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唐宋散文八大家，唐朝占了两个（韩愈、柳宗元），宋代占了六个。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宋代的六个名家中，除了王安石之外，剩下的五个都是欧阳修团队的成员以及他自己（三苏和曾巩都算是欧阳修的学生）！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欧阳修不仅是当时最好的文学家，更是一个善于发掘人才、奖进后学的文坛导师。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四十七岁的眉山人苏洵带着十九岁的长子苏轼和十七岁的次子苏辙来到了京城，为两个儿子准备参加下一年的礼部考试。川人多狂放，苏洵也不例外，可是他再狂，也没有想到，自己和儿子们的这一次出门，将使他们三个成为继曹操三父子之后更为著名的父子文学家，和“三曹”一样，他们被称为“三苏”。因为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命运的安排下，北宋当时最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已经等候他们多时了。

爱才如命的文坛盟主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欧阳修童年生活艰难，四岁丧父。母亲郑氏含辛茹苦抚养儿子，家贫，买不起笔墨，于是母亲用芦荻划地，教欧阳修学习写字。这个故事至今传为佳话。一次，欧阳修在别人家偶然看到一本唐代文豪韩愈的文集，为之倾倒，发誓一生要赶超韩愈。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二十三岁的欧阳修以甲科第一的成绩得中进士，被任命为洛阳推官，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交游，从此文章闻名天下。

之后，欧阳修历任馆阁校勘、右正言、龙图阁学士等职。在他担任馆阁校勘时，范仲淹被贬，欧阳修极力为之申辩。当时的谏官高若讷认为应该贬黜范仲淹，急公好义的欧阳修竟不顾大臣礼节，给高若讷写信痛骂他：“范仲淹为人刚正，通古博今，在位的大臣无人能与他相比。他无罪被驱逐，而你作为谏官不能分辨忠奸，还有脸见士大夫，出入于朝廷，你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宋史·高若讷传》：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比。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辨，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恼羞成怒的高若讷向皇帝告状，把欧阳修的信交给了皇帝，于是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县令。

后来，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念及欧阳修对自己的救护，于是想请欧阳修担任自己的掌书记，欧阳修笑道：“以前我的行为，难道是为了一己私利吗？我跟大人可以同退，但是不想跟大人同进。”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又担任谏官，仍然无所顾忌，直言敢谏，很多大臣视他为仇敌，皇帝却对欧阳修十分赞叹。当时谏官是七品官职，皇帝特地下诏赐欧阳修五品官服以示褒奖，还对别人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

欧阳修声名之盛，连外族对之都十分景仰。欧阳修出使契丹时，契丹国主请他赴宴，并命令四个贵人陪同欧阳修，国主对欧阳修说：“这种待遇是不符合礼制的，因为您的名位很重，所以才这样做。”在经过了官场的几起几落之后，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担任了当年科举的主考官，就在这时，来自眉山的三父子进入了他的视线，也进入了中国文学史的视线。

一到京城，苏洵就精心挑选出自己的二十二篇文章献给欧阳修，欧阳修大为激赏，将苏洵的文章交给朋友传看，一时间老苏名噪京师，并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参与了《太常因革礼》的编撰。不久，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就走进了大宋礼部的考场。

宋代的科举制度比起唐代来，已经完善了许多，考生的试卷都要密封，糊上名字。为了防止考官与考生串通作弊，考生交卷之后，还要由专人将试卷誊抄一遍才交给考官。因此，当欧阳修看到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叹赏不已时，很自然就想到，这篇优秀的文章很可能出自自己的学生曾巩之手。欧阳修很想将此卷评为第一，但是又怕别人说自己袒护门生，因此评为了第二。试卷公布之后，欧阳修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苏轼。

考试之后，一天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有一段尧和下属的对话，我以前没有见过，是出自哪本书呢？”苏轼大大咧咧地回答：“哪本书都没有记载，是我想当然写的。”欧阳修不以为忤，反而十分赞叹苏轼的胆识与坦荡。欧阳修对苏轼的赏识毫不隐讳，他曾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甚至对儿子说：“三十年后，将无人提起老夫，只会读苏轼的文章。”欧阳修的眼光令人钦佩，而他爱才的赤诚和胸怀之坦荡更是令人景仰。

在这次考试中，苏轼的弟弟苏辙、欧阳修的学生曾巩也高中进士，于是，嘉祐二年（1057年）这一年，“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代的四位（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在欧阳修的带领下，正式迈入了中国文坛。

不过，欧阳修主持的这一次考试，却在当时的文人中激起了轩然大波。

独振新风

少年时看到的韩愈文章不仅激起了欧阳修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更是奠定了他的文学观念。北宋初年，文坛追求一种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杨亿、刘筠、钱惟演曾经合编了一本《西昆酬唱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生纷纷效法，称为西昆体。这种体裁少有现实内容，多为酬唱之作，堆砌典故辞藻。在欧阳修之前，就有人对西昆体提出了严厉批评，而欧阳修主持文坛之后，更是提倡言之有物的古文体，于是西昆体逐渐销声匿迹。

但是，一些学者对西昆体的批评矫枉过正，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当时以太学生为主的青年士子摒弃了西昆体华而不实的文风，走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他们的文章以引经据典为时尚，以佶屈聱牙为高明，故弄玄虚，自我标榜。如果说西昆体的关键词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的话，太学体的主要特征就是故作高深，借以吓人，颇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些绞尽脑汁不说人话的学术论文。

欧阳修对西昆体的浮靡十分反感，对太学体的艰涩也很不以为然。因此，在他主持的嘉祐二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中，凡是写太学体文章的士人全部被他判为不合格而落第。这些士子大多是太学推选上来的优等生，消息传出，一片哗然，下第的士子们守候在欧阳修上朝的路上围攻欧阳修，连巡逻的兵丁都无法制止。有人甚至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投至欧阳修家，诅咒他早死。这次事件虽然给欧阳修带来了一场风波，但是自此以后，北宋的文风还是逐渐被扭转了过来，“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参见欧阳发等述《先公事迹》）

欧阳修对自己的文章也是精益求精，他曾说自己做文章多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足见其勤奋。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修改文章不知疲倦，夫人问他：“难道现在还怕先生批评吗？”欧阳修笑道：“不是怕先生批评，而是怕后生笑话啊！”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欧阳修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结束之后，欧阳修又自著《新五代史》，比起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篇幅只有它的一半，但是记载的史实却是《旧五代史》的数倍，而且纠正了《旧五代史》的很多错误。（《先公事迹》：“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至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是二十四史中文学水平较高的两部。其中，《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是高中语文重点篇目，而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也是初中教材的保留篇目。

在诗歌上，欧阳修也造诣颇高，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著名的“诗穷而后工”观点，就是他在这部书里提出来的。至今《六一诗话》仍是研究诗歌的学者的必读书。

欧阳修散文和诗歌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在词上，却有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

欧阳修留词数十首，题材广泛。但是元人吴师道说，欧阳修那些粗鄙猥亵的词格调太低，不可能是欧阳修所作，“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这种为尊者讳的说法其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是很明显的是，吴师道并不十分了解宋代的民俗，更不了解欧阳修的个性。

据《本事词》记载，欧阳修在任河南推官时，跟一个歌妓感情深厚。有些下属认为欧阳修“有才无行”，经常向他的上司西京留守钱惟演打小报告，但是钱十分惜才，从来不以为意。一天，钱惟演大宴宾客，欧阳修和那个歌妓迟迟不来。过了很久，两人才到，在座位上还眉目传情。钱惟演责问歌妓为何迟到，歌妓说：“天气炎热，我在凉堂睡着了，醒来发现金钗不见了，欧阳推官帮我寻找，所以才迟到。”钱惟演也不过分责怪，说：“你如果能让欧阳推官写一首词，我便不追究你迟来之过，还可以补偿你的金钗。”欧阳修即席填词一首：

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在座无不称善，钱惟演也令公库补偿了歌妓的金钗。

需要注意的是，与欧阳修缱绻缠绵的是官妓。宋代歌妓有三类：官妓、家妓和私妓。官妓又叫营妓，为官府豢养，主要供官员娱乐时遣用；家妓是士大夫家养的歌妓，除了唱词佐饮之外，有的兼作主人的侍妾婢女；私妓以卖艺为生，兼卖身。宋代明确规定：官员不得与官妓发生关系，违者双方均会受到重处。仁宗时触犯此规定而被贬的官员屡有其人，例如一个叫蒋堂的官员就是因为与官妓有私而被贬河中府。祖无择担任杭州知府的时候，有人说他与官妓薛希涛私通，王安石负责审理此案，结果薛希涛被拷打致死，也没有承认她与祖无择的私情。直到南宋，这条禁令依然存在。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因为不喜欢天台郡守唐仲友，便诬陷他与官妓严蕊私通，严蕊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受尽了拷打，但是仍然不肯承认。

由此可见，欧阳修与官妓相恋，是冒着受罚的危险的，因此他的同僚说他“有才无行”也并不是诬陷。不过好在他有一个惜才爱才而且通情达理的上司钱惟演，欧阳修才没有因此而受到惩戒。

宋词的历史应该感谢钱惟演，正因为他的宽容，才让欧阳修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佳作：

南歌子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去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

“宋代文化表现出一种人的解放的文化精神，这种‘人的解放’，事实上也包括妇女的解放。宋代妇女解放的评价视角，一是男人世界之妇女观发生改变，男人已肯定妇女也是‘人’，与男人有同等的人的价值。”（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当宋词不再像齐梁诗歌那样将女性当玩物的时候，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便绽放出了不同寻常的光彩。这首《南歌子·凤髻金泥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新嫁娘的娇憨可爱的形象。少妇还未脱去少女的天真，与夫君缠绵闺房，时而要丈夫模仿汉代张敞为自己画眉，时而依偎着丈夫。可是新婚宴尔的甜蜜早已使新嫁娘忘记了手里的女红，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故作认真地请教夫君鸳鸯两字如何书写。

汉代的京兆尹张敞爱为妻子画眉，有大臣揭发他无大臣威仪。当皇帝责问的时候，张敞满不在乎地回答：“闺房之乐，有甚似画眉者。”弄得皇帝也无话可说。看来，欧阳修也是深谙此道，不然，这位新婚的少妇何以在至今的一千多年来都在撩动人们的情思呢？

欧阳修的词虽然也是以描写女性形象为主，但是已经渐渐洗脱了花间词的脂粉气，而走向清疏峻洁，让人玩味。因此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评价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幸福的时光即使再长，也会被分离的苦痛分割至于无形，也许，这就是诗歌中别离永远是不变的主题的原因吧。江淹《别赋》里首句便感叹：“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那个登楼远望的人，何时才能看到视线尽头的思念？

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离别的日子，竟是在这草长莺飞的三月，满怀荡漾的春潮此时竟变成了难以名状的苦水。青青的杨柳已不再赏心悦目，纵然折下千条万缕，也拼不出一个“留”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形的离别之路丈量着无形的相思之愁，终于将无形化为无穷，随着春水，流到天涯海角。从此，只愿思念能穿越层峦叠嶂，陪伴在一个人的身边。

登楼远望的女子，想把自己的心放在那条遥远的地平线上，因为她想，这样，就会离他近一点了吧？可是，无数次的登临，无数次的远望之后，女子终于明白了，地平线那边，是山，山那边，还会有更多的山，而他，就在更多的山的另一边。目力的有限与思念的无限此时化作了一把剪刀，而女子的思绪与离别时的柳条互相缠绕着，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更多的时候，这个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女子，只能静静地守在那深深的庭院中，带着自己都不相信的希望，默默地等待。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前文提到的被朱熹诬陷的严蕊，在历经严刑拷打之后，始终不承认自己跟唐仲友有私情，案子未结，朱熹被调走，严蕊写了一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表明自己的心志：

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继任的岳霖怜悯其遭遇，释放了她，后来，严蕊被判从良，被一个官员纳为妾。

虽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几乎遭杀身之祸，但是严蕊的命运在官妓里面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毕竟，她有了一个还算正常的未来，可是大多数歌妓，只能在无尽的幻想和期待中，逐渐老去。

深深的庭院，似深深的心思，已经很久没有人经过了。春天的柳如烟，又如重重的幕幛，顽强地挡在女子和离去的人中间。那个骑着马的男子什么时候还会如初见时那般出现？他曾经许下的承诺是否会如他所说真的能够实现？

没有未来的女子害怕，害怕连过去也要失去。他离去的路已经湮没在柳荫中，不复得见，又是一个春天，难道他不知道，江水流春，一去不回？女子不敢再想，不敢再问，因为每一次苦苦的追索之下，得到的总是同一个答案。风乍起，落红满径，残花飞舞，似女子无助而注定飘零的未来。

有人说，这首词是借女子口吻来抒发作者自己不得志的苦恼，是“香草美人”笔法，这种说法和吴师道为尊者讳的观点是同等的荒谬。腐儒们总是一边凌辱着女人，一边又生怕跟女人扯上什么关系，丢了自己的身份。倒是欧阳修的率性让人感觉可爱：大胆地爱，大胆地用情，大胆地同情，用词人的歌喉吟唱出女子内心的秘密。也许，这也是这首词深得女性喜爱的原因吧。李清照就曾经说：“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阙。”的确，三字连用，在诗歌史上也有其例，如“夜夜夜深闻子规”，又如“日日日斜空醉归”，以及“更更更漏月明中”（《词林纪事》），但是，哪句能像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一样，让人玩味，让人感叹呢？

词家醉翁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失败，参与新政的官员均被贬谪。欧阳修作《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尖锐地指出：“今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疏上，遭到阻挠改革的大臣的忌恨。有人借口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犯法，趁机说欧阳修与张氏有私，并勒索张氏钱财，将欧阳修牵连下狱。中国人习惯挥动道德大棒来攻击对手，水一经搅浑，便再难以澄清，这招从古至今被阴谋家们屡试不爽。所谓的欧阳修与外甥女有私情的案子后来经查明纯属诬蔑，但是欧阳修还是被贬为滁州知州，而就在这里，他写出了名动千古的《醉翁亭记》。如果说欧阳修被贬滁州是滁州之幸的话，不久，命运之神又把这种幸运赠给了繁华富庶的扬州，因为三年后，欧阳修就离开滁州，担任扬州知州去了。

扬州城外有一座叫蜀冈的山丘，丘上有唐代鉴真和尚出家的大明寺，欧阳修在公务之余，常去探访。词人心爱此地风景优美，于是就在大明寺附近修建了平山堂。《扬州府志》说：

平山堂在郡城西北五里大明寺侧，宋庆历八年，郡守欧阳修修建，负堂遥眺，江南诸山皆拱揖槛前，山与堂齐，故名。

陆游在《避暑录话》中说，欧阳修每到暑时，便“凌晨携客往游”，派人到邵伯湖摘千朵荷花，插在盆中，又让众宾围坐，“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浸夜，载月而归。”（后来看到电视里时尚女生扯花瓣占卜：“他爱我，他不爱我……”敢情这游戏欧阳修早就开始玩了）这种景象，极似欧阳修《醉翁亭记》里描写的欢乐场面：

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座而喧哗者，众宾欢也。

想必，在欢乐的宾客中间，“苍颜白发”的诗人也是跟在滁州时一样，“颓然乎其间”吧？

中国古人往往在仕途失意之时，便纵情山水，慰藉心灵。虽然“人与自然冲突最大表现就是自然对人的沉默和不屑一顾”（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然而，即使自然对渺小可笑的人类不屑一顾，当人类置身于伟大恒久的自然时，却还是会从心底涌起对沉静庄严的山水的景仰，从而也开始反思暗流涌动的人世的可笑、蜗角虚名的可怜，由此得到一种在尘世中罕能得到的升华。

这种升华往往只有经历了风雨之后的人才能拥有。叶嘉莹先生说：“欧阳修富于遣玩的意兴，很有欣赏的兴趣，……他遣玩的意兴都是对一种伤感、悲哀的反扑，而这也是为什么欧阳修同样写游赏宴集，听歌看舞，却一点也不肤浅，反会使人感到包含有一种人生之哲理的缘故。”（叶嘉莹《北宋名家词选讲》）

此时，被贬的欧阳修是孤独的，但是，“人生之中，有很多深刻的思想都是在孤独的时候产生的，有的时候，寂寞和孤独也能成全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毁损一个人，结果如何，全取决于一个人对之采取的态度。”（同上）

朝中措

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欧阳修在扬州任上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多年后，他的朋友刘敞（字原甫）将出镇扬州，欧阳修便以这首《朝中措·平山堂》送行。

词人记忆中的平山堂，想必还是那样的清秀而美丽吧，美得如王维的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堂前，有词人种下的垂柳。东晋桓温看到金城中自己亲手栽植的柳树现已合抱，不由得感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乃至泫然流涕。这种世事无常之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越来越强。可是，历尽迁谪之苦的词人既没有满腹的牢骚，也没有桓温这样的痛楚。春风几度，白驹过隙，但是如果只是感世伤时，不但于事无补，更是辜负了这大好春光。何不“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这样的豪气，从晚唐五代以来的中国诗坛已经久违了，因为只有具备乐观自信、豪迈强健的生活态度，才能有如此的潇洒和飘逸。遭遇贬谪之苦的词人并不是没有痛苦，他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须发就全白了，皇帝看到都为之恻然。词人的肉体也许是衰朽的，但是他的心灵却是强大的、倔强的，因此也是伟大的。欧阳修让人们明白，宋词之旅即使走在远窜遐荒的路上，都仍然能够保持着那一份开朗和坚强，能够保持着那率真而纯净的微笑。

欧阳修去世八年后，苏轼也担任了扬州太守，一次，他登临平山堂，缅怀自己的恩师，作了一首《西江月·平山堂》：

西江月平山堂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此时的苏轼，已经在无数次的困厄中，继承下来了老师的淡然微笑，并用这豁达的微笑来面对以后还会遭遇到的挫折。而这微笑的心态，又由苏轼传之后世，于是，后代无数身处逆境的读书人，都从这种心态当中，获得了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