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时代里，我们常听人们说起新闻广告人员的恶毒努力，许多善良的人们都批评“宣传”是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既新奇又刻毒的方法，为的是使人们注意某个人或某件事。不过这种斥责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一般认为“宣传”是近代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待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这与当前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

《旧约》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预言家们，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界的术语来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连续长篇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是体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现在连百老汇都拒绝刊登的花样翻新、粗俗卑劣的宣传。

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都完全懂得精心布置的宣传的巨大价值。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他们不能像红菊花那样，只要谦卑地生长在路边就会感到幸福。他们十分认真。他们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他们期望取得成功，倘若不吸引一大群追随者，又怎么行呢？

肯皮斯的一个叫托马斯的人，在一个修道院安静的角落里生活了整整80年，这种漫长的自我流放，如果及时做广告（事实上就是如此），变成一个突出的卖点，就会产生深远的道德影响，就会使人们好奇地想去阅读那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的结晶的小书。但是阿西斯的弗朗西斯或罗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确实有成效，那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运用现在时常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法。

基督教精神特别强调谦虚，并赞美那些有谦卑精神的人。但是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之所以能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却是因为当时在宣扬时运用了特定的方法。

难怪那些被谴责为基督教死敌的男男女女们，在抗争西方世界精神专制的枷锁时，从《圣经》上撕下一页，并采用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宣传方法。

我提供这些微不足道的解释，是因为善于作大量宣传的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有时不择手段地利用公众思想上的空虚，因而经常遭到抨击。也许他的手法并不总是那么高尚，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许不这么看。

进一步来说，就像检验布丁要通过品尝一样，对像伏尔泰这样的人的成功或失败，也应该根据他到底为他的同胞们作了些什么贡献来确定，而不是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壁纸。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我没有王权又有何妨呢？我有一支笔嘛。”他说得一点儿没错。他有一支笔，而且有许多支笔。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使用的鹅毛笔比20多个一般作家用的还要多。他属于文学巨匠那类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独自一个人挥笔，写出和作家协会所有的作家总数一样多的文章。他在肮脏的乡下小店里伏案疾书。他在冰冷孤独的乡下客房里创作出了难以计数的六韵步诗歌。在格林尼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上，撒满了他的稿纸。他把墨水飞溅到普鲁士王室行宫的地毯上，还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当他还在玩滚铁环和做弹球游戏时，尼农·德·兰克罗曾送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零花钱，让他“买一些书”。80年后在同一个巴黎，我们听见他说要买一叠大纸和无数的咖啡，以便在无法逃脱的黑暗和死亡来到之前再完成一部书。

伏尔泰在法国的学校读书

关于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都无需在本书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评论。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写得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既不可靠又乏味得很，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并不比我们在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水平高。

但他是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敌人，由于他的勇敢、坚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公元1914年爆发那次世界大战之前。

伏尔泰生活的年代是个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的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积极但又过激的青年男女，他们想建造一个太平盛世，但完全没有实际基础，只不过是良好的愿望罢了。他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面色苍白，诙谐的命运把他抛进了鲨鱼和蝌蚪的大旋涡里，要么溺水而死，要么游出来。他愿意游出来冲到岸上。他同逆境作斗争，采用的方法常常令人怀疑。他乞求、谄媚、充当小丑的角色。但这是在他没有版税和成为文学巨匠之前的所作所为。让这个从来也不为混饭吃而粗制滥造作品的作者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这并不是说，伏尔泰为了几块多余的砖块而发愁。在他漫长而忙碌的一生中，他献身于与愚蠢的斗争，经历了数不胜数的挫败，因此不在乎被当众挨人揍或是被别人扔来的香蕉皮击中这类小事。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充满了希望的乐观主义者。如果他今天在陛下的监狱里消磨了时光，说不定明天就会在驱逐他的同一个宫廷里得到一个显贵的职位。如果说他的一生都被迫去听那些气冲冲的乡村牧师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有谁知道在塞满了旧日情书的橱柜的某个地方，说不定扔着教皇颁给他的一枚漂亮勋章，以证明他既能遭到教会的斥责，也能受到教会的赞许。

这一切是不足为奇的。

他尽情地领略生活的快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光怪陆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伏尔泰在出身上属于中产阶级。他的父亲——由于没有一个更得体的称呼——可以称为开私立信托公司的那类人。这位父亲给许多富豪贵族的心腹打杂，料理他们的法律和财务利益，因此年轻的亚鲁艾（因为这是他家的姓氏）习惯于接触比自己的家庭境遇稍为好点的阶层，这在后来的生活中给予了他压倒大多数文学对手的优势。他的母亲是一个叫德·奥玛尔德小姐的人。她原本是个穷姑娘，没给丈夫带来一分钱的嫁妆。但是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所有法国中产阶级（和一般欧洲人，乃至个别的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她丈夫觉得获得这样的奖赏是相当幸运了。做儿子的也沉浸在被封为贵族的祖辈给他带来的荣耀里，他一开始写作就把带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德·亚鲁艾改为更具有贵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但是他如何更改、在什么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还是一个大大的谜团。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伏尔泰对姐姐非常敬爱，她在母亲去世后一直照料他。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虔诚教士，非常热情和正直，却搅得伏尔泰心烦意乱，这也是伏尔泰尽量不在父亲家中多住的一个原因。

他的父亲可不是傻瓜，很快就发现小儿子长大后定会标新立异，为此他把小儿子送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和斯巴达式的严于律己的人。虔诚的神父们尽最大的努力培养他，给这个下肢细长的学生进行已经消亡的拉丁文和正在使用的希腊语的扎扎实实的基础训练。但是他们发现不可能根除这孩子的某种“古怪”才能，这从一开始就使他与其他的学生有所不同。

伏尔泰去英国读书

在伏尔泰十六七岁的时候，教士们都很乐意让他离开耶稣会。为了赢得父亲的欢心，年轻的伏尔泰开始学习法律。不幸的是，一个人不可能一天到晚闭目塞听地读书。晚上有很长的闲暇。为了消磨时光，伏尔泰不是为地方报纸撰写一些滑稽逗乐的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店给他亲密的朋友们朗读他的新文学作品。两个世纪以前，过这种生活一般是被认为要下地狱的。他的父亲完全清楚儿子所冒的危险，便求助于一个颇有影响的朋友，为伏尔泰在海牙的法国使馆里谋得一个秘书职位。由于没有事情好做，伏尔泰就开始和一个不特别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一个社会新闻记者，还是个刁蛮的妇人。这位妇人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党徒，就赶紧找到法国大使，请求他在整个城市还不知道这件丑闻的时候把这个危险的罗密欧调离。大使此时正在为自己的事情犯愁，当然不想再添加什么麻烦。他把自己的秘书匆匆忙忙地撵上去巴黎的下一辆公共马车。伏尔泰丢掉了工作，再次处于父亲的调遣之中。

在这种紧急的时刻，伏尔泰的父亲想了一个权宜之计，这种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国人使用。他求了人，并得到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把信放到儿子面前，让他选择——要么到强制的监狱去赋闲，要么写一份到法律学校勤学苦读的申请书。儿子说他选择后者，并保证要做认真和用功的模范。他信守诺言，投身到自由创作小册子的幸福生活，这方面的勤奋使整个镇子都议论纷纷。这当然不符合父亲的口味，于是他决定运用做父亲的权利把儿子从塞纳河的寻欢作乐的场所赶走，让他到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待上1年。

在乡下，伏尔泰每天都有24小时的闲暇时间（包括星期日在内），于是便开始非常认真地学习文学，并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12个月的新鲜空气和受益不浅的独处生活之后，他被准许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马上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来弥补损失的时光。其实对于那个可恶的老家伙，骂他什么都不过分，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伏尔泰这样替他做宣传。就这样，伏尔泰招来了第二次流放，最后还被投入了巴士底狱，不得不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但是当时的监狱，也就是说为像伏尔泰这样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年轻绅士准备的监狱，算不上是坏地方。囚犯除了不允许擅自离开房间之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任何事情。这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地处巴黎中心的孤独牢房，给了他认真做些正经事儿的机会。他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好几部剧本，上演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一出戏连续上演了45个晚上，打破了18世纪的所有纪录。

这不仅使他赚了一笔急需的钱（他非常需要钱），而且使他获得了才子的声誉，这对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奋斗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是很不幸的。因为从此以后，人们把在林荫大道上或是咖啡馆里开的能在几小时内博得人们欢迎的玩笑都归到他头上。顺便提一句，这也是他到英国学习自由政治家研究生课程的原因。

公元1725年，伏尔泰对古老而又昏庸的罗汉家族开了（或没开）几句玩笑，罗汉的骑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一定要对此有所报复。当然啦，古代统治者的后人是不可能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举行决斗的，所以，这位骑士就把复仇的事交给了他的侍从们。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一起就餐，有人告诉他外边有人要跟他谈一谈。他走到门口，就被罗汉爵士的侍从们狠打了一顿。第二天这件事在镇子里传开了。伏尔泰在打扮得最体面的时候也活像漫画上的丑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肿，头上缠满了绷带，成了好几份通俗评论的再好不过的话题。只有采取一种非常断然的措施才能挽救他的声誉，使他不至于在滑稽报纸的手里声誉扫地。肚子里的生牛排一给他鼓劲，伏尔泰先生就把他的见证人送到罗汉骑士那里，然后开始紧张地练习击剑，准备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

天啊，等到决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发现自己再次被送进监牢了。罗汉这个地地道道的无赖，把这次决战的事情通告了警察，于是这位要决斗的作家勇士就被拘留了起来，直到给了他一张去英国的船票才被释放。伏尔泰被打发向西北方向起程，并且被告知，只要国王陛下的宪兵不发邀请，他就不得返回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的城内和郊区住了整整4年。不列颠王国并不是个真正的天堂，但和法国相比，多少还有点像天国的样子。

皇家断头台给这块土地投下了一道阴影。公元1649年1月30日，是所有身居高位的人永远不会遗忘的日子。发生在死去的查理国王身上的事也会（在稍加修改的条件下）发生在任何胆敢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于国教，官方教堂理所当然要享受某种权力和优厚的待遇，但是愿意在别的地方做礼拜的人也可以平安度日。与法国相比，宗教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承认是无神论的人和某些令人讨厌的不信奉国教的人，偶尔也会到监狱里逛一逛，不过对于法王路易十五的臣民来说，英国一般的生活条件还算是完美的。

公元1729年，伏尔泰回到法国，虽然得到了允许可以居住在巴黎，但是他很少享受这种待遇。他像一只战战兢兢的动物，乐意从朋友们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总是非常警觉，稍微有一点儿危险的迹象，马上就会逃离。他努力地工作，写出了大量作品，根本不管时间和事实，自己选定题目，从利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渊博和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40岁时，他已经步入当时最为成功的文学家之列了。

另一件事使伏尔泰接触到了另外一种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开明的腓特烈国王在土里土气的院子里被一帮土包子簇拥着，大声地打着呵欠，期望可以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做伴。他非常尊崇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在公元1750年，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移居就等于迁到荒无人烟的弗吉尼亚。腓特烈一再提高给伏尔泰的款项，伏尔泰才接受了邀请。

伏尔泰来到柏林，矛盾也就开始了。普鲁士国王和这个法国剧作家都是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指望着这两个人毫无怨恨地在同一个屋檐下和平共处。经过两年的你争我斗，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就把伏尔泰赶回了他乐意称为“文明”的地方。

不过伏尔泰学到了一条有益的教训。也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真的很糟糕。但是国王陛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却是无可指摘的，这就是他比欧洲的任何一位君主更值得一提之处。

在差不多60岁的时候，伏尔泰返回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法国法庭严酷的判决，而法国的法庭正是靠这种判决来维护其秩序的，不允许有什么严厉的词句抗辩。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他的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光芒，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它，这使伏尔泰一生都很恼火。伏尔泰痛恨和厌恶各种形式的愚蠢。他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像古罗马的政治家加图一样，总是威胁要毁灭它。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广大群众的懒惰与愚蠢”。这帮人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思考。

从孩童时代，伏尔泰就感到自己是被一部巨大的机器驱赶着，这部机器似乎是通过一种完全没有生气的力量，把残酷和顽固连在了一起。摧毁或至少打翻这套玩意儿就成了他晚年难以摆脱的梦魇。而法国政府并没有亏待这个特殊的梦魇，为世界提供了一大堆法律上的丑闻，着实给了伏尔泰很大的帮助。

第一件事发生在公元1761年。

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城里，居住着一个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他是个新教徒。图卢兹向来是个虔诚的城市。这里的新教徒不许担任公职，也不许当医生、律师、书商或是助产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不得任用新教徒仆人。每年的8月23日和24日，全体居民都要用感恩和隆重的赞美盛宴来纪念杀戮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

尽管环境有种种不利，卡拉斯一辈子还是和左邻右舍和睦相处。他的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但是做父亲的对儿子仍然很好，还告诉人们，就他自己而论，他的孩子们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喜爱的宗教。

但是卡拉斯家发生了一件不可外扬的丑事，那就是关于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麦克是个不幸的人。他想成为一名律师，但这个行当是不允许新教徒参加的。他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还拒绝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精神上的斗争使他得了忧郁症，最后病魔深深地摧残了这位年轻人的头脑。他开始为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他独自长时间散步，并常常向朋友们讲述自杀的好处。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接待一个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悄然离去，偷偷溜到父亲的储藏室里，取出一根打包的绳子，在门柱上上吊死了。

几小时后，他父亲发现了他。他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鞋子上面。

全家人绝望了。那时自杀的人要脸朝下赤身裸体地被拖着穿过城里的街道，然后绑在城门外的绞架上，让鸟把尸体啄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人，不甘心发生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们站成一圈，商讨着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这时一个邻居听到了这场混乱，便通告了警方。消息迅速传开了，这条街上没过多久就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大声呼喊要求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就把他害死了。”

在小城市里，什么离奇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在18世纪法国的乡下，无聊就像一个黑色的送葬棺材，沉重地压在人们的身上，因而最荒诞不经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们能使人们如释重负地松一口气。

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高级官员完全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于是，他们立即逮捕了卡拉斯全家、客人、佣人及最近去过或接近过卡拉斯家的人。他们把犯人送到镇公所，给他们戴上镣铐，拖进专门关押重犯敌人的地牢里。第二天对他们进行了审讯。所有人讲的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怎样像平时一样精神正常地进了家门，怎样离开了房间，他们认为他是去一个人散步了，等等。

然而，这时图卢兹城的教士们也插手了这件事。在他们的帮助下，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开了：这个胡格诺派教徒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要树立真正的信念。他嗜血成性，因为儿子要回归真正的信仰，就杀死了儿子。

熟悉现代刑侦方法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官方一定要利用当天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人们都知道麦克·安东尼身强力壮。他28岁，父亲63岁。父亲不经过一场搏斗就轻而易举地把他挂到门柱上吊死，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但是没有一个镇议会议员为这微不足道的细节费神，他们忙着收拾死者的遗体，因为麦克·安东尼的自杀眼下被视为应享有殉教者的待遇，遗体在礼堂里停放了3个星期后，被穿白袍子的忏悔者们按最隆重的仪式安葬了。他们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把这个已死去的加尔文教徒当成自己组织的正式成员，把他的涂抹了防腐药料的遗体隆重地送到大教堂——这通常是为大主教或当地非常富有的人才采用的盛典。

在这3个星期中，城里每个布道坛都一再敦促图卢兹虔诚的人们提供反对吉恩·卡拉斯以及他们家的证据，最后大众报刊披露了这个案件的始末。审判在麦克自杀5个月后终于开始了。

当时一个审判官灵机一动，提出应该到这位老人的铺子里去看看他所描述的那种自杀是否可能，但他的这个提议被12票对1票否决了。卡拉斯被宣判施以酷刑，用车裂处死。

他们把卡拉斯带到刑讯室吊起来，脚离地有1米高，然后用力拉扯他的四肢，直到拉得“脱臼为止”（我是抄自官方的报道）。由于他坚持不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就又被放了下来，灌了大量的水。很快，他的身体就比“原来大了一倍”。他还是否认自己的罪行，就又被抬上死囚车送到刽子手那里，要把他的胳膊和腿都撕开。在后来的2个小时里，他绝望地躺在刑板上，地方官和教士们还继续喋喋不休地逼供他。老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继续申辩自己是无辜的。首席执行官被这种固执的“谎话”弄得愤怒不堪，便放弃了对这个无望案子的审讯，下令将他绞死。

这时，众人的愤怒已经平息了，就没有处死他家里的人。卡拉斯的遗孀被剥夺了所有财产，允许她隐居起来，在忠实的佣人陪伴下，饥肠辘辘地过活。孩子们全都被送到修道院去了，只有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杀的时候正在尼姆读书，他很明智地跑到了自治城市日内瓦。

绞刑架上的卡拉斯

这个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伏尔泰居住在费内的城堡里（城堡建得离瑞士的边界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听闻了这个案件，但一开始他没有打算深究。他向来与瑞士的加尔文教的教长们不和。他们也把矗立在他们自己城里的那个私人小戏院看成是明目张胆的挑衅，是恶魔撒旦的建筑。因此，伏尔泰在傲慢的心境下写道，这个所谓的新教殉教者并不能激起他的任何热情，因为如果说天主教不好的话，那么顽固不化，抵制他的戏剧的胡格诺教徒岂不是更坏！另外，在他看来（也就是其他许多人看来），那12个法官似乎非常受人尊敬，要说他们平白无故地把一个无辜的人判处死刑，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几天后，费内城这个来者不拒的好客圣人，招待了一个从马赛来的诚实商人。他在审判期间正好在图卢兹。他向伏尔泰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这时，伏尔泰终于明白了他们已经犯下的这种罪行的可怕之处。从那儿以后，他就开始一门心思地思索这个问题了。

世界上的勇气有很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具有罕见精神的人们。这些人孑然一身，却敢于面对整个社会的现存秩序；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宣判，而且整个社会都认为审判是合法、公正的时候，敢于为了正义而高声疾呼。

伏尔泰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敢于控告图卢兹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大风暴就会降临。他像一个职业律师那样，精心准备自己的诉讼。他会见了卡拉斯家逃跑到日内瓦的孩子。他写信给每个可能知道内情的人。他还聘请来辩护律师检查和修改他的结论，以免自己由于满腔怒火和义愤而丧失了理智。等他自己的依据有了把握，他就开始了战斗。

首先，伏尔泰推动每一个在法国有影响力的人士（他对其中大部分人都很熟悉）给国务大臣写信，请求重审卡拉斯案件。然后他开始寻找卡拉斯的遗孀，找到她以后，马上自己花钱把她带往巴黎，雇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律师照看她。这个老妇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她呆呆地祈祷，祈祷在她死前把女儿们从修道院里领出来。除此之外，她再没有任何别的企望。

然后，伏尔泰又联系上了卡拉斯那位皈依天主教的儿子，帮助他设法逃出学校，到日内瓦寻找与他会合。最后，他在一本小册子中把所有的事实公布于众。这个小册子以《关于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为题出版，由这出悲剧的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一点儿也没有涉及伏尔泰本人。

后来，在重审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伏尔泰还是谨慎地躲在幕后，但是他成功地策划了这场宣传攻势，不久卡拉斯家的诉讼就成为整个欧洲所有家庭关心的事情，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英格兰国王和俄国的女沙皇）都为帮助被告而捐款。

最终，伏尔泰取得了胜利，打赢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一仗。

当时，占据着法国王位的是声名狼藉的路易十五。所幸，他的情妇对耶稣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教堂在内）都痛恶到了极致，因此站到了伏尔泰这边。但是国王喜欢让享乐高于一切。人们对一个死了的默默无闻的新教徒如此议论不休，这让他大为恼火。当然国王只要不签署新的判决令，大臣们就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只要大臣们不轻举妄动，图卢兹法庭就会安然无事。他们自认为很强大，一方面用高压手段蔑视公众舆论，一方面想方设法阻止伏尔泰和他的律师们接近判决的原始文件。

在这艰难的9个月里，伏尔泰坚持不懈地做鼓动工作，最后在公元1765年3月，大法官要求图卢兹法庭上交全部关于卡拉斯案件的记录，准备进行新的审判。当这项决定公布于众时，吉恩·卡拉斯的遗孀和最后回到她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来到了凡尔赛。1年以后，受命调查这个上诉案件的特别法庭判决吉恩·卡拉斯是由于一项他没有犯过的罪被处死的。人们经过巨大的努力，总算说服国王赐给卡拉斯的遗孀和孩子们一小笔抚恤金。此外，处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们都被解职。这件事很委婉地向图卢兹人民暗示，类似的事情不许再发生了。

尽管法国政府对这件事可以采取委婉的态度，但是法国人民的内心深处却激起了愤怒。伏尔泰突然意识到，这并非唯一的误判案，还有许许多多像卡拉斯那样清白的人蒙受了冤枉。

公元1760年，图卢兹附近的一个新教徒乡绅在家里盛情款待了一个前来参观的加尔文教长。由于这是个耸人听闻的罪行，这位乡绅被剥夺了财产并被处罚做划船苦工。他一定是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因为13年后他居然还活着。有人把他的困境告诉了伏尔泰。伏尔泰又着手于这项工作，把这个倒霉的人从划船苦役中救出，送到瑞士；妻子儿女也在那儿靠政府的救济金度日。伏尔泰一直照料他们全家，直到政府退还了他们一部分被没收的财产，并允许他们返回荒芜的家宅为止。

下一个是绍蒙的案件。这个可怜的人是在参加新教徒的露天集会上被抓的。由于这个罪名，作为惩罚，他被遣送到船上做无期的划船苦工，但是后来经过伏尔泰的多方调停，他被释放，重返自由了。

然而，这些案件与下面发生的一案相比，不过是一桩小事。

地点还是在法国饱受灾难的朗格多克。这里在阿尔比和韦尔多异教徒消亡之后，剩下的是无知和偏见的荒野。

在靠近图卢兹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位名叫瑟文的老资格新教徒。这个人是个备受尊敬的公民，凭借着钻研中世纪的法律度日。由于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连一张普通的租约都像所得税申报单一样，需要让他这样的人来填写。所以，这是个颇能赚大钱的职务。

瑟文有3个女儿。最小的是个不会伤害人的傻子，一天到晚就是闷闷地待着。公元1764年3月，她离开了家。他的父母到处寻找，但就是踪影全无。几天之后，当地的主教告诉瑟文说，他的女儿拜访了他，表示愿意做修女，现在她在一个女修道院里。

几个世纪的迫害已经使法国这片土地上的新教徒的精神崩溃了。瑟文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每件事都会有好报，并温顺地接受了这个不可逆转的状况。但是在修道院的异常氛围里，这个可怜的孩子很快就丧失了最后一点儿理智。等她开始令人生厌时，就被送回了家。那时她的精神非常抑郁，她总是说四周有可怕的声音和魔鬼。她的父母很担心她的生命。没过多久，她再一次失踪了。过了两个星期后，人们从一口旧井中把她的尸体打捞了出来。

当时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审，大家对新教徒的任何造谣和诽谤都会信以为真。瑟文一家还记得发生在无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便决定不会让悲剧重演。他们离家出逃了。在穿过阿尔卑斯山的艰难旅途中，他的一个小孙子被冻死了，最后他们抵达了瑞士。但他们走得有点晚了。几个月之后，父母被判处犯有杀害自己亲生女儿的罪（缺席判罪），并下令将他们吊死。女儿们被判处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后终身流放。

卢梭的一个朋友把这个案件告诉了伏尔泰。伏尔泰一处理完卡拉斯的案情，就立刻转到诉讼瑟文一家的案件上。这时瑟文的妻子已经死了，剩下的任务只是为瑟文辩护了。伏尔泰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图卢兹法庭再次拒绝提供任何资料证据或移交任何文件。伏尔泰只好又一次开始宣传，向普鲁士的腓特烈、俄国的凯瑟林、波兰的波尼亚陀斯基请求捐款，以迫使法国王室关注这件事为止。最后，在伏尔泰78岁那年，也就是他不屈不挠地上诉的第8个年头，瑟文被宣判无罪，幸存的流亡者也得到了重返家园的允许。

第二个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个案子又接踵而来。

公元1765年8月，在离亚眠不远的阿布维尔村镇中，树立在路边的两个十字架不知被谁折断了。3个少年被怀疑犯了渎圣罪，所以当局下令将他们逮捕。其中一个逃到了普鲁士，剩下的两个被抓住了。这两个人中，大一点儿的名叫巴尔骑士，人们怀疑他是无神论者。人们在他的书籍堆里发现了一本《哲学辞典》，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师都汇集到了这本著名的辞典里，这一点就很令人生疑了。法官们决定调查这个年轻人的过去。他们寻找能把他和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在一起的证据。在一次宗教游行队伍路过时，他不是没有下跪、脱帽致敬嘛！

巴尔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当时他正忙着赶乘一辆公共马车，并不是有意冒犯。

于是，他遭到了法官的拷打。由于年轻，他不能像老卡拉斯那样忍受痛苦，就承认毁坏了其中的一个十字架。这样由于他“不虔诚，并故意不在圣饼前下跪，不脱帽，还唱亵渎的歌，对渎神的书也有赞许之意”，还有类似性质不尊敬的罪行，他被判处了死刑。

对他的判决非常残忍（要把他的舌头用烧得通红的烙铁撕下来，右手要被砍掉，然后被慢慢烧死，而这只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此事激起了民众的非议。即使他犯了所有写在罗列详细的起诉书上的罪行，也不能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法来杀戮一个少年！人们向国王请愿，大臣们被请求缓刑的呼声包围了。但是国家骚动不安，必须杀一儆百。于是，巴尔受了和卡拉斯同样的折磨后，被送上断头台斩首了（这种方式对他已经是特别的恩惠了）。他的尸体，连同他的《哲学辞典》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作品，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刽子手们烧毁了。

对于那些惧怕索兹尼、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不断增长的影响的人们来说，这倒是弹冠相庆的一天。它表明了，对于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来说，如果背离真理与谬误之间这条窄狭道路，追随一小伙激进的哲学家，这便是必然的结局。

伏尔泰听说此事后就接受了挑战。他行将过80岁的生日，但他还是以往昔的热情和充满怒火的正直头脑投入到这一案件中。

巴尔由于“亵渎”而被处以死刑。伏尔泰首先要找出是否有这样一条法律——人们犯了假设的罪就能够被处死。他找不到这样一条法律，接着他又咨询他的律师朋友们。他们也找不到这样的法律。人们逐渐明白了，是法官们用他们邪恶的狂热“发明”了这样一条捏造的律条，以便除掉他们的犯人。

在处决巴尔的时候，到处都是不堪入耳的传言。现在出现的这场风暴迫使法官们不得不谨慎行事，对第三个年轻罪犯的审判从来没有得出结论。至于巴尔，他一直未能雪冤。案件的复审拖拉了许多年，到伏尔泰去世的时候还没有结果。但是伏尔泰打出的这一拳已经开始奏效了。即使不是为了宽容，至少也是为了反击不宽容。

由于爱搬弄是非的老妇人的鼓动和昏聩法庭的判决而导致的种种恐怖的行径，到此结束了。

怀有宗教企图的法庭，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才能成功。对伏尔泰所采取的这种进攻方法，法庭是难以抵挡住的。

伏尔泰点亮了所有的灯，聘请了一支庞大的乐队，邀请公众来参加，把敌人逼得走投无路。

结果，敌人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