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千万人 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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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西汉末期,到唐代,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唐代国教本为道教,武则天称帝后,为了与李唐势力抗衡而大力扶植佛教。允许禅宗北宗领袖神秀肩舆上殿,亲加跪礼,供奉于长安内道场。还下令“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造成举国上下崇佛的局面。

武后之后的中宗、肃宗、代宗等皇帝仍崇佛不止,佛教发展到极盛。

佛教的兴盛使很多崇尚儒道的大臣感到了威胁,武德七年,大臣傅奕就上书高祖,说佛经使中国人“不忠不孝”“游手好食”,认为佛教主张的布施和食素其实是愚民们的贪婪虚妄之想。(“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佛教的兴盛,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功”,要求禁止佛教的传播。(《旧唐书》卷七十九本传)

中唐之后,由于“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趁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在经济上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利用佛教中饱私囊者也比比皆是。王维的弟弟、德宗时的宰相王缙就利用职权,唆使五台山几十个和尚“分行郡县,聚众讲说,以求货利”。(屈小强著《白马东来》)

面对佛教的兴盛,以儒家卫道士自居的韩愈深感忧虑。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一节,每三十年和尚就将舍利请出供养,并说能致“岁丰人泰”。这年正月,宪宗派太监杜英奇等三十人到法门寺,将佛骨迎到宫内供养。在崇佛风气的影响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人小民,纷纷施舍财物,以表虔诚,没有财物的,甚至自残身体以示礼敬。“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唐语林》)

在这举国一片念佛声中,韩愈站出来了,在皇帝崇佛,举国痴醉的气氛中,韩愈应该不会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但是,他还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尖刻地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甚至说佛骨是“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应该“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这些话在崇信佛教的皇帝看来,何止是大逆不道!而韩愈更让皇帝恼怒的是,他奏章里居然说从东汉明帝以来,好佛的皇帝大多是短命的,好容易有一个在位比较长的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可是死得也太难看——被叛将侯景饿死在台城。于是得出结论:“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

宪宗看到奏疏之后大怒,把韩愈的奏疏拿给大臣们看,并要治韩愈死罪。宰相裴度、崔群说情,宪宗说:“韩愈说我崇佛太过,我还可以容忍,但是他说东汉之后信佛的皇帝大多短命,怎能如此狂妄?”于是坚持要处死韩愈,最后,还是在朝廷大臣们的劝谏下,免除了死罪,将韩愈贬到潮州当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