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是前泾州知府滕子京被贬到岳州担任知府的第二年。这一年，他主持重修了洞庭湖边的名楼岳阳楼，按照惯例，他也邀请了一位文人写一篇文章来纪念此事。滕子京对这篇文章充满了期待，因为他请的人，是自己的同举进士，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大文豪——范仲淹。两个人都希望这篇文章能名垂千古。一千年后，历史证明，他们做到了。

自幼孤贫的勤学书生

端拱二年（989年），范仲淹出生在徐州，他的父亲范墉曾任职于吴越王幕府。范仲淹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孤苦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改嫁山东淄州一户朱姓人家，范仲淹也改名叫朱说（yuè）。

朱说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至今还流传着他勤学的佳话。朱家是当时的富户，但是为了励志，朱说二十一岁就到附近的醴泉寺读书，生活极其艰苦。每天他只煮一锅粥，凉了之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拌上一点韭菜和盐，就是一顿饭。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自己并不是朱家后人，便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独自前往南京（当时的南京即今河南商丘）读书。

在南京期间，朱说仍然昼夜苦读，由于经济拮据，仍不得不靠喝粥度日，甚至有时候粥都不能保证。他的一位同学知道之后，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于是给朱说送来了许多饭菜，可是直到饭菜放坏，他还是一点都不碰。问及原因，他说：“我很感激你的厚意，但是如果现在就习惯了丰盛的食物，以后就喝不下粥了。”他晚上读书疲乏了，就用凉水浇脸，然后继续苦读。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朝拜太清宫，路过南京，全城万人空巷，争睹天子容颜，只有朱说闭门读书。别人来叫他，他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就在第二年，他果真中了进士。

得中科举的朱说终于实现了自己脱离朱家独立生活的心愿。他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这是一个从九品的小官。上任之后，他就把母亲接来，赡养侍奉。两年后，他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这时候，他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刚直不阿的“三光大臣”

范仲淹入仕之后，最初十多年一直担任地方小官员。据史载，每到一处，他总是关心百姓疾苦，兴利除弊。加之他学识渊博，因此声望很高。当时的应天府知府晏殊听说他的才名，专门请他来创办学校。范仲淹担任学官尽心竭力，把自己的俸禄都用来奉养四方士人，学者们“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宋史·卷三一四》），但是范仲淹的兴趣显然不仅仅在教育上。

据《宋史》本传记载，范仲淹担任学官的时候，就向皇帝上了一封万言书，提出了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等施政措施，条条击中北宋王朝的积弊，轰动一时。经过晚唐五代对文人的滥杀之后，很多文人不愿涉足政治，以悠游卒岁为时尚，但是范仲淹却常常纵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说：“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的风骨，从他对待刘太后垂帘事件中可见一二。

宋仁宗登基时年仅十三岁，在晏殊的建议下，由章献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这天，太后要接受皇帝率领百官的朝贺，范仲淹上书极谏，认为皇帝侍奉太后属于家事，应该用家人礼，不应该让百官同时跟随朝贺太后；还上书请太后归政。汉代的杜根也做过同样的事，他曾经上书劝当时的邓太后归政皇帝，结果邓太后大怒，叫人把杜根抓起来装在布袋里摔死。幸好行刑的人仰慕杜根的人品，没有用力，杜根被摔昏死过去，又被扔到城外。邓太后不放心，派人检查，杜根装死，眼睛里长出了蛆虫，才让邓太后相信他已死，杜根以此侥幸逃生。也多亏宋代对大臣言事的优容，范仲淹上书触怒了太后，也仅仅是被贬河中府。

章献刘太后去世之后，朝廷一帮大臣又趁机跳出来指责太后生前的不是，而仁宗因为谣传生母李妃可能是为刘太后所害，也对刘太后十分不满。这时曾被刘太后迫害的范仲淹却站出来说：太后受先帝遗诏，护持陛下十多年，应该掩其小过，以保全太后的圣德。（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宋史·卷三一四》）可见其君子之风。

不过刘太后对权力也太过于贪恋，她去世前还留下遗诏，要杨太妃担任皇太后，继续她的事业垂帘听政。这时候范仲淹又激烈反对：“今天一位太后去世了，又立一个太后，天下人将会怀疑陛下没有一天能离开母后的帮助了。”刚刚得到实权的仁宗当然不会再生活在太后的羽翼下，加之范仲淹的进谏，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代发生旱灾和蝗灾，范仲淹请求朝廷派使者赈灾，可是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对仁宗说：“如果宫中半天不吃饭会怎样？”皇帝无言以对，只好派他去安抚灾民。

而范仲淹的直谏也惹得皇帝十分不快，不久，便借口郭皇后被废事件，把范仲淹贬到睦州去担任知府了。范仲淹每到一地，都兴利除弊，政绩卓然，几年之后又被召回朝廷。已经经过两次贬谪的范仲淹似乎并没有汲取教训，而是直言不改，这次，他针对的目标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吕夷简。

吕夷简是北宋重臣，史载“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诋，帝眷倚不衰”。但是吕夷简任人唯亲，把自己的亲信、党羽都安插在要职上。而刚回京师不久的范仲淹对此十分愤怒，他将京官升迁情况绘制成了一幅《百官图》，一一指出一些官员被破格提升，其实只是因为宰相在假公济私，吕夷简十分恼怒。

北宋官制冗杂，军事颓败，经常受到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范仲淹上书说：“洛阳地势险固，而汴京四方受敌，太平的时候应该定都汴京，而天下有事的时候应该建都洛阳，现在就应该在洛阳营建宫室。”皇帝问吕夷简的看法，吕夷简说：“这不过是范仲淹的迂腐之论罢了。”范仲淹与吕夷简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后者指控范仲淹结党营私，于是范仲淹又被贬谪到了饶州。

范仲淹虽然三次被贬，但是声望却与日俱增。第一次被贬时，亲朋们为他送行，说：“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三次被贬还有人称赞他说：“此行尤光。”范仲淹大笑说：“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

载喜载悲的羁旅之思

虽然面对贬谪，范仲淹表现出的似乎是智者的乐观和通达，但是，当送行的亲友都各自散去，词人独自踏上这漫漫的羁旅之途的时候，心中浮起的，恐怕还是深深的孤独与悲凉吧？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男人的眼泪，只能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悄悄流出。

秋天的天空总是那么高远，但高远得让人感到更加的空寂和凄清。黄叶凋落，漫天纷飞，似乎是词人随风飘零的命运。地平线那端，是词人前往的目的地，也是词人未知的命运。这萧瑟的秋季，最容易激起迁客骚人的无限愁思。去国怀乡，忧馋畏讥，满目萧然，怎能不让人感极而悲呢？夕阳西下几时回？词人更在问自己：又一次离开京城之后，自己还有回来的那一天吗？

战士的泪，映着宝剑的寒光，滴落在酒里。这样的夜，词人心里浮起的，还是家乡依依的垂柳，飘飞的雨雪吧。不眠的词人盼望在这孤寂的夜里能够做到关于家乡的梦，可是，真正做了这梦，醒来时，难道不会后悔一晌贪欢吗？羁旅宦愁是士人不变的主题，对正直敢言的范仲淹来说更是如此。在这黄叶飘飞的秋季，词人再次离开，怀着对故土无尽的眷恋，但是，却没有丝毫的悔意，更没有奴颜媚骨的哀求。

多年以后范仲淹写出了那句传诵千古的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这里的泪，并不是词人哀叹自己仕途坎坷的泪，而是映射出对乡梓无限眷恋的泪，这泪折射出的光辉，给后来无数遭受挫折者，照亮了离开家乡的路。

两百多年后，元代的王实甫在《西厢记》里化用了范仲淹这首词的前两句。在张生上京赶考时，崔莺莺长亭送别，满怀凄怆地唱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别离的愁思，穿越了时空，被不同的人吟唱，被不同的人品味。而每当我们再次仰望这秋天湛蓝高远的天空时，也会想起一千年前那位倔强而刚强的男人，也会看到发黄的书页上，那滴没人看见的泪。

无可奈何的边关愁绪

我曾在拙著《在唐诗里孤独漫步》中谈道：

每个朝代都有边境，但却不是每个朝代都有边塞。边境是一个地理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山川、界河、烽火台；边塞是一个审美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大漠孤烟、夜雪弓刀、金戈铁马。或者说，边境是现实化的边塞，而边塞是诗化的边境。而要将边境诗化为边塞，不仅要有雄厚国力支持下的国民豪迈的自信，也要有能在沙场和诗坛两个战场都能纵横驰骋、游刃有余的诗人。

因此，汉代有边塞，唐代有边塞，而到了宋代，连称边境都勉为其难，最多只能称边关了。而边关，只能意味着固守防线，用消极的防御来维持暂时的平安罢了。

景祐五年（1038年）十月，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夏每年交战，宋军每战必败。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并请知延州（今陕西延安）。

宋代对军事的忽视在与外族作战中被充分暴露出来。范仲淹到任之后惊奇地发现，宋军很多骑兵竟然不会披甲上马，射手们射出的箭竟然就落在一二十步开外。“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王伦反叛的时候，一些州县官弃城而逃，朝廷要全部诛杀这些人，范仲淹就指出：“朝廷平时讳言武备，敌人来了却要官员为国家而死，这样做是正确的吗？”在他据理力争之下，这些守令得以保住性命。

面对西夏的崛起和宋朝军事的衰朽，范仲淹认为应该固守边关，坚壁清野，使敌军无隙可乘，于是他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部属。但是好大喜功的大臣们却还高叫出击。庆历元年（1041年），宋军进攻西夏军队，好水川和定川寨的两战，损失兵将一万余人。节节失利之下，宋仁宗被迫放弃了主动出击的战略，而采用范仲淹固守边隘的主张。

范仲淹将延州建设成西北边境坚不可摧的堡垒，西夏人把他称为“小范老子”，以区别于以前频频丧师失地的范雍，还说“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万雄兵”。

范仲淹是北宋少有的了解军事的大臣，皇帝对他十分倚重。当时大将葛怀敏在定川战败，敌人大举入侵，关中震恐，百姓纷纷逃亡山中。范仲淹率领六千士兵从邠州、泾州驰援。定川之败的消息传到朝廷时，仁宗指着地图对左右说：“如果范仲淹能够出兵救援，我就无忧了。”后来范仲淹出兵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大喜说：“我就知道范仲淹是可用之才啊！”

但是，这样的坚守却是无可奈何之下的权宜之计，也就在这里，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秋思》。

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朝的边关，已不再有“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战功，也不再有“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豪迈。衡阳的大雁去了又来，来了又去，而驻守边关的将士却不知何时能够回到故乡。暮色渐起，戍角悲鸣，层峦叠嶂之下，孤城紧锁，天地一片怆然。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悲凉，这样的无奈，这位坚强的男人的凛凛生气却没有被湮没。即使是悲，也不愿是悲哀，而宁愿是悲壮；即使是被迫退守孤城，心里也总挂念着建功立业。明代沈际飞说，“燕然未勒”句，悲愤郁勃，那些穷塞主哪里能有这样的词句！（参见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

的确，真正伟大的作品，需要有伟大心灵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心灵，不是醉生梦死、蝇营狗苟之辈能拥有的。当文人们还沉醉在花间的旖旎、婉约的柔情之中的时候，范仲淹用一首词撕裂了漫天的花雨，露出了青黑色的天幕，宋词的那一个辉煌的时代，即将到来。

四面湖山归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事实上范仲淹一生中从未到过岳阳楼。滕子京请他写文章的时候，范仲淹刚因为“庆历新政”失败，而被贬到邓州（今河南邓州市）。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宋夏局势有所缓和，范仲淹被调回东京，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此时，北宋官僚机构越来越冗余，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宋仁宗委派范仲淹等人实行改革。范仲淹很快呈上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包括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限制高官推荐人做官、严密贡举制度、修整武备等十条改革建议。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于是，北宋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范仲淹罢免了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员，一次，枢密副使富弼有些担心地说：“您这样勾掉了官员的名字罢免他们，恐怕他们一家人都会痛哭啊！”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路是宋代的行政单位之一）

“庆历新政”和很多改革一样，触动了权贵的既得利益，于是，也和很多改革一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仅仅一年，在巨大的压力下，宋仁宗宣布废除一切新政，并将范仲淹贬到了邓州。就在这时，滕子京请求范仲淹为重新整修的岳阳楼作一篇记。

坐在邓州的花州书院里，范仲淹写下了这篇名垂后世的《岳阳楼记》。此时，他眼前也许浮现出了屡次被贬途中的悲凉，远谪遐荒时的痛楚，薄暮冥冥，虎啸猿啼，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这样的心情，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断然不能写出的。也许词人又想起了自己多次被重新起用时的志得意满：把酒临风，宠辱偕忘，其喜洋洋者也。面对想象中浩荡的湖水，范仲淹终于明白了，人生总要历尽磨难，尝尽痛苦，但是，在更高的维度面前，这些都不重要，真正的男人，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这更高的维度，便是作为一个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作为一个士人，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于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穿越千山万水，从邓州的这个小院里，传到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响彻在这碧水蓝天之际：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在写完《岳阳楼记》七年之后，皇祐四年，范仲淹去世，谥号文正。范仲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词人，他的词留传到现在仅有数首。但是，他用自己的人生为宋词之旅插上了一个显明的路标，这个路标指向以前从未有人指过的方向。于是，词人们开始寻回在晚唐五代时期丢失的风骨，寻回士大夫的精神。宋词开始逐渐走出男欢女爱的苑囿，用唐诗的精神去关注天下苍生，用杜甫白居易的眼光去凝视时代的悲凉。

范仲淹在祭拜东汉著名隐士严光时，曾写过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这篇文章的结句，也许正好可以为范仲淹自己做一个精彩的注脚：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