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可怕人物。

我们有“赤党”。

父辈有社会主义者。

祖辈有莫利社(1)。

曾祖辈有雅各宾派。

300年前祖先的境况不比现在好。

他们有再洗礼教徒。

16世纪最流行的《世界史纲》是一本“世界之书”或编年表，作者塞巴斯蒂安是个肥皂匠，禁酒主义者，住在乌尔姆城。这本书是在公元1534年出版的。

塞巴斯蒂安了解再洗礼教徒。他和一个再洗礼教徒家庭的女儿结了婚。因为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思想者，所以并没有接受再洗礼教的信仰。但是关于他们，他写道：“他们只教授爱、信仰和十字架上受死，在任何苦难里都能表现出耐心和谦卑，彼此真诚相助，以兄弟相称，还认为大家可以分享一切。”

被处死的再洗礼教徒

说来的确奇怪，被人发自内心地夸赞的这群人，居然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像野兽一样遭到追捕，而血腥年代中最残忍的处罚也加在他们身上。

其中一定有原因，要理解它，必须记住宗教改革中的某些事实。

宗教改革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宗教改革给世界带来了两个而不是一个监狱，编出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用来取代某一个一贯正确的人，并且建立起（不如说是试图建立）由黑袍教士代替白袍教士的统治。

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和牺牲，只获得这样不足挂齿的成果，这的确使千百万人心灰意冷。他们本来盼望尔后能有1000年的社会和宗教安定，根本没有准备对付迫害和经济奴役。

改革者本来准备大胆地试一试，却发生了一些事。他们掉进了码头和船的空隙里，不得不奋力挣扎，尽量露出水面。

他们的处境很尴尬：他们已经离开旧教会，良知又不允许他们加入新信仰。在官方眼里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他们认定自己是上帝钟爱的子女。因而他们有责任继续活下去。既然继续活着和呼吸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便想把恶毒的世界从自身的愚昧中解救出来。

最后他们活下来了，不过请不要过问是怎样活下来的。

他们既然被剥夺了旧的社会关系，就不得不结成一个新组织，寻找到新的领袖。

但神经正常的人怎么会去接管这群可怜的疯子呢？

最终，有预见的鞋匠以及充满幻觉和歇斯底里的助产士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他们乞求、祷告、胡言乱语，开会用的小黑屋的椽木都在虔诚信徒的欢呼声中颤抖，直到村里的法警不得不来察看这不体面的骚扰时才罢休。

接着，好几个男女被捕入狱，村镇议员们开始着手进行所谓的“调查”。

这些人既不去天主教堂，也不在新教教会礼拜。因此要请他们说明自己是什么人、信仰什么教。

说句公道话，那些可怜的议员们的处境委实困难，因为囚犯是所有异教徒中最不幸的，对宗教信仰一丝不苟。许多最受敬重的改革者都非常世故，只要能过上舒适而体面的日子，会心甘情愿地作出一些小妥协的。

但真正的再洗礼教徒却是另一种人，他们讨厌所有不彻底的举措。耶稣曾教导过追随者，遭敌人打耳光时，要把另外半边脸也转过来让对方打，还说，持剑者必死于剑下。对再洗礼教徒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命令，不许使用暴力。他们慢条斯理不断地小声嘀咕什么环境会使情况改变，他们当然反对战争，但这场战争不同以往，扔几颗炸弹，偶尔使用一下地雷，只此一次，上帝是不会介意的。

神旨毕竟是神旨，仅此而已。

他们拒绝应征入伍，拒绝扛枪。当他们因为主张和平主义而被捕时（他们的敌人正是这样称呼这种实用基督徒的），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还背诵《马太福音》第26章第52节，直到以死亡终结他们的苦难。

但是反对好战主义只是他们怪异行径中的一小部分。耶稣曾教导说，上帝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是大相径庭的实体，彼此不能也不应该调和。很好，这些话说得一清二楚。据此，所有的好的再洗礼教徒都小心地避开参与国家事务，拒绝担任公职，把别人浪费在政治上的时间用来研究《圣经》。

耶稣还告诫他的门徒不要丧失体面进行无谓的争吵，再洗礼教徒便宁可丧失财产所有权，也不向法庭提出异议。还有其他几点使这些怪人与世隔绝，但是这几个怪僻行为的例子却引起过着享受生活的肥胖邻人的怀疑和厌恶，这些邻人总是把“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宽舒教旨与虔诚混为一谈。

即使如此，如果再洗礼教徒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朋友加害，也可以像洗礼徒及其他许多观点不同的人一样，找到和官方调解的方法。

真正优秀以及平和的再洗礼教徒也有不利的口实。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被怀疑有许多奇怪的罪责，而且有根有据。首先，他们是长期研读《圣经》的人士。这当然不是罪责，但让我把话说完。再洗礼教徒研读《圣经》时不带任何偏见，但谁要是对《天启录》发自内心的喜欢，那可是很危险的。

直到15世纪，这本怪书仍然因为涉嫌“伪书”而遭抵制，但是对于生活在激情澎湃时代的人来说，这本书很受欢迎。流放中的帕特莫斯说的语言，这些被猎捕的可怜虫完全可以理解。当虚弱的怒火驱使他浸入现代巴比伦的歇斯底里的预言时，所有再洗礼教徒就齐声高呼“阿门”，祈祷着新天国和新天地快些到来。

软弱的头脑屈从于高度狂热的压力，这种情况绝不是第一次。对再洗礼教徒的每一次迫害几乎都伴随着宗教疯狂的爆发。男人女人赤身裸体地冲上大街，奔跑地宣布世界的末日，竭力想在怪诞的牺牲中平息上帝的怒火。老巫婆闯入其他教派正在举行的敬神仪式，打断会议，刺耳地叫喊着“魔鬼就要来了”之类的妄语。

当然，这种苦恼（轻微程度上的）总是和我们形影不离。读一读日报，你会看到在俄亥俄州、衣阿华州或佛罗里达州的某个偏僻小村里，有一个女人用切肉刀把丈夫大卸八块，因为天使的声音“让她这么做”；或是头脑清醒的父亲预见到七支号角的声音，便杀死了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样的案件都是比较罕见的例外。他们都能够被当地警察轻易地处理，也不会给国家的生活和公众安全带来什么大的影响。

但是公元1534年在美丽的小城蒙斯特发生的事却非同往常，严格按照再洗礼教徒的理论讲，新天国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宣布建立了。

所有北欧人一想起那恐怖的冬春就浑身颤抖。

这件事中的恶根是个长相甚好的裁缝，叫简·比克斯宗。史书上称他是莱顿的约翰，因为约翰是那个勤奋小城的本地居民。他在缓缓流淌的古老的莱茵河畔度过了孩提时代。他像当年所有的学徒一样，四处漫游以便学习他那行当的诀窍。

他读和写的本事只够偶尔露上一手，他实际上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许多人明白自己社会地位的卑贱和知识的贫乏，有一股自卑感，但他没有。他是个漂亮的年轻小伙子，天生的厚脸皮，又非常虚荣。

他离开英国和德国很多年之后，又回到了故乡，做起长袍和礼服的生意。与此同时，他还从事宗教活动，开始了不寻常的生涯，成为托马斯·芒泽尔的信徒。

这个芒泽尔以做面包为业，是个知名人物。公元1521年，有3个再洗礼教徒预言家突然出现在维腾贝格，要向路德指出真正的拯救之路，芒泽尔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本意虽然是好的，却没有受到赏识，还被赶出了新教徒的城堡，并被命令永远不许在撒克森尼公爵的管辖范围内出现。

到了公元1534年，再洗礼教徒已经历了许多挫折，于是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把一切押在一次大胆的大规模行动上。

他们选中威斯特法伦的蒙斯特作为最后的实验点，这丝毫不使人惊讶。该城的公爵主教弗朗兹·范·沃尔德克是个鲁莽的醉鬼，长年和多个女人公开同居，从16岁起就因为生活的下流堕落而得罪了所有的正人君子。当这座城市兴起新教时他让步了。但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骗子，他的和平条约并没有使新教徒得到安全感，而没有安全的生活是非常不舒服的。于是蒙斯特的居民都憋足了劲，等着下一次选举。这就带来了惊人之事，城市政权落入了再洗礼教徒之手，主席是个名叫伯纳德·尼普多林克的人，他白天是布商，晚上是预言家。

那个主教看了一眼新长官，便逃走了。

这时，那位莱顿的约翰出场了。他来到蒙斯特的身份是简·马希兹的圣徒。马希兹本是哈莱姆的一个面包师，后来自己创建了一个教派，并被视为圣人。约翰听说正义事业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出击，便留下来庆祝胜利，并清除原主教在教区里的影响。再洗礼教徒为了斩草除根，把教堂变成采石场，没收了为无家可归的人建造的女修道院，当众焚烧了除去《圣经》外的所有书籍。更有甚者，他们把所有拒绝按照再洗礼教徒的仪式进行再洗礼的人赶到主教营地，不是砍头就是溺水处死，理由是，他们都是异教主徒，他们死了对社会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

这还只是序幕。

这出戏本身的恐怖程度有增无减。

信仰几十种新教旨的上层教士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个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儿遇到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对虔诚、正直、向上的市民有号召力，但一遇到政治和权术，就像孩子一样无助了。

蒙斯特被占领了5个月，在这期间，所有社会和精神复活的计划、制度和议程都尝试了一遍，每一个羽毛初成的预言家都在议会上有了露脸的机会。

不过一个充满逃犯、瘟疫和饥饿的小城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实验的场所。不同宗派之间的分歧和争吵削弱了军队首领的全部努力。在这危急关头，裁缝约翰挺身而出。

他短暂的荣耀时刻到来了。

在满是饥饿人们和受难儿童的城区中，一切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约翰照搬他在《旧约》里读到的旧神学政府的形式，开始建立他的统治王国。蒙斯特的自由民被分为12个以色列的部落，约翰自己被选为国王。他本来已经和预言家尼普多林克的女儿结了婚，现在他又娶了一个寡妇——他从前的老师约翰·马希兹的妻子。后来他想起了所罗门王，就又加了两三个妃子。从此一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开场了。

约翰一天到晚地坐在商业区的大卫宝座上，人们站在宝座周围，聆听宫廷牧师宣读最新的命令。多种命令来得又快又猛，因为城市的命运日趋恶化，人们迫不及待地需要它。

然而，约翰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完全相信一纸命令的无上权威。

百姓们抱怨忍饥挨饿，约翰便许诺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王陛下签署了一道圣旨，命令城中的财产在富人和穷人中平均分配。铲除街道做菜园，全部的餐馆由大家共享。

到此还算顺利。但有人说，富人藏起了一部分财产。约翰让臣民不要担心。第二道圣旨宣布，凡是违反国家任何一项法令者就立即砍头。请注意，这样的警告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恐吓之词，因为这个裁缝皇帝手里总是挥舞着剑和剪刀，经常亲自动手行刑。

后来，进入到了幻觉时期，人们都陷入形形色色的宗教狂热之中，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不分昼夜地挤在商业区，等待着天使吹起那报喜的号角。

接下来是恐怖时期，这位预言家凭着嗜血成性累积起来的勇气，割断了他的一个王后的喉咙。

下面便是报应的可怕日子，两个绝望的市民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预言家被锁在铁笼里，在威斯特法伦的各个乡间集市上示众，最后被折磨而死。

这是一个怪诞的尾声，但对众多敬畏上帝的朴素灵魂却具有可怕的后果。

从那时起，所有的再洗礼教徒都成了被通缉的对象。逃过蒙斯特大屠杀的那些首领也像野兔一样地被猎捕，一经现身，就地处决。在每一个神坛上，教长和牧师们都谴责再洗礼教徒，恶毒地诅咒他们的叛逆，说再洗礼教徒妄想推翻现有的秩序，还不如狼和狗值得同情。

对异端的围剿很少能如此成功。再洗礼教徒作为一个教派荡然无存了。但是有一件怪事，该教派的许多观念存活了下来。这些观念被其他教派汲取，融入了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哲学体系，成为令人起敬的理念，如今仍然是每个人精神和智慧遗产的一部分。

这件事叙述起来倒是很简单，但解释它实际上是怎么产生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再洗礼教徒几乎无一例外地属于这样的阶层——把墨水瓶都看成不必要的奢侈品的阶层。

过去，撰写再洗礼教徒历史的人都把这个教派视为恶毒的宗教激进派。只有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才开始理解，在把基督精神推向更理性、更宽容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贫贱的农夫和工匠的思想起到了多么伟大的作用。

但是，思想犹如闪电，谁也说不准下一个霹雳会落在哪里。当狂风暴雨在锡耶纳上空迸裂而下的时候，蒙斯特的避雷针又有什么用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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