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若要问，谁是千古第一词人？恐怕谁也不会怀疑李后主的地位。在五代的割据政权中，南唐虽时仅三十九个春秋，地仅三千里江山，却贡献了李璟 、李煜、冯延巳三位大词人，其中尤以后主李煜横绝千古。李煜虽是现实人生的失败者，却允为词人中的帝王。

南唐共历三帝，首先是开国的烈祖皇帝李昪 （ bià n）袁 然后是李昪 的长子元宗李璟 ，史称南唐中主，最后则是庙号怀宗的李煜，他是李璟 第六子，因系亡国之君，故史称后主。在五代十国中，南唐经济最发达，文化最优胜，中主、后主及其身边的词臣，数量虽不及西蜀词人，而成就实远过之。

现代词学家龙榆生先生，关于南唐二主，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

诗客曲子词，至《花间》诸贤，已臻极盛。南唐二主，乃一扫浮艳，以自抒身世之感与悲悯之怀；词体之尊，乃上跻《风》《骚》之列。此由其知音识曲，而又遭罹多故，思想与行为发生极度矛盾，刺激过甚，不期然而迸作怆恻哀怨之音。

龙榆生先生受业于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彊 村老人朱祖谋，为彊 村临终托砚弟子。但龙先生论词，非常注重词与音乐、声情的关系，此为彊 村所未及，故龙先生特地强调南唐二主的“知音识曲”。南唐二主词，相对《花间集》的多数词作，特点是一扫浮薄轻艳之风，沉郁有风骨。其所以如此，乃因此二子不仅能自写身世，且更将这种发端于对自身的自怜，扩充到对宇宙人生的深切同情。这就是悲悯情怀。正因有此悲悯情怀，南唐二主才升华了词的境界，本只是“ 艳科” 的曲子词，才能与《诗经》《楚辞》并列，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

《花间集》所选二十五家，能于作品中自抒自世的，除韦庄、李珣 外，要数薛昭蕴、鹿虔扆 的少部分作品，但若与南唐二主相较，终是感觉不够沉郁，不够深婉。这是与南唐二主淳厚浓挚的性情以及他们所处的独特境遇分不开的。

孟子论诗，提出两项基本原则，一是知人论世，了解诗人的生平出处，讨论他所处的时代风云；二是以意逆志，强调读者必须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去感知诗人究竟想表达什么。论诗说词，离不开这两大原则。然则南唐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权？南唐二主又是何等样的人呢？

首先须知，南唐获得政权，用的是当时最温和、最文明的方法。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拥兵自立，都于广陵，国号吴，史称南吴，亦称杨吴。南吴在疆域最大时，据有今江苏、安徽、江西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南唐烈祖李昪 本系孤儿，但有唐朝皇室血统，他是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李恪的玄孙。其父李荣早逝，依伯父李球长育。杨行密任淮南节度使时，一见尚在孩提的李昪 就非常喜爱，认为此子头角峥嵘，必非池中物，便想收为义子。偏偏行密长子杨渥心胸狭隘，不能相容，行密只好让李昪 拜在大将军徐温膝下，以为螟蛉，并改从徐姓，名知诰。

李昪 在杨行密军中，迭立战功，到杨行密称帝时，他已做到左仆射参政事，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古代官制，是先官衔后职务，左仆射是官衔，参政事是他的职务。李昪 为官，工作勤勉，生活节俭，不与老百姓争利，待人宽厚，法令简易，很得人心。杨行密死后，大将军徐温已实际掌握吴国的军政大权，皇帝成为傀儡，正常情况下，徐温有可能取代南吴自立为帝，或者徐温死后，由他的儿子再行禅让之事，但有两大机缘使李昪 坐收渔人之利，终于南唐取代了南吴，成为大唐正朔的继承者。

先是，徐温子知训，骄泰无礼，贪图享乐，对下属甚是刻削，在天祐 十五年（918），就有朱瑾造反，把徐知训杀掉，李昪 借平定叛乱之机，顺理成章取代徐知训，成为他义父徐温以下的第二号实权人物。

再是，徐温的另一子知询，位在李昪 之下，金陵行军司马徐玠 ，劝徐温防备李昪 ，把实权交给自己的亲儿子。徐玠 这厢刚向徐温建议，那厢即有人偷偷告诉李昪 。李昪 慌忙给徐温写表陈情，以退为进，自请辞去一切军政要务，只求到江西外任地方官。结果表未上徐温即已病重，他未及宣布把权力移交亲子知询就已去世。徐温殁后，徐知询与李昪 争权失败，从此李昪 取代徐温成为南吴的实际掌权人，官衔是太尉中书令，同时出镇金陵。

后来，在李昪 的胁迫之下，吴国皇帝先封他为大元帅，接着又封他作齐王，改名徐诰。过了几年，李昪 就要求吴帝禅位，国号为齐，尊奉禅让帝位给他的吴帝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自称受禅老臣诰，又追尊徐温为太祖武皇帝。三年后，李昪 授意群臣分批上书，说陛下是李唐的后人，系李姓而非徐姓，宜改国号为唐。李昪 当然要表示推辞，几次乔张致，把里子面子都做足，这才恢复本名为李昪 ，国号改为唐，史称南唐。

在中国历史上，要获得政权只有两种方式，一是革命造反，一是谋朝篡位。传统儒家一般对谋朝篡位大加鞭挞，却称颂成功的造反是“ 汤武革命”“ 周武王诛一独夫纣”，何以如此？原来，儒家认为革命造反，起因是君王无道，不再拥有天子之德，反而成了残虐百姓的独夫，革命者是顺天应人；而谋朝篡位倒往往是因为幸臣先导君主于不道，再取而代之，靠的是阴谋诡诈。但就实际效果而论，谋权篡位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较小，杀人盈野、流血漂杵的情形也较少见。更何况，南吴割据政权的土地人民，本取自唐室，原先就不具有合法性，李昪 以唐代吴，倒的确是当时人心所向呢！

李昪 对待百姓十分宽厚，继位的中主李璟 、后主李煜，都是性情和易的皇帝，这样，南唐在五代十国中经济文化就最为发达。南宋诗人陆游本非史官，却特地去写了一部《南唐书》，借著史来哀挽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看待一个政权是不是具备合法性，有一个词叫作“ 正朔”，陆游是把文化传统视为真正的“ 正朔” 的。再联想到北方蛮族的金国，在宋钦宗靖康二年驱入宋都汴梁，掳去徽、钦二圣，陆游著史的目的，更是呼之欲出。

元代天历年间，有赵世延为《南唐书》写序，感慨李昪 系出唐宪宗，经过四代艰难困苦，才有了江淮之地，结果只延祚三十多年，就被宋朝灭掉。他说虽然南唐土地不广，但文物之盛，冠于同时诸国。南唐辅国之臣，虽不及诸葛亮那样的政治才华，但像张延翰、刘仁赡、潘佑、韩熙载、孙忌、徐锴这些人，文才武略，忠节声华，炳耀一时，是不能被掩盖的。当时北方后晋、北汉的皇帝，个个在契丹人面前俯首称臣，反倒是像南唐这样的江淮小国，与契丹平起平坐，互相之间通使不绝，契丹并厚赠骆驼、羊、马之类以千计。高句丽也每年给南唐进贡。可见，契丹和高句丽都承认，南唐才是中原政权的正朔。

所谓中国，并不是血统的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华夏之所以是华夏，便在于它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故中国的对义词是四夷，华夏的对义词是夷狄。南唐虽偏据一隅，实是当时中华文明的正统所系。当中主之时，国势渐衰，保大十三年（955）后，北方后周三度入侵，南唐无力抵抗，江北之地全献给后周，并向后周称臣，自去年号，迁都南昌。到后主干脆国破家亡，系身衔璧而为囚徒。文明敌不过野蛮，二主对过往韶光的依恋，对文明沦胥的伤痛，如巴峡哀猿、华阳杜宇，有非同时词人所能想见者。

中主性情非常仁厚。陆游《南唐书》称：

元宗多才艺，好读书，便骑善射，在位几二十年，慈仁恭俭，礼贤睦族，爱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

中主天性恬淡，对权力并不热中，度其初志，本来是要做庐山中的隐士，诗酒风流，只是身承大统，不得不继位罢了。既为李唐苗裔，又负担着恢复祖业的责任，先灭闽国，旋却被吴越夺去大块地盘，先有楚地，又不能禁楚人之叛，两番军事失利，促使中主复其本心，调整国家战略为自保谦守，不再用兵事了。当时有一位大臣，向他进谏说，希望皇上十数年中不要再用兵了，中主的回答意味深长，他道：“兵可终生不用。何十数年之有？”

时有歌者王感化，为中主唱歌，唱来唱去就一句“ 南朝天子爱风流”，中主听后非常感慨，说如果当初陈后主能得人如此进谏，又何至于受“ 衔璧之辱” 呢？古时国君投降，须肉袒自缚，把象征国家政权的玉璧衔在嘴里，所以叫“衔璧之辱”。陈后主在隋兵攻入景阳宫时，准备逃进胭脂井里藏身，谁知身躯太过胖大，卡在井口，上不得，下不得，被隋兵捉住，那可比“ 衔璧之辱” 丢脸多了。中主非不知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只是他天性仁慈恬退，不希望人民陷入战争的苦难之中，与陈后主之荒淫无道，迥非同流。这种性情当然不适合做政治家，却使得他没有悬念地成为一位不失赤子之心的词人。

应天长

一钩初月临妆镜，蝉鬓凤钗慵不整。重帘静，层楼迥，惆怅落花风不定。柳堤芳草径，梦断辘轳金井。昨夜更阑酒醒，春愁过却病。

这首词《全唐诗》《历代诗馀》均收在后主的名下，其实是后主手书的“ 先皇御制歌词”，宋时这幅手迹尚由晁公留收藏。这首词的主题，不过是描写女子的闺怨，可能受到唐代诗人王昌龄《长信秋词》的影响：“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尽管如此，却仍有自己的创造。上片写夜深人静，女主人公感叹春去无情，不能成寐；下片写迷梦中难忘别离时的杨柳堤、芳草路，却因井台上汲水的辘轳声而惊醒。结句的“ 春愁过却病”，意思是恹恹的春愁比得了病还要难受。“过却”可能是当时的口语，只此一句，全词意境俱新。

浣溪沙

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多病不胜衣。沙上未闻鸿雁信，竹间时听（tìng ）鹧鸪啼。此情惟有落花知。

这首词亦见于《东坡乐府》，王仲闻先生《南唐二主词校订》一书考订为东坡所作。但我以为，此词的气象与东坡不侔，词中有着独特的南唐风致，故此处仍依传统说法，系于中主名下。此词抒写的是春色将阑伤春之绪。上片写春云低重，被风吹着仿佛贴着水面飞动，经过一场春雨，园林池馆都透出晴天的气息，燕子在争着衔泥垒巢。可是韶光将尽，词人就像那瘦损腰围的南朝诗人沈约，多愁多病，身子很虚弱，连身上衣服的重量都难以承受。一个“压”字，一个“争”字，写出的是自然界的不和谐，而这种不和谐，正是作者内心矛盾苦闷的象征。中主是可爱的，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君主，而是把自己比成一位古代的读书人，这与鞭秦皇、挞汉武的霸主心态，完全异趣。

过片两句“ 沙上未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 鸿雁信”用苏武之典，当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流放北海，不辱汉节，一十九年不得归国，汉朝使者知苏武未死，向匈奴讨人，诡言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落一只大雁，雁足上系有苏武的书信。中主用这个典故当然并不表示他真的在盼望远人的书信，而是隐指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焦灼等待。对于未来，他无比忧惧，却只能在竹林中听着鹧鸪的鸣叫。结句“此情惟有落花知”情感十分沉重，春尽花落，九十韶光一去不复返，自己的心事也像落花一样无奈而哀婉。所谓的“惟有落花知”，是指只有落花是自己的知己，也只有落花才能明了自己的心事。

摊破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kān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sì ）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峡暮，接天流。

此二首是中主的名作。《摊破浣溪沙》又名《山花子》，算是《浣溪沙》的变格。词的音乐部分有时候会做一些调整，分出添声、歇拍、摊破、减字等变格，《摊破浣溪沙》始自中主，故又名《南唐浣溪沙》。《摊破浣溪沙》是把《浣溪沙》的上下片的第三句，由和婉的七言句法，变作一个七言句和一个三言句，三言句字少语精，表现力就比《浣溪沙》要强很多。

两首名作，自字面意思看，前一首悲秋，第二首伤春，这本是千古文人热衷的题材，只是中主在低回婉转中不失悲壮，故为难能。

试看“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开笔即已苍茫正大，绿波无垠，枯荷狼藉，而愁心正如这无垠的绿波，漫无涯际。人与韶光一同憔悴，已是伤心不忍言，就像是书法中的提笔，再加以“ 不堪看” 三字，譬如书法中的顿笔，一提一顿，自然真气流行。过片“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由哀怨转为凄婉，是化实为虚之笔，把实在的浓愁转化为凄婉的虚景，给人以想象的空间，这算是作诗填词的一个重要技巧。到结二句则用重拙之笔，反以直露为美。不过直露之笔，设非情感极其浓挚，是很难动人的。

第二首伤春之作，很见天赋，不仅仅是创作技巧的高明。开笔“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就是天才的杰构。意谓能挂起珍珠帘，却挂不住郁结在心的春恨，堪称兴中有比。兴，是欲说甲事偏先说乙事，比，即以甲事喻乙事，二句欲说春恨难遣，先说手卷真珠，又暗以真珠上玉钩喻“ 春恨锁重楼”，故意味尤其绵长。“风里落花谁是主”，此句显示词人的无意识。非不知谁是东君之主，实是词人中心摇摇无主，不知国家的前途命运何在。“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也是名句，青鸟本为西王母的使者，后喻指爱情之使，丁香开花细小，但繁茂非常，以青鸟、丁香的纤微，映照云外、雨中的苍茫浩瀚，喻指人在难测的命运面前，是何等之渺小，即使生为帝王，又如何能摆脱命运的摆布？一结“ 回首绿波三峡暮，接天流”，以三峡之水，喻浓愁不断，有一种浩荡奔流的气势，婀娜中见出刚劲，这才是大作家的手段。

王国维特赏“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二句，以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龙榆生先生不同意他的观点，以为中主实有无限感伤，非仅流连光景之作，他说正因中主忍辱含垢，委曲求全，所以才有百折千回之词心。王国维对这两句的解释偏于形而上，是哲学化的理解，相对而言，龙榆生先生的见解更具说服力。

后主是李璟 的第六子，本名从嘉，字重光，登帝位后才改名李煜。后主生得两腮丰满，额头开阔，且一目重瞳。重瞳是眼中有两个瞳孔，古代相人以为是帝王异相。但后主初为帝王，终沦降虏，最后竟被宋太宗赐牵机药酒毒死，人生遭际之惨，反不如南唐普通百姓了。

后主的性情，比诸乃父更加柔弱。他天资纯孝，侍奉元宗恪尽子道。李璟 崩殂之时，他痛哭伤身，以致虚弱到只能扶着拐杖才能站立。从保大十三年（955）开始，北周三次侵略南唐，南唐经济受到很大破坏，后主嗣位后，专以爱民为急，减轻税负，不随意征调人民服役，宁愿向中原政权俯首称臣，也不启衅用兵，南唐百姓遇到这样旷世难逢的仁德之君，总算过了十五年的安生日子。后主虔心向佛，崇奉沙门，甚至亲自削厕筹给和尚用。（ 古人如厕不用纸 ， 用竹片刮 ， 名曰厕筹 。） 他也不怎么吃荤，曾买禽鱼放入山林大泽，谓之放生，后世信佛之人放生，即自后主始。他居心极慈，御史弹劾大臣，过于峻急的，都不做批复，遇有死刑需报皇帝批决，一定是从轻发落，相关部门援法力争，他没法再为死囚开脱才流泪同意死刑。有一次，他从青山打猎回来，心血来潮跑到大理寺去，逐个审问，开释了不少囚犯。大臣韩熙载上疏，说皇帝不该直接干预司法，更不该驾幸监狱之地，应该从皇帝的内库里罚钱三百万给国库。后主虽未听从，但也毫不生气。在他的身上，是见不到一点专制帝王的阴刻凶残的。他的死讯传到江南，不少老百姓跑出家门，到巷子口哭泣着祭奠他。

如果没有外患，李后主大概可算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固然他崇奉沙门，起造寺庙，荒废政事，但相对他带给人民的宽松环境，不过是小节。然而，他不幸面对的是北方虎视眈眈的强权，他的柔弱的性情和糟糕的驭下能力终于酿成了千古悲剧。宋太祖赵匡胤曾说：“南唐又有什么罪过？不过我的卧榻之侧，不容旁人鼾睡罢了。”宋太祖的这段话，决定了南唐和后主的命运。

后主本乏为政之才，又不能知人善任，尽起用徒有文才却乏实干经验的人，并在皇宫内苑设置澄心堂，颁行旨意，中书省枢密院反而成了徒有虚名的机构。当宋唐交战之时，他临阵换帅，大臣竟然一无所知。南唐有一举子樊若水，久考不中，遂暗中实测长江江面宽窄、江水深浅，私通宋人。宋军从其议，造浮桥过江，围住金陵，城内百姓惶怖不知何日就死，后主却晏居净居室，听和尚德明、云真、义伦、崇节讲《楞严经》《圆觉经》，用鄱阳隐士周惟简为文馆诗易侍讲学士，延入后苑讲《易经》否卦，厚给赏赐。群臣皆知国家将亡，只有宠臣张洎，尚引征符命，说什么“ 玄象无变，金汤之固，未易取也。北军旦夕当自引退”。一派胡言，后主尚信以为真。当宋军围城时，竟还开科举取中三十八人。

陆游对李后主非常同情，说他“ 虽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历史上像李后主、宋徽宗这样的皇帝，多被历代史家斥为昏君，但我有不同意见。后主、徽宗这样的皇帝，倘若生在国际社会形成文明规则的历史阶段，都不能算是坏皇帝，他们不是错生在帝王之家，而是错生在文明必须和野蛮共存，且没有足够的力量制衡野蛮的时代。

我想起的是摩西·门德尔松的经典论述：“启蒙的滥用削弱道德情感，导致铁石心肠、利己主义、无宗教和无政府主义。文化的滥用产生奢侈、伪善、软弱、迷信和奴役。”后主精于诗词、音律、书法，生活精致，他习惯用两个指头夹住笔悬腕写字，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书体，又能绘事，是多方面的艺术天才。国灭以后，他的一位宠姬被宋将所获，到了晚上掌灯时，闭眼说受不了烟气，于是换成蜡烛，她说气味更难闻，宋将大奇，说你们南唐宫中就不点蜡烛吗？此女说我们哪里点过蜡烛，都是用大夜明珠照明。惊人的奢侈，却共生着品位高绝的生活情趣，文化的畸形发展，又相伴着难以置信的孱弱愚昧，这并不是文化的错，因为人生的终极，应当就是追求文化，努力过上高雅的生活，只是过度的文化销蚀了人性当中兽性的一面，以至于无法抵抗野蛮。

宋军围城时，徐铉奉命与宋人议和，见宋太祖，说我主有圣人之能，所写《秋月》诗天下传颂，你徒恃武力，我们南唐的人是不会屈服的。宋太祖嘿嘿一笑，道：这是酸秀才写的诗，我是武人，但也有两句诗你听听，“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 ！徐铉听了这两句，当即匍匐拜倒，山呼万岁。这个故事见诸宋人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其实宋太祖的诗句并不是真正美好的文字，一切美好的文字，都是靠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语言技巧和对美的再创造打动人心，宋太祖的这两句诗却是靠强权的隐喻去威慑人。从古以来，人类都崇尚暴力，膜拜强权，却不知唯有美与善良，才有永恒的力量。宋太祖成就了江山一统，李后主却如北极星一样端拱天中，成为词中的帝王（ the king of lyricists）。

后主降宋后，被封为违命侯，他的人生也就分作前后两截。降宋前，他的生活优渥，也不怎么关心国事，但其时形势迫人，他并非草木无知，自然时生忧惧。这种忧惧感不同于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却是一心想超离尘世，求得隐逸安稳的幽微情绪。这样，他早期的词作尽管不如后期作品那样，激荡着沛然广大的悲剧情怀，却有一种低回婉约的情致。

渔 父

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 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这两首词，是后主为画师卫贤《春江钓叟图》所作的题画之作。我读来丝毫不觉有“ 快活如侬有几人” （“ 侬” 即是我）的得意，作者内心的幽寂苦闷溢于言表。他所向往的快活、自由，都需要脱身九五，深隐山水之间，他无力担荷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他想远遁，想幽居，但他的命运是一早就注定了的。

捣练子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云鬟乱，晩 妆残。带恨眉儿远岫攒。斜托香腮春笋嫩，为谁和泪倚阑干。

捣练即捣衣，是把衣物置在砧石上，用木槌捶打，以求柔软熨帖。李白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杜甫诗“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都借捣衣写了同样的主题：丈夫出征远戍，妻子在家相思不已。“捣衣” 这一文学母题，是对这些女子的人道主义同情。后主的《捣练子》（“子”的意思是小曲） ，依然是唐代这一著名的文学母题，大概是平时作来用于宴会之上侑酒的，但因为他以赤子之心待人，以赤子之眼视世，他的同情也就特别赤忱。

长相思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

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后主特重兄弟情分，他的弟弟李从善入宋为质，后主时常想念到流泪。这两首词，或皆为思弟之作。后主词有一特点，或者说从中主开始，他们父子二人的词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婉约中寓着一种豪宕潇洒的气息。后主比中主更甚，他的用词往往更口语化，不事渲染而声色俱足。

后主入宋后，宋太祖对他尚算优容，但自宋太宗继位，情形大变。太宗对后主十分猜忌，又垂涎小周后，召她入宫横加污辱，宋人笔记曾载：“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后主多婉转避之。”他日夕以泪洗面，只有他的词作，慰藉着这颗绝望的心。但后主最终还是难逃一死，他本生于七夕，在四十二岁生日时，被赐牵机药毒酒，死得极其痛苦。初入宋时，后主的心情抑郁中带着麻木，但到生命最后几年，越来越奔泻无余，悲剧意态也达到了顶峰。

锦堂春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滴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上片初经亡国，仍希保全性命，虽抑塞不平，还想着麻醉自己，好偷生苟且。下片语拙而情浓，“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数语，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

他不由得缅怀从前的美好生活：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多少泪，沾袖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滴，凤笙休向月明吹。肠断更何疑。

闲梦远，南国正芳春。船上管弦江面绿，满城飞絮混轻尘。愁杀看花人。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

四首《忆江南》，意思很浅，但写得清峭中不失和雅，他的情感，仍是要靠意内言外的风格来稍作掩饰，尚有些欲说还休，在这个时候，他的痛苦显然还未臻极致。但随着欺侮的日益加深，后主词中的故国之情，愈来愈少顾忌。

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苍黄辞庙日，教坊独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这首词不是初被掳时所作，而是入宋既久，凌侮日深，对往昔的追怀和痛悔。苏轼批评后主说，亡国之日，应该痛哭于九庙之前，怎么还能垂泪对宫娥？苏轼本来也是词人，他实在不该问出这样政治正确的废话。倘若后主不是性情柔弱到对着宫娥垂泪，未必至于亡国。而且当天地苍黄翻覆之际，垂泪对宫娥才更加动人，这是艺术对比的魅力。

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第一首，情感一泄无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意谓亘古以来，直到永远，水都是向东奔流，天地不改，山河无极，人生的愁苦也就没有终结。第二首，在痛苦中多了一丝恐惧、一丝抑郁，“别是一番滋味”，是对上苍的痛苦追问：这种痛苦，何时是一个了结？这种含而不露的写法，对比上一首的雄直，各有各的动人。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到了这首词，后主情感的发抒已近肆无忌惮。“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是千古名句，说的是无论时光怎样流转，不管天地如何阔大、人间怎样繁华，他的愁苦都无地安放。这种悲剧情怀，是面对命运的骄傲和冷嘲，他在承受苦难中完成了自我救赎。

后主之死，与他一生最重要的一首作品《虞美人》密切相关。宋太宗读到“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时，终于动了杀机。然而，我以为这一切早已在后主的意料中。他必然早已知道，如此没有顾忌地填词寄怨，只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面对宋太宗的凌侮，他用词人的独特方式选择了死亡。死，对于他不仅是痛苦的解脱，更是高贵面对卑贱、文明面对野蛮而从未屈服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