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四年雾月5日（1795年10月27日）到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

政府根本没有解散两院的权力，但在这次以建立极端权力为目的的革命之后，再没有第二级权力机关来监督人民的最高权力。不能按照法律来保卫革命，剩下的只能是独裁。但独裁手段无疑是自掘坟墓，因此，督政府在拯救革命事业胜利后，自己也面临着垮台。

回顾革命

法国革命推翻旧政府、摧毁旧秩序的目的非常明确：建立自由的政体和完善的社会制度。在前面，我们对法兰西民族争夺政权的几个阶级进行了叙述，特权阶级希望能以等级制度和三级议会作为反对宫廷、资产阶级的手段，并建立特权阶级的政权：资产阶级则希望通过执行1791年宪法，以此反对特权阶级和群众，试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群众则寄希望于1793年的宪法，战胜其他各阶级并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些政权因为具有排他性而没能巩固，但每个阶级都暂时掌握了统治权并都摧毁了本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制度。

在督政府代替国民公会掌政之后，阶级斗争一度变得和缓，人民在经历了1789年至1795年的剧烈变动之后，十分希望建立一种新秩序，能够安居乐业。这一时期，每个阶级的上层人物各自组成党派，虽然仍旧为政权及政权的形式而争斗，但总体来说，大的运动时代还是结束了。革命在第二阶段表现出第二个性质，在从事政府的组织和安定工作时期，需要放弃自由。各党派因为丧失特殊的自由权而变得颓丧，重点从政治主张转到私生活上来。革命的第二阶段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自由放任阶段，这段时间主要是督政府初期和执政府初期，第二个阶段是行政和军事阶段，即执政府末期和帝国时期。

革命也引发了具体的后果，先将人民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之后将他们变为劳动群众，最后则又使他们成为士兵群众。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各种信仰都发生了动摇，各种思想也开始融合，中等阶级和群众的当政时代一闪而过。7月14日之前的法国，拥有坚定信念和崇高道德，议会根据理智而行使最高权力，法官属于人民，市民阶层有自己的自卫军；8月10日之前的法国，阴郁而动荡不安，一个阶级独揽政权，实行它主张的制度，共和国时而像议会，时而像军营，在信仰民主制度的同时对人民群众实行黑暗统治。

从拥护自由到君主立宪，再到拥护平等、博爱、共和，在每一个时期，人们曾坚定地拥护某种观念，但到了督政府成立之后，经历了各党派相继倾覆的大风暴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崇高的热情，群众的热切希望也遭到毁灭，人们开始什么都不相信。回想起之前的政治生活，心有余悸的人们还是继续追求享乐，再次沉迷于充斥着舞会、宴会、车马的放荡生活中，甚至超过从前。旧制度旧风尚开始复辟，督政府时期所产生的风尚，在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形成新的风尚之前，还是会出现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奢侈促使勤劳产生，投机买卖和正当商业一同经营，沙龙也为各党派互相接近提供方便，最重要的是，文化也开始重新自由发展。

督政府的政治和军事

督政府成立之初，内忧外患，形势令人沮丧。国内没有固定的秩序，也缺乏行政管理，国库空虚，通信因缺少经费而迟误，纸币的滥发破坏了信用和贸易，经济混乱而萧条，由于饥馑没人愿意出售粮食，各个军火库早已空空如也。军队的境况也是如此，军队缺乏给养，士兵缺衣少食，连每个月的硬币津贴都不能按时发放，穷蹙导致了军纪的废弛，进而在战争中不断失败，退居守势。

在失势之前，救国委员会曾采用征用和最高限价法的手段来满足军队和国内的需要。然而当这种强制征用停止后，粮荒便开始出现，军队和人民连接陷入困境，而对最高限价法的反抗，更加剧了这种危机的到来。国民公会曾经是一个富足的政权机关，但是为了保卫革命却濒于破产。包括国王领地，高级僧侣、正规僧侣和逃亡贵族的地产在内的大部分国有土地都一一变卖，收入用来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和满足军队对外作战的需要。

热月9日之前，指券的发行额已超过八十亿，之后又增加了三百亿，这种办法不能再继续使用，只有尽快恢复生产、改用硬币，才能纠正这种严重失误。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虽然满怀热情，但才能却一般。巴佑尔这样描写他们：“几位督政官走进空荡荡的卢森堡宫，里面甚至没有一样完整的家具，他们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研究了当前的局势之后，草拟了一份就职文告，宣布政府即刻成立，并且把文告送交给两院。”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分工。法学家勒贝尔活动能力很强，负责司法、财政和外交，精明强干的他很快成为督政府的首席文官。才气平庸的巴拉斯虽然缺乏谋略，但在关键时刻能采取强硬手段，因此负责警察部门，以监视各党派的活动、识破他们的阴谋，此外，他还担任督政府的代表，在卢森堡宫设立了一个共和国代表办公处。廉正温和的拉雷韦耶尔在国民公会和公众舆论的拥戴下，进入督政府，负责教育、科学、艺术、工业等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前炮兵军官勒图尔纳，曾是国民公会末期的救国委员会委员，负责海军和殖民地两个部门。卡尔托自担任督政官以后，便负责指挥军事的责任，并且凭借自己的卓越才干和坚强果断掌握了大权。

五个督政官团结合作，致力于国家重建和造福人民。他们在共和国中央确立了政权机构以后，遵循宪法的规定，开始建立各郡的政权机构，并且尽可能使所有的行政机构目标一致，并且以坚决的行动促使对牧月和葡月事件不满的两派都能接受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制度，并力图恢复革命最初时期的无畏精神。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政府凭借明智而坚决的行动恢复了一点信用，粮食开始流通，经济得到复苏。一个月后，巴黎的粮食问题已不需要督政府供应。这种由革命激发出的积极性迅速转向工业和农业方面，在取消行会、分散土地、废除特权之后，一部分居民开始离开俱乐部和公共场所，置身工厂和田地。此外，文化设施也增加了三倍之多，并且改进了国民公会时期的教育制度，完善了包括国立研究院、小学、中央学校、师范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负责思想文化部门的督政官拉雷韦耶尔，为了再次建立崇拜自然的信仰，创立了敬神博爱教，并为此建造寺院、编制歌曲，但因敬神博爱教与基督教的信仰和革命者的无神论存在冲突，只能作为一种主张被保存下来。

由于财政拮据、缺乏资金，督政府曾不得不将国家仓库中的一些宝贵物品出售或抵押，以解燃眉之急。如今只剩下了不好处置的国有产业。为此，经两院批准后，督政府发行了强制认购的公债，但由于此项措施既缺乏信心又没有好的领导，收效甚微。之后，督政府建议更新纸币，发行总额为二十四亿里弗的土地票，并按三十比一的比值收回指券。土地票以国家财产为保证，可立即兑现，因此在发行后售出了很多国家财产，继指券之后，土地票成为革命第二阶段的指券，同时也是纸币向硬币的过渡。

共和国的军事形势也不容乐观。国民公会末期时，中央政府立场暧昧、态度软弱，军事胜利和经济匮乏一样，军纪松弛。此外，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来约束那些在军事上有所成就的将军。国民公会曾派皮什格鲁指挥莱茵河方面军、儒尔当指挥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命令他们包围和占领美因兹以全面控制莱茵战线。但享有极高声誉的皮什格鲁却辜负了共和国的极大信任，反而勾结孔代亲王，策划反革命活动。他故意在海得尔堡战败，将儒尔当的军队带入险境，之后又撤出曼海姆，撤除对美因兹的包围，将这一带的边境暴露给敌人。这时，美因兹、莱茵河方面毫无防御能力，旺代再次爆发战争，英军也威胁着大西洋和荷兰海岸。由谢雷和克勒曼指挥的意大利方面军，也因为给养缺乏而难以坚守。

为此，卡尔托拟订了新的作战计划，要把共和国的军队插入敌国的心脏。任命国内部队指挥官的波拿巴率领意大利方面军，儒尔当仍指挥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莫罗指挥莱茵河方面军。被替换下来的皮什格鲁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但他拒绝了。由波拿巴、儒尔当和莫罗指挥的三支大军，在提罗尔隘口会师后以梯队形式向维也纳推进，准备从意大利和德意志进攻奥地利。如果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能够一举成功，那么反法同盟在欧洲大陆的首府将被共和国占领。

奥什将军负责指挥大西洋沿岸战事，并被要求结束旺代战争。此时的旺代军已经准备屈服，萨维内战败后，主要将领和精锐部队伤亡过半，失败和厄运为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坚持作战的只是夏雷特、斯托夫莱等几个头领，叛乱者只求与共和国讲和。这次，奥什也一改之前的作战方式，他采用了让步的办法使群众脱离叛军，之后再打击他们；奥什将保王问题和宗教问题分开，宽容天主教，并利用神父来反对叛军的将领。数次交锋后，节节败退的夏雷特被奥什擒获，企图继续抵抗的斯托夫莱也被人扣留交给了共和军，作为叛乱发动者的两个人，以死亡终结了叛乱。

此外，奥什还平定了布列塔尼，消灭了舒安党，解放了被控制的莫尔比昂郡，舒安党的大部分头目抛弃武器逃往英国。平叛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督政府，于是督政府在获月（1796年6月）向两院报告：内战已经全面结束。

民主派的密谋

在民主派和保王派争取统治权的斗争中，督政府的存在本身便是障碍，因此受到两派的打击。民主派是一个坚强不屈、敢于冒险的派系，对它而言，热月9日是一个受痛苦、受压迫的耻辱日；从那天起，它被逐出政府，失去了社会影响，也失去了权力和暴动的力量。虽然民主派被瓦解并失去权力，但是还没有被消灭。尤其是在保王党的葡月事件失败后，它便再一次从衰落中兴起，并且在先贤祠建起自己的俱乐部，督政府暂时容许了它的存在。

俱乐部的领袖是自称“人民的护民官”的格拉古·巴贝夫。巴贝夫胆子很大，坚信民主制度，在共和派中很有势力，他宣传的信仰是“共同幸福”。随着加入先贤祠俱乐部的人数日益增多，感到焦虑的督政府试图加以控制，之后，俱乐部的集会延长到夜里，携带着武器的民主派甚至计划向督政府和两院进军。于是，在共和四年风月8日（1796年2月），督政府关闭了先贤祠俱乐部，并于次日将此事报告立法机关。失去了集会场所的民主派便开始拉拢宪警团，企图废除共和三年宪法。得知消息的督政府便先发制人，解除了宪警团的武装，并遣散其成员。

再次失败的密谋分子又拟订一项攻击和暴动的计划，成立“救国暴动委员会”以反对督政府。除了密谋首领巴贝夫，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前国民公会议员瓦迪埃、阿马尔、舒迪厄、里科尔、德鲁埃等人，十头委员会时代的旧将军罗西尼奥尔、帕兰、斐昂、拉米等人，此外很多失业军官、旧雅各宾派的群众、从各郡逃到巴黎的“爱国者”也参加了这支乱党的军队。“救国暴动委员会” 为罗伯斯庇尔的死唱挽歌，他们的首要人物经常到他们称为“理性寺院”的地方去开会，此外，他们还接触格勒内尔军营中的军队，并与一个名为格里泽尔的上尉商量进攻计划。他们议定：成立由热月9日反动之后被流放的六十八名山岳党人和每郡一名民主派代表组成国民公会，建立“共同幸福”，并决定从各城区分头出发，同时进攻督政府和两院。并且确定了暴动的日期。

但事情并不能常常按计划发展，和大多数密谋活动遇到的情况一样，格里泽尔出卖了他们。在花月（5月）21日，也就是进攻的前一天，密谋分子在举行秘密集会时被捕了。这次荒唐的暴动尝试明显带有狂热色彩，人们想起不久以前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因此产生了恐慌。巴贝夫家中搜出了谋叛计划和各种文件。成为囚犯的巴贝夫仍然狂妄地要与督政府进行谈判，督政官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密谋者送往旺多姆最高法院。

巴贝夫那些不甘失败的拥护者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在果月（8月）13日夜里十一点时，六七百人手执马刀和手枪试图进攻督政府，看到有卫队把守后便转向格勒内尔军营，希望通过之前布置的加尔营来占领军营，但没想到加尔营已被调走，马洛率领龙骑兵上马应战，无力抵抗的密谋者大部分被砍死和俘虏。可以说，这次出动是共和派的最后一次斗争，他们每失败一次力量就减弱一份，经历了格勒内尔军营的战斗后，这一派彻底被击垮。除了交战中伤亡的成员，很多人也被各区的军事法庭处死，如同以前革命法庭对待他政敌的手段一样，格勒内尔军营的军事法庭先后五次共判决三十一人死刑，三十人流放，二十五人监禁。

之后，旺多姆最高法院对巴贝夫及其同谋者阿马尔、瓦迪埃和约瑟夫·勒邦的秘书达尔泰进行审判。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公开陈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妻子也陪伴他们的每一次出庭，巴贝夫甚至告诉她们，要跟随丈夫前往刑场，因为他们受刑的理由会为她们带来荣耀。在最高法院判处巴贝夫和达尔泰死刑后，两人先后用短剑自杀了。这一派最后的领袖巴贝夫就这样死去，自此以后，就只有拥护民主派的人，而没有民主派政党了。

在格勒内尔事件和巴贝夫被判刑期间，保王党也没有停止阴谋活动，但急躁而笨拙的保王党既不会利用各区的群众，也不懂得利用两院。他们的秘密首领们试图在格勒内尔军营的军队中找到帮手，但他们选用了三个无名无势的人：修道院长布罗杰、高等法院辩护人拉维勒努瓦、一个名叫迪南的冒险分子。这三个人只是贸然前去与骑兵队队长马洛接洽，马洛把他们交给了督政府，军事法庭不愿审判他们，于是这些人被送往民事法庭，民事法庭的审判官大多是这些人的同党，因此只给予短期拘留的处罚。

在这个时期，各区选举产生的所有权力机关和以军队为后盾的督政府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在本党的势力范围内发展力量、吸收审判官，由于反革命势力控制着选举机关，因此督政府决定让军队参加政府，这一举措给之后的政府带来了严重困难。

拿破仑·波拿巴的胜利

督政府不但战胜了两个反对党，也在欧洲取得了普遍胜利。波拿巴到尼斯指挥战事以后，立即发起了最大胆的进攻，这支军队之前一直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侧作战，虽然兵力不足三万且军需缺乏，但士气高昂，这支军队被波拿巴天才地运用，并开启了保持胜利二十年之久的惊人业绩。波拿巴率领军队进入萨沃纳山谷，计划从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开始对意大利的进攻，他的正面是阿根陶，左面是科利，右面是博利厄，但没出几天，波拿巴便打垮了这支九万人的庞大联军，表现出一个军事家的天才和勇敢。

波拿巴首先在芒泰诺泰击溃了中路敌军，攻入皮埃蒙特地区；之后在米莱齐莫将保卫都灵和米兰的撒丁王国军和奥地利军彻底分隔开。在击退奥军以前，波拿巴首先向左面挺进，消灭了撒丁军，极为震惊的都灵宫廷慌忙屈服，在凯拉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1796年5月18日，共和国又在巴黎与撒丁国王签订和约，共和国得到了萨瓦地区和尼斯、丹达两个领地。在这个历时十五天的战役中，波拿巴打了六次胜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伦巴底的门户亚历山大里亚被占领，法国背面苏泽和布律内特两个要塞被摧毁，获得了尼斯领地和萨瓦。

在结束皮埃蒙特战役后，波拿巴乘胜追击，不给奥军喘息机会。他从皮亚琴察渡过波河，从洛迪渡过阿达河，这一胜利打开了他进入米兰的门户，并且为他进占伦巴底地区提供可能。共和军包围了曼图亚，博利厄将军被迫在提罗尔隘口退守，之后，维尔姆泽前来接替博利厄，并率领援军进攻曼图亚，试图将战场转移到意大利。但他和自己的几个前任一样，也被波拿巴击败了。波拿巴先是撤回对曼图亚的包围，在击退维尔姆泽的援军后，以更强大的兵力再度包围该城，并且重新占领了提罗尔的阵地。

这次进攻在协同作战上也十分成功，当意大利方面军从提罗尔方向进攻奥地利时，马斯河方面军和莱茵河方面军也同时进攻德意志；在儒尔当的左翼军支持下，莫罗的右翼军基本上与波拿巴会合。两个方面军分别渡过莱茵河后，在纵深六十法里的战线上前进，莫罗在攻克乌尔姆和奥格斯堡后，渡过勒克河，先头部队已到达提罗尔隘口的背后。但是在关键时刻，儒尔当遭到了奥地利亲王查理大公的袭击，败退下来。左侧失去掩护的莫罗不得不后撤。儒尔当的这次过失直接妨碍了这次战役中计划的实现，并且给奥地利王国提供了喘息时机。

在反法战争中失去比利时的维也纳宫廷，认识到保存意大利的重要性，因此全力保卫意大利。再次被击败的维尔姆泽率领残部困守在曼图亚，阿尔文奇将军率领五万匈牙利军队前来支援，试图改变战况，但他的运气并不比博利厄和维尔姆泽好，波拿巴再次取得胜利，曼图亚投降后，共和军占领了意大利，随后，又通过山岳地带立即进军维也纳。波拿巴的目标是击败奥地利的最后希望——查理亲王，他很快就越过提罗尔隘口进入德境，此时传来消息，莫罗指挥的莱茵河方面军和奥什指挥的马斯河方面军成功执行了前次战役计划。惊慌失措的奥地利宫廷，无奈地签订了累欧本停战协定。

奥地利调动了所有的军队，派出了所有的将军，依然没有战胜正处在强盛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波拿巴率领的意大利方面军在欧洲完成了法国革命的事业。这次战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天才的将领外，还要归功于波拿巴那些能独立指挥作战的助手，这些将军能够独当一面，完成一项军事行动或一场战斗，此外，士兵们都是具有高素养的法国公民，有热爱祖国的高尚精神，并且对通过革命扩大祖国版图十分拥护，这支部队维护了在纪律约束下的自由，给每个士兵提供了成为将军的机会。天才的将领加上这样的军队，不获得成功都很难。

1792年的战役按照旧的方式进行，军队各自单独行动，虽然分散但不曾离开自己的战线。救国委员会时期，则把军队集中起来，避开当前正面的敌军，将距离拉开，加速军队的运动力和灵活性，将力量集中在一个共同目标上进行战斗。如果说救国委员会是在每一场战役中这样做，那么，从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开始指挥的波拿巴，则是在每一次战斗中这样做。他将所有的军队集中在一起使用，目标是具有决定性的某一点，然后用一支军队迅速打败几支军队。他对大部队的运用十分自如，即使军队的活动在他的视野以外，当需要占领一个阵地或取得一次战斗的胜利时，他也随时能将军队部署在指定地点。

波拿巴的外交才能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军事才能。之前，意大利半岛上各个小国政府基本上都参加了反法同盟，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同情法兰西共和国，波拿巴利用这个特点，消灭了他不曾征服的皮埃蒙特；并且将从前依赖奥地利的米兰改变为“西沙尔平共和国”。他还利用征收特别税的手段，来削弱和控制托斯卡纳以及巴马和摩德纳等小国，而没有占领它们。在波拿巴战胜博利厄时，教皇曾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在维尔姆泽前来支援时又违反协定，如今，他不得不将罗马涅、波伦亚、斐拉拉割让给共和国以换取和平。在波拿巴的安排下，这些地方被合并到西沙尔平共和国。热那亚在废除贵族政体后，变为单一的利古里亚共和国。威尼斯贵族政体曾经为反法联军提供便利并在军队后面进行暴动，在这次战役后作为交换米兰的条件，被强制让给奥地利。

根据累欧本停战协定的预备条款，奥地利承认西沙尔平共和国的地位，比利时被法国合并。在这一阶段，所有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都放下了武器，英国也要求谈判。此时的法国，国内平静无事，通过对国外的战争，版图得到了扩大，它的侧面有荷兰、伦巴底和利古里亚这样新兴共和国的护卫，它的共和制度也在欧洲得到扩展。反法同盟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再发动进攻。无论是8月10日后的无政府主义的政府，5月31日后的独裁政府，还是督政府时期的法制政权，历届革命政府在对外的斗争中都获得了胜利。每遇到一次对抗，革命在欧洲的土地上便前进得更远一些。1792年，革命的脚步只到达了比利时；1794年，便扩展到荷兰至莱茵河；1796年，在入侵意大利之后进入了德意志。如果革命按照这个速度继续进展下去，那么它征服的地区必将还会扩大。于是，全面媾和的条件成熟了。

反革命派与国民公会派的新斗争

共和五年（1797年5月）举行的督政府选举使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次选举中，保王党以合法的方式被引进立法议会和政府，这使得葡月战斗所决定的东西又出现了新问题。在此之前，督政府和两院因利益一致而和衷共济，它们都由国民公会派成员组成，双方关系融洽，在决定采取措施时能相互商量。对于督政府的各项要求，两院基本上都能同意；督政府关于财政和行政的方案，两院在略加修改后便批准，而且也同意督政府对待叛乱、军队、欧洲时所采取的行动。那些反对国民公会的少数人在两院中组成了一个反对派，其主要人物大多是立法议会时期的右派代表和几个死心塌地的保王党，如巴尔贝－马尔布瓦、帕斯托雷、沃布朗、迪马、波塔利斯、西梅翁、特隆松·杜·库德雷、杜邦·德·内穆尔等人。但在没有获得三分之一代表人数之前，它只是有分寸地反对督政府的政策。而共和五年新选出的代表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力量，因此，他们一改之前的暧昧态度，变得气势汹汹。

保王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联合组织，有领导、有代理人、有经费、有宣传报纸，他们极力将共和派排挤出选举范围，打着群众的旗号拉拢人民。他们甚至排挤那些大革命初期的爱国派，只将那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和态度暧昧的君主立宪派作为选举对象。这样一来，共和派基本上被排挤在政府机构和军队中，保王党则占领了各选举会议和两院。

共和五年牧月1日（5月20日），两院组成，保王党的皮什格鲁担任五百人院的议长，巴尔贝－马尔布瓦获得元老院议长的职位。花月30日，督政官勒图尔纳经过投票被指定任期届满，立法机关选择了温和派的巴泰勒米接替他的职位，巴泰勒米主张和平，他的驻瑞士大使身份也十分适合两院和欧洲，但是整个革命时期他一直在国外，并未真正领导共和政府。

在进行了这些反对督政府和国民公会派的初步行动之后，反革命派开始了实质性的攻击。虽然督政府已经做了一个法制政府在革命形势下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督政府的行政和政策还是遭到了他们毫不留情的谴责。保王党指责督政府连年用兵导致财政混乱，他们主张和平，要求共和国放弃武力，并紧缩开支；立法机关中的敌对派则主张无限制的出版自由，使新闻记者在抨击督政府时无所顾忌，为建立新的政权制度做好舆论准备。这些要求并不是完全无理，当时，法国已疲惫不堪，的确需要完成社会复兴，因此，保王党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赞同。

可是当人们看到两院对教士和逃亡者采取的措施时，变得十分不安。人们希望和解，但不想那些在革命中被打垮的人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法国。两院在匆忙中制定了赦免教士和逃亡者的法令，以宗教问题或不赞成世俗化为理由而流放或监禁教士的法令被撤销是正确的，但恢复天主教往日的特权，准许它公开活动则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五百人院中的里昂代表卡米尔·约尔当，是颂扬僧侣阶级的主要人物，这位年轻人大胆地宣扬他的宗教思想，他激烈的言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人们的爱国情绪依然热切，因此不能容忍另一种热情，卡米尔·约尔当遭到了人们的嘲笑，他对僧侣的维护也没有获得成功。迫于群众压力，五百人院没有作出恢复教堂敲钟和神父自由的决定。

经过了思想斗争的温和派，最终站到了督政府这一边，坚持了公民宣誓的法令。但反对督政府的活动没有停歇，尤其是五百人院，比元老院更为狂热和急躁，国内保王党的气焰也更加嚣张，开始出现了报复爱国派和购买国有产业者的反革命行为，逃亡贵族和反对派教士也重新回国，并且毫不忌讳地宣扬他们颠覆革命的阴谋。这时的督政府，在中央受到威胁、在外郡遭到误解，权威丧失，变得完全没有力量，但那些忠于革命、忠于督政府的人还是给它注入了勇气。

两院攻击政府的行为使人民开始怀疑它们对待共和国的态度，原本支持两院的一部分人开始放弃自己的立场。1791年立宪派和督政府派联合起来时，曾支持成立了萨尔姆俱乐部，与两院最有影响的议员聚会场所克利希俱乐部相对峙。督政府除了依靠舆论，还有强有力的军队保障。处于保卫国家的要求，它将奥什指挥的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的几个团调到了巴黎附近，并且越过了巴黎周围六十公里（十五法里）以内的宪法区，在此之前军队是不准越界进入这一区域的。督政府的这一违法行动遭到了两院的指责，两派开始互相对峙，准备以武装行动对付彼此，一方是督政府、萨尔姆俱乐部，以军队为依靠；一方是两院、克利希俱乐部，以保王党的沙龙为据点；群众是旁观者。

这时，主张立宪与和解的中间派站出来试图阻止纷争，恢复不太容易的合作。他们的领袖是宪法督政官卡尔托，与立法督政官巴泰勒米形成了政府中的少数派。这种和解主张得到了以蒂博多为首的几个五百人院议员和大部分元老院议员的支持。卡尔托作风严谨，见解固执，他和巴拉斯及勒贝尔脾气都不同，主张也不同。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都支持对两院采取政变手段，卡尔托则坚持按法律行事。在对峙阶段，两院迫于督政府的军事压力，提出了和解，但条件是撤换几个他们不信任的部长：财政部长拉梅尔、司法部长梅兰、外交部长德拉克鲁瓦；此外还要求保留国防部长佩蒂埃、内政部长贝内泽赫、警务部长科雄·德·拉帕朗。

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是因为立法议会在督政府没有权力，因此要确保在各部的势力。勒贝尔、拉雷韦耶尔和巴拉斯商议后，认为不能把敌人引进政府，因此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且撤换了两院所袒护的一些部长：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接替了贝内泽赫，奥什接替了佩蒂埃，塔列朗也成了这任内阁的成员。塔列朗目光敏锐，一向站在有胜利希望的一边，国民公会结束后，他便作为1791年的革命派脱离了逃亡者的身份。此时他为拥护督政府的共和派，接替了德拉克鲁瓦的外交部长职务，他的建议和行为对果月事件起了很大作用。

果月18日政变

到了这种地步，冲突已不可避免，如果和解，督政府与共和国垮台的日子最多推迟到共和六年的选举。于是，督政府发动军队向两院递交了措辞激烈的抗议书。此时的波拿巴一直关注着巴黎的局势，虽然他和卡尔托直接通信联系，但还是派副官拉瓦莱特回到巴黎，以了解政府内部的具体分歧和周围的阴谋活动情况。波拿巴答应督政府，如果真的发生事变，他将率领军队支持他们。波拿巴派奥热罗给两院送去了军队的抗议书，士兵们在抗议书中写道：“保王党们！你们发抖吧，现在到了清算你们的罪恶的时候，我们的刺刀将给你们应有的惩罚！”军队的参谋部则说：“我们对于保王派的阴谋威胁十分愤慨，我们以为国牺牲的烈士们的名义发誓，如果保王党敢露头，那就要他们的命！这就是我们爱国者的感情。”两院虽然十分恼火，但却无可奈何。

负责指挥桑布尔—马斯河方面的军队的里什庞斯将军，将部队驻扎在凡尔赛、默东、万森一带。牧月时，两院曾经是进攻者，热月（1797年7月）以来，他们却一直取守势，但他们还是作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首先下令封闭了立宪派的团体，除掉了萨尔姆俱乐部这个障碍；此外还扩大了会议厅监察官委员会的权力，此时的监察官委员会已经成为政府的立法机关，保王党成员维约和皮什格鲁也是其中的成员。原本由督政府指挥的两院警卫队，也由会议厅监察官直接指挥。

在果月17日，立法机关根据皮什格鲁的建议，成立了国民自卫军，希望和葡月事件时一样能获得民兵的支援。事情演变到此地步，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只能以战斗来定胜负。狂热的维约将军建议主动采取措施：对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三个督政官进行指控，并召集另外两个督政官。如果督政府不服从命令，就率领各区群众对督政府实施进攻。他命令皮什格鲁担任这次合法暴动的领导，并要求他在白天迅速实现这些措施，由于皮什格鲁犹豫不决，他们便采取了合法准备的缓慢步骤。

但督政府方面却十分果断，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决定立即对卡尔托、巴泰勒米及两院派的大多数进行打击，并且定在18日清晨发动政变。17日夜里，奥热罗指挥巴黎周围的驻军进了城，督政府的三巨头计划在立法机关开会之前就占领杜伊勒里宫，同时逮捕主要阴谋分子，接下来在卢森堡宫附近召开两院会议，用法律手段来结束这次以武力开始的政变。

督政府事前已经和两院中的少数人达成了协议，夜里一点，军队开到市政厅，分布在堤岸、桥梁、香榭丽舍大道等处，奥热罗率领一万二千人和四十门炮包围了杜伊勒里宫。四点时，听到警炮声响的立法机关警卫队开始戒备，会议厅监察官们也赶到杜伊勒里宫守卫大门。对两院忠心耿耿的警卫队指挥官拉梅尔关起了宫苑的大铁门，将自己的八百名警卫兵布置在宫苑中的各个通道上。但皮什格鲁、维约和拉梅尔的少数人并不能对督政府作出什么抵抗，况且他们的士兵并不可靠。奥热罗根本不需要强行通过杜尔南桥，他只对着警卫队高声问了一句“你们是不是共和派？”这些警卫队的士兵就立刻放下武器，呼喊着“奥热罗万岁！”“督政府万岁！”站到了他这一边。

奥热罗进入议会厅后，下令逮捕了皮什格鲁、维约、拉梅尔以及所有的会议厅监察官，并将他们押送到丹普尔监狱。接到监察官们的紧急开会通知后，两院的成员纷纷赶到开会地点，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军队。奥热罗告诉他们，出于保卫共和国、提防谋反分子的需要，督政府已经指定奥代翁大剧院和医学院为两院开会地点。在场的议员们虽然反对督政府的军事暴力行动和越权行为，却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安排。

军事行动在清晨六点钟结束，醒来的巴黎人们只看到了全副武装的军队，墙上贴着关于这次严重叛乱阴谋的告示，号召人民遵守秩序，信任政府。安静的居民们只是看着这次只有军队没有党派参加的政变，并没有表示支持或者反对。接下来，督政府便需要将这次不平常的行动合法化，并且圆满结束它。两院的议员在奥代翁大剧院和医学院集合并达到法定人数后，便宣布复会。他们接到了督政府的一份咨文，为这次采取的各种措施阐述理由。

五百人院成立了由西哀耶斯、普兰－格朗普雷、维莱尔、夏扎尔和布莱等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提出公安法，公安法实际上是一项流放的办法，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独裁的时期，用来代替断头台。督政府极力扩大流放对象的范围，除了两院中的反对者，它甚至将三十五家报纸的主编也列入流放之列。督政府的目的是消灭两院、各报馆、各选举议会、各郡等机构中的所有共和国的敌人。之后，督政府宣布四十八个郡的选举无效，撤销了所有有利于教士和逃亡者的法令，热月9日以后在各郡掌政的人一律撤职，并恢复过去被打倒的共和派官员的职务。

果月政变不同于葡月胜利，上次只是中央的政变，保王党在上次只是被击退，而这次则被彻底打垮。这次政变又一次用独裁代替了法制，并且引起了之后的另一次革命。在共和五年果月18日，如果督政府不能制服两院并战胜反革命，那么两院就会推翻督政府并颠覆共和国。但是，除了政变，督政府真的没有别的方式来取得胜利吗？并且在胜利之后，督政府的行为是否太过极端。政府根本没有解散两院的权力，但在这次以建立极端权力为目的的革命之后，再没有第二级权力机关来监督人民的最高权力。不能按照法律来保卫革命，剩下的只能是独裁。但独裁手段无疑是自掘坟墓，因此，督政府在拯救革命事业胜利后，自己也面临着垮台。

督政府所取得的胜利因为使用暴力而被玷污，违背法理的流放法令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督政府原本只需要流放为首的谋叛分子，但一个掌握了武装力量的政党不滥用独裁权力是很少见的。果月18日的失败是保王党的第四次失败，在7月14日和8月10日的两次失败中，它丧失了政权，葡月13日和果月18日的两次失败是想夺回政权而未成，这种反复重演的失败，成为保王党在日后屈服于执政府和帝国政府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