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词 且把江山·都换了浅斟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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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的噩梦

史书多将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为皇帝作为五代的开始,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作为五代的结束。前后历时仅五十三年。但是这五十三年,却是中国历时上最混乱动荡、最暗无天日的五十三年。

这五十三年,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更迭相替,延续时间最长的后梁,不过十六年,而刘知远建立的后汉,这个短命朝代,竟然只存在了三年。与此同时,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十国政权相继建立,中华大地,分崩离析。每一次政权的更迭,都建立在血泊和哀号之上;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将无数的冤魂拉入深渊。这其中,更不会少了文人的哀号和冤魂。

黄巢起义已经为唐王朝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公元884年,黄巢起义被扑灭,但是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也拉开了序幕。在这乱世之中,草莽英雄粉墨登场,而文人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惨祸,这惨祸,自黄巢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公元882年春天,有人在尚书省门上题诗嘲讽农民政权,黄巢部将尚让知道之后大怒,杀死了在该省任职的官员,又杀死京师所有会作诗的人,并将其他识字的人罚做仆役。

黄巢起义被扑灭之后,大权在握的朱温先后杀害了唐昭宗和唐哀帝,为了扫清自己篡位的障碍,嗜杀成性的朱温还残害了大批正直敢言的大臣。

据新旧《唐书》记载,朱温在手下李振的撺掇下,将朝中三十多位大臣聚集到白马驿,一夜之间将其全部杀害,并把尸体扔进黄河。李振对朱温说:“这些人平时都自诩自己是‘清流’,现在把他们投到黄河里去,让他们永为‘浊流’!”朱温“笑而从之”。

一次朱温和手下幕僚在一棵大柳树下乘凉,朱温随口说了一句:“这木头可以用来做车毂。”旁边就有十多个文士站起来附和:“的确可以做车毂。”谁知朱温突然脸色一变说:“大凡书生们就喜欢顺着别人说话来欺骗人,你们就是这样!做车毂应该用榆树,柳树怎么能用!”然后对左右说,“你们还等什么!”于是卫士上前,把这些书生全部用木棍打死。

除朱温的后梁之外,后唐、后晋、后汉几个政权的统治者们,其重视武人、凌辱文士的作风也是和朱温一脉相承的。武夫悍将们声称只要兵强马壮,就可以当皇帝,秩序、伦理、道德被践踏在脚下,父子反目,兄弟争位。司马光说,五代的时候,设立国君就像委任个小吏一样随意,改换国家就像换家旅店一样轻率。正所谓“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司马光《〈新五代史〉序》)政治混乱到了极点。

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文人的命运完全操纵在武夫的手中。这些武夫很多大字不识一个,多擅权不法,文人能够在这乱世中保住自己的性命已属不易,遑论致君尧舜,经国安邦!

盛唐以功业自诩,以诗歌来表达对那个伟大帝国的希冀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中唐盼望中兴,希望帝国能够回归昔日的辉煌的时代责任感也成为陈迹;

甚至晚唐,对昔日辉煌不再,帝国江河日下的惋叹也没人再提起。

帝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帝国,君王也不是以前那个君王。

国事、天下事,似乎已经不关文人之事。乱世中侥幸保住小命的文人们,不再像他们的先辈——王勃、陈子昂——一样,将自己的眼光放在山河和庙堂之上;也不像杜甫、白居易一样,用悲悯的目光关怀涂炭的苍生;甚至很少像王维、孟浩然一样,把自己的身体与心灵放逐到山水和信仰之中。谈国家、谈苍生显得太奢侈,也太危险,因此文人们开始把目光由社稷转移到了闺房,由塞外转移到了庭院,由建功立业转移到了儿女私情。唐诗的高歌,就转变为了花间的浅酙低唱。

且把江山·都换了浅斟低唱

在十国割据政权中,前蜀皇帝王建算是一个尊重文士的武人,他任用韦庄等一批文士为高官即是证明。这种相对的宽松政策外加秀丽的巴山蜀水,也使前后蜀成了当时文人难得的一个避难场所,以至于后人有的就直接把花间词派称作“西蜀词派”。

前后蜀君臣都好沉迷声色,醉生梦死。据清代叶申芗所著《本事词》记载:

前蜀主王衍好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燕支夹粉,号“醉妆”。

从王衍作的一首《醉妆词》中,我们依稀可以看见前蜀皇帝醉生梦死的情景: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在酒杯和女人堆里打滚的词,必然就带有浓浓的脂粉味。比如王衍描写宫人的罗裙:

画罗裙。

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

薄春。

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

这样的词,已经抛弃了三百年唐诗建立起来的宏大气魄与格调,变得跟齐梁时期的淫词艳曲无异了。

相比之下,后蜀主孟昶的审美品位似乎要高一些。他自己就曾经对臣下说:“王衍品行浮薄,喜欢作一些轻艳的词,我是不作这些的。”孟昶是写春联的鼻祖,他曾创作了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从此开启了中国贴春联的习俗,至今不衰。孟昶当蜀主的时候,觉得成都颜色过于单调,就下令让城上遍种芙蓉,盛开四十里。唐代以来,成都因织锦而被称为锦城,而从孟昶之后,成都又多了一个新的美称“蓉城”,这个美称一直沿用至今。

苏轼说,他七岁的时候,在眉山遇见一个姓朱的老尼姑,有九十多岁了,老尼说曾经跟随师父到孟昶宫中。一次天气很热,孟昶与宠妃花蕊夫人到摩诃池上避暑,作了一首词,老尼还能记得。苏轼说,这事过去四十多年了,老尼已经去世,没人知道这首词。苏轼也仅记得前两句,于是他就以此为开头,凑成一首《洞仙歌·冰肌玉骨》。

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虽然这首词大部分出自苏东坡之手,但是能让苏东坡有兴趣续写下去的词,本身应该不是泛泛之作,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孟昶的水平。《蜀梼杌》说孟昶“好学,为文皆本于理”,应该是有根据的。

《词林纪事》载有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清无汗》,有人说这就是那首原词:

玉楼春

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不过很明显的是,这首传说是孟昶的原词居然与苏轼续写的词惊人的相似,显然不是苏轼的记忆力太好。有后人指出,这首词其实是当时东京的士子隐括东坡词而来,这种解释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与前后蜀类似的是,五代时期的南唐也是当时难得的一个尚文好士的政权,而这种尚文好士似乎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上下竞相填词,君臣置江山社稷于不顾,如南唐中主李璟与大臣冯延巳就属此类。

冯延巳(903—960),又名延嗣,字正中。他学问渊博,文采飞扬。但是作为大臣,他却是尸位素餐,无能之极。据陆游《南唐书》记载,冯延巳曾经说:“先主李昪(指南唐先主李昪——笔者注)打仗损失几千人,就愁得吃不下饭,成天唉声叹气,这是地道的田舍翁,怎么能成大事。现在主上(李璟),数万军队在外面打仗,一点不放在心上,照常享乐,这才是有气魄的皇帝。”冯延巳在朝中结党营私,专横跋扈,和其他几个善于投机钻营的大臣被别人称为“五鬼”。但是他又多才多艺,这一点连他的政敌也十分佩服。当时的一个大臣孙晟曾经当面指责冯延巳说:“我文章十辈子都赶不上你,言谈诙谐,宴饮喝酒,我一百辈子都赶不上你。”但是孙晟紧接着又说,“说到谄媚奸诈,我万世都赶不上你。”(陆游《南唐书·冯延巳传》:鸿笔藻丽,十生不及君;诙谐歌酒,百生不及君;谄媚险诈,累劫不及君。)

冯延巳的人品为人鄙夷,但是在南唐他却做到了宰相,深得皇帝欢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主李璟也十分爱好填词。李璟流传下来的词作有四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

摊破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这首词虽然仍未脱花间一派的痕迹,但是语句中已经显露出后代宋词气象深远蕴藉的特点。特别是“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一联,回味隽永,余音袅袅,中主自己也十分得意。

而冯延巳最为人称道的,则是他那首《谒金门·风乍起》:

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这首词的第一句特别令人击节:春水如心,心如春水,风乍起,池水泛起的波纹,其实就是女子心中那隐隐的愁思。虽然以水纹比喻心中波澜并非冯延巳首创,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就有“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的句子,但是,平心而论,张若虚的诗句远比不上冯延巳的词那么语言清丽,意境深婉。据说这句词让皇帝李璟也十分嫉妒,一次他不无醋意地对冯延巳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延巳顺口回答:“不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这句回答有两解,一来暗示皇帝,写淫词艳曲的不是我一个人,陛下您也未能免俗;二来巧妙地奉承皇帝,我的这句词虽然好,哪里比得上陛下的名句,那才是千古少见的才情啊!冯延巳的机敏过人和善于逢迎由此可见一斑。

动荡不安的时代,醉生梦死的皇帝,巧于逢迎的大臣,纸醉金迷中的顾影自怜,浅酙低唱中的浑浑噩噩,成了五代大部分花间词人的共同的底色。男儿的豪气已经被脂粉气扫得荡然无存,唐诗的精神已经被儿女情长的呢喃冲淡乃至掩盖,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娱乐至死的香雾中。国家的沦亡,民生的凋敝,生灵的涂炭,在他们眼中,似乎都算不得什么。犬儒主义和及时行乐是几乎所有君臣共同遵奉的准则,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让男人蒙羞的“红颜祸水”

然而,与男性的普遍沉沦相对应,一位女子,却在一片末世的莺莺燕燕桃色文字之中,用自己的歌喉唱出了明亮却短暂的银色哀歌,这个女子就是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姓徐(一说姓费),是后蜀青城山人。也许正是清幽深邃的山色养育了女子的兰心蕙质,花蕊夫人从小就灵气逼人,长大之后更是才色双绝,因此被选入后蜀主孟昶的后宫,备受宠爱,赐号花蕊夫人。《能改斋漫录》评说,其意思是鲜花都不能与她的美丽相比,跟花蕊相较,她都显得更加美丽轻盈。

公元964年十一月,宋军六万伐蜀,蜀军十四万不战自溃,孟昶投降宋朝,花蕊夫人随其一起到了汴梁。赵匡胤早就听说花蕊夫人才华过人,便叫她赋诗一首,于是就有了花蕊夫人这首《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一句“更无一个是男儿”,足以使沉迷于酒色之中的须眉男子汗颜,足以使流连于花前月下的君臣蒙羞。也许,正是家国的一夜沦亡,使这个女子竟然拥有了超越那一时代多数男子的悲凉,而她也用诗歌来铸就了属于那个时代共同的感伤。

据说,在花蕊夫人跟随孟昶到汴梁的路上,经过葭萌驿站时,她还作了一首词: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

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词还没写完,军士催促赶路,于是这半首词就留在了驿站的墙壁上。后来有好事者看见,为它续写道:

三千宫女如花貌,妾最婵娟。

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这样的续作真让人哭笑不得:原词抒写国破家亡之悲,去国怀乡之愁,虽然只有半阕,却是字字泣血,声声啼泪,而续写之作竟将原作变成了后宫女人争风吃醋的无聊故事,恶俗到了极点,就连《本事词》也忍不住斥责:“成何语意耶!”按常理,这个续写的人,定是男子无疑,这也恰好是一个反讽:在这个衰亡的乱世,中国文人的风骨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奴颜媚骨的臣妾之风,逢迎争宠的奴婢之态。这些居庙堂之高的须眉男子,在面临家国破亡的关头,却只能作鸟兽散,不知他们在花蕊夫人面前,是否会感到惭愧。

可是,历史的荒谬就在于,当男人们因纸醉金迷断送了江山之后,却还要把女人拉出来做替罪羊,而女人的罪,就是她们的美丽和才华。周幽王被流放,据说是因为褒姒;陈后主亡国,则是拜宠妃张丽华所赐;孟昶丢了江山,根据“红颜祸水”的原则,当然是花蕊夫人的错。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的:“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不会错;而董卓可的确是给貂蝉害死了。”

花蕊夫人到宋朝之后,赵匡胤十分喜爱,几天之后,孟昶暴亡,太祖将花蕊夫人宠之后宫。当时还是晋王的宋太宗赵光义多次劝谏,认为花蕊夫人是蜀国亡国之祸根,必须除去,赵匡胤不听。一次兄弟围猎,花蕊夫人跟从,赵光义张弓搭箭瞄准猎物,突然回身射向花蕊夫人,弓弦响处,香消玉殒。宋太祖虽然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五代的烽烟和离乱,随着花间词的低吟渐渐地成为了历史的陈迹。虽然花间词在描摹景物、刻画内心等方面是诗歌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但是,由于相当一部分词人的人格低下、境界狭窄,以及大多数词作格调不高等原因,花间词一直不为人们称道,乃至于很多评论家闭口不言五代花间词。但是,我的宋词之旅却不能躲开这一段必经的路程,因为唯有经过这动乱萎靡的五十余年,我们才能进入下一段期盼已久的旅程;唯有经历过这些吟风弄月的词人,我们才有可能与下一位词人相遇。正是他,用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命,揭开了宋词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帷幕;也正是他,用自己黯然嘶哑的歌喉,把宋词从脂粉和酒精中唤醒,从委顿和狭隘中挣脱出来,为宋词撕开了一片苍凉但是却浩渺的天空。这个人,就是李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