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铨·敢杀秦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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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午上高宗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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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1.

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金国使臣在宋臣王伦的陪同下到达南宋都城临安,即将展开新一轮的宋金和谈。就在前一年里,被囚于金国的宋徽宗和宁德皇后(宋钦宗的生母)先后去世,灵柩能否顺利返还宋境,对于南宋君臣而言既是一个国家感情问题,又是一个事关国体的问题。所以和谈似乎势在必行了。

主动权虽然掌握在金人的手上,宋高宗却并不十分担心,因为自己这边正有精明干练的宰相秦桧主持大局,和平的解决方案总还是可以期许的。只是那些天天如乌鸦一般聒噪的主战派啊,天晓得又会搞出什么乱子?!

倘若我们可以站在金人的角度,一定会感叹这回派出来的两位使臣实在是太有大国荣誉感了。下榻使馆之后,他们并不肯入朝觐见宋高宗,而是要求宋高宗到使馆来跪接诏谕。是的,他们的身份是“江南诏谕使”,是到江南属国发布上国之诏谕的,礼仪上的尊卑问题不容有半点差池。

若站在宋朝士大夫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和侮辱。

有人愤愤地说:“小孩子是最不懂事的,可如果指着猪狗让小孩子跪拜,就连小孩子也会发怒。金国人就是猪狗,宋人一个个跪拜在猪狗脚下,连小孩子都觉得羞耻,难道皇帝能够忍心如此吗?!”

若有人私下发出这样的议论,分明是上犯天颜,将皇帝骂作猪狗不如,旁人未必有胆量附和,但这番话并非私下议论,而是认认真真写在表章里递交给皇帝看的。这个胆大包天的人就是胡铨,当时他不过是一名低级文官。

2.

胡铨的这份表章慷慨激昂,洋洋洒洒数千言,被称作《戊午上高宗封事》,传为南宋的一篇名文。胡铨写作的时候,想来已经彻底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了。文中郑重提议,应当将秦桧、王伦等人斩首示众,扣留金国使者,责以大义,再出堂堂之师渡江北伐,如此则士气人心必将大振。若不能如此的话,自己甘愿投海自尽,也不愿在这个小朝廷里苟且偷生。况且以金人的一贯作风,绝不是跪拜称臣、纳币输捐就可以使他们守信的。

这份奏章写出了太多人的心里话,以至于有同情者将其刊印出来,四处散发。不幸这正好让主和派找到了口实,说胡铨煽动舆论以胁迫朝廷,罪不可赦。秦桧的恼羞成怒是可想而知的,随即将胡铨贬谪广州监管盐仓,数年之后又将他发配到更偏远的新州编管。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通观两宋,只有宋高宗在非常时期杀过两人而已,后来还给予相当程度的平反,所以远贬边荒已经算是极严厉的惩罚了。

这样的结局对于胡铨而言并不十分意外,他从从容容地踏上了光荣的荆棘路,在新州瘴疠之地以履险如夷的心态过起了写诗填词的日子。但官场最不缺的就是落井下石的人,当地郡守张棣时刻留意着胡铨的创作动向,他知道胡铨的词卷里一定藏着自己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果然过不多久,张棣就如获至宝般地将胡铨的一阕新词献给秦桧,当然,还附上了自己深情款款的批语,很为秦丞相不平。

这首词调寄《好事近》,真是一个太有反讽意味的词牌啊: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

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

欲驾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

大意是说,自己做官并非为了富贵,无奈因为刚直不阿被远贬荒蛮,这时局容不得正直的人啊;心中虽有思归之念,却无奈豺狼当道,前路不通。豺狼究竟在影射哪个,自然不言而喻。豺狼确实当道,秦桧以睚眦必报的姿态再将胡铨贬到更为偏远的吉阳军去。吉阳军就是今天的海南三亚,但当时的三亚不是旅游胜地,而是士大夫贬官旅途中的天涯海角。

3.

胡铨就这样拖家带口,再次跋涉于瘴疠之地。张棣特地在自己的部下中挑选了一名向来以严苛著称的人负责押解。胡铨一家人一路上所受的虐待可想而知,就连沿途的路人都为之哀伤落泪。

当行至雷州,即将渡海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番变故:雷州官吏例行搜检,从押解者的行囊里搜出了私茶。照理说官官相护,有官吏借公事发一点私财并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人会认真搜检,就算真的搜检出来,也不会有人认真处置。

但这一次雷州太守王彦恭偏偏要认真一回,将押送胡铨的使者通通逮捕起来,以铁面无私的精神将他们按律定罪。使者既然全部被收押入狱,胡铨这干人犯总还是需要有人押送的,于是王太守“不得不”派出自己的下属接替这个差事,当然,还顺带给了胡铨一家人丰厚的馈赠。若不是有王彦恭的襄助,胡铨断断不可能生至吉阳军了。

王彦恭并不是个文化人,素来不为士大夫所重,只因为这一次在胡铨事件中显露出的胆识和智略,从此再没有哪位文士轻看他。秦桧一党纵然权倾天下,但在那个宣传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他们毕竟还没有办法来左右世道人心。

4.

胡铨论罪,临安沸腾的舆论却并没有在杀一儆百中平息下来。大宋皇帝跪接蛮夷之邦使臣的诏书,这是何等令国体蒙羞、令每一位大宋子民蒙羞的事情。宋高宗本人倒极想下跪的,他的说法其实也不无道理:“士大夫只为自己考虑,想当初朕被金兵追得出海逃难的时候,危在旦夕,就算跪拜一百次难道会有人在意吗?!”

但毕竟中原皇帝跪拜蛮夷使臣,这是亘古未有之奇谈,宋高宗若真的跪了,怕要面临民心离散,再也收拾不起的境地。思前想后,高宗皇帝搬出了帝王居丧期间由宰相代理国政的儒家古礼,派秦桧代自己下跪。幸好金朝使者倒愿意给秦桧面子,使这场和谈总算进行了下去。

这是绍兴八年,合约规定南宋对金称臣,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万两,绢五十万匹,金朝则将原本由伪齐管理的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

南宋自然朝野大哗,而金朝的主战派其实也不满意这次合约的条件,掀起了一场声讨主和派的舆论攻势,如同胡铨请杀秦桧一样,请求杀掉主和派首领挞懒,誓以武力保护“胜利果实”。

翌年,金朝主战派首领兀术撕毁合约,兴兵南下,却败给了岳飞和刘锜的军队。这样的战果令金、宋两国的政治高层同样感到意外,前者于是意识到了和谈的必要,后者于是意识到了若不赶紧见好就收,待金人真在北宋故都扶植起宋钦宗的傀儡政权,那将会把好容易坐上皇位的宋高宗置于何地?再者,金人的毁约南侵已经让胡铨在去年那份引起轩然大波的《戊午上高宗封事》里的预言得到应验,高宗和秦桧一党该情何以堪?!

5.

十二道金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然后是风波亭的冤狱,莫须有的罪名,三大将被夺取兵权,待这一切铺垫工作完成之后,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金再次签订合约,这就是宋史上极著名的“绍兴和议”。翌年,金人如约将宋徽宗的灵柩与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一并送还临安,宋朝的主和派终于在舆论上可以有一点扬眉吐气的资本了。

胡铨不是说金人不会守信吗?若当真听了胡铨的鬼话,徽宗的灵柩与韦太后恐怕永远也不会返回了,那岂不是置当今皇上于不孝之地吗?!是的,秦桧此时终于可以说出这样一番冠冕堂皇的话了,但这样一番道理又怎么会骗得过世道人心呢?

有正义感的士大夫永远都是胡铨的同情者,但真正敢于明确表态的人并不很多,张元干就是其中最骨鲠的一个。胡铨被贬往新州的时候,张元干以一阕《贺新郎》为他送行,这首词后来传为南宋豪放词的代表作,那词句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

梦绕神州路。

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

聚万落、千村狐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

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

雁不到、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听《金缕》。

张元干之前已经写过一阕《贺新郎》献给主战派名臣李纲,那首词同样写得气势雄浑,堪与送胡铨的这首媲美:

曳杖危楼去。

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

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

宿雁落、寒芦深处。

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

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

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

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

谩暗涩、铜华尘土。

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

风浩荡,欲飞举。

张元干早因送李纲的这首《贺新郎》大大地触怒了秦桧,及至送胡铨的《贺新郎》一出,天下传唱,对于词人而言便是一场政治自杀。

捏造莫须有的罪名从来不是难事,张元干很快便经历了入狱、抄家、削除名籍等一连串的打击报复,从此与胡铨做了难兄难弟。在遵循丛林法则的政坛上,正直从来都是一项最致命的生存劣势,幸而人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活着。

胡铨名字考

胡铨,字邦衡。“铨”与“衡”都是“秤”的意思,即称量重量的器具。“邦衡”即国家之秤,唯治国君子可以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