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五代词

（一）张志和及其渔父词

张志和传记，有颜真卿所撰《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其次则见于张彦和所撰《历代名画记》、《太平广记》卷二十七所引唐人撰《续仙传》，次则《新唐书》本传，复次则元人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张志和为座上客，共赋诗作画，饮宴为乐，流连久之。张卒，颜公为撰其碑。是张志和事迹，当以颜公碑文为实。然张彦和以下诸小传，虽皆本之颜公碑文，亦颇有异同。

颜碑略谓：玄真子姓张氏，本名龟龄，东阳金华人。父游朝，清真好道，著《南华象罔说》十卷，又著《冲虚白马非马证》八卷，世莫知之。母留氏，梦枫生腹上，因而诞焉。年十六，游太学，以明经擢第。献策肃宗，深蒙赏重，令翰林待诏，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改名志和，字子同。寻复贬南浦尉，经量移，不愿之任，得还本贯。既而亲丧，无复宦情，遂扁舟垂纶，逐三江，泛五湖，自谓烟波钓徒。著书十二卷，凡三万言，号《玄真子》，遂以称焉。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无为宗，观者以为碧虚金骨。兄浦阳尉鹤龄，亦有文学，恐玄真浪迹不还，乃于会稽东郭买地结茅斋以居之，闭竹门十年不出。浙东观察使御史大夫陈公少游闻而谒之，坐必终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门巷湫隘，出钱“买地以立闳” 旌曰迥轩巷。门隔流水，十年无桥，陈公遂为创造，行者谓之大夫桥。玄真性好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飞墨，应节而成。大历九年秋八月，汛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以缣帐请画，须臾之间，千变万化，莲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观者如堵，轰然愕眙。真卿以舴艋既敝，请为更之。答曰：“倘惠渔舟，愿以为浮家泛宅，沿溯江湖之上，往来苕之间，野夫之幸矣。” 其诙谐辩捷，皆此类也。

其他传记与颜真卿碑文不同者，其一为籍贯。《名画记》、《续仙传》均云会稽人。其二为改名。颜文不言改名之故，《名画记》则云“诏改之” ，《唐书》本传则云“肃宗赐名” 。语异而事则一，但不知肃宗何以必欲其改名也。其三为出身，《续仙传》云：“博学能文，擢进士第。” 诸文皆从颜碑，作明经，此恐《续仙传》误也。其四曰贬官。颜文云：“寻复贬南浦尉，经量移，不愿之任，得还本贯。既而亲丧，无复宦情。” 《名画记》、《续仙传》均不书此事。《唐书》本传则云：“待诏翰林，官至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以亲既丧，不复仕。” 《唐才子传》则云：“待诏翰林，以亲丧辞去，不复仕。” 辛文房略去贬官一事，谓玄真以亲丧辞官归，显非事实。唯颜真卿以玄真亲丧在归里之后，《唐书》以为玄真在贬所时遭亲丧，故赦归后不复仕。此二说似当以《唐书》本传为得其实，颜真卿碑文于此事盖讳而不详也。唐代政治制度，凡左降官均不得奔丧离任。玄真丧亲，必在尉南浦时，赦还后自以孝行有亏，故不复出仕，此是当时名教所拘，不得不尔。颜公碑文以亲丧书于归乡以后，意在全其孝道也。其五曰贬地。诸文皆云玄真贬南浦尉，唯《历代诗余·词人小传》称贬南海尉，此恐是馆臣误录，前无依据也。南浦县即今四川省万县。其六曰著作卷帙。颜公碑文称玄真作《太易》十五卷，《玄真子》十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名画记》称《玄真子》十卷，《唐才子传》称《玄真子》二卷。可知《太易》早已亡佚，唐以后无著录。《玄真子》至元时仅存二卷。然全书仅三万言，或后人归并作二卷，初未亡佚，亦未可知。今世传本有《玄真子》二卷，疑是道家伪托，非玄真原本矣。至于玄真以何策干肃宗，以何事贬官，诸史文皆隐而不书，遂莫可考。

玄真子工于绘事，颜公碑文外，《续仙传》、《名画记》、《唐书》本传均言及之。其作画之情状，有释皎然之诗文为之描写，极能传神。诗题云：《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其诗有云：“手援毫，足蹈节，披缣洒墨称丽绝。石文乱点急管催，云态徐挥慢歌发。乐纵酒酣狂更好，攒峰若雨纵横扫，尺波澶漫意无涯，片岭崚嶒势将倒。” 又有《乌程李明府水堂观玄真子置酒张乐丛笔乱挥画武城赞》一文，其句云：“玄真跌宕，笔狂神王。楚奏铿，吴声浏亮，舒缣雪似，颂彩霞状。点不误挥，毫无虚放，蔼蔼武城，披图可望。” 此皆可想见其染翰设色之豪放气象，其绘事与音乐通，工妙如是。李明府，即李也。

颜真卿为玄真子造渔舟事，亦有皎然诗可参考。诗题曰：《奉和鲁公真卿落玄真子舴艋舟歌》。诗曰：“沧浪子后玄真子，冥冥钓隐江之汜，刳木新成舴艋舟，诸侯落舟自此始。得道身不系，无机舟亦闲，从水远逝兮任风还，朝五湖兮夕三山。停轮乍入芙蓉浦，击洑时过明月湾。” 据此则当日颜公为玄真子造舟成，且为落至以庆之。落，即落至，今言下水典礼也。当日颜公亦有诗，今不可见。

玄真子与词之关系，在其所撰渔父词五首，此唐词之宗祖也。然颜真卿所撰碑文中未言玄真子作渔父之词，至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始有记录，其文云：“德裕顷在内廷，伏睹宪宗皇帝写真访求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余世与玄真子有旧，早闻其名，又感明主赏异爱才，见思如此，每梦想遗迹，今乃获之，如遇良宝。” 其后则《名画记》云：“自为渔歌，便画之，甚有逸思。” 《续仙传》云：“颜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西塞山前” 云云，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尚。” 《唐书》本传云，志和“尝撰渔歌。” 《唐朝名画录》则云：“鲁公宦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 《唐才子传》云：“自撰渔歌，便复画之，兴趣高远，人不能及。” 以上诸说，似以《续仙传》为详实。盖渔歌之作，必由于颜公饮席唱和，玄真首唱五章，颜、陆、徐、李诸人和之，各五章，共得二十五章。玄真又写以丹青，为图五本，则一词一画也。颜真卿于大历七年九月自抚州刺史改湖州刺史，至大历十三年初，擢刑部尚书，三月，进吏部尚书。玄真子渔歌既作于颜湖州席上，则其年代当在大历九年秋至十二年之间。当日宾主唱和二十五章，必盛传于世。然自大历末至元和末，不过四十年，宪宗求渔歌，已不可得。又十馀年而李德裕始访得之，录传于世。渔歌之幸而得存至今日，李德裕之功也。

玄真所作，唐人诸文均称渔歌，惟有《续仙传》称渔父词。其五章全文，今世所见最早之记录，即李德裕文集中所附存者，此外则《续仙传》所载“西塞山前” 一首，亦唐末人所录。《花间集》有和凝、欧阳炯、李珣诸作，则题作渔父。李后主作二首，亦题作渔父。至宋以后，则《直斋书录》、《唐才子传》均仍称渔歌。《尊前集》、《金奁集》均称渔父。陆放翁《入蜀记》、《西吴记》、《古今诗话》均称渔父词。《乐府纪闻》、《竹坡诗话》以至清人所编《历代诗馀》、《词律》、《词谱》则题作渔歌子矣。寻其递变之迹，最初称渔歌者，犹目为歌咏渔人生涯之歌诗，称渔父或渔父词者亦然，皆非曲调名也。至五代时，《花间集》诸家及李后主所作之题为渔父者，已成为曲调名矣，故《金奁集》所收唐人和作十五首，题云渔父，而注明调属黄钟宫，则其为乐府曲名，已无疑义。从此以后，凡言渔父者，举其曲名也，凡言渔父词者，犹通称也。然苏东坡浣溪沙词小序云：“玄真子渔父词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 则东坡时，黄钟宫之渔父词，岂又亡其曲拍耶？渔歌子乃唐教坊曲名，先见于《教坊记》，敦煌写本曲子词有渔歌子四首，其句格与玄真所作不同，此乃别是一曲，与渔父不同。自宋人误以渔歌为渔歌子，后人不深考，相承其误，乃迳题玄真所作为渔歌子，而注云：“一名渔父” ，是一误再误矣。

颜、陆、徐、李诸家和玄真之作，李德裕或未得，或得而未录存，故今已不可见。宋初人编《金奁集》，题云“温飞卿庭筠撰” ，然其中唯六十二首是飞卿词，余皆韦庄、欧阳炯、张泌之作，已见于《花间集》者。此书中收张志和渔父十五首，皆非玄真子词。近人朱古微从曹元忠之说，以为此即当时诸家和作。旧本《金奁集》必题作“和张志和渔父” ，后人传钞者以为首“和” 字误衍，遂删去之。又原书编者未得此十五首作者主名，遂又误以为温飞卿和张志和之作，其谬遂不可究诘。朱古微校订《金奁集》，仍题云“和张志和” ，以为此中必有颜、陆、徐、李诸家之作而犹少五首。惜颜、徐、李三家诗集，世无传本，陆鸿渐集中亦不见渔父词，无从取证。

《宝庆会稽续志》载宋高宗和渔父词十五首，并序云：“绍兴元年七月十日，余至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赐辛永宗。” 其和词十五首所用韵，均与《金奁集》合，惟次序则不同。此可知黄庭坚时犹以此十五首为张志和所作矣。

此后陈振孙尝辑《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一卷，其解题云：“余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词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 由此又可知陈振孙尝得颜、陆、徐、李诸家和作，又得南卓、柳宗元所和，其所集今亦不传，不知有与《金奁集》所载十五首合否。南卓文集失传，今本柳宗元集中亦无渔歌，皆憾事也。

渔父词五首咏及之山川名，有西塞山、钓台、溪、松江、青草湖、巴陵，此皆其生平踪迹所到之处。选家大抵仅取其“西塞山前” 一首。陆放翁《入蜀记》：“言大冶县道士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词所云者。” 而《西吴记》则云：“湖州磁湖镇道士矶，即张志和所谓‘西塞山前’也。” 后人于此，遂生争议。张泳川《词林纪事》力主湖州之说，谓志和“踪迹未尝入楚” ，可知其非但未考志和生平，抑且未见渔歌五首全文，岂青草湖、巴陵亦在吴兴耶？《唐朝名画录》谓志和“常渔钓于洞庭湖。” 志和贬为南浦尉，正在巴陵、鄂渚之间，岂得谓踪迹未尝入楚乎？唐人诗中言及西塞者，如李白有送弟之江东诗云：“西塞当中路，南风欲进船。” 韦应物西塞山诗云：“势从千里奔，直入江中断。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 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下半首云：“中妇桑村挑菜去，小儿沙市买蓑归。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 皆可证是鄂渚之西塞也。又皎然谓玄真尝为李明府画武城图，此武城亦当是今湖北黄陂县东南之武城，盖志和为南浦尉时，熟知其山川城郭矣。

玄真有兄鹤龄，恐其浪迹不还，为茅斋于会稽东郭，此见颜真卿碑文及《唐书》本传，可信。然世传鹤龄所赋渔父词一首，则不可信也。此词题云为招玄真归里而作。夫玄真五词既作于颜湖州席上，是既归矣，何用招之？玄真词第二首云青草湖，云巴陵，结句云：“乐在风波不用仙” ，是追叙其在鄂渚洞庭之时也。鹤龄词起句云：“乐在风波钓是闲” ，答其意也。而下则云：“太湖水，洞庭山，” 乃误以为县区太湖之洞庭山。鹤龄此词，不知最早见于何书，《词林纪事》云出《罗湖野录》，然今本《罗湖野录》无此词。《野录》，释晓莹撰，序于绍兴二十五年，是南宋初也。若以前载籍中不见此词，可断其为伪作矣。

颜真卿作玄真子碑铭，叙其生平甚详，惟不言其卒葬年月，亦不及其如何逝世，但云：“忽焉去我，思德兹深。曷以置怀，寄诸他山之石。” 其铭文结句云：“辅明主，斯若人；岂烟波，终此身。” 文意皆隐约虚泛。《续仙传》云：“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笑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 此乃道家玄语，上升者，死亡也。盖玄真子实自沈于水，故颜公碑文云“忽焉去我” ，又云“烟波终身” ，实已暗示之矣。然不读《续仙传》，不能解也。宋人《冷庐杂识》云：“平望平波台有玄真子祠” ，亦可知玄真子没于此，故后人立祠祀之。

（二）船子和尚拨棹歌

船子和尚与道吾宗智禅师、云岩昙晟禅师均为药山惟俨禅师法嗣，《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均有其小传。今全录《五灯会元》所载小传于此：

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节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于药山，与道吾、云岩为同道交。泊离药山，乃谓二同志曰：“公等应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予率性疏野，惟好山水，乐情自遣，无所能也。他后知我所止之处，若遇灵利座主，指一人来，或堪雕琢，将授生平所得，以报先师之恩。” 遂分携至秀州华亭，泛一小舟，随缘度日，以接四方往来之者。时人莫知其高蹈，因号船子和尚。

一日，泊船岸边闲坐。有官人问：“如何是和尚日用事？” 师竖桡子曰：“会么？” 官人曰：“不会。” 师曰：“棹拨清波，金鳞罕遇。”

师有偈曰：“三十年来坐钓台，钩头往往得黄能，金鳞不遇空劳力，收取丝纶归去来。”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三十年来海上游，水清鱼见不吞钩，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功程得便休。” “有一鱼兮伟莫裁，混融包纳信奇哉。能变化，吐风雷。下线何曾钓得来。” “别人只看采芙蓉，香气长粘绕指风。两岸映，一船红，何曾解染得虚空。” “问我生涯只是船，子孙各自赌机缘。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衣无可传。”

道吾后到京口，遇夹山上堂。僧问：“如何是法身？” 山曰：“法身无相。” 曰：“如何是法眼？” 山曰：“法眼无瑕。” 道吾不觉失笑。山便下座，请问道吾：“某甲适来只对这僧，话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 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师在。” 山曰：“某甲甚处不是，望为说破。” 吾曰：“某甲终不说。请和尚却往华亭船子处去。” 山曰：“此人如何？” 吾曰：“此人上无片瓦，下无卓锥。和尚若去，须易服而往。” 山乃散众束装，直造华亭。船子才见，便问：“大德住甚么寺？” 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 师曰：“不似，似个甚么？” 山曰：“不是目前法。” 师曰：“甚处学得来？” 山曰：“非耳目之所到。” 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 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 山拟开口，被师一桡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师又曰：“道，道！” 山拟开口，师又打。山豁然大悟，乃点头三下。师曰：“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山遂问：“抛纶掷钓，师意如何？” 师曰：“丝悬渌水，浮定有无之意。” 山曰” “语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 师曰：“钓尽江波，金鳞始遇。” 山乃掩耳。师曰：“如是如是。” 遂嘱曰：“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莫处藏身。吾二十年在药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后，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 山乃辞行，频频回顾。师遂唤“阇黎” 。山乃回首。师竖起桡子曰：“汝将谓别有。” 乃覆舟入水而逝。

此传中所载船子和尚偈语六首，其三首是七绝诗体，外三首则为七七三三七句格之长短句，与张志和之渔父词同。因此，船子和尚遂与词亦有关系。

船子和尚小传不载其卒年，然其师药山惟俨禅师卒于唐大和八年（834）十一月六日。其同门道吾宗智禅师卒于大和九年九月。云岩昙晟禅师卒于会昌元年（841）十月二十六日。船子法嗣夹山善会禅师卒于中和元年（881）十一月七日。船子和尚在药山处受法二十年，偈诗云：“三十年来海上游” 。据此可知船子和尚为唐元和会昌间人。从来选录唐诗唐词者，均不收其偈语，盖后世但知有张志和渔父词，而不知有船子和尚渔父词也。

黄山谷有渔家傲词四首，其小序云：“江宁江口阻风，戏效宝宁勇禅师作古渔家傲。王环中云：‘庐山中人颇欲得之，’试思索，始记四篇。” 其词第二首云：

忆昔药山生一虎。华亭船上寻人渡。散却夹山拈坐具。呈见处。系驴橛上合头语。

千尺垂丝君看取。离钩三寸无生路。蓦地一桡亲子父。犹回顾。瞎驴丧我儿孙去。

山谷又有诉衷情词一首，其小序云：“在戎州登临胜景，未尝不歌渔父家风，以谢江山。门生请问：‘先生家风如何？’为拟金华道人作此章。” 其词云：

一波才动万波随，簑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

以上二词，皆全用船子和尚偈语，然一则云“效宝宁勇禅师作古渔家傲” ，一则云“拟金华道人作” ，而不言及船子和尚，岂当时此词虽流传人口，已无人知其为唐释船子德诚所作乎？

五十年前，大理周泳先辑《唐宋金元词钩沉》既成，始发现船子和尚为唐时人，以不及录其词为憾。然周君当时所知者，亦仅《五灯会元》所载之三首。其他如《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法苑珠林》及《艺林伐山》诸书所引，皆不出此。余尝收得《机缘集》一册，清嘉庆中刻本，所载为船子和尚歌词三十九首，附历代僧俗和作。始知船子遗词，存于今者不止三首，辑唐词者，犹足以增入一卷也。《机缘集》后附洙泾法忍寺僧漪云上人《推蓬室稿》，有同邑周霭朕序云：“余读《机缘集》，船子有拨棹歌三十九首。其前三首皆七言小诗，余皆渔歌子词。世但知船子为佛祖，不知为唐诗人，为唐词人也。” 然则清嘉庆时已有人发现船子和尚为唐词人，而刘子庚、王国维、林大椿诸家辑唐词者，均失于采录，可知此书虽嘉庆新刊，流传不广，治词学者皆未见也。

此书所载船子和尚词三十九首，题名《拨棹歌》，原为宋大观四年（1110）风泾海会寺石刻本。其跋云：“云间船子和尚嗣法药山，飘然一舟，泛于华亭吴江洙泾之间。夹山一见悟道。尝为拔棹歌，其传播人口者才一二首。益柔于先子遗编中得三十九首，属词寄意，脱然迥出尘网之外，篇篇可观，决非庸常学道辈所能乱真者。因书以遗风泾海会卿老，俾馋之石，以资禅客玩味云。” 吕益柔，字文刚，别号松泽叟，华亭人。元祐三年进士，官刑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致仕。

船子者，唐人言小舟也。和尚操小舟为人渡水，故乡人称之为船子和尚。船子在洙泾所居为建兴寺。宋治平中，改名法忍寺，以至于今。寺旧有井阑石，刻会昌年号。又有经幢，咸通十年立，今皆不存。元时法忍寺首座坦禅师辑刻《机缘集》二卷，其上卷即据海会寺石刻录船子和尚拨棹歌三十九首，附吕益柔跋。下卷题《诸祖赞》，辑录投子青，保宁勇以下宋元诸禅师咏赞，兼及居士如黄山谷、张商英、赵子固诸家之作。此本有明万历四年云间超果寺滇南比丘智空重刻本。至崇祯十年，又有法忍寺释澄彻重刻本，已增入明人幻住禅师、陆树声等数首。此三本皆年久失传。《天一阁书目》有《船子机缘诗》一卷，嘉请《大藏经》中亦有《船子和尚机缘集》，此二本余均未见，疑亦即坦禅师本也。余所得此本乃清嘉庆九年（1804）法忍寺释漪云达邃续辑重刊本。其正集二卷，仍明刊本之旧。续集二卷，乃漪云增辑。上卷为唐宋迄明清诸家咏赞。卷首所录唐愚公谷人七言绝句一首，乃嘉庆六年法忍寺天空阁火后所得石刻文，题云：“船子和尚东游泊钓船处” 。后署“会昌元年十一月” 。据此可知会昌元年船子已卒。下卷录宋释智圆至清居士朱二垞所撰法忍寺诸禅舍碑记，而以自撰《推篷室诗稿》殿焉。漪云俗姓沈氏，华亭名家子，工诗文。出家后主法忍寺，重建推篷室，辑刻《机缘集》，船子宗风，赖以不坠。而其保存船子歌词，使其免于亡佚，其功尤伟。

船子和尚歌词与张志和渔父词句法全同，且皆咏渔人生活而寓以释道玄理，故后世并称之。张志和本题“渔父” ，《花间集》、《尊前集》有和凝，欧阳炯、李珣诸家作渔父，句法皆与张志和同。南唐李后主有渔父二首，句法亦不异。然五代以后，多题作渔歌子，清人编《词律》、《历代词谱》、《历代诗馀》均以张志和词为渔歌子最早之作，而注云“一名渔父” 。然渔歌子乃唐教坊曲名，见于《教坊记》，则开元、天宝时已有此调。张志和词，颜真卿、李德裕皆称渔父词，何以不称渔歌子乎？《教坊记》著录称鱼歌子，不作渔字。敦煌曲子写本有鱼歌子四首，其作鱼而不作渔，与《教坊记》合。张志和词句法为七七三三七，敦煌本鱼歌子四首，因有衬字，故字数不一致，但均为二叠之歌词，前后叠句法均为三三七、三三六，则较张志和词为繁。由此可知渔父非鱼歌子也。任二北先生谓张志和之渔父，合于敦煌本鱼歌子之三三七句法，因而得出结论，谓“敦煌四词之写作时期，可能在张志和以前。” 此言余不敢赞同，从来文学形式，只有由简而繁。绝无由繁趋简。可以云鱼歌子乃渔父之繁化，不可云鱼歌子乃渔父之初体。然《教坊记》既已先有鱼歌子，而和凝、李珣诸家所作又仍称渔父，其句法又悉依张志和，更可知渔父与鱼歌子不能混同为一也。

船子和尚词既与张志和同，吕益柔石刻本何以不题作渔父而题作拨棹歌，此又一疑问也。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 。此文极为重要。其所谓京师者，乃指汴都，盖北宋时南北僧人所用佛曲之区别在此。唐者，谓自唐时相传之歌也。南方释子之唱道辞，想亦传自唐人，唯不用此名称耳。古书无句读标点，渔父、拨棹子为一为二，今未能定。或可读作“渔父拨棹子” ，乃以拨棹子曲调咏渔父生涯，而寓以禅理，犹敦煌词之“望月婆罗门” 、京师佛曲之“八相太常引” 、南宋人之“催雪无闷” ，皆以题目与曲名连写者也。若以渔父与拨棹子为二曲，则张志和所作为渔父，船子和尚所作为拨棹子。然此二家所作句法音节均同，似不可能为二曲，故余以为当读作“渔父拨棹子” 。自颜真卿、李德裕以下，以张志和词为渔父，谓其内容也。和凝、欧阳炯以下继承有作，遂误以渔父为曲调名。至宋人编录唐五代词，知渔父实非调名，遂改作渔歌子，此再误也。吕益柔称船子和尚所作为拨棹歌，必依据唐代以来相传之原题，拨棹歌当即拨棹子，其曲调名也。拨棹子亦盛唐时曲调，见《教坊记》，而其由来则更古于此，盖民间棹歌之流变也。唐人词题作拨棹子者，今未见。《尊前集》有尹鹗所作拨棹子词二首，每首皆二叠，下叠起句与上叠起句不同，已近似换头，二叠共六十字，句法与船子和尚词绝异，且用仄韵。尹鹗五代时人，《花间集》有其词，皆小令。此二词体式必非五代时所能有，恐为宋人伪托，不敢信也。唐人拨棹子令词虽无他作可参，然船子和尚词既称拨棹歌，而《能改斋漫录》又明言南方释子以渔父拨棹子为唱道之辞，则船子和尚此三十九首之为拨棹子，可无疑矣。其前三首形式上虽为七言绝句，然若破第三句为四三句法，仍可以拨棹子歌之，惟添一衬字而已。吕益柔总题之为拨棹歌，而不别出此三首，其意可知也。

船子和尚拨棹子三十九首全文，近代未见印本，余故附录于此，以广其传。明杨升庵《艺林伐山》载船子和尚四偈，皆七言绝句，其第三首为吕氏石刻本所无，亦不见于宋人书，不审何从得之，今姑以录入，共四十首。

附记

本刊第一辑发表了日本松浦友久教授的《关于“越调诗” 的二三问题》，使我们知道渔父词这种形式的诗，即七七三三七句法的诗，在唐代已流传到日本，并且为日本诗人所乐于采用。日本诗人称这一形式的诗为“越调诗”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资料。我怀疑这个名称不是日本诗人创造的，很可能是我国唐代诗人就称之为越调诗。诗以曲调为题者，有凉州、甘州、乐世之类。有时也加一个“词” 字，如甘州词、乐世词等，表示这是曲词。但没有加“诗” 字的。越调即无射商，不是曲名，而是宫调名，越调诗这个名词，表示它是诗，而用越调中的某一曲子来配合，可见这种最早形式的词，唐人还以为是诗。然而毕竟不是一般的不入乐的诗，于是要加一个宫调名以示区别，故称为越调诗。这个名词，肯定还在“长短句” 之前。这样命名的习惯，时间大概不久，后来出现了长短句这个名称，便不再有越调诗之类的命名了。而且《金奁集》载渔父词十五首，注明属黄钟宫，则在宋时，渔父已非越调歌曲，故亦不再见此名。以上是我对于“越调诗” 这个名词的推测，附记于此，待词学研究同志考索。

一九八一年五月记

（三）读李白词札记

李白词，《尊前集》收十二首，凡《连理枝》一首，《清平乐》五首，《菩萨蛮》三首，《清平调》三首。《花庵词选》收李白词七首，其《菩萨蛮》一首，《清平乐》令二首，《清平调》辞三首，皆与《尊前集》同，惟《忆秦娥》一首，未入《尊前集》。此外尚有《桂殿秋》二首，亦相传以为李白作，《全唐词》收录之。又有《秋风清》一首，《历代诗馀》收录之。故唐宋以来相传为李白所作之词，共十六首。

《连理枝》一首，惟见于《尊前集》，上下两叠，各三十五字，句法同。万氏《词律》仅收此词下叠，著为格律，注云：“此唐调也，宋词俱加后叠。” 此词之后，即录程垓所作“不恨残花亸” 一首，双叠，七十字。《历代诗馀》则收录其上叠，注云：“单调，三十五字，宋词俱加后叠。又名为《小桃红》。” 《全唐词》则分为二首。《词谱》亦分为二首，以为此调正格。余疑清初人所见《尊前集》，此词皆分为二首，然今本《尊前集》目录明言“李白十二首” ，必不容后人传钞时误分为二，此又不可晓也。

《连理枝》调名不见于《教坊记》、《唐会要》诸书，唐五代词人亦未有用此调者，不知万红友何所据而定其为唐调。至七十字双叠《连理枝》，先见于晏同叔《珠玉词》，其时代在程垓之前。按《宋史·乐志》云：“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 其下列太宗所制诸曲调名，在“琵琶独弹曲破” 十五调中，有“蕤宾调连理枝” 一调，可知《连理枝》为宋太宗所制琵琶曲，非唐调也。《尊前集》于李白此词下注云：“黄钟宫” ，则宫调异矣。余以为《连理枝》实未尝有三十五字单片之唐曲，此词必宋初人所撰，谬托于李白。其词云：“望水晶帘外竹枝寒，守羊车未至。” 即此一语，亦可为伪撰之证，盖唐人作宫词，赋宫怨，皆不及“竹枝” ，李白在唐宫供奉所作诗，亦无用“竹枝” 者，唐宫无“竹枝” ，安得云“帘外竹枝寒” 乎？

《清平乐》五首，初见于《尊前集》。《花庵词选》载“禁庭春昼” 、“禁闱秋夜” 二首，即《尊前集》之第一首、第二首也。黄花庵自注云：“按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 据此可知唐人吕鹏所编《遏云集》已收李白《清平乐》四首，花庵选其二而遗其二。其所遗者，不知与《尊前集》所收同否。考欧阳炯《花间集叙》云：“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调四首。” 是李白《清平乐》四首，唐人已有两家著录，且欧阳炯所言，明指曲子词，亦非《清平调》歌诗之误也。《尊前集》所载前四首，或即从《遏云集》得之。其第五首“画堂晨起” 云云，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拾遗》，不署作者姓名，盖北宋人作，讬名于李白，误入《尊前集》者。然花庵不容不见《尊前集》，何以不辨清平乐第五首之伪，此不可解。明人杨升庵《词品》亦言“黄玉林从吕鹏《遏云集》中止选二首，故补作二首录之。” 升庵所作词甚佳，然由此可知升庵亦未尝见《尊前集》，不知其中别有李白《清平乐》三首也。

《尊前集》所载李白《清平乐》第三、第四首，题材辞语，果与第一、二首不类。前者咏宫词，后者赋闺情，花庵所谓“无清逸气韵” 者，实乃遣辞琢句，不如前二首之华丽浓艳耳。题材既不同，辞语自异。然此二首亦犹有李白歌诗气韵，未可遽疑其非太白作。然黄花庵《宫怨》一首，王通叟《拟太白应制》一首，杨升庵补作二首，皆步趋太白前二首者，可知此四首中，宋以来皆特重其前二首也。

《清平乐》曲名见《教坊记》。《鉴戒录》引五代时陈裕诗：“阿家解舞清平乐。” 宋释仲殊和东坡词亦云：“解舞《清平乐》，如今说向谁。” 可知《清平乐》乃舞曲名。温飞卿《清平乐》词云：“新岁清平思同辇。” 又敦煌写本发愿文残卷云：“伏愿威光转盛，神力吉昌；社稷有应瑞之祥，国境有清平之乐。” （北京图书馆藏河字二十一号卷子）由此可知“清平” 乃时清世平之意，非“清调” 、“平调” 之谓也。“乐” 乃快乐之乐，非音乐之乐也。万氏《词律》韵目以此调编在“三觉” 韵下，误矣。

《清平调辞》三首，亦应制之作。《松窗杂录》云：“开元中，李白供奉翰林，明皇与太真妃赏木芍药于沉香亭，诏白撰新乐词。白立进《清平调》三章。” 诸家注李白诗者，多引此文。王灼《碧鸡漫志》谓“明皇宣白进《清平调》词，乃是令白于“清调” 、“平调” 中制词。” 余以为此《清平调》亦乐曲名，非宫调名，故此“清平” 二字当仍是时清世平之义。李白此三首，乃歌诗，载在其诗集中。后人编词选者，援《杨柳枝》、《浪淘沙》之例，并予收录，固亦无妨，然李白集中此类歌诗甚多，如《少年子》、《沐浴子》、《舍利弗》、《高勾骊》、《山鹧鸪》诸题，皆显为当时流行乐曲名，《清平调》辞既得为词，则其他诸作，遂无屏弃之理。著录唐词者，于此一情况，往往任意取舍，宗旨不定，使词之概念，不能明确。万氏《词律》更以声诗之平仄定为曲词之格律，刘禹锡之《纥那曲》，刘采春之《罗唝曲》、元结之《欸乃曲》与李白之《清平调》，并皆入谱定律，此则尤谬者已。

清平调辞三章，诸本次序均不同。《尊前集》以“云想” 为第一，“一枝” 第二，“名花” 第三。《乐府诗集》、《全唐诗》皆同。《花庵词选》则以“名花” 为第一，“一枝” 第二，“云想” 第三。旧本相传，或有此二式。

《旧唐书·李白传》云：“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己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馀章。帝颇嘉之。” 按李白供奉翰林，撰乐府歌词，必非一时之事。今诗集中所载《清平调辞》三首外，尚有《宫中行乐词》八首，亦沉香亭应制之作。其他杂曲歌辞，或亦有奉诏所撰。后世人但知有《清平调》三首，遂疑《清平乐》四首非李白所作。亦有混《清平调》、《清平乐》为一者，如《花草粹编》收《清平乐》“禁闱秋夜” 一首，陈耀文跋云：“吕鹏《遏云集》载李词四首。按《松窗杂录》：白进《清平调》词三章。《脞说》以为《清平乐》曲，此岂鹏羼入者耶？” 又夏敬观《词调溯源》于《清平乐》下解云：“按《清平调》词即李白集中所载三绝句，唐时歌曲，大率如此。今传李白《清平乐》有四十六字，必后人所制，托之李白。” 此皆仅知李白有《清平调》三首，而不知别有《清平乐》四首，更不知《清平调》辞犹是声诗，而《清平乐》则确然为盛唐曲子词，《花间集序》已为之明证矣。

《尊前集》载李白《菩萨蛮》三首。其第一首“游人尽道江南好” ，乃韦庄词，见《花间集》，第三首“举头忽见衡阳雁” 乃陈达叟词，见《花草杂编》，皆可确定其为误入。惟第二首“平林漠漠烟如织” ，《花庵词选》录于卷首，其次录《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一首，注云：“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 后人多祖述此言，几成定论，然亦甚可疑也。按唐宋以来著录此词者，始见于释文莹撰《湘山野录》。文莹先录全词正文，后云：“此词不知何人写于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风集》于曾子宣内翰家，乃知太白所作。” 据此则此词最初见于《古风集》，题李白撰，有好事者书于沧水驿楼。魏泰爱而傅之，遂著于世。然《古风集》为何等书，向来未有称说。南宋时，魏庆之作《诗人玉屑》，则云：“鼎州怆水驿有《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 云云，曾子宣家有太白集，此词乃太白作也。见《古今诗话》。” 据此则《古今诗话》作者以《古风集》为李白诗集，此词载在集中。然李白诗集但有称《草堂集》者，未闻有称《古风集》者；李白虽有“古风” 诗一卷，皆五言古诗，未必与曲子词合为卷帙。窃疑此所谓《古风集》者，亦北宋时人所编长短句选集，以此词托名于李白耳。

杨元素《本事曲》亦载此词，并云：“近传一阕，云李白制，即今《菩萨蛮》，其词非李白不能及。” 杨元素与文莹同时，皆元丰元祐间人，可知此词在当时始流传人口。杨云“即今《菩萨蛮》” ，又可知此词原不标明腔调，以句法音节审之，知其为《菩萨蛮》耳。杨又谓“云李白制，其词非李白不能及。” 又可知当时固未尝肯定其为李白所作，惟以此词语气高雅，非才如李白者不能作，因归之于李白也。如是则以此词为李白所作，当时即有疑问，后世选家录此为李白词者，皆杨元素之流耳。

唐苏鹗撰《杜阳杂编》谓《菩萨蛮》乃唐宣宗时倡优所制新曲。明胡应麟即据此说，谓“太白之世，尚未有斯题，何得预制其曲耶？” 后人否定此词为李白所作，亦多引此为证。然《菩萨蛮》乃唐玄宗时教坊新曲，其名早见于《教坊记》，实与李白同时，不得谓李白之时尚无此曲也。宣宗酷好此曲，既自撰之，又令文士竞为之，温飞卿所作特多，今犹存二十首。此乃《菩萨蛮》曲盛行之时，非始创之时也。李白之时，既已有《菩萨蛮》曲，则李白即有撰词之可能，《杜阳杂编》所载，不足为此词非李白作之明证。余所致疑者，此词来历不明，唐五代人既无称引，《尊前集》又未收录，则其伪托李白，亦已甚晚矣。

《菩萨蛮》以后，又有《忆秦娥》一首，亦相传为李白所作。此曲名亦不见于《教坊记》、《唐会要》诸书。唐五代词人唯冯延巳《阳春集》中有一首，句法较简，与所传李白词不同。李之仪有《〈忆秦娥〉用太白韵》一首，苏东坡有《忆秦娥》一首，句法同。李与苏皆宋神宗时人，可知此李太白《忆秦娥》词，在宋神宗时始传于世。然同时毛滂作一首，则犹用冯延巳所作一首之格律。可知李白《忆秦娥》之格律，乃冯延巳《忆秦娥》之发展，此词必不能作于冯延巳之前也。

著录此词者，始于《邵氏闻见后录》。邵氏云：“‘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云云，李太白词也，予尝秋日饯客咸阳宝钗楼上，汉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词者，一坐凄然而罢。” 邵氏此书自序于绍兴二十七年，已入南宋矣。其后《草堂诗馀》始收此词。《花庵词选》始合《菩萨蛮》一首冠于全书，许为“百代词曲之祖” 。由此踪迹，可知此词出现于神宗之时，至南宋初而确定为李白所作。唐五代词，入宋以后，已不复应歌。宋人筵席所歌，皆时行新曲。河南邵博在咸阳宝钗楼上所闻，必时人所撰怀古歌词，托名于李白，其时间与李之仪、苏轼作此词时，正亦相近。而前乎此，未闻有此词也。否则，《尊前集》必不遗此。

《桂殿秋》三首，亦非李白所作。《许彦周诗话》云：“李卫公作《步虚词》云：仙家女侍董双成，桂殿夜寒吹玉笙，曲终却从仙官去，万户千门空月明。河汉女主能 颜，云往往到人间，九霄有路去无迹，袅袅天风吹佩环。呜呼，人杰也哉。” 李卫公即李德裕。此词本是二首七言绝句声诗，后人改首句为三字二句，遂成曲子词。（《许彦周诗话》俗本已删去第一首第一句“家” 字，第二首第一句“能” 字，并改“主” 作“玉” 。此处所引从何文焕校刻古本。）吴曾《能改斋漫录》始载此妄改本，并云：“李太白词也。有得于石刻，而无其腔。刘无言自倚其声歌之，音极清雅。《东皋杂录》又以为范德孺谪均州，偶游武当山石室极深处，有题此曲于崖上，未知孰是。” 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亦云：“《桂花曲》‘仙女侍董双成’云云，此曲《许彦周诗话》谓是李卫公作，《湘江诗话》谓是均州武当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所作，未详孰是。” 可知在许彦周以后，《步虚词》已题《作桂花曲》，且以为神仙所作。或者以李白有仙气，又归之于李白。吴胡二家书均成于绍兴末年，于诸说均未能定其孰是，可知当时犹未肯定其为李白词也。

《桂殿秋》曲名亦不见于唐人书。唐五代词人亦未有为此曲撰词者。向子《酒边词》中始见此曲，句法亦同，可知此曲始行于宋徽宗时。宣和时盛行道曲，或者有人取李德裕《步虚词》填腔入乐，改名曰《桂殿秋》。向子作此词时，正此曲初行时也。其后又误“桂殿” 为“汉殿” ，嫁名于李白。大约北宋中叶以后，李白忽有词人之誉，故当时流传之新词，一一归之于李白矣。《桂殿秋》依托最后，时人不甚信从，故《花庵词选》、《草堂诗馀》均屏而不录。明陈耀文辑《花草粹编》仍题此词为李卫公《步虚词》，惟误以二首合为双叠之一首。《全唐词》始确定此二首为李白作，然《历代诗馀》则以第一首为李德裕《步虚词》，第二首为李白《桂殿秋》，此大谬也。

称此词为《桂花曲》者，惟见于《苕溪渔隐丛话》。按，《桂花曲》乃白居易所作歌诗，载在本集，与此词无涉也。

“秋风清，秋月明” 一首，见李白诗集，题为“三五七言” ，验其句法韵度，确是曲子词，惟无调名耳。《历代诗馀》收此词，题作《秋风清》，援白居易《花非花》之例也。

自来治词史者，多以温飞卿、韦庄为词之祖祢，温、韦以前，有声诗而无曲子词，故于李白诸词，皆持此说，斥其为伪，自敦煌写本《云谣集》出，而此说不攻自破，盖诸家所藏《云谣集》词，有盛唐时写本，如伦敦所藏斯字第四三三二号卷子，书《别仙子》、《菩萨蛮》各一首，其纸背书“壬午年龙兴寺僧学便物字据” ，此“壬午年” ，近人考定为天宝元年。然则盛唐时已有曲子词，此可为明证矣。李白诸词之为伪托，决不能以当时无曲子词为论据，余故一一别为考校，申其说如上。余之结论则为：《清平调辞》三首，《秋风清》一首，李白歌诗也，今列于词。《清平乐》四首，李白词也。《连理枝》二首，《菩萨蛮》、《忆秦娥》各一首，北宋人所撰，依托李白者也。《桂殿秋》二首，乃李德裕所撰《步虚词》，误属李白者也。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改订旧稿

（四）读韩偓词札记

一

韩偓集未尝见善本。《唐书·艺文志》载《韩偓诗一卷》，又《香奁集一卷》。晁氏《郡斋读书志》著录《韩偓诗二卷》，又《香奁集》不著卷数。《直斋书录》有《香奁集》二卷、入内廷后诗集一卷、别集三卷。《四库总目》著录《韩内翰别集—卷》，其书中注云：“入内廷后诗” ，而集中所载，又不尽在内廷所作。《全唐诗》小传云：“偓有《翰林集》一卷、《香奁集》三卷，今后编为四卷。” 然所录韩倔诗，其第一至三卷为《翰林集》中诗，其第四卷方为《香奁集》，疑小传有误，当云《翰林集》三卷、《香奁集》一卷也。《翰林集》中诗，其第—及第二卷为天复元年以后作，编年次第井然。其第三卷则有乾宁二年至开平三年之诗，亦有不纪年而可知其为龙纪及第后所作者，此卷岂即四库著录之《内翰别集》一卷本耶？汲古阁刻本《韩偓集》，余未得见。然震钧作《香奁集发微》即用汲古阁本，因知其为《翰林集》三卷、《香奁集》一卷。其《香奁集》以《黄蜀葵赋》、《红芭蕉赋》为殿。吴汝纶评注本《韩翰林集》三卷、《香奁集》三卷，复有《补遗》一卷，所录乃奏疏三篇、手简十一帖，非补诗之遗也。吴氏未言所据版本，疑即用汲古阁本，而依《全唐诗》增益改编之。又涵芬楼影印之旧钞本《玉山樵人集、附香奁集》，均不分卷。诗皆按五七言体分类编录，此本亦不知所从出。今以《全唐诗》本、涵芬楼本、吴汝纶评注本、震氏《发微》本相校，均有异同，竟不能定其孰为近古，诚憾事也。

二

韩偓词惟《尊前集》载《浣溪沙》二首，《绝妙词选》同。《全唐词》载三首，《浣溪沙》二首外，增《生查子》（侍女动妆奁）一首。王国维辑《香奁词》，共十三首，盖取《香奁集》中歌诗十首增益之。林大椿辑《唐五代词》，录韩偓词五首，而以其馀篇附录于校记中，盖未敢径以为词也。由此观之，则韩偓之词，未可谓已有定本。

《香奁集》虽属歌诗，然其中有音节格调宛然曲子词者，且集中诸诗，造意抒情，已多用词家手法。偓自序云：“自庚辰辛已之际，迄辛丑、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记。” 其诗既有为乐工配入音律，付之歌咏者，当亦有依倚曲拍，撰为新词者，盖唐人歌诗与曲子词之界限，即在于此。后人辑录唐词，即以其题目是否曲调名为取舍，如《尊前集》所收《三台》，乃六言绝句，《杨柳枝》乃七言绝句，《纥那曲》则五言绝句也。若作者当时实依曲调制词，而编集时但用诗题者，传至后世，遂启争论，孰者当入词，孰者不当入词，此固缘事而殊，难于画一者矣、《香奁集》诸诗则非但有格调近词者，且其风貌亦多类乎词，故其为词为诗，尤不易论定。近人震钧作《香奁集发微》，有言云：“《香奁集》命意，去词近，去诗却远。然三百篇之西方美人、静女其姝，何一非此物此志也。” 此言极是。盖震氏已觉察韩偓之诗，风格已近乎词。然去词虽近，未必皆可谓之为词也。

《浣溪沙》二首，见于《尊前集》，又《花庵绝妙词选》。汲古阁刻本《香奁集》亦有，调名下注云：“曲子” ，而涵芬楼影印旧钞本则无。此二首当为韩偓所作，无可疑。然不当在《香奁集》中，盖晋所辑入者，非旧本原有也。王国维辑本，依《花庵词选》及《全唐诗》录入，林大椿辑本依《尊前集》，其第一首“深院下关春寂寂” 不作“不关” ，殆是误字。第二首“骨香腰细见沈檀” ，诸本均作“更沈檀” ，不知林氏何所据而作“见” 。

《三忆》三首，涵芬楼本《香奁集》编入长短句类中，王国维辑本收入之。王跋云：“《忆眠时》，本沈隐侯创调，隋炀帝继之，升庵视为词祖，唯致光词少二句耳。” 林大椿辑本不收此作，而附见于校记中。按涵芬楼本虽不知所从出，然其中有长短句一类，此必宋初旧本，或是致光原编，亦有可能。盖长短句即词之前身，北宋初词名未立，即以长短句称曲子词，至南宋，则径以长短句为词之别名矣。此书如为南宋人所编，必用不长短句为歌词类目。《香奁集》中长短句一类所收凡六篇，其中《厌落花》一首，显为七言歌行，绝非词体。其馀《三忆》、《玉合》、《金陵》共五首，皆似曲子词，故王国维悉予辑录，且谓“《玉合》、《金陵》皆致光创调，而《金陵》尤纯乎词格。” 林大椿虽以王氏之说为可从，然而终不录入，亦附见于校记中，盖林氏辑录标准，务求其用曲调名为题目者耳。然王氏不以《三忆》为题，而题其第—首曰《忆眠时》，题其第二首曰《其二》，题其第三曰《其三》，此则甚不适当。盖第二首乃“忆行时” ，第三首乃“忆去时” ，岂可谓为《忆眠时》之第二、三首乎？且唐词中并无“忆眠时” —调，王氏乃欲以此为调名，使此三首得列于词集，谬矣。《玉合》、《金陵》仍是歌诗题目，王氏谓为致光创调，亦有语病。余以为此三首皆无曲调可配，又皆非创调，即使风格近似曲子词，犹不得目之为词也。

王、林二家辑本，均有《生查子》二首。此二首均见于汲古阁本《香奁集》，第一首题作《懒卸头》，第二首题作《五更》，《全唐诗》韩偓诗卷四同。惟涵芬楼本只有《五更》一首，编入五言古诗。第一首则无有。然《全唐诗》于《懒卸头》题下注云：“一作生查子” ，而《全唐词》中所收生查子—首，亦即此篇，盖两存之。林大椿校记谓《生查子》二首“均见《全唐词》” ，误也，其第二首实未尝入词。考《懒卸头》之题作《生查子》，今所见实始于《花草粹编》，《全唐诗》注所谓“一作” ，或即指《花草粹编》而言。至《五更》之题为《生查子》，则不见于故籍，此殆作俑于王国维，而林大椿从之。

《生查子》本为五言八句仄韵诗，然其声调却与五言诗不类。苏东坡有“三度别君来” —首，原题作《送苏伯固效韦苏州》，编在诗集中，然《东坡乐府》中亦收此作，题为《生查子送苏伯固》。后人以韩偓二诗为《生查子》词，即用此例。韦苏州者，中唐诗人韦应物也。东坡所效，当是其诗格，非效其类似《生查子》之声调也。然《生查子》曲名，已早见于《教坊记》，实为开元、天宝旧曲。《花间集》有张泌《生查子》一首，上片句法为三三五五五，下片句法为五言四名，用仄韵，又有牛希济《生查子》一首，其句法为上片五言四句，下片三三五五五。仄韵。又有孙光宪《生查子》三首，其第一、第三首句法与牛希济所作同，第二首则上片作五言四句，下片作七五五五。此式实即牛作形式，盖其七言一句，乃三言二句加一衬字耳。至魏承班作《生查子》二首，其句法始为上下片皆五言四句，亦仄韵。可见唐五代时，《生查子》句格未定，以韩偓此二诗移作生查子词，必宋人作意。《花草粹编》亦必有旧本依据。清定《词谱》谓《生查子》是韩偓创调，甚谬。

王国维辑本又收《木兰花》—首。此篇原为七言古诗，题作《意绪》，汲古阁本、全唐诗本、涵芬楼本并同。王国维跋语云：“木兰花本系七古，然飞卿诗中之《春晓曲》，《草堂诗馀》已改为木兰花，固非自我作古也。” 此援温飞卿词为例，亦无可非难。然《草堂诗馀》收温飞卿《春晓曲》，题作《玉楼春》，而非《木兰花》。唐五代时，《木兰花》与《玉楼春》体调均不同，观《花间集》所录诸作可知。至宋人始以《玉楼春》《木兰花》混而为一。韩偓此诗，即欲移植于词苑，亦宜题作《玉楼春》。

汲古阁本《香奁集》有六言三首，涵芬楼本编入六言律诗类。王国维改题作《谪仙怨三首》，其跋语云：“‘春台处子’三首，比《三台》多二韵，比冯正中《寿山曲》少一韵。考《全唐诗》、《历代诗馀》、《天籁轩词谱》，唐人刘长卿、窦弘馀等皆填此调，名《谪仙怨》，今从之。” 按刘长卿作《谪仙怨》，原是六言诗。窦弘馀、康骈均作《广谪仙怨》，句法、字数，并与刘作同。窦弘馀有诗序，详述此曲缘起，略谓“玄宗幸蜀时，思张九龄，吹箫成曲。有司录之成谱，请题曲名，上遂名之曰《谪仙怨》。其音悲切，诸曲莫比。大历中，江南人盛为此曲。” 韩偓此三首之句法、字数，与刘、窦、康三家所作悉合。去大历虽已百馀年，或江南犹传此曲，故韩偓亦效为之。刘、窦、康三家所作，均已辑入《全唐词》，则韩偓此作，自亦不妨援例采录。

辑录韩偓词，以《全唐词》最为谨严。所取仅三首：“《生查子》一首，见《花草粹编》，《浣溪沙》二首，见《尊前集》，皆昔人已定其为词者。王国维则但以合于词之体格者为标准，虽《玉合》、《金陵》二首，无渊源可溯，无曲调可配，亦皆辑入。执此为例，则唐人歌诗之可目之为词者甚多，且将增出无数新曲名，既不出于教坊旧曲，亦未尝行于民间，是乌乎可？至林大椿辑本，其取舍漫无规律，如以旧本原有调名者为准，则《生查子》第二首及《木兰花》均不当收入；如以合于词体者为准，则《谪仙怨》又何以不录？以此见其进退失据也。余以为必欲辑韩偓词，当用二例：一、宋元旧本已定其为词者，《浣溪沙》二首，《生查子》第一首是也。二、句法格调符合当时曲调者，《生查子》第二首、《玉楼春》—首、《谪仙怨》三首是也。韩偓词当以此八首为定本。

三

震钧《香奁集发微》所据者汲古阁本，故《浣溪沙》二首亦在焉。其他六首，并有笺释。今既以此八首为词，则震氏之笺释。亦可谓之词话。今取震氏笺释商榷之，以申鄙见。

震氏以为《香奁集》诸作者皆韩偓忠君爱国之忱，托于绮语，故各加笺释，以发明其微旨，甚且比偓为唐之屈灵均，以《香奁集》为唐之《离骚》、《九歌》，其推崇之，亦可谓至矣。其自序曰：“致尧[1]官翰林承旨，见怒于朱温，被忌于柳灿，斥逐海峤，使天子有失股肱之痛，唐季名臣，未有或之先者。似此大节彪炳，即使其小作艳语，如广平之赋梅花，亦何贬于致尧。乃夷考其辞，无一非忠君爱国之忱，缠恨于无穷者。然则灵均《九歌》所云‘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信为名教罪人乎？《香奁》之作，亦犹是也。然自唐末至今，近千岁矣，绝无一人表而出之，徒使耿耿孤忠，不白于天下，世之阅者，遂与《疑雨集》等量齐观，可异哉。” 按震氏以此志释《香奁集》，又深知集中诸作于词为近，宜其论韩偓词，与茗柯之论温飞卿、冯延巳词同—手眼。

《浣溪沙》二首，震氏笺云：“二词前一阕是怨，后一阕是矜。怨者，《离骚》所谓‘心忆君兮君不知’，矜者，《离骚》所谓‘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也。词较诗意尤明显，以词之体，本应如是耳。” 按此词第一首是晚妆，第二首是晓起。曰残醉，曰宿醉，层次分明。味其意旨，确是一时所作。怨矜之解，大致不远。然谓词较诗意尤明显，又谓词体本应如是，此则不然。窃谓以风雅比兴之义索之于词，往往较诗更为隐约。盖词体本不应如是，《花间集》诸词，韦庄以外，皆无比兴，而韦庄之词，托讽尤晦于诗，从可知矣。至于韩偓所作，本是长短句之诗，当时拈毫吟咏之际，并不自以为与诗别流之词也。

《生查子》第一首，笺云：“一腔热血，寂寞无聊，惟以眼泪洗面而已。” 按震氏此笺，犹嫌空泛。此作原题为《懒卸头》，甚可注意。盖作者已指出全篇紧要语在“懒卸凤皇叔，羞入鸳鸯被” 二句。何以“懒卸” ？何以“羞入” ？则由于时见残灯落穗耳。味其情绪，殆作于初入闽依王审知时。偓有《闺情》七言律诗一首，起句云：“轻风滴砾动帘钩，宿醒酒初懒卸头。” [2]此诗题下自注云：“癸酉年在南安作。” 二诗同用“懒卸头” ，可知其实一时所作。癸酉为梁乾化三年。乾化二年六月，朱友珪杀朱全忠而自立。三年二月，朱友贞杀朱友珪而自立。时韩偓在闽南之南安也。

《生查子》第二首，震笺云：“谪居后追思初被谪时也。” 按此笺亦未透沏。此作原题《五更》，正当空楼雁唳，远屏灯灭之时，又比之为断送花时之残春，故不禁其拥被愁绝也。词旨分明，哀唐室之将亡也，史称天复三年二月癸未，帝以朱全忠意，不得已贬偓，出为濮州司马。帝密与偓泣别。偓曰：“是人非复前来之比，臣得远贬及死，乃幸耳，不忍见篡弑之辱。” 此作意境甚合，岂即是年辞陛出关以后所作乎？

《玉楼春》一首，原题《意绪》。震氏笺云：“诗语艳绝，而题以意绪二字，不类也。而诗眼全在一愿字，则不类而类矣。” 按此笺颇有妙悟，启予不浅。全篇主旨，实在首句及末句。试合而读之：“绝代佳人何寂寞，愿倚郎肩永相著。” 意止于此矣。“梨花” 二句，谓不得其时也。“东风” 二句，谓有阻逆也。“脸粉” 二句，则“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之意也。此首当是入翰林前所作。意者乾宁二年为权要所排挤，自刑部员外郎出佐河中幕府时乎？

《谪仙怨》三首，其一首笺云：“此初去国也。追忆旧恩而言，有沅茝澧兰之慨。” 第二首笺云：“此居贬所也。‘红袖不乾谁会’，即‘自吟自泪无人会’也。“揉损联娟淡眉’，即‘谁适为容意。” 第三首笺云：“此忆京师也。‘此间’，自谓也；‘那里’，指长安也。‘西楼’，唐翰林在禁中西偏。‘朝日’，比君恩；‘桃源洞口’，指昔日赐宴之处，如曲江等处，玉辇常经之所也。” 按此诸解亦大致可从，惟‘桃源洞口’二句，恐所拟不论。考致光于天复三年二日被贬出关，转徙不常，然踪迹多在湘沅。至次年八月，朱全忠弑帝于椒殿。此词必作于此一时期。桃源正在湘中，自是当地故实，盖深悯帝之为朱全忠劫持，避秦无地，故有此语。夫曰“来否” ，可知其必非“那里” 之事也。

余以为此三章必致光有意拟《谪仙怨》而作，非偶合也。然又不欲明著其意绪，但以《六言三首》为题，遂以艳词瞒过天下后世读者。王国维泛槎寻源，揭著其本题，发覆抉隐，可谓快事。惜震氏未尝经意及此，然由此亦可为震笺之佐证，《发微》之作，固未必纯以意逆也。

四

《旧五代史·和凝传》注引《宋朝类苑》云：“和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作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 按《类苑》此说，使《香奁集》之作者，成为疑问，后人辄为所惑。然本传称凝“平生为文章，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 据此则凝之著作，尝有手写本镂版传世，短歌艳曲，尤为凝所自喜，亦未尝不传。《花间集》中，犹有其词二十阕，当是其《香奁集》中诸作也。今观其词，与韩偓所作，风格甚远，而偓《香奁集》中诸作，与其本集中诗，虽雅艳不同，而风格则一致，必非和凝之作也。大约和凝之《香奁集》亡失后，世人遂以韩偓之《香奁集》为和所假名。考和凝卒于后周显德二年秋（公元九五五），年五十八。《花间集序》作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可知《花间集》编成时，和凝尚生存，集中所收和凝词，皆四十三岁以前之作。凝生平多为艳曲，有“曲子相公” 之称，晚年亦必富有篇什，岂能不行于世耶？其集百卷，未必一时开版，《游艺集》或先刻，其序言之意，谓有《香奁》、《籯金》二集尚未刊行耳。韩偓《香奁集序》谓其诗皆作于“自庚辰辛巳之间，迄己亥庚子之间” ，此时和凝尚未诞生，若其晚年欲以此集假名于韩偓，而又于《游艺集》序文透露之，使人知为己作，然则又何以解此写作年代乎？至于韩偓此作序，亦为掩人耳目之计，自庚辰至庚子，凡二十年，乃韩偓十七岁至三十七岁时，其时尚未及第入仕。然集中有注明作诗甲子者，如《深院》注云：“辛未年在南安作。” 《闺情》注云：“癸酉年在南安作” 。《袅娜》注云：“丁卯年作。” 此皆晚年岁月，与序中所述不合，故震氏云：“序中所书甲子，大都迷谬其词，未可信也。” 夫艳情诗者，多数为文人意淫之作，何必深讳其写作年代。韩偓则始而说明其写作年代于序文，继又微示其实际写作年代于题下自注，即此一端，可知此一卷诗，非真为赋艳而作矣。

然从来读者，于《香奁集》诸诗，多以淫词目之。方虚谷谓“《香奁》之作，词工格卑，岂非世情已不可救，姑流连荒亡，以纾其忧乎？” 又云：“诲淫之言，不以为耻，非唐之衰而然乎？胡震亨谓其“冶游诸篇，艳夺温李、下自是少年时笔。” 沈德潜亦云：“偓少年喜为香奁诗，后一归节义，得风雅之正焉。” 此二人皆鄙薄《香奁集》，故诿之为少年时作品，于诗题下自注年代，熟视无睹也。吴汝纶评注韩集，于《香奁》诸作，皆无所点发。其子闿生撰跋，仍云：“夫志节皦皦如韩致尧，即《香奁》何足为累，此固不必为讳。” 凡此种种，皆于《香奁集》无好评，但作恕辞而已。夫温飞卿撰词以千君相，而有许之为温柔敦厚者；韩致光托忠愤于丽语，乃莫有知其比兴者，可知读古人诗词，亦不易也。震在廷作《发微》，实为冬郎后世知己[3]，余又从而补证之，以张其说，今后读者，当刮目视之。

一九六四年九月稿，一九七九年三月修改。

（五）读温飞卿词札记

一

唐词不始于温飞卿，然至飞卿而词始为文人之文学。飞卿以前，文人为乐曲撰歌辞，多是声诗，或曰歌诗，即有依声为长短句者，如李白之《清平乐》、杜牧之《八六子》、刘禹锡之《潇湘神》、白居易之《忆江南》之类，殆皆视为偶尔从俗，无关风雅，故不编入诗集。李白集中有《清平调》词三章，而无《清平乐》四章，其取舍可知矣。飞卿少时与公卿家无赖子弟游宴狎邪，“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 ，当时饮席所歌，多是其词。又值宣宗爱唱《菩萨蛮》词，飞卿为丞相令狐绹捉刀，撰歌词进呈。文人撰词，身价斯重。《金荃》一卷，实为有唐词集之始，亦词为士大夫文学形式之始。

苕溪渔隐谓“飞卿工于造语，极为绮靡” ，黄花庵亦云“飞卿词极流丽” 。然飞卿绮语实自李长吉得来。唐诗自陈子昂至韩愈已日趋平淡质直，长吉以幽峭昳丽振之，使天下耳目一新。李义山、温飞卿承流而起，遂下开“西昆” 一派。飞卿复以此道施于曲子词，风气所被，西蜀南唐并衍馀绪，遂开“花间” 、“阳春” 一派。

向使世无温飞卿，则唐词犹为民间俚曲，不入文人之手。世无李长吉，则李义山未必能为《无题》、《锦瑟》之篇，温飞卿亦未必能为《金荃》、《握兰》之句，唐词面目必不有《云谣》、《花间》之缛丽。试取《云谣集》以外之敦煌词观之，此中消息可以体会。故温飞卿于唐五代词实关系一代风会，而其运词琢句之风格，又李长吉有以启发之也。王国维云：“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 此言甚可寻味，盖唐词之兴起，其轨迹与梁、陈宫体诗固宛然一致也。

二

飞卿生平事迹，两《唐书》本传均甚简略，其仕履尤有牴牾。《花间集》称温助教，史传皆不言其尝为国子助教。近有夏臞禅先生撰 《温飞卿系年》，钩稽群书所载，排比推论，约略可见其踪迹。然于飞卿生卒年月，犹以史籍无证，未能确定。其以元和七年（812）为飞卿生年者，仅据开成五年《书怀百韵》及《感旧陈情献淮南李仆射》 二诗中语，推定其为飞卿年三十左右所作，因而上溯三十年，折中于元和七年。又系年止于咸通十一年（870），飞卿五十九岁，则因飞卿有《赠蜀将》诗，自注云：“蛮入成都，频著功劳。” 又据顾学颉君考云：“蛮人扰川，前此二三十年已然，而攻成都则在本年。此诗不必即作于本年，盖蜀将著功，未必即回长安而相晤也。” 夏君因云：“飞卿诗可考年代者，此为最后，足证其此年尚健在。” 按：南诏入寇西川，两《唐书》所载，仅大和三年（829）侵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人引去。以后则咸通三年，南诏蛮陷巂州，去成都尚数百里。至咸通十一年，南诏坦绰酋龙督众五万，进攻成都，次于眉州。西川节度使颜庆复、大将宋威等破之，酋龙乃率师退归。此役也，南诏军亦未入成都。惟《南诏野史》载“咸通三年，世隆（即酋龙）亲寇蜀，取万寿寺石佛归。” 又云：“咸通十年，隆遣使杨酋庆等入朝，谢释董成之囚，归成都俘三千人。” 据此可知咸通三年，南诏军曾侵入成都，万寿寺正在成都，所谓“归成都俘” 者，咸通三年所掠去之成都人民也。此事唐史失记，飞卿诗注明言“蛮入成都” ，乃以咸通十一年末入成都之史事证此诗著作年代，又以证飞卿“此年尚健在” ，皆未审也。温飞卿墓志宋时已出土，《宝刻丛编》卷八著录云：“唐国子助教温庭筠墓志，弟庭皓撰，咸通七年。” 据此可知飞卿卒于咸通七年（866），终于国子助教，此不得谓之“史籍无证” 也。惟《全唐文》有咸通七年十月六日温庭筠《榜进士邵谒诗榜》一文，则其卒必在十月六日以后。惜墓志全文不传，不能详其年寿略历，生平遂无可考。

三

欧阳炯《花间集叙》称“近代温飞卿复有《金荃集》” ，则此乃飞卿词集名也。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飞卿著作有“《诗集》五卷、《握兰集》三卷、《金荃集》十卷” 。《通志·艺文略》同。观此则《握兰》、《金荃》在诗集之外，似是词集名矣，然《文献通考·诗集类》仅著录飞卿《金荃集》七卷，别集一卷，而不复有《诗集》，《郡斋读书顾》同。观此则《金荃》似又为诗集名。清顾嗣立跋九卷本《温飞卿诗集笺注》云：“今所见宋刻只《金荃集》七卷，别集一卷，《金荃词》一卷。” 观此则《金荃》又为诗词集之总名矣。顾氏笺注即依宋本卷帙次序，先为诗集七卷，次为别集一卷，删去《金荃词》—卷，而附以从《文苑英华》等书中搜辑之佚诗，为集外诗一卷，合计仍为九卷。志氏所见之宋本，或即《文献通考》著录之本，然《文献通考》未言其后更有《金荃词》一卷也。此宋本《金荃词》今已无闻。前乎顾氏，未见藏书家著录，后乎顾氏，亦无可踪迹，顾氏又无一语及之。以极有关系于词学之古籍，岂从来藏书家、诗人、词客皆熟视无睹，不一考校其内容乎？此可疑也。《握兰集》虽载于《宋史·艺文志》，然未有宋人记述，其内容犹不能详。自来言温飞卿词者，辄以《握兰》、《金荃》并举，恐亦以误传误耳。

郑文焯撰《温飞卿词集考》，略谓“《金荃集》固合诗词而言，词即附于诗末。《花间集》所收飞卿词六十六首，或即出于原集之末卷，学者得此，无俟他求” 。又谓“《齐东野语》云：毛熙震集止二十馀调，《十国春秋》称欧阳炯有小词二十七章，今证之《花间》，其数正合。则飞卿词既他无所见，虽谓此六十六首美尽于斯可也” 。按郑氏此二说皆有可商。唐时尚无版刻文籍，著作多是卷子写本。词附于诗末，此是宋时刻书格式。且在唐时，词犹称“长短句” ，为诗歌之一体，可以编入诗集，如韩偓《香奁集》之例。否则必别自成卷，不得云附于诗末也。《云谣集杂曲子》不过三十首，写本已分为数纸，又安知其是否附于某集之后耶？顾嗣立所见宋本《金荃词》一卷，若附于诗集之后，则此书必南宋时刻，已经宋人改编矣。温飞卿词在唐时但有《金荃集》，欧阳炯文可证也，余以为飞卿有诗集五卷，曲子词《金荃集》一卷或二卷。北宋人合诗集于《金荃》，遂有七卷本之《金荃集》。南宋时书坊以曲子词别出单行，为《金荃词》一卷。又分诗集五卷为七卷，加别集一卷，是即顾嗣立所见之九卷本也。至于《金荃集》著录有作十卷者，若非“一” 宇之误，必“七” 字之误也。《齐东野语》乃南宋末年之书，《十国春秋》乃清人著作，所言毛熙震、欧阳炯词，皆据《花间集》所载书之，岂可据以证毛、欧二家词已尽于此数耶？

王国维辑《金荃词》一卷，共七十首。除《花间集》所载六十六首外，从《尊前集》补得一首，从《草堂诗馀》补得一首，从诗集补二首。《尊前集》收飞卿《菩萨蛮》五首，其四首已见于《花间集》，惟“玉纤弹处真珠落” 一首为诸本所无。此词鄙俗，不类飞卿笔，可疑也。《草堂诗馀》一首，即诗集中之《春晓曲》，原是仄韵七律，宋人以《木兰花》调歌之，遂混入诗馀。所谓从诗集补得之二首，即《云溪友议》所载《新添声杨柳枝》。此二首作风人体，与《花间集》所载《杨柳枝》八首不同。旧本飞卿诗集原未收录，《花间集》所载八首亦原不入诗集。而王氏注云：“以下二阕，集中作《新添声杨柳枝》。” 此盖谓顾嗣立所辑飞卿集外诗一卷，实非宋时之集本也。此四首，余以为决不在《金荃集》中，不当辑入。今日所可见之温飞卿词，尽于《花间集》所收六十六首矣。

杨升庵《词林万选》首录温飞卿《蕃女怨》二首，注云：“向逸名氏。” 此二词皆在《花间集》中，既非佚词，亦未逸名氏，不知升庵何以作此语。岂当时《花间集》未流传于世，故作此狡狯，矜为独得之秘耶？

《观林诗话》有《双荷叶》一条云：“荷叶髻，见温飞卿词：裙拖安石榴，髻亸偏荷叶。” 今所存温飞卿词中无此二句，疑作者误录他人之词，或别有飞卿佚词，不可知矣。

王国维跋其辑本云：“钱塘丁氏善本书室藏有一百四十七阕本。然中尚有韦庄、张泌、欧阳炯之词混见在内，除四人词外，尚得八十三阕。然此八十三阕尽属飞卿否，尚待校勘。” 按丁氏所藏乃《金奁集》，非《金荃集》，不可混而为一。《金奁集》虽题云温飞卿撰，然其中有韦庄词四十七首，张泌词一首，欧阳炯词十六首，又失名和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全书共一百四十二首，故温飞卿词实祇六十六首，皆见于《花间集》者，无待校勘，此王氏之误也。

四

唐五代人为词，初无比兴之义，大多赋叙闺情而已。读词者亦不求其言外之意，但当歌对酒，陶情风月而已。欧阳炯叙其编《花间集》之目的云：“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此即当时人所知词之作用也。宋人论温飞卿词，如苕溪渔隐仅称其“工于造语，极为绮靡” ，黄花庵亦但谓其“词极流丽” 。盖飞卿遣辞琢句，诚极精工飞动之致，丽而不俗，隐而不滞。又且不落言诠，不著迹象，体物缘情，所得甚深，此实赋家神化之境也。若谓其词意在比兴，别有寄托，此则飞卿殆未梦见。温飞卿词之为一代龙象，固不必援比兴以为高，然我国文学，自有以闺襜婉娈之情，喻君臣际遇、朋友交往、邦国兴衰之传统，此亦赋家讽喻之用。张皋文、周介存笺释飞卿词，亦足助人神思，然此乃读者之感应，所谓“比物连类，以三隅反” 是也。若谓飞卿下笔之时，即有此物此志，则失之矣。

飞卿所作，《菩萨蛮》最多最佳。《乐府纪闻》云：“宣宗爱唱《菩萨蛮》，令狐绹假温庭筠手，撰二十阕以进。戒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 今所传飞卿《菩萨蛮》十四首，殆皆为令狐绹代作者。诸词多赋闺情宫怨，题材甚狭，不出乎月明花落，山枕钿蝉，十四首犹一首耳。宫廷歌人所唱，本是此类，玉台宫体，遗风可按。然此是御前供奉，不能不刻意为之。故铺陈辞藻，富丽精工，雕镌声色，竟造绝诣。当时必大为流行，飞卿亦必甚自矜许，故遽泄其事，以显其名，遂结怨于令狐丞相，终身沦落不偶。文人之自重其作品，有如此者。至于张皋文以十四首为不可分割之一篇，比之为屈原之《离骚》，一篇之中，三复致意。陈亦峰亦云：“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变化《楚骚》，古今之极轨也。” 飞卿有知，闻此高论，恐亦不敢承受。

飞卿《河渎神》云：“暮天愁听思归乐，早梅香满山郭。回首两情萧索，离魂何处飘泊。” 鄂州本、汲古阁本《花间集》均作“思归落” ，盖音同而误也。李一氓同志校云：“乐，当读如约。” 则以为音乐之乐，非也。此“思归乐” 乃是鸟名。元稹有《思归乐》诗云：“山中思归乐，尽作思归鸣。尔是此山鸟，安得失乡名。应缘此山路，自古离人征。阴愁感和气，俾尔从此生。……” 白居易亦有和作一首。思归乐，“状如鸠而惨色，三月则鸣，其音云不如归去” ，见陶岳《零陵记》，盖即杜鹃也。此词以愁、乐对照，且协郭、索、泊韵，当读如落。然思归乐亦为曲调名，《唐会要》载太常梨园别教院教法曲乐章十二章，其中有《思归乐》一章，此乐字恐亦当读作快乐之乐。柳永有《林钟商思归乐》一阕，其下片云：“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共君把酒劝杜宇，再三唤人归去。” 此亦缘题而作，盖《思归乐》曲子即拟思归乐鸟声而造也。

飞卿《更漏子》云：“垂翠幕，结同心，待郎熏绣衾。” 此“待” 字诸本皆同，惟鄂州本作“侍” 。李一氓同志校云：“鄂本是，他本皆非。” 余研诵词旨，不敢苟同。鄂本必是误刻，非独胜也。此词首言相忆之久，次言熏绣衾以待郎归。下片则言久待不至，倏已天明。若以“侍郎” 为是，则下片词义不可解矣。

陈亦峰云：“飞卿《更漏子》首章云：‘惊塞燕，起城乌，画屏金鹧鸪。’此言苦者自苦，乐者自乐。次章云：‘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此又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亦即上章苦乐之意，颠倒言之。” 按飞卿此词脉络分明，初无深意。首章上片言春雨中更漏声惊起塞雁城乌。金鹧鸪虽尚双栖，可惜是屏上之画耳。唐人诗词中用“鹧鸪” 字，犹凤凰、鸳鸯，皆有双栖同宿之意。陈氏所谓“苦者自苦，乐者自乐” 之意，竟安在哉？次章上片言晓莺残月中，露重风斜，落花满庭。此皆即景，以引起下片之抒情。下片即言在此景色中登楼望远，倏已经年，旧欢如梦，愁思无穷。所谓“盛者自盛，衰者自衰” ，此意又何从得之？此二词皆赋闺情，念昔日之双栖，怨今日之睽隔。第二章可言今昔之感，而非盛衰之感。陈氏于飞卿词求之过深，适成穿凿，此皆以比兴说词之失也。

飞卿《梦江南》云：“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洲。” 近见钱仲联先生解释，谓“女子从清晨梳洗才罢，倚着望江的高楼，到千帆过尽，斜日西沉，是整整一天的过程” 。此乃以梳洗句为晨妆。此女独倚江楼，自晨至暮，无乃痴绝？窃谓此词乃状其午睡起来之光景。飞卿《菩萨蛮》云：“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闭门。” 其上片云：“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情态正同，皆写其午睡醒时孤寂之感，一则倚楼凝望，一则无聊闭门耳。

飞卿《杨柳枝》云：“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 皇甫松《竹枝》云：“合欢桃核两人同。” 皆以双仁桃核为喻，而取义不同，此之谓比同而兴异。果仁，古皆作果人，此又用古字设喻也。

飞卿《清平乐》云：“城上月，白如雪，蝉鬓美人愁绝。” 《河渎神》云：“蝉鬓美人愁绝，百花芳草佳节。” 《菩萨蛮》云：“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 又云：“春梦正关情，画楼残点声。” “蝉鬓” 、“春梦” ，皆飞卿得意之句，故一再用之，正如晏同叔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既以入诗，又以入词也。

飞卿词亦有深有浅。《南歌子》、《更漏子》、《梦江南》诸作，其浅者也。《菩萨蛮》、《酒泉子》诸作，其深者也。浅者直露，幸不至野。深者婉约而不晦，情真语丽，辞不尽其意。其深处易学，可得貌似，其浅处不能学，学之者多堕入南北曲。

飞卿亦有拙句，如“新岁清平思同辇，争奈长安路远” ，“青麦燕飞落落，卷帘愁对珠阁” ，“楼上月明三五琐窗中” ，“泪流玉筯千条” 等句，皆俚俗，去《新添声杨柳枝》不远，或者少年初作，犹未能脱离民间俗曲风格耶？

一九六四年七月

（六）读韦庄词札记

韦庄，正史无传，《唐诗纪事》、《北梦琐言》、《唐才子传》诸书所载其生平行事均甚略。《十国春秋》虽有传，亦掇拾诸书成之。《蜀梼杌》称庄卒于蜀武成三年八月，然不著其年寿。近人夏承焘作《韦端己年谱》据《镊白》一诗中“新年过半百，犹叹未休兵” 之语，推定庄生于唐文宗开成元年，卒时年七十五。此虽为研考端己年寿之唯一线索，然以《镊白》诗为光启二年所作，犹是假定，初非实据也。

端己以天复元年奉使入蜀，王建留掌书记不遣还朝。天复四年，朱全忠弑昭宗，唐亡，端己劝王建称帝，为定开国制度，仕至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天复二年，其弟蔼为编集所撰诗，目之曰《浣花集》，以所居为浣花溪杜工部草堂旧址也。

《蜀梼杌》称端己有集二十卷，笺表一卷、《蜀程记》一卷。又有《浣花集》五卷，乃庄弟蔼所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浣花集》五卷，云“伪史称庄有集二十卷，今止存此。” 可知二十卷之韦庄集，南宋时已不可见。韦蔼所编《浣花集》有蔼序，谓“便因闲日，录兄之稿草中，或默记于吟咏者，次为□□□，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 此序传世诸本，均缺三字，疑当是卷数。《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著录均云《浣花集》五卷，《唐才子传》云：“弟蔼，撰庄诗为《浣花集》六卷。” 今所存此书为明末汲古阁刻本，已析为十卷。后附补遗一卷，《四库全书提要》云是毛晋所增。《全唐诗》收韦庄诗悉同毛刻，惟补遗诗则视毛本又多三十馀首。《四库提要》云“盖结集以后之作，往往散见于他书，后人递有增入耳。” 余疑《唐才子传》所称六卷，即蔼所编之五卷，益以补遗一卷，故为六卷。若是，则补遗卷元时已有，非毛晋所增也。明人又析五卷为十卷，即毛氏所据以传刻者。补遗卷中诗，大多皆流徙江南时之作，《提要》所谓“结集以后之作” ，亦未尽然。《全唐诗》注云：《集外补遗》，是矣。

端己尝于中和三年避乱洛阳时作长诗《秦妇吟》一首，叙黄巢起义时官军骄恣肆暴之状。其后入蜀贵显，以此诗有所触忌，深自隐讳，此诗遂未入集。宋元以来，世无知者。至清末敦煌石室藏书发现，始获此诗写本，此亦集外补遗之新资料矣。

端已词见于《花间集》者四十八首，见于《尊前集》者五首，见于《草堂诗馀》者一首。自来无单行本。《全唐诗》及诸家辑本皆仅此五十四首。王静安辑本题作《浣花词》，则姑从其诗集名也。韦蔼所编五卷本《浣花集》中不录曲子词，《蜀梼杌》所云二十卷本或是端己身后所编，其中或有曲子词，《尊前集》及《草堂诗馀》所录，或由此出。惜此本久亡，莫可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