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出去的决心

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每次去外地拍照片，儿子会说“爸爸要出差了”。辞职之后，每当我收拾行李要出门时，儿子还会问：“爸爸你又要出差啊？” 大概在他心里，大人出门做事情，就是出差了。

我试着纠正他：“不对，爸爸这不是出差，被公家派出去干活叫出差，爸爸这是自己派自己。爸爸不喜欢出差，所以才辞职了。”这个有点绕的答案可能让他更纳闷，一时半会儿是纠正不过来的，他还是太小。

几年前的一个展览上，杨延康老师问我是不是还在当记者，当时他说，到了三十五岁就不要再干了，原因是“经济不独立，人格就不独立”。这里，我无意否定任何职业从业者的人格，其中的意思我想应该是：在上班之外，有些事需要动用更独立的人格去做、更忠于自己的内心去做，而且该有时间观念了。有些事是需要梦想家先去做的吧，敢不敢一步步去做，实际上是信心问题。有句话说得好：为什么会有一扇门在那里，是因为首先那里有堵墙。

广州一位女作家听说我辞职后，在网上叹道：“理想和现实，生存和生活之间，竟然可以选择。”我看了挺纳闷的，作家平时不就是探讨这理想和现实的吗？怎么会产生感慨？没错，我选择了。听说人类的烦恼就是来自有选择，因为时常会面临“两样都想要”的局面。太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冒险的选择，动摇了绝大多数人认定不可以动摇的东西。领导、师长、亲友来好言相劝的很多，我也听够了“艺术有风险，投身需谨慎”的逆耳忠言。

“你知道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吗？”“是豁出去的决心。” 伊坂幸太郎曾用这样的句式明确告诉过我们。

我在给报社递交辞职表格的时候，一级一级找领导签字盖章，一位对我有点耳闻的大领导看着表格中的“辞职理由”问我：“你说是因为个人原因，是什么个人原因呢？”“身体原因吧，我身体不太好。”为了顺利而快速地办妥，也为了给领导一个台阶，我毫不犹豫地诅咒了一下自己。“嗯，好。”于是他签下了“同意”。其实说身体不好也有道理，就算是我脑子坏了吧。一切已渐行渐远，转不过弯来了，回不了头了。钱，我挣过的，志不在此。

辞职之后不久，因我自己要办社会保险，保险公司让我提供离职证明。我打电话回报社人力资源部，电话那头的女领导声音轻柔却宛如铁板，说“已经给你了呀，在档案袋里”。我说给我的档案袋是密封的，我怎么拿出来呢？她说：“那你不能拆开，除非你不找下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在我真心要找“下一个单位”之前，我也不能自费买社保。体制的绳索在我逃离后竟然还追着送我一程，看来最终要与它恩断义绝了。

这也不是叛逆，我只是不想一直等到与不爽反目时，发现已没有机会和时间，那样更被动且悲哀。要做的事，都要在时间里实施，我还有更要紧的事。人流太汹涌了，我们都是跟着这个时代在走，我大概是属于那种跟着跟着停住了脚步的人，想了又想，然后还想跑到别处和跑回去看看。

不管这是不是个理想的时代，我要去实现理想。

跟自己生活在一起

黄金周，高速公路堵塞，旅游景区乌央乌央的、人满为患。这种时候，是我要特别避开的，人多拍不成照片，物价又被抬得死贵，是断然不能混迹其中的。宅在家中，看着网上各地黄金周灾难般的场景，心中还有一丝庆幸：定期袭来的疫症又被我躲过去了，就像唐伯虎挨揍时说“幸好我及时地护住了脸，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存”。假期结束，大家纷纷回去上班了，人类的纷扰消停了，便到了我这样的人出门的时间了。不想当“黄金周摄影师”，就要在非黄金周时间走上一条“离群”的路。

要上演的是“当众孤独”还是“我要作死给你们看”呢？反正，我要用冒险的方式去做这个事了，因为我觉得不去冒险比冒险更危险。在这个社会上，“不乖”的代价是巨大的。离开体制，无疑是选择了最大的“不乖”，而这个“不乖”带来的首当其冲、最立竿见影的难为就是钱。因为你选择了要面对坐吃山空，甚至时常会有来自内心的没有着落的深渊感。

但是，自由的空气是新鲜的！

与之前的所有身份都拜拜了，我可以看看自己什么都不是之后，究竟会是什么。当我在给别人提供简历时写下“自由摄影师”时，倍感新鲜奇妙。“从众”的生活要变为“从己”，由与众多人相处变为与自己相处。我甚至发现，从小到大几乎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面对任何事，原先的同事协作、行业经验、个人脾气什么的都不好使了，消失了。脱掉了种种外壳，低头看看自己尚有一些天真还在，甚好，今后就要过与它相守的日子。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将是自己说了算，都不再是“出差”。

一切将归为具体。具体，是我对摄影的一个重要认识。一切要落实到“是就是是”、“有就是有”。决心是可用的能量，但决心还远远不是我们努力的终端。可靠的思维与行事变得空前重要，必须不虚假，必须不敷衍，必须不懦弱。

一念起，万水千山。

把自己身体和情绪都融入到自然的循环流转中去，是件奇妙的事。可能前一天还是人意山光俱有喜态，第二天就是盘缠和身体两败俱伤。前年冬天，我一个人从衡山最高处的祝融峰往西，到了藏经殿再往南下山，伴着林间的夕照走了五个多小时，行至掷钵峰时，便再也走不动。一会儿冷一会儿发汗，我有些头昏，索性在峰顶大石上歇息。四周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已经可以看到远处山下南台寺的塔了，前两年来时认识的正休小和尚就在那塔边住，苦得只有一床一桌。还有旁边的福严寺，里面的登愿师父从爱好摄影改为主攻画画了，不知道现在画得怎么样了。每次来衡山都会见他们，听他们跟我讲些佛的道理，但又怕见他们，特别是正休师父，每次都跟我念叨放下、放下。我真的想跟他说，我已经放下这么多了，也只能放下这么多了。跑出来看看这个世界，还不就是因为放不下。掷钵峰，好名字，莫不是有某个和尚在此扔了饭碗的故事？我想在这多待一会儿。真正出得门来，总是把时间压得过于紧凑，不是累就是急，很少能有气定神闲的时刻。我更索性在大石上仰面朝天躺下，拿出手机，打开“埙”软件吹上一曲，送一程高天流云。我仿佛在这自然的高空中悬停了。

散落在野外的着慌与聚集在写字楼里的自危，我心里知道，同样是不好过的。它们偶尔也会在我心头蹿出来，打上一仗。几秒钟之后，“野外”就打败了“写字楼”，还狠跺上一脚。

像一次凯旋

传说中的四十天外出摄影疲劳周期很快就到了。每次出行一个多月后，身心开始倦怠，便是想回家的时候了。

每次回到广州，快到家时，我会给儿子打个电话通知。他会开心地跑下楼，来院子里迎我。头发变长了的儿子会腼腆地盯住我看，想必他也有熟悉的陌生感。平时在家的时候，是我给他理发。在我小时候，也一直是我的父亲给我理发，这就形成自家备有理发工具的传统了。每次出门前，我就把孩子的头发剃得很短，脖子上刷一圈他特别喜欢的凉凉的痱子粉。一个多月后回来再看，脑袋已经长得毛茸茸的了，又可以再理一次，再刷一次凉凉的痱子粉。儿子见到我时总会憨笑着，像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总会有一句“爸爸我好想你啊”。我也总是笑着抚着他的头，让自己背着大包的身形尽量轻松舒展，陪着他坚定踏上楼梯走回家中。尽量让每一次回归看上去都像一次小小的凯旋，起码要像一个不那么疲惫的战士。

不善表达的妻子总是在我进门时微笑着说：“欢迎回家。”是的，我不完全是为他们而出行，但一定是因为他们而回还。

儿子总是会很快问我，有没有给他带玩的或吃的，这也是以前我出差时落下的毛病。虽然现在已不是出差了，但通常只要回程不太匆忙，我也总会给他带一点儿小东小西，比如在一些学校附近的小店里，给他选两样很便宜又看着挺像样的刀枪。

广州的气温总是那么适合冲胶卷。回家后的几天，我总是尽快冲洗完那些不能报销、却又是确确实实被我在各个地点报销了的胶卷，将它们显影之后再看一遍，再经历一次几十天来的所有指望与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