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中海的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一座布满岩石的半岛，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这里为我们如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础，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等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漫漫岁月中，这个问题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哲学家们在一生中也曾花费不少时间，试图解疑。

对于那些“探寻历史规律”的努力，可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轻蔑地看待。他们不相信研究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的那一套。那些做法对于研究蝌蚪、微生物或流星也许行之有效，然而，在研究人类的领域，它们似乎毫无用处。

可能是我误解了，但我认为历史应该有自身的一套运行规律。的确，到现在我们尚未有多少发现，也未曾下足工夫探讨。我们总是忙于积累事实，以至没有时间对这些事实予以加工和升华，从中抽象出一星半点的对我们人类这哺乳动物具有某些实际价值的智慧结晶。

我惶恐地涉足这个研究领域，借助科学家著作中鞭辟入里的分析，献上一个与历史有关的原理。

根据现代科学的最新认知，一旦物理、化学条件达到产生第一个生物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命存在的有生命存在）就开始了。

把这句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术语，即：

“只有当一切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达到或者接近一种理想的条件和比例时，才有可能貌似自发地、突然地产生高级文明。”

下面我用一些反面的例子来详细阐述这一论点。

一个头脑发展水平和穴居人一样的种族，就算是在天堂里，也不会繁荣兴旺。

如果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屋里，并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趴在冰面上盯着捕海豹的洞，那么伦勃朗就画不出美术作品，巴赫就写不出《受难曲》，普拉克希特里斯(1)就创作不出雕塑。

如果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棉花厂里做工谋生，就不会在生物学领域作出贡献。如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2)是罗曼诺夫(3)沙皇领地上的农奴，且住在穷乡僻壤，他也不会发明电话。

在高级文明形态的发祥地——古埃及，虽然气候条件宜人，但是原住居民并不十分强壮，进取心也不强，其政治经济条件更是糟糕。在巴比伦和阿西利亚的情况也一样。后来迁徙到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闪米特人，倒是体魄强壮、精力旺盛。气候条件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政治经济条件却仍然不够好。

巴勒斯坦的气候也不值一提。农业落后，除去贯穿国土、连接亚非的大篷车道外，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商业可言。况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掌握在耶路撒冷神庙的教士手中，这自然不会有助于鼓励个人的开创精神。

在腓尼基(4)，气候影响倒不是很大，这里的人身强体壮，商贸条件也不错，但是国家的经济体系却非常不平衡，一小撮船主控制了全部的财富，并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于是早期的泰雅(5)和西顿(6)的政府就落入了富豪之手。穷人被剥夺了从事产业的权利，渐渐变得麻木冷漠，最终腓尼基重蹈迦太基(7)的覆辙，走向陨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乃缘于国家统治者的短视、自私和贪婪。

总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缺少成功所需的某些要素。

希腊

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出现了。它只持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而且很奇怪，它没有在希腊本土发生，却出现在爱琴海对面的殖民地。

我在《人类的故事》这本书中描述过那些著名的岛屿桥梁(8)，它们连接着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从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起，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通过这些岛屿到达了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岸的一块叫做爱奥尼亚(9)的狭长地带上。从亚洲运到欧洲的，既有货物又有思想。

在特洛伊战争前几百年，这块约144.9千米长、仅有几千米宽的狭长山地，被从大陆来的希腊部落征服了。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些殖民城市，其中以弗所、福赛、埃里斯莱和米莱图斯(10)最为著名。就是在这些城市周边，后来出现了各种成功条件的完美组合，使得文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后世的文明最多可与之比肩，却从未曾超越。

首先，这些殖民地的居民来自十多个不同民族，他们是这些民族中最活跃、最有开创精神的人。

其次，这里有通过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商贸，进而积累起了巨额财富。

再次，对于占大多数的自由人而言，殖民地的政治体制使他们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

上述成功的条件中，我之所以没有提到气候条件，理由如下：对一个全力以赴地从事商业的国家，气候的影响并不大。不管晴天还是下雨，船只都可以建造，货物都可以装卸。只要天气没有冷到港口冰封，城市没有遭受水淹之苦，众人就不会对天气预报有多大关注。

商业城市

更何况，爱奥尼亚的气候对知识阶层的发展而言，可谓得天独厚。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依靠的是人们口口相传。城里的抽水机周遭就是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

在米莱图斯，一年365天中只有几天不可以坐在抽水机的旁边。而米莱图斯早期的爱奥尼亚教授们，曾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气候方面的优越性，从而成为日后各种科学进步的先驱。

根据记载，现代科学第一位真正的奠基人是泰勒斯(11)。他的出身可疑，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杀了家人，进而从什么不为人所知的地方逃逸到米莱图斯，而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祖先是何等人士。他是比奥夏(12)人还是腓尼基人？是北欧日耳曼人还是闪米特人？

这倒说明了，在那些岁月里，位于曼安德尔河口的小古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中心，如同今日的纽约。该古城的居住人口来自四面八方，由多种不同成分的人群组成，人们只是根据表面印象判断自己的邻居，从来不会深究其家底渊源。

既然本书不是一部数学史或者哲学手册，我们也就无需为泰勒斯的思想浪费过多笔墨。不过，我们知道，泰勒斯对爱奥尼亚人流行的新思想表现得很宽容。当宽容之风吹遍爱奥尼亚时，罗马仍然是一个偏僻、遥远的小集镇，它鲜为人知地坐落在一条浑浊的小河旁。犹太人还被囚禁在亚述人(13)的土地上，北欧和西欧也只不过是一片野狼出没的荒野。

要想理解为什么希腊的爱奥尼亚能有这样的发展，我们就该了解自从希腊首领们乘船驶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14)的财富以来发生的一些变化。那些闻名遐迩的英雄仍然不过是原始文明的产物，他们是一些快速成长的孩子，他们把生命看成是一场漫长而光荣的暴力竞技，充满了刺激、角斗和赛跑，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我们现代人要不是为了谋求吃喝而不得不埋头于日常工作，也会乐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一显身手的。

这些性格暴烈的武士对待他们的神，就像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严肃问题一样，持一种率直而简单的态度。公元前10世纪曾经统治希腊世界的奥林匹斯山诸神，都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人与神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分开的，多少是个谜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在当时，那些居住在云霄之外的诸神，对匍匐在地面上的苍生始终满怀着友好之情。人与神之间亲切的个人交往特色，使希腊宗教具备了独特的魅力。

每一个希腊的小孩子都会听到长辈讲述关于宙斯的故事：宙斯是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强悍统治者，一时兴起就会以他的闪电霹雳耍威风，电闪雷鸣般的场景仿佛让世界到了末日一般。但是当孩子们长大，能够自己阅读那些古老的传说时，就会渐渐意识到，孩提时代那些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中的可怕主人公，其实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时他们看到的神似乎是以家庭聚会的面貌出现的一些人物——他们彼此间开着玩笑，且不间断地卷入其尘世朋友的政治纷争，以至于希腊的每次冲突之后，都会紧接着在天上的诸神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然啦，尽管宙斯身上的人类弱点如此之多，他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神。在诸神中他是最强大的一位，得罪了他，就会被降祸于身。然而他还是通情达理的，只要走对了路子，接近他还是可能的。幽默感是他最大的优点，他也从不把自己和自己的天国看得太重。

对于一个神来说，这也许不是最庄重的形象，不过这一点却提供了某些非常突出的好处。在古希腊人那里，从来没有什么严格的法则，人们应该把什么信奉为真理，又应该把什么藐视为错误。正因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信条”、僵硬的教条和靠着世俗的绞刑架来强制维护这些教条的一群职业教士，所以这个国家各地的人们都能够依照各自的好恶，重新塑造他们的宗教思想和天国观念。

居住在离奥林匹斯山附近的塞萨利(15)人，对自己可敬的诸神的尊崇，自然远比不上住在拉科尼亚湾偏远小村中的阿索庇人。雅典人自认为既然能得到守护神雅典娜的直接荫庇，那么对该女神的父亲宙斯就可以相当随便；居住在远离主要商路的偏僻山谷中的阿卡迪亚(16)人，则严格地坚持更为朴素的信仰，对于那些在严肃的宗教事务中存有的丝毫轻浮举止都深表不满。至于福西斯(17)的居民们，他们依靠到德尔法(18)的朝圣者谋生，他们坚信供奉在那座能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的神庙中的阿波罗，认为阿波罗在诸神中是最伟大的。自远方而来的人们，只要口袋里还有两三枚硬币，就应该对这位神有所表示。

犹太人是一神论者，这使得犹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如果不是当年犹太人集中住在一座城里，这座城又强大到足以打败其他的朝圣之地，并维持对宗教的排他性垄断几乎千年之久，这种单纯的一神信仰是绝不可能的。

而在希腊，并未形成这样的条件。不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始终未能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统一的希腊人们所公认的首都。他们做过这样的努力，但结果只是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毫无益处的内战。

一个如此尊崇个性的民族，自然会为独立思考的精神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与《圣经》完全不同。它们仅仅是两本书而已，从来没有被归到“经书”之列。书中讲述了一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们的冒险故事，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并视这些英雄们为希腊人的直系祖先。书中也附带包含了一些宗教知识，因为希腊诸神无一例外地都参与了人间的纷争，常常把正经事儿抛在脑后，津津有味地观看人间的王位之争。

哲学家

然而，希腊人从来没有思索过，荷马的作品是否直接或间接地从宙斯、米纳瓦(19)和阿波罗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反正这两部史诗是文学史上的精彩作品，是陪伴漫长冬夜的良好读物，何况，它们还让希腊的孩子们对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呢。

而这就是一切的一切。

在这样的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氛围中，在一座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散发的刺鼻气味弥漫的城市里，在到处是东方色彩斑斓的丝绸映照下，到处可以听到饱足衣食的人们的欢声笑语，泰勒斯诞生了。他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工作、教书，直至死亡。他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去甚远，但要切记，他的思想只是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普通的米莱图斯人也许听闻过泰勒斯的名字，那就像现在的纽约人都听说过爱因斯坦的名字一样。你问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回答说，那是个留着长头发、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伙计，每个星期在报纸上刊登一篇关于一个人在火车上如何走过的文章。

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人捕捉到一点真理的火花，最终推翻（至少是大大修正）了长久以来的科学结论，这对于千百万普通的纽约市民来说，实在是毫不在意的事情。或许当他们热爱的击球手试图颠覆万有引力定律而引起纷争时，他们才会对数学有些兴趣。

古代史教科书通常避开这个难题，只是写上“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约前624至前546），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我们甚至能够想象出当时《米莱图斯报》上的大标题：“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

泰勒斯究竟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样超越前人走过的旧路，另辟蹊径的，我也说不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非生活在知识的真空世界中，他的智慧也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公元前7世纪，科学领域中许多开拓性的探索工作已经完成，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足可以供学者随时参考使用。

巴比伦的观星家已经在探索星空。

埃及的建筑师们经过大量的精心计算，才大胆地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石头堆放到处于金字塔核心的墓室的顶部。

古希腊神话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了太阳的运转，预测出旱季和雨季，从而为农夫提供了调节农活的历法。

然而，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的人们，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视为不可见的神灵意志的表现，是那些神掌管着季节更迭、星球运行和海洋潮汐。这种情形就好比是总统的议会议员掌管着农业部、邮电部或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反对这一观点。不过他像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一样，并不想自找麻烦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倘若海滨的水果贩遇到怪异的日食景象时，吓得匍匐在地上乞求宙斯神灵的保佑，那只是水果贩自己的事，泰勒斯绝不会试图说服他们，说什么稍有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都会预测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的某个时刻会出现日食，米莱图斯城会经历几分钟相对的黑暗。

就在那次著名日食发生的当天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由于光线不足，他们只好停止厮杀。即便在那时，泰勒斯也绝不相信这是利迪亚的诸神仿效了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又一次演绎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突然熄灭，以便胜券掌握在他们宠爱的人们手中。

由于泰勒斯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这正是他丰功伟绩所在）：他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人们一直想象的神灵任意操控的结果。所以，他认为，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狗或者在哈利奇有一次婚筵，而没有发生更重大的事件，日食还是要出现的。

泰勒斯通过科学的观测，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条普遍和不可避免的法则，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推测是正确的）：水是万物之源，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而且从时间开始的时候就存在了。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泰勒斯亲手撰写的任何文稿。那个时代，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达他的观点，因为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如今由他直接书写的文稿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依靠与他同时人的书稿中发现的只鳞片爪的资料，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略晓一二。比如，泰勒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人都有广泛联系。顺便说一句，早期哲学家大都是商人，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特点。这些哲学家是“智慧的恶人”。不过他们从不忽视这个事实：生活的奥秘寓于生灵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就好比是“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吃饭”一样，危险至极。

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有各种个性的人，好的、坏的和不好不坏的，这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用闲暇时间耐心地研究人这一奇妙生灵的本质，并非凭先入为主的臆造从事。这使他们能够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从而很好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如果他们不厌其烦地进行说教，指给人们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效果不一定更好。

他们很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来限制人们活动。

夜观天象的天文学家

但是，他们以自身的榜样成功地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内心深处的安宁。那是一切幸福的根源所在。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赢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后，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获准可以深入一般被认为只有神灵才能干预的领域中去探险。泰勒斯作为这一新福音的先驱，把博学多才的一生奉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尽管泰勒斯对希腊人眼中的全部世界进行了分解，并且分别考查了每一个细微的部分，还公开质疑了亘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他仍得以平静地寿终正寝。反正我们并未见到关于曾有人让他对自己的异端邪说作出解释的记载。

一经泰勒斯指明道路，就有许许多多的热心人士纷至沓来。

例如，阿那克萨哥拉(20)，约在35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一直在希腊各城邦担任“诡辩家”，并担任私人教师，教授哲学和修辞学。他对天文颇有研究。在他的授课内容中，强调指出太阳并非人们公认的是由一名神灵驾驭的天车，而是一个鲜红而炽热的大火球，这个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千百万倍。

阿那克萨哥拉提出这一理论后，相安无事，神灵并没有因他的鲁莽放肆而用雷电将之毙命。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了一步，大胆宣称月球表面覆盖着山脉和低谷，最后他甚至暗示说，世间有一种“种子”，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创世纪起就已存在。

但是，阿那克萨哥拉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所谈的正是人们熟悉的事情。后来的不少科学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太阳和月亮距离地球遥远至极，普通的希腊人并不在乎用什么字眼称呼它们。但当阿那克萨哥拉开口宣称说，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做“种子”的原始物质中逐渐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毫无疑问是走得太远了。这样的言辞与天神(21)的故事大相径庭——在大洪水过后，天神把小石子变成无数男女，使世界重新人丁兴旺。希腊全部孩子在童年就听到过这个故事，因此，要想否认这个庄严无比的故事的真实性，无疑会搅乱现存社会的安宁，也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无论如何都行不通。于是，阿那克萨哥拉就成为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击的对象。

假如当时是君主制或共和制初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会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一名宣扬鲜为人知的理论的学者，使其免受愚蠢而无知的雅典农夫的迫害。但那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巅峰，个性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何况，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22)恰是阿那克萨哥拉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的治罪打开了方便之门，进而使人们借以掀起一场反对该城邦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

一名叫奥莫菲特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当行政官，他提出的一条法律被通过了。这条法律要求：“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或者对一切神灵持自己见解的人，要立即治罪。”依据这一法律，阿那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狱。不过，该城中的开明势力最终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很小一笔罚款就获释出狱了。他移居到小亚细亚的朗萨库斯，并在那里颐养天年，到公元前428年才与世长辞。

阿那克萨哥拉的事例表明，官方对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实在是收效甚微。阿那克萨哥拉尽管被迫离开了希腊的雅典，但他的观念却留在了那里，并传给后代。两个世纪之后，这些观念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注意，亚里士多德以阿那克萨哥拉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科学假设。经过千年的漫长黑暗时期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总算令人欣喜地传授给了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路西德(23)。这位医学家还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各大学的学生中普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把这些理论和个人观察结合起来，撰写了很多著作。这些著述被及时地运过比利牛斯山脉，直抵巴黎和布隆的各大学。在那里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全盘接受了书中的思想，如今它们已成为科学入门书的核心部分，被人们视如乘法口诀表一样没有危害。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在他受审判后差不多一代人后，希腊的科学家获准可以教授与民间信仰有所出人的各种学说。这时已经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年，又发生了第二件事例。

这次受害的是普罗塔哥拉(24)，一个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爱奥尼亚殖民地的阿希戴拉村。该村由于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的法则是：“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可贵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置于警察系统的监视之下。

普罗塔哥拉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钻研，向人们宣称：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之短暂犹如昙花一现，所以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本来就令人怀疑的神灵的存在上，我们的所有精力应该用在使生活更加美好和更加愉快的目的上。

这一论述当然是击中了要害，比以往任何文字或口述的所有东西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况且，这一观点问世之时，正值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胜败攸关之际，人们饱受失败和疾病之苦，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最明显的是，这时对神灵的超凡力量提出质疑，激起神灵的怒火，实在是不当时。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并被勒令必须改变理论，屈从于法庭。

伯里克利本来能够保护普罗塔哥拉，但此时伯里克利已经作古。而普罗塔哥拉尽管是科学家，却对殉道毫无兴趣。

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驶往西西里的航程中，普罗塔哥拉的船触礁了。他貌似溺水而亡，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惨遭雅典人毒害的另一个牺牲品是戴阿哥拉斯。其实他根本称不上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个青年作家。由于他在一次官司中没有得到神灵的帮助，便把个人的怨恨一股脑儿发泄到神灵头上。在很长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难诉而郁郁寡欢，以致思想发生剧变。他四处奔走呼告，以亵渎的语言诽谤北部希腊人普遍敬仰的“神圣玄机”。他如此放肆，以至于被判死刑。但在临刑前，这个倒霉蛋却得到机会逃跑了。他去了科林斯，继续对奥林匹斯的神灵大放厥词，最终由于脾气过于暴躁而一命呜呼。

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最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决。对此史料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一如既往，谈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狭窄的程度不亚于后人，人们就必然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作为希腊人食古不化的强有力证据。如今，我们经过详尽考察研究后，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这位街头演说家的一生漫长而平静，他颇有才华，却又容易激怒他人，他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当普通百姓依然坚信神灵存在时，苏格拉底就宣称自己是代表上帝的预言家了。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苏格拉底所说的“精灵”（即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神启声音）意味着什么，却完全领悟了：苏格拉底对周围人奉若神明的理念持十分否定的态度，对传统习俗也完全缺乏尊重。当政者最终杀死了这位老人，然而他的神学理念（只是官方为了说服群众而牵强附会地作为加罪之辞）其实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没什么关联。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父亲子女很多却收入菲薄。因此，这个男孩子没有足够钱财到正规大学进行学习，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哲学家都讲求实惠，往往为了一门学科就要索取2000元的授课费。况且，在年轻的苏格拉底看来，探求纯粹的知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依他之见，一个人只要善于培养自己的良知，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没什么。为了拯救灵魂，了解彗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也毫无必要。

这个鼻梁塌陷、衣衫褴褛的朴实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论不休，晚上则洗耳恭听妻子的满腹牢骚（苏格拉底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人，只好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苏格拉底却把挣钱糊口看做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琐事）。他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兵；他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人数众多的教师中，他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蒙难。

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必须了解当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作出痛苦而有益的贡献时，雅典的政治状况如何。

终其一生（苏格拉底被处以死刑时已年逾70岁），他都在试图向人们表明：他们正在虚度年华，浪费着机遇，生活得毫无意义，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了空洞的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不可避免地滥用伟大而神秘的上帝赐予的各种恩典，力求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哪怕只有数小时的时间。他完全相信人的崇高命运，他打破了一切旧哲学设置的框框和禁区，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普罗塔哥拉曾经教导人们说：“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宣称：“人的不可见的良知是（或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终尺度，塑造我们命运的不是神灵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所作的那次演讲（准确地说，法官足有500人之多，他们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其同情与否——都是最令人欢欣鼓舞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据理力争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人只要保持自己的良知，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没有妻室甚至没有住房，也会有所作为。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谁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当局的干涉。”

可惜的是，苏格拉底是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错误的陈词。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的利与弊，又想尽力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当然使他失去了双方的人心，不过那时候双方实力难分上下，腾不出手对他采取行动。

到了公元前403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把贵族派赶跑了，完全控制了政权，苏格拉底自然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们获悉形势后，纷纷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

但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个“口头评论家”，一个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揭露那些自诩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这甚至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人人都对他有所了解。他在上午说的一些趣事，到晚上就已经传遍全城了。还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雅典城邦的人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细枝末节了如指掌。

在实际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却因通晓一切神灵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高尚的粮食贩）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他们正在为城邦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极端危险分子。这个危险分子的教诲只能导致懒惰、犯罪和奴隶的不满情绪。

相当有趣的是，即使在那种环境下，苏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解，而且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给他自由。他们提出，只要苏格拉底放弃争辩和说教的陋习，不再干涉他人所偏好的东西，不再用他那永无休止的怀疑去纠缠他人，他就会获得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绝对办不到！”他大声喊道，“只要我的良知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尚在，让我继续向前，并向人们显示通往理智的真正道路，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向他们道出我的想法，绝不计较后果。”

在这之后，法庭除了判处这名囚犯死刑外，别无他法。

苏格拉底获得30天的缓刑。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圣的圣船还没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圣船归来之前是不准行刑的。在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苏格拉底泰然地待在地牢里思索怎样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已不虚此生。他累了，准备辞世而去。直到行刑之时，他还在和他的朋友们谈话，试图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要他们把头脑用在精神世界上，不要浪费在物质世界上。

接着，他饮下毒酒，躺在卧榻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的门徒们曾一度被铺天盖地而来的公众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离开他们先前活动的场所为好。

可是等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了，便又回来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苏格拉底死后不过10年，他的思想更普及了。

与此同时，雅典城邦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5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一场体力战胜脑力的大胜仗。不用说，这种状况是持续不了多久的。斯巴达人从没写下一句值得记忆的文字，也没有对人类知识有过一点儿贡献（只有一些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认为，当敌人的城墙被推倒，雅典的舰队也被削减到数条时，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雅典人的头脑却没有因此而失去敏捷和智慧。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10年后，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聚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在希腊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地投入战斗。

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赞赏，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好比公元前4世纪的今日巴黎一样。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家庭都想使孩子受到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允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家长也会以此为荣。

我们现代人对古代社会难有恰当的理解，当时生存问题被看得无比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当时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普通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毫无道德的家伙。他们随意崇拜一些说不清的神灵，余下的时间便耗费在吃饭喝酒上，听埃及舞女的缠绵细语，偶尔还奔赴战场，为享受嗜血的乐趣而屠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雅人。

毋庸置疑，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在罗马可能更多一些），都有许多商人和战争贩子。这些人累积起万贯财产，无视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道德原则。正是因为这些人富有至极，普通人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然而，这些富人在社会中毫无威信，因此不可能被当做当时值得称赞的文明的代表。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这家伙同尼禄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从而聚集了百万家财。我们看着这个老奸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的拥有40个房间的宫殿的废墟，禁不住摇头叹息：“太腐败了！”

随后，我们坐下来阅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爱比克泰德曾经在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家里做过奴仆。但读了他的著作，我们却感到是在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显赫的灵魂相伴。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评头论足，但是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生活时代的名副其实的代表，恰如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样。2000年前人们追求尽善尽美之生活的欲望与如今的人们同样强烈。

当然，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大不相同。这一点毫无疑问。那时的尽善尽美本质上属于一个被欧化了的产物，与东方社会毫无关系。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解，并将其作为生活中最崇高追求的所谓“原始人”，毕竟是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慢慢地发展了一种生活的哲理（如果我们都对此予以认可，倒是极为成功的），并广为人们所接受。这种哲理即纯正的良知，简朴的衣食，加上健康的身体和适足的收入，是普遍幸福和满足的最好保证。灵魂的归宿并未能引起那些“原始人”极大的关注。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为一种特殊的哺乳动物，靠知识高踞于在地球上爬行的其他生灵之上。他们常常提起神灵，但这些字眼犹如我们如今经常使用“原子”“电子”“以太”一类的词汇。在他们眼中，万物的起源总要有个名称，因此在爱比克泰德说到宙斯时，不过是个尚未得出答案的难题的未知数，这种情景好比是欧几里得在解题时所用到的X和Y，含义可以庞大无比，也可以不足挂齿。

那时人们最感兴趣的首先是生活，其次才是艺术。

所以，他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生活，并沿用苏格拉底创立并加以普及的理性分析法，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有时他们由于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而走到了荒唐的极端，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话说回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柏拉图是古代众多导师中唯一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爱而鼓吹不宽容的人。

众所周知，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也是苏格拉底言论的记载者。他收集了苏格拉底说过或想过的一切，汇编成一系列的对话录，堪称《苏格拉底福音书》。柏拉图完成这项工作后，又着手对苏格拉底思想中的晦涩难解之处加以阐释，撰写了一系列文采横溢的著述。最后他开展了许多讲座，使雅典人公平和正义的理念享誉四海。

在这一切活动中，柏拉图所表现的全力以赴的无私奉献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媲美。不过，圣徒保罗的一生极为惊险，他始终东奔西走，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那舒适花园的座椅一步，只是让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求教于他。

他之所以能如此行事，是因为他拥有优越的出身和足以自立的财产。

首先，他是雅典市民，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索伦(25)。

其次，他刚一到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财产。这笔财产足以维持富裕生活。

再次，他具有卓越的口才，以至任何获准聆听他在柏拉图的大学里授课的人，哪怕只是听过很少几次课的人，都会心甘情愿地来到爱琴海。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与当时许多青年人相似。他曾在军队里当过兵，但对军事并无多大兴趣。他也参加过户外运动，是摔跤和赛跑的能手，却从未得到过什么荣誉。他和当时的青年人一样，也把很多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就像他那大名鼎鼎的外祖父索伦一样，他曾驶过爱琴海，在埃及北部有过短期停留，不过，他返回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外出。他一直在雅典郊外赛菲萨斯河畔一座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园的浓荫角落，传授教义长达50年。

学院

柏拉图起初是个数学家，后来渐渐转向了政治学。在这个领域里，他奠定了现代政治机构的理论基础。他内心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的稳定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从低级向高级缓慢提升，世界从美好的个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发展出美好的理念。

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写在羊皮纸上倒是蛮有吸引力，可是当他试图把这种思想转化成具体原则、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热情就变得非常高涨，以至于无法容忍其他人的思虑。他主张的共和国一直被那些空谈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为人类完美的终极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从现在来看，都孕育着许多偏见——一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始终享受着充裕的私人收入带来的舒适生活，喜爱到彬彬有礼的圈子里走动，并极端鄙视下层阶级，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妄想在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中分上一块“蛋糕”。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著作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里，闻名遐迩的共和国变成了向宽容精神挑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识渊博的学者有意忽视：柏拉图得出结论的背景与他们生活的12世纪和13世纪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

比如，按照基督教的观点，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对祖先们敬仰的神灵极为轻蔑，将其视为来自遥远的马其顿的乡巴佬，俗不可耐。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涉及的有关神灵的丑恶行径倍感羞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复一年地坐在他的小林园里，对他祖国各个城邦之间愚蠢的争吵也越来越愤怒了。他目睹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愈发坚信，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某种形式的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不然他想象中的共和国就会立即陷入一种失控的混乱状态。所以，他力主模范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订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章，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遵守，违反者则判处死刑、监禁或流放。这一主张看起来与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格格不入，但这确实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态度上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并不难寻找。苏格拉底扎根于群众之中，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丑陋不快的世界，躲到了自己幻想的王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绝无丝毫可以实现的机会。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不久，整个希腊半岛就要归并进广阔的马其顿帝国，这个帝国从马里查河畔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在这座古老的希腊半岛上难以驾驭的各个民主城邦尚未落入征服者的魔掌之前，那里却出现了一位力压群雄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受惠于如今已经绝灭的古希腊民族。

亚里士多德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就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知识，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著作成为智慧的温泉，在他以后，亚欧两洲约50代人都无需绞尽脑汁，便可以从中汲取丰盛的精神食粮。

在18岁那年，亚里士多德离开了马其顿的家乡，前往雅典，在大学里聆听柏拉图的讲课。毕业后，他在许多地方讲学授课，直到公元前336年返回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授课学园，它很快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堡里增建一些学园。该城邦渐渐丧失了传统的商业上的重要地位。精力旺盛的市民都移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以及南方和西方的其他城市。剩下没有出走的都是些穷人或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墨守成规的不良残余。这些人曾经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过辉添过彩，也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好感。在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以后，其最著名的门生——亚里士多德竟然重返故土，继续讲授那些仍然不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灵有限能力的教义。对此，老守旧派的人便摇起头来，并低声咒骂这个人把他们的城邦变成了自由思想和不拘信仰的场所。

如果那些守旧派不假思索地行事，就会把亚里士多德赶出国境。但是他们明智地并没有采取行动。因为这位身健体壮、眼睛近视的绅士以饱读群书和讲究的衣着闻名，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非雇佣几个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他是马其顿宫廷御医的儿子，和皇子们一起长大。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刚一结束学业，就被任命为皇储的家庭教师。整整8年的时间，他每日均陪伴在年轻的亚历山大左右。就这样，他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君主的友谊和庇护。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各行省政务的摄政王对他关怀备至，生怕有灾难降临到这位皇帝挚友的身上。

然而，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雅典，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危险。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像他那样舍生取义。他像柏拉图一样，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他对政府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缺乏信心是众所周知的。当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驱逐时，亚里士多德便驶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寄宿，并在那里离开人世。几个月后，马其顿人重新攻克了雅典并惩治了叛民。

由于时间久远，现在要想弄清楚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真凭实据，谈何容易！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那样一个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发表演说的国度里，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亚里士多德不得人心，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会使雅典遭受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闻的新异端邪说，倒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人士采取了不屑态度。

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

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气数已经到了末日。

不久之后，古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从此变成其众多行省中的一个。

一切争吵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更加宽容。他们允许臣民自由思考，只要人们不对政治上的某些通变的原则提出质疑，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保持平稳、安定和繁荣，全部依赖这些原则。

和西塞罗同一代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同伯里克利的追随者们视为神灵的理想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把其宽容精神基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几百年认真实践和思索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却认为他们用不着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他们不仅漠视理论问题，还把这种冷淡的态度引以为豪。他们的兴趣点在实用的东西上，他们注重行动，对高谈阔论深恶痛绝。

倘若异国人愿意在下午坐在一株老树下，讨论政府理论方面的问题或是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异国人的知识能付诸实践，那便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哲学说教，连同唱歌、跳舞、烹饪、雕塑和科学一类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去做，大慈大悲的朱庇特创造出的族类，正是为了让其摆弄这些真正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玩意儿。

与此同时，罗马人的注意力则十二分地投入掌控日益扩大的领土上：他们会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连队，以保卫外围省份；他们会巡查沟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他们通常要花费很大精力来维持数百个不同部落和民族间的和平。

但是，荣誉桂冠毕竟还是要给予无愧于这个称号的人。

对立的宗教派别

罗马人通过精心的工作，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日，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贡献。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制订的为数不多的行为准则，称臣的部落就可以享受到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神灵，也可以信仰十几个神灵，甚至崇拜整个庙宇中的全部神灵，怎么做都没有关系。但是，不管选择信仰什么，在这个包罗世界的大帝国里，混居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牢记：“罗马和平”的成功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

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得干涉他人或自己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神灵遭到了亵渎，也不要找官府来出气。正如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上所指出的：“如果哪位神灵认为他们感到不满，他们肯定会照顾自己的。”

有了这样一句安慰人心的话，法庭就可以对类似的一切案子不予受理，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

如果说一群卡帕迪西亚的商人决定在哥罗西人的地盘定居时，他们就有权继续信仰自己的神灵，并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立起自己的神庙；那么，如果哥罗西人为了类似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盘落户时，也必须拥有同样的权利并获得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时常争辩说，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至高无上的宽容姿态，乃由于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居住在拉丁姆外围的蛮族都持同等程度的轻蔑态度。这话可能是正确的，我对此不敢确定。但是，在500多年间，在形式上几乎是彻底的宗教宽容一直盛行于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而且罗马人创建了一种治国术：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从而获取巨大的实际成果。这也毕竟是事实。

在很多人眼中，太平盛世已经到来，这种相互容忍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但世上没有永存的东西，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永存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但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散落在数以千计的战场上。

在差不多5个世纪中，社会上众多聪颖的市民都把智慧和生命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这个庞大的工作上。

恶果终于显现了。

以一城为邦统治全世界，这个难以实现的重任在人力和脑力上把罗马拖得筋疲力尽了。

随后，又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整个民族对生活逐渐厌恶，失去了生存的热情。

他们已经占有了所有的城乡住房，拥有了他们希望使用的全部游艇和驿车。他们还发现自己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他们尝遍一切美酒，踏遍绿水青山，玩遍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他们的藏书馆里收藏着所有的文字书籍。他们家的墙上悬挂着最好的绘画。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世界上最杰出的乐师为他们演奏。他们在童年时代曾由最出色的教授和教育家为他们授课，使他们学会了应知的一切。结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书籍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索然无味，甚至连生活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很多人巴不得获取一个体面的机会让自己丧生。只留下了一种安慰！对未知和不可见世界的遐想。

然而，旧的神灵已经死去多年了，有头脑的罗马人是不会看重那些在幼儿园里教唱的愚蠢歌曲里对朱庇特和密涅瓦(26)的赞颂的。

当时已经出现享乐主义学派、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均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的美德，宣扬一生要有益于他人。但是，这些言论显得太空洞了。芝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本在街头书店里比比皆是，书里面讲的倒是头头是道。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纯理性的教义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成分。罗马人开始追求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于是，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及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确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只能取悦于极少数人，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层人士，早已经饱享能干的希腊教师对其个别授课的特殊待遇。

普通老百姓却认为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如同草芥。他们的想法也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认为大部分古代神话无非是粗俗祖先的幼稚产物。但是他们毕竟不能企及所谓的知识高层，还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

于是，他们采取了所有知识浅薄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会采取的行动：他们表面上一本正经地敬奉共和国官方认可的神灵，暗地里却为了谋求真正的幸福和舒适而投靠某种神秘的宗教行会。在过去的200年里，这种宗教行会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已经大受欢迎。

前面提到的“行会”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们”——这群男女不准把本行会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他们必须做到“守口如瓶”。只有他们才能知道这些秘密，这种行会就像大学兄弟会的咒语或“海鼠”独立帮会的神秘咒符一样使人们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行会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崇拜、一种说法、一种教派。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请原谅时间上的小小混淆）已经离开长老教会而加入了基督教科学会，便会告诉别人他已经转投“另一个行会”了。因为“教堂”“英国北部教会”“贵族院”这些用语相对来说都是新近的用语，在当时可无人知晓。

如果你对这一问题特别感兴趣，并且希望弄明白当时罗马的情况，就请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的报纸吧，任何一份都行。你会在报上看到四五栏关于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他十多个国家引进的新教旨和新处方，旨在给人们以健康、财富和得到永恒的拯救之类的特殊承诺。

当时的罗马与我们如今的大都市十分相近，也同样充斥着外来的和本地的各种宗教。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因为它是一座国际性的城市，从小亚细亚北部覆满青藤的山坡上开始了对神母的崇拜，弗里基亚(27)人把神母尊崇为所有神灵之母。伴随这种对神母的崇拜的是一些不体面的表达感情的放荡形式，这使罗马警方不得不诉诸武力关闭神母庙，最后还通过了果断的法律，禁止进一步宣扬任何鼓励公众豪饮以及其他更有伤风化的宗教。

埃及这块充满自相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为人类提供了六七位怪诞不经的神灵，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28)，等等。这些名字在罗马时代就如同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29)一样家喻户晓。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若干世纪之前就把抽象真理和基于道德的行为实用法典的雏形体系奉献于世。这时，他们又向坚持偶像焚香膜拜的异国居民提供了闻名遐迩的艾蒂斯、狄奥尼修斯、奥尔费斯和艾多尼斯(30)的“宗教行会”。就公共道德而论，这些神灵没有一个能经得起推敲，却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

在整整1000年里，腓尼基的商人们时时光顾意大利海岸，使罗马人熟悉了他们的神灵巴尔(31)（耶和华的不共戴天之敌）及其妻子艾斯塔蒂(32)。为了这位奇妙的女神，所罗门曾在晚年时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建造了一座“高坛”，这使他所有忠诚的臣民们大为震惊。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在争夺地中海的第一把交椅的漫长战斗中，一直被公认是迦太基城的保护者。女神的庙宇在亚洲和非洲全部被打碎后，却以基督教最受尊敬的圣者身份重新回到了欧洲。

不过，还有一位最为重要的神灵，这位神灵饮誉全军。在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的罗马边境线上，每一堆残砖破瓦之下都会发现他破碎的雕像。

这为神灵就是伟大的米思拉斯。

据我们所知，米思拉斯原是司光、空气和真理的古老的亚细亚神，在里海低地的平原上饱受香火。当时，我们的先祖占据了那片牧草肥沃的田野，使人类在这一带的山坡和峡谷之间得到了栖身之所，这里以后便成为人所共知的欧洲地区。对这些先民而言，这个神灵给予人类各种美好的东西。人们相信，这块土地的统治者们得以行使权力全依仗这个神灵万能意旨的恩赐。米思拉斯作为天恩的象征，终日处在天火之中，有时他会把一缕天火降在身居高位的人们的身上。虽然他早已离去，连名字也被人们遗忘，但是自中世纪起，那些善良的圣者头上的光环，却足以提醒我们早在教堂问世的千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一种古老的传统。

尽管米思拉斯长年累月受到人们的极大崇敬，但要想比较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却仍然非常困难。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对米思拉斯神话恨之入骨，仇恨的程度比起对一般神话的仇恨还要大上千百倍。这些传教士明白印度的神灵是他们最凶恶的对手，于是竭尽全力驱除一切能使人们记起米思拉斯神存在的东西，他们的努力卓有成效，所有米思拉斯神庙荡然无存。这个宗教曾在罗马盛行了500年之久，就像今日美以美教派和长老教派在美国盛行一样，最终却连一张文字记载的纸片都没有保留下来。

庆幸的是，当时炸药还没有发明，建筑物不可能被彻底铲除，人们通过认真搜索一些废墟，依靠几处从亚洲的古地得到的资料，总算可以填补些空白，以致人们现已掌握了关于引人遐想的米思拉斯神及其轶事的相当准确的情况。

米思拉斯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一天，米思拉斯神奇地从一块岩石中诞生。他刚刚躺睡在摇篮里，附近的几个牧羊人就过来向他朝拜，还送礼物逗他高兴。

米思拉斯在孩提时代就经历过种种怪异的险境。其中很多故事让我们联想起使赫尔克利斯成为希腊儿童心目中的英雄的业绩，不过，赫尔克利斯(33)通常残忍暴虐，而米思拉斯则始终与人为善。有一次他与太阳神格斗，并将其打败。由于米思拉斯胜而不骄，太阳神便和他亲如手足，以致旁人常常分辨不清他们谁是谁。

当邪恶之神(34)降下一场干旱、意欲灭绝整个人类的时候，米思拉斯一箭射向一块岩石，顿时大雨倾盆而下，浇灌了干裂的土地。当艾赫里曼又想以一场洪水达到其恶毒的目的时，米思拉斯得知后，便启示一个人，告诉这人造一只大船，把亲属和家畜都带上，从而又一次把人类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他竭尽全力使人类免受因自身的各种弊病而带来的恶果之后，便升入天国，永远操控正义和公正的大权。

当时有谁要想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会，就必须通过一套严密的入会仪式，吃上一顿有面包和红酒的礼餐，以此来纪念米思拉斯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吃的那顿著名的晚餐。不仅如此，他还必须在水边接受洗礼，做很多我们现在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这种宗教仪式早在1500年前就被彻底废除了。

一旦成为米思拉斯的信徒，便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他们一起在同一个烛光明亮的祭台前祷告，唱着同一首圣歌，一同参加每年12月25日举行的活动，庆祝米思拉斯的诞辰。他们还要在每周的第一天不做任何工作，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神灵。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称那一天为“星期日”。他们死后，尸体要摆放整齐，等到复活日，届时，好人会得到公正的报答，恶人则被掷入不熄的烈火中。

这些色彩缤纷的神话的成功和在罗马士兵中米思拉斯的广泛影响，都表明了人们对宗教是非常感兴趣的。的确，罗马帝国在最初的几百年里，一直不停地追寻能够满足群众精神需求的某种东西。

到了公元47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叶扁舟离开腓尼基驶向佩加城，该城是通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乘客中有两个人，他们带着不多的行李。

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还通晓非犹太人的智慧。

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的起点。

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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