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先生的词学研究

林玫仪

认识施先生是我的福分。我与先生相识，完全因为词学。我的求学生涯在台湾完成，自进入大学，就跟从恩师郑因百（骞）先生研究词学，从唐五代至晚清，由赏析、考订到评论；施先生则对我近十年的研究方向影响极大。我虽无缘当先生课堂上的学生，但透过他的著作，以及多年的通信与谈话，我从施先生身上学到很多，除了学问方面，还有做人的道理，在我的感觉中，他就像我另一位导师。施先生在学界文坛声名卓著，他对词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是台湾学界大多只注意他在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成就，本文谨就个人所知，介绍施先生在词学研究方面的特色与贡献：

一 汇集论词资料

先生研治词学，所下的工夫既扎实又全面。除了研读多种词集外，还搜集许多词学资料，包括词集中的序跋题记、笔记杂著中的论词资料，以及地方志中的词人资料等。他在《花间新集·总序》曾提到当年致力于搜集资料的情形：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热中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馀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词学的评论史料最少。虽然有唐圭璋同志以数十年的精力，编集了一部《词话丛编》，但遗逸而未被注意的资料，还有不少。宋元以来，词集刊本，亡佚者多，现存者少。尤其是清代词集，知有刻本者，在二千种以上，但近年所常见者，不过四五百种。历代藏书家，都不重视词集，把它们与小说、戏曲归在一起，往往不著录于藏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仅著录了词籍八十馀部。因此，我开始收集词集，逐渐发现其序跋中有许多可供词学研究的资料。于是随得随抄，宋元词集中的序跋，有见必录，明清词集中的序跋，则选抄其有词学史料意义的。陆续抄得数十万言，还有许多未见之书，尚待采访。

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

先生一面读词，一面抄录词集中的序跋，日积月累，“抄成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历代词籍序跋汇编” （《往事随想》页255），这部耗费先生四、五年光阴的皇皇巨著，原先定名为《词学文录》，分为十卷，卷一至卷八都是词籍序跋，卷九至十则是关于论词的杂文、杂咏、论词书信等，直到三十多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为了突显主题，删去了最后二卷，并易名为《词籍序跋萃编》（见该书序引）。记得一九九五年四月，我与华东师大中文系合作举办清代词学会议，由高建中主任领导，系中各位先生鼎力相助，使会议进行十分圆满。当时我们原希望施先生能够莅会讲话，先生因为身体欠佳辞谢了。但是中文系派人连夜往返京沪，带回刚出版的《词籍序跋萃编》，及时在大会闭幕式结束之前赶回会场，作为大会送给与会者的礼物。当时如雷掌声，至今犹在耳际。其中的意义，不只因为这是一大册有用的词学资料，更是因为前辈治学的典范，对我们启迪良多。

序跋集之外，施先生还搜罗很多零星的词话资料。早在抗战期间，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即曾就该校图书馆所藏宋元人笔记杂录，抄出其中与词学及金石碑版相关之评论琐记，着手编纂《宋元词话》及《金石遗闻》二书（《宋元词话·序引》），先生在《我治什么学》一文中，曾提及当时单是宋人词话部分，就“读了七八十种宋人笔记及野史，抄录了所有关于词的资料，打算编一本《宋人词话总龟》” （《往事随想》，页36），《宋人词话总龟》当是《宋元词话》之初稿。离开福建以后，先生孜孜不倦，不断续作辑补，近年出版的《北山散文集》第四辑中的《投闲日记》，记载先生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生活实录，其中就处处可看出先生为此书辛勤工作的身影：

阅《懒真子》、《过庭录》，此二书词话均未抄，签出之，并签出其有关金石者。（1962.11.17，页19）

抄金石遗闻、宋人词话各二纸。（1962.11.26，页20）

阅宋人笔记，签出词话及金石遗闻数十则。（1962.11.30，页21）

日来气候转暖，差可书写。检点宋人笔记，词话未抄出者尚有二十馀种，金石遗闻未抄出者尤多，今年当并力成之。解放前所作诗，亦当于今年润色，编为定本。行年六十，此事不可缓矣。（1963.2.23，页49）

整理词话稿，拟编为十卷。（1963.8.8，页80）

然而此书的编纂与出版，却历尽沧桑。先是由于政治成分，初稿深藏箧中无法印行，继而在文革中散佚部分，直至一九九九年，《宋元词话》一书，始由陈如江先生协助增补完成，交上海书店出版。

以上二书都历经艰难方得以问世，成为今日研究词学理论的重要参考，先生搜集论词资料的工作，却始终没有停止。在《词学》第四、五辑上发表之《花随人圣盦词话》及《纯常子词话》，即是分别从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及文廷式《纯常子枝语》中摘出的词学相关资料。《织馀琐述》本是西泠印社本《织馀琐述》之上卷，此书极为罕见，其卷上皆是论词资料，故先生予以点校刊登。这几部词话，是研究晚清词人的重要材料，若非先生披沙检金，一一掇拾，学者很难利用。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注意到序跋及笔记小说中的零星论词资料，令人不能不佩服其前瞻性的眼光。

施先生是云间人，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乡邦文化之搜集及整理，曾辑纂《云间语小录》、《云间花月志》等书，对于云间词人，自是格外用心。《投闲日记》中记载二事，读之令人感动。一为寻访雷夏叔词作事：

阅词集数种，于《寒松阁词》中见有甘州一阕，题“雷夏叔秦淮移艇图” 。去年晤王支林前辈，曾谓余言松江人擅词者有雷夏叔其人，归后检府志不得，亦不能得其词。今乃于张公束词中见之，当亦道咸间人也。（1962.12.7，页22）

晨谒君彦丈，平一亦在家，遂与其乔梓小谈，多涉松江旧事，因以雷夏叔叩之，果是其先世。丈出示《诗经正讹》抄本一册，题华亭雷维浩撰，云即夏叔之名，其书无甚新解，且又不完。问以词，则亦无有，殆不可得矣。（1962.12.8，页23）

先生听前辈提起松江词坛有雷夏叔其人，查寻府志不得，翌年忽于张鸣珂《寒松阁词》中找到线索，立即向雷姓乡前辈打听，得知乃其先人雷维浩。另一是为姚雏整理遗稿事。先生鉴于松江诗家如杨了公、吴遇春、费龙丁等，殁后遗稿皆不可闻问，认为“公诗倘不亟谋刊行，零落堪虞，此固后辈之责也，余当力为图之” ，故主动托人向姚氏家属询问，家属携来遗稿十六卷，先生为编定成集，并因《苍雪词》一卷为晚年所作，特由《南社集》中补入其早年词作，并协助家属油印出版。详见日记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三月三十一日，八月二日、七日，十月十五日、二十六日，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二十日，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各条（页39、40、49、50、51、58、79、80、91、93、104、108、185）。可见先生对发扬乡邦文化尽心尽力之情形。《投闲日记》中还有下列资料：

阅公词，风格在东坡遗山间，因念姚春木《洒雪词》至今未刊，可合鹓公所作合为《云间二姚词》，或称《二雪词》，亦巧事。（1963.2.27，页51）

高君宾、周迪前二君来访，皆金山姚氏婿也。周君亦在辑云间人词，闻余有此志，故来访，此事有周君为助，当可速成。（1963.3.7，页53）

上午至上海图书馆假阅《蒉进斋藏书目》，小本，凡七十一册，每页一书，详著作者姓名、字号、官位、版本，有批校者并注明批校者人名，朱笔抑墨笔，颇可供参考。郡人著作甚多，惟郡人词集却不多。（1963.3.14，页55）

录云间词人姓氏为一卷，得二百馀人。（1963.3.15，页55）

补葺《云间词人姓氏录》。（1963.3.18，页56）

下午访周迪前，以《云间词人姓氏录》与其所辑《谷水词丛》比对之。周辑所收人较余为多，然辑本犹未备。约定二人合作成此事。（1963.3.19，页56—57）

下午访周迪前，假得其藏词及乡邦文献书目归，补录《云间词人姓氏录》。（1963.5.23，页64—65）

阅《松江府志·艺文志》，取周氏藏乡邦文献目对勘之，补词人姓氏数家。（1963.6.1，页67）

抄《松江诗钞》中词人小传。（1963.9.26—30，页88—89）

仍录云间词人小传。（1963.10.1，页89）

抄云间词人小传，取府志及续志，并诸家词选与《松风馀韵》、《松江诗钞》、《湖海诗传》诸书综合之，已得二百八十馀家，十九有词可录，亦不为少矣。（1963.10.4，页89—90）

晨访周迪前，假得刻本《湘瑟词》及钞本《海曲词钞》，……。（1963.10.10，页90）

以所藏《湘瑟词》钞本与刻本对勘，补得所缺三十馀字，又从《海曲词钞》中补得云间词人十馀家。（1963.10.11，页91）

下午访周迪前，假得丁绍仪《词综补》，归而签出云间词人，至漏下三刻。（1963.12.2，页98）

从丁氏《词综补》录取松江词人姓氏。（1963.12.4，页98）

可见从一九六三年三月到年底，先生一直忙于辑录《云间词人姓氏录》及抄录《云间词人小传》，他由《蒉进斋藏书目》、《松江府志》、《续志》、《松江诗钞》、《松风馀韵》、《湖海诗传》等书及各种词选中辑录资料；其后得知周迪前亦辑录云间人词，乃与周氏相约合作，互通有无，并比对所辑之异同，以成其事；又从周氏借得乡邦文献书目及其所藏词书，如刻本《湘瑟词》、钞本《海曲词钞》及丁绍仪《词综补》等，予以增补。《云间词人姓氏录》、《云间词人小传》未见出版，由上文所引，姓氏录已得二百馀家，词人小传亦已得二百八十馀家，加上其后继续补辑者，所录当超过此数。

云间词派是清初极重要的词派，但其论词资料流布甚少，故词史中提到云间词派，往往只引用云间三子的少数序跋及邹祗谟、王士禛的词话，学者莫不深叹其材料之匮乏。殊不知在施先生搜罗之下，云间词人竟有如许之多，影响所及，清代词史都得改写，期望先生有关云间词人的著作能够早日出版，则学界幸甚。

二 搜罗见存词籍

上文引及《花间新集·总序》，先生尝自言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他热中于词学的时期，每天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 。其实先生家学渊源，从小在其尊翁教诲下，由《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选》，打下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我治什么学》，《往事随想》页34）；才读中学，就从《散原精舍诗》、《海藏楼诗》上溯《豫章集》、《东坡集》及《剑南集》；中四已由宋诗而唐诗，读《李义山集》、《温飞卿集》、《杜甫集》、《李长吉集》等书（《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同上，页3、4）。并且遍读家藏的《白香词谱》、《草堂诗馀》等书，学习填词。此外，从小就养成到书店买书的习惯（《我的第一本书》，同上，页43）。因此，先生毕生都在搜罗各种词籍。《投闲日记》中即记有不少搜购词籍之事，略举数例如下：

买得《词鲭》一册，道光丙戌有斐居刊本，星江余煌汉卿集句词六十馀阕，颇浑成可喜。又《玉壶山房词选》一册，民国九年仿宋铅字排版墨汁刷印本，此亦印刷史上罕见之本也。（1962.10.30，页12）

下午陪内子上街，顺道往常熟路旧书店买得牛秀碑一本，又《冰瓯馆词钞》一本，仪征张丙炎撰，写刻甚精。（1962.12.11，页25）

今日又从古籍书店得四印斋甲辰重刻本《梦窗甲乙丙丁稿》，此本刊成后，未刷印，而半塘老人去世，况夔笙得一样本，嘱赵叔雍上石影印以传，时民国九年庚申也。况跋云：“版及原稿已不复可问。” 余初以为此版必已失散，今此本有“民国廿三年版归来薰阁” 字，盖来薰阁就原版刷印者也。此梦窗稿三次刻本，流传甚少，亦殊可珍。除夕得此，足以压岁矣。（1963，1，24，页40—41）

又古籍书店有《浙西六家词》零本，《耒边词》、《黑蝶斋词》合本，亦以五角得之。（1963.6.13，页70）

今日下午始外出，至四马路阅书肆，书殊少，无可购者。得杜文澜刊本《水云楼词》，鹿潭词诸刻本俱有矣。（1963.7.11，页75）

晨至书肆，得词集四种。（1963.9.9，页85）

装订所抄各书，计《鸭东四时杂词》、《鼠璞词》、《机缘集》三种，各加以跋语。（1963.12.26，页102—103）

先生是爱书人，有时为生活所需，不得不卖去部分书籍以应急，但是一看到好书，只要手上凑得出来，又会再买。前些年，当他知道我与吴熊和、严迪昌两位先生合作编纂清人词籍知见书目，即将珍藏数十年的一批词籍及书目卡片等毅然相赠。这些词籍大多是别集，包括宋元明清词及近人词作，共有三四百本，其中清人词集最多，有时同一集子有几个不同版本。例如改琦《玉壶山房词选》二卷，就有道光八年云间沈文伟来楼刻本、道光间高雨校刊本及民国九年聚珍仿宋印书局铅印本等三种。朱祖谋的词集，有光绪至民国刊本《彊村词》四卷，光绪刻本《彊村词》前集一卷别集一卷，民国七年上海四益宧排印《鹜音集》本《彊村乐府》一卷，民国二十一年朱印本《彊村语业》一卷（卷三）及《彊村弃稿》一卷，民国二十二年刻彊村遗书本《彊村弃稿》一卷。郑文焯的《瘦碧词》二卷，有光绪十四年大鹤山房刻本及民国六年吴中再版本，还有先生亲自抄录的本子。书中更时时夹有先生的心得及札记。每当翻阅，先生当年抚玩吟咏之状，彷彿如在眼前。

除了藏书以外，施先生还送给我高校藏词书目及他的词籍卡片。这批卡片为数甚多，先生将其分成三大包，注明一是六十年代所制，大多数抄自《四库大辞典》；一是八十年代所制，为编《近代名家词》；三是近年倩人代抄者。这些卡片抄录各类词籍资料，分为词韵、词谱、词律、词选、词话、地方词、总集、选集、家集、合集、今人词、清人词、明人词集、宋金元词别本、唐五代词别集等类，例如《国朝金陵词钞》就收在“地方词” 下，云：“《国朝金陵词钞》八卷附闺秀一卷，陈伯雨辑，秦际唐序，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刊，收九十一人，附闺秀十五人，约一一六二首。” 在《词学名词释义》的引言中，先生提及曾于一九六〇年代“分类编了词籍的目录” ，所指或即这些卡片。透过这些卡片，可知先生是一面按目寻书，一面由书补目，亦可看出施先生做学问之踏实。

此外，有关《同声月刊》的事，也值得一提。此书为龙沐勋先生所编，与《词学季刊》同是研究词学的重要文献，唯因流传不多，学者颇难觅得。根据个人所知，台湾只有张寿平教授有一套，仍不齐全，台湾大学也有几册。施先生却藏有一套。当他知道我需要参考此书，竟托孙逊、孙菊园两位先生于赴台时带来给我。又告诉我，有一本名为《青鹤》的杂志，亦有许多郑文焯的资料。我请文哲所图书馆广为搜求，终于自日本购得一套。由这件事，可看到施先生藏书之富及他对资料熟悉之程度，而先生的关爱，更令我终生铭感。

三 辑校历代词集

先生在平日读词之馀，也对词籍进行校勘及辑佚的工作。《词学名词释义·引言》说：

一九六〇年代，忽然对词有新的爱好。发了一阵高热，读了许多词集。分类编了词籍的目录，给许多词集做了校勘。慢慢地感觉到词的园地里，也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于是才开始以钻研学术的方法和感情去读词集。

在《投闲日记》中，亦提到甚多校词之例，例如：

阅《全唐词》，取《花间集》、《尊前集》校之。（1963.2.7，页45）

过古籍书店，得词集数种，有顾羽素《绿梅影轩词》一卷，取徐乃昌刊本校之，溢出二十一阕，不知徐氏所据何本。徐刊称《茝香词》，殆早年所刊本耳。（1963.2.10，页46）

今日校读薛昭蕴词讫。（1963.2.20，页47）

访邵洵美小谈，校《乐府指迷》。（1963.9.7，页85）

以所藏《湘瑟词》钞本与刻本对勘，补得所缺三十馀字（1963.10.11，页91）

晨访周潜，假得《幽兰草》、《尺五楼诗集》、《堪斋诗存》三种。《幽兰草》抄配得残缺者三页，甚快事。（1965.1.27，页161）

不但校勘，而且辑佚。例如：

阅赵闻礼《阳春白雪》，得丁葆光无闷词，此《直斋书录解题》所称催雪无闷，乃其名作也。初以为不可见，竟不知其存于此集中。不知别一阕重午庆清朝，尚可得否？（1962.12.15，页27）

选录缪雪庄词四阕，于《范氏一家言》中得范启宗词一阕。（1964.1.6，页105）

即是其例。由日记中，先生且屡屡提及《宋金元词拾遗》一书：

阅周茹燕《楚辞讲稿》，抄《宋金元词拾遗》。（1964.2.3，页112）

抄《宋金元词拾遗》，未竟。（1964.2.4，页112）

晨至雷君彦丈处贺节，下午抄《金元词拾遗》讫。（1964.2.14，页114）

雷一平来贺正。写《宋金元词拾遗》诸家小传及题记讫。（1964.2.15，页114）

作《宋金元词拾遗·序》，又补作《水经》注。（1964.2.17，页114）

顾名思义，此书应是辑宋金元人佚词者，由“抄讫” 及撰作“小传” 、“题记” 、“序” 等字眼看来，此书应已编成，惜似未印出。

此外，先生亦辑《王修微集》。王微，字修微，号草衣道人，是明代女词人。有关女词人的研究，先生可谓早开风气之先。《投闲日记》中提及此事者有如下数条：

抄所辑王修微诗。（1965.10.16，页187）

《王修微集》二卷抄讫，凡诗九十首，词五十阕。（1965.10.18，页187）

编《王修微集》附卷，分小传、投赠、佚事、遗韵四录。（1965.10.19，页187）

至上海图书馆看《明诗归》，又补得王修微诗九首。（1965.10.20，页187）

录《王修微集》附卷。（1965.10.21，页187）

抄《王修微集》附卷。（1965.10.23，页188）

至上海图书馆阅书，从《名媛诗归》中又得王修微诗数首，已逾百篇矣。（1965.10.24，页188）

至上海图书馆阅书，王修微诗得一百卅五首矣。（1965.10.28，页189）

下午至图书馆阅书，寻王修微事。（1965.11.3，页189）

重抄《王修微集》稿，得诗一百三十篇矣。（1965.11.5，页190）

重编《王修微集》附录。（1965.11.6，页190）

抄《王修微集》附录。（1965.11.7，页190）

由所记内容看来，先生辑《王修微集》，到一九六五年十月为止，其实已投入相当心力。数日之间，又抄又编。初稿完成后，又至图书馆查补资料，据《明诗归》及《名媛诗归》增补资料以后，又再重抄重编。但增补的工作，一直持续多年。先生一九九一年十月廿三日致孙康宜女士信中，曾说：

又，请你查一查有没有王微（修微、草衣道人）的资料，我想，可能有往还诗词。我辑《王微集》，已得诗词各一百多首，明年写成清稿，想印一本《王修微集》，比柳如是的资料多出不少。（《北山散文集》，页1753）

至一九九四年，此书编纂工作已完成。但五月八日，先生致马祖熙先生函，仍说：

《王修微集》尚未发，字数少，出书太单薄。尚在考虑，又想与杨宛诗词合为一集，好不好？（同上，页1728）

先生治学态度之谨严，举此一例，即可概见其馀。

四 续编花间词选

施先生选有一本《花间新集》，分为《宋花间集》、《清花间集》两部分，各五百首。集中所选，都是与《花间集》体制、风格相近之词作。施先生说：

在历代诸家的词选中，这两个选本，可以说是别开蹊径的了。（总序）

又说：

此书所选宋、清二代词，皆余自出手眼，几经进退而后写定，绝不依傍旧有选本。（凡例）

不依傍旧有选本，甄选时就不会受到别人影响，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加以施先生学殖深厚，对各家作品高下已了然于胸，因此这两个选本，确然是“别开蹊径” 。就《宋花间集》来说，其中选录最多的依次是晏幾道四十二首，晏殊三十五首，欧阳修三十二首，周邦彦二十二首，张先十八首，贺铸、辛弃疾各十六首，苏轼十五首，秦观、朱敦儒、周紫芝、吴文英各十二首，李清照、姜夔各十首，其余都在十首以下。这种排名，令人耳目一新。其中除大小晏欧三家词风近于《花间》，故选录特多以外，其余各家，所选皆足以发人深省。今人读词，大多先从选本入手，而选本从未有以《花间》词风作为选录标准者，其间又多陈陈相因，因此除非像施先生一样遍读全集，恐怕很难摆脱“豪放” 、“婉约” 之类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苏、辛此类作品，尤胜一般所谓之婉约词人。即如陈亮亦有四首，刘过、张孝祥亦各有二首，而王沂孙则不入选，凡此，都与一般的认知相去甚远。虽说“宋词作家，评论既多，品第大致可定” ，施先生从另一角度出发，却提醒我们以偏概全的危险。

两相比较，个人认为《清花间集》益形重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一般对宋代词家比较熟悉，清词的研究却是尚待开发的园地，既未有总集，道咸以前之别集亦不易见，而清词作家之高下品第，迄今亦未有定论。《清花间集》中入选之数十家，乃是施先生详阅清词别集近三百种后，几经斟酌，方行选定，对于清词研究具有重要的指标作用。

其次，此书于各家之后都有一段精彩识语，乃是施先生细读诸家词集，复参考前人词话评论之后，于诸家之造诣得失，所提出的个人心得。施先生说：

余选清词，得细读诸家词集，复参考前人词话评论，于诸家造诣得失，略有管见，附志于后，亦有异于前贤定评者，请备一说。

其实这就是施先生的词论。其中有的综论词家，有的驳斥前人之说，亦有的兼论整个词史。如有关“云间词派” ，先生于宋徵璧、宋徵舆下云：

云间三宋齐名，乐府尤推小宋。子建入清不仕，史家列之明人。《尚木集》本未见，从诸选本中取录五阕。辕文与陈卧子、李舒章合刻《幽兰草》，揄藻扬芬，无可轩轾。云间词派，定于三家。自朱、厉尊南宋，佞姜、张，词风一转，知吾乡有宋氏昆季者，鲜矣。（页196）

于纳兰性德下云：

容若情真性厚，小词声色窈丽，哀乐无端，非晏、欧所能限，况方回乎？篇什既富，珠玉焜耀，亦不当屈居李重光下。谓为唐五代以来一大家，可以无忝。云间词派，方当消歇之时，忽有满清华胄，远绍弓裘，陈卧子地下有知，亦当蹙额。（页240—241）

于许宝善下云：

乾隆季世，云间词派已叹式微，郡中词人，多隶朱、厉麾下。惟许穆堂有起衰振废之志。其论词以“雅洁高妙” 为主。小令力尊唐音，谓“北宋已极相悬，南宋佳者更少” 。所撰《自怡轩词选》八卷，是其微尚所寄。自作词亦不为南渡后语。《自怡轩词》五卷，余求之未得，仅于诸家选本中录其六阕，恐未尽其蕴。（页256）

除论个别词人外，兼可看出云间词风在整个清代词史上消长之情况。又于郭麐下云：

频伽词颇负盛名，《浮眉》一刻，尤为裙屐少年所好。其词不可谓不佳，然篇什既富，瑶珉间出，或意趣凡近，或辞不立诚。大词间架，时文气重。乾嘉间名家，此流最多。如蒋心馀、吴穀人皆是也。谭复堂云：“词尚深涩，而频伽滑矣。” 夫频伽之滑，不在于不能深涩，而在于不能清空。词尚深涩，此言实误。盖竹垞、樊榭之论，宋人初无此说。今选频伽小词四阕，其正声也。（页262—263）

此不只评论郭麐，事实上乃是兼论诸家。由书中评语，可看出施先生论词之旨，乃是兼重学问与性情。如于王士禛下云：

阮亭论诗主神韵，此言大足误人。然其一生所作，确亦以此见长，小词亦然。必先有学问性情，始可言神韵耳。或以余言学问为疑，谓作小词，何须学问。不知比物连类，纂词琢句，各有刌度，皆关学问。阮亭文字工夫，极为淳雅，抒情造境，似轻实重，莫非从学问中来。徒有小慧，安能诣此。（页244）

于厉鹗下云：

樊榭学有馀，才未俊，得宋人三昧，去唐音一间。小令浑厚，可及子野、方回。近慢便有针缕迹。乃惑于竹垞之说，刻鹄姜、张，所得但能貌似。盖以学力拟古，非以才情言志也。（页254）

没有学问固然不可，徒有学问亦不可，厉鹗之不及王士禛，即在于性情不足。由施先生对清末诸家之评骘，亦可印证其兼重学问与才性之看法。如王鹏运下云：

朱古微叙《半塘定稿》，谓“君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说，契若针芥。” 此强以半塘绍常州之薪传，于半塘词境之发展，不相应也。余观半塘词实自晏欧小令，进而为苏辛近慢。虽半塘亦自许为“碧山家法” ，气韵终不似也。《庚子秋词》中诸阕，尤为深美闳约，取之特多。（页322）

文廷式下云：

清词至王半塘、文芸阁，气壮神王、不复作呻吟骚屑语。会国事蜩螗，生民邦家之痛，蕴无可泄，一发于词。纵琢句寻章，犹未能忘情于玉田、梦窗，而意境气韵，终已入苏辛之垒。《云起轩词》令慢皆揭响五天，埋愁九地；无稼轩之廉悍，得清真之婉约。清词至此，别开境界，非浙西、常州所能笼络矣。（页326）

郑文焯下云：

满洲词家以成德始，以叔问终，二百六十年汉化，成此二俊，胜金元矣。叔问才情、学问、声律，俱臻绝诣。家国危亡之痛，王孙式微之感，尽托于长短句，其志哀，其情婉，其辞雅，其义隐，重光而后，不与易矣。（页339）

朱祖谋下云：

彊村早年，政治文学，俱有英锐气。词格犹在晏、欧、周、秦之间。《庚子秋词》中数十阕，缠绵恻隐，耐人寻味。自后改辙二窗，多作慢词，蕴情设意，炼字排章，得神诣矣，已非生香真色。辛亥之后，以遗老自废，其词沉哀抑怨，作草间呻吟语，亦不可与州、玉田为比。彼有民族沦亡之痛，此则眷怀封建朝廷耳。余选彊村词，多取资于别集者，秉此志也。（页343）

于况周颐下云：

清季词学四大家，叔问专考律定声之学，半塘、彊村擅校雠结集之功，夔笙撰词话，研精义理，津梁后学，皆足以迈越前修。清词以此数子为殿，有耿光焉。夔笙词凡数刻，未能尽得。《蕙风词》二卷，则晚年自定本，录其十阕，皆辛亥前后所作，琢句高古深隐，此公独擅。（页345—346）

对五大家赏爱之情，溢于言表。盖五人不但学问渊博，性情深至，且皆身历清室之危亡，怆怀世变，凄恻郁伊之音，时时流露于不自觉间，令人不忍卒读。施先生曾说“《花间》一集，词家之诗骚也” （《宋花间集·序引》），五人所作，可谓正得其神髓。

至评龚鼎孳云：“构思造语，几于俗艳。且芜词累句，随在而是。” （页190）评严绳孙云：“雒诵三过，始惊当时诸家皆过为标榜，不堪取信。其词意不能隐，境不能深，辞不能俊，句不能古。” （页212）评董俞云：“浑厚胜彭，微嫌意境直露。” （页235）皆能摆落前人成说。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为晚清重要词话，先生与陈氏论点，却往往相去甚远，如下列诸条：

右毛检讨词十二阕，可与李波斯比美。而取境之高，直是南朝清商曲辞。陈亦峰乃讥其“造境未深，运思多巧” ，殆不知词之本源者。（评毛奇龄，页215）

升六词，白雨斋极称之，以为“清初诸老中最为大雅。才力不逮朱、陈，而取径较正” 。余以为此言似过。珂雪词疏快自然，不事雕饰，是其所长，而短亦在此。大雅犹未，况最乎？集中令词不多，选录六首，是其有雅韵者。（评曹贞吉，页234）

随园未尝言词，嗣君乃以词名，此其跨灶之术也。《捧月楼绮语》八卷，偶有凡俗，不失雅音。此所选八首，何尝不以韵胜。陈白雨谓：“词有质亡而并无文者，则马浩澜、周冰持、蒋心馀、杨蓉裳、郭频伽、袁兰村辈是也。并不得谓之词也。” 此则抑之太甚，非公论也。兰村、频伽，伯仲之间。心馀、蓉裳，质文兼逊。然视马浩澜、周冰持，犹有上下床之别，岂可一概视之。（评袁通，页267）

中白与谭复堂齐名，二家小令，俱追踪温、韦。然刻意求寄托，遂使词旨惝恍，不赋不比，盖两失之。炼字琢句，亦各有未到。庄尤不如谭，一篇之中，必有一二刺目语。而陈白雨盛称之，以为“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自有词人以来，罕见其匹。” 乡曲阿私，乃至于此。（评庄棫，页330）

可见此书之价值，不只是一部词选而已。就选本言，每一词选之评选观点多有不同，已有其参考价值，更何况从未有人从此一角度来选宋词及清词。再就清词来说，由于一般都对清词较为生疏，清人词作又醇驳互见，此书于各家作品之后皆有评论，对初学入门，更有导读之效。

五 刊布罕见词籍

施先生经常在《词学》上登载罕见甚或未经刊刻之词集，例如在第一辑登载了环翠堂刻本陈铎《坐隐先生精订草堂馀意》二卷。施先生说：

况周颐藏有《草堂馀意》一部，清光绪三十年，为王鹏运借去，在北京付刻。刚写好版样，王鹏运忽然殁于苏州旅舍，原书及样本都失去，无法觅得。一九三二年，赵尊岳在北京访得了原本，欲刻版以传，因循未果。抗战期间，赵氏在南京刻他所编的《惜阴堂汇刻明词》，《草堂馀意》亦在其内。《明词》全书刻版竣工，刚刷出一部朱印样书，而抗战胜利，赵氏旅游到新加坡去了。《明词》版片，旋即散失，于是《草堂馀意》第二次流产了。

一九六二年，我在龙榆生寓所闲话，谈起赵氏所辑明词。榆生说，那个朱印本已归他保存。我就向他借归，检点一过，才知已不是全帙。但我求之多年的《支机集》和《草堂馀意》却赫然都在。我立即请人抄下了这两部极稀见的明人词集，视同枕中秘宝。

十年浩劫中，榆生病故，他的遗书文物，亦不久就散去，那部唯一的朱印本《明词》，恐怕已深入“侯门” 不可踪迹。现在因创刊《词学》的机会，我把《草堂馀意》全部印出，使这部再遭厄运的，况周颐称之为“全明不能有二” 的词学秘籍，终于能够公之于世，为王赵二家实现了遗志。（《词学》第一辑，页211—212）

在第二、第三辑则登载了赵氏惜阴轩刻本《支机集》三卷，施先生说：

蒋平阶是云间派主要作家，他的词集名为《支机集》，但嘉庆年修的《松江府志·艺文志》中没有著录。我访问多年，公私藏书家都无藏本。直到一九六二年，才从龙榆生处见到赵尊岳的刻本，遂得借钞。赵氏所辑刻的明词，始终没有墨刷流传，其版片亦已散失。因此，我觉得应当把这本书赶紧印出来，使它不至于从此亡失。（《词学》第二辑，页223）

又于文末云：

赵尊岳刻本，悉依其所得原本。字有烂缺或破损者，页更有脱落者，皆仍其空缺。我从《瑶华集》、《倚声集》诸书校补得十馀字，其余仍依赵刻排印，希望天壤间还有一本幸存，可以资校补，俾成完帙。（同上，页225）

这两部书都是濒于湮没的词集，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之红印再校本，一直到一九九二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名为《明词汇刊》。由于施先生的先见之明，《词学》的读者得以在九年之前就先看到这二部书。而受到先生的精神感召，我对《支机集》之残缺也深觉惋惜，到处寻寻觅觅，希望能够访得“幸存” 之本。前几年终于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一册误附于《兰思词钞》后的完整的《支机集》。能够达成施先生的心愿，令我心里十分高兴。

在《词学》第二辑上，施先生还发表了从未发现的船子和尚《渔父拨棹子》三十九首。船子和尚德诚禅师传世遗词，向来仅得三首，先生却由嘉庆九年法忍寺释漪云达邃续辑重刊本《机缘集》中录得三十九首，除前三首为七言小诗外，其余三十六首，句式皆与张志和渔父词相同，且同为咏渔人生活而寓以释道玄理者，施先生说：

五十年前，大理周泳先辑《唐宋金元词钩沉》既成，始发现船子和尚为唐时人，以不及录其词为憾。然周君当时所知者，亦仅《五灯会元》所载之三首。其他如《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法苑珠林》及《艺林伐山》诸书所引，皆不出此。余尝收得《机缘集》一册，清嘉庆中刻本，所载为船子和尚歌词三十九首，附历代僧俗和作。始知船子遗词，存于今者不止三首，辑唐词者，犹足以增入一卷也。……然则清嘉庆时已有人发现船子和尚为唐词人，而刘子庚、王国维、林大椿诸家辑唐词者，均失于采录，可知此书虽嘉庆新刊，流传不广，治词学者皆未见也。（《词学》第二辑，页170—171）

这些作品，不但可据以探讨词的起源问题；且因其与当时日本之越调诗格式相同，并可进一步用以探讨词调东传之情形，可谓意义重大。

于《词学》第四辑上，施先生又发表了晚清词人陈庆森手书未刊稿《百尺楼词》。施先生说：

此晚清粤中词人陈庆森手书未刊稿本也。……余于一九五四年得此本于上海书肆，藏之三十年矣。惧其终或毁损不传，因刊布于《词学》，为岭南词坛存一文献。（《词学》第四辑，页240）

此书未曾刊刻，稿本似亦无人见过，“广东文献工作者也只知道陈庆森‘有《百尺楼词》，藏于家’，而无从寻访。” （同上，页275），先生据原稿排印出版，不但发潜德之幽光，亦可为清词增补一家。

个人认为，我们得以在《词学》上读到这些词作，得力于两个机缘：一是施先生浸淫词学多年，对词集之版本源流极为熟稔，才知道何者为珍贵版本，值得介绍；否则，即使有心为之，亦不知如何选择。二是施先生器量极大，愿意将辛苦觅得之成果提供学界分享。秘籍珍本，无人不爱，幸而拥有者，多视为希世珍本，不肯轻易示人，施先生却乐意公诸于世，让大家都能使用。近日读到施先生《十年治学方法实录》一文，先生在创办《词学》时，得到夏承焘先生的支持，将从未披露的日记，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之标题，按期在《词学》上连载，但因出版的速度不能配合，《词学》第三期还未印出，单行本已经行世，为此，先生很沮丧地说：“我编《词学》，虽然干劲十足，希望每年出版四期，可是碰上了牛步化的出版社和印刷厂，……我的《词学》如果能按照我的意愿出版，从一九八一年到如今，至少已出版了十六期，夏老的日记，也该发表完了。而现在，两年的日记还没有发表完毕，十年的日记已印出了单行本。对于一个刊物编辑，岂不是一件伤心透顶的事。” （《北山散文集》，页694—695）不禁想到，如果真如先生原先所筹划的，每年四期，几年下来，不知能多读到多少罕见的好书。记得先生曾说，《词学》出版不顺，是因为出版社认为此书没有销路，故而配合程度不高；但据我了解，此书在海外需求孔殷，往往买不到，当是发行管道不够畅顺，供需失调，造成《词学》久久才出一本，其损失何只是《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事而已？

六 编辑词学刊物

施先生主编的《词学》，是今日研究词学必读之书。三四十年代，龙沐勋先生曾在他所主编的《词学季刊》及《同声月刊》上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词学论文，嘉惠后学不浅。《词学》即以继承该二刊为己任，第一辑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中明言：

集中研究词学诸问题的专业刊物，在三十年代，曾有过龙沐勋主编的《词学季刊》，出版了十一期，因抗日战争发生而停刊。四十年来，这一门的刊物，一直是个空缺。我们不自量力地创刊《词学》，怀有为词学研究重振旗鼓的心愿，妄想以这个刊物来开开风气，藉此以“鼓天下之劲” 。

《词学》的出刊目的既在为词学研究“继往开来” ，故施先生编《词学》，绝不同于一般杂志之主编，将来稿编编校校就完事了。第一辑的《编辑体例》中，说明《词学》的内容栏目分成“著述” 、“文献” 、“转载” 、“书志” 、“文录” 、“词苑” 、“琐记” 及“图版” 八项，即已楬橥编纂本刊的宏图大志。这八项栏目内容如下：

“著述” 指国内外学者有关词学研究的新著。

“文献” 包括已故词人学者之词学遗著、前代词籍之未曾刻印或虽刻而流传甚少者、以及古籍中有关词学的零星资料经辑录整理而可供参考者三类。

“转载” 指将发表于国外各种报刊之重要词学论著，及时转载，以利国内学者参阅。

“书志” 是对新旧词籍之述评及提要，“为古籍作著录，为新书作介绍，为词学研究及爱好者作访书指导” 。

“文录” 是未曾发表之词学单篇杂文如词集序跋、词人小传及论词书简等。

“词苑” 选录词学同道部分作品以供观摩。

“琐记” 是短篇之丛谈札记，用以补白。

“图版” 是词学相关书画文物或秘笈珍本之影本，每期四页。

由上述栏目，特别是“词苑” 、“琐记” 及“图版” 等，可看到与《同声月刊》、《词学季刊》一脉相承之处；由介绍新书、转载海外文章，又处处可见出其融合新旧、推陈出新之卓识。所谓“继往开来” ，必须先“继往” 才能“开来” 。因此施先生请夏承焘、唐圭璋二位前辈担任《词学》的主编，又请出张丛碧、俞平伯、任中敏等十馀位词界大老担任编委，请他们为《词学》提供意见及稿件。第一期中更安排了唐圭璋、金启华二先生之《历代词学研究述略》及马兴荣先生《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二篇大作，以作为当前词学研究之导言。这都是先生由旧开新、承先启后之用心。在往后每一期的篇目中，亦处处可以看出施先生传承词学之苦心孤诣。

由上所述，可知施先生编辑《词学》，不是被动地有什么稿就编什么，而是主动地将他对词学研究的蓝图，藉这本刊物呈现出来。为了编辑《词学》，先生不但要邀稿、编稿、校稿，还要写稿。《词学》中署名“编者” 、“丙琳” 、“秋浦” 、“云士” 、“万鹤” 等，都是先生的笔名或化名。不断介绍古书及新著，在《词学》诸多作者中，他恐怕是负荷最重的人。“没办法，稿子不够时只好自己写，又不能让人家觉得怎么都是同一个人，只好用一些不同的名字了。” 先生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但事实上以我的理解，书志、文录、文献中很多文章，都是极其耗费心力的可贵成果，并非率尔可就，哪怕只是一篇短短的补白，亦皆言之有物，不蹈空言。因此，施先生不仅是编者，也是主要的作者；他既是规划者，更是辛勤的灌溉者。但也由于他的坚持及辛勤灌溉，《词学》终于成为近世最重要的词学刊物，和《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并列为三大词学期刊，先生的心血已经让《词学》开花结果了。

七 撰写词学论著

施先生撰写的词学研究成果，除《花间新集》中之论述外，就我所知，还有《词学名词释义》及在《词学》发表的大批论文。《词学名词释义》运用考证工夫，将向来众说纷纭之词学名词逐一厘清，共收二十五篇，篇幅虽然不长，意义却极重大。根据书前例言，此二十五篇短文曾于《文史知识》及《文艺理论研究》发表。施先生日记中亦多处记载先生撰述词话之事，有的说明词话之内容，有的则无。如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四“连日阅宋人词集及笔记，作词话一篇，释‘诗馀’字义，得四千馀言，余所撰词话，此为最长矣” ，及二十七日“作词话一则，释‘长短句’，亦千馀言” （页20），又十二月二日“作词话一则，释‘寓声乐府’，凡千四百言” （页21）之类，由其中名目来看，应即后来收入《词学名词释义》者。至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写词话一则，述李后主临江仙词” （页27），可能即后来收入《词学》第三辑《读词四记》中者；然而如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读王国维、林大椿所辑韩偓词，作词话二千馀言” （页45），八日“重写读韩偓词记，得五千馀言” （页46），二月二十日“昨日始阅温韦词，作词话四千馀言” （页47）等，所列名目，似未曾发表。观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有云：

点检已成词话稿，已有六十馀段，今年当成书三分之二，俟明年续成，以二十万字为鹄的。（页119）

显然先生所撰“词话” ，应是一部大书，后来将其中有关名词释义之部分先行发表，并结集为《词学名词释义》，其余未发表部分尚夥。施先生曾赐函玫仪，提及拟于一九九四年内编好一部《读词札记》，此书未见出版，不知是否即上文所称之“词话” ？然而《投闲日记》中，虽不名为“词话” 而实乃论词者仍所在多有，如下引各条：

阅詹安泰注《南唐二主词》，颇有可商榷处。惟于金锁沈埋句不能引王濬事，为尤可异耳。（1962.11.20，页19）

阅沈传桂《二白词》。二白者，殆以白石、白云为宗也。然其胸襟尚无白石之洒落，故终不能企及；白云则具体而微矣。汉宫春云：“芳菲易老，有杨花春便堪怜。” 高阳台云：“看花莫问花深浅，有斜阳总是愁红。” 工力悉在是矣。（1962.12.17，页28）

阅温飞卿诗。其诗与词，实同一风格，词更隐晦。然余不信温词有比兴。张皋文言，殆未可从，要亦不妨作如是观耳。王静安谓飞卿菩萨蛮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此言虽攻皋文之固，然亦未安。兴到之作，亦不可无命意。岂有无命意之作品哉？余不信飞卿词有比兴，然亦不能不谓之赋，赋亦有命意也。（1962.12.22，页31）

至南京路修表，便道往古籍书店，买四印斋本《蚁术词选》一部，又海昌蒋英《消愁集》词一部，此书刻于光绪三十四年，小檀栾室所未及刻也。集中念奴娇秋柳、渔家傲游曝书亭，皆工致。高阳台秋夜与弟妇话旧云：“听雨听风，梧桐树杂芭蕉。” 可称警句。（1963.1.23，页40）

凡此之类，若与《花间新集》中论词资料一起摘出，即可整理出先生之词论。

施先生在《词学》上发表的论文甚多，不论是鸿裁钜制，或是短短补白，都是深造有得之语。其中“书志” 的部分影响尤大。由于先生博览群书，搜罗许多湮灭已久或罕为人知的材料，他将这些珍贵资料逐期在《词学》刊布，且为配合这些文献之发表，又一一为文介绍。例如登载了《草堂馀意》和《支机集》，就同步发表《陈大声及其〈草堂馀意〉》及《蒋平阶及其〈支机集〉》二文，转载一篇松浦友久教授关于日本“越调诗” 的论文，其中涉及渔父词一类作品，先生就从《机缘集》中辑出从未发现的船子和尚拨棹歌三十九首，又写一篇《船子和尚拨棹歌》及《张志和及其渔父词》，就此课题作相关的探讨。凡此之类，处处可以感受到施先生启迪后辈的用心。他是透过《词学》把他多年对词学的造诣与心得传授给后辈。我们虽然未能在课堂上聆听先生讲词，但是研读《词学》上的著作，同样可获得很大的启发。

在书志中，施先生系统地连载二个专题，一是“历代词选集叙录” ，由最早之词集《云谣集》开始，到王闿运之《湘绮楼词选》，共四十二篇，分别叙录各词选集之内容、版本、作者以及其流传情形，偶作评断。“词学书目集录” 乃是集录宋元以来词籍之著录资料，由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始，至《嘉业堂藏钞校本目录》止，凡二十一篇，各篇后间有施先生之附注。由于词向来被视为小道，刊本虽多而著录綦少，故词学书籍，在版本、目录、校勘方面之资料，征访殊为不易，施先生就搜罗所得，一一抄录，合成一编。其中有许多是罕见的资料，如《嘉业堂藏钞校本目录》，乃先生向周子美先生借钞《嘉业堂藏钞本书目》，摘出其中词籍部分，全为古籍旧钞本及明清人著述之未刊稿本。（见《往事随想》页261—262）上述二类资料，对研究词学甚为重要。

以上就个人浅见，大略介绍施先生在词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先生之词学造诣既深且广，我所介绍的，自不能尽及其全面。以下略抒所感，以作为本文之结束：

先生学殖深厚，博通古今，兼事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于现代文学、古典诗词，金石碑刻及翻译方面，都卓有成就，其学识之广博、成就之多元，皆为近世所罕见。这与他扎实的根柢与认真的治学态度极有关联。由《我治什么学》、《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及《我的第一本书》等篇中，可以看出先生从小就接受坚实的古典学术训练，根基深厚，加上他精通外文，遂能出入今古，融汇中西，因此能成其大。其研治词学，亦能宏观微察，作全面而深入之观照。上文提及的每一项工作，都是耗费数十年心力方竟其功，透过不断地研读、抄录资料，酝酿、涵泳，乃趋于成熟。此点由阅读先生的日记，更能体会其严谨及艰辛。因此，施先生的词学研究，其规模之宏大，其影响之深远，实在令人叹服。

唯是先生的词学著作，见于日记及文章中而未见出版者，尚所在多有，如《云间词人姓氏录》、《云间词人小传》、《宋金元词拾遗》之类，这也许是因为先生为学谨严，不轻易发表；但是从后学的立场来说，先生的词学旧作若能一一整理问世，对于词学研究，当有重大之意义。

先生提携后学，不遗余力。我与先生相识时，先生已是誉满中外的学术泰斗，我不过是个后生晚辈。先生偶然看到拙作，就托吴兴文先生于返台时带来《词学》一册，并且向我邀稿，此种胸襟气度，令我至今敬佩不已。多年以来，我每次到大陆开会、访问，都必定取道上海，以便谒见先生，聆听教诲。先生对我多所勉励，对于我的研究工作，亦不时加以指点，且惠赠大批珍藏词籍。这批赠书，促使我注意到词籍版本的问题，从而开展个人研究词学之新角度。这份知遇之情，我深深铭记在心，但难以为报。谨在此祝先生百福具臻，万寿无疆。

（原载《庆祝施蛰存教授百岁华诞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