三毛生活展览会”，以动员全社会参与救助“三毛”。宋庆龄委托冯亦代和夫人安娜联系张乐平，张乐平没有犹豫，马上就答应配合。其时，那时的张乐平严重的肺病还并没有痊愈，经常会吐血，但是，他仍然拖着虚弱的病体，一鼓作气，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构思好了整个方案。宋庆龄看了后，觉得非常满意。在嘉兴埋头作画的张乐平接到宋庆龄的答复，马上就赶到了上海，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赶制出了三十多幅三毛水彩画。

几天后，宋庆龄借外滩汇丰银行大厅为在沪的外国友人和各界名流展出张乐平的三毛原作及水彩画新作共三百三十余幅，而且，她本人还亲临现场和大家见面，她把张乐平介绍给在场的外国友人，赞许他：“为流浪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真该谢谢你，全国的‘小三毛们’永远记着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苏联驻沪记者当场拿出八百美元买下了一幅“苦三毛拉黄包车”的画。

在这次义卖会上，三十多幅原作被抢购一空，三毛乐园会的会徽及张乐平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也都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在宋庆龄的积极号召下，很多好心人都以当三毛乐园会会员为荣，大家纷纷捐钱捐物，慷慨解囊。当天，一共有四十余位参观者加入“三毛乐园会”成为会员，还有一个中年男子一下认捐了四个“三毛”。“三毛生活展览会”于4月9日圆满闭幕，这次展览会所筹集到的善款共救助了数以千计的流浪儿童。后来，宋庆龄还将电影《三毛流浪记》带到了庆祝解放的义演义卖和慈善活动中，影片与张乐平的三毛漫画册、漫画卡同时推出，所得的全部收入都捐赠给了上海和南京的孤儿院。

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三毛”的社会制度被彻底摧毁了。张乐平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三毛在新时代里生活。所以，他就邀请有关部门相继召开了三次座谈会，专门讨论三毛创作的命运和前途。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三毛是中国儿童的象征，应该结合当下的时代特征继续画下去。于是，张乐平一改“三毛”往日的形象，让他以新姿态出现在喜爱他的大小读者面前。自此，《三毛翻身记》等充满新时代希望和活力的作品相继与读者见面了。

但是，在十年浩劫中，张乐平变成了“革命造反派”的专政对象，而他的《三毛流浪记》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三毛”从此又开始了“无父无母”的生活，再次成了流浪儿。

文革结束后，张乐平再次开始了“三毛”系列的创作，不老的三毛以雷锋为榜样，默默地做着好人好事：帮着老人买米，给小朋友缝补衣裳，义务把丢失的信件送到收信人家中……

生活条件的好转让张乐平的创作激情变得一发不可收：《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三毛与体育》、《三毛学法》等相继问世，新时代的阳光，给了三毛新生。

但是，令张乐平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以“三毛”为笔名而著称的台湾女作家三毛，于1989年4月5日，跨越海峡来“认父亲”。张乐平经常风趣地说：“没有想到画三毛会‘画’出个女儿来。”

1988年6月20日，三毛找到在湖南《长沙日报》工作的外甥女袁志群，给《三毛流浪记》的作者、著名老漫画家张乐平带去了一封信。八十多岁的张乐平先生，当时正因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住在上海东海医院疗养。收到三毛这封意外的来信，便口述了一封回信，还用病得颤巍巍的手，一笔一歇，艰难地画了一幅三毛像，赠给三毛。

双方的通信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到了第三封信的时候，三毛已经开始称张乐平为“爸爸”，并说：

“三毛不认三毛的爸爸，认谁做爸爸？”

随信，三毛还附了一张照片，背面写着：

“你的另一个货真价实的女儿。”

张乐平很感动，那时的他逢人便说：

“能在晚年认上这个么‘女儿’，应该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快事了。我多子女，四男三女，正好排成七个音符。这一回，三毛再排上去，是个‘i’，是我家的‘女高音’。”

1989年4月5日，三毛和张乐平在香港工作的四儿子张慰军，同机到达了薄暮中的上海虹桥机场。上了车，直驶徐家汇五原路的张乐平家。

老画家张乐平拄着拐杖，站在家门前，抱病在寒风中迎接。三毛一进弄堂门口，就抱住张乐平，泣不成声地喊：“爹爹，我回来了……”

三毛送给“爸爸”的礼物，是她的新作《我的宝贝》。张乐平送给三毛的礼物，则是她来信中要的一套涤卡中山装。三毛很喜欢这种在大陆已经过了时的服装。她到哪里也不会忘记，收藏“三毛味”的东西。她在张家，住了三天。短短三日，她和张家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她对记者说：

“我原来一直有一点困惑，为什么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又隔了四十年的沧桑，竟会这样接近和沟通。现在我明白了。我和爸爸在艺术精神与人生态度、品味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才能相知相亲，不仅能成父女，还是朋友、知己。有这样的爸爸，这样的家庭，我感到幸福。”

张乐平对这个漫画结缘的女儿，也颇感投缘：

“她的性格、脾气、爱好像谁呢？看她那多情、乐观、倔强、好胜、豪爽而又有正义感、有时又显出几分孩子气，这倒真是我笔下的三毛。”

三天后，父女道别，张乐平嘱咐三毛：

“世事艰险，你要保重！女儿离开了父母，就靠自己了。”

三毛听罢，潸然泪下。

三毛第三次大陆之行，把最后一战选在了上海，她要去看望她的“爸爸”。到达上海的那天，正好是1990年的中秋节，三毛与“爸爸”张乐平一家团聚，那也是三毛一生当中最后一个中秋节。那一夜，黄埔江上的明月，格外圆。三毛就像张家的女儿一样。一进门，张乐平的夫人正在午睡，她很亲热地将“妈妈”吻醒，然后一同去医院看望张乐平。到医院后，三毛将“爸爸”轻轻扶上轮椅，将他推回家一起过中秋节。

沾有拉丁人热情的三毛，打破了张家一向的宁静。她的嘴闲不住，谈上海毛线便宜，谈台湾名人秘史，谈拍电影《滚滚红尘》，谈骗子冒“三毛”之名骗钱……还展出一路购买的东西大献其宝。张乐平老俩口一脸乐呵，他们喜欢这个热热闹闹的女儿，一家人其乐融融，三毛俨如他们的亲生女儿，不时开点乐天的玩笑。张乐平心情高兴，病情也有了大大的好转。于是他便又提笔画画，画着，老人的鼻涕拖了出来，三毛赶紧过来给他擦，儿子张慰军觉得此景很妙，端出照相机要抢拍，可惜鼻涕已经擦完。三毛便一本正经地轻轻拍打着“爸爸”说：“您就再拖两条吧！”

张乐平是位幽默大师，和这位幽默的女儿在一起，他的兴致很高，为了能够和女儿多相处几日，张乐平拒绝回医院，并且还大开酒戒，喝起了“花雕”。圆夜一过，三毛和张乐平一家告别，准备启程返回台北。他们相约，女儿明年春节再来，张家老小送她出门，一遍遍叮嘱：“说好明年再来，不要忘记。”

三毛含着眼泪，答应了。然而，几个月后，传来三毛在台北自杀的消息。她不能来赴约了。

不得不承认，这段海峡两岸的“父女”之情，给张乐平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在1990年的父亲节，三毛为了能和张乐平通话，一连四十八个小时坐在电话机旁，每隔十五秒钟就拨一次，最后把电话机都拨坏了，但还是没能通上话。后来张乐平收到她的来信，在“亲爱的爸爸”字样上，三毛特地用笔勾勒了一颗红心，并请病中的他“对抗病苦”，用顽强的毅力去迎接病魔的挑战。

1月4日下午，张乐平的夫人冯雏音，得到了三毛的死讯。她忍住悲痛，没有把消息告诉病中的老伴。几日后，冯雏音对老伴说，三毛已逝。话没说完，这位白发老人，便抑制不住失声痛哭。张乐平用颤抖的手，缓缓摘下老花眼镜，老泪盈眶。饱经磨难的三毛之父，哀伤地写下了痛别的文字：

我现在的悲痛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这些天来，我一直陷于神思恍惚、欲哭无泪的状态。才华横溢、感情丰富的三毛走了，这对于我全家是个难以承受的打击，我老伴几乎哭了整整一夜，她不住地追问消息是否确实，为的是想捏住仅存的一线希望。

次日清晨，我坐在阳光底下，脑中不住闪现我们父女俩昔日共享天伦之乐的那段美好时光，内心却是一片冰凉。我支撑起虚弱的身子，用无力而又颤抖不住的手极慢地一笔一划，写下‘痛哉平儿’，可这也无助于减轻我的悲哀。

今天，一位三毛的热心读者送来两盒录音带，屋中又传出三毛热情洋溢的声音，我与老伴细细品味，心中又是一阵阵的隐痛。两年前，她首次与我会面，并在家小住五天，临行时，她隔着车窗向我招手，我流下了惜别的泪水；去年那次，我们在医院分别，高兴地相约今年的春节再聚，从那天起，我便开始了急切的等候，谁知这短暂的一刻竟成永诀！

儿子把三毛的信件一一拿出整理，这一封封感情浓烈的书简，我每一封都至少读过三五遍。此时此刻，睹物思人，我多想再摸一摸、再看一看、再读一读啊！

三毛是我一生中最感不凡的女性。她早年为留学达标，把自己的年龄多填了两岁，小小年纪便只身闯荡，最终毕业于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哲学系。三十年来她先后游历五十多个国家，为她的作品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她的丈夫荷西去世之后，她更是辛勤笔耕，经常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结果颈椎、肩肘都落下重症，加上年前跌伤，肋骨错位卡在肺中，又连绵不断地发烧、昏厥，有时竟连软软的衣服在身上都痛不可当，只能把自己泡在浴池中减痛。上次来家，细心的老伴便已发现她烟抽得很凶，止痛片更是一把把往嘴里送，于是不止一次地劝她保重身体。

她的一个个传奇般的故事，就是用深埋身心的巨大痛苦拼搏来的，每每想到这些，我就会感动难抑。

这次她赴港为《滚滚红尘》作宣传，一周之内做了二十多次，上了八回电视，昏倒了，用万金油涂醒后再继续工作。我在香港工作的儿子送去三盒饼干，竟成了她的三餐！这些年来，她几乎跑遍了全国各省，连西藏、新疆都去了，就在她伤愈不久，还上了回丝绸之路。在四川山区，她甚至亲自跑去体味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围作一处吃红薯饭的艰辛，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她的创作就是建立在这样扎实的生活体验当中。我们绘画的也需要有生活素材，这些年我年纪大了，已足不出门，是三毛让我知道世上许许多多的新鲜事，可见她不仅是我的女儿、朋友，也是我的老师。”

……

春节一天天临近了，大儿媳早就准备好一件中山装等她回来试穿，全家人仍在执着地等候，过节的时候，有一个座位将留给三毛，因为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三毛是永生的。

三毛留给了我“对抗病苦”的鼓励，这些天我努力使自己坚强起来，我会一步步地走，去迎接病魔的挑战。三毛陪伴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谢谢你，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