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树是应该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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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有个枇杷山公园,是个主城区的制高点。公园的最高处有个亭子,叫做红星亭。 红星亭的基座周围还有一片不大的平台,由水泥栏杆围拢,形成了一个绝佳的观景台。马格南图片社的女摄影师伊芙·阿诺德(Eve Arnold,马格南的第一位女摄影师,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关于影星玛丽莲·梦露的众多影像)曾于1979年到过重庆。除了拍过当时还很原生态的朝天门码头之外,还到过这个红星亭,拍下了平台上两位男士抱在一起跳交谊舞的照片,非常生动。

在到过红星亭之前就知道那张照片,更是因为摄影的关系,我对它好感增加。也就是说,在了解的人心中,它像一个摄影的人文景点。每次到了这里,想象一下当时那个交谊舞的场景,小感慨一下时代的变迁,就觉得蛮有意思。

不过,有一件很没意思的事是,观景台的周围早已长起一圈高高的树!这个观景台,本来是可以俯瞰渝中区的好位置,可现在却看不成了,视线几乎被栏杆外山坡上长起的树挡住,只能透过缝隙看点远景或者抬头看天。在阿诺德的照片中,平台栏杆外还是一览无遗的,树是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长起来的,还是后来种上的?不知道了。

观景台周围的这些树应该砍掉——这是我到这里的第一反应。可以登高观景是这个位置的优势,前人在这里建了亭子,也应是此番心意。后来我又去过几次,还是那个样子,一圈树挡着视线。我曾跟同去的一个记者朋友说,这些树怎么不砍掉呢,或者移走,你说是不是?本想获得共鸣的我,得到那位记者的回答是:那不行!树怎么可以砍?

我一时语塞。我们从小都被教育爱护树木,绿化意识在国人心中应该位置很坚固了,起码在道理上如此。但是,树不应该出现在它们不应该出现的位置,红星亭周围的视觉价值不是几棵树提供的绿色和氧气所能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牺牲局部氧气来换取更多的心旷神怡呢?只是不知道山上的树木归公园管还是归园林部门管,反正现在公园也都不卖票了,能不能看到远处也不会被认为是此处的财富。要砍树或移树,那是犯错误或要花钱的。

官僚本位主义是政府的通病,教条主义在民间还根深叶茂。

类似的例子全国各地还有不少,很多景点、广场、公园的设计,缺少视觉规划。这个要求不应该算高,大家到这里来,视觉体验是基本感受之一。我们遗憾地看到很多不伦不类的结果:上古图腾、西式风格、地方特产加政治理念等等在一起杂糅,信手胡搭,呈现出一大坨精神文明拼盘。很多蠢极了的广场设计,让你在拍照时死都避不开的蠢而且丑的绿化带、花台、图腾柱,还有地面上无厘头的粗重线条格子,气得你想找设计师拼命。只能咬着牙猜想 :它们是不是要赖在那里一两百年后才可以被毁掉重造?

思想和生活中,也都会长出杂草,长出那些不期长大却没用的枝杈。怎么办呢?砍!

有一次我出门前跟朋友聊到,我在犹豫该不该带上洗面奶。朋友当时就笑了,觉得洗面奶又不是很重,何必纠结。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矫情,不是故意要做一个“谬种”式的人。我太知道顾东顾西、婆婆妈妈的后果了,与洗面奶同一层面的东西还有好几样,带不带?一些东西的加入代表着在旷野上顾及生活质量的杂念,杂念一提升,正事就受影响。清洁和舒爽并不代表朝向美的皈依,芜杂的事情不知不觉堆满一途。

在一个朋友家,我赫然见他的电脑显示器周围贴满了便笺纸,记满了近期依次要做的事,甚是壮观。我并不否认这位朋友的条理心,也不鄙视他的记性,只是担心他会不会被这些蒿草连天般的便笺糊住了主心骨。

一个人周身牵绊的事太多太多,领导、上司、父母、妻儿、女朋友、丈母娘……总让人任性不得。如果有人能相对解决多数问题,随性起飞、远眺,我认为那一定是运气。那定是老天在生命的藩篱上偷偷开了一条缝,让个别人突围。比如我。

一个自由人,物质自理同时,还要精神自理,“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所以心中还是请洗面奶和脸见谅了。诱惑与欲望催逐人不断地想获得,并不断地动心、心动,然后妄念生长,画地为牢地生活在内心肆意构筑的城堡之中;或者带着大把的愚妄上路,搜罗到的依旧是粉饰、点缀生活的声色犬马。究其原因,那是你最初就觉得它们好,认为那是氧气、那是绿化,那是你最终要游去的殷实彼岸。

如没有自我挣脱的心气,没有态度,思想的输出也会被遮挡、堵塞。很多摄影师在清新、唯美、巧合这些层面上徘徊太久,苦于无法升级。其实,艺术不是去做表面“和美”的印证,它往往是反主流反商业审美的,它是要提出问题甚至呈现悖论。就看能不能识破这个障眼法,向“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的媚物砍上一刀。我听到过一句话“没有态度的都是小清新”,很好地把顺应别人审美的类型作了无情归纳。

艺术家总在小心调节着远虑与近忧、自由与制度、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意欲突破。其实,就算跳出了“原单位”那个体制,身外就没有别的制度了吗?就真自由了吗?文化制度、艺术市场、新的群体关系等等让你发现你只不过是兴致勃勃地冲进了二级藩篱。

大时代,是大如来,它的掌心真的好大。这似乎是一场拉锯战、运动战,不断地突破条条框框、披荆斩棘、登高远眺已然成了一件永远的事。现实像条疯狗,撕咬你的裤脚,在任何一个你不经意路过的街角,它都会蹿将出来。

2012年夏天,我应邀参加“Think+大声思考”演讲活动。活动开始前的几天,主创团队的买天让等人来到广州,当晚约了我在街边喝啤酒聊天,商讨我的演讲内容和方案。他们对让一个自由摄影师去演讲并无经验,我也心中没谱。只记得他们整晚一直对我鼓励、鼓励,让我抓住重点、讲出自己心目中的摄影是什么样的。午夜时分的街边,买天让问:“严明,你觉得自己最重要、最特别之处是什么?”我喝了口啤酒,抬起头,很认真地告诉他:“是我脑子里没有屎。”

有时你越是严肃地标榜开明的精神,奇葩的事却越是来挑逗你的神经。

前年冬天,我与郑州的陈卓等朋友在内蒙开车拍照,天气实在太冷,只要走下车一分钟,身体就会失温,只能没命地往车上跑。坐在车上也是腿脚冰凉,一路爱跟我聊摇滚的神勇小战士陈卓终于受不了了,跑下车买了一包卫生巾回来,神气活现地演示怎么垫在鞋子里。说防潮又保暖,还问我要不要。我尴尬地摇头说:“我怕晚上脱鞋子时发现脚底流血……”虽然之前说过我不是个教条的人,但卫生巾的引进还是太出人意表。去年冬天,我与陈卓及北京的朋友伍科去登黄山,陈卓又故伎重演,登山前买来卫生巾,说会很吸汗。伍科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我还在犹豫:“我的鞋挺紧的,塞不下吧……”“拉倒吧,给你一副日用型的,我来教你怎么用……”终于我的开放思想升了级。这下不仅脑里没屎了,连宿便也被清空了。效果不用说,挺好,我的脚也没有流血。

这个小小观念的转化中,我欢喜地看到比我年轻的人更敢想敢干的样子。

与他们开车在路上时,聊过大量说起来理所应当却总不得实现的事。比如:艺人就是可以在街头表演,寺庙就是不应该卖门票,除夕那天就是应该放假……

相比之下,红星亭四周的那一圈树砍掉,倒是最容易的。趁远近的高楼还没有高过枇杷山之前,让每一个登临的人,能拉长镜头,看得到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