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的噩梦

史书多将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为皇帝作为五代的开始，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作为五代的结束。前后历时仅五十三年。但是这五十三年，却是中国历时上最混乱动荡、最暗无天日的五十三年。

这五十三年，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更迭相替，延续时间最长的后梁，不过十六年，而刘知远建立的后汉，这个短命朝代，竟然只存在了三年。与此同时，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十国政权相继建立，中华大地，分崩离析。每一次政权的更迭，都建立在血泊和哀号之上；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将无数的冤魂拉入深渊。这其中，更不会少了文人的哀号和冤魂。

黄巢起义已经为唐王朝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公元884年，黄巢起义被扑灭，但是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也拉开了序幕。在这乱世之中，草莽英雄粉墨登场，而文人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惨祸，这惨祸，自黄巢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公元882年春天，有人在尚书省门上题诗嘲讽农民政权，黄巢部将尚让知道之后大怒，杀死了在该省任职的官员，又杀死京师所有会作诗的人，并将其他识字的人罚做仆役。

黄巢起义被扑灭之后，大权在握的朱温先后杀害了唐昭宗和唐哀帝，为了扫清自己篡位的障碍，嗜杀成性的朱温还残害了大批正直敢言的大臣。

据新旧《唐书》记载，朱温在手下李振的撺掇下，将朝中三十多位大臣聚集到白马驿，一夜之间将其全部杀害，并把尸体扔进黄河。李振对朱温说：“这些人平时都自诩自己是‘清流’，现在把他们投到黄河里去，让他们永为‘浊流’！”朱温“笑而从之”。

一次朱温和手下幕僚在一棵大柳树下乘凉，朱温随口说了一句：“这木头可以用来做车毂。”旁边就有十多个文士站起来附和：“的确可以做车毂。”谁知朱温突然脸色一变说：“大凡书生们就喜欢顺着别人说话来欺骗人，你们就是这样！做车毂应该用榆树，柳树怎么能用！”然后对左右说，“你们还等什么！”于是卫士上前，把这些书生全部用木棍打死。

除朱温的后梁之外，后唐、后晋、后汉几个政权的统治者们，其重视武人、凌辱文士的作风也是和朱温一脉相承的。武夫悍将们声称只要兵强马壮，就可以当皇帝，秩序、伦理、道德被践踏在脚下，父子反目，兄弟争位。司马光说，五代的时候，设立国君就像委任个小吏一样随意，改换国家就像换家旅店一样轻率。正所谓“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司马光《〈新五代史〉序》）政治混乱到了极点。

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文人的命运完全操纵在武夫的手中。这些武夫很多大字不识一个，多擅权不法，文人能够在这乱世中保住自己的性命已属不易，遑论致君尧舜，经国安邦！

盛唐以功业自诩，以诗歌来表达对那个伟大帝国的希冀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中唐盼望中兴，希望帝国能够回归昔日的辉煌的时代责任感也成为陈迹；

甚至晚唐，对昔日辉煌不再，帝国江河日下的惋叹也没人再提起。

帝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帝国，君王也不是以前那个君王。

国事、天下事，似乎已经不关文人之事。乱世中侥幸保住小命的文人们，不再像他们的先辈——王勃、陈子昂——一样，将自己的眼光放在山河和庙堂之上；也不像杜甫、白居易一样，用悲悯的目光关怀涂炭的苍生；甚至很少像王维、孟浩然一样，把自己的身体与心灵放逐到山水和信仰之中。谈国家、谈苍生显得太奢侈，也太危险，因此文人们开始把目光由社稷转移到了闺房，由塞外转移到了庭院，由建功立业转移到了儿女私情。唐诗的高歌，就转变为了花间的浅酙低唱。

且把江山·都换了浅斟低唱

在十国割据政权中，前蜀皇帝王建算是一个尊重文士的武人，他任用韦庄等一批文士为高官即是证明。这种相对的宽松政策外加秀丽的巴山蜀水，也使前后蜀成了当时文人难得的一个避难场所，以至于后人有的就直接把花间词派称作“西蜀词派”。

前后蜀君臣都好沉迷声色，醉生梦死。据清代叶申芗所著《本事词》记载：

前蜀主王衍好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燕支夹粉，号“醉妆”。

从王衍作的一首《醉妆词》中，我们依稀可以看见前蜀皇帝醉生梦死的情景：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在酒杯和女人堆里打滚的词，必然就带有浓浓的脂粉味。比如王衍描写宫人的罗裙：

画罗裙。

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

薄春。

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

这样的词，已经抛弃了三百年唐诗建立起来的宏大气魄与格调，变得跟齐梁时期的淫词艳曲无异了。

相比之下，后蜀主孟昶的审美品位似乎要高一些。他自己就曾经对臣下说：“王衍品行浮薄，喜欢作一些轻艳的词，我是不作这些的。”孟昶是写春联的鼻祖，他曾创作了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从此开启了中国贴春联的习俗，至今不衰。孟昶当蜀主的时候，觉得成都颜色过于单调，就下令让城上遍种芙蓉，盛开四十里。唐代以来，成都因织锦而被称为锦城，而从孟昶之后，成都又多了一个新的美称“蓉城”，这个美称一直沿用至今。

苏轼说，他七岁的时候，在眉山遇见一个姓朱的老尼姑，有九十多岁了，老尼说曾经跟随师父到孟昶宫中。一次天气很热，孟昶与宠妃花蕊夫人到摩诃池上避暑，作了一首词，老尼还能记得。苏轼说，这事过去四十多年了，老尼已经去世，没人知道这首词。苏轼也仅记得前两句，于是他就以此为开头，凑成一首《洞仙歌·冰肌玉骨》。

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虽然这首词大部分出自苏东坡之手，但是能让苏东坡有兴趣续写下去的词，本身应该不是泛泛之作，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孟昶的水平。《蜀梼杌》说孟昶“好学，为文皆本于理”，应该是有根据的。

《词林纪事》载有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清无汗》，有人说这就是那首原词：

玉楼春

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不过很明显的是，这首传说是孟昶的原词居然与苏轼续写的词惊人的相似，显然不是苏轼的记忆力太好。有后人指出，这首词其实是当时东京的士子隐括东坡词而来，这种解释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与前后蜀类似的是，五代时期的南唐也是当时难得的一个尚文好士的政权，而这种尚文好士似乎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上下竞相填词，君臣置江山社稷于不顾，如南唐中主李璟与大臣冯延巳就属此类。

冯延巳（903—960），又名延嗣，字正中。他学问渊博，文采飞扬。但是作为大臣，他却是尸位素餐，无能之极。据陆游《南唐书》记载，冯延巳曾经说：“先主李昪（指南唐先主李昪——笔者注）打仗损失几千人，就愁得吃不下饭，成天唉声叹气，这是地道的田舍翁，怎么能成大事。现在主上（李璟），数万军队在外面打仗，一点不放在心上，照常享乐，这才是有气魄的皇帝。”冯延巳在朝中结党营私，专横跋扈，和其他几个善于投机钻营的大臣被别人称为“五鬼”。但是他又多才多艺，这一点连他的政敌也十分佩服。当时的一个大臣孙晟曾经当面指责冯延巳说：“我文章十辈子都赶不上你，言谈诙谐，宴饮喝酒，我一百辈子都赶不上你。”但是孙晟紧接着又说，“说到谄媚奸诈，我万世都赶不上你。”（陆游《南唐书·冯延巳传》：鸿笔藻丽，十生不及君；诙谐歌酒，百生不及君；谄媚险诈，累劫不及君。）

冯延巳的人品为人鄙夷，但是在南唐他却做到了宰相，深得皇帝欢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主李璟也十分爱好填词。李璟流传下来的词作有四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

摊破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这首词虽然仍未脱花间一派的痕迹，但是语句中已经显露出后代宋词气象深远蕴藉的特点。特别是“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一联，回味隽永，余音袅袅，中主自己也十分得意。

而冯延巳最为人称道的，则是他那首《谒金门·风乍起》：

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这首词的第一句特别令人击节：春水如心，心如春水，风乍起，池水泛起的波纹，其实就是女子心中那隐隐的愁思。虽然以水纹比喻心中波澜并非冯延巳首创，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就有“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的句子，但是，平心而论，张若虚的诗句远比不上冯延巳的词那么语言清丽，意境深婉。据说这句词让皇帝李璟也十分嫉妒，一次他不无醋意地对冯延巳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延巳顺口回答：“不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这句回答有两解，一来暗示皇帝，写淫词艳曲的不是我一个人，陛下您也未能免俗；二来巧妙地奉承皇帝，我的这句词虽然好，哪里比得上陛下的名句，那才是千古少见的才情啊！冯延巳的机敏过人和善于逢迎由此可见一斑。

动荡不安的时代，醉生梦死的皇帝，巧于逢迎的大臣，纸醉金迷中的顾影自怜，浅酙低唱中的浑浑噩噩，成了五代大部分花间词人的共同的底色。男儿的豪气已经被脂粉气扫得荡然无存，唐诗的精神已经被儿女情长的呢喃冲淡乃至掩盖，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娱乐至死的香雾中。国家的沦亡，民生的凋敝，生灵的涂炭，在他们眼中，似乎都算不得什么。犬儒主义和及时行乐是几乎所有君臣共同遵奉的准则，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让男人蒙羞的“红颜祸水”

然而，与男性的普遍沉沦相对应，一位女子，却在一片末世的莺莺燕燕桃色文字之中，用自己的歌喉唱出了明亮却短暂的银色哀歌，这个女子就是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姓徐（一说姓费），是后蜀青城山人。也许正是清幽深邃的山色养育了女子的兰心蕙质，花蕊夫人从小就灵气逼人，长大之后更是才色双绝，因此被选入后蜀主孟昶的后宫，备受宠爱，赐号花蕊夫人。《能改斋漫录》评说，其意思是鲜花都不能与她的美丽相比，跟花蕊相较，她都显得更加美丽轻盈。

公元964年十一月，宋军六万伐蜀，蜀军十四万不战自溃，孟昶投降宋朝，花蕊夫人随其一起到了汴梁。赵匡胤早就听说花蕊夫人才华过人，便叫她赋诗一首，于是就有了花蕊夫人这首《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一句“更无一个是男儿”，足以使沉迷于酒色之中的须眉男子汗颜，足以使流连于花前月下的君臣蒙羞。也许，正是家国的一夜沦亡，使这个女子竟然拥有了超越那一时代多数男子的悲凉，而她也用诗歌来铸就了属于那个时代共同的感伤。

据说，在花蕊夫人跟随孟昶到汴梁的路上，经过葭萌驿站时，她还作了一首词：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

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词还没写完，军士催促赶路，于是这半首词就留在了驿站的墙壁上。后来有好事者看见，为它续写道：

三千宫女如花貌，妾最婵娟。

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这样的续作真让人哭笑不得：原词抒写国破家亡之悲，去国怀乡之愁，虽然只有半阕，却是字字泣血，声声啼泪，而续写之作竟将原作变成了后宫女人争风吃醋的无聊故事，恶俗到了极点，就连《本事词》也忍不住斥责：“成何语意耶！”按常理，这个续写的人，定是男子无疑，这也恰好是一个反讽：在这个衰亡的乱世，中国文人的风骨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奴颜媚骨的臣妾之风，逢迎争宠的奴婢之态。这些居庙堂之高的须眉男子，在面临家国破亡的关头，却只能作鸟兽散，不知他们在花蕊夫人面前，是否会感到惭愧。

可是，历史的荒谬就在于，当男人们因纸醉金迷断送了江山之后，却还要把女人拉出来做替罪羊，而女人的罪，就是她们的美丽和才华。周幽王被流放，据说是因为褒姒；陈后主亡国，则是拜宠妃张丽华所赐；孟昶丢了江山，根据“红颜祸水”的原则，当然是花蕊夫人的错。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的：“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不会错；而董卓可的确是给貂蝉害死了。”

花蕊夫人到宋朝之后，赵匡胤十分喜爱，几天之后，孟昶暴亡，太祖将花蕊夫人宠之后宫。当时还是晋王的宋太宗赵光义多次劝谏，认为花蕊夫人是蜀国亡国之祸根，必须除去，赵匡胤不听。一次兄弟围猎，花蕊夫人跟从，赵光义张弓搭箭瞄准猎物，突然回身射向花蕊夫人，弓弦响处，香消玉殒。宋太祖虽然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五代的烽烟和离乱，随着花间词的低吟渐渐地成为了历史的陈迹。虽然花间词在描摹景物、刻画内心等方面是诗歌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但是，由于相当一部分词人的人格低下、境界狭窄，以及大多数词作格调不高等原因，花间词一直不为人们称道，乃至于很多评论家闭口不言五代花间词。但是，我的宋词之旅却不能躲开这一段必经的路程，因为唯有经过这动乱萎靡的五十余年，我们才能进入下一段期盼已久的旅程；唯有经历过这些吟风弄月的词人，我们才有可能与下一位词人相遇。正是他，用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命，揭开了宋词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帷幕；也正是他，用自己黯然嘶哑的歌喉，把宋词从脂粉和酒精中唤醒，从委顿和狭隘中挣脱出来，为宋词撕开了一片苍凉但是却浩渺的天空。这个人，就是李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