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98年，塞格尼郡的洛太里奥继承了他的叔叔波洛只坐了几年的教皇宝座，成了英诺森三世。

他是在拉特兰宫住过的最显赫的人物，37岁登上皇位，他是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高材生，富有、聪慧、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善于充分利用自己的职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管理的“不仅仅是基督教，而是整个世界”。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他驱赶走了罗马帝国的执政官，重新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被帝国军队控制的地区，最后又把帝国的皇位继承人赶出了教会，那位可怜的皇太子身陷重重困境，最后只好退到了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就这样，他使意大利摆脱了日耳曼人的干预。

他组织了著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这次远征压根儿没有去“圣地”，而是直接奔向君士坦丁堡，屠杀了城中无数居民，抢掠走了一切能够拿走的东西，从此以后，十字军士兵再也不敢在希腊的港口露面，唯恐被当做强盗处死。对于这种令少数值得尊敬的基督徒心怀厌恶与绝望的行径，英诺森确实曾经表示过反对。但是他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很快就接受了现实，见风使舵地委任了一个威尼斯人做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这一聪明之举使得东部教会再次纳入罗马教廷的管辖之下，同时还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青睐。从那时起，威尼斯就把拜占庭的疆域看成了自己的东部殖民地，并发号施令加以治理。

在精神方面，教皇同样显示出了高超的手腕和成就。

在近千年的犹豫之后，教会终于决定，婚姻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民事契约，而且是最神圣的礼仪，应该得到神父当众祝福才能真正生效。法兰西的菲利普·奥古斯都和莱昂（今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当时的一个王国）的阿方索四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理国内事务，马上就受到了警告，由于他们都是小心谨慎之人，所以便乖乖地遵照教皇的旨意行事了。

即使在北部高地，尽管这里是新近接受基督教的领地，人们也能够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们真正的主人是谁。哈康四世国王（海盗伙伴们都熟悉地称他为“老哈康”）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自己的挪威以外，他统治的地方还包括苏格兰的一部分、整个冰岛、格陵兰、奥克尼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但是他要想在特隆海姆的大教堂里加冕，就不得不向罗马法庭说清楚他那有点复杂的身世。

就这样，教廷的势力越来越大。

保加利亚国王曾经将其希腊战俘一概杀光，时不时还要折磨一下拜占庭皇帝，自然不该是个对宗教事务感兴趣的人，但他却千里迢迢地跑到罗马，卑躬屈膝地祈求教皇承认他做教皇的家臣。而在英格兰，有一些男爵搞了一个《大宪章》想约束他们的主子，马上被粗暴地告知，这个宪章是无效的，因为那是“用武力而获取的”，随后又因为他们给这个世界提供了称作《大宪章》的著名文献而被清除出教门。

从所有这些可以看出，英诺森三世绝不会轻易放过那些企图质疑教会法律的人，不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纺织工人，还是文盲的牧羊人。

但是还真有人敢于挺身而出，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

所有的异端分子都是最难管理的臣民，一切异端邪说都是极大的难题。

异端分子几乎都是些没有多少宣传鼓动禀赋的穷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偶尔写些简陋的小册子，阐述自己的思想，却总是轻易地落入宗教审判机关鹰犬的手中，随即就被销毁。异端的敌人也会写一些文章，向那些真正的信徒揭露“撒旦的阴谋”，意在警告其他人不要效法。我们对大多数异端的了解，也正是来自这些文章，还有我们能够看到的他们的法庭审讯记录。

结果，我们通常便得到了这样一个异端的形象：他留着长发，穿着肮脏的衬衫，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地窖里，拒绝接受体面的基督食品，情愿以蔬菜为生，除了水什么也不喝，从不接近女人；他总是叨咕着有关救世主再度降临的奇怪预言，指责神职人员，说他们都是些世俗和卑劣的人；他对世间万物的恶意攻击，会令任何体面的人感到厌恶。

毫无疑问，许多异端分子中确实有不少让人感到厌恶者，这似乎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一个通病。

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一种近乎邪恶的热情追求神圣的生活，身体肮脏，像是魔鬼，气味难闻。而且，他们那些关于基督真义的奇怪思想，也把自己家乡宁静的生活弄得不得安宁。

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称赞他们的勇气和诚实。

他们失去了一切，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

他们注定要失败。

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趋于组织化，最后，哪怕是那些不相信任何组织的人，要有所成就的话，也必须成立一个“非组织促进会”。而中世纪的那些喜好神秘，喜欢在思绪中徜徉的异端也不例外。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他们聚在一起，不安全感迫使他们把自己神圣的教义隐藏起来，用种种神秘玄奥的典仪作为层层掩护。

但是那些忠于教会的人民群众，自然无法区分这些教派群体之间的差别，他们将其笼统地称为肮脏的摩尼教徒，或者别的什么贬义的称呼，觉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当然，我用的后一个名字并非是指几年前掌管了原俄罗斯帝国的那个定义明确的政党，而只是借用了一个用来骂人的含义模糊的名词。现在的人们经常把它安在自己的私敌头上——从上门收租的房东，到弄错了楼层的电梯服务员。

对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而言，摩尼教徒是最该反对的家伙。不过，由于拿不出什么明确的罪状来控告他们，只好根据道听途说，指定他们为异端分子。和拖沓无比、场面难看的常规司法审判比起来，这个办法无疑有很多优越性，就是有时候缺乏准确性，造成了很多冤案。

可怜的摩尼教徒的处境之所以越来越糟糕，是因为这个教派的创始人，波斯人摩尼，一直是仁慈与宽厚的化身。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3世纪初出生在一个叫做埃克巴塔纳的小镇，他的父亲福塔克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和资财的人物。

他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芬受过教育，青年时代他所处的环境，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是一个语言混杂的国际化城市，有的人非常虔诚，有的人不信上帝，有的人追求物质享乐，有的人则非常理想化。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大商业中心，人们来自四面八方，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异端，每一个派别，都有自己的支持者。摩尼聆听了各种各样的说教和预言，然后提炼出自己的哲学，其中包含着佛教、基督教、犹太教、米斯拉斯崇拜的思想，还掺杂了一些古巴比伦迷信的东西。

如果不考虑某些追随者将他的教义极端化的情况，可以说摩尼只是复活了古代波斯关于好神和坏神的观念。善恶二神无休无止地争夺着人类的灵魂。而摩尼把古代的坏神和《旧约》里的耶和华联系起来（这样耶和华就成了他的魔鬼），把诸善之神和《福音书》中的天父联系起来。而且（这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肉身在本质上是肮脏邪恶之物，人们应该通过不断地苦修来摆脱自己的世俗野心，并要遵守严格的饮食、行为规定，以免落入邪恶之神（魔鬼）之手，在地狱中遭受煎熬。所以，他又规定了一大堆禁忌，规定这不能吃，那不能喝，给门徒制订了一个只有冷水、干菜和死鱼的食谱。只吃死鱼的这条法令也许会让人吃惊，但是他们认为，比起陆地上的热血动物，海里的冷血动物对人类灵魂的永生妨碍小一些，这些宁死也不会吃下一小口牛排的人，津津有味地吃大量的鱼，却从来不会感到良心上有什么不安。

摩尼轻视妇女，这一点表明他是一个地道的东方人。他禁止信徒成婚，鼓吹人类缓慢地消亡。

至于由犹太教派创立的，洗礼者约翰发起的洗礼以及其他宗教仪式，摩尼一概表示深恶痛绝。他的圣职候选人不是把身体浸入水中，而是实施按手礼。

25岁时，这个怪人开始向世人解释他的思想。首先，他访问了印度和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后，他返回家乡，要用他的教义保佑自己的近邻。

但是这时候波斯的教士发现，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教义使自己失去了很多秘密收入，于是，他们便开始反对他，甚至要求杀死他。起初，摩尼还受到国王的保护，但是当这位统治者死后，继位者对宗教问题毫无兴趣，便把摩尼交给了教士阶层。他们把他带到城墙下，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把他的皮剥下来，悬挂在城门前示众，以此警告那些可能对这位预言家的异端邪说表现出兴趣的人。

随着与当权者的激烈冲突，摩尼教派本身分裂了。但是这位预言家的一些思想片断，却像许多精神流星一样，在亚洲和欧洲的大地上广泛地散落开来。在此后的几百年中，时常有些朴实而贫苦的民众不经意地拾起它们，经过审视之后，发现它们非常符合自己的口味，于是这些思想常常引起他们巨大的反响。

至于摩尼教是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欧洲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很可能它是沿着小亚细亚、黑海、多瑙河一路流传而来，然后穿过阿尔卑斯山，并迅速在德意志和法兰西备受欢迎。在那里，这个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取了个东方名字“卡萨利”，或者“过纯净生活的人”。其影响迅速蔓延开来，以致在整个西欧，这个词都成了“异端”的同义词了。

但是，请不要认为“卡萨利”指的是某个明确教派的信徒，并没有人试图建立新的教派。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基督教会虔诚的儿子，但他们却深受摩尼教的影响。可见，这种形式的异端是多么危险，多么难以分辨。

如果一种细菌的体积非常巨大，在省级医疗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观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一个普通医生也能够比较容易地诊断由这种细菌诱发的疾病。

至于那些在紫外线照射之下还能够藏身的微生物（也许它们将会成为地球的继承者），我们要想不受它们的侵害，就只有靠上天保佑了。

因此，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摩尼教就是所有社会流行病中最危险的一种，对于这种不寻常的精神折磨，教会的首脑们心中充满了以前未曾有过的恐惧。

虽然对这些摩尼教的教义只是窃窃私议，但是早期基督教信仰最坚定的支持者中，确实也出现了这种疾病的症状。比如，那位最机智勇敢、不屈不挠的基督斗士圣奥古斯丁，对待异教比任何人都严厉，但是据说他内心深处却对摩尼教怀有非常深的情愫。

西班牙主教普里西利安深受摩尼教的影响，主张苦修，提倡独身，甚至认为婚配是罪恶行为；要求信徒放弃世俗荣华，因此于公元385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成了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牺牲品，罪名就是有“摩尼教”的倾向。

甚至连教会的首脑们，似乎也渐渐地被可怕的波斯教义给迷住了。

他们开始劝诫普通教徒不要阅读《旧约》，到了12世纪时，还颁布了一道著名的法令，规定所有神职人员今后一概不得成婚。禁欲的波斯理想迅速在一位伟大的精神改革领袖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最受人爱戴的好人，艾西斯的弗朗西斯，麻衣赤足，托钵行乞，步行各地，宣传“清贫福音”。他还制定了一套具有摩尼教式纯洁的修道院规章，当之无愧地被人称为“西方的释迦牟尼”。

当这些自甘清贫、谦逊做人的精神渗入普通大众的思想的时候，当全世界都在喧嚷皇帝与教皇又要开战的时候，当打着十字旗的雇佣军和打着鹰旗的雇佣军为争夺地中海沿岸最有价值地区而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十字军士兵们带着从朋友和敌人那里抢来的不义之财驰返家园的时候，当修道院院长养着成群家臣住在奢华宫殿里的时候，当教士们匆匆忙忙应付着早弥撒，以便赶去参加狩猎早餐的时候，就注定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而且当真发生了。

对基督教现状的公开不满，首先出现在法兰西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旧的罗马文化传统保存得最久，文明也从来没能被野蛮主义吸收。

在地图上你能找到这个地方，它叫做普罗旺斯，是地中海、阿尔卑斯山和罗纳河之间的一个不大的三角地带。原先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当时是（现在还是）它最重要的港口，当时它有很多富裕的村镇。它始终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阳光明媚、雨量充足。

普鲁旺斯

当地中海沿岸其他欧洲地区还在聆听着长头发的条顿英雄们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民间歌手和游吟诗人们，早已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后来演变成了现代小说。而且，普罗旺斯人和西班牙、西西里的穆斯林邻邦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关系，使得他们能够看到科学领域的最新出版物，而此时欧洲北部这类出版物的数目还寥若晨星。

在普罗旺斯这个国家，回归早期基督教的运动，早在11世纪的最初10年就已经出现。

但是不论怎样牵强附会，这些也构不成公开叛乱的罪名。只是偶尔有人建议教士可以像普通教民一样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有人拒绝在领主出战时跟随参战（哦，想想那些可怜的古代殉教者吧！）；有人想学一点拉丁文，以便可以自己阅读和研究福音书；有人表示不赞成死刑；有人否认存在炼狱，尽管基督死后600年，它就被官方正式宣布为基督教天国的一部分；而且还有人拒绝把自己收入的1/10缴纳给教会（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细节）(1)。

教会总要尽可能查出这些叛逆活动的领袖们，有的时候，如果这些人不听规劝，就会被悄悄地除掉。

但是，这种邪恶继续蔓延，最后普罗旺斯的主教们不得不聚集起来召开一个会议，商讨采取什么办法来制止这种非常危险的、具有高度煽动性的骚动。他们不断地召开会议，并讨论，一直延续到公元1056年。

这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一般性的惩罚和革除教籍已经没有任何明显的效果。

那些一心想要过“纯净的生活”的平民百姓们，乐得能有机会在铁窗下表现基督徒的宽容忍让精神，万一被判处死刑，他们也会带着羔羊般的顺从走向火刑柱。而且，一个殉教者留下的空缺，立刻会有10个人怀着神圣的感情补上。

罗马教廷方面的代表坚持要进行更残酷的迫害，而当地的贵族和神职人员（他们知道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指令，并且抗议说，暴力只会刺激异端更加深入人心，听不进任何道理，那样只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双方的争执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11世纪后期，这场运动又从北方获得了新的动力。

彼得·韦尔多

在与普罗旺斯隔着罗纳河相望的里昂小镇里，住着一位名叫彼得·韦尔多的商人。他是一位严肃认真又极为善良宽厚的慷慨之人，一心想要效仿救世主的榜样，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

耶稣曾经教导说，一个富有的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几十代基督徒一直想弄明白耶稣说这句话的确切含义。而彼得·韦尔多却不费那种心思。他读了这句话后便对此深信不疑。他把所有的财产分给了穷人，退出了商业，不再积累新的财富。

约翰写道：“汝等须自寻《圣经》。”

20位教皇给这句话加了评论，还审慎地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凡人才可以不需要教士的帮助，而直接研读《圣经》。

彼得·韦尔多却另有看法。

约翰说了“汝等须自寻《圣经》”。

那么好吧，彼得·韦尔多就自己读。

当他发现自己读到的东西跟圣徒杰罗姆的说法并不吻合的时候，便把《新约》译成了他自己的母语，并把他的翻译稿向普罗旺斯各地散发。

开始，他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注意。他那种对清贫的热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大不了他会在别人的建议下建立起某种新的禁欲的修道院规章，以满足那些希望过艰苦生活，抱怨现有的修道院太奢侈、太舒适的人的需要。

罗马总是善于寻找一些合适的发泄渠道，以免那些信仰过于强烈的人惹是生非。

但是要做这种事情必须符合规定，循规蹈矩地来进行。在这方面，普罗旺斯的“纯洁的人”和里昂的“穷苦人”却犯了可怕的错误。他们不仅不向主教通报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斗胆宣称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一个人即使没有专业教士的帮助，也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还说罗马主教无权指挥他管辖之外的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强迫人们应该信奉什么，正如塔尔塔里的大公爵和巴格达的哈里发没有这种权限一样。

教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平心而论，它是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才最终下决心用武力来消除这种异端邪说的。

但是，如果一个组织基于原则认定只有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其他的方式都是不正当的，应该受到谴责与诅咒；那么，其权威性一旦受到公开质疑时，它必定会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

教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别想继续维持下去。正是这种考虑迫使罗马采取坚决的行动，炮制出一系列的惩罚措施，让所有潜在的持异见者心怀恐惧。

阿尔比教派（因阿尔比城而得名的异教徒，该城为新教义的温床）和韦尔多教派（以它的创始人彼得·韦尔多的名字命名）所在的城市没有多少政治价值，因而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于是被罗马教廷选做第一批牺牲品。

教皇的一名代表统治普罗旺斯许多年，他一直把那里当成被自己征服的土地，作威作福，结果被人杀死了。这样一起被谋杀案给了英诺森三世一个干涉的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的十字军，攻打阿尔比教派和韦尔多教派。

凡是参加讨伐异端的连续40天远征的人，可以免付所欠债务的利息，可以赦免过去和将来的罪孽，还可以暂时免受普通法庭所作的司法审判。这是相当优惠的条件，对北欧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和去东方的远征相比，攻打普罗旺斯的富裕城市能给自己带来同样的精神和经济的报偿，这种服役期短，而又能得到同等荣耀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地跑到东方的巴勒斯坦去呢？

人们暂时忘记了“圣地”，法兰西北部、英格兰南部、奥地利、撒克逊和波兰的贵族绅士中的败类们纷纷涌到南方，借以逃避地方的司法长官，准备用普罗旺斯人的财富，把自己空空的钱箱重新填满。

被这些勇敢的十字军士兵绞死、烧死、淹死、砍头、肢解的男人女人和幼童究竟有多少，莫衷一是。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遇害。在各地发生的正式的屠杀中，具体的数字都是讳莫如深的。不过，在这次事件中，根据城镇的大小，各处的死者数字应该在2000人～2万人之间。

贝济埃城被攻陷后，士兵们一时之间分辨不清谁是异端，谁不是异端，他们把这个问题交给教皇代表——他是随军作为精神顾问的。

“我的孩子们，”这位“大善人”说道，“去把他们统统杀掉好了，我主自然会知晓谁是他的顺民。”

但是在所有这些正牌的十字军中，有一位叫做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英国人，他是那位著名的德·蒙特福特的父亲。由于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杀人手段，他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作为对他“卓著功勋”的回报，他得到了在那里掠夺的大片土地，而他的部下自然也一一论功行赏。

最后的韦尔多教徒

至于从那场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韦尔多派教徒，他们都逃到了人迹罕至的皮耶德蒙(2)的山谷，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教堂，一直坚持到宗教改革时代。

阿尔比派教徒则没有这么幸运，经过一个世纪的鞭打绞杀，他们的名字从宗教裁判所的报告中消失了。但是300年后，他们的教义稍加改头换面，便再次出现了，并且被一个叫做马丁·路德的撒克逊教士大加宣扬、传播。这些教义引发了一场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教廷保持了将近1500年的垄断统治。

这些当然瞒过了精明的英诺森三世那双犀利的眼眸。在他看来，难关已经渡过，绝对地服从已经被再次成功地确立起来。在《路加福音》中，耶稣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个打算举行聚会请客的人，发现他的宴会厅里还有空位，几位客人还没有来，于是他就招呼仆人：“去到大街上拉几个人进来！”——那条著名的命令再次得以实现。

“他们”，那些异端分子，就是勉强被拉进来的。

问题是怎样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待在教会里，这个问题多年以后仍未解决。

之后，经过地方法院的很多不成功试验，欧洲的各个首都纷纷建立了特别的调查法庭，就像最早在阿尔比教徒起义时建立的那种法庭。这些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各种异端案件，后来被称为“宗教法庭”。

即使在今天，宗教法庭虽然早已不复存在，提起这个名字仍然会给我们心头带来一阵莫名的不安。我们仿佛看见了哈瓦那的地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克博物馆里生锈的大铁锅和烙人的刑具，看见黄色的头帽和黑色的面具，看见一个长着巨大下巴的国王，用眼睛斜视着那队望不到尽头的男男女女，慢慢地走向绞架。

19世纪后期的几部深受欢迎的小说中，无疑都与这种阴森可怖的印象有关。即使扣掉25％作者的主观想象，再扣掉25％新教徒的偏见，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巨大的恐怖。这足以证明，所有的秘密法庭都是些让人难以忍受的恶魔，绝不应该容忍它再次出现在文明人的社会里。

亨利·查尔斯·李在论述宗教法庭时写了厚厚8卷的长篇巨著，我在这里只能把它缩减为两三页，在这样短的篇幅中，要对中世纪史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进行简明的叙述实在是勉为其难。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可以和现在的最高法院或者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国家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它们都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而创建的。

最臭名昭著的要数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异端裁判所。前者带有地方性，负责监视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端活动；而后者则把它的魔爪伸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在北方烧死了圣女贞德，在南方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

然而，严格地说来，宗教法庭的确没有杀过一个人。

在教士法官组成的法庭宣判以后，被定罪的异教徒罪犯就交给了世俗当局，他们可以任意决定怎样处置罪犯。但是，假如他们没有判处罪犯死刑，就有可能面临很多麻烦，很可能会被逐出教会，或者失去罗马教廷的支持。有时候罪犯会逃脱这种命运，没有被交给地方法官，那么他只会更加倒霉。因为他可能要在异端裁判所监狱的单人牢房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由于死在火刑柱上要好于在黑暗的岩石城堡里慢慢被折磨到发疯，所以很多罪犯大包大揽地承认了许多自己根本没做过的事，以期被定为异端邪说罪，早日脱离终身囚禁的苦海。

谈论这个问题，要让人觉得你不偏不倚，那是不可能的。

让人发疯的折磨

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50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是因为多嘴的邻居信口开河，便被人半夜三更从床上拖走；他们也许会在脏污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等到一位既不知姓名也不知道身份的法官现身；他们也不会知道自己究竟被控何罪，也不允许他们知道是谁在指控他们；他们不能和自己的家人联系，也不能咨询律师；假如他们继续辩解自己无罪，就会遭到酷刑，直至四肢都被打断；别的异教徒可以对他们进行不利的举证，却不允许被告提供任何有利于自己的证言；直到最后被处死，他们都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此厄运。

更难以想象的是，已经死去五六十年的男男女女，也会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缺席”定罪。以这种方式被判有罪的人，死后50年他们的后代还要被剥夺世俗财产。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由于宗教法庭主要靠没收的财产来维持他们的存在，所以这样的荒唐之举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怀疑祖辈几十年前做了什么事，就把孙辈逼得上街乞讨，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凡是读过20年前俄国沙皇权力全盛时期报纸的人，都记得什么是“密探”。通常这些密探都是些洗手不干的小偷或者赌徒，他们都比较引人注意，而且带着一副“悲伤”的样子。他会悄悄地告诉别人，不幸的经历让他自己参加了革命，这样常常能够换取到那些真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是一旦他知道了自己新朋友的秘密，就会把他们出卖给警察，口袋里装着赏金，奔赴另外一个城市去重操这一卑鄙的伎俩。

在13世纪、14世纪和15世纪，西欧和南欧到处游荡着这种穷凶极恶的密探，他们靠告发那些批评教会或者对教义中的某些观点提出疑问的人来谋生。

假如实在找不出异端分子，那就要靠这些密探人为地凭空捏造几个出来。

因为他们完全有把握，不论被捕者如何清白无辜，在酷刑之下都必定会屈打成招，所以他们不必冒任何风险，可以把这个行当继续做下去，无休无止。

在很多国家，允许人们匿名告发他人思想不端，这就在人们的头上笼罩了一层恐怖的阴影。结果，没有人敢信任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就连一家人之间也不得不心怀戒意。

那些执掌着大量宗教裁判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地利用了他们这种办法造成的惊恐，依靠搜刮民脂民膏过活，几乎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大批人民群众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已经痛恨到了极点。他们披着虔诚的僧袍，随意闯进安分守己的人家里，要睡最舒服的床，吃最好的饭菜，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应该被当做贵宾对待。他们会威胁说，如果得不到自己理所应当享用的这些，就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们的施主，于是没有人敢对他们说半个不字。

对此，教会当然可以解释说，宗教法庭只是起着精神健康检察官的作用，其职责就是防止错误思想在群众中蔓延开来。它还可以指出自己对那些由于无知而误入歧途的异教徒是多么宽宏大量，还会说除了叛教者和屡教屡犯者以外，没有人被判处过死刑。

但是即使如此，又能怎么样呢？

同样一种手段，既可以把一个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能够使他表面上悔过自新。

密探与造假者从来是一丘之貉。

对于在奸细的行当中，几份伪造的文件又算得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