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山楼校定断肠词一卷》序引

梅雨不住，楼居无俚。取四印斋刻况蕙风校补《断肠词》阅之，觉取舍之间未为精审，祛疑辨伪，复无判断。因检箧中诸书，重为校订，写定词二十六阕。有一二词在进退之间外，此皆无可疑矣。

朱淑真词有《断肠词》一卷，见《直斋书录》，久已亡逸。又有《断肠诗集》十卷，宛陵魏端礼辑，钱塘郑元佐注，此书未见刻本。

余尝得东莞莫氏五十万卷楼藏钞本一残帙，仅存第九、第十两卷，后附崑山慎轩氏胡慕椿新增《断肠词》一卷，有跋云：“淑真诗集脍炙人口久矣，其诗馀仅见二阕于《草堂集》，又见一阕于十大曲中，何落落如晨星也。既获《断肠词》一卷，凡十有六调，幸窥全豹矣。先辈拈出元夕词，以为白璧微瑕，惜哉。”

观此文似所获即毛氏《杂俎》本，盖“白璧微瑕” 语出自毛跋也。然检校文字，复小有异同，或尝用别本改定，此书卷尾有《纪略》一篇，文云：“淑真，浙中海宁人，文公侄女也。文章幽艳，才色娟丽，实闺阁所罕见者。因匹偶非伦，弗遂素志，赋《断肠集》十卷以自解。临安王唐佐为传，以述其始末。吴中士大夫集其诗二百馀篇，宛陵魏仲恭为之序。”

此文遣辞未达，夫《断肠集》十卷，即其诗二百馀篇也。仲恭，端礼字也。许鹤巢为况蕙风校本序云：“《断肠词》就《纪略》所著，原有十卷，至陈振孙《书录解题》仅存一卷，片玉易碎，单行良难。”

此即为《纪略》所惑，以十卷本为词集矣。王半塘跋云：“知佚词尚复不少，又间有羼杂，安得魏端礼辑及稽瑞楼注本，重付校雠。” 因知半塘亦未尝见魏辑十卷本，不知其为诗集也。

《纪略》称淑真为海宁人，《四库总目》据以著录，又辨其非文公姪女。然朱竹垞《词综》云：“淑真，钱塘人。” 张泳川《词林纪事》又云：“钱塘人，世居桃村。” 许迈孙刻《断肠词》于《西泠词萃》，冠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径改“海宁女子” 为“钱塘女子” ，此皆不知其所本，安得王唐佐撰传，详其身世乎。

淑真词固不能胜魏夫人、易安居士，然当时既有单行传刻，亦尝脍炙人口。今其本不传，遗文零落，掇拾所得，仅此戋戋者。裒于一编，以存其书。昨岁余尝校理唐女冠李秀兰集，其志同也。

丁巳五月十日 施舍

（二）《北山楼诗》自序

余总角时，侍大人游寒山寺，见石刻《枫桥夜泊》诗，大人指授之，琅琅成诵，心窃好焉。年十二，大人授以诗古文辞，自杜甫《兵车行》、杜牧《阿房宫赋》始，遂渐进于文学。求书自习之，五六载间，尽玉溪、昌谷、李杜、元白而至于汉魏六朝，皆若可解悟，会心不远；独于当世名流，海藏、散原、石遗、晚翠诸家，则往往不能逆其志。自愧下才，学或未至，乃取东坡、山谷、宛陵、茶山诸集读之，固未尝不可解，因甚惑焉。

时散原方以江西宗匠主坛坫，末生后学咻之嚾之，不可一世。余三复其集，噤不敢言，所得者偶有句耳。南社诸君子则以江西诗为遗老文学，不足以任革命鼓吹，乃举唐音以为帜。然自柳亚子以下皆规龚定庵，才或未济，徒见浮薄，宋且不至，何有于唐。遂弃诗不观，转而事新文学，偶亦作旧诗，皆拟古也。

抗战军兴，流移滇闽，稍稍作韵语，寄情言志。然平生讽诵，博涉多方，古来诗人，各有影响。推敲之际，辄受绳约，终不能脱前人科臼。因知宗宋宗唐，徒费唇舌，邯郸学步，孰为是非。于是放笔直书，惟求辞达。或一年止数诗，或经年无一诗，垂四十载，所作不逾三百，删其十一，录而存之，以识平生踪迹，一时情感。览之者当讥其凡庸总杂，不成家数；余亦自知其体气不纯，无当大雅。所自许者，无不可解之作耳，然欲使老妪都解，则犹有愧于白傅也。

戊午人日北山施舍

（三）《陈子龙诗集》前言

明清之际，是一个历史大动荡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甲申（1644）三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帝自杀。接着是清兵入关，李自成战败，建立不久的大顺政权迅速瓦解。清兵南下时，江南人民抵抗之激烈，为史所仅见，致使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江南各地义师纷纷兴起，许多爱国志士奋身参加抗清斗争。

那个时代，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是屈膝投降，还是坚决抵抗，摆在面前是两条道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史可法、杨廷枢、侯峒曾、黄淳耀、夏允彝、黄道周、杨廷麟、万元吉、张国维、吴易、吴应箕、杨文骢、张煌言、瞿式耜、张同敞等，走的是抵抗道路；钱谦益、王铎之流则反之。陈子龙不负平素抱负，到此家国危急关头，毅然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他在《报夏考功书》中，以血泪斑斑的词句，沉痛地向殉节的亡友吐诉自己矢志报国的心愿。后来，他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在血与火的锻炼中，陈子龙写下了大量气壮山河的诗篇，充满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急切呼吁。可以说，在明清之际先后以身殉国的夏完淳、瞿式耜、张煌言等爱国诗人中，陈子龙的文采和气节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陈子龙，字卧子，一字懋中，又字人中，号轶符。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晚年自号大樽，易姓李。别号颍川明逸、于陵孟公。曾以出家为掩护，法名信衷。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六月初一日。崇祯十年丁丑进士，初仕绍兴推官，擢兵科给事中。甲申六月，事福王于南都，连上谏疏，为权奸所嫉，乞终养去。南都沦亡，积极参与抗清复明活动。最后以联络吴胜兆等谋结兵太湖举事，事败被俘，抗志不屈，在被械送途中赴水殉国，表现了壮烈的民族气节，时为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一六四七）五月十三日。

陈子龙出生于封建士族家庭，曾祖钺，以任侠抗倭为乡里所重。祖善谟，慷慨好义。父所闻，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居官不畏权阉，很有清望。子龙幼承家教，奋志读书，博通经史，以风义自矢。十余岁就有文誉，为父辈东林人士所器重。

崇祯初，他参加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又与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等结幾社，与复社相呼应。两社都是东林的后劲，既是文学团体，又是政治团体，以复兴绝学相期勉，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坚持同魏忠贤馀党作斗争，社友大多为爱国知识分子。崇祯十四年，复社主将张溥卒后，陈子龙实际上是两社共戴的领袖。当时称文章者，必称两社；称两社者，必称云间；称云间者，必推陈、夏。而陈子龙的诗文，尤其著称于当时。

陈子龙的诗歌，早期曾受前后七子影响，倾向复古，窗课社稿，多摹拟古人之作。随着政局剧变，他在三次入京之后，目睹当时朝政黑暗，权奸当道，天灾人祸频仍，人民不堪残酷剥削，纷纷揭竿而起。而新兴的后金，正日益强大，崇祯二年至九年期间，三度侵扰，驰突京畿，给明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陈子龙忧虞时事，尤多忧边之作，在清兵侵扰，属国沦亡，经、抚失策，边将骄悍的情况下，对国家民族的安危不胜耽心。把深沉愤激的感情，念乱望治的意志，强烈的民族气节，注入自己的诗作，在诗风上激起了深刻的变化。在《湘真阁稿》、《三子新诗》中，极多兴会淋漓尽情倾吐的作品，形成了高迈雄浑、悲壮激昂的特有风格。

他痛恨权奸误国、阉宦揽权，导致边事日坏，忠贞之士，横被摧残。崇祯帝即位以后，魏忠贤虽被诛戮，其馀党仍在，“宵人骂碧血，群阉艳华虫” 的局面，并未彻底改变。他在《今年行》、《策勋府行》、《白靴校尉行》等诗篇中，对魏阉馀党的鞭挞，不遗馀力。而崇祯一朝却仍任用太监监军贻误戎机，造成多次军事上的失利，作者痛心疾首地控诉了这一明代最大的弊政。

两都倾覆之后，在严酷的民族斗争中，陈子龙不仅在诗歌里慷慨激昂地申叙矢志报国的决心，热情支持江南人民的斗争，且躬自投身于义旅。他生平声气相求、患难与共的师友，复社、幾社的同志，在斗争中纷纷蹈义赴难。杜登春的《社事本末》及其他志乘，多有详细的记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止一次，而以明末慷慨死义的人士特多，这不能不和东林、复社、幾社的提倡民族气节有关。

除了对国家内忧外患痛哭陈词、慷慨悲歌之外，即使是登临山川、友朋酬赠，及反映民隐民瘼的作品，也表现了他热爱祖国河山、共期忠贞赴难、关怀民生疾苦的胸怀。到后来虽明知复国大业难以实现，但忠贞不贰之情，愚公精卫之志，始终激荡在他的胸中，终身不渝。

陈子龙的词，清代王士禛、邹祗谟、沈雄等人，皆深为推许。其词以《花间》、北宋的雅丽为归，当明代词学衰微之际，他和李雯、宋徵璧、宋徵舆、蒋平阶等幾社名士皆致力为词，形成云间词派，开清代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他现存的词，大多作于甲、乙以后，其弟子王沄为之辑入《焚馀草》中。王昶等人编辑全集时，又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其中怆怀故国之作，沉哀凄丽，蕴藉极深。

陈子龙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他当然反对农民起义，称之为“寇” 、“盗” 。但他又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明末农民起义的看法，也还有其客观的一面。他认为当时农民起义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民怒” ，二是“民饥” 。《寄桐城方密之》诗中说：“民怒一朝发，裂帛张旌旗。中夜刑牛马，纵火焚九逵。” “民怒” 从何而来？显然是由于朝廷横征暴敛，官吏贪污酷虐而起，积怨既深，就会如烈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遏止。在《感怀》诗中他说：“胡部徙庭秋上谷，饥民举火夜平阳。” 指出秦、晋人民之所以造反是因为“饥” 。人民在暴政、灾荒、豪门剥夺，重重迫害之下，饥不得食，流离死亡。当局不知体恤，捐饷征输，有加无已。最后，人民忍无可忍，才揭竿而起，以暴力摧毁苛政。作者还在诗中写出当时起义军盛大的声势，像“中州旗绛天” ，“鄂渚旌旗红照天” ，“江滨烽夜赤，城头旗昼红” 这些诗句，皆指起义军而言。在《杂感》诗中，他感慨地描绘了“车马空官渡，风烟满豫州。黄巾连户著，白骨无人收” 的景况。在和《冯侍御谈晋中事有感》诗中，又写下了“征输青草尽，名号赤眉多” 、“荆棘交千里，风烟锁百城” 等诗句，都是当时的实况。这些都说明尽管在他的思想上、作品上，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陈子龙的诗，无论当时或后世，一向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吴伟业称他“负旷世逸才” ，“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又说：

初与夏考功瑗公，周文学勒卣，徐孝廉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诗故雁行，号“陈、李诗” ，继得辕文，号“三子诗” ，然皆不及。……当是时，幾社名满天下，卧子奕奕眼光，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登临赠答，淋漓慷慨，虽百世后想见其人也。（《梅村诗话》）

吴伟业终于仕清，造成毕生的遗憾，虽然晚节异途，但对陈子龙却极为钦佩，他的《贺新郎·病中有感》词，有“故人慷慨多奇节” 之句，“故人” 即指陈、夏等人。

王士禛论诗，以为卧子七言律“沈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 （《香祖笔记》）。又说：

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李颀），参以大复（何景明）；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分甘馀话》）

王士禛论子龙七律，与梅村所评略同。其论歌行，则就宗法而言。其实子龙歌行，出入盛唐诸家，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专主东川。如朱云子称他“七古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视长安、帝京更进一格” （见《明诗综》引）。朱笠亭也说：

七言古诗杜诗出以沈郁，故善为顿挫；李诗出以飘逸，故善为纵横。卧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色泽才气似李。（《明诗钞》）

转益多师，正是陈子龙的长处。对于明代诗歌的看法，朱笠亭还有这样一段话：

余钞黄门诗以终明一代之运，刘、高开于前，西涯接武于继，李、何、王、李振兴于中，黄门撑持于后，此明诗之大概也。（《明诗钞》）

朱笠亭这一评论，和一般论明诗者大略相同，都以为陈子龙是明代最后一个大诗人。明初的刘基、高启两家，成就虽高，在艺术上并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在思想感情上，也没有像陈子龙那样忧虞国事一往情深。及至前后七子，大多只在形式上追求复古，他们的作品，在政治社会意义上远不能和陈子龙相比拟。

综上所述，可见陈子龙的诗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民族气节的光辉，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他不仅为明代的杰出诗人，从某些方面看，也可说是杜甫以来的一位重要诗人。在崇祯、弘光两朝中，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他的诗歌中有所反映。现存的诗歌，虽然是经过兵燹和长期禁锢后幸存的部分，但仅就这些诗来看，称之为史诗，也并未过誉。

近代南社诗人，如陈去病、柳亚子等都推崇云间。柳有诗云：“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 “湘真” 是指陈子龙的湘真阁，“玉樊” 是指夏完淳的《玉樊堂集》。当时南社诗人，多以陈子龙刚劲雄浑的诗风，鼓吹革命，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这也可见陈子龙诗对后世的影响。

陈子龙的著作，当他在世的时候，曾刻有《岳起堂稿》、《采山堂稿》、《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安雅堂文稿》等数种。还有些诗文见于《幾社文选》、《陈李倡和集》、《三子新诗》。乙酉告归以后，刻有《奏议》一卷。丁亥五月殉国，因家屋遭受抄索，遗著颇有损毁。其后则有其门人王沄收集其乙酉至丁亥的诗，辑为《焚馀草》（即《丙戌遗草》）。以上各种刻本或钞本，均曾流布人间，但未有全集的编订。

关于他的诗文的结集，见于纪载的约有三次：一是他殉节以后宋辕文（徵舆）的收存。据吴伟业《梅村诗话》说：“卧子殉国后，其友人宋辕文收其遗文，今并存。” 吴伟业与子龙交谊极深，辕文亦伟业之友，故伟业知其遗文尚存。但辕文早经仕清，趋舍异路，子龙诗文中极多触清廷忌讳之处，辕文所收并未能汇编成集。辕文卒后，文网日严，屡兴大狱，子龙遗文在禁忌极严的情况下，宋之后嗣，即使能为之藏匿，时日既久，亦难免残缺佚散。至于陈子龙生前所刻的诗文集，人多深藏不敢出，且往往为辗转传钞本，其中触犯禁忌的字面，都被销除涂毁，不可通读。

一是子龙殉国后约三十年，其门人王沄的编集。王沄在康熙戊午（1678）获得陈子龙的《寓山赋》，跋文中叙述他“谋与同志，裒采遗文，都为一集，渐有次序，而兹赋遭逢丧乱，篇目缺焉” ，又云“晚获兹赋，克成全集” 。可知王沄以毕生之力，搜集陈子龙的著作，编成了全集。不过王沄所辑，那时还不可能刊版流传，只能秘藏于家。

在此之后，则有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间娄县吴光裕的辑集。据王昶《陈忠裕公全集序》文中说：

乾隆丁卯、戊辰间，娄县吴君光裕零星掇拾，或得之江湖书贾，或得之旧家僧舍，叶残缺轶，以致章亡其句，句亡其字，字失偏旁点画，积有多篇，授之剞劂。未几，吴君客死，板亦散失。

吴光裕所刻，今已不传。其时清政权虽已巩固，但文网并未松弛，以后被焚毁的禁书更多，此刻当亦难免浩劫。

陈子龙遗文的明文解禁，是在乾隆四十一年《胜朝殉国诸臣录》颁行，追谥忠裕之后。至此，许多热心人士才打消了顾虑，为陈子龙遗作进行搜访编纂。但这个工作，还得遵照乾隆帝的意旨，改易掉许多所谓“违碍字句” 。

现在流传的《陈忠裕公全集》，是王昶编定的。开始于乾隆四十七年，成书于嘉庆八年。王昶在《全集》序文中叙述编辑经过颇详，今不赘述。至于遗稿的来源，实以王沄所收藏纂辑者为多，再加以王昶自己和王希伊、王鸿逵、庄师洛、赵汝霖、何其伟等人所搜罗的部分，由王昶总纂，汇成全集，于嘉庆八年刻成。

又据《全集》何其伟跋文说：当时曾访得《安雅堂文集》，因《全集》已先两月锓板付印，卷帙浩繁，未便分体增入。并说：“本集所遗，姑俟续刻以成全璧。” 可见这部《全集》，事实上还不是陈子龙的全部著作。

又《全集》、《凡例》引徐世祯所撰年谱云：“乙酉告归后，刻有《奏议》一卷，访之藏书家，绝无知者。” 案此即《兵垣奏议》二卷，尚幸存于世，光绪中，为松江张锡恭所藏，光绪二十三年松江知府陈声遹为之刻于融斋精舍，此书今有石印本，其中较原刻缺失数篇。

现在我们标点的这部集子，即是《陈忠裕公全集》卷三至卷二十的诗和诗馀、词馀部分，定名为《陈子龙诗集》，以别于校文中所称的“全集本” 。卷末附录《自述年谱》、《续年谱》、《明史》本传、王沄《三世苦节记》、《越游记》。各集原序文，陈子龙自己写的《白云草序》、《三子诗选序》，以及徐世祯《丙戌遗草序》、王昶《全集》序，另有诸家评论、哀悼诗、投赠诗，亦仍依《全集》列于各序之后。至于《全集》原辑注部分的考证、附录，以至案语，当年王昶等人曾博采群书，搜罗掇拾，颇费心力，其中虽有一些取材欠妥的地方，但绝大部分，仍可为读者提供重要的史料，今亦悉存其旧，以供参考。

由于陈氏著作的原刻本，亡佚者多，可以提供校勘的资料极少。经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向有关部门征询访问，仅得《湘真阁稿》、《幾社文选》、《棣萼香词》等数种。今即据此数书及《明诗综》等选本，略加校核，恐疏误之处犹多。

在点校的过程中，对全集中误刊的字句，作了改正。其残缺空白之处，多为清廷忌讳的词语，凡确有依据的，则为之添补并注明出处，其一时尚无从觅得原本为之校补的，则仍存空格。陈子龙的著作，流传于海内外公私藏书家者，尚可搜集。例如诗文则有《安雅堂文集》、《兵垣奏议》，词则有《幽兰草》、《棣萼香词》，皆王昶所未曾采及。本书除据《棣萼香词》补入散曲一套外，均未增补，待他日纂辑补编，以竟王昶、何其伟之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

（四）《百尺楼词》后记

右《百尺楼词集》一册，番禺陈庆森著。凡二十三页，每半页八行，行二十字，乌丝栏楷书，词五十八阕，又附汪兆镛、兆铨词各一阕。卷首钤三印：曰“百尺楼诗词” ，朱文；曰“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 ，亦朱文；曰“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白文。卷尾亦钤三印：曰“家在珠山玉海” ，朱文；曰“陈庆森印” ，白文；曰“讽佳” ，朱文。此晚清粤中词人陈庆森手书未刊稿本也。陈庆森，或作庆笙，原名树镛。字菶阶，或署讽佳。广东番禺人，受业于陈兰甫之门，与梁鼎芬、汪兆镛昆仲友善。光绪进士，曾官湖南知县。庆森治经史，工诗词。尝撰《复古述闻》、《学礼述闻》、《文献通考订误》诸书，未成而卒。惟《汉官答问》一卷，梁鼎芬为刊入《端溪丛书》。《百尺楼词》一卷，未尝刊行，亦无传本。昔年龙榆生、叶遐庵访其词，仅得金缕曲咏雁来红及翠楼吟二阕。香港余祖明编《近代粤词搜逸》，亦未能多得。可知诸家均未见此本。余于一九五四年得此本于上海书肆，藏之三十年矣。惧其终或毁损不传，因刊布于《词学》，为岭南词坛存一文献。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

（五）《缉庵词存》跋

缉庵仁棣壮岁在大学，好为词，步趋稼轩湖海，大声镗，有燕赵游侠击筑悲歌之概。汀州别去，遂三十馀载，世事苍黄，不通音问。

浩劫以后，忽复相逢，君已清臞垂老，意其忧患馀生，无复当年豪迈之气。余方校点乡先哲陈子龙集，乃邀君为助，而以检阅迻录之务，悉以委君，不意黄门激越闳亮之辞，乃大为君鼓龠。

日者出其近作词稿，诵一过，始知君风骨犹健，壮心未已。壬戌词云：“慷慨湘真诗廿卷，驰驱湖海词千阕。” 此非君善养其浩然之气，能终始不渝其志不改其声乎！余于此亦观其人矣。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六日同学弟云间施蛰存

（六）《花间新集》序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热中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馀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词学的评论史料最少。虽然有唐圭璋同志以数十年的精力，编集了一部《词话丛编》，但遗逸而未被注意的资料，还有不少。宋元以来，词集刊本，亡佚者多，现存者少。尤其是清代词集，知有刻本者，在一千种以上，但近年所常见者，不过四、五百种。历代藏书家，都不重视词集，把它们与小说、戏曲归在一起，往往不著录于藏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仅著录了词籍八十馀部。因此，我开始收集词集，逐渐发现其序跋中有许多可供词学研究的资料。于是随得随抄，宋元词集中的序跋有见必录，明清词集中的序跋，则选抄其有词学史料意义的。陆续抄得数十万言，还有许多未见之书，尚待采访。

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我以为，唐五代的曲子词，是俗文学。《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文人间的俗文学。这种文学作品的作用，是为歌女供应唱词，内容是要适应当时的情况，要取悦于听歌的对象。作者在写作这种歌词的过程中，尽管会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情绪，这是自然流露，不是意识到创作目的。因此，唐五代词的创作方法，纯是赋体，没有比兴。文人要言志载道，他就去做诗文。词的地位，在民间是高雅的歌曲，在文人间是与诗人分疆域的抒情形式。从苏东坡开始，词变了质，成为诗的新兴形式，因而出现了“诗馀” 这个名词。又变了量，因而衍为引、近、慢词。我们很难说，苏东坡是唐五代词的功臣呢，还是罪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一九六三年，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选了一部宋人小令集，名曰《宋花间集》。一九六四年，又选了一部《清花间集》，使埋没隐晦已久的《花间》传统，在这两个选本中再现它的风格。在历代诸家的词选中，这两个选本，可以说是别开蹊径的了。

这两本选稿，我保存了二十多年，作为自己欣赏词的一份私有财产，仅在少数友好中传阅过，从来不想公开发表，因为怕它不合于当今的文学规格。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赵一生同志和王翼奇同志连袂来访，得知我有此稿，他们表示愿意为我印行，至少可以扩大读者群，让我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便同意把这部书稿印出来，为古典文学的读者开辟一个视野，为我自己留下一个文学巡礼的踪迹。双方多少有些效益。当此发稿之时，咏唐人诗：“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心里还不免有些顾虑。这两个选本，虽然够不上“风流高格” ，确也不是“时世梳妆” ，为此，写了这篇总序，向读者说明我选编此书的渊源。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七）《花间新集》凡例

1 此书所选宋、清二代词，皆余自出手眼，几经进退而后写定，绝不依傍旧有选本。凡有词集传世之词家，皆从其全集中最录。志在绍述《花间》，则选词标准，自以《花间》祖集为归。唐、五代时，惟有令曲，入宋始有引、近，衍及慢词。故此编所选，亦专取小令。

2 《花间集》词皆无题，读其词，即知其志，无需题目。此编所选，亦从先例。原有题者，亦削去之。若题画之词，酬答之作，去其题便不可解，词虽佳妙，在所不取。然清词有一二可录者，仍附注原题。

3 北宋小令，《花间》遗韵未歇，诸家集中，佳作随手可撷。南宋晚期，词家多作慢词，其令曲辄有散文气，故余于南宋诸家，选之尤严。

4 清代词家虽众，然卓荦可传者，不逮十一。余选清词，阅词集几三百本，入录者仅此数十人。沧海遗珠，在所不免。然一代高才，在人耳目间者，大致已入网罗。

5 清词传世，多赖诸家选本。道咸以前，词人别集刻本，已不易见。余既不从旧有选本取材，故标明所采词集目于姓名之下。惟一二家未见集本，不得不取之选本，故付阙如。

6 清人炼字琢句，终不及唐宋人之工致。一篇之中，辄有芜词累句，刺人眼目。小令不过四、五十字，而一字重出，乃至二字、三字重出者，虽名家犹或不免。此为小疵，不掩其美，今为随宜改易，并附注原文，请读者参定之。

7 宋词诸家，评论既多，品第大致可定。清词诸家，多获一时之誉，而后人臧否不一。余选清词，得细读诸家词集，复参考前人词话评论，于诸家造诣得失，略有管见，附志于后，亦有异于前贤定评者，请备一说。

8 词调断句，当依乐律。本书标点，但用三种符号：“，” 为散句，“。” 为韵句，“、” 为逗处。惟换韵处无法再用第二种符号，读者宜自参之。

9 此书体例，悉依《花间》原集，每卷录词五十首，共十卷，凡五百首。词人次序，略依时代为先后。原集无词人小传，今以词人小传二种为附录，以便读者。

一九八七年四月

（八）《山禽馀响》后记

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以文学名，尤工于词，宗《花间》、北宋，出入清真、白石。任河南大学教授多年，有词《杨荷集》行于世。晚年《和元遗山鹧鸪天》词四十五首，镂版方竣，未及多刷，而版毁于战事，时为一九三六年也。

越二载，次公病逝，享年五十。其门人汴梁武慕姚藏试刷硃印一本，一九七九年录副见惠。今慕姚亦物故，中册词运，顿感寂寞。因此全稿发表于此，以存中册文献。若其要眇之思，寄之于词者，其曰诸郑笺，余犹愧未敢发明之也。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九）《晚晴阁诗存》序

吾识富君寿荪，逾一纪矣。君初来访时，方校点《清诗话续编》，既讫功，又选注《千首唐人绝句》，数年之间，寝馈于诗，来就吾谈，亦多论诗。君于唐诗有独诣，每出新解，发前人所未发。吾常为之愕然，寻思之，其言亦良是，于焉知君之深于诗也。

近年来，吾已病废，不良于行。君亦垂垂老矣，居处既远，遂疏踪迹。今年闰五之朔，君忽降敝庐，出一卷曰《晚晴阁诗存》，嘱为之序。吾不敢拂其诚，姑诺之，纳其卷，待盥诵而为之言。会酷暑，经月无凉意，昏昏然文思不属，而君之诗则读之三过矣。

吾观君之诗，皆寓其身世感喟，即流连光景，亦未尝无所寄。文辞宛转典雅，出之自然，不假修饰，此唐诗也。君致力于唐诗数十年，其为诗，安得不为唐乎。

夫兴观群怨，非才情无以达其志，非学养无以成其义，君之诗，才情出于性分，学养则李杜、王孟、元白诸公之教也。质以此卷，吾言殆不谬乎？遂书之，聊为序引。

一九九〇年岁次庚午六月伏尽 施蛰存

（一〇）《词籍序跋萃编》序引

一九六〇年秋收后，我从嘉定向农民学习回来，被安置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资料室工作任务不多，原有的两位职员已可以应付了。但当时安置在资料室的教师却有三四人。我建议编一些教学参考资料，免得闲着无事。于是各人分工或合作，编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参考资料。

我偶然想到，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关于词的理论和评品，最少现成的参考资料。古人著作如《诗品》、《文心雕龙》、《文镜秘府论》，都还讲不到词。宋人词论著作也只有简短的《词源》、《乐府指迷》等三四种。元、明以降，词话之类的书，也远不及诗话之多。

因此，我想到，在各种词集的序跋题记中，可以搜集到不少关于词的评论的史料，如果把它们辑为一编，对词学的研究工作，不无用处。于是我决心抄录唐、宋以来词籍的序跋。渐渐地扩大范围，凡论词杂咏、讨论词学的书信乃至词坛点将录之类，也顺便一并采录。

用了两年的工作时间，居然抄得了约六十万字。把我自己所有的词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词籍、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部分词籍，都采录到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见到许多属于善本的词籍，也无从见到一些冷僻罕见的词籍，因此，这部书稿还不能说是尽得玄珠，可能还有更重要的资料未及采入。

这部书稿，在资料室中存放了二十年，直到一九八零年以后，文化昭苏，各种打入冷宫的人与物，开始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资料室负责同志检出这部书稿来还给我，希望我可以找到出版的机会。恰巧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的华东师大毕业生季寿荣同学一九八六年来上海组稿，我谈起这一份书稿，问他有没有可能由他们印行。季寿荣同学一口答应回北京去和领导人商量。

他回去不久，就来信说：他们的出版社可以考虑印行这部书稿，希望先把全稿寄去，待审阅后再作决定。于是我就检出这部尘封多年的原稿，一看，不禁失色。原来这些原稿纸都酥脆了，一碰即碎。当年抄写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 ，没有好纸，用的都是粗糙的劣质土纸；又没有好墨水，用的都是容易褪色的劣质墨水。经过二十多个寒暑，纸都霉腐了，墨色也淡化了。这样的原稿，怎么能送到排字车间去排版呢？于是，中文系主任齐森华同志为我做了一件义事：他发动高年级的中文系学生，分别把几十万字的原稿重抄了一份，使我很快就可以把全稿送交出版社。全稿原先分为十卷：第一至八卷都是词籍序跋，第九、十卷是关于词论的杂文、杂咏。原来定名为《词学文录》。在重抄时，我删去了最后二卷，一则是为了节约一些篇幅，二则是使这部书稿内容专一，全部是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因此，我把书名改为《词籍序跋萃编》。

这是一部冷门书，需要使用的人不多，全书字数又不少，作为文化商品，它不是一部可获利的出版物。它在出版社已搁了几年，它无法纳入当今的出版计划。最近，出版社忽然来信，说此稿已在排版，不久即可印行。这个消息出我意外，十分感谢出版社的热心赞助。

这部书稿，编成已三年，经由许多人重抄，难免有失误处，现在已无法取得原书逐一复核。我自己又已衰朽，无力再度审阅校稿。一切应该在交付出版以前做好的工作，我都没有时间和精力自己做。负责审校此稿的出版社编审杨铁婴同志费了几年的时间，为我做了这许多苛细麻烦的工作。现在终将出版，我非常感激，在此致谢。

此书虽以我的名义出版，但是，如果没有当年资料室的工作同人和齐森华同志及许多中文系学生的关心和协助，这部书稿也很可能终于成为一堆废纸，我也必须在这里向他们道谢。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

（一一）《词学名词释义》引言

唐诗宋词，我在十六七岁时即已爱好，经常讽诵，有时也学做几首绝句或小令。但几十年来，一直把它们作为陶情遣兴的文学欣赏读物，并不认为它们值得费功夫去研究。因此，在我早年的观念里，诗词不是一门学问。

一九六〇年代，忽然对词有新的爱好。发了一阵高热，读了许多词集。分类编了词籍的目录，给许多词集做了校勘。慢慢地感觉到词的园地里，也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于是才开始以钻研学术的方法和感情去读词集。

我的第一道研究工序就是弄清楚许多与词有关的名词术语的准确意义。我发现有些词语，自宋元以来，虽然有许多人在文章中用到，但反映出来的现象，似乎各人对这个词语的了解都不相同。例如“换头” 这个名词，有人用来指词的下片第一句，句法与上片第一句不同的。也有人以为只要是下片第一句，不管句法与上片第一句同不同，都叫换头。也有人以为每首词的整个下片都是换头。也有人以上片的结束句为换头。这样，就有必要弄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换头。

我用了一点考证功夫，把几十个词学名词整理了一下，以求得正确的概念。这里收集了曾在《文史知识》和《文艺理论研究》发表过的二十五篇，先印一个单行本，供学者参考。

词是和音乐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形式。词的名词，往往和音乐有关。反之，有些音乐名词，也是研究或欣赏词的人所应当知道的。例如张炎《词源》所提到的宫调、律吕、讴曲旨要等，其中有许多名词，既是音乐名词，也是词学名词。但是，由于词乐失传已久，这些名词的正确概念，不易考察。我对于古代音乐，完全外行，对于这一类的名词，没有能力进行探索，只好有待于古乐研究者的帮助。现在，这本小书里所解释的，仅是词的一般欣赏者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常见名词。在所谓“词学名词” 中，只是一部分而已。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

（一二）《宋元词话》序引

五言诗兴于汉，渐盛于魏晋，而诗评始见于宋之《雕龙》、梁之《诗品》。七言诗大盛于唐，宋人始作诗话评品之。词盛于宋，而宋人罕作词话之书。可知文学新型，必待其全盛以后，始有评论。

宋人论词之作，今可见者，惟《苕溪渔隐丛话》有“词话” 数卷，皆集录诸家笔记中零星文字，未为一家之言。王灼《碧鸡漫志》、吴曾《能改斋漫录》、魏庆之《诗人玉屑》、周草窗《浩然斋雅谈》诸书，皆有词学议论，要皆非专著。惟北宋时杨湜作《古今词话》，实为宋人词话之先河。惜哉，其书久已亡佚。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长汀厦门大学任教职，尽读其图书馆中所藏宋元人笔记杂著，抄出两份资料：其一为有关金石碑版文物者，拟勒为一书，名《金石遗闻》。其二为有关词学之评论琐记，亦为一书，名曰《宋元词话》。

此二稿久储箧中，欲待补录闽中未见之书，虽知其不可能囊括无遗，亦希望毋使之失于眉目间。待之四十馀年，人事匆匆，此事竟无暇措手。前年，小友陈如江来，道及词话，乃出此稿示之。如江欣然，愿为增补，遂以全稿授之。如江以两岁之功，补搜我未及之书百余家，录得词话近千则，此书遂差可付印。宋人论词，散见于小说者，如此之多，亦始料所不及也。

今此稿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行问世，可以为唐圭璋《词话丛编》之补编，非有如江为助，我不能成此书也。书其始末于此，以谢如江。是为序。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三）《宋词经典》前言

两宋词坛，名家巨子如众星争辉，佳篇秀句似百花争艳，时至今日，它仍散发着诱人的魅力，给读者以妙不可言的美感享受。可以说在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上，唯宋词才能与唐诗相敌，正如杨慎所言：“宋人作诗与唐远，作词不愧唐人。” （《词品》）

一

词是合乐之作，是可以歌唱的，它所依赖的音乐是燕乐（宴乐），所以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际。当时由于中原的统一，国势的强盛，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中外交流与民族之间的融合，致使西域音乐大量输入；另一方面促进了城市兴盛与市民阶层的形成，致使里巷之曲广泛繁衍。在西域音乐与里巷之曲的互相渗透、融合中，便形成了新乐——燕乐。这种新型的音乐再经都市游乐场所的流传，很快风行起来。《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 可见当时社会上已以燕乐为时尚。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由此，燕乐的地位正式确定下来。为了配合燕乐的演唱，乐工、歌伎们常按乐谱的节拍填写歌辞，于是错落有致的长短句式的曲子词逐渐兴起。词又称“倚声” 、“长短句” 也就是这个原因。

词首先盛行于民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无意中打开被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词的最初形态。王重民根据敦煌藏卷整理出一百六十馀首民间曲子词。这些作品约产生于盛唐至五代的二百余年间，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已较为广泛。

随着民间曲子词的兴起，文人们逐渐接受并喜爱上了这一新型的抒情诗体，也开始了倚声填词的尝试。中唐之际，刘长卿、戴叔伦、韦应物、王建、刘禹锡、白居易等创作出了大量长短句式的词，从而标志文人词的正式确立。但他们的作品，在体式上还是以五七言句为主，在格调上还未完全脱去民歌风味，故只能称为“诗客曲子词” 。

词发展到晚唐温庭筠手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已形成词境，从而开创了“别是一家” 的词风。

五代之际，西蜀君臣耽于逸乐，作词沿袭飞卿蹊径，多写男女艳情，遂开香软绮靡花间一派，韦庄、欧阳炯等便是代表。而南唐因时时遭到周师威胁、国势岌岌，故无论君臣，在作歌词时均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浓重的伤感情绪，给人以身世感慨的联想。尤其是后主李煜，由于饱尝了国亡身辱之不幸，促成了他从“以词娱乐” 到“以词言志” 的转变。

综观唐五代词，虽由于文人的染指，词逐渐从民间走向文学领域，并获得初步发展，但毕竟体式尚未完备，风格还显单一。随着赵宋王朝的建立，“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赌新声” （宋翔凤《乐府馀论》），词终于进入了它的空前繁荣兴盛时期。

二

从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夺取政权至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共有一百六十七年的历史。北宋词坛以仁宗末年（1063）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著名词人有晏殊、张先、柳永、欧阳修、晏幾道等；后期的著名词人有苏轼、秦观、贺铸、晁补之、周邦彦等。

宋初的词，大体承袭着晚唐五代的馀波，内容多系描写男女爱情生活与抒发个人闲适意绪。其中范仲淹颇值一提，他的词不仅洗尽了宫体与倡风，推动了词人从歌咏妓情到歌咏人生的风会转移，而且还具有婉约与豪放两种情调，奠定了宋词发展的两种基本风格。

进入仁宗朝（1023—1063），大批词人开始涌现，他们各具丰神的艺术特色，形成了词坛繁荣的局面。

晏殊被称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冯煦《蒿庵论词》），其词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色，一是有一种娴静幽美的风度。这种风度的形成与他显达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少年得志，一生如意，长期过着雍容安逸的生活，因而抒起情来总是那么的温雅闲婉，给人以无穷的诗意。二是有一种情中有思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形成与他旷达的怀抱有着密切的关系。旷达的怀抱使他在感情上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中故能感之，出乎其外故能悟之，而一旦有所感悟，则眼界必然高远，思致必然深沉，使千载之下的读者犹能引起共鸣。

欧阳修是位肩任文统道统的一代儒宗，对于填词也颇在行。他的词尽管未脱晚唐五代“艳科” 范畴，但他还是力求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如抒发感慨，赠别答友，咏史吊古等。其词风或是深婉挚厚，或是疏宕明快，前者上承冯延巳而下开秦观一派，后者上承民间词而下启苏轼一派，因此他在词史中的承先启后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说北宋前期词坛晏、欧的令词提高了词的韵味，推进了词的典雅化的话，那么柳永的慢词则扩大了词的容量，丰富了词的表现力。柳永是词坛第一个倾毕生之力于慢词创作的词人。为了适应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日益繁富的音律曲调的需要，他一方面“变旧声，作新声” ，将旧调翻新，由小令、中调衍为慢词；另一方面“奏新曲，谱新词” ，自己创制了大量新调慢词。根据清人毛先舒的分类（即五十八字之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则《乐章集》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长调。而与其同时的词人晏殊、欧阳修、张先超过八十字的词分别只有三首、十二首、十八首。可以说，在柳永之前，词大抵只是一些抒发一时感兴的小令，而到了他的手里，便促进了长调的成熟，奠定了慢词的体制，使得小令所难以表达的复杂内容，能够利用较长的篇幅，多变的句式，繁复的声情作充分的铺叙形容。朱彝尊曾说：“词至北宋而大。”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引）这个“大” 字，便是由柳永开拓的。

词兴起于歌筵舞席，所咏多绮靡之情，北宋前期，虽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努力，词境已逐渐拓宽，然毕竟没有引起根本的转变。北宋后期，苏轼“以诗为词” 的变革，则词真正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而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我们从其词集《东坡乐府》的三百余首词中可以发现，词这一内容贫弱的领域已呈现出一派绚丽的色彩，其中有抒发报国立功的抱负，有叙写仕途多舛的怨愤，有咏叹羁旅行役的愁思，有寄寓政治失意的情怀，有吟唱倾盖如故的友情，有刻画愤世嫉俗的性格，有缅怀英雄豪杰的战功，有描绘农村生活的情景，有抒写时代人生的感兴，有表现忧乐两忘的胸襟。可以说，无论是咏物言情、纪游赠答，还是怀古发论、谈禅说理；无论是感时伤事、送别悼亡，还是田园风光、身世友情，他均能自由地用词来吟唱，正如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艺概》）苏轼这些多姿多彩作品的出现，词坛面目为之一新，并为词开辟了一个宽广的天地。可以这样认为，词至苏轼，词境始大，词格始高，词体始尊，取得了与诗文同等的地位。

随着词境的拓大，原来惯用的那种温婉纡巧的柔笔已不能适应抒情言志的要求，因此，苏轼又突越了前人的局限，开创了一种与传统曲子词迥然不同的风貌，即雄迈豪放的风格。如《念奴娇》（大江东去），通过对赤壁宏伟壮丽景色的描绘和古代英雄豪杰的缅怀，表达了济世报国的豪情。全词想象丰富、气魄雄伟、境界阔大，一扫香软柔靡的妮子态，开启了慷慨豪迈的南宋爱国词的先河。王灼所谓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碧鸡漫志》），则明确道出了苏词对于词风转变的意义。

苏轼的两个门生对词风的演进也起了推动作用。一是秦观，他远师晚唐五代，近承晏柳诸家，形成了自己情辞兼胜的独特风格，弥补了柳永在慢词的铺叙展衍中带来的浅俗发露之不足，把婉约词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从而“近开美成，导其先路”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一是晁补之，其词风直逼苏轼，然所不同的是东坡于豪放中显出洒脱，而他则于豪放中带有沉郁。从苏辛豪放词看，东坡多超旷豪迈之作，稼轩多沉著悲壮之作，因此，晁氏的这种艺术风格，上承苏轼而下启辛弃疾，促进了豪放词在意境方面的更为深厚的拓展。

周邦彦是北宋词坛的集大成者，他对词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音律。周词在音律上已不像前人那么随意，而是分寸节度，深契微芒。所制诸词，调有定句，句有定字，不独严分平仄，即仄声上、去、入三声亦不容相混，所以邵瑞彭曾言：“诗律莫细乎杜，词律莫细乎周。” （《周词订律序》）后世填词者莫不将其词作奉为准绳，用其调者，“按谱填腔，不敢稍失尺寸”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是章法。过去柳永采用的层层推进的铺叙技巧，在长期运用中，已越来越难适应表达日益丰富的感情，常常显出单调与直露的缺点。周邦彦则在柳词的基础上，引进了古诗的许多繁复错综的写作技巧，诸如起承开合，伏应转接，顿挫逆挽，从而使词具有了一种腾挪跌宕、深婉浑厚的法度规模。三是语言。周词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为选词下字精于锻炼，不肯随便乱用，因而一字一句都能令人回味；二为用前人诗语不是取现成句子而是善于融化，因而既增添了词的典雅味，又使词别绕蕴藉。

就周词在宋词发展中的地位来说，可以“承先启后” 四字概括。从承先看，其词有柳永的浅近灵动而无其词语的俚俗，有苏轼的开阖动荡而无其音律的不谐，有秦观的情辞兼胜而无其风骨的纤弱。就启后看，由于周词“下字运意，皆有法度” （沈义父《乐府指迷》），示后人以作词门径，故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皆奉其为典范，从而形成了南宋词坛的醇雅词派。

三

从公元一一二七年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公元一二七九年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共有一百五十二年的历史。南宋词坛可相应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整个高宗朝（1127—1162），著名词人有李清照、张元幹、张孝祥。第二时期包括孝、光、宁宗三朝（1163—1224），著名词人有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史达祖。第三时期从理宗到宋亡（1225—1279），著名词人有刘克庄、吴文英、刘辰翁、周密、王沂孙、张炎。

靖康之乱，将赵宋帝国划分了北南两个时代，一些横跨承平的北宋末年与动荡的南宋初年的词人，在创作中也呈现出这种时代的变异。如李清照词，以南渡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多写闺房情意，风格缠绵婉转，后期则转为伤时感旧，风格凄凉哀若。又如叶梦得词，写于北宋的作品以婉丽为主，写于南宋的作品则时出雄杰。而向子諲更是将自己南渡以后的作品编为《江南新词》，将北宋亡前的作品编为《江北旧词》，表明了鲜明的时代意识。

南宋前期词坛，以张元幹、张孝祥词最显特色。面对靖康之乱后的民族苦难与国家屈辱，当时词坛主要表现出的是哀愁之感，悲恨之情，而二张则独振愤慨激昂之声。他们的愤激词，具有别人所缺乏的两个内蕴，一是他们的矛头不仅仅是针对异族入侵者的暴行，也同时是针对本朝投降派的丑行，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二是他们的词不像那些哀愁之感、悲恨之情，多从个人身世出发，而是源自于强烈的爱国情思与鲜明的政治倾向。如张元幹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均强烈地反映出国难时代爱国志士的民族意识。从词的发展史看，他们承苏轼豪放雄壮词风而来，又注入了时代的政治风云，在南宋词坛最先高举起慷慨豪迈爱国词的大旗，从而为陆游、辛弃疾、陈亮等词人导引了一条新的大道。

南宋中期，孝宗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 后，数十年间，已无大的战事。据《梦粱录》等书记载，当时临安的繁华富丽以及节日的热闹游乐场面，要远胜于北宋的汴京。在这种情势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依然以恢复兼济为己任，冷静地面对当时政治现实，以词为武器，进行着愤激的呼喊。以姜夔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虽还不至于完全忘怀国事，但创作范围基本上局限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或自伤身世，或流连光景，或咏物酬唱。南宋中期词坛因此形成了豪放与典雅两种词风各自分流的格局。

辛弃疾一生作词六百馀首，为宋代词人中作词最多的一个。在他之前，东坡词虽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然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及本人思想的制约，只能是比较广泛地反映出士大夫的生活面貌。辛弃疾则不同，他处于宋室南渡、国家分裂的年代，强烈的报国之情，使得他的词多抚时感事的言志之作。因此，他在词中所表现的英雄报国之怀与英雄失志之情，正反映出时代的追求与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悲愤。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辛词也有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量用典，以加深和扩展作品的内在容量；二是引进古文手段，以丰富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容纳更广泛的题材，抒写更复杂的情感。他的才情，他的魄力，使得他作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可以说题材内容之广泛，思想感情之丰厚，反映现实之深刻，两宋词坛无人可与辛词相比。

辛弃疾为人豪爽，有燕赵侠义之风，加之他有过一段金戈铁马的英雄经历，并始终把拯救国家与民族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所以他在将自己的生性气节与主要的创作精力投注于词后，也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沉雄豪壮的词风，成为“上掩东坡，下括刘、陆” 的“词坛第一开辟手” （陈廷焯《云韶集》）。与其同时或稍后的陆游、陈亮、刘过、韩元吉、杨炎正、戴复古、黄机、刘克庄、吴潜、陈人杰及宋末元初的刘辰翁、文天祥、刘将孙、汪元量等皆宜接受其影响，豪放词因此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提要》），取得了与婉约词双峰并峙的地位。

姜夔与辛弃疾同时而稍晚，互相间曾有过唱和。他一生往来于苏、杭、扬、淮的名流公卿、雅士骚人之间，过着清客的生活。与上层社会既富贵又高雅的生活情趣相适应，他形成了自己清空骚雅的词风，因而我们读其词会有以下几个明显的感觉，一是词境超尘脱俗，清冷空灵，令人神观飞越；二是感念时世，不作慷慨激昂的呼喊，抒写恋情，与脂粉气、妮子态完全绝缘；三是采用江西诗法来谋篇布局，造字炼句，用笔中时时透出清劲峭拔之气。无怪乎王国维要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 （《人间词话》）。

姜夔所处的词坛基本上笼罩在两种词风之中，一是以辛弃疾为首的雄健驰骤的词风，一是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曼妙的词风。前者大声镗鞳，不免流于粗豪叫嚣，后者富艳典丽，不免流于靡俗软媚。白石自标清空骚雅之一格，避免了两家弊病，从而使宋词进一步归于圆熟。这种词风由于在当时有追求风雅的社会风尚为基础，所以很快形成一个醇雅词派，并崛起于南宋词坛。以姜夔为宗者，有张辑、卢祖皋、高观国、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等。其影响所及，直至清代浙派。当然，白石词的弊病也是明显的。从内容看，其词虽能反映出故国山河之感，但因一直在风雅的圈子里生活，与同时代的豪放词人相比，内容还是显得相当的贫弱。后之学姜者，更是落到空虚之中，从而造成了南宋词坛“白石立而词之国土蹙矣” （陈洵《海绡说词》）之不幸。

南宋后期词坛主要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以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文天祥为代表，继辛词之后劲，作词主题鲜明，情感强烈；一是以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为代表，持姜词之衣钵，作词意致绵邈，声情美丽。从辛派后继者的情况看，虽是爱国之作，但与辛词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已不尽相同。辛弃疾所处的南宋中期，政治基本稳定，经济逐渐繁荣，北上抗金、收复中原的条件初步成熟，故其词多慷慨激昂之声。而刘克庄等人所处的南宋后期，比金更强大的敌人——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已崛起于漠北，在攻金的同时也开始威胁南宋，国内因奸臣贾似道当权，政治黑暗腐败，复兴之事已属渺茫，故他们作词在高喊“男儿西北有神州” 的同时，更多的是忧愤悲凉之音。宋元易代，陵谷变迁，刘辰翁等人开始转向多借时序抒发悲感，厉鹗所谓“送春苦调刘须溪” （《论词绝句》），说的虽是刘辰翁，则也道出了当时词坛内容多系“送春” ，感情多系“苦调” 的特点。在艺术上辛词的后继者基本没有脱出仿效的窠臼，虽不失慷慨豪放之气，但粗豪叫嚣、走腔落调、过于散文化的毛病逐渐显露，正如仇远所云：其时“腐儒村叟，酒边豪兴，引纸挥笔，动以东坡、稼轩、龙洲自况。极其至四字《沁园春》、五字《水调》、七字《鹧鸪天》、《步蟾宫》，拊几击缶，同声附和，如梵吹、如步虚，不知宫调为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称好而背窃笑，是岂足与言词哉” （《词源疏证原跋》引）。这种现象的发生，正如冯煦所指出：“非稼轩之咎，而不善学者之咎也。” （《蒿庵论词》）

至于持姜词之衣钵者，作词大都苦心经营，如吴文英就曾论词云：“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见《乐府指迷》）这种求协、欲雅、怕露、避怪的创作主张，固然使其作品字面妍丽，结构绵密，境界幽邃，但也同时露出晦涩堆垛的弊病，令人难测其中之所有。王沂孙词也是如此，他擅长以曲折隐约之笔，寄寓深沉的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在意境上虽不乏“深” 、“厚” 的一面，然时有“专寄托不出” 的毛病，要理解与欣赏，非得用心揣摩不可。而同时周密、张炎的词风则颇流丽疏爽，但他们的作品都词才有余而词心不足，正如周济所说：“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 （《介存斋论词杂著》）“不肯换意” ，乃是因为感情单薄，题材狭窄，因此即是想换意，也是无意可换。他们的词不是没有故国之思，也不是没有身世之感，但往往是软弱的，伤感的，甚至是颓唐的，缺乏深广的思想内容。如张炎的《月下笛》词，题序中虽注明了“动《黍离》之感” ，但作品里却没有什么现实生活的反映，更多的是对残破的旧梦的追念。由于感情跳不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故立意不高，取韵不远，常常只能以磨砻雕琢，装头装脚，逐韵凑成。这种只求文辞声情，不在意境上用力的弊病，也是南宋后期醇雅派词人的一个共同现象。所以，随着张炎的落魄而死，宋词也就结束了它的辉煌生命。

四

本书共收两宋一百家词人的三百二十首词作，与浩如烟海的全宋词相比，只是以蠡测海。我们的编选原则，一是尽可能兼顾到在不同阶段对词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流派和代表性词人；二是既把握住大家，也不偏废有佳构的小家，力求历代传诵的名篇不致遗漏。尽管整个宋代词坛的创作风貌难以在本书中全面体现，但读者至少可从一斑窥全貌，在欣赏名篇佳作的同时，对宋词演进的大体走向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每一首词都是一个世界，都是词人开辟的一块天地。面对这么一个丰富的世界，美妙的天地，我们在每首词的“解题” 中尽可能地根据作者创作的年月、地点、际遇、心境、意图及惨淡经营的匠心作一番简明扼要的阐释剖析。所释所析虽参考各家著述，但亦属一家之言，因此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恳盼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施蛰存审订选目，陈如江负责具体编务。除编者外，徐培均、邓乔彬、赵山林、罗立刚、吉明周也参与了部分篇目的撰写。

施蛰存 陈如江

一九九六年八月

（一四）《姚鹓雏诗续集》序

云间姚先生雄伯既谢世，其女明华、婿杨纪璋、次女玉华抱守其遗文，辛苦弗坠。越十年，写印其《苍雪词》三卷，既已流播人口，又十馀载，缮写其手定《恬养簃诗》五卷成。继十馀载，《红豆簃诗》五卷及《恬养簃诗剩墨》三卷成，是为先生诗之续集。待付印，索余一言为序。

余受知于先生几三十载，然会合不常，晤对承教之缘尤罕，何足以知先生，又何足以序先生之诗哉。

先生未弱冠，以诗文说部鸣于时。柳亚子创南社，先生羽翼之，绍东林、幾复之绪风，鼓吹革命，意气甚盛。辛亥鼎革，入仕金陵，浮沉郎署者三十年。抗战军兴，流移湘黔巴蜀者又十年。家国兴亡之感，朋尊聚散之迹，一以著于诗。遇归乡里，将以发其经世之略，为桑梓布新政。俄而婴疾，遽损其寿，功绩未就，而怀抱具见于诗，诵其诗者，足以知先生之为人矣。

往者余居昆明时，先生自渝州惠书，谓方刊定其集，且言：“少日作诗，步趋散原、石遗，好为硬语，既而从南社诸君子为唐音，境界渐得开朗，及间关入蜀，得山川之助，遂法自然，效元遗山放笔为直干，至是而诗乃为自家生活。”

先生作诗五十载，不甚收拾，多散亡者。此《恬养簃诗》五卷，存诗才千四百首，其刊落者，于早岁诗尤甚。印以先生晚年放笔之说，亦可以知先生之为诗矣。

夫文载道，诗言志，诗文皆心声也。先生中年以后，贞介谦退，不偶俗，罕交游，而名重于士林，士之知先生者，皆诵其诗文而得之。

今先生往矣，嘉言懿行，耳目不可得而接，然诗文犹存，虽百世之下，后生小子犹得以知先生，此其女若婿之所以亟亟于传其遗著也。

呜乎，孝思不匮，有足尚已。余荒伧下才，文不足为先生重，既不可辞，爰以所知闻于先生者书之，聊或有助于后生之诵斯编者。若先生之道与志，余安足以发其大哉！

甲子上元乡后学施舍蛰存拜序

辛巳云间中学施舍蛰存再拜序

（以下未出版）

（一五）题《南阁遗集》后

一九四二年，余在长汀厦门大学。暑假时，张荪簃自邵武来，欲泛汀江去潮阳省亲。波路险恶，又无便船，余劝其且住，遂留止焉。晤谈数日，以诗相酬答，因赏其才，遂为介绍与校长萨木栋。萨公欣然延揽之，余遂得与荪簃共事者二年馀。每逢空袭警报，中文系师生辄趋苍玉洞，踞岩穴间，议论上下古今，荪簃亦与焉。抗战胜利后，余去三元江苏学院，翌年，归上海，荪簃亦适台湾，自此不复相见。一九八〇年，海峡两岸消息可通，余辄访问荪簃踪迹，乃无知者。后得阅港中出版《近代粤词搜逸》，始知其已逝于新加坡，为之掩卷叹悼。近知台中友人，收拾其遗文，将为刊行。此盛德事，闻之钦佩。因录余昔年赠荪簃诗凡五首，愿附之卷尾，以志萍因。荪簃年少于余，余以弱妹视之。荪簃来书，亦辄以余为兄。岂意其盛年不寿，先我下世，余竟得抚其遗集，亦可哀已。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北山 施蛰存

（一六）《劲草书屋诗词钞》序

传曰：“诗言志。” 韩文公曰：“文以载道。” 自有此言，后人惑焉，以为志道异义，诗文殊途。非也。无其志，安得有道？道发于志，志一而道成。有道之士必有志之士也。虽然，经世则为文以载道，燕居则赋诗以言志。此诗文之时用异，非志道之为两端也。

李广同志生锡山嵇氏，祖若父，皆为名儒。广承其家学，诗古文辞，咸得深造。顾蒿目时艰，不屑以儒冠老，乃投笔从戎，效终军之请缨，变姓名曰李广。于是中散辍述志之诗，将军著射虎之名。军书旁午，草檄露布，凡所撰述，皆经世之文，宣革命之道。吟咏馀事，非其时矣。

暨时平世清，解甲归马，方将出其治平之策，经纶庶政，未几而四凶构乱，横被拂逆。遂赋闲居，反其初服。燕居多暇，风雅来亲，歌诗渊渊，得其时会。善哉，广之诗曰：“自古诗言志，多年未作诗。狂飙从地起，挥笔此其时。” 岂非修辞之能立其诚者乎？

十载以还，广作诗词逾千首。一九八四年，刊其所作，为《劲草书屋诗钞》。越二年，出其续集。今又得数百篇，将合而刊之，为巨帙。授稿于余，嘱为序之。余不敢辞，薰沐而读之。余与广，初相识，读其诗，尽得其勋业怀抱，交游踪迹，遂若旧交，斯可谓以诗相知者。此诗史也，岂独言志而已哉！广亦尝自谓：“作诗非为言志，乃旷怀自遣，既为纪事，又为遣兴，歌咏风物。” 可知其悬格之高，不以言志自局，止于为诗人也。然而广又自号为“诗友” ，不亦过谦乎？于此编，可以观其志，亦仰其道矣。

一九八九年元旦 施蛰存敬序

（一七）《云水楼集》序

江阴陈君以光，居乡里，训童蒙，知命守道，乐业安生，冲虚恬漠，君子儒也。平居雅好韵语，月榭灯窗，吟哦不辄。积二十载，得数百篇，丙丁之际，一夕焚如。既历浩劫，弦歌复作，十稔以还，又得数百首，区为二集，曰《育苗诗词》，乐业守道之作也；曰《清淮词屑》，安生知命之作也。

今年春，君持其集来，属论定，兼乞序言。会余事冗，谢未遑。君坚要之，遂留其稿，约岁阑报命。今岁将阑矣，不可不践诺，乃出其集读之。文辞多未工，初不以为佳。三复读之，忽若有得。君有《人生吟》云：“人生百岁期，物化观非久。传说怅然多，十中占八九。宜将不断施，始识未尝有。败则戒灰心，得亦莫夸口。功成气高扬，防渠还失手。但记高明言，深思常自守。” 此诗亦何让寒山、梵志？

又有《满庭芳》词“赋戊午年终得奖” 云：“西席挥毫，南州得句，感今世界祥和。首先敢发，豪放古今歌。不像从前那样，行不得、苦也哥哥。天翻覆，城乡建设，成果这般多。科研教育好，人才培养，景运来呵。喜学期将尽，得奖欢呼。真是开天辟地，从来未、起舞婆娑。休相问，歌为谁唱，淮子笑开河。” 此以白话入词，而不失格，亦自有其隽妙。

君之所作，大抵皆如是。凡乐业守道之作，有夫子浴沂之志；安生知命之作，有渊明田园之趣。言志表德，非古之诗人乎？世有诗甚工而所言非诗人之志者，则亦庸俗人之辞耳。君之所撰，诗人之辞也，安得于文字章句象内求之？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北山 施舍

（一八）北山楼钞本《还轩词》跋

维阳有女词人丁怀枫，余未尝闻其名。周子美为师范大学同事，其为丁君油印词稿，余亦竟未知，子美亦未为余言丁君事。近日杭州胡宛春欲问丁君消息，嘱询之子美，子美始为余道丁君身世，且言丁君尚在皖中，为典书史，今年亦七十馀矣。余欲从子美假读其集，则当时仅印数十册，悉以赠同好，今无存矣。遂驰书复宛春，且求借其藏本。越三日，宛春寄书来，盖即子美所贻者。余展诵终卷，惊其才情高雅，藻翰精醇；琢句遣辞，谨守宋贤法度；制题序引，亦隽洁古峭，不落明清凡语，知其人于文学有深诣也。并世闺阁词流，余所知者，有晓珠、桐花二吕，碧湘、翠楼二陈，湘潭李祁，盐官沈子苾，潮阳张荪簃，俱擅倚声，卓尔成家。然以还轩三卷当之，即以文采论，亦足以夺帜摩垒。况其赋情之芳馨悱恻，有过于诸大家者。此则辞逐魂销，声为情变，非翰墨功已。昔谭复堂谓咸同兵燹，成就一蒋鹿潭，余亦以为抗日之战，成就一还轩矣。若其遭逢丧乱，颠沛流离，又与漱玉无殊，读其词者，岂能不悲其遇？漱玉，古人矣；还轩犹在，百劫馀生，寄迹皖中，隐于柱下，水远山长，余亦无缘识之。因手录一本，资暇日讽诵，寄我心仪。

乙卯十一月 云间施舍蛰存书

（一九）《海天楼吟草》跋

岁戊午，余始识李君宝森于陈丈兼与斋中，其后时或晤言，投分遂密。君维扬世家子，早岁从其乡名士程善之、陈含光游，敏慧魁其曹，为诗文，惊老宿。弱冠来上海，治申韩学；既而为律师，创实业，经纶世务，以发家利国，不复用文辞鸣。解放以后，意兴云上，参加民主党派，羽翼社会主义，邦国大计，莫不积极响应，黾勉从事；虽罹十年浩劫，其志不渝也。余识君时，君方复其童心，雅好吟咏。夫人许氏海秀，善绘事，尤工花卉，每一帧成，君必为题以诗若词；合投赠漫与之作，积渐遂得数百章。君尝欲最录之，以付剞劂，就教于海内外师友。既成编，要余为序，余不敢辞，逡巡未成，而君遽以胃疾卒，弥留之际，犹拳拳以此编为念。呜呼！可哀也已。君性情中人，处阛阓间，亦文史涵泳，超然有以自举，间为韵语，以遣兴适志，不事雕锼而清疏有致。今海秀夫人为印其遗编成，余览之，文华宛在，而声容既邈，不能无黄垆腹痛之感。兼丈既序于卷端，乃疏记余与君交谊始末及此编因缘，书于后，窃比于延陵挂剑之义。

壬戌六月五日 施舍蛰存

（二〇）姚昆田《流霞集》序

金山姚氏、高氏，望族也。世为婚，代有贤达。晚清光、宣之际，姚石子、高天梅，以诗古文辞名噪于江南，友吴江柳亚子共举南社于苏淞间，攻桐城江西之文风，砺华夏汉唐之士气，维新革故，恢恢乎有东林幾、复之盛焉。

余生也晚，天梅先生又早世，未及承教，石子先生常往来淞沪间，乃亦竟未接清辉。每念五茸前辈风流，不胜其景仰。姚君昆田，石子先生之嗣君也。好学能文如石子，忧国恤民亦如石子，玉树芝兰，先德之仪型宛在。余喜得而同在友生之列，亦既二十载矣。君早岁肄业于光华大学，既精于业，亦勇于从事爱国运动。解放后，从政北京，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抗美援朝军兴，君请缨荷戈在廖承志麾下。一九五八年为小人所嫉，诬为右派，遂为逐客，任中学教师于晋南，凡二十年。

君襟怀夷旷，不以困厄介意，皋比馀间，辄为诗词以遣兴乐志，每来上海，辄袖一卷造敝庐求正，余以是知其才情亦足以跨灶也。比岁以来，君在上海任对外宣传之职。以为词语视文章尤易感人，乃一意填词，寄感语抒情于令慢之间，传之彼岸，岂非鱼雁之雅言，宣传之高致乎？余每于报端读其词，辄叹为语妙。

今者，君集其对台湾所作词一百二十阕为《流霞集》，将付剞氏，以存鸿爪，问序于余。余于词未尝专攻，老来始好之，亦遣兴乐志而已，莫能言其得失，何敢序君之集哉？然喜其克绍箕裘，为乡里光，乃以余所知于君者，书之卷端，为读是集者知人论世之资云。

壬戌十月 云间施舍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