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不宽容，像古代的高卢人(1)一样，可以分为三种：由懒惰造成的不宽容，由无知造成的不宽容和由自私造成的不宽容。

最普遍的也许是第一种情况，在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够见到，尤其是在那些小村庄和古老的镇子最为常见，而且它并不局限于人类。

我家的老马“督德”在科里镇温暖的马棚里度过了25年安稳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愿到西港同样暖和的仓房去，就是因为它一直住在科里镇，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已经非常熟悉，知道在它每天漫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陌生的新玩意儿冒出来吓着它。

我们的科学家们迄今为止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玻利尼西亚群岛方言，而可怜的猫、狗、马、驴的语言却被忽略了。但是，假如我们能听懂“督德”对它过去的科里镇邻居说的话，就可以领教到马的不宽容了。因为“督德”岁数已经不小了，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固定的“习惯”。它的那套马的习惯是很多年前养成的，因此所有科里镇的风俗习惯在它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而西港的风俗习惯，到死的那天它都会看成是错误的。

正是这种特定的不宽容，使得父母们对他们子女的“傻气”表现大摇其头，使得人们荒唐地痴迷“过去的好日子”的神话，使得文明人和野蛮人都穿上了让人不舒服的衣服，使得世界充斥着多余的废话，而总是把那些有着新思想的人当成人类的敌人。

不过，在其他方面，这种不宽容的危害还不算大。

我们迟早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吃苦头。过去，这种不宽容曾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开了家园；而今它又使得大片无人区成了永久居住地，否则这些地方现在还是荒无人烟。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自己的无知便可以成为害群之马。

但是如果他还要为自己的智力缺陷杜撰借口，那就更加的可怕了。这时他会在自己的心中树立起一座唯我独尊的花岗岩堡垒，自己高踞于这座堡垒之上，公然向他的敌人（也就是所有不肯接受他的偏见的人）挑衅，要他们说明为什么他们应该生活在世上的理由。

遭受这种苦恼的人，都是些既苛刻又卑鄙的人。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忍暴戾，乐于折磨那些他们憎恨的人。就是在这群人中，“上帝的选民”这个奇怪的念头最先出现了。而且，被这种思想迷惑的人，总喜欢想象自己和看不见的神灵存在某种联系，以此来为自己打气壮胆，也是为了给自己的不宽容（专制）增添一点儿精神上的慰藉。

比如说，这些人从来不会说：“我们要绞死丹尼尔·笛福，因为我们觉得他威胁到了我们的快乐，我们对他非常的痛恨，就是要把他吊死！”不，不会的！他们聚在一起隆重地举行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星期地研究如何处置这个丹尼尔·笛福。在宣读最终的判决之后，也许只是干了点偷偷摸摸行为的可怜的丹尼尔，就俨然成了一个最可怕的人物，竟胆敢冒犯上天的意志（这些意志只传给了上帝的选民，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理解），因此将对他行刑是一件神圣的职责。敢于给这种“撒旦的同伙”定罪的法官们，则立下了巨大的功劳。

心地善良的百姓很容易被这种致命的幻觉迷惑，变得像那些残暴野蛮、嗜血成性的人一样，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都屡见不鲜了。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那一群群兴高采烈地围观殉难者惨状的人们并不是罪犯，他们是些正派虔诚的百姓，而且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会讨得上帝的高兴与夸奖的事情。

倘若有人跟他们提起宽容，他们会觉得那等于承认道德上的弱点，因而会对这种观念加以反驳。也许他们不宽容，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会得意洋洋地以此为骄傲。你看，在潮湿寒冷的清晨，丹尼尔·笛福穿着藏红花色的衬衫，一条点缀着小魔鬼图案的灯笼裤，向前走着。他走得很慢，但是很坚定，一步一步地走向立在市场中的绞刑架。而那些围观的群众一等这场面结束，便会回到自己舒适的家中，吃起豆子熏肉的丰盛饭餐。

这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是正确无误的吗？

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会是看客，而不是被人看着死去的受难者呢？

我承认这样的看法是苍白无力的，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当人们都由衷地觉得自己的观点就是上帝的意志，若说自己会犯错误，这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还有第三种，由自私引起的不宽容。它本本质上是一种嫉妒，而且就像麻疹一样司空见惯。

当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告诉人们说，要得到万能的上帝的青睐，单纯依靠宰杀牛羊是办不到的。于是神庙中那些靠祭祀仪式为生的人就高声指斥他，把他描绘成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耶稣就这样被处死了，再也不会对他们的收入来源造成什么危害。

几年之后，圣徒保罗来到以弗所。他所宣讲的新教义对当地珠宝商人的生意繁荣有所威胁，因为这些珠宝商靠贩卖当地女神戴安娜的小塑像发了大财，于是金匠行会差点儿把这个不速之客用私刑弄死。

有些人靠某种已有的宗教崇拜谋生，而有些人的思想却能够把群众从原有的神庙吸引到另一个神庙，自古以来这两种人之间就存在着公开的争斗。

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谈到那些宗教迫害案例时，只有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才会遇到三种不宽容形式中的一种形式。通常情况下，在引起我们关注的迫害案情中，这三种形式的不宽容常常是并存的。

一个组织掌握着巨大的财富，管理着成千上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并占有成千上万的农奴，自然会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那些试图重建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国”的一群农夫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消灭异端就成了一种经济上的需要，这属于第三种——源自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但是还有一群人也受到官方的大力压制，他们是些科学家，这个时候该问题就变得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了。

要理解教会当局对待试图揭示自然秘密的人所持的乖戾态度，我们应该回溯几个世纪，看一看公元6世纪以前的几百年中，欧洲实际发生了哪些事情。

野蛮人的入侵如洪水般无情地横扫了欧洲大陆，污浊的洪流中只剩下零星几座罗马共和国的残垣断壁，原先这些城墙内的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他们的书籍都已被波浪卷走，他们的艺术被深深埋在新的无知的泥潭之下，他们的收藏品、博物馆、实验室和图书馆，他们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素材，全部被那些来自亚洲腹地的粗俗的野蛮人用做燃料，投进了篝火。

我们现在还保存着10世纪的几个图书馆的书目。那时，西方（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它对于欧洲中部就像今天的墨尔本一样遥远）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希腊书籍。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它们确实已经彻底消失了。当时的学者如果想了解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思想，只能去读他们著作中某些章节的译本（翻译质量很差）；打算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没有人能够教授他们，除非能找到几个由于拜占庭神学之争到法国或意大利避祸的希腊僧侣。

拉丁文的书籍倒是不少，但大多数是写于4世纪至5世纪的。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手稿，经过反复的漫不经心的传抄，它的内容已经不能让人看懂。除非有人一辈子研究那些古文书。

至于科学书籍，除了一些最简单的欧几里得习题，图书馆里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更令人痛心的是，再也没有人需要这些书了。

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对科学怀着敌意，对任何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独立研究都不支持，更不用说什么医学、天文学了。科学已经沦落到无人理睬的地步，再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

用现代的眼光理解当年的那种状况，是十分困难的。

尽管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我们20世纪的人都深深地相信进步，尽管并不清楚能不能把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但是我们都把这当做一种最神圣的职责去努力。

是的，对这种不可阻挡的进步的信仰，有时似乎成了一种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同意这样的理念。

希腊人曾梦想世界充满美丽和乐趣，但是这梦想只持续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席卷这个不幸国家的政治风暴无情地粉碎了这样的美梦，大多数希腊作家从此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观察着往昔是幸福家园的废墟，对所有世俗的努力彻底地绝望了。

而罗马的作者们则从近千年的历史中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发展过程中有一股向上的趋势，他们的哲学家（尤以伊壁鸠鲁学派最为著名）则为了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兴致勃勃地担当了教育年轻一代的责任。

后来出现了基督教。

人们感兴趣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向了另一个世界，一夜之间人们又回到了黑暗的深渊，只有在绝望中逆来顺受了。

那时人是有罪的，人的天性和喜好都是罪恶的。人在罪恶中孕育，又在罪恶中诞生，他在罪恶中成长，又在对罪恶的忏悔中死去。

但是这种绝望和那一种存在着差别。

希腊人觉得他们比别人更有知识、更有教养（也许确实如此），他们还很怜惜那些不幸的野蛮人，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宙斯的选民，并因此觉得自己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

旧世界重新到来

然而，基督教却没有超出自己的前身犹太教的境界。当基督教徒把《旧约》作为自己信仰的《圣经》的一部分时，他们就继承了那条不可思议的犹太教教义，认为他们的族人与其他民族“不同”，人们只有公开宣称信仰某些官方确认的教义，才有希望得到拯救，否则只能被贬入地狱。

对于那些缺乏谦恭精神，相信自己是芸芸众生中得天独厚之辈的人来说，这样的观点自然有巨大的直接利益。在很多危急时刻，它使得基督徒形成一个紧密联结、自成一家的小团体，超然地漂流在异教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特图里安和圣奥古斯丁，或者其他忙着把基督教教义写成文字典籍的早期作家来说，天涯海角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不是自己关心的问题。他们最终的希望就是到达一处安全的海岸，并在那里建立起他们的上帝之城。至于其他地方的人们有什么憧憬和希望，则与他们毫无关系。

于是，他们为自己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概念，描述人类的本源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起点与终点。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现的那些奥秘，丝毫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深信，从基督诞生的那一刻起，一切过去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摧毁了。

比如说，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的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个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公然反对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自己居住的这个小小圆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创造它，就是为了给某一群人提供一个临时的家园。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十分简单，《创世记》的开篇中写得清清楚楚。

要确定这些被上帝偏爱的人们来到地球已经有多久，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各方面都有十分古老的证据，有湮没在地下的城市，有灭绝的巨兽，还有成为化石的植物。不过不要紧，这些都可以推翻，可以视而不见，可以矢口否认或者硬说它不存在。做完这些之后，要给时间的起点定下一个日期，就会变成一件非常简单易行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静止不变的世界，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起，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止，而且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一个宗教派别的需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化学家们的刨根问底的好奇心是没有栖身之所的，因为他们一心关注那些通用的普遍规律，还总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领域摆弄一些“永恒”“无限”之类的概念。

不错，那些科学家中有很多人争辩说，在内心深处他们是虔诚的基督信徒，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心里更清楚：一个人如果真心诚意地热爱并且献身于基督教，决不会知道那么多，或者拥有那么多的书籍。

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它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逗点，每一个冒号和感叹号，都是在神的启示下记录下来的。

如果有人告诉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有这样一本圣书，里面有一些晦涩难懂的民族史，有一些难辨真伪的爱情诗，有半疯的先知们含混不清的幻觉，还有连篇累牍的恶言恶语，痛骂那些得罪了某位亚洲部落神的人，希腊人也许会觉得有些好笑。

无法辩驳的证据

但是3世纪的野蛮人膜拜这部“文字”几乎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对他们而言，这是文明中最奥秘的东西。就在这时，教会连续召开的几次公开会议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说这是一本无懈可击的完美经典之作。于是他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了这本非同寻常的文献，把它作为人类已经掌握和可能掌握的知识的总汇，而且加入了痛骂与迫害的行列，谁超出摩西和以赛亚划定的界限，做出否认天国的事情，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痛骂与迫害的对象。

自古以来，甘愿为原则而死的人毕竟有限。

但是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求确是遏制不住的，一定要找机会发泄他们集聚日久的精力。结果，在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之下，长出了一株发育不全的知识幼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经院学派”。

这要追溯到8世纪中期，当时法兰西国王矮子丕平的王妃贝尔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小男孩比那个好国王路易更有理由被称作法兰西民族的圣主恩人。因为这个路易王花掉了老百姓80万土耳其的金币作为其获释的赎金，事后为奖励臣民的忠诚，路易王特恩准他的臣民们建立自己的宗教法庭。

这位王子在接受洗礼时被取名为卡罗拉斯，在很多古代法律文书的落款处都能看到这个名字。他的签名有点笨拙，因为这个查理从来就不擅长拼写。他孩童时代曾学习法兰克语和拉丁语，但是当他再次拿起笔的时候，由于长时期与俄罗斯人、摩尔人作战，他的手已患了风湿病，手指动作不灵，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写字，雇了几个当时最出色的书记员充当他的秘书，替他从事书写工作。

他虽然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50年中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的长袍），却真心实意地重视学习，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以便他自己以及官员的子女可以学知识。

闲暇时，这位皇帝总喜欢在众多名流的簇拥下到那里去。他非常推崇学术上的民主，以至放弃了一切礼仪，并像平易近人的大卫兄弟那样，积极地参与讨论活动，允许地位最低的教授和他当面争辩。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这群人感兴趣的题目，看一看这些气氛融洽的对话所谈论的话题，自然会想起乡间辩论小组所列出的讨论题目。

至少可以说，他们非常天真。公元800年人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到公元1400年仍然会抱同样的看法。这不能怪中世纪的学者，他们的大脑无疑和20世纪的科学家们同样出色。假如给现代的化学家和医生以“充分的研究自由”，只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超出公元1768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所收入的化学和医学知识，他们能做什么？——在公元1768年，人们还根本不知道化学是什么东西，外科则跟屠宰差不多。这就是中世纪的学者们所面对的处境。

一贯正确的新事物

其结果是，中世纪的科学家们有充足的脑力，但是实验的领域却极其有限。这就像把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装在低档车的底盘上，只要一踩油门就会出不知多少事故。等到他能够安全操作，按照交通规则驾驶这个奇怪玩意儿的时候，已经有点滑稽可笑，费上半天力气也到不了目的地。

当然，那些佼佼者们对于不得不遵守的限速规定是无法忍受的。

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试图逃离教廷密探的监视；他们写下大部头的作品，竭力验证与他们认定是正确的东西相反的道理，以便暗示他们内心深处最重要的看法。

他们采用了各种掩人耳目的手段把自己包藏起来：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在屋顶挂满鳄鱼，向人展示各种各样装满怪物的瓶子，把有奇怪气味的药草扔进火炉，为的是把别人吓得远远的，同时让人觉得他们是些不危害他人的疯子，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而不必为自己的思想负太多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了一套彻底的科学伪装，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弄清他们的真实想法。

几个世纪之后，新教徒对科学和文学表现出的不宽容，与中世纪教会的所作所为非常类似，虽然事实如此，但已经离开本章的主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可以大声地谴责、诅咒，虽然心里痛快，却很少能把口头威胁变成反抗压制的积极行动。

罗马教廷则不然，它不仅拥有镇压敌人的力量，而且一遇到机会，从来不吝惜动用这种力量。

对于那些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与专制的理论价值的人而言，也许会觉得上述差别无关紧要。

但是对于那些不得不作出选择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接受鞭刑的倒霉虫来说，这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倘若他们有时缺乏坚持己见的勇气，宁可把时间浪费在《启示录》中提到的动物名称构成的填字游戏上，我们也不必对他们过于苛责。

我可以肯定地说，倒退600年，我是不会写现在这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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