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最伟大的诗人把世界看成一片大海，上面有许多航行的船只。每当这些小船彼此碰撞时，就会发出“美妙的音乐”，人们将之称为“历史”。

我想借用海涅对大海的比喻，不过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我也有一个喻义。我们小的时候，很是喜欢往池塘里扔石子。石子溅起优美的水花，然后美丽的涟漪就会一圈一圈地向四周散去，好看极了。如果有现成的砖头（有时刚好是这样），还可以用果壳和火柴盒做成一支“无敌舰队”，然后把这支小小的舰队送入一场人为制造的惊涛骇浪。不过扔砖头的时候可不能失去平衡而掉进水里，否则回家就别想吃晚饭了。

在成年人专有的世界里，同样的娱乐并不是完全无人知晓，只不过结局糟糕得多。

阳光普照，一切都宁静平和，划船的人欢快地划着桨。这时突然闯过来一个胆大的坏男孩，抱着一块大石头（天晓得他是从哪里搬来的），别人还没来得及阻拦，他已经把石头扔进了池塘的中心。随后便是一阵大乱。有人说：“谁干的！揍他！”也有人说：“算了，让他走吧。”还有些人看见这小男孩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心里痒痒，于是也抄起手头没用的物件扔进水里，溅了人人满身的水。这故事的结局通常是，你动手我也不示弱，最后是一场混战，数百万人打破了头。

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男孩。

特洛伊的海伦迷人惊艳，也是这样胆大的一个坏女子。历史上到处都有这种人的踪影。

但是最坏的作恶者，还是那些把麻木不仁的精神死水作为游戏场，用思想玩这个游戏的恶毒小人。我相信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会憎恨这些人，如果这些人不走运被捉住，就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

根想他们在近400年中造成的破坏吧。

布满整个世界的大海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头领。中世纪森严的护城河映照出一个色彩、结构都很和谐的社会，它虽然并不完美，但是人们喜欢。他们喜欢看到自家小房子的红砖墙与教堂高塔阴森的灰色交织在一起，那些高塔俯瞰着他们的灵魂。

这时，文艺复兴溅起的水花出现了，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但这只是个开始。可怜的人们尚未完全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那个凶神恶煞的日耳曼僧侣就拉来满满一车专门准备的砖头，把它们纷纷投进了教皇的内湖中心。这的确太厉害了，难怪经过3个世纪世界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过去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时常常犯一个小错误。他们只看到了动荡，便认定涟漪是由同一个原因引起的，只是名字不同，一个叫文艺复兴，一个叫宗教改革。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得更清楚了。

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所宣称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它们为了达到最终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经常对彼此心怀敌意。

它们都崇尚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在中世纪，个人完全被群体淹没。人们不能像约翰·多那样，做个来去自由的机灵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去哪个教堂就去哪个教堂（或者哪个也不去，这取决于他的嗜好）。那时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一直到死，从柴米油盐到精神思想，都必须按照一本僵硬刻板的手册过日子。这些小册子则教导人们，身体不过是从大自然母亲那里随便借来的劣质长袍，除了暂时容纳不朽的灵魂之外，没有丝毫的价值。

它教人们相信，眼前的世界只不过是辉煌来世的中继站，应该以极大的轻蔑来看待。就像一个以纽约为目的地的旅行者不会过于重视昆斯顿昆和哈里法克斯的住宿一样。

日内瓦城

现在再来看看约翰·多，他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里尽一切可能地幸福生活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位神仙教母，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宗教改革。她们说：“起来吧，高贵的人，从今以后你就是个自由的公民了。”

于是，约翰问道：“我自由了能够怎样呢？”

这两位神仙教母的回答却大不相同。

“你可以自由地追求美。”文艺复兴答道。

“你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宗教改革正言相告。

“你可以自由地追寻过去的印记，那时的世界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王国。你可以自由地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心中曾经拥有的理想，你可以自由地把宇宙变成你永恒的实验室，这样你就可以洞悉她的一切秘密。”文艺复兴这样向他承诺道。

“你可以自由地研究上帝的词句，如此一来，你的灵魂可以得到拯救，你的罪孽也会得到宽恕。”这是宗教改革的忠告。

说完这些话，她们便转身离去了，只留下可怜的约翰·多。现在他有了一份新的自由，但是新的自由却比过去的束缚更令人难受万分。

很难说幸或者不幸，文艺复兴很快便与既定的秩序和平共处了。菲迪亚斯和霍拉斯的后继者们发现：对官方规定的上帝真心信仰与表面上遵守教会的规定，完全是不同的两件事。只要你记住把赫拉克利斯神说成是施洗者约翰，把天后赫拉称为是圣母马利亚，就可以放心地绘制你的异教图画，创作你的异教十四行诗，不必担心遭遇什么惩罚。

他们就像那些到印度去的旅游者，遵守着那些在他们看来毫无道理的法律，这样他们便可以获准进入庙堂，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地游逛，而不会有什么惊扰。

但是在路德的忠实追随者的眼中，最细枝末节的东西也会成为无比重大的事情。《申命记》(1)中一个弄错的逗号，恐怕就得流放他乡；要是弄错了《启示录》中的一个句点，那就要被立刻处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愉快妥协简直就是一种懦夫的胆小怕事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了，从此再没有碰过头。

从此以后，宗教改革单枪匹马地应对整个世界。他披挂着正义的铠甲，随时准备捍卫自己最神圣的东西。

开始，反叛的大军中几乎全都由日耳曼人组成。他们英勇无畏地战斗、受难。但是北方民族之间的互相嫉恨成了他们的致命伤和祸根，很快便削弱了他们的努力，于是他们只得接受停战。导致最终胜利的战略是由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人物提出来的。路德退在一旁，给加尔文让了路。

早就该如此了。

就在那所伊拉斯谟度过了许多不愉快时光的巴黎大学里，有一个蓄着黑胡须、腿有点瘸（被高卢人炮弹击伤的结果）的西班牙青年(2)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率领一支天主教新军，扫清世上所有的异教徒。

只有狂热者才能战胜狂热者。

只有像加尔文这样坚定不移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的计划。

我很高兴自己不必生活在16世纪的日内瓦，可是我也深深感激，16世纪有一个日内瓦存在。

如果当年没有日内瓦，20世纪的世界将会糟糕得多，像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身陷囹圄。

这场辉煌战斗的英雄是大名鼎鼎的约翰·加尔文，比路德略小几岁。他的出生日期是公元1509年7月10日，出生地是法国北部城市诺杨。他出身于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为教会低级官员，母亲为酒馆老板之女。父母生养了5男2女。加尔文少年接受教育时的特点是聪慧、简朴、做事井井有条，不吝啬，细致入微，讲求效率。

罗耀拉

加尔文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儿子，本来计划去当教士。他的父亲有一些有影响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一个好点的教区。还不满13岁，他就在家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有了个小小的职务，有一笔数目不大但很稳定的收入。他就靠这笔钱在巴黎一所好学校读书。他是个出众的男孩，每个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留意那个小伙子，太有出息了！”

16世纪的法兰西教育体制完全能够培养好这样的孩子，充分发挥他多方面的聪明才智。19岁时，加尔文已经被获准讲道，他后来成为一个称职的副主教，似乎是已经注定的事情。

但是，加尔文家中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在教会的升迁又过于缓慢，而学法律机遇则多一些。况且，当时正是宗教大动乱时期，前途难料。一位名叫皮埃尔·奥里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翻译成法文，当时加尔文正好在巴黎，经常跟这位远亲在一起。一家之中有两个异端是不可相处的，于是加尔文背起行囊来到了奥尔良，拜在一位老律师的门下，学习诉讼、辩论和起草辩护状的业务。

在这里，也发生了和巴黎一样的事情。一年还没有结束，这名学生就成了老师，辅导那些不太用功的同学学习法学概论。很快他就掌握了所有应会的东西，准备好开业了。他的父亲热切希望着，有朝一日儿子可以与那些著名的大律师分庭抗礼，能够仅仅凭借着一条主意就拿到100元金币，远处的贡比恩(3)国王召见时还可以坐着四轮马车到前往。

但是这些梦想未能成为现实，加尔文根本没有从事律师工作。

他回到了最初的爱好。他卖掉了法律文摘和法令全书，专心投入了收集神学著作的工作，郑重其事地开始了使他成为2000年来最重要历史人物之一的历程。

不过，他钻研罗马法典的那些岁月，为他日后的活动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他决不会凭感情研究问题了；他体察万物，而且感受深刻。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的信件吧，这些追随者落入天主教徒之手，并且被判处用文火慢慢烧死。在无助的痛苦之中，他们把这些信件视为人世间最精美的东西。信中表现出对人类心理细致入微的理解，堪称优雅的传世之作。这些可怜的受难者一直到死都在心中默念着一个人的姓名，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将他们引入危难。

不，加尔文并不像他的敌人说的那样，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对他而言，生活就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而且他竭尽全力地以真诚对待自己和上帝。对于任何一件事，他都必须先将其归结到一些基本的信仰原则和教义，然后才敢把它放在人类情感的试金石上去检验。

教皇庇护四世听到他的死讯时说道：“这个异端的力量在于，他视金钱如粪土。”如果这位教皇是在称赞他的敌人丝毫不顾一己私利，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从生到死始终是个穷人，而且拒绝接受最后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无法使他像从前那样挣到那笔钱了”。

但是他的力量表现在别的方面。

他只有一个念头，他终生都围绕着一个压倒一切的冲动：寻找《圣经》中所揭示的真正的上帝。当他终于得到一个似乎能够压倒一切反对与争辩的结论时，便把它纳入自己的生活准则。从那以后，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从不计较自己决定的后果，于是他成为了一个不可战胜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多年以后才彰显出来，在转变信仰的前10年，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全部精力解决谋生这个十分平庸的问题上。

“新学”在巴黎大学的短暂胜利，希腊语词尾的变化，希伯来语动词的不规则变化，都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反响。但是当作为学界名流的校长也受到了这种新日耳曼教义的毒害时，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将那些（套用现代医学术语）“思想携带者”从校园中清除出去。据说，加尔文曾把他的几次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演讲稿交给了校长，于是他的名字被排在嫌疑犯名单之首。他的房间受到搜查，论文被没收，逮捕令也已经向他发出。

他听到消息，藏匿在一位朋友的家中。

小小学院里的风浪自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但是在罗马教会里任职已经不可能了。

作出明确选择的时候到了。

公元1534年，加尔文与旧信仰决裂了。几乎就在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一伙同学正在庄严宣誓，不久之后这种宣誓被写进了耶稣会的纲领。

从那以后，他们俩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先向东而去，但是一想到第一次进攻圣地的不幸遭遇，便收住了脚步，转身去了罗马，开始做那些令他声名远扬（也许该用臭名昭著之类的什么词）的事情。

加尔文则不同。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一路漫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可以将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读书、沉思，心平气和地陈述他的思想。

他正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间爆发了战争，他只得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认识了法雷尔。法雷尔曾是法兰西宗教改革中迎接风暴的海燕，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监狱中逃出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这个人张开双臂欢迎加尔文，并告诉加尔文在小小的瑞士公国里也可以成就辉煌事业，请求他留下。加尔文考虑了一段时间，随后就留了下来。

就这样，一场战争决定了新的天国要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这真是个奇妙的世界。

哥伦布出发去寻找印度，结果却偶然撞上了新大陆。

而加尔文本想寻找一个安静之所，在潜心读书和圣洁沉思中度过余生，却走进一座三等的瑞士小城，将它变成了一个精神之都。不久之后，人们便把大部分天主教领域变成了庞大的新教帝国。

既然历史能满足多种目的，为什么大家还要读小说呢？

我不知道加尔文家的《圣经》有没有保存下来。如果它如今还在的话，《旧约·但以理书》第6章的那一页一定磨损得非常厉害。这位法国宗教改革家是一个谦逊的人，但时时要从那位忠心耿耿的上帝仆人的故事中寻找安慰。那人曾被抛入有饿狮盘踞的深沟，可是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不致不明不白地过早惨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一个令人起敬的小城，城中住着些令人尊敬的瑞士裁缝。他们一本正经地对待生活，但是还比不上这位新的宗教领袖，他像圣彼得一样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传教讲道。

何况，还有一个叫做萨沃伊公爵的尼布甲尼撒呢。就是在与萨沃伊家族无休止的争吵中，恺撒的后裔才决定与瑞士其他州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事业，参加了宗教改革运动。因此，日内瓦和威登堡的结盟就像一场各有好处的婚姻，与其说是因为两情相悦，倒不如说是基于共同的利益。

但是还没等“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传开，日内瓦湖畔就聚集了不下50个千奇百怪教派的狂热信徒，以极其旺盛的精力开始宣讲起凡人前所未闻的最怪异的教义。

加尔文从心底里憎恶这些业余的预言家。在仔细思索这些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之后，他充分意识到，这些人充满热情，但是误入歧途。待休息了几个月之后，加尔文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尽可能简明地制定了他希望自己的教民能够掌握的真与伪的界限，这样任何人都不能再挪用那个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规定呀！”他和他的朋友法雷尔亲自把10人分成一组，检查了全部的日内瓦人，只有那些宣誓效忠这部奇怪的宗教法典的人，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权。

紧接着，他又为年轻一代编写了一部令人生畏的教义问答手册。

然后，他使城市议会通过法律，将所有仍然坚持错误观点的人驱逐出城。

在为下一步的行动扫清道路之后，按照《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的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路线，他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国家。像其他很多伟大改革家一样，加尔文不像现代基督徒，倒更像古代的犹太人，嘴上说着忠于耶稣基督，心里却向往着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承受巨大感情压力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在仇恨和斗争的问题上，谦卑的拿撒勒木匠观点非常清晰明确，而这些观点与2000年来国家与个人为达到自己目的而采用的暴力手段之间，根本找不到什么相似点。

所以，一旦爆发了战争，在一切相关人的默许之下，我们都会暂时合上《福音书》，高高兴兴地滚进血泪与炮声之中，沉浸在《旧约》“以眼还眼”的哲学之中。

新暴政

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没有人祈求宽恕，也很少有人得到宽恕。加尔文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军营，所有人类自由的表现都逐渐被压制了。这一点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当然，这样做并非没有遭到过极力反对。公元1538年，社会上倾向自由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对加尔文形成了威胁，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是到公元1541年，加尔文的支持者们重新掌握了政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士们朗诵赞美诗的声音中，加尔文行政长官又回到了日内瓦河畔的大本营。从那时起，他成了未曾加冕的日内瓦国王。在接下来的23年之中，他一直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就是自以西结和埃兹拉时代之后，世人从未见过的那种政府。

依照《简明牛津英语辞典》中的解释，“纪律”这个词的意思是：“使受控制；通过训练使服从命令。”它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加尔文梦想的政教合一体制的精神。

路德具有大多数日耳曼人的气质，是一个感伤主义者，所以在他看来，上帝的话本身就足以给人指出通向永恒生命的道路。

这过于含混，也不能满足法国宗教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语也许是灯塔上的希望之光，但是道路漫长而黑暗，并且有很多诱惑会让人忘记自己真正的目的地。

然而，新教的教长却不会迷失方向，他是与众不同的人。他知道所有的陷阱，也不会腐化堕落。万一偶尔偏离正道，在教士每周一次的例会上，那些备受尊崇的绅士们都要参加相互批评，就会很快地将他拉回正道，并能够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因此，他是所有真心期望得到拯救的人的理想形象。

凡是登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向导有时候会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哪一堆岩石有可能伤人，哪一块雪地隐藏着危险。所以不论走到哪里，对于他所带领的一队人马，他都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对于胆敢不听命令的愚蠢之人，则施以劈头盖脸的训斥与责骂。

在加尔文的理想国中，教长们有着与此相似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在地，请求帮助的人，他们很乐于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假如有人任性地偏离正道，离开群体，那只援助之手就会收回来攥成拳头，迅猛可怕地挥出惩罚的一击。

在很多其他宗教组织中，教士们也很乐意行使这种权力。但是，行政当局由于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一般不会允许教士与法庭和刽子手争夺权力。加尔文知道这一点，于是就在自己的辖区内，创建了一种实际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教会纪律。

自世界大战以来，历史上有很多有意思的误解，还流传甚广，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法国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与他们的条顿邻居形成对照），他们痛恨一切管辖。

其实，在几百年中，法国人一直处于官僚体制的统治之下，这个政权比战前的普鲁士政府还要错综复杂、缺乏效率。官员们还抽着一种劣质的香烟，不遵守上班时间，也不在乎衣领是否一尘不染，并且爱管闲事，招人反感，像东边那个共和国(4)的官员那样。奇怪的是公众竟然以一种温和的态度接受他们的粗鲁作风，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喜欢反叛的民族。

从喜欢集权这方面来说，加尔文是个典型的法国人。他在某些细节上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而这正是拿破仑获得成功的秘诀。但是他又不同于那位伟大的皇帝，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他只是一个严肃得可怕的人，胃口很差，而且缺乏幽默感。

他搜遍《旧约》，想要发现自己心目中的救世主。然后让日内瓦人把他对这段犹太历史的解释，当成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几乎是一夜之间，隆河上的这座快乐的城市，变成了可怜的罪人云集之地。一个由6名牧师、12位老者组成的公民宗教裁判所，夜以继日地监视着人们的私下观点。谁被怀疑有“异端邪说”倾向，就会被传讯到教会法官面前，检查他所有的教义观点，还要他解释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及以什么方式得到那些将他引入歧途的书的。如果被告有悔改之意，强制到主日学校听课就可以免刑了；如果他执迷不悟，那就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不得在日内瓦共和国的辖区内现身。

但是，缺乏正统的情感并不是与宗教裁判所产生纠葛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镇上玩一下午滚木球，如果被人适时地检举，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玩笑之语，不论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恶劣的行为，在婚礼上开玩笑则完全可能被判刑入狱。

就这样，新天国里逐渐充满了法律、布告、条例、敕令，让人寸步难行。生活变得复杂不堪，大大失去了原有的风采。

跳舞不允许；唱歌不允许；打牌不允许；赌博当然更是不允许的；生日聚会不允许；乡间集市不允许；丝绸锦缎和其他代表外在浮华的东西都不允许；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有着正派观点的人。

“禁止”的标志可以抵挡罪孽，却无法强迫人去热爱美德，美德只能来自内心的领悟。因此日内瓦建起了最好的学校和一流的大学，并鼓励一切治学活动；还建立了相当有趣的集体生活形式，吸引了人们大量的剩余精力，使普通人忘掉了他们不得不忍受的艰苦和约束。如果完全不考虑人性的因素，加尔文的体制就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在近300年的历史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内容应该在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发展的书中讲述。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到底做了些什么。得到的结论是：新教的罗马一点儿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好。

我在前几页已经列举了当时一些减轻罪罚的情况，在那个发生了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5)以及许多荷兰城市被夷为平地的野蛮行径的世界里，有什么理由让其中的一方（这里指弱的一方）展现宽容的美德呢？那意味着坐以待毙！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开脱加尔文协助、教唆法庭杀害格鲁特和塞尔维特罪责的理由。

在格鲁特的那桩案子里，加尔文还可以找到借口说，格鲁特有很大的煽动市民骚乱的嫌疑，而且他属于一个试图推翻加尔文派的政党。但是塞尔维特，则根本不可能对日内瓦的社会安全构成什么威胁。

按照现代护照的规则，他只是一个“过境者”，只要再过上24小时，他就要离境了。但是他误了船，结果便送了命。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米格尔·塞尔维特是西班牙人，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证人（在当时的欧洲这是个具有一半法律地位的职务，并非那种使用盖章机证明你的签字便要索求银两的年轻人）。米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他被送到法国南部一个名为图卢兹的城市，因为在那个幸福的年代，所有课程都是用拉丁语讲授的，学业是国际化的，只要你掌握了5个词尾变化和几十个不规则动词，智慧的世界就向你敞开了大门。

在这所法国大学里，塞尔维特结识了一个名叫胡安·德·昆塔纳的人，昆塔纳不久之后成了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神父。

在中世纪，皇帝加冕礼很像现代的国际展览会。公元1530年查理在博洛尼亚加冕时，昆塔纳把米格尔带去以秘书的身份出席。这个聪明的西班牙青年在那里大开眼界。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有着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此后，他涉猎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医生。在钻研神学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并把它写进了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的第15章。审查他的著作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他作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这表明16世纪神学思想的狭隘性。

如果塞尔维特坚持他的医学研究该有多好，那样他就可以活到高龄，平静地离开人世。

但他就是没能避开当时讨论的那些热点话题。他找到里昂的印刷商，开始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看法。

现在，一个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劝说一所学院把三一学院的名称换成一种流行的烟草品牌，而且会平安无事。媒体界也会说：“丁古斯先生慷慨解囊真是太好了！”公众随之高声叫喊：“阿门！”

今天谁被判定“亵渎神明”，一定会让人感到震惊，在这样的时代描绘那时的情景，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对“三位一体”论说了不敬的话，整个社会都会陷入恐慌。可是如果我们不用心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就不可能理解16世纪前半期，塞尔维特给全体善良的基督徒带来的巨大恐惧。

然而他根本不是什么激进分子。

他只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自由主义者。

他反对天主教和新教都认同的旧三位一体论，他如此执著地相信（有人都想说他有点幼稚了）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就给加尔文写信（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建议允许他到日内瓦去作一次私人交谈，把整个问题彻底讨论一下。

他没有接到邀请。

事实上，塞尔维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的大法官已经插手此事，把他投入了监狱。这位宗教法官（好奇的读者会在拉伯雷的著作中发现对此人的描述。拉伯雷用多利卜影射这名法官，多利卜是个双关语，法官本名奥利）已经对塞尔维特亵渎神明的言谈举止有所耳闻，因为有人在加尔文的授意下，将一封信秘密地送到了他手里。

这件案子很快又加重了，因为找到了塞尔维特好几篇手稿，这也是加尔文暗中提供的。看起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把这个可怜的家伙绞死，只要他死就行了。但是宗教法庭的官员们有点玩忽职守，塞尔维特得以逃脱。

起初，他看起来是想去西班牙边境，但是对于一个知名的人物而言，横穿法国南部的漫长旅程过于危险。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然后抵达地中海。

公元1553年8月，在一个星期六的黄昏时分，他来到了日内瓦。他本想找一条船到湖对岸去，但马上就是安息日了，船只都要停止航行，他被告知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天，因为不论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不参加宗教的礼拜课都是不端的行为，所以塞尔维特去了教堂。他被人认出，并遭到逮捕。没有人解释有什么理由逮捕他。塞尔维特是西班牙公民，也没有被指控触犯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是在教义方面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不敬神、亵渎神明的人，胆敢把他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信奉三位一体论的人。这样的人还想得到法律的保护，岂不是荒谬绝伦！普通罪犯或许可以这么做，一个异教徒绝不可以！他不容分说被锁进了一间又脏又潮的牢房，个人财物全被没收。两天以后他被带上法庭，要求他回答清单上列着的38个不同的问题。

审判持续了2个月零12天。

最后他被判定有罪，罪名是“持异端邪说危及基督教基础”。在关于教义的问答中，他的回答气得法官怒发冲冠。通常这种案件，特别是当被告为外国人时，通常的判罚是永远逐出日内瓦城，塞尔维特的案子是一个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兰西的法庭重新开庭审理这名逃犯的案件，宗教法庭的官员们得出了和新教同僚一样的结论。他们也判处塞尔维特死刑，并派出地方司法长官前往日内瓦，要求将罪犯引渡回法兰西。

这一要求被拒绝了。

加尔文自己也能够执行火刑。

走向刑场的路程是多么令人生畏，一路上还有一群嘴巴里不停念叨教义的教士，伴随着这个异教徒走完最后一段路。极度的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还未结束，直到围观的人群出于对受难者的怜悯向火中添了一把新柴为止。对于那些关心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些意思，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略去不谈吧。这不过是一次行刑，在那个宗教狂热放纵的时代，这次的行刑与其他行刑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塞尔维特的案例确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反映出一些可怕的东西。这时人们可以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些口口声声宣扬“拥有自己观点的权利”的新教徒，只不过是些改头换面的天主教徒，他们和自己的敌人一样心胸狭窄，对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残酷无情，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建立自己的恐怖统治罢了。

这是一项非常严肃认真的指责，绝不是一句“那好吧，你觉得该怎么样呢？”就可以打发掉的。

我们有大量关于这次审判的资料，也详细地知道外界对处死塞尔维特的反应，这些东西读来让人扼腕叹息。加尔文的确曾经出于一时的心善，建议把火刑改为砍头。塞尔维特谢过他的好意，却提出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释放他。是啊，他据理力争（而且道理全在他这一边），这个法庭对他没有司法裁判权，他只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诚挚之人，因此，他有权在与对手加尔文的公开辩论中让人听到他的观点。

但是，加尔文没能听进这些。

加尔文已经发过誓，一旦这个异教徒落到他的手里，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遵守誓言。没有他的宿敌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合作，就不能给塞尔维特定罪，但这无关紧要。如果教皇手里有可以给这个不幸的西班牙人进一步定罪的文件，他甚至可以与教皇联手。

但是还有更糟糕的事情。

塞尔维特临死的那个早晨，要求同加尔文见上一面。于是，加尔文来到关押他的敌人的地牢——这里阴暗肮脏。

到了这个时候，他至少应该大度一点儿；好一点儿的话，他应该有点同情心吧。

可他既不大度，也没有同情心。

他站在这个1小时之后就只能向上帝申诉冤情的人面前争辩着自己的道理。他口沫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就是没有一句同情、怜悯、仁慈和宽容，一句这样的话也没有。只有刻毒和仇恨：“活该，你这执迷不悟的恶棍！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些都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塞尔维特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诅咒也不会打扰那不为人知的坟墓中的他。

审判期间狂热的宗教改革家怕得发抖，唯恐放走了这个亵渎神明的恶棍；教会的中坚分子听到行刑的消息后大唱赞美诗，奔走相告：“日内瓦万岁！终于做了该做的事！”

上述人物都死了，也许最好还是把他们遗忘。

让我们只记住一件事。

宽容就像自由一样。

只依靠祈求，没有谁能够得到它，只有永远保持关注和警觉，才能保住宽容。

为了子孙中新的塞尔维特，我们应该好好记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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