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王族从来也没有因为喜欢平民执政的政府而出名。但是这个王族的人头脑清醒，负责藏书和救济穷人的工作，在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疯狂气质侵蚀他们之前，还为宽容的事业作了一些十分有用的贡献。

在某种难度上这是实际需要的结果。德国王族继承了欧洲最贫穷的地方：那是漫无边际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居住。30年战争导致那里的居民家破人亡。他们需要人力和资金来重整家业，于是开始去寻求人才，不论他们来源于什么种族，信奉什么教义，也不管他们以前服过苦役的卑贱身份。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是个粗俗之辈，言谈举止活像个采煤工，对酒吧女招待很感兴趣。不过，他在会见外国逃亡者代表团的时候倒是能变得彬彬有礼。在处理涉及王国重要统计数字的事务时，他的座右铭是“多多益善”。他有意识地搜集所有其他国家抛弃的东西，就像是在认真网罗1.8米左右多高的掷弹兵担任自己的卫队一样。

腓特烈却很有教养，跟他父亲完全不同。虽然父亲不允许他学习拉丁文和法文，可他偏要研究这两种文字。他喜欢蒙田的散文，讨厌路德的诗歌，喜欢爱比克泰德的智慧，讨厌那些无知的天主教预言家。父亲按照《旧约》中的教义对腓特烈很严厉（为了教腓特烈学会服从，父亲命令把腓特烈的最要好的朋友在窗前斩首），但这没有使腓特烈倾向于正直的犹太理想，那时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教士都对犹太理想称赞有加。腓特烈逐渐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史前的恐惧和无知状态的复苏，信教等于陷入一种被一小撮聪明却又无耻的家伙们小心操纵的奴性状态，这些家伙知道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靠着损人利己来享乐。腓特烈不仅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且对基督本人有着更大的兴趣，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兹尼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所以至少在宗教问题上是个胸襟宽阔之人，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谋求拯救”。

腓特烈作出的这个英明论断为他沿着宽容的道路作进一步的试验奠定了基础。比如说，他宣布，只要传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过着正派和遵纪守法的生活，那么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教义都必须享有同等的权利，政府不许干涉宗教事务，只需充当警察的角色，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就够了。他由衷地相信这一点，只要求臣民顺从和忠诚，把对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留给上帝，“只有上帝才知晓人的良知”，他从不对上帝的意旨发表哪怕是小小的评论，以免使人们认为上帝需要人的帮助，也就是用暴力和残忍来推行神圣的目的。

腓特烈在思想境界方面比他所处的年代早了200多年。国王在首都的中心给天主教徒们划出一块土地，让他们修建自己的教堂。当时的人都摇头不止。耶稣会的人从大多数天主教国家被驱逐出后，他又挺身保护他们。于是，人们开始嘟囔起一些恶毒的警告。他声称，道德和宗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每个人只要交纳税金和服了役，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信奉什么宗教。这时候，人们再也不承认他是个基督徒了。

由于当时他们恰好住在普鲁士境内，批评家们不得不保持沉默。因为国王陛下精通警句，在皇家法律上稍加评论，就能给那些在某方面没能博得他欢心的人的生涯造成一些料想不到的后果。

不过，事实上，他是一个掌权30年的开明的专制君主，他第一次给欧洲带来了差不多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在欧洲的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新教徒、天主教、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论者第一次尝到了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待遇的滋味。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不能对穿绿衣服的人说三道四，穿绿衣服的人也不能对穿红衣服的人作威作福。那些回到尼西亚寻找精神安慰的人，则不得不与那些既和罗马教皇打交道又和基督教打交道的人和平友好地相处。

腓特烈对他努力的成果真感到十足的满意吗？我很怀疑。他在行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让人把他忠实的爱犬叫来。在这最重要的时刻，这些狗看来是比“所谓的人类”更好的伴侣（国王陛下是一个能力满强的报刊专栏作家）。

就这样，他与世长辞了，这是又一个误入这个错误世纪的马可·奥勒留，像他的先辈一样，给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一份绝好的遗产。