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总结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家，现代资本主义信念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其实也是批评资本主义最猛烈的人。

在《国富论》第一卷结尾，他痛斥商人“欺骗和压迫公众”，不止说他们“下贱”和擅使“卑劣的阴谋”，还说“商人工匠只知道为一己的利益。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有钱可赚的地方”，甚至把他们形容为没有良心的冷漠公民，造成社会的“庸俗”。

相反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里指出，真正使人称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顾自己的感受，抑制吾人的自私欲望，尽情发挥我们仁善的爱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组成”。

即便如此，他还是为资本主义鼓与呼，称颂“看不见的手”之美妙，说富人们的自利行为无形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让其种类滋生的繁衍，即使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后果。表面看来，亚当·斯密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他明知市场经济无益于人性之完善，明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但依然把他十分珍视的“四大美德”之一的恩惠，排除在他所设想的政治生活与社会体制之外。

因为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他首要的战斗目标是政治和信仰的自由，而非古代学者如亚里士多德等所提倡的道德美善。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可以把人民从政治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体系，还人以自由、买卖、投资和定居的自由。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道德乃个人之事，政府不应该为所有人设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规定我们的信仰和人生规划，也不能限制我们要过怎样的日子。市场经济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础，它根本就和这些道德无关。

公司为牟利而存在，这是一种社会体制；至于个人要不要行善，则是他自己的事。所谓有良心的资本家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两者之间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结合。盖茨和巴菲特的仁慈并非市场规律的基础，纯属个人的取向。

比尔·盖茨最近发现要改善第三世界的卫生状况，不能不从减贫下手。但他立刻理解到要帮助贫民搞小买卖谋生脱贫，没有银行愿意贷款是个难题，于是投资开设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微型金融机构”。这就是巴菲特那句“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贫富差距”的真义了，不以赚钱为目标的银行和药厂是不存在的。

这两位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的善举，吊诡地彰显了一个根本问题：市场经济帮不了最苦的人，我们只能期盼个人偶发的善心。然而，这世上还有多少个盖茨和巴菲特呢？

原题为“看不见手，更看不见良心”，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0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