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礼

施蛰存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和编辑家。他的风格独具的文学创作，至今在海内外拥有广大的知音，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国际汉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热点。他在高校任教后又成为一代名教授，在词学、唐诗、金石碑刻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方面取得众所公认的杰出成就。

作为词学名家和唐诗专家的施蛰存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十分注重古籍的整理、校点和学术研究资料的蒐辑、编纂。抗战初期他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认为词学盛于宋代而宋人论词的专书不多，现在所能见到的仅张炎《词源》为较有系统的词学专著，沈伯时《乐府指迷》及陆辅之《词旨》均简约无多大价值。而宋代数量众多的诗话、随笔中论及词学或词之本事的资料却弥足珍贵，于是他遍阅宋元诗话及随笔八、九十种，录得词学资料五百余条，编成《宋元词话辑佚》一书。其后忙于教学和写作、翻译，无暇及此。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利用在资料室工作的有利条件，就集中精力于词学研究。经几番周折，他进一步扩大搜辑范围：上起唐五代，下迄近代，凡一切词学书籍的序跋和著录有得必抄，历时四年共得一千数百篇，七、八十万字，定名为《词籍序跋萃编》，作为词学理论和词学发展史的研究资料，可谓洋洋大观。这部珍贵的稿本在“文革” 中遭难历劫后，他补苴罅漏重新整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一九九四年出版，此书从初创到交稿历时二十多年，终于成为词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珍籍。

自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问世后，词风靡丽秾艳蔚为大宗，流及后世。循花间词风就词史发展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宋代和清代，各编一部《花间新集》，是施蛰存先生多年的心愿。在《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完成后，他日夕披览，以《花间集》体例选定宋、清花间遗韵各十卷五百首，合为《花间新集》一书交浙江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九二年出版。宋、清《花间新集》对深入研究花间词派和词史发展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施先生主编的《词学》“文献” 栏刊登的词学珍本秘籍大都是他的“北山楼” 藏书，他也很注重刊载或介绍港台和国外词学研究论著及学术动态。明代文学殿军、云间派巨子陈子龙的诗集，也经他整理、点校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所整理、刊出的大量韵文珍本和学术研究文献，使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扩大了视野，深入其堂奥，而更易于掌握其内在发展规律。

“考证” 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清代朴学家精于考证，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施蛰存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谨严、缜密地辨伪存真，解决了许多含糊不清或久悬难决的疑题。多年来词学研究者常以“词又名长短句，又名诗余” ，来解释词的文学形式之名称，这里的所谓“又名” ，时间概念和主从概念都很不明确。明代杨慎作《词品》，把“诗余” 解释为诗体演变之余派，从而又引起后代学者纷争不已。施蛰存的《说“诗余” 》一文，把“诗余” 这个名词的出现及其确切含义，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及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了科学的论证。他指出在北宋时，已有了词为“诗人之余事” 的概念，但还没有出现“诗余” 这个名词。南宋初，有人编诗集，把词作附在后面加上一个类目就称为“诗余” ，于是才出现“诗余” 这个名词。但是，这时候“诗余” 还不是词的“又名” ，直到明代张作词谱，把他的书名题作《诗余图谱》，从此“诗余” 才成为词的“又名” 。而在宋人的观念中，“诗余” 的含义为诗人之余事或余兴。这篇文章不过几千字，却勾画了词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的轮廓。

词学界和各种唐宋词选本、鉴赏辞典，普遍以《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 等三首为白居易所作的唐词。此三首词始见于较为晚出的南宋黄昇所编《花庵词选》，然北宋欧阳修《近体乐府》有《长相思》四首，其第三首即《花庵词选》所录白居易词“深画眉，浅画眉” 一首。罗泌的校记说：“《尊前集》作唐无名氏，‘空房独守时’作‘低头双泪垂’。” 按《尊前集》中收白居易词二十六首，并无此《长相思》二首，又今本《尊前集》中也不收无名氏词。如果不是罗泌有误，则今本《尊前集》已非北宋原本，此事遂成千古疑案。近人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将“汴水流，泗水流” 一首编入《白居易外集》，但词学界研究或选读白居易词仍普遍以此词为例。

施蛰存先生对向为词学研究之薄弱环节的唐词，也有多年的研究和深入的考证。他的《白居易词辨》指出，欧阳修《近体乐府》“长相思” 第四首即《花庵词选》所录白居易词“汴水流，泗水流” 一首。罗泌编校欧阳修词甚谨慎，凡欧词与《花间》、《尊前》、《阳春》诸集相混者均逐一拈出，然于此词未作校记和辨其伪，可知罗泌以此词确为欧阳修所作。从罗泌校语可知以上二首《长相思》词非但北宋人编《尊前集》时尚未认为白居易作，即南宋庆元初重刊《近体乐府》，罗泌作校注、题跋时也未有白作之说。至五十年后之淳祐九年黄昇刻《花庵词选》，于白词独取此二首，且评之曰：“二词非后世作者所及。” 可知此二词之谬托白作即在此五十年间。《白氏长庆集》有《听弹湘妃怨》七绝一首：“玉轸朱弦瑟瑟徽，吴娃徵调奏湘妃。分明曲里愁云雨，似道萧萧郎不归。” 此词自注说：“江南新词有云：‘暮雨萧萧郎不归。’” 又其《寄殷协律》结句为：“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 也自注江南吴二娘曲词有“暮雨萧萧郎不归” 句。可知当时江南盛传吴二娘曲调，白居易尤赏“暮雨萧萧” 之境，故北归后一再忆及。今所传《长相思》词第二首下片也有“暮雨萧萧郎不归，空房独守时” 之语，后人遂以之为白词。明杨慎又以为此即吴二娘所作曲词。其言似皆有理，故甚足惑人。施蛰存先生通过以上详尽的考证后指出，实则欧阳修读白居易诗于“暮雨萧萧” 句也心赏之，遂取以入小令。欧阳修《长相思》词四首风格一致，最初并无杂糅之迹。因此所谓白作《长相思》三首并非唐词，均应还诸欧阳修。他还指出近年问世的《全唐五代词》收白居易词三十七首，旧本所无而新增者均为齐言之诗，或用曲调名为题，或用唐人一般舞曲题，其词仍是五七言歌诗，不能视之为词。又一字至七字叠句诗，为六朝时已有之杂体诗，并非白居易创调，此书也误依《词谱》题为《一七令》著为词格。

施蛰存先生对词调及其演变也作过很多谨密有力的考证。世传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的作者归属问题，是历代词学研究者聚讼纷纭的疑案。近年出版的很多词选和唐宋词鉴赏辞典，仍定为李白所作予以选入。施蛰存先生的《说〈忆秦娥〉》，考《忆秦娥》词牌始见于冯延巳《阳春集》，宋人词则以张先所作为最早，以后则苏轼、向子、毛滂均有所作。冯延巳所作为此调最初的格律，声调尚未臻遒美，毛滂、张先所作为冯词格律之发展。至苏轼、向子所作，始与世传李白词格律相同。《忆秦娥》调名究起于何时，今不可考，冯延巳词与调名无涉，非其创调自明，宋人缘题赋词遂成此作。此词上片所咏实为“秦娥忆” 而非“忆秦娥” ，下片辞句气象虽雄浑，然意义与上片不属。李白时乐游原始辟为豪贵游宴之所，唐人诗咏乐游原甚多，均不作衰飒语。《忆秦娥》实为宋人乐游原怀古词，此词非先有词而后有题，乃先有题而后有词。施蛰存先生在考证《忆秦娥》词调格律演变之迹后指出，此所谓李白词者必不能出于张先、冯延巳以前，其为宋人所撰伪托李白所作已无可怀疑。他的《张志和及其渔父词》和《船子和尚拨棹歌》，都就词的初萌时期形式进行了论证，指出渔父词、拨棹歌这种“七七三三七” 句法的诗是词在初级发展阶段上的形式，在词史研究上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船子和尚拨棹歌》流传较广的只有六首，经他考证、整理后汇集全部三十九首问世。此外如《说〈杨柳枝〉、〈贺圣朝〉、〈太平时〉》、《唐诗宋词中的六州曲》等文，详尽地考证了词调《杨柳枝》的历史演变，指出欧阳修的《贺圣朝影》、贺方回的《太平时》是《花间集》中《杨柳枝》的继承；黄庭坚、张子野、杜安世的《贺圣朝》是敦煌《杨柳枝》的继承。六州大曲中，凉州曲、伊州曲、甘州曲、胡渭州曲、石州曲和氏州曲的发展脉络，也经他考证后确凿无误地显现出来。

“比较” 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而“比较文学” 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施蛰存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对这两种比较都运用得很广泛。前者如他在《读温飞卿词札记》中把温庭筠和李贺、李商隐相比较：

飞卿绮语实自李长吉诗中来。唐诗自陈子昂至韩愈已日趋平淡质直。长吉以幽峭昳丽振之，使天下耳目一新。李义山、温飞卿承流而起，遂下开“西昆” 一派。飞卿复以此道施予曲子词，风气所被，西蜀、南唐并衍余绪，遂开“花间” 、“阳春” 一派。

向使世无温飞卿，则唐词犹为民间俚曲，不入文人之手。世无李长吉，则李义山未必能为《无题》、《锦瑟》之篇，温飞卿亦未必能为《金荃》、《握兰》之句，唐词面目必不有《云谣》、《花间》之缛丽。试取《云谣集》以外之敦煌词观之，此中消息可以体会。故温飞卿于唐五代词实关系一代风会，而其运词琢句之风格，又李长吉有所启发之也。

又如他在《读冯延巳词札记》中把冯延巳和温庭筠、韦庄相比较：

冯延巳词自当以《鹊踏枝》十首、《采桑子》十三首、《虞美人》四首、《抛球乐》八首、《菩萨蛮》八首为最精湛之作。《鹊踏枝》“花外寒鸡” 、“几度凤楼” 、“霜落小园” ，《采桑子》“中庭雨过” 、“笙歌放散” 、“昭阳记得” 、“洞房深夜” ，《虞美人》“碧波帘幕” 、“玉钩鸾柱” ，《菩萨蛮》“画堂昨夜” 、“娇鬟堆枕” 、“沉沉朱户” 诸作尤为高境。其情深，其意远，非温庭筠、韦端己所能及，岂但吐属之美而已。虽然，冯蒿庵以冯延巳词比之于韩偓之诗，以为“其义一也” ，此则窃恐未然。韩偓以《香奁》一集寓家国兴亡之恫，君臣遭际之哀，是有意于比兴者也。冯延巳则初无此情此志，其作词也固未尝别有怀抱，徒以其运思能深，造境能高，遂得通于比兴之义，使读者得以比物连类，以三隅反，仿佛若有言外意耳。

施蛰存先生对这种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得如行云流水般洗炼而颇具新意，往往直指古人用心之隐微曲折处，别具法眼，道人之未言。他既为声誉卓著的外国文学研究权威和翻译名家，自然会在诗词研究中引入与外国文学及异域语言的比较。如他在《唐诗百话》中把李贺同英国天才诗人却透顿和济慈进行比较研究，把唐王梵志诗和古希腊的“说教诗铭” （又称“格言诗铭” ）进行比较研究。施先生在《历代词选集叙录》中指出，欧阳炯解释《花间集》之命名殊不明晓，而他引唐韩愈《进学解》、《说文段注》、《声类》和古希腊及今欧洲各国称诗集为Anthologie，指出古今中外，以花喻诗，不谋而合，“《花间集》之取义，殆亦同然。” 此洵为博闻通人之解。

明辨是非，论点精湛有力，胜义迭出，也是施蛰存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宋元至清，通行把“绝句” 称为“截句” ，以为“绝” 即“截” ，绝句是从律诗截取一半而成。笔者在大学就学时，一位著名的唐诗权威也是这样解释绝句的。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绝句杂说》中引用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发展的事实，指出绝句的形成早于律诗，“绝” 的意义是断绝。“四句一绝” 是用四句诗来完成一个思想概念，古人称为“立一意” ，简单的主题思想，四句就可以表达清楚，这就称为一首绝句。从来文学史家都以为盛唐是唐诗的盛世，因而论及中唐诗，总说是由盛转衰。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指出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的或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五十多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都呈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气象。他选盛唐诗人十六家，觉得已无可多选，留下来的已没有大家。但他选中唐诗人二十五家，觉得还割爱了许多人。同样是五十三年，即使以诗人的数量而论，也可见中唐诗坛盛于盛唐。他的这个论点独特新颖但又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因而令人信服。

高适的《燕歌行》，唐诗选本中差不多都予选取，这首诗文字虽浅显，解释却不容易，历来颇多异见歧说，它的历史事实、主题和结构、人物等一向没有弄清楚。施蛰存先生引《旧唐书·张守珪传》与本诗细按互证，指出本诗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瓜州战功而作，主题为歌颂。高适作此诗时，张守珪已转官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河北节度副大使，因此诗序中称“御史张公” ，诗中地名都指幽州国防线。诗的后半篇十二句，高适表达了他对战争既肯定又憎厌的复杂感情，回到诗题本意。这样条分缕析，就将千古之谜轻轻揭开。唐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一诗的诗题，历代至今的不少著名学者都不能理解，读了破句。施蛰存先生把这个诗题点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他指出“声兼语弄” 是一句，用来形容董庭兰的琴声。“寄房给事” 是这首诗的作用，用这首诗来推荐董庭兰，寓意都在最后四句中。“声兼语弄” 是说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语” 、“弄” 即胡笳和琴的声音。他的解释可谓通畅清澈，为唐诗学者解决了一个深感棘手的难题。

《词学》专刊是施先生实践和发扬他的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词学思想的平台，出版至今已被评为中国核心学术刊物，他主编的第一至十二辑最为广大词学研究者所挚爱。

《词学》由施先生筹划创办于一九八一年，问世后迅即受到海内外词学界和广大诗词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创刊号等均曾多次重印。由于施先生在海内外文学界和学术界久已享有崇高声望，词学研究者均颇为踊跃地为《词学》供稿，并以其论著和词作在《词学》发表为荣。在施先生邀请下，《词学》编委会集中了其时海内外声誉最为卓著的词学名家。

施先生将创办、编纂《词学》视作自己学术生命的一部分，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同样重视。他颇具创意而又周到地为《词学》设计各个专栏和版式，精心撰写《编辑体例》和《徵稿规约》。他不但频频多方向名家约稿，而且满腔热情地注重发现词学研究新人，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扶持、提携。他审慎地为每辑《词学》选定来稿，极为细致地审读修改全部稿件，编排目录，并亲自将目录译成英文。作为蜚声国际、年高德劭的一代文豪，他不避琐细地为每篇文稿订正疏漏，注明繁简体，标上字号，计算字数，选择图版，并颇为认真地阅改校样。他甚至在医院动大手术后的住院期间，还审改、编纂《词学》稿件，并抱病为作者重抄字迹不清的文稿。《词学》“词苑” 栏发表的词作均经他改润重抄。

施先生主编词学，以揭示中国词史发展之渊源、进程和探讨历代词论之衍变、深化，以及全面客观地评骘历代词人为宗旨。于词学最为繁荣的宋朝和“词学中兴” 的清朝之外，他也颇为重视唐五代词、金元明词，以及近现代词与当代词的研究、探讨。施先生还着意填补词学研究的空白，他以《词学》为平台，开创现代词学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他将自己数十年来节衣缩食苦心蒐集的“北山楼词籍珍藏” ，整理校辑后在《词学》“文献” 栏公之于世，使与词有关的各种珍本秘籍得以为广大词学研究者阅读，开创了现代词学文献学，也进一步充实了中国词学史的研究。

施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极为重视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他的学术视野远涉世界各国。他襟怀博大，以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将词学融入于比较文学研究之中。他在《编辑体例》中即设计了“转载” 等栏目，使《词学》能及时转载海外报刊上重要的词学论著。自创刊号起，《词学》每辑都有欧美与亚洲各国词学家的论文，以及词学活动信息，他更把《词学》第九辑编为“海外词学研究专辑” 。在他与《词学》推动下，共有五届国际词学研讨会在我国上海、澳门、台北，以及美国和新加坡召开，促使词学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与我国大陆和港、澳、台成为“显学” 。

施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主编的《现代》，被海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为中国期刊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创意、最为成功的综合性刊物与现代派文学的标识，数十年来成为中国期刊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课题。他所主编的《词学》也早已成为广大词学研究者必读的学术专刊，被誉为“中国词学界的一面旗帜” 、“我国最具独特品位和风格的学术期刊” 。《词学》和《现代》必将成为辉耀于我国现代期刊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璀璨双璧。

施先生的《词学名词释义》于一九八八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日本宋词研究会在其会刊《风絮》于二〇〇五年三月创刊号至二〇〇九年三月第五期，陆续译成日文并加上详尽注释后连载，并于二〇〇九年三月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日文注释版。《唐诗百话》继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后，又被美国耶鲁大学用作研究生汉学教材，并译成英文。施先生的诗学、词学思想与体系博大精深、气象万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文学研究上一贯融汇中外古今理论，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其实践深相契合，与时俱进，融入国际文坛的发展潮流。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说：“我有时候对我的学生们说：我们一大堆学者，集其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现代文学，恐怕还比不上三十年代的一位年轻人——施蛰存先生……” （《庆祝施蛰存先生百岁华诞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他尊重传统，也十分注重发扬传统，然而却不固守传统，故步自封，甚至抱残守缺。他在致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信中说：“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盛极一时，《文心雕龙》因此成为显学，我对此现象很不满意。我觉得，无论对古代文学或对现代的创作文学，都不宜再用旧的批评尺度，应当吸收西方文论，重新评价古代文学，用西方文论来衡量文学创作。但是，此间青年一代都没有西方文学批评史的素养，有些人懂一点，却不会运用于批评实践……对外国学者，要求听听他们的研究方法，以各种文学批评理论来运用于词学研究的经验和实践。” （见《北山散文集》第四辑，下同。）

施先生曾精辟透彻地揭示“北宋人把词仍看作曲子词，故李清照讥苏东坡之词，不能付歌唱。到了南宋晚期只有一个姜白石还考究词的音乐性，其他诗人都只是按句法填词，比苏东坡更为句读不葺了。元明以后，词已不是曲子词，只能说是古代的白话诗了。” （《致周陶富》）施先生对诗词格律与音韵有精湛的研究，但他却向词律研究者周玉魁指出：“我以为词律不必钻研，没有意义了。一切文学起源于民间，原来无格律，到文人手里就会有格律。有了格律，民间就不受束缚，再创造更自由的体式。唐有律诗，而后民间有曲子词。宋词有了格律，民间就产生了南戏和北杂剧，这是明显的例子。不过词在宋人律还不严，万氏《词律》所斤斤较量的‘又一体’。其实是多一个衬字或减少一个字，宋人并不以为是二体。有些词中的‘衍文’，可能恰是衬字。我们不必去为宋词定谱式，所以我说不必研究词律。” 他还进一步揭示说：“我甚至以为，词字平仄也不必定死。宋人作词即付歌女，她如果觉得不便唱，她会变仄为平的。去上问题也是如此，她会以上声唱成去声的。只要听今天的歌曲，歌者所唱皆异于我们平时所读，可见斤斤于平仄，也没意思。所以我不主张今天再考订词律。” 施先生洪钟大吕般的谠论，对那些至今仍酸腐地固守以词之婉约派、格律派为正宗的词学研究者和写作者来说，无异是石破天惊般的棒喝！“笔墨当随时代” ，“唯陈言之务去” ，固守婉约千年不变只能促使词学的发展和词的创作走向衰落和灭亡。对于施先生“与时俱进” 的词学发展观，有“一代词宗” 之称的夏承焘教授是深为赞同的，他在施先生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主持召开的我国第一次词学讨论会上说：“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词学工作者通过辛勤的劳动，撰写了不少研究有成果的论文，创作了不少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反映词人生活、思想、情趣的词篇，这都是值得欣慰和庆贺的。解放以后，词随着时代的步伐向前发展，显示了它的新姿态。我在拙著《瞿冉论词绝句》中有一首题为《词坛新境》的小诗，曾表示了这个意见。诗云：‘兰畹花间百辈词，千年流派我然疑。吟坛拭目看新境，九域鸡声唱晓时。’” 。

施先生于一九九三年荣获上海文学艺术奖的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 时，以《唐诗百话》等杰作被称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著名学者龚鹏程教授也称之为“北钱南施” 。施先生的诗学与词学思想是无尽的宝藏，必将赋予诗学和词学以新的生命，引导新世纪的诗词研究和诗词创作走向改革和创新的途程，从而更广泛地传播于莘莘学子和千家万户。

二〇一二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