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难了。我就像一个自幼受训做小提琴手，可是到了35岁的时候忽然有人给我一架钢琴，并要求我像克拉威尔那样当演奏家，理由是“钢琴也是音乐”。我学到了某一个领域的技艺，却不得不用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去。我所学的是从一种确定的事物存在秩序出发，观察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这是一个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国会议员、政府大臣的辅佐下较为有效地管理的世界。而且，在我年轻的时候，上帝仍然是人们心中天经地义的万物之尊，需要用最高的崇敬和礼仪来对待。

后来，战争爆发了。

事物旧有的秩序被彻底打翻，皇帝、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很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委员会的命令正式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宣布为所有古代先知的继承人。

这一切当然不会长久，但是文明要花费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那时我已不在人世了。

此时，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东西，但这并不容易。

就拿俄罗斯的问题来说吧。大约20年前，我在那块“圣地”待过一段时间。我们拿到手的外国报纸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版面涂满了一种黑乎乎的东西，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鱼子酱”。这些东西是小心的政府为了不让心爱的臣民看到某些内容而涂上去的。

人们普遍把这种监督看成“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复苏，让人难以接受。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人保存了几份涂着“鱼子酱”的滑稽报纸，以便拿给国内的人看，让他们知道闻名遐迩的俄国人实际上是多么的愚昧与落后。

后来，伟大的俄国大革命到来了。

在过去的75年中，那位俄国革命者始终在大声疾呼，他是被迫害的倒霉虫，一点儿自由都没有。作为证据，他指出，所有倾心社会主义事业的杂志都受到了严密的监督。但是在公元1918年，劣势者转而成为了优势者。那么，又怎样了呢？得到自由的朋友们取消了报纸审查吗？根本没有。他们关闭了所有不对新主子说好话的报刊，把许多他们不中意的编辑送到了西伯利亚或天使长那里（除此之外，并无选择的余地）。总之，他们表现出的专制要比“小白父”为害四方的部长和警长表现出的超出很多很多倍。

我是在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这个社会信奉弥尔顿的格言：“按照我们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发言和自由地辩论，才是最高形式的自由。”

如同电影中说的“开战了”，于是《登山宝训》被列为亲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国民中自由发行，编辑和印刷商胆敢出版就要被罚款或者监禁。

看到这种情形，真觉得更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放弃研究历史，改行写短篇小说或者做房地产生意。

但是这样做就等于承认失败。所以，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让自己记住，在一个十分规范的国家里，每个守法的公民都有去说、去想、去发表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只要他没有妨碍别人的幸福与舒适，没有违背文明社会的良好礼仪，没有触犯当地警察当局规定的任何法规。

当然，这会使我被列为一切官方检查制度的敌人。但是依照我的个人之见，警察当局应当留心那些靠色情内容牟利的报纸和杂志，至于其他的，谁爱印什么就印什么好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者改革家，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不愿意浪费精力，而且我非常熟悉近500年来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暴力镇压，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益处。

胡言乱语就好比是炸药，只有当被放进密闭的狭小空间，并且在原本不受外力的情况下突然受到冲击时，才会是危险的。一个满脑子半生不熟经济学思想的倒霉虫，如果任由他去演讲，也吸引不了几个好奇的听者，恐怕还会被人嘲笑一番，说他瞎费工夫。

还是这个人，如果被大字不识的粗鲁法官戴上手铐，关进监狱，判处35年单独监禁，他就会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推崇为烈士。

但是有一件事要记住：做坏事送命的人和做好事牺牲的烈士一样多，前者都是些狡猾至极的家伙，没有人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镇压

因此我要说，让他们去说，让他们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当然应该听一听；如果不是，它们很快就会被忘记。希腊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帝国时代之前的罗马人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自从罗马军队的总司令成了帝王，成了朱庇特的后裔，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人，远远地离开了普通凡人，情况就变得不同了。

于是“欺君犯上”的大罪被炮制出来。这完全是一种政治过错，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王朝，很多人因为直言不讳地向皇上进谏而被拖进监狱。但是只要不涉及皇帝陛下本人，罗马人倒也没有什么可避讳的谈论话题。

然而，教会统治的到来结束了这种幸福的环境。就在耶稣死后的若干年，善与恶、正与邪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公元1世纪后期，圣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非常有名）附近游历了很长时间。他四处传教讲道，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很多人相信自己信奉异教是错误的。为了表示忏悔，他们挑选了良辰吉日，聚在一起，把所有的魔法书都付之一炬，烧掉了大约价值2000英镑的秘密符咒，这些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中都是可以读到的。

不过，这些完全是一群悔过的罪人的自愿行为，从来没有听说保罗曾经刻意禁止以弗所人拥有或者阅读类似的书籍。

一个世纪以后，真就有人采取这样的措施了。

当时，还是在以弗所，一些主教聚在一起，宣布一本写有圣徒保罗生平的书为禁书，忠实的信徒被命令不许阅读它。

但是在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中基督教会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对书写文字的检查与监督就成了神职人员日常职责的一部分。一些书籍被绝对禁止了，还有一些被评判为“危险的”。而且老百姓还遭到警告，阅读这些书就是冒险。作者们发现，要想在出版之前得到当局的批准，更方便的办法是把手稿送到当地的主教那里，以便先得到认可。后来这形成了一种惯例。

即便如此，作者仍然不敢肯定自己的作品是否可以获得批准，在世上流传。这个教皇说一本书有益无害，他的继任者则可能说它亵渎神灵。

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办法倒是保护了那些写书人，他们不必和自己的牛皮纸作品一道遭受被烧成灰烬的危险。那时的书籍全靠手抄，出一本3卷的巨著大概要整整5年，所以这套体系一直运转良好。

然而，这一切都被约翰·古登堡或者称为约翰·古斯弗莱士的发明改变了。

在15世纪中期以后，一个能干的出版商两星期之内可以印出四五百本书籍，从1453年至1500年的短短时期，欧洲西部和南部的人们一下子有了4万多册各种版本的图书，而在此之前，这相当于当时较大的图书馆的藏书量。

书籍数量出人意料的增长使教会忧心忡忡。一个异教徒有一本手抄的《福音书》，要想抓住都很困难；那么2000万异教徒手里有2000万本制作精良的书，又该拿他们怎么办呢？如此巨大的数量对当局的思想观念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今后必须指定一个专门的法庭，检查即将出版的所有书籍，从源头上把关，看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名单，宣布哪些书含有“违禁内容”。后来从中产生了有名的“禁书目录”(1)，它几乎和宗教法庭一样为人不齿。

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只有天主教会才有这种出版检查制度，那就有失公平了。由于惧怕印刷品造成的雪崩效应威胁国家的安宁，很多政府都规定各地的出版商必须把稿件送到公共检察机关，而且禁止他们印制任何未经官方批准的东西。

运书的人

不过除去罗马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持续到现在。即使在罗马，这种制度自16世纪中期以来也作了大量的修改。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出版业的发展速度如此迅猛，枢机主教任命的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禁书目录委员会”，即使再勤奋工作也难以应付。这还不算那些如同洪水般涌向山山水水的报纸、杂志和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不用说是分类检查，就是通读一遍，也要这些人辛辛苦苦花上几千年的时间。

这种专制制度非常可怕地报复了那些对其不幸的臣民强行禁书的统治者——这种自作自受的结局，恐怕很难找到更具说服力的例证了。

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曾表示，他反对迫害作者，因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只会给原本不被公众注意的书籍做广告。”

“禁书目录”证明了塔西陀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宗教改革刚一获得成功，禁书目录就成了一种指南，人们就靠它来跟上当前流行的文学主题。还不仅这些。在17世纪，德国和低地国家(2)想大捞一笔的出版商在罗马安插了很多特别的信使，这些信使的任务就是提前把被禁或被删节的书籍弄到手。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就交给特别信使，由信使日夜兼程，越过阿尔卑斯山，穿过莱茵河谷，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雇主的手中。然后，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就开始工作，夜以继日地赶印。出售这些书籍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还有一大批职业的书贩，将这些书偷运到被禁的领土上。

不过能够偷偷运过边境的书的数量毕竟十分有限，而且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直到不久之前“禁书目录”还在执行，这种压制政策的后果的确非常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国家在发展中逐渐落后，原因并不难找到。在这些国家，大学生被剥夺了阅读任何外国教科书的权利，而且还只能使用质量低劣的国产货。

更糟糕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不愿意认真从事文学和科学研究。因为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愿意写出一本书，随后眼睁睁地看着它被那些无能的检察官“修正”得支离破碎，或者被宗教法庭不学无术的书记官“改正”得面目全非。

于是，作者宁可去钓鱼或者在酒馆里玩多米诺骨牌，以此来消磨时光。

或者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对民族的一片绝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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