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西汉末期，到唐代，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唐代国教本为道教，武则天称帝后，为了与李唐势力抗衡而大力扶植佛教。允许禅宗北宗领袖神秀肩舆上殿，亲加跪礼，供奉于长安内道场。还下令“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造成举国上下崇佛的局面。

武后之后的中宗、肃宗、代宗等皇帝仍崇佛不止，佛教发展到极盛。

佛教的兴盛使很多崇尚儒道的大臣感到了威胁，武德七年，大臣傅奕就上书高祖，说佛经使中国人“不忠不孝”“游手好食”，认为佛教主张的布施和食素其实是愚民们的贪婪虚妄之想。（“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佛教的兴盛，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功”，要求禁止佛教的传播。（《旧唐书》卷七十九本传）

中唐之后，由于“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趁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在经济上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利用佛教中饱私囊者也比比皆是。王维的弟弟、德宗时的宰相王缙就利用职权，唆使五台山几十个和尚“分行郡县，聚众讲说，以求货利”。（屈小强著《白马东来》）

面对佛教的兴盛，以儒家卫道士自居的韩愈深感忧虑。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一节，每三十年和尚就将舍利请出供养，并说能致“岁丰人泰”。这年正月，宪宗派太监杜英奇等三十人到法门寺，将佛骨迎到宫内供养。在崇佛风气的影响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人小民，纷纷施舍财物，以表虔诚，没有财物的，甚至自残身体以示礼敬。“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唐语林》）

在这举国一片念佛声中，韩愈站出来了，在皇帝崇佛，举国痴醉的气氛中，韩愈应该不会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但是，他还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尖刻地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甚至说佛骨是“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应该“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这些话在崇信佛教的皇帝看来，何止是大逆不道！而韩愈更让皇帝恼怒的是，他奏章里居然说从东汉明帝以来，好佛的皇帝大多是短命的，好容易有一个在位比较长的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可是死得也太难看——被叛将侯景饿死在台城。于是得出结论：“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

宪宗看到奏疏之后大怒，把韩愈的奏疏拿给大臣们看，并要治韩愈死罪。宰相裴度、崔群说情，宪宗说：“韩愈说我崇佛太过，我还可以容忍，但是他说东汉之后信佛的皇帝大多短命，怎能如此狂妄？”于是坚持要处死韩愈，最后，还是在朝廷大臣们的劝谏下，免除了死罪，将韩愈贬到潮州当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